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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道统 赤诚儒魂——专访儒学高等研究院颜炳罡教授
作者:儒学高等研究院   来源:儒学高等研究院   时间:2013-12-19 09:39:50   浏览次数:871

颜炳罡,山东临沂人,1960 年生。现为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博士

生导师。主要社会兼职有尼山圣源书院执行院长、国际儒学联合会理事、国际儒学联合会学

术委员会委员、中国哲学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委员、山东孔子学会

副会长、《孔子研究》编委、韩国成均馆大学《儒教文化研究》编委等。

颜炳罡教授长期致力于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家哲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曾多次应邀赴新加坡、韩国、日本、俄罗斯、香港、澳门、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讲学、研究和出席国际学术会议。著有《当代新儒学引论》(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整合与重铸――当代大儒牟宗三先生学术思想研究》(台湾学生书局 1995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年修订版)、《儒家文化与当代社会》(合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墨学与新文化建设》(中国书店出版社1997年)、《牟宗三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年)、《慧命相续――熊十力》(山东画报出版社 1998 年、香港中华书局 1999 年)、《心归何处――儒家与基督教在近代中国》(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生命的底色》(友谊书社2005年)、《先哲教我们生活》(中国卷主编,齐鲁书社2009年)《儒墨哲学之比较研究》(2013年)、《兰陵文化通论》(2013年)、主编《兰陵文化研究丛书》(10册,2013  年)等。在《哲学研究》、《孔子研究》、《文史哲》等杂志上发表论文 110 余篇。颜炳罡教授是位富有创造性的学者,在注重理论研究的同时,他还重视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价值的发掘与应用性研究。他提出的“儒学与当代社会的双向互动”说、“中国哲学研究向自身回归的主体”说、“儒墨互补与中国文化的重建”说等等在学术界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颜炳罡教授是位儒学生活化、实践化、草根化、大众化的理论诠释者和实践者,自1996年以来,他在高校义务推广国学经典诵读活动,创《心灯》报,积极倡导儒学在民众中扎根,在生活实践中落实,在学术界和社会上都有一定的影响力。

 

采访者:吕晓钰  王硕  马晓潇

整理者:陈家婷  王硕  马晓潇

记者:颜老师您好,我们想请教您,您是怎样走进儒学这个世界的?大家都知道您是复圣公颜子的后人,您是因为从小就受到了家族的影响呢,还是您随着自己读书、思考的深入而选择儒学作为自己的主要价值观呢?

颜炳罡:这个问题非常有趣,我之前在《儒林》上写过一篇文章叫做《理智与性》,写的就是我研究儒学的过程,如果这个地方说的不太准确的话,大家可以去参阅那篇文章当中的一些说法。

其实我出生于农村,是纯正的农民家庭,我的母亲识不了几个字,都是通过扫盲运动开始识字的。我父亲年轻的时候也就是解放前跟着我们村颜姓的一个未及第秀才读过一段时间的书,但也只是启蒙而已。记得小时候我父亲常背他读过的那些书,有长毛造反,杀人八百万,大概是满清时期的旧书了。长毛造反就指的太平天国,还有《三字经》、《百家姓》等这一类的书都是他们那代人所接触的。虽然说新学在民国初期甚至晚清已经进入中国,有了新式学堂,但在落后的乡村没有新式师资,在偏远的乡下依然承续着传统的私塾教育。我们可以这样讲,直到抗日战争时期,我们的长辈们在穷乡僻壤间依然接受的是中国传统的教育。

如果问从小有没有这种家庭背景,用黄玉顺老师的话来讲就是:中国人天生就是儒家,应该说还不能说是中国人,可以进一步说,凡是人都是天生的儒家,这样说可能就更宽泛。其实儒家是什么,儒家说到底就是人情之常,人礼之常,人伦之常,它是常情常理常道,这种常情常理常道传统儒家说这是天道、人伦。到我记事的时候,也就是文革时期,批林批孔已经进入高潮;破四旧立四新;彻底砸烂一个旧世界,与过去的东西彻底决裂。所谓过去的都是传统的,传统的都是旧的,旧的都是反动的,与反动的东西彻底决裂。但这能彻底决裂吗?这是决裂不了的。这种常理常道就无法决裂,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无论怎么去批判,他们信奉的这种观念依然是传统的。

我父亲经常教育我们一句话,我们颜姓的人品性都是比较刚烈的,颜真卿也好,颜杲卿也好,他们为什么能够慷慨赴死?他们完全有活的机会,但他们不选择苟活,为什么会这样呢?这就得益于我们的复圣公颜子三十五代孙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他说:生不可不惜,也不可苟惜,人是不能苟活的,假如说人为了家庭,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为了仁义而牺牲个人的生命,这完全是应该的,如果干坏事而死于非命那是儒家不许可的,也是祖宗不许可的。小的时候,我父亲经常跟我说:“‘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偷人,宁可饿死也不能干偷盗的勾当,路上掉的任何东西都不要捡,公家的东西别管谁的东西,即使扔了、浪费了你都别拿回家里去。我觉得这都是传统的观念在我的上一辈,在普通村民身上的呈现。

我奶奶讲过一个关于我爷爷的故事。我曾祖父那一代有兄弟六个,我的曾祖父是兄弟当中最小的,我爷爷兄弟五个,我爷爷是五兄弟中最小的。乡下人叫我爷爷“颜老五”,大人见了我,就说这是“颜老五”的孙子。我爷爷非常善良,最见不得别人受苦。他能与盲人、乞丐交朋友。过去的盲人如果家里富裕就可以去学算命、音乐、唱书、评书等一系列来养活自己,但是无论你学习哪一个行当,都需要师傅来带,师傅不是无偿地教育你,而是要收取学费的。但一些盲人家里穷,并没有足够的钱来送孩习。我经常开玩笑说,研究易学的大学教授们千万不要和这些弱势群体抢饭碗,本来这些占卜、算卦等行业是用来照顾弱势群体的,是他们的一种谋生手段,眼睛好的人与残疾人争饭碗,你说是不是不太公平?当然我不是说所有正常的人就不可以玩艺术,正常的人不可以做《周易》,而是强调在传统意义上这些行业是照顾弱势群体的,是给他们以生活出路的,传统社会是这样安排的。我们乡下常说的:要饭摸不着门,眼睛好了就可以到处走,眼睛不好的话肯定摸不到门,摸不到门怎么办?那就喊大街。就有这样一个盲人可能是在要饭时吃了不洁的食物,肚子疼的满地打滚,我爷爷路过就赶快找医生给他看病,把他带回家。然后他们就成为了朋友,当时我爷爷心想着一定要帮他物色一份糊口的活,我们那地方当时有煤窑,传统社会的挖煤不像现在是机器化操作,水用机器就抽上来了,过去是要靠拉磨车。我爷爷当时是领班,他想:别的活可能他干不了,但是他有的是力气,推磨车应该没有问题,这个也不需要看得见,只需要往前就可以,这样就给这位盲人找到了一条活路。于是他们也成了终生的朋友,直到这位盲人去世。

祖辈们身上的优良传统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是耳濡目染的,这一点我觉得中国传统社会是非常好的。生活在乡下,就会时时为这种传统的民风所熏染。再比如,过去百姓住的全是草房,晚上天气冷,大家通过烤火来取暖,有时候会一不小心将房子点着,但只要有人喊起火了,即使已经凌晨,无论天气多么寒冷,只要听到这种喊声,全村的男劳力都必须拿着自家的汲水工具去救火。即使你和起火的这家人有深仇大恨,你也得去救火。起火了对全村而言就是自然命令、无上的命令。

乡土中国的文化是非常醇厚的,老百姓非常善良,没有见了摔倒的人不扶或者有其他什么想法的;如果他看见一个老太太走路,假如他推着独轮车,一定会推着老太太走。老人需要的,就是年轻人所要做的。老人也不会想你把我的东西拎走了怎么办。我们在农村长大,虽然经济条件和教育环境比不上都市,但是这种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却是城市里住在阁楼中的人们很少能够体悟到的。

如果说自己真正的对儒家有自觉意识,想要往传统文化的方向走,大概与自己中小学时期对古文有着天然的亲近感有关,这种亲近感是天然,是从骨子里透露出来的。我自小阅读古文时敢于有自己的理解,有时甚至和老师争辩。1979年我进入了山东大学哲学系,那时候哲学系是相当活跃的。老师们把我们本科生当做硕士和博士一样培养,是相当的负责任的。我们随时都可以到老师家去。比如孟子研究专家王兴业老师,又如以研究老庄道家、周易见长的周立升老师,他家里住筒子楼,空间非常小,但是同学们经常去,当时师生氛围是非常好的。

上世纪70年代末到80 年代初,拨乱反正,即拨四人帮之乱,而回到马克思主义之正。四人帮既然歪曲了马克思主义,那原本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样的?我们要找回原本的马克思。人们要问:那马克思又是从哪里来的?很多人就想到了康德、黑格尔,有的人主张回到康德去,有的人主张回到黑格尔去,于是西方德国古典哲学在我们那一代人上大学的时候风行一时,我们那个时候说学习哲学,如果没有读过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没有读过黑格尔的《小逻辑》,那是不可思议的。那个时候的山东大学学习氛围有多好,或许你们现在是体会不到了。济南中心医院那个时候是山东大学的定点医院,医院的医生上来先不问诊,他会问你是哪个专业的。当回答是哲学系的,他会跟你谈谈萨特、叔本华、尼采,谈的比较投机了再给你问诊。

当代的西方哲学兴起了所谓存在主义、维特根斯坦的分析哲学,这些在 80年代非常盛行。我这个人多少有点叛逆时俗的精神,当举国对西方若饮狂汤的时候,我为什么还要顺着时流走呢?

我最喜欢的是墨子,每次读《墨子》时候都是热血沸腾,墨子的那种平民意识、平等观念,对一个来自乡间的年轻人来讲有着强烈的吸引力,后来又不断地读《庄子》及先秦诸子,泛览百家之后落实下来的还是孔子。我早期写过墨子的一些东西,2012年我与我的学生彭战果出版《孔墨哲学之比较研究》,依然保存着对墨家的爱,对老子始终没有很高的兴趣,总觉得他的算计太多。若说走向儒学的契机,首先是王兴业老师的孟子学研究,毕业之后留校,几乎天天与王老师一起吃饭、散步、聊天。每天晚上,我陪着老师围绕着山东大学校园散步,那时山东大学外围都是荒野,散步的过程是老师讲课的过程,没有一句闲话、废话。他把所接触的关于孔子和儒学的学问、故事不断地讲给我听,比上课还好,随时都有点醒。再一个就是周立升老师,周老师是山东大学中国哲学学科的奠基人,他是哲学系中国哲学史教研室的第一任主任。

1984年起,周老师任哲学系的系主任,一干就是6年。周先生将我留在哲学系,并将我安排到中国哲学教研室。在此期间,周先生派我去上海华东师大听冯契先生的课,去北京参加北京大学中国文化书院第一期中国文化讲习班。1987年,由方克立、李锦全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现代新儒家研究,方先生请周先生开会,周先生系务繁忙,就推荐我去。在这之前,我读过牟宗三先生、唐君毅先生、徐复观先生的东西,像牟先生的《中国哲学的特质》、《历史哲学》、《政道与治道》、《中国文化的省察》、《中国文化宣言》,读这些书真正感觉到耳目一新。他们的研究方式和方法和自己以往所接受的用西方哲学框架来解构中国哲学的方法大相异趣。那时候我意识到:原来学问还可以这样做的,他们不是把学问置定于外,当做你生命之外的一种对象化的东西去加以客观的分析和考究,他们让我们意识到学问也可以落到你的生命、生活中去加以体证和领悟。当然这也就使我走向了研究新儒家的行列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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