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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峰:文本与历史:近代以来文献学与历史学的分合
作者:   来源:   时间:2011-02-25 11:53:54   浏览次数:5240

《山东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文本与历史:近代以来文献学与历史学的分合

陈峰

(山东大学  文史哲研究院,山东 济南 250100)

    [摘要] 在中国古典学术的门类体系中,文献学与历史学一直处于混沌不分的状态。五四以后,以胡适、顾颉刚等为代表的史料学派承袭乾嘉汉学之余绪,专心于古籍文献的考辨整理,成就一种文籍考订之学。这种文献学范式蔚为民国时期史学研究的主流。但文献学并未完全吞噬和覆盖历史学。20世纪以来梁启超等尝试以进化论和文明史观重构中国历史,关注焦点在历史客体、历史进程本身,尤以社会史为大宗。这就塑造了一种新历史、新史学。然而,文献学与历史学的胶合不分,产生了严重的流弊。直至1980年代,二者才真正实现分流自治。在新的格局之下,古籍整理空前活跃,自立门户的文献学一度鼎盛;历史学则由社会史占主导,回归以人为中心、以社会生活为中心的正途。文献学与历史学开始缔结起一种分途发展、相辅相成、和谐共存的良性互动关系。

    [关键词] 文献学;历史学;古籍整理;社会史;历史本体

    [中图分类号] 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45[2009]06-0000-06

 

    20世纪30 年代,蒋廷黻主持清华大学历史系时,欲寻觅一位能教汉代历史的学者,大家推举汉代专家杨树达。杨树达通晓各种版本的《汉书》和《后汉书》,对各种版本真伪的鉴定以及章句解释可以说无出其右者。但如果有人问他汉代发生过什么重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变化,他会不知如何作答。因此,杨树达教授一年之后,却不能“正确扼要地讲一讲汉代四百年间都发生过什么事”。蒋廷黻不禁感叹道:“本来,版本鉴定的目的是要找到一本权威书籍,某一本书其所以能有价值是因为它能使我们获悉某一时期、某一阶段我们国家的实际情形。但这个目的反而被人渐渐给忘记了。人们变成为研究版本而研究版本、为研究古籍而研究古籍了。”[①]1938年,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员陈述致函所长傅斯年时也提到:“略窥老旧史家与今日史家之异趣,似旧日多以书为本位,现代则多重历史问题。”[②] 蒋廷黻和陈述的这种观感不仅体现了传统与现代两种治学路径的差距,更隐约显示出文献学与历史学两种学科的歧异,背后蕴藏着一个学科定位问题。在五四以来中国学术重新定向的语境下,在追问究竟应该如何研究历史时,妥当调停和处置历史学与文献学的关系,也成为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一、古典学术体系中文献学与历史学的混沌不分

    自先秦至近代以前,中国学问的主流是反对将学术分而治之。[③]因此,在中国古典学术的门类体系中,文献学与历史学一直处于混沌不分的状态。这首先归因于经学的指示和型范作用。据《史通·补注》所述,儒家经学研究中多采取训诂传注的形式解释经书。至古文经学派出现后,开始使用考证的方法治经。古文学家对经书的注解方式,包括文字的训诂校勘,名物制度的考释辨析等。古文学家对经书注解所涉及到诸多知识门类,有目录、版本、校勘、辨伪、文字、声韵、训诂、历史、地理、天文、数学、音乐、古器物,甚至农、工、医等生产技术方面的知识也包罗其中。经学实际上成为一种综合性、基础性学问。由于经学是传统古学的中坚,为一切学问之模范,史学研究自然也受其支配和左右,学者移治经之法以治史,遂形成一种强调文本批判、以书本(主要是史书)为中心的史学范式。“借鉴儒家经书注解形式转变而来的史注,一般包括训释校勘文字,诠解名物制度典章,以及对史料、史实的考订、辨证、增补、评论等。”[④]文献整理工作也是以经学文献为先导、为主体的,经学方法自然居于核心地位。由于方法和对象多有重合,到汉代,历史研究与文献整理已密切结合在一起。历史文献构成古典文献的大部,史料考辨也运用文献研究的方法。[⑤]因此,由于经学的统领整合作用,文献学与历史学实际上融冶为一炉。在经学研究的制导和示范下,中国史学中长期以来形成的史考传统也直接促成了历史学与文献学的交叉重叠。中国史学漫长的发展历程中,演生出一些相对固定、清晰的学术传统。一是著史撰史的传统,它是以一定的思想观念为旨归,或贯通上下古今,或总括一代之人事,是一种综合性工作。二是考史注史的历史考据学传统,或可简称为史考传统。史考不作系统性的大规模著述,而是专门从事具体史书史实的注释考订。与史撰工作关注历史过程和历史现象本身不同,史考工作聚焦于历史的记录,即史料和史书。史考观念大概滥觞于春秋战国时期,孟子有“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说法。公羊、谷粱、左氏传注《春秋》,既有对《春秋》书法的注解,又有对其中史事的考证。三国时谯周撰《古史考》25篇,对史记中的史实错误进行订正,开考史专著之先河。史注中的名作首推南朝刘宋裴松之的《三国志注》。其注对《三国志》原书进行补阙、备异、惩妄、论辩,对有关三国的文献史事,颇下了一番广集博采的搜考功夫。历史考据学的真正发达是在宋代,这一时期对史料的考订批判达到一个新的水平。[⑥]司马光写定《资治通鉴》后,自为《考异》30卷,为考史之模范。史考之业至清乾嘉而大盛,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乃其荦荦大者。他们研究版本、校正文字、阐明训诂,考求其中的天文历法、地理沿革、职官制度等内容,解决了不少疑文晦义。乾嘉学者对旧史的清理,不但为利用史料史书提供了莫大的方便,还完善了考证的方法和工具,史考传统由此臻于极致。作为史考传统的集大成者,乾嘉学派的主要功绩就在古籍整理方面。胡适把“乾嘉汉学”的主要业绩概括为“有系统的古籍整理”。[⑦]他说:有清三百年的主要学术业绩是“整理古书”,“三百年的第一流学者的心思精力都用在这一方面”。[⑧]毕生致力于古文献研究的顾颉刚感受则更深,他说:“我们现在考辨古书,为什么成绩能比宋人好,只因清代三百年的学者己把古书整理得很清楚了,我们要用好版本,有;要用好注释,也有;要寻零碎的考证文字,也多得很。清代的学者辛辛苦苦,积聚了许多材料,听我们用。我们取精用弘,费了很少的功夫即可得到很大的效力。”[⑨]“考据家们,用十分精密细致的校勘方法,几乎对于所有重要的古经古籍,都进行了详细地考订。使后人读起来省却了许多精力。有些已经变得难读通的古老典籍,也变得容易读得通。这总得说是考据家们的功绩。”[⑩]即便是唯物史观派学者翦伯赞也一再指出:在清代,中国的古典文献,无论经书、子书或史书,大部分经过了一番考证,对于各种史籍中的史实,凡有可疑的,无不探源索引,钩沉辑佚,考异正讹,纠谬质疑,使其本源大白,讹误自明,异说并陈,是非自见。[11]乾嘉学派“对于史学的贡献,也有不朽的劳绩,特别是对于史料的搜集和考证。不过,他们的努力也就止于史料的整理而已。”“所谓乾嘉学派的史学,其全部内容,就是史料的考证与整理;而史料之考证与整理,又偏于文献学方面。” [12]一言以蔽之,“到清代,乾嘉学风盛行,研究整理古籍更成为一个时代的学术主流。”[13] 总体而言,在整个传统学术的发展进程中,史撰和史考平行发展,并行不悖,历史学与文献学的关系也还是比较协调的,没有出现分化的迹象。乾嘉时期史考学的过度膨胀,似乎只是少有的例外。 二、五四以来历史学研究中的文献学取向

    近代以来,在西学的强力冲击下,中国固有的学术格局趋于崩解,一种师法西方的新型学术秩序逐步建立起来。不过,在新旧杂处的过渡时期,清学传统仍显示出顽强的惯性力量,一度实现了与西方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的有效对接。因此,清学尤其是乾嘉之学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继续制导着民国以后的古典学术研究。在此情势之下,历史学与文献学的胶合状态也就延续下来了。民国时期尤其是五四以来,中国历史学的一个重要趋向就是历史学的文献学化。以胡适为代表的实证史学、特别是“古史辨”派,是传统“文籍考订学”的现代版。 1919年,胡适在其成名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指出:要做一部“可信的中国哲学史”,应采取以下几个步骤和方法:首先是史料工作。具体方法是:“第一步须搜集史料,第二步须审定史料的真假,第三步须把一切不可信的史料全行除去不用,第四步须把可靠的史料仔细整理一番”,使“一家一家的学说,都成有条理有系统的哲学”。在完成这项史料整理工作后,开始进行更高层次的深入研究:先“把各家的学说,笼统研究一番,依时代的先后,看他们传授的渊源、交互的影响、变迁的次序”,达到“明变”;然后“研究各家各学派兴废沿革变迁的原故”,即“求因”,最后是对各家学说的价值进行评判。在“评判”问题上,胡适主张“用完全中立的眼光、历史的观念,一一寻求各家学说的效果影响,再用这种种影响效果来批评各家学说的价值”。[14] 显而易见,胡适将史料工作即“述学”放在了哲学史研究的首要位置上。至于“明变”、“求因”、“评判”这哲学史的三个目的,胡适只涉及“明变”的一部分工作,没有达到“求因”、“评判”两个目的。基于疑古辨伪的立场,胡适突出强调了史料批判的重要性。他说:“中国人作史,最不讲究史料。神话官书,都可作史料,全不问这些材料是否可靠。却不知道史料若不可靠,所做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甚至认为:审定史料乃是史学家第一步根本工夫。西洋近百年来史学大进步,大半都是由于审定史料的方法更严密了。[15] 这样,史料就成为史学研究的生命所系,史料考订成为须臾不可离的一项要务。

    胡适的这一主张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得到充分贯彻,关于考据的文字足足占了约三分之一的篇幅。冯友兰比较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自己的《中国哲学史》的异同时,认为两书的基本区别之一就是“汉学”与“宋学”的不同。[16]“汉学”注重文字的考证、训诂,轻视对文字所表达的义理的了解、体会。这正是《中国哲学史大纲》的方法特征。后来甚至有研究者认为,胡著不是“哲学史”,只是一部“诸子杂考”一类考证之作。因为它的“大部分工作都是用于考订史实,对于先秦诸子的年代及子书中的伪造部分,都用了很大力量去考证,但对这些哲学思想或理论的内容,却未能作任何有深度的阐释”。[17] 由于考证内容的存在,胡著哲学史的资格都要受到质疑,可见史实考证在这部书中的地位是多么突出了。总之,胡适此书倡导的研究是以文献整理为中心、为主体的。

    真正将历史学文献学化的思路落实为古史领域的累累硕果的是胡适的门生顾颉刚。在把历史学转化成“文籍考订学”的方面,顾颉刚比胡适更加自觉、更加彻底,他把“古史辨”一步步地置换为“古书辨”。顾颉刚研治古史的基本理念是“不立一真、惟穷流变”,“我对于古史的主要观点,不在它的真相而在它的变化。” [18]这就是暂时规避历史本身的真相,只关注历史记载的变化,把“古史”的真相问题变焦为“古史论”的流变问题。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一文中,顾氏自承:“我们要辨明古史,看史迹的整理还轻,而看传说的经历却重。……我们在这上,即不能知道某一件事的真确的状况,但可以知道某一件事在传说中的最早的状况。”[19]顾颉刚之所以矢志于“古书辨”甚于“古史辨”,原因在于“想一口气把中国古史弄个明白,便开始从几部古书里直接证明尧、舜、禹等的真相。现在看来,真是太幼稚,太汗漫了!……我[现在]不敢普泛的研究古史了,我只敢用我的全力到几部古书上。”[20]顾氏的工作计划,是“想一部书一部书做去,如《诗经中的古史》、《周书中的古史》、《论语中的古史》……”。[21]作为上古史专家的顾颉刚,研究重心不在上古史本身,而是将全副精力贯注于后世文献中的“上古史”。可见,顾颉刚已经完全将历史研究化约、压缩为历史文献典籍的研究了。

    当1920年顾颉刚点校姚际恒的古今伪书考的时候,他就说:“我现在是以古籍的整理为专业的人了。”[22]顾氏甚至自判“《古史辨》只是部材料书”,[23]而具有“文籍考订学”的意义。[24]从傅斯年的眼光来看,顾颉刚的工作也属于文籍考订一路。史语所最初筹设文籍考订组,傅斯年推荐顾氏担任主任。1928年12月,顾颉刚草拟了文籍考订组工作计划书,其中说:“本组以考订中国文籍,审定其真伪,校勘其异同,编次其目录,辑录其佚篇,使其各得一真实之历史地位,又联带搜集古人之传说以辅助文籍之整理,并以考订之结果刊行古籍之标准本及索引图谱等书以供学者之应用为宗旨。”[25]这实际上相当准确地反映出了顾颉刚本人的工作内容。无怪后人这样评论:“所谓‘古史辨’的工作本是从‘辨伪’开始,乃是一种史料考订工作。所谓‘层累地造成的古史’只能是史料学范畴内的一个命题,用意在使人不要盲目地信从前人关于古史的各种记载,这个命题对于整理周秦两汉时代的记载古史的文献是有用的。”[26]

    总之,在席卷民国学界的“整理国故”运动中,胡适、顾颉刚等人的主张和实践,大都未越出“文籍考订学”的门墙,即便是被胡、顾二人作为历史研究“根本方法”的“所谓‘历史演进的方法’,实质上只是以版本学为核心的史源考辨术的扩充和升级,……换句话说,胡适和顾颉刚所着重处理的,其实只是传说或故事版本的翻新变异,而非故事或传说本身所著录、附着或反映的原始事实。”[27]“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科学派,“纯为一种书本文字之学”。[28]在胡适、顾颉刚、傅斯年等学界领袖的提倡诱导之下,在王国维、陈垣、陈寅恪等学坛巨擘的师表之下,在大批精深厚重的具体成果的示范之下,民国历史学的主流滑入了文献学的轨道。

文献学范式曾经蔚为民国时期史学研究的主流而大行其道。不过,它与真正意义上的历史学毕竟有所区别。历史学的对象是历史事实、历史真相、历史活动,是在已逝的时空中发生的人事变化;而文献学的对象是古籍,是作为历史活动产物的历史记载,而非历史活动本身。把历史研究归结为史料文献研究,是一种认识论上的谬误。尽管历史的真相无法完全发现,但历史本体研究仍有其存在的合法性,不应当就此被排除和抛弃。对历史本身的关注和探索是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和归宿。历史学最终从属于对历史过程本身的探讨,整个历史学的最终目标在于推进对历史本身的认识。[29]就此而言,民国史学的主流派舍此而不由,可以说是不幸走入了偏锋

。 三、走向成熟:1980年代以后文献学与历史学的分流

    然而,文献学与历史学的胶合不分,产生了严重的流弊,或以考据为止境,以史料代史学;或贬低文献史料工作,讥之为钻故纸堆、雕虫末技,二者形成一种紧张关系。直至1980年代,文献学与历史学才真正实现分流自治。在新的格局之下,古籍整理空前活跃,自立门户的文献学一度鼎盛;历史学则由社会史占主导,回归以人为中心、以社会生活为中心的正途。因此,二者呈现出一种良性发展的态势。 1949年以后,古籍文献整理工作还在持续进行,但地位已大不如前。它是作为文、史、哲诸学的末端和下层而存在的,处于边缘的位置。1958年,在“厚今薄古”的口号影响下,其地位更是一落千丈,古典研究受到空前的蔑视和冷落。为扭转这种非常局面,1959年北京大学新设“古典文献专业”。设置这个专业的目的是培养整理中国文化遗产的人材,主要是整理中国古典文学、史学、哲学方面的文献。正如作为筹备人之一的翦伯赞所说:“这样一个专业的设置,可以说把整理古典文献工作提到了它应该受到的重视的地位”。[30]文献学开始逐步走上与历史学分途发展的道路。 1970年代末1980年代初,因“文革”中断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开始恢复。1981年9月,中共中央下达《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的37号文件,明确指出:“整理古籍,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继承下来,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关系到子孙后代的工作。”这为整理出版古籍提供了政策依据。1981年12月,根据中共中央和国务院的决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正式恢复工作,由李一氓任组长。次年3月召开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8月,《古籍整理出版规划(1982—1990)》经国务院批准颁布实施,并拨专款用作古籍出版补贴。根据中共中央“古籍整理工作,可以依托高校”的指示精神,1983年9月成立了全国高等学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简称“古委会”),负责组织协调高校古籍整理的科研人才培养工作。主任委员周林,副主任委员白寿彝、邓广铭。这样,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就有了两套系统。短短几年内,古籍整理研究就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31] 首先,古籍出版数量上升,系统性增强。据《古籍图书目录(1949—1991)》的不完全统计,1982年至1991年,全国共整理出版古籍图书近4300种,是此前32年古籍出版总量的1.9倍。以历史古籍来说,1980年出版30余种,1981年出版60余种,1983增加到120余种,呈直线上升趋势。[32]在数量增长的同时,古籍整理出版还体现出系统性。继《二十四史》标点本出版后,正陆续出版一套“二十四史研究资料丛刊”与之相配合。就编年体和纪事本末体来说,到80年代中期差不多完成了全部配套出版计划。这样,古代史书三种最重要的体裁都有了经过整理的新版古籍供治史者利用。此外,“会要体”、“典制体”等较为重要的体裁的史书,也陆续出版。至于门类繁复、数量众多的历史笔记也累计出版了几十种,为唐至清的史学研究提供了难得的资料。[33]古籍整理出版越来越系统化、系列化,水平大大提高了。其次,出版古籍的机构不断增加。以前的古籍出版工作几乎为中华书局和上海古籍出版社两家所独有。1980年代以来,一些省市的出版社也加入进来,古籍出版的力量日益壮大。像山东的齐鲁书社、湖南的岳麓书社、四川的巴蜀书社、安徽的黄山书社、陕西的三秦出版社、辽宁的辽沈书社等地方性出版社,都是古籍专业出版社。[34]出版社的增多、出版能力的增强,为古籍整理研究的成果输出提供了更多的渠道。最后,古籍整理研究的机构进一步扩充,专业人才不断增加。以往的古籍整理,基本上处于一种散兵游勇状态,没有固定的组织。进入80年代后,高校系统内成立了20多个古籍所。这些古籍所初步形成了结构合理的学术梯队,汇集了一大批专家学者,具有较强的科研能力。古籍所还是人才培养的基地。大量中青年专业人才逐渐成长起来,缓解了以往青黄不接的局面,确保古籍整理后继有人。[35]人才培养成为高校古籍工作的重点内容。可见,经过数十年的积聚,古籍整理、古典文献学已经逐渐走上了专业化、规范化的道路,它成为一门名副其实的独立学科。古籍文献涵盖面甚广,不以史学为限,但古籍文献与史学研究的关系至密。“史实要靠史料来保存,古史的主要史料保存在古籍中,古籍中存在的问题可以直接影响史料价值的高低,所以认真研究历史的人特别重视对古籍的认识和整理。”“整理古籍,无形中成为研究古史的一个先决问题,而且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重要问题。”[36]众所周知,中国古籍以史书为大宗。1949—1988年间,出版古籍4511种,其中历史文献1338种,占三分之一以上。

    民国年间胡适、顾颉刚、傅斯年所塑造的历史学尤其是他们引领的史料考订之学,完全可以归并到当下的“古籍整理”学科中来。也就是说,目前的“古典文献学”和“历史文献学”专业所从事的“古籍整理”工作,以及与这种“古籍整理”相关度较高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辨伪学、校勘学、版本学、目录学、金石学、年代学、史源学等等,曾是胡适、顾颉刚等人工作和成就的主体部分。他们的主要功业是传承古典学术,并以“历史的方法”从事文献年代的考订和相关史实的清理,煌煌七大册《古史辨》,是这一方面业绩的结晶和标志。[37]他们虽无“文献学”之名,却有“文献学”之实。

    另一方面,就历史学本身的进展来看,与以往史学与史料学混合不分相异,1949年后史料学的独立意识日益觉醒。建国初顾颉刚就认同“史学该和史料学分开”的看法,[38] 认为应当在“以书籍为主体”的传统考据学基础上“正式建立起史料学来”。而“史料学的目的,是从资料的来源和它的真确性以及作者的时代和他的环境等等问题来揭示出每一件资料的本质,认定它是一定的社会环境下的产物,以便人们根据了这样的分析,进一步综合某一时代的资料而得着正确的历史知识”。[39]1954年,郑天挺在南开大学尝试开设“史料学”课程,注意区分“史料学”和“历史编纂学”。[40]他进而把“史料学”从“历史研究法”、“史学方法论”中明确独立出来。郑天挺认为,正因为史料不等于历史,史料学才得以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因为需要对史料做大量的工作以服务于历史研究,史料学也需要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41]从历史学科中分化、剥离出来的史料学成为现代文献学之滥觞,并担当文献学的主力之一。

    所以,作为一种研究传统的史料考订之学并没有熄灭,而是有了明确的学科归属,终于修成正果了。它与历史学分流,另起炉灶而为文献学一科。落户于文献学的史料考订之学已经独立化、专门化了,形成了自身的一套价值理念和技术规范,拥有自己的领土,基本实现自治。文献学是一门工具学问,与文、史、哲诸科不是一种并列关系,而是一种交叉关系,它涉及多个领域,很多学科都有文献整理研究这样一个基础层次。自立门户的文献学不必依附于史学,或试图吞并史学,已经成为史学友好的邻居而不再相互攻伐了。这或许是史料考订之学的理想归宿。

    同时,以历史本身为轴心的历史学探讨也一直没有中断过。与文献学的扎根传统相反,20世纪以来从梁启超发端的历史学大幅度移植了西学资源,尝试以进化论和文明史观重构中国历史,关注焦点在历史客体、历史进程本身,尤以社会史为大宗。这就塑造了一种新历史、新史学。唯物史观派踵武其后,以马克思主义改造中国历史体系,注重对历史进程的宏观考察。1980年代以后复兴的社会史学更是以人类社会历史生活为中心的研究。社会史的研究对象,是历史上的人和人群的生存和生活状态、相互间的结构和互动关系及其发展变化过程,大体包括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两个方面。就社会结构而言,主要包括人口、家庭、宗族、社区、职业、阶级、社团、帮会、教派等;就社会生活而言,除了衣食住行和风俗习惯之外,还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社会生活,以及病态社会生活,如赌博、吸毒、娼妓、乞丐等。[42]近年来兴起的“新社会史”则对历史活动的精神心态层面表现出极大的兴趣。目前社会史领域产生的大量专题成果涵盖了往昔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是以追寻社会历史本身的面目为鹄的,其中弥漫着对实在的历史、尤其是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热切关注。可以说,社会史已成为当代历史学的主流。

    总之,在现代学术分科的格局下,由于研究对象(历史活动/历史记载、书本/历史)的差异,文献学与历史学具有相对明确的分工,各有归宿,各得其所。文献学致力于古籍文献的整理、研究和利用,历史学则聚焦于活生生的人的世界。二者不再是争夺同一条河床的两股巨流,而是拥有了各自的生存空间。但这并不意味渊源甚深的历史学与文献学从此分道扬镳、互不往来,而是应当在学科分工独立的前提下谋求更深入、更高层次的联合和对话。这与前科学时代传统的混合状态不可同日而语。目前,文献学与历史学正缔结起一种分途发展、相辅相成、和谐共存的良性互动关系。

 

(责任编辑:蒋海升)



收稿日期:2009-04-06

作者简介:陈峰,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副教授。

[①] 参见蒋廷黻:《蒋廷黻回忆录》,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29—130页。
[②]《陈述致傅先生函》,1938年2月25日,傅档,Ⅲ:230。转引自陈雯怡:《从“以书为本位”到“历史问题”的探索——陈述在史语所时期的学术发展》,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编印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新学术之路》,1998年版,第508页。
[③] 参见罗志田:《西学冲击下近代中国学术分科的演变》,《社会科学研究》2003年第1期;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上海书店2004年版。
[④] 葛志毅:《史学方法论与传统考据学》,《学习与探索》1990年第1期。
[⑤]汉代的文献整理被视为中国文献学的实际源头。有学者指出:“汉代学者为我国第一批整理中国文献资料的人”。刘起釪:《顾颉刚学述》,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4页。
[⑥] 详参邹志峰:《宋代历史考据学的兴起及其发展演变》,《文献》2000年第4期。王国维指出:“考证之学亦至宋而大盛。”《宋代之金石学》,傅杰编:《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01页。
[⑦]《胡适的自传》,见葛懋春、李兴芝编:《胡适哲学思想资料选》下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215页。
[⑧] 胡适:《北京大学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国学季刊》创刊号。

[⑨]顾颉刚:《顾序》《古史辨》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页。
[⑩]《中国史学入门》,顾颉刚口述,何启君整理,中国青年出版社1982年版。
[11]翦伯赞:《略论搜集史料的方法》,《中华论坛》第2卷第3期,1946年10月
[12] 翦伯赞:《正在泛滥中之史学的反动倾向》,《文萃》1947年第15、16期合刊。
[13] 王树民:《曙庵文史杂著》,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91页。
[14]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2—23页。
[15]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4页。
[16] 冯友兰:《三松堂自序》,《三松堂全集》第一卷,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02页。
[17] 劳思光:《中国哲学史》,台北三民书局1981年版,第2、3页。
[18] 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古史辨》第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214页。

[19]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1册,第59-60页。
[20] 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3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5页。

[21]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第1册,第60页。
[22] 郑良树:《顾颉刚学术年谱简编》,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7年版,第129页。
[23] 顾颉刚:《自序》,《古史辨》第3册,第7、3页。
[24]《顾序》,罗根泽编著《古史辨》第4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15页。
[25]《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文籍考订组工作计划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务档案,元107-1。
[26] 胡绳:《社会历史的研究怎样成为科学》,《枣下论丛》,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45页。
[27] 许冠三:《新史学九十年》,岳麓书社2003年版,第170页。

[28] 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3-4页。
[29] 王学典主编:《史学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5页。
[30] 翦伯赞:《从北大古典文献专业谈到古籍整理问题》,《光明日报》1959年7月17日第2版。
[31] 参见:《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的回顾与成绩》,《中华读书报》2003年9月10日;《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首次会议纪要》,《高校战线》1984年第3期;张富祥:《中国历史文献研究的回顾和瞻望》,载《宋代文献学散论》,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93年;周朝民等:《中国史学四十年》,广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606—609页;《当代中国的出版事业》(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572-589页;周庆、鲁新宁:《新中国的古籍整理与出版》,载宋原放主编《中国出版史料(现代部分)》第3卷下册,山东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122-132页;程毅中:《中国古籍整理出版40年概况》,载宋应离等编《中国当代出版史料》第2卷,大象出版社1999年版,第646-652页;赵守俨:《建国以来古籍整理出版工作简述》,载《赵守俨文存》,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266-272页;王树民:《建国以来古籍整理的回顾与前瞻》,《曙庵文史杂著》,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359-374页。
[32] 据傅璇琮:《历史古籍和专题资料的出版》,载《中国历史学年鉴(1981)》,人民出版社1981年;魏连科:《历史古籍与专题资料的出版》,载《中国历史学年鉴》1982、1984年版,人民出版社1982、1984年。
[33] 王义耀:《谈近几年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图书馆杂志》1985年第1期;同时参见这一阶段的《中国历史学年鉴》。
[34] 李侃:《漫谈古籍整理》,《史林随想录》,河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1页。
[35] 参见周林:《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新局面开拓者——缅怀李一氓同志》,《古籍整理与研究》第7期,1992年;安平秋:《安平秋古籍整理工作论集》,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年版。
[36] 王树民:《曙庵文史杂著》,中华书局1997年版,第216、372-373页。
[37] 王学典:《新史学与新汉学:中国现代史学的两种形态及其起伏》,《史学月刊》2008年第6期。
[38] 顾颉刚:《顾颉刚书话》,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68页。
[39] 顾颉刚:《〈古籍考辨丛刊〉第一集序》,《古籍考辨丛刊》第一集,中华书局1955年版,第1-10页。
[40] 郑天挺:《史料学之一——从史料的角度看中国的史书》,《及时学人谈丛》,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26-406页。
[41] 郑天挺:《史料学教学内容的初步体会》(1956年4月),《南开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
[42]参见虞和平:《再谈社会史研究的对象与方法》,《光明日报》2000年11月3日C0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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