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高等研究院2016年度各
[中国新闻网]庞朴追悼会济
[图]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
[图]庞朴先生吊唁厅
[图][新闻综合] 山东大学终
[图]青年庞朴照片
教育部唁电
饒宗頤先生唁電
余英时先生唁电
李泽厚先生唁函
[中国新闻网]庞朴追悼会济
[图]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
[图]庞朴先生吊唁厅
[图][新闻综合] 山东大学终
[图]青年庞朴照片
教育部唁电
饒宗頤先生唁電
余英时先生唁电
李泽厚先生唁函
我院人才培养结硕果
当前位置:首页 > 学者文存 > 正文

杜泽逊:国学的传承与发展——读徐超老师《崧高维岳》的启示
作者:儒学高等研究院   来源:儒学高等研究院   时间:2011-09-26 17:55:34   浏览次数:1715

徐超老师的经心之作《崧高维岳——蒋维崧和他的书法篆刻艺术》正式出版了,作为山东大学110周年校庆礼品,确是一部从内容到形式都堪称精品的学术著作。拜读一过,深受教育,由此而引发的几点体会写出来供读者同志们参考。

一、蒋维崧先生是一位国学家

鉴于蒋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文字、音韵、训诂、古典文学、书法、篆刻等方面,他应当是一位国学家。晚清张之洞曾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中学”就是“国学”,即中国固有之学问,是针对“洋学”即外国传进的新学问来说的。《崧高维岳》中谈到国学的地方有数处。例如第13页记蒋维崧先生说:“沙孟海先生、陆维钊先生,他们本来不是搞艺术的,只是后来被请到艺术系去了,可见他们原先的国学基础是多么重要。”第58页记蒋先生说:“书法人才的汉语言文字学专业修养非常重要。一开始写字还看不出来,以后越来越觉得,不读书,没有传统国学修养,就上不去了。”第93页记蒋先生说:“沈(尹默)怕我当名士而放弃实学,这是当时老一代学者比较普遍认同的看法,主要是强调学习国学。”第113页记蒋先生说:“看到现代人国学修养不够,着急。”这里蒋先生说的“国学”自然是传统经、史、子、集的学问。需要说明的是,按中国传统的图书分类法,书法、篆刻就其学术背景来说属于“经部·小学类·文字之属”。就其行为和成果来说,则属于“子部·艺术类·书画之属”和“篆刻之属”。因此,书法、篆刻无论就其理论还是实践来说,都属于“国学”范围。

二、国学需要在传承中发展

《崧高维岳》中论述国学的传承与发展的内容较多,并且极具启发意义。国学的传承,是国学的重大特色之一。汉代经学的“师法”、“家法”,《汉书·儒林传》作了重点记载,而宋明理学的传统也集中反映在《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中,至于清代考据学,则有《国朝汉学师承记》予以记述。蒋维崧先生既然是治国学的,当然也有个师承问题。蒋先生在篆刻上师从乔大壮,书法上师从沈尹默,文字学则师从胡小石。都是名家。乔大壮把蒋先生视为衣钵弟子,在题蒋先生《费白日宧印存》中有“料检行滕馀旧冻,千秋名氏要烦君”之句,把整理遗作之事托付给蒋先生。1948年7月3日乔大壮自沈于苏州阊门梅村桥下,其绝命诗就是写给蒋维崧的,后二句为:“为此题诗真绝命,潇潇暮雨在苏州。”(《崧高维岳》83页。以下括注简称《崧》)至于沈尹默,曾亲书《执笔五字法》送蒋维崧,蒋先生的行楷亦最得沈尹默风神。黄苗子先生曾说:“朋友有时开玩笑,说得不到尹翁的字,求峻斋写一幅去乞沈老署个名,便是真迹。”(《崧》95页)蒋先生青年时喜作诗词,沈尹默在致潘伯鹰信中表示:“此君才情可喜,唯愁其走入时下名士一路。兄等与有旧,望提醒之,我则不便也。”(《崧》90页)蒋先生对此有解释:“沈先生认为,年轻人不搞实学——如《汉书》、《三国志》之类——不行,诗不要忙着写。要是年纪大了,写诗玩玩可以。”(《崧》93页)这是一种传统观念,顾颉刚曾力劝弟子刘起釪不要从事文学创作,他引张之洞《劝学篇》的话说:“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况在今日,不惟不屑,亦不暇也。”认为“只有专心治学,解决学术上的问题,才是正途。”(王学典《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增订版)》273页)从这些记述,我们可以看到,蒋维崧先生在他的老师心目中有很重的分量,他从老师那里不单继承了学术,而且学到了为人为学的根本精神和态度。这些是从书本上难以得到的,师弟授受,所以称之为“师承”。

当然传承的同时又要发展,要创新。这方面也是蒋先生特别强调的。蒋先生曾说:“我篆书写得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老师不写这个东西,这就不受笼罩了。米友仁很厉害了,但还是有些地方跳不出他爸爸的(掌心)——老师太厉害了,学生不容易跳出来。”(《崧》112页)他在谈为荣宝斋写《论语》时又说:“写得要像古的,仔细捉摸,又是全新的。”(《崧》214页)对于一味要求创新,先生也有言论:“创新的调子唱得太高,以为迥然不一样才是创新。其实呢,只要在某些地方比前人有突破就行了。”(《崧》214页)如何把传承和创新结合起来的问题,事实上是当前国学领域的一个大问题,或说是关键问题。蒋先生的话值得体味。

三、学术研究应当求精

一个人的学术水平和成就自然必须通过成果来衡量,来接受后人的检验,所以学者是要出成果的。同样是成果,则高下之别自然在精与不精。这个问题本来不是问题,而在近二十年间愈演愈烈的量化风潮中,却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在评职称、评奖等活动中,以一张登有发表杂志“级别”的表为依据,很少或根本不看成果本身,这种现象已成普遍存在。如果不纠正这种歪风,我们的学术将很难走上正轨。在这种环境下,重温一下徐超老师在《崧高维岳》中记述的蒋维崧先生的言论,就有特别的意义了。

蒋先生曾这样给徐超老师说:“我们现在做事,就尽量不要给人留下经不起历史考验的东西。”(《崧》119页)他还讲述乔大壮先生的严谨:“乔先生对于自己尚未彻底了解的问题,决不随便发议论。对于自己认为不是十分完善的作品,决不轻易拿出来。”(《崧》130页)蒋维崧先生学问精到,在他担任《汉语大词典》副主编的十年间得到充分体现。据当时在词典组他的助手刘晓东老师回忆,蒋先生对古韵十分精熟。一次会议时,有人偶然提到鲁国的大夫“叔孙婼”,读音不准确。这个人名用字“婼”仅见于《左传》,十分生僻。蒋先生随口纠正:“读chuò,丑略切。”这个反切读音见于《广韵》。蒋先生对反切上下字如此熟悉,令刘老师心中惊叹,印象深刻。刘老师还说:“在词典组,与先生见解不同,只有两次。当时先生只是笑笑,后来发现都是我错了。”《崧高维岳》中也有类似的记述。刘晓东老师回忆:“面首”一词旧辞书释为“男妾”,并推演出一些新的误解。蒋先生广征《高僧传》等文献,定为“面,脸;容貌、面貌;特指美的容貌”几种义项,才能追溯到本义(《崧》110页)。我们看《汉语大词典》,“面首”的义项中有“姣美的男子”、“贵妇人玩弄的美男子”,就比旧辞书精确了。

蒋先生无论在学术还是书法、篆刻上俱臻高诣,得益于他的苦学。《崧高维岳》中有许多蒋先生的笔记、手稿书影。其中有蒋先生主编的《学习字典》的亲笔校改件,有蒋先生手稿《(段玉裁、黄侃、王力)三家古韵分部归字表》等,都可见蒋先生下过的扎扎实实的功夫。据徐老师回忆,蒋先生临终在医院,还表示要看大部头的《金文集成》,他在病房卡片上写道:“金文集成几十册,想看”、“先看1-5册”等等(《崧》62页)。我想我们可以借一位伟人的话说蒋先生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学问精之又精。

四、如何培养人才

这也是目前教育界关心的中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急功近利者多,实事求是者少。《崧高维岳》中提供的材料,可供我们学习参考。例如蒋先生曾说:“培养人的思路,如轰轰烈烈,肯定出不了人才。”又说:“现在的环境又有些不利于搞艺术、做学问的地方,就是大家都去追名逐利了。”又说:“我们不妨走冷清的路,走冷清的路可以避免潮流席卷。我们不附合,不闹腾,不争论。”(《崧》124-125页)又说:“不在传统的东西上下功夫,就没有欣赏力,就不知道如何写。”(《崧》214页)蒋先生招博士生,要求是“要干我们这一行的”,“人事关系越简单越好”。“没有搞过我们这一行”,“可以告诉他不要考”(《崧》118页)。又转述胡小石先生的话:“搞艺术,出头的都是尖子,剩下来的等于牺牲。”“搞学问,你能下功夫,就能有收获。”蒋先生说他自己“大学毕业本来可以专门刻印养家,但后来我听了乔先生的话,去搞教学、搞学问。……我有职业,所以我的书法、篆刻可以不受买家的影响,一心发扬自己的追求。”(《崧》113页)又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局限,我们应该眼界开阔些。四大名旦各有特色,但都出自一门。”(《崧》112页)总之,就是要扎扎实实下功夫,走自己的专业之路。不能跟风,不能搞运动。由此让我们联想到,这些年“人文学院”、“国学院”越搞越多,当然不是不能搞,或者可以说是好事,但究竟该怎么搞法,甚至于其学术内涵是什么,尚且没弄明白,怎么能走出一条自己的发展之路?又怎么能培养出真正的人才?看来“轰轰烈烈”和“追名逐利”,真正道出了弊病所在。而在当代“冷清的路”该怎么走法,也还尚待进一步探索。

五、怎样才能写出好书

徐超老师的大作《崧高维岳》确是一部好书。这部好书好在哪里呢?用徐老师借蒋先生的话说,那就是“多让事实说话”(《崧》6页)。我们可以发现,徐老师写这部书,准备时间相当长。作为蒋先生的助手和合作博士导师,徐老师对蒋先生的尊敬之心,体现在他把平时听到的蒋先生的教导或言论,零零星星都记下来,叫《我记峻翁》。本文所引用的蒋维崧先生的言论其实大都出于徐老师的这本《我记峻翁》。马端临《文献通考》,“文”指的是书面文献资料,“献”指的是时贤的言论。徐老师记述的蒋维崧先生的言论,以及蒋先生转述的乔大壮、沈尹默等先生的言论,都可以认为是“献”。这部分材料是极为难得的,充分体现了徐超老师对“文献”的深刻理解。为了写这本书,徐老师还专门与蒋先生长谈两次。查阅了蒋先生档案,从中发现了《蒋维崧自传》这类从未发表的材料。把所见、所闻、所知,以及研究所得,进行了极为客观的梳理和介绍。书中附了大量原始文件图片,以及蒋先生的书法、篆刻图片,其目的就是“让事实说话”。为了弄清蒋先生的家世,徐老师不耻下问,到清史项目组来查询。最后由我的研究生李振聚考证出二十代,写成《蒋维崧家世考》一文,供徐老师参考。徐老师在有关部分引用了李振聚的成果,这本是李的光荣,徐老师却在书中多处说明此事,还挥毫为李振聚写一横幅,加跋表扬。这种不耻下问、奖掖后进的美德,正是从老一辈那里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最宝贵的东西。徐老师在一次校园见面时对我说:“你有李振聚,夔一足矣!”与《崧高维岳》中蒋先生的话正可照应:“乔先生的办法,是猛捧我,于是我就拼命努力。要达到他说的那个高度。”(《崧》85页)徐老师还在清史项目组当着许多学生说:“我们的方法无非是求证据。”徐老师之所以写出《崧高维岳》这部好书,诀窍恐怕正在于此。而他写这本书的真正目的,则在“尊师重道”,他说:“我们研究每个成功者的背后的故事,就会懂得教育的意义,为人师表的意义,懂得教学之道、师生之道在文化传承中的意义。”(《崧》117页)这“传承”二字道出了作者的苦心所在。

上一篇: 杜泽逊:略论清代别集的学术价值 ——在“《清代诗文集汇编》编纂出版总结会”上的发言
下一篇: 戚良德教授:“龙学”与山大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2006-2008版权所有   地址: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27号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  邮编:250100
电话:0531-88364672  传真:0531-88564672  E-mail:wszyjy@sdu.edu.c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