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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泽逊教授:《四庫全書總目彙訂》序
作者:儒学高等研究院   来源:儒学高等研究院   时间:2013-01-26 18:05:27   浏览次数:1490

《四庫全書》是清朝乾隆年間敕修的一部規模宏大的叢書,《四庫全書總目》是修書過程中產生的一部提要目錄。這部《總目》多達二百卷,是閱讀研究中國古籍的最重要的向導。

為什麼要修《四庫全書》?盛世修書,是中國的傳統。從周代開始,就希望在治理國家方面從文化上有所表現,所以周公有歷史上稱道的“制禮作樂”。三國時魏文帝命令大臣修類書《皇覽》,分四十馀部千馀篇,達八百馀萬言。南朝梁武帝敕修類書《華林徧略》七百馀卷。唐太宗敕修《文思博要》一千二百卷。這些大書都失傳了。傳世的大書有著名的宋四大類書:宋太宗敕修《太平廣記》五百卷、《太平御覽》一千卷、《文苑英華》一千卷,宋真宗敕修《冊府元龜》一千卷。明代永樂皇帝詔修《永樂大典》,希望越大越好,他親自過問皇家藏書,建文淵閣以儲之。《永樂大典》作為永樂皇帝重視文化事業的標誌物,成為中華民族文化遺產中非常值得驕傲的一部大書,儘管它在庚子事變中已被破壞,存世僅百分之四,但風采依然不減。

清代康煕皇帝詔修《全唐詩》、《佩文韻府》、《康煕字典》。康熙皇帝的第三子成親王胤祉的門客陳夢雷修了一部一萬卷的大書《古今圖書集成》,雍正四年用銅活字排印,達五千二十冊。都是具有重大歷史影響的文化遺產。

乾隆皇帝是一位非常有作為的帝王,有所謂“十全武功”,怎樣在文化上超越前代,怎樣超越他的祖父?這個問題自然會提到面前。

那麼,修《四庫全書》這個想法是怎麼來的?歷史上認為有兩位學者的貢獻不可埋沒。一是周永年,二是朱筠。

周永年為修《四庫全書》作了理論上和框架上的準備。周永年是山東歷城人,乾隆三十六年進士,從年輕時就喜歡讀書、藏書。他是一位非常偉大的人物,因為在二百年前的乾隆年間,他就想辦一個圖書館。他聯絡曲阜的大學者桂馥,北京大興縣的大學者翁方綱,把家裡的書拿出來,辦了一個“借書園”,主要的書都是周永年節衣縮食購置的。在中國兩千年的歷史上,願意借書給人看的,不乏其人,但是,不願借書給人看的,卻占絕大多數。甚至有的人在書上蓋上一方印: “借與鬻人為不孝”。錢謙益絳雲樓為當時海內私人藏書之冠,後來一把火燒了,他的朋友曹溶(秋岳)去安慰他。他告訴曹溶:“古書不存矣!”曹溶批評錢謙益:“片楮不肯借出,僅有單行之本,燼後不復見於人間。”可是周永年不同,他要主動借書給人看。他自己這麼辦還不行,還想出個辦法加以推廣,他寫了一篇文章,叫《儒藏說》。文章緣于明代學者曹學佺給藏書家徐火勃的信,信中說:“釋、道有《藏》,獨吾儒無《藏》,可乎?僕欲合古今經、史、子、集大部,刻為《儒藏》。” 曹學佺是想編刻一部大叢書,叫《儒藏》,周永年則認為《儒藏》應當作為一種類似圖書館的形式而存在,他希望“千里之內有《儒藏》數處。”好學之士可以到這裡讀書。各處《儒藏》內容一致,也就是一個固定藏書體系,然後備取活字一套,一個地方少了什麼書,用別的地方的書活版排印補上,各處互相呼應,互相補充,永遠也不會讓書消亡。他的設想即使在今天也不落後,那時沒有互聯網,如果有,周永年會第一個宣傳互聯網。周永年寫成《儒藏說》,就到處宣傳推廣,當然根本問題是經濟問題,他是不可能辦成這麼大的事業的。但是他宣傳的《儒藏》是一部包含經、史、子、集的大叢書,要藏在多個地方,內容是一致的,換句話說是一式多份,藏在多處,而且是供人閱讀的。所有這一切,都與後來乾隆皇帝敕修的《四庫全書》有很大程度的相似,這絕不是偶然的。周永年爲什麽被徵調到四庫館里去修書,又爲什麽能成為三百多位館臣中的四大骨幹成員,這與他到處散發《儒藏說》有着顯而易見的關係。所以學術界認為周永年《儒藏說》為《四庫全書》作了理論和框架上的準備。

朱筠是《四庫全書》的直接引發人。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皇帝下旨,要求各地總督、巡撫、學政獻書。目的是為了豐富皇家藏書,備學習研究之用。值得注意的是,乾隆帝舉到一部大書,那就是《古今圖書集成》,他認為這部書“極方冊之大觀”,是歎為觀止的鴻篇巨制。但是乾隆皇帝也實事求是地指出它的不足,那就是“因類取裁”,“不能全載原文”。他認為這樣就使許多書失去全貌,無法看到它們的全部。所以,他要求各地獻書,以達到“副在石渠,用儲乙覽”的目的。他認為只有通過這些原書,才能“沿流溯源,一一徵其來處”。總之,這次要求各地總督、巡撫、學政搜集圖書,是供充實皇家藏書的,沒有明確要修一部大書的意向。

乾隆的諭旨下去以後,應者寥寥。原因是皇帝下詔求書,是中國的傳統,乾隆即位後第六年也下過詔書,要求獻書,也是說要“廣石渠天祿之儲”,豐富皇家藏書。官員們理解為不急之務,所以沒怎麼當回事。乾隆皇帝這回是認真的,所以,在當年十月十七日下文批評了。他說,下旨快一年了,“曾未見一人將書名奏錄”,要求快快辦理。各地總督、巡撫這才認真起來,同時也就有人積極提出建議,其中安徽學政朱筠提出了最重要的意見。那是乾隆三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五日,朱筠建議開館校書。他的建議主要有三點值得注意:一是各地獻書,由官方抄寫副本收藏,原書發還。二是每校一書,要寫提要一篇,仿照西漢劉向、宋代曾鞏的老辦法。三是建議把明代《永樂大典》中所收不經見的書,一個片段一個片段地抽出來,重新編成一部部單獨的書,抄成副本,使丟失的書重新恢復起來。這項工作叫“輯佚”。朱筠的建議經劉統勳主持軍機處討論,開始執行,而且從《永樂大典》輯佚書入手。乾隆皇帝不斷增派專門官員負責,由軍機大臣劉統勳直接管理。乾隆三十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乾隆下旨:“將來辦理成編時,著名《四庫全書》。”二月二十八日開始為“辦理四庫全書處”專門開飯,派福隆安辦理。這樣,四庫館就算正式開起來,成了常設機構了。這個機構開始叫“辦理四庫全書處”,後來叫“四庫全書館”,簡稱“四庫館”,這些稱呼都見於乾隆諭旨。從歷史記載看,朱筠是修《四庫全書》的引發人,但乾隆皇帝仍是《四庫全書》的直接促成者。乾隆在位六十年,修書近八十種,作文一千三百多篇,寫詩四万一千多首,他十分自覺地希望從文化上作出傳世的成就,這是他逐步醞釀出修一部大叢書計畫的內在原因。

《四庫全書》是怎樣纂修的,也是讀者感興趣的問題。《四庫全書》是一部大叢書,收書約三千五百種。叢書就是把多部書聚集在一起,形成一套大書,這套大書所包含的小書都保持著自身的完整性,不被拆散。這就與類書不同了。編類書是為了方便查材料。比如在清明節想寫點關於清明的文章,需要關於清明的來龍去脈的材料,關於清明的詩文材料、民俗材料,一查類書,可以找到一大批,顯得旁徵博引,學問大極了。但清代興起了考據學,要求更高了,認為類書不是真學問,要求對古書有更系統更深入的認識,乾隆帝對《古今圖書集成》不滿意就是這個原因。他下令購求圖書,正是要搜集更多的完整的原書。在這一點上,他和周永年、朱筠有著很大的共同點。從某種意義上講,修《四庫全書》有著一定的歷史必然性。

但是,怎麼修法,周永年要修《儒藏》,他幹不成,因為沒有財力。乾隆帝有財力,可是還需要人才和圖書資源。從學術發展看,當時的人才隊伍能夠支撐這一文化工程。那麼收集圖書,真正編一部集大成的大叢書,就不那麼容易了。

由於清初以來屢興文字獄,更由於私人藏書,世代相傳,不願外借,所以各地官員動員起來了,還不足以辦成,還要做私人藏書家的工作。乾隆帝採取了一系列措施,比如一再宣稱,抄完副本原書發還;獻書的,他挑選善本題詩作跋,風風光光送還原藏書家;派地方官員到家中動員說服;對獻書多的如浙江鮑士恭、范懋柱、汪啟淑,兩淮馬裕,賞《古今圖書集成》內府銅活字初印本各一部;獻書百種以上的賞內府初印《佩文韻府》一部;《總目提要》注明原藏書之家等等。經過一系列措施,終於把各地圖書陸續集中到翰林院,解決了圖書來源問題。

四庫館聚集了越來越多的人才,他們一方面校辦《永樂大典》輯佚書,一方面審校各地獻書,同時還從武英殿庫房清理出兩批藏書,稱為“內府藏本”。經過艱苦細緻的挑選,終於從一万多種書中選出約三千五百種,抄寫成一部龐大的《四庫全書》。到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六日第一份《四庫全書》即《文淵閣四庫全書》告成,大約用了九年的時間。其後又陸續抄成文溯閣、文源閣、文津閣三部,合起來稱北四閣,分別存于皇宮、瀋陽盛京、圓明園、承德避暑山莊。其後又抄三部,分藏于揚州大觀堂文匯閣、鎮江金山寺文宗閣、浙江西湖聖因寺文瀾閣。到乾隆五十五年六月南三閣才全部發下,用了將近十八年。後來又經過幾次返工、抽改、補空函,直到嘉慶初年才結束,實際經歷了二十多年。這期間在四庫館任職的官員先後達三百六十多人,謄錄人員先後約有三千人。翰林院容不下,就把謄抄一項搬到武英殿。這樣龐大的工程,對清朝的財政也是巨大的挑戰。清政府採取種種辦法節約開支。比如謄錄人員是自備資費,抄滿多少,議敘加官。有一位叫劉清的謄錄,議敘縣丞分發四川,乾隆五十七年升知縣,後官至雲南布政使、山東鹽運使,人稱“劉青天”。再比如總校官陸費墀,因工作出現錯誤,罰南三閣《四庫全書》裝潢,結果傾家蕩產。《四庫全書》纂修過程,至為複雜,乾隆帝經常抽查,對館臣紀昀等動輒處分、罰俸。但也經常賞賜表揚,新疆進呈哈密瓜,也送到四庫館讓翰林們嘗一嘗。恩威並重,賞罰兼施。館臣也非常認真,為了解決資料問題,翁方綱等人經常到琉璃廠書店借書。經過多年努力,終於完成了這一曠世文化工程。據統計,文津閣《四庫全書》,收三千五百零三種書,七万九千三百三十七卷,三万六千三百零四冊,近十億字。

參與纂修《四庫全書》這樣巨大的工程,成全了一批文化學術人物,他們或多或少地因為恭逢盛世而提高了學術聲望。這些人的遭遇卻等等不一,這裡略舉幾位。

劉統勳,四庫館早期的關鍵人物,可惜不到一年就去世了。乾隆三十八年閏三月任四庫全書總裁,十一月去世。他辦事非常幹練而周到,比如他制訂的辦法,在各地獻來的書上蓋“翰林院印”滿漢文大官印,約十公分見方,書皮上蓋“乾隆某年某月某某巡撫送到某某人家藏某某書幾部計書幾本”的長方印記,都成為後來辨認四庫進呈本的標誌物,有了這一標誌物,其文物價值大增。這一做法是很高明的。

紀昀,是纂修《四庫全書》的第一功臣,也是沾光最大的一位。他雖然有《閱微草堂筆記》、《紀文達公文集》等傳世,但真正讓他在學術文化史上享有盛名的,仍是充當《四庫全書》總纂官。當然他不是掛名不幹事的人,而是真正發揮學術主導作用的人。

戴震,他進四庫館是靠學問,因為他總是考不上進士,進了四庫館還是考不上,乾隆帝就賞他參加殿試的資格,考上了進士,後來又成為庶吉士。他在四庫館是幹細活的,《水經注》、《大戴禮記》、《九章算術》等,都是他的拿手戲,他整理的書總是作樣板,是個高手。據說他是經部的主持人,其實他在史部地理、子部天算等方面,都是大專家。後來他患足疾,只能在北京的家中修書,實在不行,就準備回家了。可是生活是問題,托人聯繫一處書院講學,只是沒來得及出京,就病死了。他算是死在四庫館的。

邵晉涵,據說是史部的主持人,此人確長於史,正史的整理多出其手。《舊五代史》亡佚了,也是他從《永樂大典》、《冊府元龜》等書中輯出的。但同時他也是小學大家,《爾雅正義》是他的優秀佳作。他在四庫館生活也不從容,不得不收幾個學生掙點學費貼補生活。

周永年,他在四庫館裡最賣力,從《永樂大典》往外輯佚書,近萬本大書,塵封已久,許多館臣幹煩了,報告皇上:“精華已採,糟粕可捐。”可是周永年太實在,說裡頭還有很多好東西。於是大家把活推給周永年。周永年就盡心盡力去幹了。章學誠《周書昌別傳》說周永年目盡九千余冊,從中輯出了大量好書。我發現蘇軾幼子蘇過的《斜川集》就是周永年輯出來的。蘇過曾隨蘇軾流放南方,年紀輕輕就死去了,他的《斜川集》亡佚不傳,世人惜之。周永年從《大典》中輯出來,才得以傳世。有人說,周永年是子部的主持人,陳垣先生也說他是四庫館唯一的佛學專家,總之是個主幹人物。但也不得不想辦法賺外快。據章學誠《別傳》,周永年先是租了一塊地,請人耕種,連年豐收,卻年年虧損,原因是成本過高。於是改作買賣,賃了個鋪面,找人看著,不久又賠光了。他認為自己的老本行是書,就借了錢編刻科舉讀物,由於編得太深了,部頭也過大,賣不掉,這回不僅大賠,而且欠了債。可以說是屢營屢虧,搞得狼狽不堪。他在四庫館任勞任怨,卻沒升上一官半職,落得窮困潦倒。

程晉芳,江蘇江都人,出身鹽商家庭,為人特別大方。乾隆十七年考上進士,後來進了四庫館。由於大手大腳,晚年在北京窮得開不起火。乾隆四十九年,他告假去陝西投奔畢沅。因為畢沅喜歡門客,程晉芳希望老了有個依托。誰知到了陝西一個月就去世了,棺材還是畢沅為他置辦的。

朱筠,作為《四庫全書》的引發者,最初方案的設計者,對《四庫全書》有特殊貢獻。四庫開館時他在安徽當學政,還特別上奏摺,說他在大興家中的藏書,托門人程晉芳管著,讓四庫館找程晉芳,代他把書獻出來。不久,朱筠犯了錯誤被撤職了,乾隆帝說他學問還好,派他到四庫館效力,授翰林院編修。但是朱筠曾受劉統勳賞識,劉去世後,于敏中接班,朱筠堅決不肯去拜訪。所以于敏中在皇上面前說朱筠辦事太慢,不重用他。乾隆四十四年命朱筠為福建學政,第二年秋天又派朱筠的弟弟朱珪代替朱筠為福建學政,兄弟在交接期內,床對床住了半個月。白天朱筠出去應酬,晚上兄弟倆談到半夜。臨別,朱筠流下眼淚。朱珪安慰他,三年後又可相見了。可是,第二年朱筠就病死在北京家中。朱筠是個好客之人,樂於幫助他人。王念孫因為避禍,投奔朱筠。汪中因脾氣不好,在老家呆不住,也投奔朱筠。朱筠都收留他們。黃景仁窮困潦倒,來北京投朱筠,朱筠收留他。他又掛念母親,朱筠又為他賃屋,接他全家來北京,聯絡北京的朋友接濟他們一家。後來朱筠到福建當學政,黃景仁又一貧如洗,老母也送回家鄉。當時北京的文人有這樣一種說法:“自竹君先生死,士無談處;魚門先生死,士無走處。”朱筠,字竹君。程晉芳,字魚門。

還有一些館臣的遭遇也不是太好,我們平常只看到他們輝煌的一面,不知道他們的難處。我覺得當時的待遇不高是一個主要原因。

《四庫全書》修好以後,底本和七部鈔本下落如何,也需要稍作介紹。

四庫底本,本來要發還,也確實發還過一部份,但微乎其微。乾隆帝晚年還不斷催促發還。但抄完七份書,許多底本已破爛,有些書封皮掉了,上面蓋的獻書者的標記也就不存在了。還有些丟失,難以發還。所以大臣們一再支應,終於不了了之。其實,不發還的客觀理由基本上不成立,大臣們怕麻煩,應是主要原因。四庫進呈本多達一萬幾千種,是個龐大的存在,也是了不起的一批文化遺產。這批書都放在翰林院,管理混亂,不斷流失。光緒二十六年庚子事變,六月二十二日翰林院被放火,四庫底本絕大部份被燬。

圓明園文源閣《四庫全書》毀于咸豐十年英法聯軍。鎮江文宗閣、揚州文匯閣的《四庫全書》咸豐三年毀於太平軍,片紙不留。杭州文瀾閣《四庫全書》咸豐十一年毀于太平軍,丁氏兄弟奮力搶救,戰亂之後,連年借抄,幾乎補全,現存浙江圖書館。文淵閣《四庫全書》是第一份鈔本,一九三三年遷上海,後到重慶、南京,最後到臺灣,現存台北故宮博物院。台灣商務印書館影印出版,海內外用的大都是這個本子。文溯閣《四庫全書》一九一四年遷京,一九二五年遷回瀋陽,一九六六年由文化部撥交甘肅省,現存蘭州甘肅圖書館。文津閣《四庫全書》一九一四年運京,一九一五年移交京師圖書館,現藏北京國家圖書館。

七部書只餘四套,其餘三套以及底本都毀掉了,所謂內憂外患,《四庫全書》的命運跟我國的重大事件無一沒有聯繫,太平天國、英法聯軍、義和團、庚子事變,這是近代史教育的活教材。

對《四庫全書》的歷史評價,一直存在爭議。我覺得有幾條可以達成一致。

第一條,《四庫全書》纂修工程是我國歷史上大規模古籍整理的里程碑。孔子定六經,西漢劉向劉歆父子為皇家校書,宋代曾鞏校書,明代修《永樂大典》等,都具有重大影響,但論其規模宏大,全面系統,仍以劉向校書與乾隆敕修《四庫全書》兩件事前後輝映,為千秋不朽之盛事。

第二條,纂修《四庫全書》過程中,館臣們進行了大量的校勘工作,改正了大量錯誤,留下了極其豐富的校勘成果。這些成果,有的夾注於正文之中,有的則另編為《四庫全書考證》一百卷。過去我們看浙江書局刊刻的《通典》、《通志》、《文獻通考》,附有“考證”,有關著錄或認為是乾隆武英殿校刻時所加的,但殿本實際上沒有“考證”,《三通》的“考證”是光緒年間浙江官書局校刻《九通》時根據《四庫全書考證》中《三通》的“考證”添加的。由於這個原因,浙江書局本《三通》就比乾隆殿本評價高一些。我根據浙江官書局刻本《文獻通考》書末附的《通考考證》三卷作了初步統計,有二千零七十一條。說明《文獻通考》在據乾隆殿本抄入《四庫全書》時,館臣作了校勘工作,發現并改正錯誤約二千條,逐條作了校勘記。還有少量錯誤,《考證》中指出來了,但沒有在正文中改正。例如《文獻通考》卷二百七十二:“諮,偉孫,封武林侯。修,諮弟,封宜豐侯。泰,修弟,封豐城侯。”《考證》云:“考《南史》,諮為鄱陽忠烈王恢之子。諮弟修。修弟泰。《通考》既脫去鄱陽王不載,又以諮、修、泰為南平王偉之孫。誤。”應當說,從乾隆武英殿刻本,到《四庫全書》本,《文獻通考》的文本質量有明顯改善。這種附有校勘記的本子,在《文獻通考》傳世版本中還是第一次,直到今天也還沒有第二次。在乾隆纂修《四庫全書》之前,正經、正史的刊刻,附有校勘記,是從武英殿本開始的,殿本的考證具有劃時代意義。但殿本《考證》大約一半以上並非討論文字異同,而仍屬文義的理解。屬於文字異同討論的僅占一小半。到《四庫全書考證》則已變成幾乎全部是討論文字異同是非的“校勘記”。雖然仍然沿用“考證”這個名稱,但其功能在專業化方面已經出現了大的飛躍。乾隆以後,刻書附校勘記,已逐步被認為是“內行”的做法。張之洞《輶軒語·語學》中認為初學選擇善本的主要標誌是“國朝人所刻,密行細字附校勘記者”。這種古籍整理成果附有校勘記的普遍認可的行為,應當說開始於武英殿本,形成於《四庫全書考證》,至阮元《十三經注疏校勘記》已漸趨成熟。近幾十年來,古籍整理成果而不附校勘記的,甚至被認為“外行”。回顧這段歷史,我們不能不認為《四庫全書考證》在學術史上,尤其是校勘學史上,是有著不可磨滅的地位的。在今後的古籍整理工作中,把《四庫》本作為校本,充分汲取《四庫全書考證》的已有校勘成果,應當成為一種通行做法。

第三條,纂修《四庫全書》是從《永樂大典》輯佚書開始的。在整個纂修過程中,四庫館臣輯集了大量佚書,如《舊五代史》、《續資治通鑒長編》、《元和姓纂》、《直齋書錄解題》、《金樓子》等重要典籍,都是從《永樂大典》等書中輯出的。其中不少輯本除被收入《四庫全書》外,還彙印成《武英殿聚珍版書》,流傳於世。有的書《四庫》未收,如宋蘇過《斜川集》是周永年輯出的,趙懷玉據以刻於杭州,《四庫》卻未收入。隨著《永樂大典》的不斷毀滅,這些重要典籍在乾隆間及時輯出的歷史貢獻進一步突顯出來。纂修《四庫全書》以前,輯佚書這種行為早已出現,但大規模輯佚書則以四庫館從《永樂大典》中輯佚書為開端。嘉慶間修《全唐文》利用《永樂大典》中的材料,同時徐松輯出《宋會要》、《宋中興禮書》等重要典籍,可以說是直接繼承了四庫館臣的做法。後來之所以出現馬國翰、黃奭、王謨、嚴可均等一批輯佚書專家,也與四庫館臣輯佚書的影響分不開。

第四條,纂修《四庫全書》期間產生了一批副產品,其中有《武英殿聚珍版書》、《四庫全書薈要》、《進呈書目》、《浙江採集遺書總錄》、《江蘇採輯遺書目錄》、《四庫全書總目》、《四庫全書簡明目錄》、《四庫全書附存目錄》、《四庫提要分纂稿》、《惜抱軒書錄》、《南江書錄》等等。與《四庫全書》七部寫本,共同構成纂修《四庫全書》的豐碩成果,在中國文獻史上留下了濃重的一筆。

第五條,纂修《四庫全書》引發了一個學科“四庫學”,乾隆以降,陸續產生了一批四庫學新成果。例如《宛委別藏》、《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續修四庫全書》、《四庫禁燬書叢刊》、《四庫簡明目錄標注》、《藏園訂補郘亭知見傳本書目》、《四庫存目標注》、《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四庫提要辨證》、《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禁燬書目四種》、《清代禁書知見錄》、《四庫採進書目》、《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四庫全書纂修考》、《四庫全書纂修研究》、《四庫全書館研究》、《四庫全書總目編纂考》等等。在中國文獻學史上,因為纂修一部書而引發一門幾乎是顯學的專門學科,《四庫全書》也許不是唯一的,但卻是最受人矚目的。

《四庫全書》已經誕生二百多年,二百年間對中國學術研究影響最大最深的實際上是《四庫全書總目》二百卷。這方面的議論很多,仍以張之洞的說法為更多的人熟知并認同:“氾濫無歸,終身無得,得門而入,事半功倍。或經,或史,或詞章,或經濟,或天算,或地輿,經治何經,史治何史,經濟是何條,因類以求,各有專注。至於經注,孰為師授之古學,孰為無本之俗學。史傳,孰為有法,孰為失體,孰為詳密,孰為疏舛。詞章,孰為正宗,孰為旁門,尤宜抉擇分析,方不致誤用聰明。此事宜有師承,然師豈易得?書即師也。今為諸生指一良師,將《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讀一過,即略知學問門徑矣。”(《輶軒語·語學·論讀書宜有門徑》)《四庫總目》爲什麽能獲得這樣高的地位?我想不外三個原因:一是巨大的文獻容量;二是完備的知識系統;三是宏通的學術見解。

由於《四庫總目》容納了一萬多種文獻的信息,幾乎把當時傳世的重要文獻網羅在內了。因此,這一巨大的容量使它具備了古文獻工具書的功能。當你要瞭解某一類有些什麽書的時候,你會想到查《四庫總目》,當你要判斷某書是不是稀見的時候,你也會想到查《四庫總目》。工具書必須是在某一方面或某幾方面信息較為齊備、準確,才能算得上好的工具書。所以一般規模的書目,都難以扮演工具書的角色,《四庫總目》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都是唯一具有權威地位的文獻學工具書,即使在近代出現的《續修四庫全書總目》,也頂多可以彌補《四庫總目》缺少的部份,卻不能在地位上與之抗衡。這除了規模以外,還有《四庫總目》囊括的文獻不僅量大,而且是中國文獻的主體部份,這種主體具有不可再生性和無可替代性。

《四庫總目》所能提供給我們的中國古文獻知識,幾乎是全份的。我們從中可以獲取一萬多種圖書的書名(包括同書異名,異書同名)、卷數(包括篇卷的分合演變)、著者姓名(包括字、號、室名)、朝代、里籍、科第、生活年代、出身、歷官、學術淵源、著作宗旨、圖書內容、流傳刊抄等知識,還可以獲得古今圖書分類知識。《四庫總目》卷首乾隆諭旨,可以為我們提供《四庫全書》及《總目》纂修的大體歷史。《表文》則幾乎包括了關於中國典籍文化的主要典故,以及《四庫全書》纂修中的主要內容。林鶴年著《四庫全書表文箋釋》四卷,可以為我們進一步揭示這些典故和史事。《四庫全書凡例》以及經、史、子、集四部總敘,各類的類敘,許多提要末的案語,共同為我們提供了具有完備系統 的中國傳統學術知識,甚至我們可以把這些類敘凡例視為一部“國學概論”。我們可以檢視一下二十世紀三十年代通行的國學概論教科書,幾乎都是依經史子集框架講述的,有的稍作變通,也難離其軌轍。

《四庫總目》除了上面兩項客觀知識外,還有極為豐富的學術分析和評論,見解宏通,為亙古所未有。《四庫總目》四部總敘為我們理清了經、史、子、集四部的學術源流及得失,四十四類的類敘,則從更細的學科門類為我們辨析源流,而在各書提要中,除了客觀介紹作者和圖書情況外,也發表了學術性很強的評論。各書的評論雖然是針對該書的,但也經常從學術淵源上予以高屋建瓴的分析,而不僅僅是各書的孤立評論。整部《四庫總目》,一萬多篇提要,繩貫珠聯,如網之在綱,渾然構成一龐大體系,有條而不紊。這樣的學術建構,體大思精,在中國歷史上是不可多有的。余嘉錫評價《四庫總目》是“劉向《別錄》以來才有此書”,從歷史上看這是恰如其分的。而從實際學術功用上看,《四庫總目》又非《別錄》所可比擬。我們可以認為《四庫總目》是中國學術史上空前的傑作,那是絕不過分的。

無庸諱言,《四庫總目》存在大量錯誤。清代陸心源曾擬作一部訂誤性質的書,叫《正紀》。他的書沒寫成,但在《皕宋樓藏書志》、《儀顧堂題跋》、《儀顧堂續跋》、《儀顧堂集》等書中已零星做了不少訂正工作。近人胡玉縉《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補正》、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以及李裕民、崔富章、楊武泉等先生專門考訂《四庫提要》錯誤的著作已陸續問世,王重民先生《中國善本書提要》中也有不少訂正《四庫總目》的條目。我在與輯《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及撰寫《四庫存目標注》過程中也發現不少《四庫提要》的錯誤,寫入《存目標注》中。各類報刊零星發表的訂誤文章數量也十分可觀,有關論文索引可以查檢。具體例子這裡不再列舉。對於讀者來說,報刊論文固不便隨時查檢,即使幾部專書也不是十分方便隨時核對的。哪些條目已經有人指出其中的錯誤?這就成了讀者的困難。有鑒於此,1993年,我和劉心明、王承略兩兄在隨王紹曾先生完成《清史稿藝文志拾遺》后,曾商議從事《四庫全書總目》點校,除加新式標點,校勘《四庫總目》的殿本、浙本、文淵閣、文溯閣本書前提要、《進呈書目》之外,還要摘附各家辨證於當條之下。忽忽廿年,各自忙碌,竟沒有付諸實施。現在魏小虎先生以一己之力,花費多年時間,完成了《四庫全書總目彙訂》,其辦法與我們接近,而網羅之廣,自然是我們當年力不可及的。根據《彙訂》清樣初步統計,其中引用余嘉錫330條,胡玉縉193條,王重民134條,李裕民307條,崔富章120條,楊武泉647條,杜澤遜405條。其它散見條目尤多,讀者翻閱便一目了然。鑒於《四庫全書》的廣泛運用和《四庫總目》的崇高地位,小虎先生的這部《彙訂》在“傳統學術”領域可以說是不可或缺的要籍。今後當然還會有新的訂正成果發表出來,希望若干年后,小虎先生再出版增訂本,從而更好地滿足讀者的需要,為學術研究做出更大的貢獻。應當特別強調的是,《四庫總目》的這些疏誤,根本不影響這部學術大著的崇高地位。人們之所以熱衷於為《四庫總目》拾遺補缺,當然主要是爲了這部傑作更加完善,同時也因為《四庫總目》是高級別的靶子,足以顯示射者的能力。二零一二年十一月四日滕州杜澤遜序於山東大學向嵐書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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