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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学典随笔:传统文化复兴的先驱——张知寒先生琐记
作者:王学典   来源:   时间:2012-09-24 16:00:55   浏览次数:5569

    在山东大学,我是和知寒先生交往、走动最多的人之一。当我提笔写这篇“琐记”时,我和知寒先生交往的那一幕幕就如同潮水一般在心幕上涌现,其中,印象最深刻的,是知寒先生撒手人寰的那一刻。10年过去了,然而那一刻仍历历如在眼前。

    1998年7月16凌晨3点40分左右,床头的电话突然响起。在那样一个万籁俱寂的时刻,刺耳的铃声让人感到恐怖:根据经验,肯定又有不祥的事情要发生了!我哆哆嗦嗦地拿起听筒,里面传来了熟悉的原山东大学党委副书记冯宜明教授的声音:“知寒先生已处于弥留之际。你抓紧穿衣下楼,车就在老校西门口等着。”十几分钟后,我们就赶到了齐鲁医院,一进病房大楼,就听到了被压抑的哭声,待走到病床前,知寒先生看来刚刚闭上眼睛,仿佛还有呼吸,静静地安详地躺在那里。由冯宜明书记主持,我们与先生的亲人们一起向先生鞠躬告别。这时大概有5点左右,天已大亮,先生的面庞仍是那么饱满红润,躯体仍有可感的余温。当时我对先生的爱子洪林和侄子张果说,先生说不定还能再醒过来呢……然而先生没有醒过来,想到从此再也看不到先生时,我的泪水控制不住地流了下来。我与先生长达20年的交往,就这样结束了。

    我是1979年入读山东大学历史系的。入读山大历史系之前,我就有幸结识了先生,而在结识先生之前很久,我就听到了先生的大名。先生在进入山大历史系教书之前,一直随师母徐淑梅先生客居在滕州市南沙河焦化厂,而这个焦化厂与津浦线上的一个小火车站——南沙河车站紧挨着,一个路西一个路东,我所在的村落就在南沙河车站下边。当时焦化厂的职工子弟大多在滕县第十二中学就读,低我一级的于守洋兄就在其中。我们俩都爱看书,在那个“书荒时代”,读书的主要方式是互相传阅。一次,在交换书时,守洋兄告诉我,焦化厂住着一个“右派”,是山大历史系毕业的。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人手里肯定有不少书,可惜无缘去借。几年之后,缘分来了,但不是为了借书——我接到山大历史系的录取通知书后,在最短的时间内,去焦化厂拜访了知寒先生。去的时候是个晚上,感觉当时在他家待了很久,知寒先生向我和在场的其他人讲述了山东大学昔日的辉煌,讲了历次政治运动都是从上层建筑开始……记得那个晚上他家没电。我必须实事求是地说:那是迄今为止我所接受的最深刻的一次历史教育,它对我此后的社会政治取向,包括治史观念的选择,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

    知寒先生大概也是在我入读山大历史系前后调入该系任教的,这样,从1979年秋季开始,我就正式成为先生门下朝夕相随的学生了。说是“朝夕相随”,一点不假——无论是他最初栖身的考古陈列室,抑或南院28号楼公寓,还是南院6号楼,我可能都是去他府上最多最勤的一位,因为他一家子没有我不熟的人,而且都是在来校前就认识的,所以感到特别随便。在先生府上,尤其是在他逝世前居住时间最长也最宽敞的6号楼公寓,我们可以说是成天天南海北高谈阔论,当然,大部分时间都是先生在讲。我真不知道他脑子里何以能装这么多东西,也真不知道他怎么如此善谈,那真是无休无止,直到要么是该吃饭了,要么是快睡觉了,要么是天快黑了,师母进来干预才算告一段落。这些谈话大约涉及两大主题:传统文化复兴和现实社会。这两大问题是我们谈论最多的内容,原因在于,现实社会的政治实际上就是现当代史,而知寒先生可贵的是,他参与这一段历史创造的过程中,头脑始终是清醒的,所以,他能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释人们还不大理解的时事。比如给地主富农摘帽子,人们一时不大理解。知寒先生说:“地主富农是经济学名词,没有政治含义。地主富农的帽子其实早就该摘掉了,解放这么多年了,让地主富农的第二代第三代跟着受其累根本就说不过去。共产党当年搞土改,‘让农民耕者有其田’,用来解决信义、兵源和粮源的问题。‘足食足兵民之所以信也’,这是共产党取得战争胜利的关键。无论是抗日战争还是解放战争,全民齐动员,有钱的出钱,有粮的出粮,有力的出力。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贫下中农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百万大军靠谁养活?全国人民都做出了巨大牺牲。”可说知寒先生看破了现代史上一个最深刻的秘密,这是任何史书上所不能提供的。类似的谈话可以说不计其数,关于毛泽东,关于蒋介石,关于白崇禧,关于顾祝同,关于周恩来,关于朱德,关于彭德怀,关于江青,关于“肃反”,关于三反五反,关于“反右”,关于“三年自然灾害”……许多问题先生都有很深的见解。我对先生所谈的内容一直深信不疑,原因之一,是先生与家乡先贤刘子衡先生之间的特殊关系。刘子衡先生既是蒋介石、顾祝同等国民党上层人物的座上客,也是周恩来、董必武、吴玉章等共产党上层人物的挚友。抗战后,刘子衡写了著名的《打不得九论》,又在国共两党谈判中去南京作为李宗仁的智囊人物参与国共“和平谈判”,他是国共两党停战的调解者。刘子衡先生与先生是忘年交,无话不谈。所以,在恍然大悟、顿开茅塞之余,我从一开始就感到先生对这段历史的观察和感受以及所见所闻是准确的,远比“教科书”和所谓的“正史”更可信。果不其然,随着越来越多的档案和文献材料的披露,先生当年所谈多被证实为“信史”

    与谈论传统文化相比,我们在谈论现实社会方面所花的时间可能要少得多。知寒先生对“传统”、对孔子、对孟子、对梁漱溟、对孔子书院、对所有先贤先哲,简直可以说是一往情深。今天回忆起来,最打动我的,还不是先生对“传统”的这种“一往情深”,而是他对传统文化复兴的先见之明。在这方面,说先生是先知先觉,恐怕一点都不过分。

    如同所有过来人所感受到的,20世纪80年代的主流思潮是“激进主义”,是“全盘西化”,是“反传统”,是“新启蒙”,而90年代的主流思潮则是“保守主义”,是国学复兴,是“反思五四”,是“重估传统”。而且,从90年代开始的这股思潮迄今席卷整个学术文化界,整个社会也已为之倾倒。这其间的是非,留待以后评论,仅就知寒先生与这股“保守主义”思潮的关系而言,堪称先知先觉。就我所知,知寒先生是80年代的学术界里最早对“保守”、“保守主义”观念作出重新评估的学者之一。

    知寒先生的治学受明末清初史学家思想影响很重,他认为学术研究要和社会现实相结合,人们对司马光和对孔子一样有不正确的看法,他起而纠偏。《读墨余论》一书中收有他于80年代中期发表的三篇为司马光纠偏的论文,其要旨不是谈司马光,而是为当时很不光彩的“保守”和“保守主义”纠偏。因为当时的语境中,司马光已经成为“保守”的符号,正像王安石已经成为“激进变革”的符号一样。这几篇文章在写作过程中我就读过,“激进”和“保守”、“司马光”和“王安石”,是我们当时一段时间内谈话的中心,知寒先生当时对司马光溢于言表的推崇,对王安石十分客观的评析,我至今记忆犹新。“五四”、“文革”和“王安石变法”,在知寒先生看来,都是“激进主义”的产物,“破坏性”大于“建设性”,不值得称赞。我必须实事求是地在此指出,在整个80年代,我都是一个主张“全盘西化”的激进青年,在思想上与知寒先生分属两个阵营,他服膺孔子,我服膺马克思,而马克思和孔子也正好处在激进与保守的两极。所以,在许多问题上,我和知寒先生不一致,也经常辩论,但这丝毫也没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包括在1989年前后,尽管我对知寒先生与官方持同样的立场不满意,但他对后学晚辈的那种呵护、保护之心,当时不仅消泯了我的不满,还令我感念不已——受到知寒先生保护的激进青年学生当时又岂止一人两人?

    以“全盘西化”为特征的“激进主义”在80年代占主流地位,并不意味着以“回归传统”为特征的“保守主义”在当时就没有影响,实际上,弘扬孔子和儒学的思潮也是在80年代前期开始形成气候的。知寒先生堪称先驱。他1982年给有关部门写信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召开孔子研讨会,为教书匠共同的老祖师——孔子平反。“文革”期间,孔子被诬为中华民族的败类和罪大恶极的元凶,又一次疯狂地焚书坑儒,已经严重地挫伤了中国人民的历史感情和民族感情。

    先生认为,要想肃清、消除“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政策及其实践的余毒,必须让人们清楚地看到孔子的本来面目,“借鉴古代的优秀文化,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文明”(《读墨余论》第7页)。当时我曾和先生讨论过一个问题:如何对待儒家的“三纲五常”?我们达成的一个共识是:“三纲”肯定是糟粕,但“仁义礼智信”这“五常”,恐怕不能否定,否则社会就乱套了。正因为有这些清醒而自觉的认识,知寒先生就开始为孔子“鼓”与“呼”了。为此,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最初的几篇是《论欲拯救人类的圣人——孔子》、《孔子轻视妇女辨议》等论文,因为孔子说过一句“唯女人与小人难养也”的话,“评法批儒”时一度被批得一塌糊涂,知寒先生认为后人理解有误:孔子并不轻视妇女!记得知寒先生私下说:孔子是讲“尊尊亲亲”的,孝顺母亲的孔子怎么能把他娘与“小人”并列而瞧不起呢?类似这种“案”,知寒先生当时为孔子“翻”了不少。

    知寒先生对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对当代学术史贡献最独特的,显然是他对“墨学”的研究和倡导。1999年,也就是在知寒先生逝世一年后,在滕州召开了第四届国际墨学研讨会,时任中国墨子学会会长、山东大学校长的曾繁仁先生作了《千年绝学的伟大复兴》的主题演讲,在这次演讲中,曾先生称知寒先生是“墨学第二次复兴”的关键人物。这一公论,可以看做是对知寒先生的盖棺论定。知寒先生为推动墨学研究所付出的努力和心血,相关回忆和论述肯定不少,限于篇幅和时间,笔者不再多说,只是有几点需要借此机会略作强调。墨子研究的第二次复兴,山东大学和滕州市的联手是其中最关键的环节、最主要的动力,而既是滕州人又是山大教授的知寒先生,则是提出和促进两家联合的最积极最主动的因素。现在看来,这是一个双赢的举动,为合作的双方都赢得了声誉,创造了高校和地方政府互动的一个成功范例。据笔者所知,山大与地方政府合作搞的活动不少,但如此成功的不多,其中的原因之一,就是知寒先生个人的魅力、学识和无私的献身精神。“事在人为”,是千古不灭的真理。搞同样的活动,人不一样,结果就有可能完全两样。知寒先生值得山东大学、滕州市和海内外墨学界永记!

    知寒先生把墨子的里籍考定在今之滕州,是山东大学和滕州市联合研究墨子的基础。“墨子究竟是不是滕州人”,不少朋友现在还这样问我。我只能这样说:就现有的材料而言,把墨子说成是鲁国人,进而说成是滕州人,比把墨子说成是河南人更有根据更为合理。对山东大学、对墨学界来说,重要的是,墨子研究因此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而假如没有数届滕州市政府的倾力推动,绝对不可能有墨子研究今天这样的大好局面!知寒先生的这一学术考订将因此而成为20世纪墨学史上的一大事件。知寒先生的学术魄力和人格魅力,不仅使他动员起一级政府赞助墨子研究活动,还使他动员起一批大师级人物出来支持墨子研究。很难想象,有哪一个普通学者能同时把任继愈、杨向奎、颜道岸、张政烺、张岱年、匡亚明、蔡尚思、费孝通等学界泰斗请到一个会议上来!可以说,只有知寒先生做到了,其他任何人都未曾做到过,更不用说,知寒先生之后就再也不会有人能做到了。

    在纪念知寒先生逝世10周年之际,有一件事,面对他的亡灵,我必须要作检讨。当知寒先生刚刚开始推动墨子研究活动时,他希望我出来帮忙,跟他跑腿。我也曾犹豫过,但最终没有答应。我俩有过一次开诚布公的谈话:我陈述了不能出来帮忙的理由,我说,我们俩性格脾气都比较“倔”,我说,我们不在一起共事,是好师生,要是在一起共事,肯定会“感情破裂”,到时就不好了。知寒先生大概觉得有道理,就没再勉强我。只是到他主持召开最后一次会议,也即第三届墨学国际会议时(1997年8月),他的身体状况已经很差,手边确实已无人可差使,义不容辞,我不能不出来协助他做了一些会前会后的杂事。知寒先生也正是因为这次会议错过了最佳的治疗时机,会议结束后就倒下了,从此再没起来,我则因会议期间两天一夜没合眼,高血压病发,从此开始了每天服药的历史。对于我拒绝服从知寒先生“征用”的事,师母徐淑梅先生比我记得还清楚,前些时候,我们还共同忆起过。对知寒先生,我一直有一种愧疚感,主要就因为这件事,所以不能不检讨。

    (作者原为山东大学历史系79级学生,现为山东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文史哲》杂志总编辑、中国墨子学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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