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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永军教授论著选登:哈贝马斯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述评
作者:傅永军   来源:   时间:2009-05-27 03:52:15   浏览次数:5542

  20世纪60年代以来,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纷纷展开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危机趋势的研究,各种理论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就是这一时期出现的、最有代表性的危机理论之一。哈贝马斯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趋势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的新观点、新见解,在西方理论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本文旨在对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危机理论作一简单的评析。

        一、晚期资本主义的新变化与危机趋势的新特征       

  在哈贝马斯看来,晚期资本主义已成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或由国家管理的资本主义,它表现出两种新的发展趋势:第一,国家强化了干预功能,并借助这种干预活动来保障制度的稳定性;第二,国家推进科学研究与技术之间的相互依存,使科学技术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这两种趋势导致“运用马克思根据自由资本主义社会正确提出的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条件消失了。”[1]与之相适应, 分析晚期资本主义危机趋势必须充分考虑到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所发生的这些变化。        

  1、国家干预      

  现代先进资本主义国家最引人注目的发展趋势之一是,国家增强了对经济活动的干预,晚期资本主义成了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国家调节的资本主义对生产、流通、消费等过程的干预甚至直接参予,使整个社会呈现出与以往社会(包括传统社会和自由资本主义社会在内)不同的社会景观。           

  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国家作为守夜人,主要从外部保障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运行所需要的社会秩序。资本崇尚自由竞争,国家不直接介入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市场经济是私人企业主自由竞争的活动领域。市场规则严格划开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并将国家功能限制在公共领域,从而听任私人领域在没有约束的情况下由每个利益个体根据自己的利益自由活动。然而,自由的市场游戏在带来高效率的生产发展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加剧了社会的矛盾冲突:一方面,对雇工——工人阶级的绝大部分敲骨吸髓式的残酷剥削,造成了马克思所说的工人的“绝对贫困”,导致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的尖锐对立;另一方面,各个追求自己最大利益的资本家之间也很容易因诸如原料、市场、佣工等方面的原因产生矛盾,从而危及资本主义社会本身。这两方面的矛盾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阶段是不明显的,并因海外殖民地的扩展而得到某种程度上的减缓。这也是资本主义初期发展的相对稳定的原因。但是,自19世纪中后期以来,随着世界范围的殖民浪潮的衰落,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因自由的市场经济而产生的痼疾也就凸现了出来。为对付这种种痼疾,资本主义国家普遍用国家管理资本的方式来取代自由竞争,国家因之直接介入了市场和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希望通过国家对经济的直接干预,来补充或部分取代市场机制,弥补市场经济的不足。       

  晚期资本主义国家承担着经济系统的许多功能,它既通过制定总体计划合理有序地调节整个经济周期,又借助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导向,创造和改善利用过剩积累资本的条件,也通过刺激资本支出、维护充分就业以及定期调节物价、工资来保持资本主义社会秩序的稳定,保持资本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良性运转。具体地说,国家干预职能的实现有以下七种形式:    

  --通过组织跨国的经济集团组织,确保国际分层现象,加强国家的竞争力。    

  --增加非生产性的国家消费,刺激资本支出,方法是增加军事防御费用或加大空间开发力度等。

    --通过与结构政策相一致的指导方针,使资本流向为自发市场所忽视的领域。    

  --改善物质基础设施,如交通、教育、卫生、娱乐、城市和地区规划、住房建设等。    

  --改善非物质的基础设施,促进科学发展,进行科研发展投资,提供专利等。    

  --提高人的劳动生产能力,建立普遍教育体制,开办职业学校,制订培训和进修计划等。    

  --减轻私人生产所造成的社会和物质损失,如失业补贴、福利、补救对生态造成的破坏等。

  一旦资本主义国家在资本主义经济系统中开始扮演重要角色, 资本主义国家就不再仅仅是资本主义秩序的守夜人或者警察,它摇身一变而成为支持资本利益的“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或者说是理想上的总资本家。哈贝马斯要求从两个方面理解这个总的资本家,即,一方面,这个总的资本家是为资本家利益服务的,但它又不代表任何人或资本家集团,它不是联合起来的资本家的直接代理人,听命于个别资本家或资本垄断集团;另一方面,正因为这个总的资本家是为整个资本家集团而不是为个别资本家集团服务,所以,为了维护资本主义生产体系,它有时还会伤害甚至牺牲个别资本家的直接经济利益,为此,国家的干预不仅要为资本主义生产提供一般条件,而且还会直接介入生产过程,其干预职能大大增强,其干预范围大大拓展。         

  国家干预缓和了因自由竞争制度带来的周期性经济危机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剧烈破坏,维持了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继续生存,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推动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可以说,没有国家的积极干预,晚期资本主义就无法生存下去。        

  2、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       

  按照哈贝马斯的理解,所谓科学技术变成了头等生产力指称的是如下事实:科学技术由自发地变成了自动地带来经济上的好处,因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已基本解决了从科学到技术,再到应用三者之间的转换关系,全方位地开拓出科学技术转化为直接现实的生产力的有效途径,科学技术及其在工业方面的运用已结合成一个体系,成为促进生产和社会经济进步的强大动力。具体说来,有以下几点佐证:    

  --科学技术在生产领域内的应用导致了生产力规模空前的高速增长和财富的迅速膨胀。    

  --科学技术在生产力的结构体系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它成为独立的剩余价值的来源。    

  --科学技术已经成为一种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    

  --科学技术直接影响着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成为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脑力劳动的主导作用越来越明显,劳动力的使用已由原来的体力支出型为主体转变为以脑力支出型为主体。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对科学技术的需求量急剧增加,科学技术成为最重要的资源之一。    

  --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对科学技术的发展直接实行宏观控制和管理也证明了科学技术不菲的地位。           

  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并不令人惊异,令人惊异的倒是“科学技术也可以成为一种渗透入非政治化的人民大众的意识之中的隐蔽的意识形态,正是在这一天地里,它担负起了能促使合法化的力量源泉。这种意识形态的非凡成就是:它使社会的自我理解脱离了交往活动的参照系,脱离了以符号为中介的相互作用概念,而用一种科学的模式取而代之。相应地,限制于文化上的社会生活世界的自我理解,就被在有目的、合理的行为和适应性行为的范畴之下的人的自我物化取而代之。”[2]这就是说,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是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所带来的最重要的后果。这个后果至少可以从两个方面看:       

  第一、科学技术的日益发展使政治活动日益技术化。哈贝马斯说过,只有政治领域需要合法性的存在。意识形态必须为政治的合法性辩护。然而这个原则的应用却受着时代的限制。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合法性无法回避科学技术空前的影响,后者巨大的力量使自己一跃成为“理解一切问题的关键 ”。有鉴于此, 政治不得不依附于科学技术,首先是在政治活动中采取先进的科技手段。如通过高科技通讯手段传播某种政治理念,然后是在政治运作的程序性方面吸收科学技术的操作规则。   

  第二、科学技术日益侵入了那些不过问政治的群众的意识之中。哈贝马斯认为这一点才是最为重要的。本来社会的组织原则应当是建立在人与人之间互相理解基础之上,社会关系的调整是通过对话来进行的。然而,科学技术的成功使得人们相信技术统治模式可以搬到社会系统中来。于是科学技术逐渐取代了人们以往在社会生活方面的诸多参照系,而变成了唯一的准则。社会由此变成了一个以科学技术为核心的自调节系统。也就是说,晚期资本主义试图借助科学技术的意识形态化获得新的合法化基础。科学技术具有一种能促使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合法化的论证力量。         

  以上就是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发展新趋势的论述。从中可以看出,晚期资本主义在政治、经济、文化诸领域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些变化所产生的影响势必反映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方方面面。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始终不肯消声匿迹的危机趋势也不例外。自由资本主义时期,资本主义危机主要表现为一种经济危机。这种危机源自生产的社会化与资本的私人占有这样一种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其形式表现为“生产过剩”。当危机来临之时,工商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工人人数激增,社会经济生活极其混乱,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矛盾尖锐表现出来,即,一方面,资本家因生产过剩而叫苦连天;另一方面,日益增多的失业工人家庭因缺衣少食而凄凄惨惨。然而,这一切的不幸与悲剧,在国家干预的资本主义出现以后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国家干预不仅保障了经济成长过程的有序性,而且通过福利政策的实施,缩小不同阶级在分配和消费上的差别,满足民众对经济利益的要求,对娱乐、休闲的要求,使源自经济利益的阶级冲突得以缓和,确保民众对制度的忠诚。经典危机的阴影已从资本主义的天幕上消失。但是,这决不意味着资本主义可以高枕无忧,似乎从此以后天下太平。晚期资本主义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新发展而消灭危机,它不过使危机改变了特形式,表现出新的特征而已。

    第一,由于国家干预的出现,晚期资本主义愈来愈成为一个综合体,它的危机必然要突破单一领域的限制,表现为一种全面的危机、普遍的危机。也就是说,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不是某一系统出了问题,而是整个结构都存在故障;不是局部性的病症,而是全身性的病象;不是某个方面的没落,而是走向全面的危机。

    第二,由于资本主义社会已经进入了“有组织的”或者受“国家调节的”发展阶段,资本主义国家机构已经不可能像在自由资本主义阶段那样仅仅确保资本再生产的一般条件,它必须积极介入资本主义的各项生产活动。这样,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遭到破坏正在消失的资产阶级传统意识形态(公平交换观念),就远远不能适应于这种新形势的需要了,而科技意识形态又难能胜任为资本主义政治系统合法性进行辩护之重任。因此,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危机就必然要发生转移,即从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社会文化领域,变成社会危机、政治危机、文化危机、意识形态危机,即使尚未转移的经济领域的危机,也必定具有了新的形式,而与马克思所说的那种经济危机相区别。                                

二 、晚期资本主义的四重危机       

  哈贝马斯十分明智地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基于自身原因而产生的危机与它和当代其他社会共存的危机区分开来。这样,诸如生态平衡的破坏、人类平衡的破坏、国际平衡的破坏就作为人类社会共存的危机被清理出新危机论视野。哈贝马斯将目光集中在晚期资本主义特有的危机上,具体分析了以下四种危机形式:

    1、 经济危机      

  哈贝马斯依然是从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入手,解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趋势的。这不仅因为经济危机理论是马克思资本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马克思的分析方法为他提供了分析范例,而且因为晚期资本主义的其他危机类型都是由经济危机转化而来。所以,尽管哈贝马斯极力否认马克思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对晚期资本主义的有效性,但是,“马克思关于危机的理论支配着哈贝马斯对危机理论的讨论。”[3]        哈贝马斯指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并不等于“有计划的资本主义”。尽管晚期资本主义实行了国家干预从而出现了新的所有制形式--私人垄断所有制和国家垄断所有制,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并没有改变,因此, 资本主义那种自发的盲目的经济运行方式亦没有改变。这意味着,政府在实现干预行为时,也不得不听命于价值规律的自发作用,政府反过来成为价值规律的执行机构,所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经济危机始终不肯消声匿迹。”[4]但是, 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又毕竟是在国家干预主义成为主流后的资本主义条件下发生的危机。由于国家强有力的干预维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持续存在的先决条件,补足了市场缺陷,满足了市场控制积累过程的需要,达到了通过调解分配以弥补私有制造成的政治上消极的后果之目的,所以它消灭了危机的生产过剩形式。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因而有了新的表现形式,它表现为商品和劳务这样一些可消费的价值的“产出”不足,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持续的通货膨胀,不断的生产停滞,严重的财政赤字。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这三种形式使晚期资本主义各国颇感头疼,因为医治这几种病象的处方是彼此克制的。但更令晚期资本主义各国不安的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危机,又由于国家干预持续不断的作用而发生转移,即由经济领域转移到政治、文化领域,加剧危机对社会机体的全面侵蚀。        

  2、合理性危机        

  危机首先从经济系统转移到社会政治系统,出现合理性危机。所谓合理性危机就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系统产出危机,它指的是国家行政系统不能合理地制订、贯彻必需数量的行之有效的决策,致使行政管理的合理性缺失或出现赤字。      

  在哈贝马斯看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依然存在的私有财产制或资本私人所有制与当今社会日益要求的行政管理计划即国家干预之间必然存在的矛盾是合理性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源自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内在矛盾决定了资本主义国家干预经济活动必然导致这样一个两难抉择:“一方面,在发达资本主义中,为确保资本的实现而要求行政计划的呼声在增大。另一方面,私人要自主处置生产资料则要求对国家干预进行限制,禁止用计划来协调各个个体资本家的矛盾的利益”[5]这就是说,为了维持资本主义经济系统的正常运转, 保证资本实现的通畅无阻,晚期资本主义必然要求国家干预以弥补自由竞争的市场规则的不足;但是,问题在于,一旦国家对自由竞争的市场体系进行干预,就势必会伤害自由竞争这个资本主义原则,所以,私人占有制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规则又必然要求限制国家的干预作用。这种内在矛盾迫使国家机器“在期望干预与被迫放弃干预之间摇摆不定”,无法摆脱两难困境,作出合理的决策。再加上具有干预功能的国家因为自身控制手段受限,在它进行经济干预时,就不得不允许越来越多的外来因素渗入经济系统发生作用,这些外在因素必然会妨碍行政管理机关作出合理化的决策,政治系统的合理性必然会出现赤字。      

  合理性赤字的出现,证明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机器所拥有的职能和采用行政手段所创造的社会物质财富的扩大,超过了合法的需求。”“国家活动的扩张产生了一种后果,那就是合法性需求的不合比例的增长。”[6]于是,比合理性危机更严重、更深刻的合法性危机突现出来。       

  3、合法性危机        

  合法性危机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系统的“投入”危机,它指的是在贯彻由经济体系所产生的那些指导资本主义制度发展的各项原则时,资本主义已经没有办法继续维持它所不可缺少的来自群众的“忠心”,也就是说,晚期资本主义国家存在的合法性得不到人民群众的认可,出现“赤字”。        

  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危机的根源何在?哈贝马斯给出了两种解答。其一, 在《交往与社会进化》一书中, 哈贝马斯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合法性危机的根源系于这样一个基本的事实,即“与大众民主相应的社会福利制度与资本主义经济功能之间的矛盾。也就是说,在推行高福利、大众民主的条件下,国家必须显示出完全能遏制经济过程中出现的功能失调的不良后果的机能,才可消除对合法性的威胁但是,国家干预与市场资本主义有着天然矛盾,一方面国家被期望介入经济过程保护社会生产的正常秩序,另一方面国家的手脚又被束住,不可能获得自由地处理维护社会一体化问题的能力。这样,国家就陷入一种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国家既要实施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它以经济利润为行动动机;又要实施福利政策,补偿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代价,它被要求不考虑经济利润,投资于公共福利。这种冲突必然使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面临危机。其二, 在《合法化危机》中, 哈贝马斯将合法性危机的原因归结为,系统的局限和政府对文化系统的干预产生了不可预料的副作用(政治化)。也就是说,由于国家活动的扩展必然促使合法化需求不合比例地增长,一方面行政管理机关处理的事务日益增多,使大众必须对国家干预新职能保持忠诚,另一方面行政管理机构陷入日甚繁多的事务中,使得政治系统相对文化系统来说发生了边界变化。结果,原本被认为理所当然地是政治系统边界条件的文化事务,被纳入到行政计划领域。国家对文化事务的这种干预,加速了以前属于私人范畴的生活领域的政治化,使文化传统所产生的“公民利己主义”(civil privatism)--它意指公民中存在的那种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的自私自利的政治态度,它是文化传统维护合法性的主要手段--陷入极度危险中,诱使公民积极的政治参与,导致合法化困境。合法性危机的出现将危机引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系统,产生所谓动因危机。        

  4、 动因危机       

  动因危机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文化系统的“产出”危机,它意味着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思想文化呈全面没落、贫乏、萧条、衰败的趋势,已经不能为晚期资本主义的统治提供思想文化方面的支持了,晚期资本主义经济与政治系统丧失了合法性存在的必要条件。      

  动因危机发生在“国家机器及职业系统的要求与社会成员的需求和合法性期望之间的互补性遭到破坏时”。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的政治秩序本来是在某种意识形态的规范结构中被证明为合法的,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演变,原先为政治秩序提供合法性证明的思想意识、规范结构也发生混乱,不能再为资本主义变化了的政治秩序提供合法性支持,而新的、能为资本主义变化了的政治秩序提供合法性证明的意识形态规范又没有适时形成,于是,必然产生晚期资本主义合法性危机问题。        

  哈贝马斯详细描述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动因危机的表现。他指出晚期资本主义的社会文化危机明显地表现在文化传统(道德规范和世界观)和培养儿童的教育体系的结构变化方面(如学校、家庭以及宣传网络的结构变化)。在那里,一方面,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国家和社会劳动系统赖以生存的传统观念已被严重蚕食,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主要组成部分已经变得令人怀疑。这就是说,像“民众明哲保身主义”(民众不问政治、不参与政治,善于择安避危,保全自身)和“家庭-职业明哲保身主义”(人们通过竞争,不懈的努力,以谋求到好的职业,从而确保家庭生活的舒适和安逸)这类传统资本主义的动因--资本主义传统观念告诉人们,“每个人追求自己的最大利益会导致社会的繁荣”,因为合理的利己主义证实,任何损伤他人的行为都会带来相应的成本,如他人的报复、掩饰的成本或躲避报复的成本,所以一个人的真正的利益最大化是在不损伤他人情况下的福利改善,互不伤害但又追逐自己利益最大化行为在长期互动实践中就能形成对所有人都有利的行为规范和制度--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不是遭到摧毁,就是遭到削弱。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只能寄生性地靠传统的残渣剩饭为生。另一方面,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残余以及新生的非传统的资产阶级思想文化, 如“唯科学主义”“后奥拉特艺术”(  post auratic art)、“普遍功利主义”等,虽在不断发展但却不能引出新的动因模式。再加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一种“反正统文化的经验情绪”,又无益加重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危机,并堵塞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从消极方面制止或避免动因危机的道路。

         三、哈贝马斯危机理论的价值及缺陷        

  哈贝马斯的晚期资本主义危机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代资本主义危机论中最有特色的原创性理论,它包含许多合理因素。        

  首先,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证明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一个全面危机的社会。 我们知道,西方学者普遍陶醉于20世纪科学技术创造的神话之中, 他们乐观地认为,科学技术所带来的大工业的高效高能,已经造就出一个以信息为工艺对象,以科技产业为主要职业的信息时代。这个时代的来临既改变了当代西方的社会结构,又使从经济基础角度瓦解资本主义制度合理性的激进理想成为历史的“陈迹”。资本主义已经是一个能够包容或克服自身危机趋势的社会。哈贝马斯以自己析理深入的危机理论终结了这一神话。按照他的分析,当代资本主义虽然发生了重大变化,自由资本主义已演变成“有组织的资本主义”。但是,这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性质,消灭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因此,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不仅依然存在经济危机,而且由于国家干预的作用又将危机延伸到社会文化领域,表现为社会政治危机、文化危机以及意识形态危机等。尽管哈贝马斯不承认经济危机是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危机形式,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的危机主要是社会政治危机和文化危机,表现为所谓“合法性危机”,即表现为人民群众对资本主义制度的“忠心”、信仰、献身精神发生危机,从而急匆匆地宣布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论已经过时,要用他的合法性危机论取代了马克思的经济危机论,这使得他的危机理论的科学性大打折扣。但是,相对于那些无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着严重社会危机之事实,而极力渲染资本主义梦幻童话的资产阶级学者来说,他的理论毕竟传达出一种清醒之音。        

  其次,哈贝马斯对晚期资本主义危机趋势的分析并不是孤立的,零散的,他始终坚持用系统的观点考察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综合性危机的正确战略。在哈贝马斯看来,晚期资本主义所具有的这四种危机首先是一个整体,它们互相牵制,互为因果,层层递进,步步深入,在晚期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共同起作用。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可简单描述如下:晚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表现为没有生产出必要数量的可供消费的价值形式这样一种新形式)因国家干预的缘故而转移到政治领域,出现了合理性危机,即行政系统没有“产出”必需数量的合理决策;而这种情况的出现又与没有向行政系统“投入”群众的忠诚直接相关,,因而在行政系统上又必然发生合法性危机;合法性危机表明资本主义的文化系统没能向行政系统“投入”必要数量的普遍动因;因为对资本主义持续生存至关重要的文化传统遭致消弱,所以,它不能“产出”必需数量的能激发人们去支持决策者的动因,于是,产生动因危机。如果说,经济危机所反映的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较浅层次上的矛盾的话,那么,后三种危机就依次更为深刻地反映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内在冲突。由此可见,哈贝马斯将当代资本主义看作为一个系统,又将这一系统划分为经济、政治和文化三个子系统,分别从系统的输入和产出两个方面讨论了晚期资本主义各种危机趋势的发生、发展、联系、转化,证明了当代资本主义由于结构性障碍而必然陷入多种危机之中,从而将对资本主义危机趋势的研究从单纯的经济学视野放大为广阔得多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视野,有力地证明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危机无论就其规模还是就其深度,都远远超过了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哈贝马斯的分析是深入细致的,结论是比较符合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实际情况的。        

  当然,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也有着严重的缺陷,除了我们在上面已提到的外,他的危机理论最致命的缺陷在于,他的危机理论是其改良主义主张的伴生物,因而,其性质是预防性的、治疗性的。所以,尽管他尖锐地指出当代资本主义已成为非法的资本主义,但是,他决不允许通过制度革命来解决制度的合法性问题。他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分析完全为一种同情、惋惜、抱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思想感情所左右。他的理论实际上是要为资本主义诊断病因,提供治疗方案。所以,他毫不犹豫地消解了“危机”一词的马克思主义含义,而将危机弱化为一种“病象”,一种正常社会出现的机体的非正常表现。随着资本主义“病理医生”--哈贝马斯式的理论家--的不断治疗,资本主义社会就会卸掉它的社会沉疴,重获健康的身躯。从这个意义上说,哈贝马斯的危机理论并没有游离资产阶级学者为自己设置的理论目标。

 

 注释:   [1] [2] J.Habernas,Toward A Rational Society :Student Protest,Science,       

         and  Politics,Boston,1970 ,p.100、p.105-106.  

     [3] T. Rockmore , Habermas  on  Historical  Materialism ,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89,p.120.  

     [4] [5] J.Habermas ,Legitimation Crisis ,London,1976,p.45、p.47.  

     [6] 哈贝马斯:《何为今日之危机》,载《哲学译丛》1981年第5期,第 61页。

 

                                     原刊于《哲学研究》1999年第2期,PP.39-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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