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锷：《四库存目标注》是您的代表作品，皇皇巨著，旷日持久，为何要撰写此书？

杜老师：也是偶然。写《文献学概要》是人家让咱去上课啊，咱为了抓个饭碗，那是偶然的，不是说你蓄谋已久，没这回事。至于出版，也没想过。又碰见合校，来了经费了，这样出来的。一开始没想到要出个教材。《存目标注》呢，也是偶然的。当初搞《清史稿艺文志拾遗》，需要跑北京，上王府井大街中华书局去送稿子。百衲本那个时候稿子在商务印书馆，也在王府井。王先生有的时候派去送个稿啊，就要抓个机会到琉璃厂看看。那个时候没钱啊，工资只有六七十块。每次也买，但是好书买不了，只能看。有一次就买了个，那是1992年1月份，买了一个《四库存目》。我对四库学比较熟悉，但是单行本《四库存目》还没听说过呢，线装四册，《四库全书附存目录》，简称《四库存目》，刻本，是个巾箱本，相当于现在三十二开的书。我看着上面有红笔批的版本，批的不多，但是咱一看就知道他要干什么，有邵懿辰在先。邵懿辰没标《存目》，这是《存目》啊，你一看就明白了，咱是专业人员啊。还有夹签。我花了好像八十块钱，把这四本书买来了。买来干什么呢？就是他想干的事情没干成，咱干，做《存目标注》，这很明确。买回来之后跟霍旭东老师说想这样干，给王绍曾先生说想这样干，他们都说这好，非常赞成。因为一听就明白，前面有榜样啊。我和内人程老师，在他们学校小卖部，买了硬皮本，这个硬皮本还不是那个带塑胶的，而是普通的硬皮，而且还买了四种颜色，因为《四库全书》分颜色嘛。我们俩就把这个《四库存目》一条一条抄在本子上，每条之间留四行，往上写版本，一共抄了十多个本子，就把《四库存目》的这个6793种书全部抄上了。因为这本《四库存目》没有提要，就是书名、卷数、作者，抄起来不太麻烦。

王锷：记得您曾借调北京，参与《四库全书存目丛书》的编纂，谈谈编纂过程。

杜老师：《四库存目》编者是胡虔，好像是安徽人。我要搞标注，但是那个时候王先生的项目还很紧，没有放开去做，这是1992年1月。到了1992年6月，时间很近，国务院第三次古籍规划会，在北京香山召开。那个会议的基本精神，登在《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上了。其中周绍良先生提出了《四库存目》，这些书很重要，最好能编一套书，《四库全书存目丛书》，跟《四库全书》配起套来。后来胡道静先生发言，可能是第二天，他又说《四库存目》有很多重要的书，像李卓吾的书，还举出例子。他说需要搞个调查与研究，为全国古籍总目做准备。这两个先生都是大人物啊，他们在发言里说了这个话，咱这个工作如果北京的人干了，我们就干不成了，这种活儿它雷同啊。我就跟董治安先生汇报。董先生参加了那个小组会。我说你看看人家专家在会上提出来了，《四库存目》要调查研究，跟我这个不重复了吗？董先生给我出了个主意，他说你写一个凡例，寄给一些先生。他当时叫我寄给赵守俨、傅璇琮、安平秋、周勋初、章培恒、黄永年等先生。我就起草了一篇《四库存目标注叙例》，用文言文起草的。起草以后就按董先生的意思寄给这几位先生了，受到他们高度重视。赵守俨先生、傅璇琮先生都回了信，支持这件事情。傅璇琮先生当时是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小组秘书长，他说他要向匡老汇报，还把我这篇《叙例》发在《古籍简报》上，这种鼓励很大啊。

接下来呢，这次规划会议就产生了后面的效应了，北京大学方面提出来要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刘俊文教授提出来的，他是以东方文化研究会历史分会会长的身份提出来的。东方文化研究会的会长是季羡林先生，他跟季先生汇报，提出这个申请来。后来就请季先生当主编，刘俊文先生作为工作委员会主任。张忱石先生、张希清先生也是发起人。当时古籍小组办公室主任是许逸民先生，秘书长是傅璇琮先生，组长是匡亚明先生。北大方面提出《存目丛书》申请方案后，古籍小组就把我叫到中华书局了，傅先生、许逸民先生、张忱石先生，还有办公室副主任张力伟，四个人接待我。大概是问问我这个《存目标注》，进展如何，是不是可以参加他们的工作。我就同意了。我把我的《标注》拿给他们看，易类我查到一百三十九种，古籍小组也找人查了，查了八十多种。傅先生当时就决定，查目的工作就让我负责，当《存目丛书》编委，就这么约定了。傅先生跟咱是老关系，把我推荐给刘俊文先生了。后来又专门见了刘俊文先生。刘俊文先生说你的《标注》是你的《标注》，你有你的知识产权，我们只印书，咱们成果要分清楚。他毕竟是王永兴的学生，主要是怕咱有担心。后来他还给了经费让我去上海图书馆去查书。这个《存目标注》在参加《存目丛书》之前，进展的并不多，没有这么些时间。另外，国务院规划和我买《四库存目》这个书之间只隔了六个月，你想我能干出多少事来？我为了《存目丛书》的需要，就加快了进展。因为搞《清史稿艺文志拾遗》，我对书目太熟了，有索引没索引我都可以迅速把它翻出来。《四库存目标注》的初稿做得比较快，基本上满足了《四库存目丛书》的要求。

后来罗琳、张建辉、冯宝志这些人组成了编委会，罗琳在图书馆界又做了访书目录，让大家查。查一遍给报酬，查出一条来另给报酬。但是我查到的是比较多。根据目录请各图书馆拍摄或复印，书来了以后，对着《存目》的内容你还得验证一下，是不是你需要的《存目》书啊？版本上也要求用早期的足本。《四库提要》的凡例上不也是强调吗：抄刻之本不一，择其善本录之；增删之本不一，择其足本录之。咱就照着这个标准来，内容要全，年代要早，追求这种本子。《存目丛书》就是照着这个标准来的。不一定执行得很好，但指导思想是很清楚的。罗琳是搞古籍的专家，整理《续四库提要》，他有经验。参加《存目丛书》四年，1994、1995、1996、1997，四年。我是在1992年得的这个书，1993、1994年这个准备期的时候其实是王先生这边的项目还没完成。我在业余时间就查了很多书目，为了给《存目丛书》做准备。有的时候罗琳还从北京半夜三更来电话。他们北大那边为了让我参加项目给我家装了电话，那时候可新鲜了，初装费三千啊，装上了还交不起电话费。有时候半夜三更来电话，让我查我的记录本告诉他哪些信息。后来到了1994年4月份就参加上了。基本上《存目标注》要早两年，后来就和《存目丛书》是齐头并进的。实际上很多工作是借助于《存目丛书》，而《存目丛书》呢，也要运用我的成果。刘先生他也明白这一点，就是你搞你的《标注》，我们只印书。因为《存目丛书》的事情当时在北京住过四年时间，任总编室主任。也没办借调，他们给山东大学管文科的乔幼梅副校长来信，来信的人是张希清教授，邓广铭的学生。张希清那个时候是工委会副主任，跟刘俊文教授关系都不错。乔校长不认识我啊，找到中文系。中文系说在古籍所。她又跟所长董治安先生说。董先生对我说：“乔校长要找你，不知什么事，你去见见乔校长。”我也不知道乔校长是谁啊，就写了一个情况报告塞到乔校长信箱，没去见。乔校长是个好人，她一看确有此事，就给北大回信了，说有这么一个人，确实在从事《存目标注》，是王绍曾先生的学生。北大方面就跟我联系上了，说乔校长对你评价很高。其实乔校长还是为了提携咱们年轻人啊，她对我了解并不那么多。所以我还是托乔校长的福，老辈的高风亮节，提携青年，我认为那是值得学习的。

在北大期间，我那十多个本子，一个月回济南一趟，离开的时候我就送到高校古委会，交给刘玉才、顾歆艺。我说这是我的命根子，给我放好。他们就放在铁皮柜里。等我回来再去取回来。到了1997年10月底，就把这个本子都拿到济南来了。做了大批量的笔记，并且都是繁体字楷书，没工夫再回去查对了。四面八方像蜜蜂一样采集怎么再回去呀。空间不够就贴小条，那个本子，这么一大摞，是我的初稿。《存目丛书》完了以后，回来就开始搞《标注》。一搞就又搞了好多年才出来。这《存目标注》呢，在《存目丛书》之前，只能算是一个预演。《存目丛书》期间，大批量积累资料。《存目丛书》之后，从1998年到2005年国庆才完成，又经历了八年。这期间写了《文献学概要》，还评职称考外语，麻烦着呢。这八年加上前面的时间，十多年呀。写定的稿子，你见过的，在家里摊开了是一大摞。我那是专门定做的稿纸，写定本，三千多页，现在还存着。当时还想线装上的，线装大概需要八十册，我算了算，八函，没工夫吧，我就把它包一包放起来了。那是个写定稿，繁体字的。每天写个几千字，中间不断受到干扰。职称考外语，我的外语差。2001年到2003年又念博士学位。这期间事情很多，还有半年多时间专门写《文献学概要》。2004年《清史》项目下来了，眼看着冲击我的《标注》了。我不顾一切，一方面找了很多人写卡片，为《清人著述总目》，一方面抓紧完成了我的《标注》。

人的潜力是无限的，现在回想啊，那么紧张还做不少事呢。在北大期间也就睡五小时，当时得了个基本结论，累不死。那个阶段和刘蔷啊，罗琳啊，整天在一块，经常吃饭喝酒，晚上熬夜干活。刘蔷、罗琳、张建辉，还有北京的很多朋友，像宋平生、辛德勇、刘大军、刘玉才，还有老先生周一良、周绍良、冀淑英、刘乃和、黄永年、程千帆、杨明照，还有朱天俊先生、白化文先生、顾廷龙先生。因为工作关系，多次见面。频繁地去顾廷龙先生家征求意见。都是派我去。要不然，哪有这么些机会跟老先生见面啊？图书馆界，广泛认识了。版本目录学的这些先生们，广泛认识了。包括台湾都去了两趟，昌彼得先生、吴哲夫先生，也认识了。《存目丛书》我是总编辑室主任，我和罗琳、张建辉、刘蔷，主要是确定版本，到处复印。复印回来以后审，审了以后定出正式的著录，书名、卷数、著者、版本，然后再投入制作。制作室的主任是冯宝志，他是中华书局的编辑，有经验。副主编里审稿子的是张忱石先生，我也审了大批量的稿子，帮着张先生终审，因为一个人审不过来。他们这些人都得上班，只有我可以整天待在那里，还有辽宁大学李春光教授。

我的任务比较多，一个月回家一趟，我这边得上课啊，山东大学的课，我一个月集中上一次，星期六星期天，上课，请学生吃饭，就这个状态。那个时候还要买煤球，六楼上用苹果筐一筐一筐抬上去啊，找学生们一块。我上北京去孩子才三岁，程老师在家，不仅看着孩子，还编了《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索引》，这个《索引》上百万字，有十万条。这是个非常仔细，又非常复杂的活儿。四角号码，她是高度熟练，还受了张忱石先生的指导，怎么写卡片，怎么编，他跟我说，我记下来，回来以后告诉程老师。程老师也没经验，就是那个过程中她成了索引专家，慢慢摸索出来了。《存目标注》太专业了，标注要设定一套语言和格式。以前的人，像傅增湘，他们都没有这么规范。我参考了几家，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王重民《善本书提要》，赵万里的那些发表在《北京图书馆馆刊》的明别集的一些提要，还有台湾的《中央图书馆善本书志》。《善本书志》开始只拿到了一小部分，而且拿到的比较晚。我根据这一些，包括清代那些书志，总结出一个套路。《存目标注》是按照一项一项来写，还不能露出段落性的痕迹，得连缀成文，一小篇一小篇的，还不能枝蔓，你要枝蔓了，篇幅过大，所以就要避免讨论《存目》书的价值问题。《存目提要》，净说《存目》书不好，我们也不同意。但是我们先不考虑内容，先考虑的版本鉴定、版本特征、题跋、刻工、牌记、行款、纸张、印鉴，这类东西，要记得清清楚楚。这个量非常大，它是版本学的内容。老的标注，就是傅增湘那个《藏园订补郘亭知见传本书目》，体例比较好。就是标注版本、版本鉴定的依据、版本特征，以及和出版史、藏书史相关的内容，书本身的内容基本不涉及。《四库提要》有的时候有错误，顺带纠正，你发现就纠正，不发现也不刻意去求了。所以周录祥后来不是搞了一些《四库存目》的订正嘛，他订正的那些好多我都没发现，因为他搞得更细致，你推荐的周录祥的论文我印象很深。这工作量大得不得了，咱不能光做《标注》啊，得干《存目丛书》啊。

《存目丛书》结束的时候，在北京大学光华楼开总结大会。总结大会分两段，头一段在北大开，第二段在人民大会堂香港厅，那就是庆典。总结大会的主题发言是我做的，刘俊文先生让我做，给我个面子。我回济南请王先生到北京开会，用复印的废纸，在火车上起草了发言稿。陪着王先生到了北京，他休息了，我在半夜把稿子重新写定，又念了一遍，十五分钟能念完。刘先生让我讲半小时，我心想别讲这么长了。写了五六千字，把《存目丛书》的过程、意义都做了简明扼要的交代。后来这篇稿子发在《文史哲》杂志上。那时候就是一夜不睡的时候也有，现在也都不行了。当时发现了很多新玩意儿，我也做了很多札记，那些札记记的是根据什么东西纠正什么，见于《标注》哪一条，打算写考辨，没空写了。

按照李国庆说，有很多书首次见于著录就是在《存目标注》，就是像书志那样，把版本特征都记下来，好多书第一次在《存目标注》里出现。第二呢，发现了很多过去不为人知的东西，它是一个调查成果，跑了很多地方把它查出来了。包括孔尚任的《节序同风录》，找不着了，袁世硕先生这些研究孔尚任的都不知道在哪，我在大连图书馆发现了，《全国善本书目》没著录。另外它是真正的以版本学为核心，并不牵扯别的。那么明确了这个版本学角度著录这个书，究竟要著录哪些项。你比方说这个校的人，卷端某某人撰，某某人校，这个校的人我认为是万分重要。王重民先生对校者很重视，重视他对审定版本的作用。另外我发掘了大批量的刻工，不见于任何著录的刻工，数量庞大。还有大批量的藏书印章，提供了很多新的信息。还有藏书史方面的直接资料。你知道这个印章盖在哪本书上吗？你不知道。我这上面都跟你说了。大批量的序、跋，程老师都做了索引，我的学生查朱彝尊的东西，就发现了不少不见著录的朱彝尊的文章。其他人要搞藏书史，搞一般的辑佚工作，借助我这个线索，能发现不少。另外就是，我觉得对版本鉴定有新的贡献，纠正了很多前人的错误，有的鉴定错了，有的弄反了，把初刻本的嘉靖本弄成万历本，而把万历本弄成了嘉靖本，这种情况都发现了一些，有的地方加了按语，有的地方也没加按语。另外，《存目标注》特别重视版本源流，不完全根据时间的先后。如果这两个版本之间有渊源关系，我就给它搁在一块。你像《说郛》和《广汉魏丛书》，和《唐宋丛书》，甚至于和《八公游戏丛谈》，好多都是一个版印了好几回，另外还有一些丛书，它是根据《说郛》，改编重刻的。还有影印本，要跟着底本。总之很重视版本之间的关系，所以这个标注的先后看着是没有解释，实际上都有渊源关系。这个我感觉是《存目标注》和其他的版本目录不一样的地方。

另外，引用人家的序跋，标点错误可能不多，我抠得很紧。我们搞版本学的，引人家一段题跋，标点错误常见，我是力避这一点，因为我原来搞过古汉语，我对句读抠得很紧。我觉得《存目标注》整体上是要求比较严，质量上把关比较严。存在的问题，当然就是有些东西没见，根据别的书目著录的，这种都比较简略。看见的著录就比较详细，还有的没找到。由于当时的电子资源手段很少，就靠翻书目，靠跑图书馆，但是就我目验的书来说，在《存目丛书》过程中，至少有五千种，明版书二千多种，一般省馆也达不到。所以在版本鉴定上有较大的提高。尤其是对明版书的认识，有很大提高。宋元版书大概也弄了二三十种，因为《存目丛书》收的明代的书不少。假如说让我去填表，举我的代表作，我举的是《存目标注》，其他都不能算代表作了。你像《清人著述总目》，集体项目，我虽然牵头，大家一块干的。《存目标注》那是我自己一个字一个字，用字措辞、遣词造句，处处用心，一笔不苟，这样做出来的。而且它有足够大的量。你搞版本目录，除了质以外，还得有足够的量，因为它具有工具性。你这个书小了，工具性就弱，信息量不够大。我感觉《存目标注》是填补了一个历史空白。老辈的都是标《简明目录》，《简明目录》只是《四库全书》收的三千四五百种书，《存目》书很少涉及，这不填补了一个历史空白嘛。这个书也可以说是当代四库学方面的代表作之一吧。版本目录，咱们当代倒是出了不少好东西，像《中国古籍善本书目》，量大质优，缺点就是没有描述。傅增湘的成果是高水平的，黄丕烈以后就属这个人了，但是他的成果的形成时间基本上掐着解放，算是解放前的成果。水平很高，出版都在“文革”后，这个呢是高不可攀，咱达不到。我觉得我的积累反映在这本书里了。当时你不是写过读后感吗，你觉得是有代表性的，是你高抬我。

《存目丛书》，那是周绍良先生、胡道静先生他们肯定的。在此之前人们对于《四库存目》的书，早就注意了。我对影印书一直很重视，因为对张元济先生的了解多，《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续古逸丛书》这些，一跟上王先生，早就对这些东西了如指掌了，描润之类都很清楚，所以搞《存目丛书》对于我来说，可以说有一定的基础。怎么样能搞好，我心中有数。当然是集体项目，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感觉到我的特长是发挥出来了，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四库存目丛书》里头，稀见书很多啊，你如果不影印的话，好多书你用不上，看不到。影印以后呢，造福于学界。而且它居然有四千五百零八种书，后来还有《补编》，这个量也很大呀。《四库全书》才三千四百多种书吧，你一下子影印了这么多种书，学术界不就托福大了吗？我感觉到这是一个巨大贡献，对新时期的古籍整理，本身是一个巨大成果。因为它需要收集、鉴定、影印，这样一个过程，它是古籍整理成果。黄先生的《古籍整理概论》不是有影印吗，影印是古籍整理成果，这必须得确认，它是学术成果。如果不是学术成果，那什么人都能干了，以为照了相就可以啦，其实程序很复杂。另外呢，影印书有三六九等，有些书部头很大，它水平不行。《存目丛书》呢，是高水平的。当然里头也有没找到的书，或者搞错了。少量的错误也难免。就“文化大革命”以后古籍整理重大成果来说，《四库存目丛书》绝对是有限的几项之一，《续修四库全书》这是一项，《中华再造善本》这是一项，《四库禁毁》《四库未收》都不错，我感觉到这是文化上的一个大贡献。王先生说是一座丰碑，我觉得也不一定，但是呢这是国家项目，我们只是有幸参加了，在里面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就是这么一个角度。

王锷：您是当今著名的《四库》学研究专家，如何看待《四库》学？如何看待其过去与未来？

杜老师：《四库》学说是个学问，实际上只能算个领域。因为用《四库全书》、用《四库提要》的并非一个学科的人。我读《四库全书总目》，我发现比如说中医类的水平很高，那肯定也不是纪昀写的。所以它的成果带有百科性，使用者也有百科性，搞中医文献的人看中医类，他跟咱们就不一溜了。所以它能不能构成一个学科，就像敦煌学一样，总是个领域。我觉得《四库》学不是个学科，而是个领域。涉及这个领域的人各取所需。其中一部分人是目录学家，是学习《四库提要》目录学的经验。但是还有一部分人，是学术史。过去讲国学概论，三十年代，就照着《四库提要》讲。大小序就是纲，重要书的提要就是目，这就是国学概论啊。所以涉足《四库》学的这些先生们，他们真的是各取所需，不是一个学科的人。中文、历史、哲学、文学、自然科学、宗教，像陈垣先生的《佛教史籍概论》，就是对着《四库提要》来的，各取所需。比如说我标注了版本，这事是《四库》学的一个小分支。说《四库》学方面很全面，这种人是没有的。敦煌学也是这样，它跟古代文学不是一码事，也跟版本学目录学不是一码事。版本学我基本上都能搞清楚，目录学基本上都能搞清楚，《四库》学不行。有的人是倾向于《四库全书》纂修的过程，有的倾向于《四库全书》禁书的过程，不是一个方面，难以面面都通，这是它的最大特点。

我们这几十年呢，鲁迅先生为代表的，对《四库全书》持否定态度，认为它改书。但鲁迅先生开参考书的时候不也开了《四库简明目录》吗？一共不到二十种书，里边就有《简明目录》。顾颉刚先生他们不都重视《四库提要》吗？这几十年《四库提要》受重视比较大。《四库全书》，第一你看不见，第二它确实是有改书这个毛病，所以对《四库全书》的评价一直不高。相关文献不下百种，《采进目》《禁毁目》《四库全书荟要》《聚珍版丛书》这些，也都可以形成小的分支，还有《续修》等后续的工作，所以《四库》学的范围很丰富。这些年来由于涉足的人多，配起套来呢，也似乎是颇成体系。但是，还是个领域，不是个学科，我就是这样认识。

《四库》学这个领域，下面要做的事情，我认为第一个重要的活儿，得把这《四库全书》都给它抽换了，换成乾隆以前的本，不就没有篡改问题了吗？《四库全书》本照样用，不废。《四部丛刊》等于是完成了一小部分精华，罗琳的《四库著录书》也能完成一方面的任务，但还不是从这个角度。把《四库全书》里头的书，凡是能找到乾隆以前旧本的，通通抽换。这又是一项要影印的大工程。影印，找不着的部分呢还用《四库》本，像《直斋书录解题》，要么你用武英殿聚珍本，要么就用《四库》本，它们是一个系统的。《永乐大典》辑佚书，李焘的《续通鉴长编》，《元和姓纂》这些，都还可以继续用《四库》本。其它的那一些呢，整体上应该来一个脱胎换骨。为什么要抽换呢？因为我国重要的典籍都在《四库全书》里，你像朱彝尊的《经义考》，康熙刻本就没有影印，为什么？《四库全书》收了。《四库全书》收的是康熙本吗？不是。所以还得抽换。抽换以后，《四库全书》作为中国文化、中国典籍的主体部分，才能真正发挥作用。现在人们不放心啊。这可以叫《新编四库全书》。这是我一直考虑的问题，但我也没能力做，这必须得国家做，这是最紧迫的任务。

剩下来的任务呢，对这个《四库提要》的研究，江庆柏先生搞汇校，这个我觉得很有意义。但是《四库提要》本身的问题，余嘉锡先生做了考证，涉及这些书的评价问题，还有较大的余地。对《四库全书》这些书的评价，《四库提要》的学术色彩浓厚，辩驳性的话多，这是非常闪光的。但是它有的时候说得不对。所以新时期对《四库提要》观点上的问题、知识上的错误还可以继续努力。前人在这方面做的很多，像我们对《四库提要》方面的纠谬，限于史实方面的居多，评价方面的不多。这个学术评价是大事儿啊，涉及汉学宋学之类的。《四库提要》对宋学有意无意地在损害，所以很有必要分学科。你像宋明理学，还是要找搞宋明理学的去审量这个《四库提要》，对《四库提要》原来的评价再审视，这项系统工作有重大意义，能够反映我们新时期的水平，应该邀请国内有代表性的有学术专长的人对现在这个《四库提要》分工，做新的重新审视，写出补充性或辩证性的意见，这个工作我觉得意义比较大。《四库全书》要抽换，《四库提要》要重新审视。这牵扯学术的核心。《四库全书》的两项成果，一个是一套大书，一个是《总目》。它的边缘成果都可以研究，都不一定再集体搞了。但是这两项工程都必须要集体搞，要由权威学者主持，由国家立项，集合全国的力量，分工来弄。

咱就说《周礼注疏》《仪礼注疏》《礼记注疏》的提要重新审视，我感觉到时机比较成熟了，有的老先生故去了，但是新的一代还是不断涌现。历史成果，像《四库全书》《四库提要》改正了很多原本的错误，它的这个历史成就是绝对不能抹杀的。它作为乾隆年间的成果，作为一个文献，还要继续存在，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乾隆以前去，把历史原貌呈现给大家。我们既需要《四库全书》《四库总目》的成果，也需要《四库全书》以前它的文本面貌。但是大量的书因为《四库全书》的存在而没有影印更早的版本。为什么要搞《存目》搞《续修》呢？因为它没有印，还是作为《四库全书》的辅助和补编、续编来对待。而《四库全书》的主体急需要脱胎换骨。这也要学术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才能做。有些书在海外也能够找到了。《四库全书总目》要重新审查，审查的意见和《四库全书》原来的提要井水不犯河水，也可以相辅相成。包括《四库存目》书的提要都要做，《四库存目》的提要有些很简单，几句话。它总是想说一本书编入《存目》了，不要了，它没价值。怎么可能呢？四库馆臣也不相信这一点，只想做一个交代。《续修四库全书》请很多人做了提要，水平怎么样有待于学术界检验，这种行为是可以的。《续修四库提要》有三万多篇，齐鲁书社已经出版，有这个参考好办多了。总之，《四库》学还有两个大事没有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