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考索现存资料，知盛唐“饮中八仙”有两说：一无裴周南，一有裴周南，迄今仍无为大家认同的解释。我们以为，“饮中八仙”本来就不很固定，是盛唐时代俗传的结果，而人们乐道的长安会饮是不太可能的，李白开元、天宝间两入长安的史实也为“饮中八仙”的演化增一佐证。同时，“翰林供奉”与“翰林学士”分野于开元二十六年，及此年前后李白仍在长安为“翰林供奉”的史实告诉我们：开元间李白确实到过长安，寓居时间在十年左右。这样一来，李白这段时间的作品得重新编年，重新研究，《新唐书·李白传》亦得修正。

关键词 饮中八仙演化；盛唐社会；翰林供秦；开元二十六年

饮中八仙，又称“酒中八仙”、“酒八仙人”，是指唐代善饮的八位名士，以杜甫名诗《饮中八仙歌》而赖以流传。这八人究竟指谁呢？从现存的文献资料看有两说：一是杜甫《饮中八仙歌》所歌之贺知章、李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等八人，一是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所谓“时人又以公及贺监、汝阳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为酒中八仙”。这里，范氏没有举全，裴周南一人是杜诗中没有的。杜甫是李白好友，范传正是李白好友范伦之子，且与李白后代有交往，故所举均应不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而“饮中八仙”的演化，又涉及到李白入长安的次数与为“翰林供奉”的时间问题。

一、“饮中八仙”是“醉态盛唐”时代俗传的产物

八仙，一般认为是汉、晋以来神仙家们所幻设的一组仙人。到了唐代，“淮南八仙”的故事仍在社会上流传，文人墨客的诗文中亦多以此为典故说神仙长生之事，如武则天《升仙太子碑》

提到“淮南八仙”。此八仙，实是汉淮南王刘安的八位才高的谋士或弄臣,一般认为是这八人：苏非、李尚、左吴、陈由、伍被、毛周、雷被、晋昌，号曰八公。魏晋以后，道教徒将之附会为神仙，称作“八仙”。在道教空前发达的唐代，可能是受了“淮南八仙”或“ⅹⅹ八仙”的影响，盛唐时期出现了“饮中八仙”。这“八仙”与唐代以后出现的“蜀中八仙”、“下八洞神仙”、“上八洞神仙”（即现在民间传说的“八仙”）等等，是没有必然联系的。

浦江清先生以为：“汉、六朝已有八仙一名词，所以盛唐有‘饮中八仙’。既言饮中，则此外别有可知……据李阳冰说，当时李白浪迹纵酒，以自昏秽，与贺知章、崔宗之等目为八仙之游。朝列赋谪仙人诗凡数百首。所以‘饮中八仙’一名目非杜甫所创，而且杜甫诗中有苏晋而无裴周南。一说有裴周南。而八仙之游在天宝初，苏晋早死了。要之，唐时候有八仙一空泛名词，李白等凑满八人，作八仙之游，而名录也有出入。”[①]即谓，“饮中八仙”不一定是固定的哪八个人，而且并非同时都在长安；“八仙之游”也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八仙一同交游、游赏。由此，我们也不妨推断，这不固定的八人，乃至杜甫和他们，也不一定彼此都是朋友，都有往来。

再联系《饮中八仙歌》的主旨来看，此歌不在“豪饮”，不在“八仙”本身，而是借慨叹诸子之不得志而自遣，即如清人何焯所云，八仙歌“通章皆叹诸子之不得志，有托而逃言外，亦自寓己之沉饮，聊自遣也。八人中焦遂独无官位，诗亦以是终，犹之‘杜陵有布衣’也”；“以太白为纲领。白传因此诗而附会八人，未尝如昔人为‘竹林之游’也”[②]。此亦非如李白等人的“竹溪六逸”——开元二十八、九年，李白在山东与孔巢父、裴政、韩准、张叔明、陶沔隐于徂徕山之事。即说“八仙”是松散的，不很固定的。

从字源上讲，八，本为古代斗贯数目，源于四方四隅，古之“八卦”最为形象。称事物曰:八风、八节、八柱、八洞、八景、八极、八阵、八方。称神曰:八神、八蜡、八灵。称人物曰：八元、八恺，分别为高辛氏、高阳氏的八位才德之士（参见《左传·文公十八年》）。汉代出现了八俊、八公之称。而佛家有八大金刚、八正道、八戒、八功德水，道教有八仙。我们知道，李唐前后，八仙观念是道家的，而且非常空泛，用任何八个仙味较重的人充实之都是可以的。盛唐之时出现“饮中八仙”，可谓前有所承，又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杜甫之所歌咏便是顺应了时代要求，又凝聚了自己的情志。王琦撰《李太白年谱》云：

八仙之名，李《序》举其二，曰贺知章、崔宗之，与太白而三。范《碑》举其四，曰贺知章、汝阳王、崔宗之、裴周南，与太白而五。《新唐书》本传云，白与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中八仙人，盖据杜子美《饮中八仙歌》而记之耳。钱牧斋讥其既云天宝初供奉，又云与苏晋同游为自相矛盾。盖苏晋以开元二十二年先卒，见《旧唐书》，而谓于天宝初与李白同游，恐其误也。然子美与太白同时，遍举其人，自必不妄。或者天宝初苏晋尚存，《旧书》二十二年之下“卒”字之上尚有缺文，遂致滋误，亦未可知。其裴周南一人，不入杜诗所咏之数，意者如今时文酒之会，行之日久，一人或亡，则以一人补之，以致姓名流传，参差不一，其以此欤？[③]

作为当朝稍后之人，李《序》、范《碑》均未举全“八仙”之名，其本身就有问题。我们可以推测，所谓“八仙”当时是松散的、不固定的，甚至是有些混乱的，不好遍举，并不是为了惜墨。而出于宋人之手的《新唐书·李白传》所举之八人，其依据当是杜甫的“八仙歌”。我们还可以推测，“八仙歌”所咏八人之佳话韵事，在杜甫与李白、李琎等交往之前早已风闻天下，他们以“酒仙”而出名的地点就是时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长安。杜甫入长安之前曾“壮游”天下，且风华正茂，对前辈的“风流韵事”也许更有会心吧！当杜甫与“八仙”中人，如李白、李琎交往的时候，自可加以核实、补充了。因此，经过较长时间的演化、甚至是民俗性的流传，杜甫把他们裁汰成了此八人：贺知章、李琎、李适之、崔宗之、苏晋、李白、张旭、焦遂。

二、长安会饮是不可能的

我们以为，为人们津津乐道的“八仙之游”，或长安会饮是不太可能的。下面从《饮中八仙歌》的作年谈起。黄鹤曰：

蔡兴宗《年谱》云天宝五载，而梁权道编在天宝十三载。按史，汝阳王天宝九载已薨，贺知章天宝三载、李适之天宝五载、苏晋开元二十二年并已死，此诗当是天宝间追旧事而赋之，未详何年。盖李白自知不为亲近所容，与知章、李适之、汝阳王琎、崔宗之、苏晋、张旭、焦遂为“酒八仙人”，公所以有此作也[④]。

我们以为，黄氏云“此诗当是天宝间追旧事而赋之”是较公允的，所云李适之天宝五载死则不确，实是六载正月。杜诗描绘李适之时即化用了李诗：“避贤初罢相，乐圣且衔杯；试问门前客，今朝几个来？”再联系两唐书之《李适之传》及《玄宗纪》考察，李适之罢相在玄宗天宝五载（746）四月，七月贬宜春太守，六载正月死于贬所。则杜诗最早亦必作于天宝五载四月之后，最晚在六载正月之前。陈贻焮先生推断“这诗似乎只应作于李适之罢相之初、贬官惨死之前”[⑤]。李适之被贬、惨死之后，杜甫写此戏谑性较强的诗作是不太可能的。“而子美十载方以献赋得官，疑非相与周旋者，盖但记能饮者耳。”[⑥]杜甫是天宝五载秋才入长安的，未能与适之谋面是可能的。下面再列举“八仙”中的几个重要人物加以说明。

李琎（？－750），此人“与贺知章、褚庭诲为诗酒之交”[⑦]，而且是“八仙”中少数与杜甫有交往的人之一，“八仙”的事迹肯定就有李琎口授的东西。苏晋（676－734），开元二十二年卒是确切的。上举李谱云：“钱牧斋讥其既云天宝初供奉，又云与苏晋同游为自相矛盾。盖苏晋以开元二十二年先卒，见《旧唐书》，而谓于天宝初与李白同游，恐其误也。”钱谦益所讥者乃《新唐书·李白传》，确实有其道理，已死之人怎能与活人同游！这是“长安会饮”不可能的一个重要依据。也许正是看出了此一破绽，范碑才不举苏晋，而代之以裴周南。

贺知章（659—744），天宝三载(744)，因病恍惚，上疏请度为道士，求还乡里，仍舍本乡宅为观。玄宗许之，至乡无几，寿终。贺知章为李白一生最重要交游之一，为前辈知己，又为酒友。据《本事诗·高逸》记，李白初自蜀入京，贺读其所作《蜀道难》，叹为“谪仙”，见《乌栖曲》，叹其“泣鬼神”，且“解金龟换酒，与倾尽醉”。我们以为，李白这次自蜀入京当在开元年间，可能就是十八、九年的这一次，而不是天宝年间那一次。请注意，孟棨这里用了一个“初”字，当是第一次；我们设想，天宝初年贺知章已垂垂暮年，几于寿终，不可能与李白共创此千古佳话。这起码说明，在天宝年间，“八仙之游”已是不可能了。

崔宗之（？—751），天宝六载（747），为李林甫所忌，以侍御史谪官金陵，与李白诗酒唱和，李白作有《月夜江行寄崔员外宗之》、《酬崔五郎中》、《赠崔郎中宗之》、《忆崔郎中宗之游南阳遗吾孔子琴抚之潸然感旧》等诗。今检太白的集子，可知这些诗酒唱和是李白被“放还”以后的事。李白既已离开长安，“八仙之游”就不可能了。

李白（701-762），《新唐书》本传以为，天宝元年（742），由东鲁南陵奉诏入京，为翰林学士。这次入京如果是真的，则是在名声大振以后，而且是第二次入长安，依旧是当他的开元年间当过的“翰林供奉”，而不是“翰林学士”。天宝三载，遭谗见疏，“赐金放还”，便客游梁宋。三五月间，在洛阳与杜甫相会，结为莫逆之交。两人相约为梁宋之游，迨至宋中，又遇高适。三人相善，性格皆属豪放，日日登高怀古，射猎游宴，赋诗论文，甚是惬意。四载春，与杜甫同在东鲁，“行歌泗水春”。秋，二人又在兖州相会。秋末冬初，杜甫欲西归长安，李白亦将去江东，二人在石门作别。此后，两人再也没有见面。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李白不仅是“八仙”中少数与杜甫有交往的人之一，而且亲如兄弟，关于“八仙”之事，杜甫经由李白获得一手材料是很有可能的。开元年间，李白寓居长安相当长一段时间，天宝初年又恰在长安，与其他“仙人”的交游是有可能的，同为“八仙之游”亦不好做到。

综上所述，据我们掌握的材料：杜诗之八仙之间，李白与贺知章、张旭、崔宗之有交往，李琎与贺知章有交往。杜甫与八仙之李琎、李白有交往，可能与焦遂有交往，故而杜诗所咏八仙之事迹，大致是可信的。八仙中个别人之间有交往、少数人有会饮是可信的，而八仙之长安会饮，或“八仙之游”是不太可能的。

三、“八仙”的演化与李白为“翰林供奉”的时间

前文何焯云，八仙歌“以太白为纲领”，可谓灼见。“八仙”当然也以李白为中心。因此，搞清李白开元、天宝年间的行止，对理顺“八仙”的演化是很有帮助的。郭沫若先生在谈到“饮中八仙”的异说时即云：

前人以为“八仙”各有异说，故范、杜所举不同。但仅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我的看法是：杜甫所咏“八仙”是早期开元间形成的；范传正所言则是后期天宝年间的演变。杜甫所咏的苏晋死于开元二十二年（见《唐书·苏珦传》）。他被列入“八仙”是在李白以开元十八年第一次入长安时事。苏晋去世后，世人又以裴周南代替了他，故范、杜所举不一致[⑧]。

郭老的结论隐含并首肯着一个先决条件，这就是“八仙之游”是存在的，是发生过的。郭著《李白与杜甫》即断言“‘八仙之游’缔结于开元十八、九年”[⑨]，即李白初入长安时。我们觉得，问题并非如此简单。综合考量，杜甫所咏“八仙”，他们主要活动在开元至天宝初年，这是没有问题的。为“李白以开元十八年第一次入长安”而找佐证，硬将杜诗所咏之“八仙”说成“是早期开元间形成的”，是没有必要的。要证明李白开元间入过长安可以找到其他一些证据。传统以为，李白入京，只有天宝元年奉诏入长安的那一次。可是，稗山《李白两入长安辨》一文首倡“两入长安”说，稗文抓住“时间上的疑问”，与思想感情的矛盾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估计李白第一次入长安的时间大约在开元二十六年（738）夏至二十八年（740）春之间，结论是李白不只一次到过长安。

继稗山发现李白在开元年间曾到过长安之后，郭沫若《李白与杜甫》引证李白《与韩荆州书》“三十成文章，历抵卿相”那段话，并推断说：“李白在三十岁时要‘历抵卿相’与‘王公大臣’等交游，只有到西京去才有可能。这就肯定着，李白在三十岁时断然去过一次西京。”此后，安旗、郁贤皓等先生均撰文补充郭老的观点，认为李白第一次入长安是他30岁时，即是开元十八年的事。

我们以为，李白开元间确实到过一次长安，他获赐“翰林供奉”也正在此时：

玄宗初，置“翰林待诏”，以张说、陆坚、张九龄等为之，掌四方表疏批答、应和文章。既而又以中书务剧，文书多壅滞，乃选文学之士，号“翰林供奉”，与集贤院学士分掌制诏书敕。开元二十六年，又改翰林供奉为学士，别置学士院，专掌内命[⑩]。

按：这里明言“翰林待诏”设于“玄宗初”，有学者以为唐初，似乎不确。“既而”又设“翰林供奉”，没有标明确切时间，有学者以为开元十年前后，可通。

马端临云：

开元以前，犹未有“学士”之称，或曰“翰林待诏”，或曰“翰林供奉”，如李太白犹称供奉，自张垍为学士，始别建学士院于翰林院之南，则与翰林院分而为二。然犹冒翰林之名，盖唐有弘文馆学士、丽正殿学士，故此特以翰林别之，其后遂以名官，讫不可改，然院名至今但云学士，而不冠以翰林，则亦自唐以来沿袭之旧也[11]。

按：此言“开元以前，犹未有‘学士’之称”，不确。虽是开元二十六年始有“翰林供奉”与“翰林学士”之分野，则开元二十六年就不是“开元”吗？为区别此学士与弘文馆学士、丽正殿学士的不同，特冠以“翰林”，分析是很正确的。马氏所云“李太白犹称供奉”是下面这段话：

臣伏见前翰林供奉李白，年五十有七。天宝初，五府交辟，不求闻达，亦由子真谷口，名动京师[12]。

综合考量上述三段文字，我们以为，从“翰林待诏”到“翰林供奉”，再到“翰林学士”，有明显的演变的痕迹，即从开元初到开元末，有此三个不同时间段的称谓，不能混淆，而后二者的转化有明确的年限，即“开元二十六年”，连李白都自称为“翰林供奉”，则李白入长安并为“翰林供奉”的时间可断为开元十八年以后、二十六年以前；二十六年以后仍在“旧翰林院”当“翰林供奉”（见下文）。李白五十七岁（至德二载，757）时犹自称“前翰林供奉”，就是铁证。李白压根就没当过“翰林学士”，这里还有一个依据，李肇《翰林志》云：开元二十六年，刘光谦、张垍乃为学士，始别建学士院于翰林院之南。又有韩翃、阎伯玙、孟匡朝、陈兼、李白、蒋镇在旧翰林院，虽有其名，不职其事。至徳宗已后，翰林始兼学士之名。代宗初，李泌为学士，而今“壁记”不列名氏，盖以不职事之故也。

此言开元二十六年，“始别建学士院于翰林院之南”之后，李白等仍在“旧翰林院”，与上述马端临观点相符。从这段记载，我们还可以发现，开元二十六年以后，李白仍在长安。这不仅证明李白在开元年间确实到过长安，而且再次证明他荣获“翰林供奉”正在这时。可是，如果天宝元年（742）秋，李白自南陵奉诏入京属实的话，那么他第二次入长安与第一次离长安的时间会很短。而且，仍是“旧翰林”，与刘光谦、张垍等“学士”有着区别，从“虽有其名，不职其事”看，“翰林供奉”之地位显然逊于“翰林学士”。而从马端临、李肇两段文字看，开元二十六年之后，“翰林供奉”与“翰林学士”分院建制，是并存的。因此，李白天宝元年二次奉诏入京，为“翰林供奉”，当是“二进宫”，开元年间、天宝初年的“饮中八仙”之席位就一定都有他的。

既然李白没有当过“翰林学士”，那么李华《故翰林学士李君墓志》、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刘全白《唐故翰林学士李君碣记》中为什么称他为“翰林学士”？一方面说明唐人自己对“翰林待诏”、“翰林供奉”、“翰林学士”三者的认识就很混乱，另一方面，由于“翰林学士”在三者之中为高，他们拿来送给李白，是不是有“私谥”的意思？这就是碑记谀美的特性。至于后来一些笔记小说、章回小说中常常称李白为“翰林学士”，那是作者、读者的偏爱，或者是习惯使然，就更不足为学术依据了。

范传正所言“八仙”，是苏晋去世（开元二十二年）之后的事。苏晋死了以后，“八仙”不全，好事者又以裴周南代替了他。这一观点大致可信。范传正是中唐人，其《碑序》撰于元和十二年（817），且与李白“有通家之旧”，他将裴周南列入“八仙”应有依据。我们初步推测，裴周南之入“八仙”是在苏晋死后至安史之乱爆发前夕。因为，离开“精神自由雄放而清雅脱俗的‘理想国’，一个富有魅力的‘醉态盛唐’”[13]，“八仙”就失去了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安史之乱爆发后更不可能有了。当然，解决这一问题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搞清裴周南何许人也。清人徐文靖撰《管城硕记》卷十九史类二云：

范传正《李翰林墓碑》云：与贺监、汝阳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为酒中八仙。按杜《饮中八仙歌》无所谓裴周南者，惟《旧唐书·李白传》：少与鲁中诸生孔巢父、韩准、张叔明、裴政、陶沔隐于徂徕山，号竹溪六逸。裴周南，当即是裴政也。

此将裴周南视为“竹溪六逸”之一的裴政，似是太武断了。

郭沫若说：“裴周南既与李白有这样深厚的交谊，他和裴图南是否就是一个人？我看是很可能的。‘周’与‘图’字形极相近，二者必有一误，论理以‘图南’为更适。”[14]郭说的依据是李白集中有与裴图南交往的诗作。可是，考《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一上》中眷裴氏：巴州刺史裴思训二子：皎然、修然。皎然三子：周南，监察御史；邵南；士南。修然一子：国南。又考《唐御史台精舍题名》卷三亦有裴周南，其所引材料有三个，即《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一上》中眷裴氏、范传正《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并序》、《旧唐书·高仙芝传》。后者云，天宝九载（750），高仙芝“入朝，拜开府仪同三司。寻除武威太守、河西节度使，代安思顺。思顺讽群胡割耳剺面，请留，监察御史裴周南奏之，制复留思顺，以仙芝为右羽林大将军。”如果说此一裴周南与后期“八仙”之裴周南为同一人的话，则非“图南”之误，而是却有其人。初步推断，裴周南入“八仙”的时间是在开元二十二年苏晋去世之后、李白天宝三载离京之前；李白一走，“八仙”也就随之解体了。

萧涤非先生以为，八仙歌之“八人中，苏晋死于开元二十二年，贺知章、李白，天宝三载已离长安，可见他们虽都在长安呆过，但并不是同时都在长安，是杜甫把他们结合起来的，是追叙”，“特别是李白和张旭，同时也可作史料看”[15]。陈贻焮先生以为“这种估计是可信的”，进而说，“只因为是一时佳话，口耳相传，‘八仙’姓名不尽相同，这是很自然的”，“当时人们争着写的谪仙歌已失传，杜甫入长安后一定还见到过这些诗篇，他的《饮中八仙歌》就是根据这风行一时的题材创作的”[16]。杜甫在当时可谓赶了一个大时髦；现在看来，实是干了一件不朽的盛事。我们觉得，“饮中八仙”姓名不尽相同，正说明它有一个演化的过程。不管怎样演变，“饮中八仙”都是“醉态盛唐”特有的产物，蕴含着某些俗传的成分和不确定因素，因有异说；也暗示着杜甫“好奇”的创作心理。重要的是，这个演变过程涉及到李白入长安的次数与为“翰林供奉”的时间问题：如果李白开元十八年第一次入长安、天宝元年第二次入长安都属实的话（一、二次之间可能有短时间的离京），那么开元二十六年前后李白在长安为“翰林供奉”的史实告诉我们，李白第一次寓居长安的时间得有十年左右，学术界以开元二十年左右离京的说法就靠不住了，而这段时间李白的作品就得重新编年，重新研究，《新唐书·李白传》亦应修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