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自由”中国封建文化的特征之一

在中国近代史上, 积极宣传和提倡西方近代“自由”①思想, 是启蒙思想家严复的一项突出贡献。严复为什么要在中国积极宣传和提倡西方近代自由思想呢?这不仅与他把提倡个人自由和实行君主立宪作为“新民德”重要内容的基本主张有关,而且也与他的自由观和他对封建文化的基本认识有密切的关联。

主要受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和英国派自由主义政治思想家穆勒和斯宾塞等的影响, 严复认为,“民之自由, 天之所界也” 。(《辟韩》, 《严复集》, 第35页。以下凡引《严复集》,只注页数）个人自由, 天经地义,任何人不得侵犯。“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贼人道。”（第3页）正因为个人自由,他人不可侵犯,所以,自由绝非为所欲为,一意孤行。若无任何限制或约束, 势必互相冲突,甚至弱肉强食, 陷于强权社会。由此, 他得出结论：“故曰人得自由,而必以他人之自由为界”。个人自由, 当以不害他人自由为界,严复所理解的自由, 大抵如是。

① 本文的“ 自由” 概念, 有一定含义：这含义是严复赋予的。严复的“ 自由” 是以近代资产阶级以“ 个性解放” 为主要特征的自由, 它和“ 民主” 密不可分。在严复的思想中, 自由是体, 民主是用, 这也是他反对“ 洋务派” “ 中体西用” 的原因。严复的新的体用观并非简单移植西人之说, 而是改铸西人之说（如斯宾塞的社会机体论）而来。它的矛头直指封建社会“ 纲常名教” 和专断政治, 因而有明显的意识形态性质。所以本文“ 封建文化” 确指封建意识形态而不作它解。

谈到中国封建文化, 严复指出, 和西方文化相比, 二者之间一项带根本性的差异即是“ 自由不自由异耳” 。（第2页）许多其他差异即派生于此。所以, 他在列举中西文化一系列重大区别时说“ 自由既异, 于是群异丛然以生。粗举一二言之：“ 则如中国最重三纲, 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 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 而西人以公治天下；⋯ ⋯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 （第3页）这表明, 在严复的心目中, “ 无自由” 当属中国封建文化的基本特征之一。

英文“ 自由”Liberty 和Freedom同义, 谓无挂碍, 不为外物拘牵而已, 并无褒贬意味。可是, 自古以来, 中国多以贬意理解自由。“ 中文自繇(由), 常含放诞、恣睢、无忌惮诸劣义” 。（第132页）自由一词在中国, “ 乃今为放肆, 为淫佚, 为不法, 为无礼。一及其名, 恶义坌集, 而为主其说者之诟病乎”（ 第133页）正是由于对自由怀抱成见, 所以, 中国上层一向讳言自由, “ 夫自由一言, 真中国历古圣贤之所深畏, 而从未尝立以为教者也。” （第2页）一般自由尚且如此, 至于政治自由, 更是讳莫如深。“ 中国之言政也, 寸权尺柄, 皆属官家。”（第922页）“ 案政界自由之义, 原为我国所不谈。初自唐虞三代, 至于今时, 中国言治之书,浩如烟海, 亦未闻有持民得自由, 即为治道之盛者。自佞不所知者言, 只有扬雄《法言》, ‘周人多行, 秦人多病’ 二语, 行病对举。所谓行者, 当是自由之意。舍此而外, 不概见也。”(第1279页)

说是“不概见”,其实,中国与“ 自由” 相近的概念。除上述外, 也还是有的。“恕”与“挚矩”即是。为此, 严复将中国的“ 恕” 与“挚矩”观念与西方近代的自由观念作了比较。他说“ 然谓之相似则可, 谓之真同则大不可也。何则中国恕与挚矩, 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 则于及物之中, 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第3页)应当说, 严复的意见是中肯的。“恕”与“ 掣矩”表明中国是主张道德修养框架中的自由的。孔子说,他“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 <论语·>>)篇可谓达到自由的境界了。然而,这个“矩”,就是礼的矩, 就是“ 天命” 的矩⋯ ⋯仍然是“ 非礼勿视, 非礼勿听, 非礼勿言, 非礼勿动” , 不过“ 完全达到自觉的程度” 罢了。(冯友兰《中国哲学新编》第1册, 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第169页)一个人如果对儒家的伦理观念和规范真正心领神会, 融汇贯通, 最终把伦理之“ 理” 与欲望之“ 情” 统一起来, 达到“ 我愿意做的” 和“ 我应该做的” 高度统一的地步, 也就有了充分的道德自由。但是, 这种自由是十分有限的。一个社会里, 真正能达到道德自由境界的人并不多见。而且, 从原则上说, 道德自由仅仅属于人的内心自由, 与通常所说的自由, 即政治自由、学术自由等外在自由尚有显著不同。道德自由主要适用于待人接物, 而外在自由则主要适用于保护和伸张个人的权益, 基于此, 严复也才有关干恕、掣矩与西方自由观念差异的上述说法。这里, 严复实际上对中国社会是否存在外在自由, 给予了否定性回答。

总的看, 关于中国的自由问题, 严复主要表达了两层意思。其一是, 中国的自由观念绝不同于西方近代的自由观念, 严复主要讲了中国从贬意角度、理解自由和主张内心道德自由等情况。其二是, 如果以西方的自由观为标准, 可以认为中国根本无自由观念。严复在许多场合曾经表述过这一观点, 例如, 他在《孟德斯鸿法意》按语中说“ 夫吾国固无真自由, 而约略皆奴隶” 。（《孟德斯鸡法意》, 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 第458页）他在比较中西法制情况时,曾特地引用过孟德斯鸿的话指出：“ 盎格鲁之民, 最自由者也；泰东之民, 无自由者也”。（第935页）民主与自由互为依存, 严复认为“ 中国未尝有民主之制也”。（第1091页）此外, 他发现中文本无与西文“ 自由”（Liberty）相对应的词汇, 是他第一个将Liberty译为“ 自繇” , 然后才定名为“ 自由” 的。这一事实, 有力地从语言学角度说明了中国自由观念的缺乏。此外,他曾多次揭露中国无自由的事实。他认为, 在中国, 妨碍百姓自由之最, 莫若封建专制制度及其权力集团。“ 盖自秦以降, 为治虽有宽苛之异, 而大抵皆以奴虏待吾民, 虽有原省（宽宏省察）, 原省此奴虏而已矣；虽有懊咻（关心）, 懊咻此奴虏而已矣。” （第31页）百姓皆奴隶,俘虏, 何谈自由之有！在封建统治集团中皇帝是危害自由的罪魁祸首：“ 夫自秦以来, 为中国之君者, 皆其尤强梗者也, 最能欺夺者也。”（第32页）究竟百姓是怎样无自由的呢？严复这样描述道“ ⋯ ⋯东西立国之相异, 而国民资格, 亦由是而大不同也。盖西国之王者, 其事专于作君而已；而中国帝王, 作君而外, 兼以作师。且其社会, 固宗法之社会也。夫彼专为君,故所重在兵刑。而礼乐、宗教、营造、树畜、工商、乃至教育文字之事, 皆可任其民, 使自为之。” 既然中国无自由, 自由观念自然也是缺乏了。所以, 严复说“ 夫上既以奴虏待民, 则民亦以奴虏自待。”（第31页）

兹后, 不少人接过严复的话题, 把中国封建文化无自由这层意思说得更明确。其中, 以复兴儒学、光大传统文化为己任的新儒家梁漱溟先生尤为引人注目。梁漱溟说“ 权力、自由这类观念, 不但是中国人心目中从来所没有的, 并且是至今看了不得其解的。⋯ ⋯他对于西方人之要求自由, 总怀两种态度：一种是淡漠得很, 不懂要这个干什么；一种是吃惊得很, 以为这岂不乱天下！” （《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后来, 在《中国文化要义》一书中, 他就径直把“ 民主、自由、平等一类要求不见提出, 及其法制不见形成” , 赫然列为中国文化十四大特征的第九项了。

二、无自由特征与科学的不相容性

中国封建文化的无自由特征与科学的关系如何呢？从严复的一贯思想看, 他的观点是：二者的基本关系是不相容的。要说明这一点, 只要对照一下严复对封建文化无自由特征的看法和对科学社会功能的相应看法, 就够了。

1．从精神的角度看

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封建文化则主要是中国封建经济和封建专制政治的反映。因此, 中国封建文化无自由特征的基本属性是受封建经济和封建专制政治的支配并为其服务的。严复深刻地认识到, 基于封建专制政治的需要, 封建文化的无自由特征不可避免地要朝向对人民从精神上进行愚弄即弱民愚民的方向发展。他说“ 秦以来之为君, 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国谁窃？转相窃之于民而已。⋯ ⋯质而论之, 其什八九皆所以坏民之才, 散民之力, 漓民之德者也。斯民也, 固斯天下之真主也, 必弱而愚之, 使其常不觉, 常不足以有为, 而后吾可以长保所窃而永世。”（第35一36页）弱民愚民, 是维护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 也是封建文化不自由特征的必然结果, 自由的人民不可侮, 更不可弱愚, 民之所以可弱而愚之, 就在于民处于不自由的地位。而闭塞民智, 使其不自由, 正是封建专制和其卫道士们“ 圣人” 的目的；“ 盖我中国圣人之意, 以为吾非不知宇宙之为无尽藏, 而人心之灵, 苟日开渝焉, 其机巧智能, 可以驯致于不测也。而吾独置之而不以为务者, 盖生民之道, 期于相安相养而已。” （第1页）但历史的发展证明, 卫道士们本想借此繁荣其思想学说, 但走着的恰是江河日下的相反道路：“ 儒术之不行, 固自秦以来, 愚民之治负之也。” （第14页）

与此相对照, 严复认为, 科学具有“ 增益智慧, 变化心习”的巨大精神文化功能。例如, 严复说：“ 格致之事不先, 偏颇乏私未尽, 生心害政, 未有不贻误象国者也。”为什么科学会具有这样的精神文化功能呢首先与科学的本质属性有关。严复在批判了中国旧学“ 致学者习与性成,日增舀慢” , “ 舀慢之余, 又加之以险躁”之后, 紧接着指出：“ 然而西学格致, 则其道与是适相反。一理之明, 一法之立, 必验之物物事事而皆然, 而后定之为不易。其所验也贵多, 故博大；其收效也必恒, 故悠久；其究极也, 必道通为一；左右逢源, 故高明。方其治之也, 成见必不可居。饰词必不可用, 不敢丝毫主张, 不得稍行武断, 必勤必耐, 必公必虚。而后有以造其至精之域, 践其至实之途。迫夫施之民生日用之间, 则据理行术, 操必然之券, 责未然之效, 先天不违, 如土委地而已矣。（第45页）这段话囊括了科学所具有的客观性, 精确性, 逻辑系统性和有效性等几乎所有的本质属性。然后, 严复得出结论说, 正是由于科学具有这些属性, 使得科学“ 其绝大妙用,在于有以炼智虑而操心思, 使习于沈者不至为浮, 习于诚者不能为妄。是故一理来前, 当机立剖, 昭昭白黑, 莫使听荧。凡夫洞（恫）疑虚揭, 荒渺浮夸, 举无所施其伎焉者, 得此道也, 此又《大学》所谓‘知至而后意诚’者矣” 。（第45一46页）其次, 科学之所以具有这样的精神文化功能还与科学方法等因素有关。严复说“ 夫不佞所谓科学, 其区别至为谨严, 苟非其物, 不得妄加其目。每见今日妄人几于无物不为科学。吾国今日新旧名词所以几于无一可用者, 皆此不学无所知之徒学语乱道烂之也。夫科学有外籀, 有内籀。物理动植者, 内籀之科学也；其治之也, 首资观察试验之功, 必用本人之心思耳目, 于他人无所待也。其教授也, 必用真物器械, 使学生自考察而试验之。且层层有法, 必谨必精, 至于见其诚然, 然后从其会通, 著为公例” 。（第282页）科学理论得之于科学方法, 科学的性质及其功能无一不是基于科学方法, 鉴于此,“ 一切物理科学, 使教之学之得其术, 则人人尚实心习成矣” 。（同上）运用科学方法从事科学研究事业, 久而久之, 就会不仅会通公例, 增益知识和智慧, 而且, 但知尚实, 心习变矣。

一个意在愚民弱民, 一个功在增益智慧, 变化心习, 封建文化的无自由特征与科学的不相容性, 是一目了然的。

2．从物质生活方面看

严复深刻地认识到, 封建文化的无自由特征使得中国老百姓在物质生活上也处于一种十分糟糕的境地。他尖锐地指出, 封建专制统治者不希望百姓富有, 更不希望百姓的物质生活水准能够得到不断提高, 他们宁愿社会永远保持如下的状态“ 神州之众, 老死不与异族相往来。富者常享其富, 贫者常安其贫。明天泽之义, 则冠履之分严；崇柔让之教, 则嚣凌之氛泯。偏灾虽繁, 有补苴之术；萑苻虽伙, 有剿绝之方。此纵难言那治乎, 亦用相安而已。”（第2页）封建专制统治者为什么不希望百姓富有和物质生活水平不断得以提高呢？严复指出,在封建专制统治者看来, 人民的物质欲望是无穷无尽的。他们不愿看到这种欲望由于受到新物质不断出现的刺激, 而趋向恶性膨胀。这种恶性膨胀一旦形成, 百姓的物质欲望将永远无法遏制和最终予以满足。不足则争一争就乱, 这对于专制统治是相当危险的。所以, 严复揭露说, 封建专制统治者认为：“ 夫天地之物产有限, 而生民之嗜欲无穷, 孽乳寝多, 镌馋日广, 此终不足之势也。物不足则必争, 而争者人道之大患也。故宁以止足为教, 使各安于朴鄙撷蒙, 耕凿焉以事其长上。” （第1页）封建专制统治者既然认为“ 物产有限” 、“ 不足则争” ,那么为了消除“ 动乱” 而又能保持统治和自己的享乐, 只有把解决问题的关键置诸道德的安贫乐道上, 生产上“ 重节流” （第3页）, 轻开源上去了。

与此相对照, 严复认为, 科学具有“ 富国阜民”（ 第48页）的巨大功能。“ 二百年来, 西洋自测算格物之学大行, 制作之精, 实为亘古所未有。民生日用之际, 殆无往而不用其机。加以电邮、汽舟、铁路三者, 其能事足以收六合之大, 归之一二人掌握而有余。”（第24页）另外, 在论及欧美诸邦富强的原因时, 严复说：“ 宗教家日：欧美所以有今日者, 以所奉之教之清真也；政法家曰：财富之所以日隆, 商贾之所以日通者, 以诸邦政法大改良也。此其言诚皆不妄, 然皆不足以为近因。必言近因, 则唯格致之功胜耳。何者？交通之用必资舟车, 而轮船铁路, 非汽不行, 汽则力学之事也；地不爱宝, 必由农矿之学, 有地质, 有动植, 有化学, 有力学, 缺一则其事不成；他若织染冶酿, 事事皆资化学。故人谓各国制造盛衰, 以所销强水之多寡为比例。” （第282一283页）这些, 都是或正面或侧面, 对科学物质生产方面提出的生动阐明。

科学为什么有如此巨大的物质功能呢这依然主要取决于科学的性质和方法。前面, 我们引用过的严复那段全面论述科学性质的话, 其实是既回答了科学为什么会有巨大的精神功能, 也同时回答了科学为什么有巨大的物质功能。正是由于科学具有客观性, 精确性, 逻辑系统性和有效性等, 所以, “ 追夫施之民生日用之间, 则据理行术, 操必然之券, 责未然之效,先天不违, 如土委地而已矣” 。（第45页）在另一个地方, 严复讲的也是这个道理。他说“ 今夫学之为言, 探啧索隐, 合异离同, 道通为一之事也。是故西人举一端而号之曰‘学’ 者, 至不苟之事也。必其部居群分, 层累枝叶, 确乎可证, 涣然大同, 无一语游移, 无一事违反；藏之于心则成理, 施之于事则为术；首尾赅备, 因应厘然, 夫而后得谓之为‘学’”（第52页）,有了“ 藏之于心则成理” 的科学, 也才有“ 施之于事则为术” 的技术。简言之, 科学之所以有如此巨大的功能, 原因就在于科学所提供的是关于外部世界的客观规律性的知识, 根据这种客观规律性的知识, 再加上适当的具体条件, 就可以转变为行之有效的实用技术。在严复看来, 有学无术, “ 学” 为纸上谈兵；有术无学, “ 术” 则墙上芦苇。近代实验科学把“ 学” 与“ 术” 真正统一起来了。总之, 正是基于对科学巨大物质功能和精神功能的深刻理解, 严复才反复申明“ 富强之基, 本诸格致” , “ 富强以格致为先务” 。

一个要求人民知足安贫, 一个足以富国阜民, 封建文化的无自由特征与科学的不相容性,也是一目了然的。

3． 从西方科学发展对于自由的依赖性看

西方科学发展对于自由的依赖性和中国封建文化的无自由特征与科学的不相容性是一个间题的正反两方面；二者交相映衬, 互为佐证。

严复认为, 西洋较之中国有许多长处, 一是“ 无法之胜” 。即人与人之间, 捐忌讳, 去烦苛, 决雍敝;二是“ 有法之胜” 。即人知其职, 不督而办;事至纤悉, 莫不备举;进退作息,未或失节;无间远迩, 朝令夕改, 而人不以为烦;三是尊重科学。努力把一切都奠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 且其为事也, 又一一皆本之学术;其为学术也, 又一一求之实事实理, 层累阶级, 以造于至大至精之域, 盖寡一事焉可坐论而不可起行者也。”( 第11页)西洋为什么有这么多长处?换言之, 这些长处所赖以产生和存在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呢?严复响亮地回答:“ 推求其故, 盖彼以自由为体, 以民主为用。”( 同上)自由是民主的根本, 而自由与民主一起又是包括科学技术在内的其他诸多社会因素的根本。

严复之所以这样看重科学发展对自由的依赖性, 这与他所受的西方资产阶级激进自由主义思想分不开。站在激进自由主义思想的立场上看, 社会由无数个人组成, 并且, 科技、文化、教育和经济等项事业, 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 归根结底取决于每个“ 个人” 是否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其他各种潜能。而欲达此目的, 先决条件就是要保障个人的自由, 只有个人的自由得到充分保障, 社会才会出现如下有生气的现象“ 一洲之民, 散为七八, 争雄并长, 以相磨淬。始于相忌, 终于相成。各弹智虑, 此日异而彼月新, 故能以法胜矣, 而不至受法之敝, 此其所以为可畏也。” (第11一12页)相反, 无自由将会“ 徒使人民不得自奋天能, 终为弱国” 。(第1284页)

应当说, 尽管严复的自由观具有资产阶级所固有的种种局限性, 但是, 严复强调科学对于自由的依赖性, 还是有其明显合理性的。科学作为人类一种典型的理性事业, 它对自由的需求尤其迫切。例如, 它需要不受限制地交流一切科学研究结果和意见的可能性, 即言论自由和教学自由等。那种由于发表自由严肃的学术见解而遭受威胁和迫害的情况是不应有的;它需要生活条件的自由, 即人不应当为着获得生活必需品而工作到既没有时间也没有精力去从事个人活动的程度。如果上述两方面的自由是外在自由的话, 那么, 它还需要一种内心的自由,思想, 精神和道德上不受权威和社会偏见的束缚, 也不受一般常规和习惯的束缚。“ 只有不断地、自觉地采取外在的自由和内心的自由, 精神上的发展和完善才有可能, 因此人类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才有可能得到改进。” (《爱因斯坦文集》第3集, 第180页)

三无自由特征严重束缚了中国科学的发展

1．排斥科学研究方向

科学是人类理性最壮丽的事业, 从科学发生与发展的内在动力角度看, 科学的起源和发展与人的好奇心和对普遍性的追求有密切的关联。中华民族一向以富有理性著称于世, 为什么中国没有走上实验科学的道路除了其他种种原因外, 无疑, 这与中国人的理性受到压抑、误导, 因而缺乏选择科学研究方向的自由有关。严复指出, 封建统治者为了维护专制, 笼络人才，而实行了科举制度。“ 夫科举之事, 为国求才也, 劝人为学也。求才为学二者, 皆必以有用为宗, 而有用之效, 征之富强；富强之基, 本诸格致。不本格致, 将无所往而不荒虚, 所谓‘蒸砂千载, 成饭无期’ 者矣。”（ 第42一43页）开科取士, 本应为国家培养和选拔各种有用人才, 而欲培养和选拔各种有用人才, 就应当鼓励天下人学习科学, 向真才实学的目标奋进, 可是, 事实怎样呢“ 记诵词章既已误, 训话注疏又甚拘, 江河日下, 以致于今日经义八股, 则适足以破坏人材, 复何民智之开之与有耶？且也六七龄童子入学, 脑气未坚, 即教以穷玄极吵之文字, 事资强记, 何裨灵襟！其中所恃以开守濬神明者, 不外区区对偶已耳。所以审霹物理, 辨析是非者, 青无有焉。以是为学, 又何怪制科人十九鹘突于人情物理, 转不若农工商贾之有时而当也。”（第29一30页）封建社会, 学人们被迫机械记诵词章, 拘于训话注疏, 无法接触“ 审核物理, 辨析是非” 的科学, 其结果是, 人才破坏, 民智日下。

长期以来, 封建卫道士诋毁科学的反面宣传, 也起了很坏的影响。如“ 陆王二氏之说, 谓格致无益事功, 抑事功不侯格致” 云云。（第44页）严复愤慨地说：“ 盖陆氏于孟子, 独取良知不学、万物皆备之言, 而忘言性求故、既竭目力之事, 惟其自视太高, 所以强物就我。后世学者, 乐其径易, 便于惰窟敖慢之情, 遂群然趋之, 莫之自返。其为祸也, 始于学术, 终于国家。” (第45页)孟子主张存在天之所与, 不学自有的“ 良知” , 又主张“ 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 乐莫大焉” (< <孟子·>>), 其实质是主张幸福和真理都要从心里求, 才能得到幸福和真理。只要充分发展我们内心的力量, 就足够了。中国许多哲学家和思想家继承和发挥了孟子的上述思想。例如, 宋明时代的哲学家陆九渊, 陆九龄和王守仁即是典型的代表人物。严复说“ 前明姚江王伯安, 儒者之最有功业者也。格窗前一竿竹, 七日病生。其说谓‘格’字当以孟子格君心之非, 及今律格杀勿论诸‘格’ 字为训, 谓当格除外物, 而后有以见良知之用, 本体之明。”( 第43页)“ 格除万物, 而后有以见良知之用, 本体之明” 。这就把人的求知由向外向自然引向的内反省, 尽心知性的路上去了。尽管向内求知也有所得, 但毕竟限制了人们_______从事科学研究的自由, 堵塞了中国通向实验科学的路径。其后果是严重的。所以,严复说:“ 夫中土学术政教, 自南渡以降, 所以愈无可言者, 孰非此陆王之学阶之厉乎!” (同上)“ 率天下而祸实学者, 岂非王氏之言欤？” （第46页）

2．窒息科学研究环境

科学以探求真理为宗旨。任何教条、权威和权力的束缚都将不利于客观真理的发现和传播。同时, 在探求真理的过程中, 错误总是难免的, 不允许犯错误无疑于禁止探求真理, 因此, 发展科学需要宽松的学术环境。可是, 在严复看来, 中国封建文化的不自由特征, 使得中国不具备发展科学的良好学术环境, 这可以从中国社会言论不容自由的情况窥见一斑。言论自由不仅是学术自由最关键的内容之一, 也是其最基础、最起码的内容。因此, 言论自由理所当然地成为严复关注的焦点。

严复认为言论自由本应该受到尊重。他说“ 为思想、为言论, 皆非刑章所当治之域。思想言论, 修己者之所严也, 而非治人者之所当问也。问则其治沦于专制, 而国民之自由无所矣。”（第973页）在严复看来, 从本质上看, “ 须知言论自繇（由）只是平实地说实话求真理, 一不为古人所欺, 二不为权势所屈而已, 使理真事实, 虽出之仇敌, 不可废也；使理谬事诬, 虽以君父, 不可从也, 此之谓自繇。”（第134页）可是在中国, 一方面, 言论通常为古贤先哲“ 先见, 先言”的框架所限制, “ 且中士之学, 必求古训。”（ 第29页）“ 尝谓中西事理, 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 西之人力今以胜古”（第1页）。“ 事事必古之从, 又常以不及古为恨” 。（第51页）另一方面, 言论通常也为权势所屈, “ 中国之言政也, 寸权尺柄, 皆属官家”（《（社会通诠）按语》, 第922页）, 中国百姓的言论自由为权势所屈一定是必然的了。严复在比较中西自由状况时说“ 顾如王命论者, 近世文明之国所指为大逆不道之言也。且以少数从多数者, 泰西为治之通义也。乃吾国之旧说不然, 必使林总之众, 劳筋力, 出赋税, 俯首听命于一二人之绳扼。而后是一二人者, 乃得态其无等之欲, 以刻剥天下, 屈至多之数以从其至少, 是则旧者所谓礼, 所谓秩序与纪纲也, 则吾济小人又安用此礼经为！”（第118页）“ 俯首听命于一二人之绳扼” , 一二人“ 乃得态其无等之欲, 以刻剥天下, 屈至多之数以从其至少”云云, 足以把中国人民言论通常为权势所欺的情形描画得活灵活现了。

此外, 古人（主要是所谓圣哲）与权势的结合形成了支配人们言论与行为的封建纲常名教。严复痛切地说“ 西国言论最难自繇者, 莫若宗教, ⋯⋯中国事与相方者, 乃在纲常名教。事关纲常名教, 其言论不容自繇, 殆过西国之宗教。观明季李贄、桑悦、葛寅亮诸人, 至今称名教罪人,可以见矣。” （第134页）事关纲常名教, 言论不容自由, 这无异于给科学探索人为地划出了界区和套上了沉重的精神枷锁。其结果必然是阻滞和扼杀科学。严复深刻地看到了这一点, 所以,他明确地指出, 中国教化学术误入歧途, 致使实验科学不得产生。这是要由“ 六经五子”负相当责任的。他这样说道：“ 今日请明目张胆为诸公一言道破可乎四千年文物, 九万里中原, 所以至于斯极者, 其教化学术非也, 不徒赢政。李斯千秋祸首, 若充类至义言之, 则六经五子亦皆责有难辞。赢、李以小人而凌苍生, 六经五子以君子而束缚天下, 后世其用意虽有公私之分, 而崇尚我法, 劫持天下, 使天下必从己而无或敢为异同者则均也。”（第53一54页）

3．弱化科学研究精神

科学研究精神是科学家的精神命脉, 也是科学诞生和发展的根本性条件之一, 一个人缺乏科学研究精神不是真正的科学家, 一支科学研究队伍离开科学研究精神则毫无战斗力。科学研究精神的涵义十分丰富, 但, 核心在于求真精神, 什么是求真精神严复回答说,“ 亚里斯多德尝言：‘吾爱吾师柏拉图, 胜于余物, 然吾爱真理, 胜于吾师。’ 即此义耳, 盖世间一切法, 唯至诚大公, 可以建天地不悖,俟百世不惑。未有不重此而得为圣贤, 亦未有倍此而终不败者也。” （第134页）他频频称赞西方科学家的求真精神。例如, 他除了赞扬过布鲁诺和伽利略以外, 还曾热烈地赞扬过哥白尼和达尔文在创立各自学说中所表现出的求真精神：“ 二说初立, 皆为世人所大骇, 竺旧者, 至不惜杀人以杜其说” 。但他们经受住了严峻考验, “ 弥攻弥固” , 最终证明其学说“ 其不可撼如此也”（ 第1345页）。

然而, 封建文化的无自由特征不但不鼓励反而压抑和削弱学术界的求真精神, 如严复所指出的从师不从“ 真,’信上不信“ 实” 、迷古而抑“ 验” 。严复指出, 西方之所以崛起, 除了刑政则屈私以为公之外, 关键即在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 斯二者, 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 吾行之而常病者, 则自由不自由异耳” 。（第2页）中国古代也曾有过黜伪崇真的主张。例如,荀子说：“ 知有所合谓之智。” （〈〈正名〉〉）荀子所谓“ 智” , 都是今天所谓“ 真理”的意思。可是, 为什么在现实生活中不能真正推广开来, 坚持下去呢？很重要的一条, 就是因为缺乏自由的文化环境。换言之, 中国封建社会无自由的文化环境, 阻碍了黜伪崇真精神的施行。

严复着重揭露了科举制度弱化求真精神的表现。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而且封建文化无自由的特征在科举制度中显得最为充分和典型。因此, 科举制度对求真精神的弱化是封建文化无自由特征对求真精神弱化的组成部分和反映。严复认为, 科举制度在泯灭人们的求真精神、培养和训练人们的作伪心习方面起了很坏的作用。在科举取士过程中, 试场作弊现象比比皆是, “ 如关节、顶替、倩枪、联号、诸寡廉鲜耻之尤。有力之家, 每每为之, 而未尝稍以为愧也。”（第41页）按理说“ 知之为知之, 不知为不知, 是知也” , 可是, 八股之士竟能无所不知, 何故“ 剿说是己。夫取他人之文词, 腆然自命为己出, 此其人耻心所存, 固已寡矣。”（同上）此外, 平日作伪现象也十分严重“ 至其平日用功之顷, 则人手一编, 号曰揣摩风气。即有一二聪颖子弟, 明知时尚之日非, 然去取所关, 苟欲求售, 势必俯就而后可” 。（同上）在这样污浊的风气中, 求真精神的弱化是不可避免的。为此, 严复气愤地说, 在科举制度毒害下, 士人们“ 当其做秀才之日, 务必使之习为剿窃诡随之事, 致令羞恶是非之心, 旦暮桔亡, 所存濯濯, 又何怪委赞通籍之后, 以巧宦为宗风, 以趋时为秘诀。否塞晦盲, 真若一丘之貉, 苟利一身而已矣, 逞恤民生国计也哉！” （同上）

总的看, 严复早在中国实现近代科学体制化之前, 就敏锐地洞察到了科学与自由不相容性, 以及封建文化无自由特征对科学发展的严重束缚性, 十分难能可贵。这是他在科学意识和文化意识上超越前人尤其是超越近代地主阶级改革派、“ 洋务派” 和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的突出表现之一。中国要救亡、自强, 必须引进和发展近代科学自不待言, 问题是, 单纯地、孤立地引进和发展近代科学行不行？严复断然作了否定性回答。在他看来, 近代科学诞生于, 也深深地植根于西方充满自由气质的文化土壤之中。引进和发展近代科学, 必须首先考虑在中国大力提倡自由, 从而为近代科学生长提供适宜土壤的问题。用严复自己的话说即是：“ 今之称西人者, 曰彼善会计而已, 又曰彼擅机巧而已。不知吾今兹之所见所闻, 如汽机兵械之伦,皆其形下之粗迹, 即所谓天算格致之最精, 亦其能事之见端, 而非命脉之所在。其命脉云何？ 苟扼要而谈, 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 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斯二者, 与中国理道初无异也。顾彼行之而常通, 吾行之而常病者, 则自由不自由异耳。”（第2页）这里, 严复批评和嘲笑了洋务派等人物的浅薄, 同时也表达了他的“ 自由乃科学生长土壤” 的深刻思想。严复的这一思想至今仍然闪烁着耀眼的光辉。在当代中国, 同样不可孤立地发展科学, 而必须高度重视和切实研究改良科学生长的土壤问题。八十年代以来人们逐渐认识到的科技与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因素协调发展的道理, 已明显包含了这层意思。尽管较之旧中国, 新中国在自由问题上已得到了较好解决, 但从科学发展对人的外在自由和内在自由多方面的、较高的要求来说, 我们依然有许多值得改进的地方。也正是由于这个缘故, 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严复的有关论述, 至今对我们依然有着不可低估的现实意义。当然, 对严复思想本身的局限性、复杂性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软弱性（反过来看则是封建势力的深厚、复古思潮的强大）也不可低估, 这也是他晚年回归孔孟、“ 枯木死灰” 、“ 委心任化” 的缘由之一。记取这一教训,扬弃严复思想中的糟粕, 把历史观和价值观统一起来, 正是今日的当务之急,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不因噎废食、重温严复思想的原因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