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史研究》2006年第1期

两极之间的新史学：关于 “史学研究会”的学术史考察

内容提要：以吴晗等为首的“史学研究会”曾一度活跃于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史坛，在本土史学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历程中扮演了一个积极角色。它将社会经济史设定为研究重心，尤其注意从社会、经济方面解析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它奉行民间本位的治史立场，关注基层社会和普通人物的历史境况，并采取通俗化的表述策略；它遵循实证与诠释并重的致知取向，兼顾史料与史观；它主张从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借取理论和方法阐释中国历史，使史学研究手段得到大幅度更新。其新史学应属于比“马克思主义史学”指涉更广的唯物史观派史学；它的出现，标志着唯物史观派日益走向成熟。

关键词: 20世纪30年代 史学研究会 新史学 唯物史观派

自1902年梁启超刊布《新史学》一文始，与传统史学立异、塑造一种新的史学范式遂成为清季及民国史界学人的共同企盼。“新史学”一词使用频率甚高，其含义亦相当宽泛：从胡适的实验主义史学、顾颉刚的疑古史学，王国维“地上与地下文献互证”的史学，到郭沫若诸人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均以“新史学”名之。然而其取向各异，甚至截然对立、水火不容，令人有眼花缭乱、无所适从之叹。但综观各家“新史学”，其所谓“新”，或偏指史料扩充、典籍考辨，或侧重史观变革、理论阐释，皆不外此两端。胡适、顾颉刚等视史料为生命，对史观则罕有言及；王国维倾力于地上地下史料的互证；郭沫若等以史观为要务，长于理论建构，将细致缜密的史料工作放在次要位置。本来，史观与史料乃是史学得以成立的两个基本要素，二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若仅存其一，实不足以言成熟之新史学。不幸的是，20世纪上半期为世人瞩目且转移一时风气的数家史学流派皆在此一关键问题上失足，往往顾此失彼，偏执一端，形成史观与史料两极对立的僵局。在30年代，一批少壮派史家对此已有所认识，并开始了种种纠偏扶正的探索与尝试。其中一个名为“史学研究会”的青年群体付出了艰辛而卓有成效的学术努力。尽管这一组织一直未受到治学术史者的充分注意[①]，但它既冲破了传统史学的既有格局，又广纳现代史学的合理因子，尤其着力于史观与史料之间求平衡，其倡导、奉行的学术路向、治史立场、致知取向及研究门径能够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落内屹立不倒，为后世史家垂范。本文试对“史学研究会”作一整体考察，并借以窥探20世纪上半期中国史学变迁的蛛丝马迹。

“史学研究会”创立于1934年5月20日，主要成员有吴晗、汤象龙、夏鼐、罗尔纲、梁方仲、谷霁光、朱庆永、孙毓棠、刘隽、罗玉东，后来又有张荫麟、杨绍震、吴铎等加盟。他们主要来自清华大学和北平社会调查所（后更名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该研究会以汤象龙为主席，吴晗为编辑，谷霁光为文书。它成立后，每月集会一次，每年召开年会，直至“七·七事变”时研究会暂告中止。1938年4月，西南联大成立后，吴晗、张荫麟、罗尔纲、孙毓棠等先后抵达昆明，“史学研究会”才于1939年恢复活动。

“史学研究会”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易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以下皆简称《集刊》）、天津《益世报·史学》双周刊和南京《中央日报·史学》周刊为学术基地。这三个刊物，或由“史学研究会”直接承办，或以该会为主要依托，会中成员有大量文章发表在这里。《集刊》自1932至1949年，共出8卷16期。《益世报·史学》双周刊创办于1935年4月，《中央日报·史学》周刊面世于1936年3月，至南京失陷为止，两报史学专刊共出版100多期。这三个刊物上的史学论文是我们考察“史学研究会”的基本依据。

需要略作说明的是，与任何组织一样，研究会各个成员所扮演的角色、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少数人统筹全局，规划方向，更多的人则术业专攻，埋首耕耘。例如作为研究会核心人物之一的吴晗，他具有出色的学术组织能力，从发起这个学术团体到维持其日常运转，付出了无数心力。吴晗阐发的若干观点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该会的其他成员，因而不再只代表个人意见而成为整个学会的共同主张。所以，作为一项学术史考察而不是专题综述的集合，我们无法做到对每个人平均用力，不免在叙述中有所偏重，目的在于最大程度地折射出研究会的总体风貌。

一、趋向唯物史观的学术路径

史学研究会尽管规模不算太大，其成员的研究主题和努力方向却颇不相同。最典型者莫如张荫麟，他的学术个性极为鲜明，在民国史坛特立独行，自成一家，殊难归类[②]。这给我们把捉此一群体的基本治学路向造成困难。但史学研究会能够凝聚为一个集体，证明其各成员间有共同的学术志趣在。我们若舍枝节而取本干，该群体的学术路向尚可辨识。综观史学研究会的学术活动，其路径大致趋于唯物史观一途。

这首先体现在史学研究会将研究重心设定为中国社会经济史上。

《现代史学》杂志的创办人朱谦之曾指出：“现代是经济支配一切的时代，我们所需要的，既不是政治史，也不是法律史，而却为叙述社会现象的发展，社会之历史的形态，社会形态的变迁之经济史或社会史。所以现代史学之新倾向，即为社会史学、经济史学。”[③]但在中国，自清代以来，“食货之学”即社会经济史却留下了一片空白。20世纪初的经济史研究也只是星星之火。1906年出版的沈同芳的《中国渔业历史》、1908年出版的陈家焜的《中国商业史》等部门经济史论著叙述简略，结构粗糙，显然尚处在起步阶段。占据史学界主流地位近半个世纪之久的史料学派在社会经济史领域无所作为，其代表人物胡适、顾颉刚等人均无意于此。尽管胡适在其“中国文化史”撰述计划中列有经济史一项，但他的学术兴趣集中在思想、考据方面，经济史远非其意向所趋。顾颉刚承认“社会的基础和历史的动力是经济”，并提议从地方志中寻求经济史料[④]，然而，他未能沿着这一思路展开自己的研究，其论究中心和成就所在依然是“疑古辨伪”。盛行于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极大地扭转了这一局面。人们纷纷以唯物史观为武器，围绕中国历史的发展阶段问题展开激烈争论，而应用唯物史观必然导向对历史上的经济现象、经济问题的注意，故此论战大大激发了人们对经济史的兴趣，史界风气为之一变。但社会史论战的参加者的直接目标是重构中国古史体系，而非专事社会经济史研究。因而他们的讨论与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模式牢不可分，所举的经济史实只是作为证据而存在，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某种理论图式的附庸。甚至有人认为社会史论战只是“中国史的社会学解释”，既非社会史又不是社会史研究[⑤]。所以，对社会经济史的系统考察尚未出现。

到了史学研究会那里，中国社会经济史才以独立的姿态登场。

在发起研究会之初，吴晗约请会友时，曾说：“我们组织这个会的目的，是为了经常一起聚会，交换各人的心得，以便能对中国新史学的建设尽一点力量。”[⑥]吴晗此处的新史学所指为何，并未明言。而汤象龙在《太平天国史纲》的序言中则认为新史学应当“叙述文化的进步，经济的变动，社会的变迁”，“以整个民族或各民族的发展为主体，记载他们多方面的活动”。[⑦]社会经济史性质的《集刊》发刊词表述得更为直截了当：“在我们认识经济在人类生活上的支配力并且现代生活占据个人，民族，国际的重要地位的时候，我们便不得不说历史的大部分应该为经济史的领域”，并且指出，社会调查所自开始工作以来，“无论研究任何问题，时时感到经济史的研究的不可少”。[⑧]因此，从史学研究会同人的主观认知来看，社会经济史是史学的基础部分，研究社会经济史应当作为一项首要工作。不但如此，在具体史学实践中，研究会也贯彻了这一认识。

《集刊》即是一个专攻社会经济史的刊物。最初，它自许“以讨论中国近代各种经济问题及现象，并介绍各种重要经济史料书籍为目的”，且称“此种刊物的发行要为中国学术界研究近代经济史的创举”。[⑨]但后来该刊的研究范围逐渐扩展，在时间上已突破近代之限，领域也不再止于经济史，而是涉及到更为广阔的社会史。它所研究的内容涵盖了赋税制度、盐务、货币、国际贸易、铁路、兵制、度牒等。1942年，萧一山在一篇学术总结文章中，对集刊在经济史研究上的成绩作了肯定，并寄予厚望。他说：此刊论文，根据实际材料，多有足取，将来成就，当可观也。[⑩]当代台湾学者刘翠溶则指出，它是第一份以经济为名的学术刊物，创刊时间比美国经济史学会出版的Journal of History（1941年5月）还要早，这份刊物实为导致今日研究中国经济史和社会史之嚆矢。[11]集刊与1934年底问世的《食货》半月刊一起成为民国时期社会经济史学界的两座重镇。 因此，该会在社会经济史领域做出的开拓性贡献不可轻视。

在天津《益世报·史学》双周刊和《中央日报•史学》周刊中，社会经济史同样是主题之一。前者创刊一年间共出版25期，发表文章33篇，其中26篇是史学研究会同人撰写的。其研究触角伸到盐业制度、北魏土地制度、招商局的建立、隋朝的国家财政管理、税务问题、明代农民等诸方面。头一年的索引将论文题目分为政治、经济、社会、考证四类，其中以经济一项所占分量最大，计有11篇。可见，社会经济史在研究会同人的著述中占据了一个非常醒目的位置。南京《中央日报·史学》周刊也汇集了大量的此类文章，如汤象龙的《清初的经济政策》（1936年3月5日）、谷霁光的《魏晋南北朝时代之户籍与赋税》（1936年3月12日）、朱庆永的《晚明财政的破坏》（1936年4月30日）等等，不再赘述。

这三个刊物上的社会经济史论文，与前此的社会史论战时期大相径庭。社会史论战中，通论性的文章多，专题式的研究少，参加者常常大笔一挥，泛泛而谈，缺少细密精微的探索。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许多文章开篇谈春秋战国，笔下一转就到了鸦片战争以后，中间的主干时段竟无暇详论。齐思和尝言：“现代史学是建立在专题研究之上的，正如有了砖才好造房”。[12]何炳松也说：“我们有志于整理中国史的人，亦应该具有同样的精神先努力去做专篇的著作，再去做通史的工夫。”[13]但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的展开过程却恰恰相反，通论与专题的次序被颠倒了。史学研究会成员的学术实践扭转了这一不良风气，其社会经济史研究几乎全部属于专题性质。而且，他们选取的若干专题，并非冷僻偏窄，无关宏旨，而是具有相当的重要性。像梁方仲的明代赋役制度史、汤象龙的近代海关史、罗玉东的厘金制度史等皆在社会经济史方面有一定的意义在，不是可有可无的小题目。再者，他们的学术眼光也颇为宏阔，并不局限于研究专题本身。拿梁方仲来说，他以一条鞭法为突破点，扩散到明代经济史的其他方面，进而试图探析整个中国经济史[14]。一言以蔽之，史学研究会成员的社会经济史研究是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的。这样，30年代中国社会经济史领域就发生了关键性的转折。

值得注意的是，史学研究会的工作重心既非经济史，又非社会史，而是社会经济史，其原因何在呢？首先，从发生学的角度看，经济史与社会史仿佛一对双胞胎几乎同时降生在中国史学界。追寻现代经济史的起源者，往往认为它是由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社会史论战开其端；而回顾社会史研究者，通常发现在时人眼中，经济史与社会史几乎完全等同。究竟二者孰先孰后、孰主孰次，殊难说清。经济史与社会史捆绑在一起现身中国史坛。其次，从经济史与社会史之间的逻辑关联看，二者也是无法截然分开的。正如傅筑夫所说，经济史与社会史关系最为密切，它们在许多方面属于同一的领域，社会史中大部分的研究对象都是经济史的问题，因此，大多数经济史著作以社会经济标题[15]。1934年陶希圣创办的《食货》半月刊以“社会史专攻刊物”自许，但其大部分内容是关于经济史的。再次，经济史与社会史的这种亲密关系大概是受现代西方史学的影响。霍布斯鲍姆就认为，在社会史最普通的含义中，“社会”常常与“经济史”合用，这种结合中经济所占篇幅大大超过一半。[16]1929年费弗尔和布洛赫创办的《经济与社会史年鉴》即为显例。西方经济史与社会史的这种现象合流为中国史学提供了启发。[17]因之，史学研究会没有局限于单纯的经济史或社会史，而是以二者的化合物——社会经济史为研究工作的中心内容。社会经济史的取径与唯物史观极其相似，它们都是将经济史作为社会史的基干部分。这与今日多元化的社会史研究颇为不同，与专门化程度很高的经济史研究也差异很大。当时社会经济史的崛起与20世纪30年代唯物史观在学界地位的上升密不可分[18]。

其次，在从事专题研究时，史学研究会同人较多注意从社会的、经济的角度解析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这在该会众成员身上均有所体现。

吴晗关于《金瓶梅》的研究，不仅考定其著作年代，还通过对明代社会状况的考察来说明《金瓶梅》一书产生的深刻根源。他“用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进行分析”[19]，商贾阶层与官僚阶层之间的关系，农村经济的凋敝，市民生活的奢靡颓废，一一被揭示出来。作者认为，由于土地集中的情形日益严重，小农破产，或转死于沟壑，或揭竿为盗贼；另一方面，海外贸易的扩展，国内市场的扩大，商人阶层的迅速崛起，上自皇帝下至市侩，莫不穷奢极欲、荒淫无度。吴晗在文章结尾如此总结到：“这样的一个时代，这样的一个社会，才会产生《金瓶梅》这样的一部作品。”[20]在分析明末的重大社会变动时，他也采取同样的观点。如对李自成起义军攻陷北京推翻明政权这一事件，吴晗认为“与其刷哦是流寇的功绩，还不如说是这古老的社会，经济制度的自然崩溃为比较妥当”[21]。

太平天国运动是近代中国一次大规模社会运动，罗尔纲在《太平天国史纲》中首先探析了其产生背景。他指出，从经济方面看，远因可以追溯到自雍正乾隆以来的豪富兼并与人口增加，近因则起于道光中年金融的外溢与道光末年的大灾荒。[22]作者运用翔实的史料说明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前中国社会的经济状况，从而为这一运动的产生提供了一个具有说服力的解释。不仅于此，作者还对太平天国运动出现的“民族的、政治的、军备的方面”的原因加以叙述[23]，使关于社会背景的分析更加全面而系统。在最后谈到“革命的影响”时，作者也注意到了财政经济方面，主要有厘金制度兴起、外人管理海关制度的成立、货币制度的变动、长江流域的减赋、外债的嚆矢等几项内容。至于社会方面，出现了两大变动，一是人口减少，二是田亩抛荒，这给中国社会的繁荣以重大影响。[24]

其实，罗尔纲从社会经济角度考察太平天国运动兴起的背景，源于汤象龙的建议。据汤象龙回忆说，当他向罗尔纲提出关于写作此书的看法时，罗尔纲很谦逊地表示不通晓社会经济学。之后，罗尔纲白天去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考古室工作，夜间研读社会经济学著作，伏案撰述。[25]在《太平天国史纲》“自序”中，罗尔纲说，此书根据汤象龙的意见写成的地方，“都是本书中最精彩的地方”。[26]这不仅表达出一种感激之情，也反映了罗尔纲对社会经济内容的看重。他受汤象龙的启发，于太平天国运动的经济背景施以浓墨重彩，甚至让汤都感到吃惊：“我们社会研究所历年所研究的成果，诸如关税、外债、厘金、货币等等，都给以惊人的敏锐、扼要地采撷到他这部《史纲》来！”[27]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史学研究会成员之间相互切磋，彼此影响。透过这部《史纲》，不但可以对罗尔纲个人的学术见解有所体认，而且能够发现该会其他成员的共识，尤其是在从社会经济角度进行历史阐释这一基本取向上。

传统史家多轻视经济因素，从经济角度进行追索，往往能为历史事件提供新的说明，见前人所未见。谷霁光关于北魏迁都问题的论述由经济方面切入视角。他指出：“迁都一事，除了文化和政治的原因外，经济的因素，似很重要，史未明言，也就无人注意及此。”这正是谷霁光的目光敏锐之处。他将旧都平城与新都洛阳的经济地位作一比较，认为平城受天时地之局限，不能成为富庶之地；而洛阳交通便利，对财政方面有莫大助益，间接地有助于文治武功。所以孝文帝力排众议，迁都于洛阳。[28]朱庆永的《明代卫所军制破坏的原因及其补救》一文也是如此。他认为明代卫所军制的破坏，其最大的原因在经济方面。由于卫所制度是建立在屯田组织基础上的，随着屯田制度的瓦解，卫卒失去自食其力的凭借，只有依赖法定的俸饷，但俸饷之薄又不足以维持生活，卫所制度遂趋于崩溃。一句话，屯田组织的瓦解抽掉了卫所军制存在的基石。[29]朱庆永此文将军事制度与经济制度联系起来，寻觅到军制变动的经济源头。

通过以上论列，我们不难发现，史学研究会所欲建立之“新史学”，就其内容而言，即是社会经济史。在该会的学术实践中，其用力之之处亦在此。关于具体问题的探究，他们也多从社会经济方面着眼。这一取向恰好与唯物史观相吻合。唯物史观认为人们的物质生活制约着精神生活、社会生活，主张从经济角度解释人类社会历史的变迁，落实到史学领域，则要求以社会经济史为研究中心。即使尚无证据说明史学研究会成员与唯物史观这一理论学说有何直接关联，如研读过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著作，或与马克思主义者相过从等，也应当承认，它所遵循的阐释人类历史的基本假定与唯物史观不谋而合。因而，认为史学研究会具有唯物史观倾向的看法，或可成立。

关于这一点，汤象龙曾有过明确的说明：“当时大家虽然说不上熟悉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但都倾向于唯物主义，主要倾向于社会和经济的分析”。[30]李根蟠也认为，该会在西方社会科学方法和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勇于探索历史研究的新方法。[31]美国学者马紫梅持相同论调。她将史学研究会创立的新史学称为“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史”[32]，此处的“非马克思主义”是从政治归属言，“历史唯物主义”则专指学术倾向。马女士的界定相当严谨。最近侯云灏也提到，《集刊》的创刊，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研究中国社会史之深入发展的表现[33]。而这一刊物正是以史学研究会成员为骨干的。但否定派的意见也不可忽视，况且它代表了一种更为普遍的看法。其论以为：史学研究会“没有从根本上跳出旧史学的窠臼”，“本质是资产阶级的”。[34]

何以会呈现如此大的差异呢？其一，关于唯物史观的本意的理解存在很大分歧。否定派大概是接受了流行的唯物史观概念，将阶级斗争作为唯物史观的核心所在，以是否坚持阶级斗争观点为准绳判定一个学术团体的倾向；而汤象龙、李根蟠和马紫梅则是基于以生产方式学说为中心的唯物史观发言的。这是造成歧异的基本原因。其二，立论的角度不同。否定派针对的主要是史学研究会的阶级属性，并预设无产阶级性质的史学才是真正的新史学；而汤象龙等着眼于史学研究会的学术本性，他们默认的前提是，不论阶级立场如何，凡与传统史学立异并超越之者，皆为新史学。因之，两种对立的观点，其实是两种不同性质、不同层面的判断。究竟在二者之间如何取舍，取决于人们观察问题的不同视角。

二、民间本位的治史立场

梁启超在痛陈传统史学的弊病时，言词激烈地指出：二十四史不过是二十四姓的家谱。这的确一语中的。“正史范式”支配下的传统史学基本上是一种精英史学、贵族史学，民间社会和下层人物只在史籍中尤其是正史中留下了极为模糊的身影，发出至为微弱的声音。20世纪初叶,在内外两种因素的交互作用下，反对“君史”、提倡“民史”蔚为一时风气。一是晚清政治革命风潮的鼓荡，批判专制主义、争取民权的运动蓬勃开展，对民史思想的出现起到了催生作用。二是西学的传入，主要是斯宾塞的社会学理论和西方史学（包括日本史学）中注重人群进化和民史的思想内容产生了直接的影响。1903年问世且在当时激起波澜的曾鲲化编的《中国历史》即非常重视民众在历史上的地位。以“民史氏”自命的邓实于1904年就民史编修的理论和方法问题作了专门而全面的论述，并已进入实际创作阶段，且积稿盈尺。[35]民史运动的主要承担者是梁启超和国粹派，但他们立论的角度基本在政治而非在学术，且往往政论与史论不分。这就使得这一运动的影响主要限于思想层面，未能挺进史学内部，入室操戈，使之发生方向性变动。大约“五四”前后，中国史学在社会文化巨变的拉动下走到了下一个发展阶段，不久即完全淹没在历史考证的洪流之中。

再者，要将“民史”思想坐实为具体的研究成果面临着重重困难。一方面，历代史书卷帙浩繁，但关于民间历史的记载却异常贫乏，要把埋藏在正史中的若隐若现的民间材料勾沉出来，将分散在各类典籍中的相关内容集中起来，工作量非常之大；另一方面，观念的转换也非易事。旧史为正统史观所笼罩，其记述因统治集团的好恶而增删损益，褒贬之词多存偏见，以至失真程度非常严重。在否弃旧观念之后，如何以客观态度看待普通民众的生活状态、命运遭际，如何评估民间力量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等问题，是力图还原民间历史者必须加以思考的。

史学研究会在这一方面付出了巨大辛劳。天津《益世报·史学》双周刊发刊词中明确提出：“帝王英雄的传记时代已经过去了，理想中的新史当是属于社会的，民众的。”[36]显然，史学研究会同人将民众历史作为他们要创立的新史学的一个基础部分。具体说来，主要有两点表征：一是书写下层社会的历史，二是将普通大众设定为读者对象。关于第一项，吴晗、罗尔纲和张荫麟三人贡献尤大。

与梁启超的论旨一致，吴晗对以往的历史撰述中过分铺张所谓英雄人物的事迹颇有微词，他在一篇文化史书评中说：“英雄对于历史的贡献，固然是不可否认的，但是一部文化史的性质，决不等于一本英雄传之以专门描写英雄们的性格，行动和功业来满足浅薄者的夸大狂。”[37]吴晗本人的史学研究，也贯穿着这一认识。在《明代之农民》一文中，他对明代农民的生存境况作了较详尽的考察。他写道：“农民人数最多，和土地的关系最密切，对国家的负担也最重。他们的生活最值得我们注意。”农民承担着沉重的赋役，“除了对国家的以外，农民还要对地方官吏，豪绅，地主……尽种种义务，他们还要受四重甚至五重的剥削。”农民田产被侵夺，地主、皇室及外戚，尺寸皆夺之民间，导致逃民、流民的产生。而招抚逃民政策的虚设，又使农民逃亡的情形日甚一日，终于引发了几次空前的农民叛乱。[38]作者着眼于地主集团与农民阶层的利益冲突，探明了造成明代农民悲惨命运的缘由所在。此外，在《晚明“流寇”之社会背景》及前面提到的《< 金瓶梅>一书的著作年代及社会背景》两篇文章中,吴晗对农民生存状况的深切关怀同样清晰可见。

在史学研究会中，罗尔纲的太平天国研究是探寻民间历史最突出的例证。其实，太平天国史这一选题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民间取向。太平天国运动是一场农民运动，是一场下层颠覆上层的造反运动。在旧史家的笔下，太平天国一直被目为“贼”、“寇”，而罗尔纲并未因循陈见。他不但对这一运动的产生背景和发展历程加以描述，而且深入探析了它的性质、失败原因和对此后社会的影响。罗尔纲将太平天国运动定性为贫民革命，并认为它在中国历史上的许多贫民革命里，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

但对太平天国史研究蕴涵的民间史意义，罗尔纲早年的认识毕竟还较为朦胧，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撰著《太平天国史》时，他才有明确的申述。《太平天国史》开篇即有一“开宗明义的说明”，提出“人民群众是创造太平天国历史的动力”。即使太平天国的领导者和英雄们也是在当时的历史转折时期、在急剧转变的社会冲突时代、在革命战争当中从人民群众里面成长起来、锻炼出来的伟大人物。“创造太平天国历史的动力，究竟还是人民。”他认为太平天国的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还有与农民血肉相连的佣工，手艺劳动者、水手、陆路运输夫、矿工及走江湖的人们等等。无论是金田起义、北伐西征，还是反侵略斗争，人民群众都发挥着骨干作用，推动着运动不断深入。罗尔纲提醒读者：“请记取这一章开宗明义的说明，然后才请读本书。”[39]尽管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尚可商榷，但在这一观念的牵引下，对历史研究的对象和内容进行刷新和调整，将民间大众作为观察的中心，这一点功不可没。对下层民众的深切关注也是罗尔纲毕生从事太平天国史研究的学术史意义之一。

尽管梁启超首倡的重“民史”轻“君史”的思想流布已久，但真正将其落实到史学实践中的成果并不多见。这在其时大量涌现的通史著作中体现尤为突出。梁氏甚为推重的夏曾佑所作之《中国古代史》几乎对民间普通人物视而不见，即是一个显例。到1937年顾颉刚还说：“今之讲论通史者，所言尽于政治大势，罕有从事社会状况者。”[40]既然是政治大势，则关乎基层社会者甚微，顾氏对通史中缺乏社会史、民间史的记录感到不满。而张荫麟的《中国史纲》却能对民间下层群体有所措意，虽篇幅不大，但吉光片羽，亦弥足珍贵。

张氏自称其通史的着眼点在“社会组织的变迁，思想和文物的创辟，以及伟大人物的性格和活动”[41]，似乎其侧重于制度史、思想史和精英史的叙述，实际上，民间历史和下层社会并没有被放逐到视野之外。最典型的当属《周代的封建社会》一章，作者用两节来讨论“奴隶”和庶民的生存状况。通过对古代典籍遗存的考索，张荫麟分析了“奴隶”的来源、劳动分工和地位，勾勒出这一阶层社会生活的大体轮廓。在谈到庶民时，作者将之与“奴隶”作一比较，指明二者的重要差别所在。张荫麟还特别注意到当时的几次“民变”，觉察到“民众的抬头”，揭示出民间蕴藏的潜在力量。在论及周代的家庭时，作者说：“庶人的家庭状况自然不会被贵人身边的史官注意到，因此现在也无可讲述。”[42]但他发现了民歌中泄露的关于婚姻制度的消息。在这里，张荫麟表达出对以往贵族史官的不满，他自己从民歌入手窥探庶民的婚姻状况，又不可不谓用心良苦。

即使在叙述历史上精英人物的业绩时，张荫麟关注民间的立场也隐约可见。他总结孔子教育上的成就首先提到的就是孔子的“有教无类”，进而指出：“这件事看来很平常，在当时实是一大革命。这是学术平民化的造端，这是‘布衣卿相’局面的引子。”[43]视“学术平民化”为空前成就，指认学术的雨露撒向民间是“一大革命”，作者的价值立场、评判尺度已不言自明。在论及“儒家思想在武帝朝的影响”时，张荫麟特别谈到一个事件，即董仲舒向武帝建议裁抑富家和救济农民的方法，他不无激动地说：“这是第一次学者为农民向政府请命：这是封建制度消灭后农民生活的血史第一次被人用血写出。”[44]作者对处在社会底层的农民群体的同情态度已跃然纸上。故而张的好友贺麟说，他每述到历代的政治家的社会政策或社会改革思想时，亦每加以同情的解释和着重的发挥，《中国史纲》一书，不仅是他对于民族历史文化的整理与发扬，还寄寓着他对于现在和将来的贫苦大众的无限同情[45]。 张荫麟晚年治宋史时，还注意到宋初下层社会的暴动，即王小波、李顺起义。他认为这一事件“在中国民众暴动史中，创一新旗帜，辟一新道路”，是“有裨于阶级斗争说之史实”，可“当世无道及者，今故表而出之”，乃撰为《宋初四川王小波李顺之乱》一文。[46]由此可以断言，关怀民间历史应为张荫麟的一贯倾向。

有学者认为，社会史研究的民间取向可区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眼光向下”，二是“自下而上”看历史。前一层次将更多的目光投向民众的生活史，丰富了史学研究的内容，但其立场、视角可能仍带有旧史学“自上而下”的特征。后一层次则意味着立场的调整，是从民众的角度和立场来重新审视国家与权力，审视政治、经济和社会体制，审视帝王将相，审视重大的历史事件和现象。[47]应该承认，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社会史研究总体上处在“眼光向下”的层次上，存在“有下无上”、过于琐碎等弊端，未从根本上触动旧史学的固有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旧史学的拾遗补缺。然而，“自下而上”看历史的倾向此时也已萌发，它并不回避过去笼罩在政治史范式下的研究对象和研究内容，而是以“自下而上”的眼光重新打量它们，从而导致对传统史学的全面改造。史学研究会成员的实践，就不仅是“眼光向下”的结果，更是“自下而上”看历史的产物。吴晗研究明代的农民、“流寇”，从民众的立场揭示出当时种种社会危机。罗尔纲探析太平天国史，置换了以往的庙堂立场，充分注意到这一民众运动的社会影响。张荫麟也站在基层大众一边，其《中国史纲》中的民史内容处处关乎社会结构与趋势。因此，他们在描述民众的历史经历的同时，将之与整个社会的兴亡变迁联系起来，做到了“自下而上”、“有下有上”。

史学研究会民间立场的另一方面，即创造大众历史不但要转换观察的焦点，还应以普通大众为读者对象。他们撰写的中国历史，不单为专家学者而作，而是更多地考虑到一般读者的接受能力，有利于史学走出象牙塔，降落民间，融入社会。采用大众所能理解的表述形式，普及历史知识，这样，学术就不再为知识阶层所垄断，普通大众亦可参与其间。这一学术民间化的取向，为中国史学提供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其意义不可低估。

据罗尔纲回忆，史学研究会成立之初，还策划、酝酿出版一套历史小丛书，拟定并通过了写作计划和题目。可惜后来由于印刷条件困难，未果。已问世的仅有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纲》一种。罗书的读者对象设定为中学生，因而大量材料没有用上，带有学术考证性质的文字也未收入。《太平天国史纲》深入浅出，叙事简明扼要，而又不乏精到见解，取得了巨大成功。当时的《大公报》誉之为具备时、地、人的条件的好著作。《剑桥中国史》也认为此书“现在仍然是最好的一部概论性著作”。[48]这不仅体现了罗尔纲个人的学术成就，也证实了研究会计划出版历史小丛书的可行性，至于这一计划的暂时搁浅是另一回事。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9年，已身居北京副市长之职的吴晗仍念念不忘于研究会的夙愿，调配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开始组织编写《中国历史小丛书》，并陆续由中华书局出版。这终于圆了30年代史学研究会的旧梦。《中国历史小丛书》的面世，赢得了学术界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它必将作为新中国史学的一项重要成就载入史册[49]。而追根溯源，我们又不得不惊佩于史学研究会同人的眼光之高远。

张荫麟的《中国史纲》在这方面也做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此书不但学术含量高，其叙事简洁、文笔优美也是一大特色。张荫麟受教育部之托为中学生编写一本通史教材，因而他在写作中“融会前人研究结果和作者玩索所得以说故事的方式出之，不参入考证，不引用或采用前人叙述的成文，即原始文件的载录亦力求节省”[50]。但自近代以来，史学科学化的追求促使中国历史学逐渐建立起一套共同遵循的标准、规范，著作引文、注释等皆有一定的要求[51]，这无疑对维护学术的严谨性大有裨益。但对于未经学术训练的普通大众来说，往往感到陌生、隔膜，可望不可即。科学化与通俗化似乎成为一种两难选择。而张荫麟不为著作形式所囿，巧妙地化解了这一困境。他使精深的历史知识与通俗的文章技巧相结合。《中国史纲》没有大段大段的史料铺陈，省去了枯燥乏味的考证文字，其文笔摇曳生姿，引起了普通读者的阅读兴趣。通览全书，自商代至秦汉的历史在作者优美从容的笔调下缓缓流淌，毫无窒碍。与我们不能将此书视为寻常的通史教材更应看作是上乘的学术著作一样，张氏运用优美文笔、“以说故事的方式出之”的表述策略亦当是创造大众历史的一种手段。

不可否认的是，尽管史学研究会创造民间历史的意向甚为明确，但用以证明此点的材料却相对缺乏，这与他们的研究领域不无关系。像梁方仲、谷霁光、汤象龙等人多依据清代大内档案，致力于近代经济制度的探究，史料和对象的双重限制，使他们无法涉足民间历史[52]。要从其研究成果中寻觅下层社会的影子，的确有些勉为其难。但我们着意考察的是作为整体的史学研究会，并不强求每个成员的学术趋向尽合于我们的论旨。况且，这在事实上恐怕永远难以做到。就总体而论，史学研究会在重构民间历史方面的成就及影响还比较有限，其意义更在于预示了一种研究趋势。中国史学界的工作重心真正开始大规模向民间社会倾移，要等到40年代范文澜、翦伯赞和吕振羽等人的一批通史著作的问世[53]。

三、实证与诠释并重的致知取向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史学，是以乾嘉考证学和西方兰克以后的历史主义的汇流为其最主要的特色。以胡适的“实验主义”史学与顾颉刚的“疑古史学”为代表的史料学派乃是中国史学的主流，这样自然形成一种以批判史料、考证史实为圭皋的学术规范。史料派领袖胡适认为：“审定史料乃是史学家第一步根本工夫。西洋近百年来史学大进步，大半都是由于审定史料的方法更严密了。”因为史料若不可靠，所作的历史便无信史的价值。[54]当有人指责顾颉刚的“古史辨”实质上成了“古书辨”时，顾反驳说：古书是古史材料的一部分，必须把古书的本身问题弄明白，始可把这一部分的材料供古史的采用而无谬误，“这是研究古史的初步工作”。[55]傅斯年的“史学便是史料学”的响亮口号则将本派的学术立场和盘托出，将史料董理工作的重要性几乎强调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史学研究会同人对这一由史料学派确立的规范表示出应有的尊重，将史料工作置于历史研究的基础地位。这首先在《集刊》中有突出的表现。

其《发刊词》即声明：“我们要知道过去的经济最要紧的条件便是资料”，欲开展经济史的研究，首先要“注意于经济史料，尤其是近代经济史料的搜集”，“现在我们希望就着所能得的资料，无论题目大小，都陆续的整理发表，以就正于经济史的同志”。可见，自创刊之初，史料搜集整理工作就被提到一个重要位置，当作一项急迫的任务。这一立场在该刊中得到反复申述：“我们认为整理经济史最应注意的事有两点：一是方法，二是资料。关于前者，我们以为一切经济史的叙述必须根据事实，不可凭空臆度，所采用的方法应与研究其他的严格的科学无异。关于后者我们认为最可宝贵的要为原始的资料，尤其是量的资料，有了这种资料才可以将经济的真实意义表达出来。”[56]在这里，所谓方法只是一种工作态度，一种以史料、事实为起点的操作规程，是一般的而非具体的；对资料则言之甚明，必为“原始的”、“量的”资料。重视史料乃是两点注意事项的交集。

在《集刊》中，谷霁光、汤象龙对于史料工作还有过具体论述。

初以两篇考证文字震动学界的谷霁光提出史料鉴定的必要性。他在《战国秦汉间重农轻商之理论与实际·后记》中说：“中国古代典籍，颇多改窜，尤多赝伪。若不严加鉴定，必易致误，此古史研究所以疑难滋多，亦莫由澄清也。”以经济思想史领域言，“近人每喜附会现代术语，或西人著述，分析古人思想及古代学派。既不精密鉴别史料，复不注意其环境或背景。其论断不惟支离破碎，且悖于史实。”[57]谷霁光批评简单套用现代时髦理论的倾向，提示史料鉴别工作之不可或缺。若史料真伪莫辨，则史实之建立无从谈起。谷氏此论，很难说不是受到了顾颉刚等人的“疑古”思想的影响，与史料派论调极为相近。

汤象龙曾就史料的发现与近代史研究日盛的关系做过专门论列。他指出：近年来一般青年中研究中国近代史者日见增多，同时重要史料的发现也愈来愈多。此种现象正为我国历史学界的一种可喜的事体。研究者既多，史料的发现自益多；史料益多，则更足引起多数人的研究。此二者互为因果。他还特别提到故宫文献馆印行的各种史料，中央历史研究所以及私人刊行的各种史料，有“可纠正过去历史许多错误者，有可开后来研究史学一新纪元者”。[58]从中不难看出，汤象龙对新史料的发现在史学发展中的推动作用，予以充分的估计。

值得一提的是，该刊尤其重视档案史料。他们认为研究历史有两大困难，其一就是资料缺乏，档案史料价值颇大，它是一部分史料的最可宝贵的源泉，用严格的批评眼光来看，固不能说档案中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数目都是千真万确的，但这种资料的可靠程度极高。在史料极端贫乏的中国，档案的价值实在无与伦比，特别是在近代财政经济方面。为此，《集刊》特辟《明清档案专号》，分别由吴晗、徐中舒等对清华大学、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故宫博物院文献馆和北京大学所藏档案作了分析，为其他研究者了解这些档案和查检利用提供了莫大助益。[59]史学研究会自身也通过对这数量浩繁的档案的整理，取得了丰硕的学术成果[60]。

但史料搜考只是历史学的起点，绝非其终点。让我们来看看《益世报·史学》的发刊词。它是透视史学研究会学术立场的重要文本。发刊词表示：“我们既不轻视过去旧史家的努力，假如不经过他们的一番披沙拣金的工作，我们的研究便无所凭借”，同时“我们也尊重现代一般新史家的理论和方法，他们的著作，在我们看，同样有参考价值。”这里所谓的旧史家可能是指清代的考据学者，而新史家则泛指当时并存的史观、史料二派。显然他们不想追慕其中任何一方，而是欲集合各家所长，创立一种包容更广的新史学。“我们不愿依恋过去枯朽的骸骨，也不肯盲目地穿上流行的各种争奇夸异的新装。我们的目标只是求真。”求真是研究会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史料和史观两派的努力都可统一在求真的旗帜下。接下来专谈史料问题。一是扩充史料范围。“零烂的、陈旧的、一向不被人们所重视的正史以外的若干记载，我们也同样地加以注意，这里面往往有令人惊异的新史料”，二是对旧史料加以重新诠释。“在被装进象牙之塔里去的史籍，往往有极可珍惜的史实被掩置在一副古典的面具之下，或被化装成另一事物，或被曲解为另一意义，我们也要作一番极审慎的搜剔工夫，给还以原来的位置和面目。”[61]以往的史料有许多被曲解、改造而失其本来面目、原始意义，这就需要对史料重新解释，以恢复其本意。这一任务已非史料审定术所能独自承担，只有援引一定的学理，依据一定的史观，方可胜任。故而，此处谈论史料问题业已超越史料层面，跃升至史实重建的境界。

下面结合史学研究会成员个人的具体治学经历进一步加以疏解。

先说吴晗。在步入史坛初期，吴晗基本上是“胡适的信徒”，以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为座右铭，撰写了大量考据文章。如《< 清明上河图>与< 金瓶梅>的故事及其衍变》一文主要考证《金瓶梅》的作者并非王世贞，《西王母与西戎》注目于西王母在地域上的演变故事，《〈绿野仙踪〉的作者》则汇集了有关著者李百川的材料。这些文章基本没有越出胡适的门墙。苏双碧将吴晗的考据文章分为两类，一类偏重于技术性的具体考证，属于弄清某个历史事实，解决一些比较具体的实际问题，另一类虽属考据，但超越了考据学的任务，而能通过考据阐明社会历史问题，以及论述历史的发展趋向。[62]上面提到的几篇无疑应归入前一类。而后一类则比胡适迈进一步，突破了“实验主义”的圈子，力图透显史料中的重大社会历史问题，像《胡惟庸党案考》、《〈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皆非小考据，而是大手笔。正是由于这类文字的出现，吴晗的史学才日渐趋于独立，走向成熟。而胡适的考据学也就从照耀吴晗学术之途的“天际明星”逐步黯淡下来，终于只剩点点碎影。

吴晗还总结出一种“剥笋考据法”。这种方法是：在研究过程中所遇到的每一问题或史实，先要追求这问题在历史上的地位，已否解决，如已解决，它们的证据是否可信，如未解决，症结何在，接着用全力考证这问题，恰像剥笋似的一层一层地剥去这问题所堆附的外障。再接着，还不肯以问题本身的解决为满足，还要问为什么这史实成问题，为什么这史实为许多外障所蔽而成问题。这一切完成之后，对史实进行估价，给它在历史中一个恰好的位置。[63]剥笋考据法已经超出了单纯的考证，从认清“是什么”到追问“为什么”，由史实考证进入史事重建。原本这是吴晗用来概括罗尔纲的治学方法的，而罗认为这也是吴晗所一贯遵循的原则，他之能在明史领域作出开拓性贡献，实赖于此。[64]

与吴晗一样，罗尔纲与胡适也有着师生之谊。所不同者，罗尔纲更能沿着胡适指点的学问之途前进。在问学之初，他几乎唯胡适马首是瞻，亦步亦趋地追随胡适。罗尔纲的太平天国史研究即始于史料的辨伪考证，他“一点一点地把太平天国史上的伪传说、伪文件逐步推翻去”，陆续发表了《贼情汇纂订误》、《上太平军书的黄畹考》、《洪大泉考》的文章，一本师教。在《太平天国史纲》自序中，罗尔纲认为写太平天国史有两件难事：第一，关于史料的考订方面，前人是不曾替我们做过这一件工作的。没有鉴别史料眼光的人，便看不出史料的真伪，史料的真伪不辨，据以成书，则去“信史”必远。第二，关于写作态度方面，须站在客观的立场上，不容有丝毫成见掺杂其间。第一项仍是对史料工作的强调，不必多说，第二件事却已涉及到史观的取舍。将太平天国斥为“发逆”，或尊为“革命先烈”，都是基于一定的史观作出的判断。而作者声称要“站在客观的立场”，不过是一厢情愿罢了。既然要表达一种态度，就必有一种史观为依凭，成见或偏见是不可避免的。这表明，主观上，罗尔纲是一味考据求真，但事实上他又不能不有所评价，有所议论。这并非笔者妄自推测，在罗的《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一文中已现端倪。他的这篇史论式短文，作出了“清代士大夫好利”的局部性概括论断[65]，没有像胡适要求的那样“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胡适阅后，大为恼火，严厉斥责罗尔纲。罗尔纲也不胜惶恐，立即致书胡适示其悔意。但奇怪的是，稍后出版的《太平天国史纲》仍收录此文，个中奥妙，颇费思量。有一点似乎可以断定，罗尔纲已不满足于整理考辨太平天国史料，而要完成一部太平天国史。他1948年撰《太平天国考证学》讲义时，以“方法论”开篇，继“史料鉴定”和“史迹考证”之后，复有“史事解释”一章[66]。 罗尔纲似乎成为史料派内部生长起来的一股离心力量。

张荫麟于现代西方史学造诣甚深，因而处置史料与理论的关系也颇为得当。少负盛名的张氏以考据起家，其第一篇论文《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考》，是批评梁启超关于老子的考证的，发表于1923年9月的《学衡》第21期，《学衡》的编辑以为作者是清华教授，岂不知当时的张荫麟还是一名在校学生。据有关统计，他有三分之二以上的文章涉及考辨。但张荫麟对考据的态度却有些出人意料，他说：考据虽为史学，却“非史学之难，而史才实难”。可见张虽精于考据却不止于考据，史才才是治史的最高境界。1937年3月，在给张其昀的信中他自述治学旨趣道：“国史为弟志业，年来治哲学，治社会学，无非为此种工作之预备。从哲学冀得超放之博观与方法之自觉，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67]张氏的学术追求乃是贯通之学——国史，后来其《中国史纲》之作即为明证。这也与张荫麟的弟子李埏的看法正相符合，他说：“荫麟先生的史学著作，用心最多的是《史纲》，而分量最大的却是考据论文”，“考据不是荫麟先生治史的目的，而只是他的手段”。[68]

深识现代史学滋味、第一流兼第一线的海外学者余英时曾将史家的“解释”工作分为两类。一类是玄想派的解释，它是人所强加于历史事实的一种主观看法，如黑格尔在历史上看出了“世界精神”、“理性”和“自由”等是也。另一类是批评派的解释，它的作用是将许多孤立的史实的真正关系寻找出来，使历史事件成为可以理解的。余英时进而指出，后一种解释是历史事实的一部分。离开了这种解释，历史学便根本不能成立。[69]或者说，玄想派的解释主要是一种哲学的解释，批评派的解释基本是一种史学的解释。根据这一区分，史学研究会成员的历史解释、诠释倾向于批评派一路，与玄想派距离甚远。他们皆立足于史料与史实，推求其有机联系。因此，以今日之眼光来看，史学研究会成员的诠释工作不但具有较大的合理性，而且是不可或缺的。

史学研究会的出现，标示着史料学派一统天下的局面开始松动，史学界正在调整自身的运行方向。其实，这本是无法避免的事情。因为以胡适、顾颉刚、傅斯年为首的史料学派对中国史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从“考据”层面完成了本土史学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他们发起的新考据学或曰“新汉学”运动是以史料董理为中心内容的，因而史料与史学被有意无意间等价起来。这一倾向的偏颇是显而易见的。在清代考证学风弥漫于世时，章学诚即提出“学问”与“功力”、“史纂”、“史考”与“史学”、“著作之史”与“纂辑之史”、“记注”与“撰述”之间是有所区别的[70]，这几组对立的范畴，均基于历史学具有两个层面的认知。清季及民初史学界，无论是沿清代考据之学疑古之风，从事古史整理与辨伪者；还是沿清代赏鉴古玩好嘘金石之风，进而为殷墟甲骨流沙坠简之研究者；抑或应用西洋考古、地质、人类等科学以从事发掘，而作史前文化之研究者等等，都是所谓比次之书，考索之功，即史料的搜集、整理与考证。[71]这只达到了史学的第一个层面，至于其第二个层面，史实的综合贯通则尚未涉及。但依章学诚的意见，须在这两层面皆有所作为，方可缔造完整形态之历史学。准此而言，史学研究会实证与诠释并举，史料与史观兼顾，其所遵循当为再造中国史学的正确路径。考虑到当时诸史学流派多在两层面之间顾此失彼、执其一端的局面，研究会成员能不偏不倚、从容有度地对待这一史学基本问题，愈显其难能可贵。

四、参用多种学科的研究门径

许冠三在《新史学九十年》中指出：“从新会梁氏朦胧的‘历史科学’和‘科学的历史’观念起，新史学发展的主流始终在‘科学化’，历来的巨子，莫不以提高历史学的‘科学’质素为职志。”[72]这一“科学化”取向，不仅体现在新史学的学术旨趣、研究对象的变更上，更离不开治史方法的革新。即使对于旧有的研究领域、研究对象，一旦方法变换，同样可以凸显新意。胡适等人即以“科学方法”自我标榜，但他们的方法充其量是“以校勘、训诂为本的文献材料整理术”和“以内外考证为主的史料审定术”[73]，就其实质而言，仍不出乾嘉学派的途辙。即使被誉为“新史学的开山”的王国维所首倡的“二重证据法”，也只是实证范畴内的一种方法。这一方法与传统的训诂、校勘和考据诸方法并用，固然可以发明新说，但一涉及到史料解释，进入史事重建层次，它就无能为力了。傅斯年略高一筹，他提倡以多种学科的知识来推动史学研究。傅说：“凡一种学问能扩充他作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气象、天文等学科，无一不可作为治史的工具。但他又说：“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供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74]可见，傅斯年主张的跨学科只限于自然科学，其研史工作又止步于史料整理，这使他只能在史料学派的圈子内徘徊，永远无法领会现代史学方法的真谛。

直到西方社会科学诸学理的输入，中国史学的研究方法和手段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概念工具和研究门径开始向历史学进行大规模渗透，使其日益科学化、精密化。仅此一端，已足以让新史学凌驾于传统史学之上。史学社会科学化进程是以20世纪初叶梁启超倡导“新史学”为起点的。梁启超主张开放性研究，让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联袂。他说：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人类学、言语学、群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律学、平准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75]梁启超从方法论角度为新史学指示了门径。后来何炳松、朱希祖等人也极力促成史学与社会科学的结合。但此时，这一工作主要是为满足大学历史课程讲义的编写和教学的实施。若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考察，社会科学化远非当时中国学术界所能承受。[76]到了30年代，斗转星移，情况已颇为不同。西方社会科学不但在中国学界落地生根，而且进入了繁荣发展的阶段。这从《民国时期总书目》中可略窥一斑。30年代的社会科学类书籍在数量上呈激增的趋势，而前此则甚为寥落。所以，这时史学成功转向社会科学化路线已具备了较为坚实的基础。正是在这一学术背景下，史学研究会成员顺应时代潮流，大量援用社会学、经济学和统计学的理论和方法，来阐释和解说中国历史现象。由于他们的研究中心在社会经济史，所以主要借取以上三种社会科学。

张荫麟对跨学科的方法有过公开的提倡。在谈到治国史的预备工作时，他表示要“从社会学冀明人事之理法”。可以看出他对其他学科对研究历史的辅助功用已有所认知。张荫麟还曾以人类学理论评价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他认为郭著的一个突出贡献就在于“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那就是拿人类学上的结论去爬梳古史的材料”。张又列举了这条研究古史的路径的三种优点，并提出此一路径“是值得后来史家的遵循的”。[77]从这一评价中，张荫麟的立场也显露出来。在当时的上古史研究中，盛行的是“疑古辨伪”的方法，是史料考订的方法，而张氏却将郭沫若的跨学科方法提示出来，表明他对这一路径的认同。但同时张荫麟对郭沫若的方法运用又提出尖锐批评：郭先生“竟无条件地承受了那久成陈迹的，十九世纪末年的‘一条鞭式’社会进化论，并担任用中国史来证明它，结果弄出许多穿凿牵强的地方”。[78]郭沫若所推崇和运用的摩尔根的人类学已经过时，其缺陷也被充分揭示，但他并不知情，反而将之作为一种先进的理论。张荫麟深刻、道地的洞察，源于对人类学等学科的熟知。而通常对郭著的评价，或称颂其以唯物史观为指引，或推许其对考古资料的运用，即使注意到摩尔根人类学者，也始终未能点破其跨学科意义。

社会学是社会科学中最基本的一个分支，其研究对象为人类社会。它对人类社会的结构方式和运作规则的揭示，为历史学提供了深刻的洞察力。社会学与历史学的整合几乎到了不分彼此的地步。吴晗在其明史研究中则出色运用了社会学的分析方法，尤其是集团分析法。他主要使用了“阶级”范畴进行分析。有必要说明一下，“阶级”一词在当时非常流行，其使用也颇为混乱，连陈寅恪都曾用以指称某种社会力量、社会等级。在“马克思主义”史学占据大陆史坛的统治地位后，“阶级”更是成为学界乃至全社会长盛不衰的关键词之一。而在吴晗那里，“阶级”更接近于一个中性词，脱去了道德、政治色彩，实质上就是“集团”。

前述的《明代之农民》、《晚明“流寇”之社会背景》都是将农民作为一个社会集团进行整体考察的，这里不再重复。在《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中，吴晗描述了另一重要的社会集团——仕宦阶级的生存状况。作者指出，“晚明仕宦阶级的生活，除了少数的例外，可以用‘骄奢淫佚’四字尽之。”这与农民集团适成鲜明对照。[79]通过两个集团的对比考察，明代社会的总体状况变得较为清晰。在《胡惟庸党案考》中，吴晗推求胡案的组构原因时，提到一个因素，即朱元璋与士大夫集团之间的紧张关系。朱元璋出身寒微，既恐知识分子嘲笑，又怕其不为所用，因而对士大夫集团采取了严厉打击的政策。在胡、蓝二狱中所杀的几万人大部分属于知识分子，其他同时诸文士，凡和明太祖稍有瓜葛的也都不得善终。[80]在这里，吴晗没有胶泥于朱元璋与胡惟庸之间的私人恩怨，而是从集团关系入手，为胡案的发生提供了一种更具说服力的解释。因此，集团分析不再将目光停留在个人身上，而更注意个体的集合，关心个人与集团、集团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它有助于认清社会的结构特征，进入历史的幽深处，不失为一种有效的分析工具。

史学研究会大部分成员都涉足经济史，正像汤象龙所认识到的，在这一专门领域，现象和问题的分析需要“经济法律统计等科的知识，非比一种普通的单纯的研究”[81]。与经济史距离最近的是经济学。当时西方经济学已传入中国，所以他们的研究中大量吸取了经济学的理论成果，广泛借用经济学的概念、术语来分析中国历史上的经济现象和经济问题。从学理层面言，这是因为经济学能够为经济史研究提供主要的理论框架。正如凯恩斯所说：“经济学与其说是一种学说，不如说是一种方法，一种思维工具，一种构想技术。”[82]借助于经济学方法，中国经济史研究不再限于事实描述，从而告别了“食货”式记述的传统模式，现代意义的经济史学科遂告确立。

谷霁光的《战国秦汉间重农轻商之理论与实际》一文，依据西方经济学理论省察中国历史上的重农轻商问题。他提出四点：一是资本之剥夺，二是官商之操纵，三是商业资本之偏枯，四是工商之畸形发展。[83]显而易见，作者的叙述和分析是在现代经济学的话语系统内进行的。更为可贵的是，谷霁光意识到西方经济学观点与中国经济思想之间存在歧异，因而反对盲目类比。他说：“近人每好以重农主义，相当于西洋经济思想史上之Physiocracy，而以管子书中之重商学派，相当于Mercantilist，此亦须加审慎。”[84]因为中西历史背景不同，思想差别甚大，不能作单纯对比而忽视其差异。这表明谷霁光运用西方经济学已超出了简单模仿的层次，而能深识其精髓。

梁方仲曾借用国外学者吞伦的理论来讨论土地位置与田赋输纳方式的关系。吞伦意在阐明市场距离的远近对于耕种方式及种类，以至地租和生产成本发生的影响。梁方仲从这一分析中受到启发，注意到道路远近的重要。这可算作一种间接的借鉴。通过理论意识到问题的存在，这种历史学与理论的结合方式，大大丰富了历史研究实践。

与经济学方法密切相关的统计学方法也为研究会同人所广泛采用。经济史的研究内容，如户口、田地、租税、生产情况，以及财政收支等等，均须借助统计学的方法加以量化，才能达到相对精确。这也是现代经济史学与传统经济史学的一个显著区别。梁方仲被称为“把统计学的方法运用到历史学研究的开创者之一”[85]。在《明代户口、田地及田赋统计》一文中，他根据明实录及会典中的材料制成38个统计表，是“第一次把统计学的方法运用于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86]。梁方仲后来在此基础上写成的《中国历代户口、土地、田赋统计》一书，将上起西汉下至清末2100多年的户口、土地、田赋数据分门别类，制成253个统计表格，它集中反映了梁方仲以统计法入史取得的成就。

刘隽的《道光朝两淮废引改票始末》讨论清道光年间两淮废引改票一事，系统叙述了票引的沿革、改票前的两淮盐务及改票的原因和经过等。他用乾嘉年间两淮溢销提引数目表、乾嘉两朝淮商报效统计表、淮南苏皖楚四岸新旧引额比较表等10个统计表来说明这一盐政史上的改革。[87]此外，吴铎的《川盐官运之始末》、罗玉东的《光绪朝补救财政之方策》和汤象龙的《民国以前的赔款是如何偿付的》等文章也大量使用了统计方法[88]。

史学研究会成员不但初步以统计方法对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进行定量分析，而且开始对统计方法运用上的理论问题进行思考。张荫麟在《北宋的土地分配与社会骚动》一文中，试图从北宋时期主客户分配的统计数字上说明当时几次社会骚动与土地集中无关。乍看之下，张氏此说似乎可成一家之言，但目光锐利的汤象龙却发觉了他运用统计法上的缺失。汤象龙说：“在历史研究法之中，尤其在社会经济史方面，量的分析是有用且有价值的一种方法。但运用它的时候必须慎重，要理会它的危险，要认识它的应用限度。”他进而指出应用统计法应注意四点：第一，“统计可以证明一切”，同样的量的资料可以同时证明完全相反的事情，这是对统计最常有的批评；第二，量的资料必须精确完整，方可为用，官方统计数字与实际情况的差距不可不察；第三，每个历史事实都是单独的、个别的，历史上量的资料原为某项事件或某项目而设，我们很难同时用以类推或佐证其他的历史事项；第四，历史资料繁多，量的资料不过是其中的一种，若不得其他相关的资料认识清楚而仅用量的资料来证明某一事项是危险的。[89]

张荫麟的失误之处在于盲目相信数量资料，未能注意到统计方法的使用限度。因而他所说的“我们需要的是具备数目字的答案，而不是‘想当然’的假设”，虽用心良苦，却没有促成问题的解决。汤象龙的纠正反映出他对统计法治史的认识之深。统计学方法并非法力无边，正如当代史家杜维运所言：“量化方法对史学家而言，是好的奴隶，坏的主人，……史学家可以尽量应用量化方法，但不能迷信量化方法。历史的最神秘处，往往须用量化以外的方法去寻觅。”[90]

总之，将统计学方法应用于历史研究是史学研究会成员的一个突出特征，拜此方法之赐，他们取得了相当可观的成绩。同时他们又能对方法应用及时反思，力求减少误差，逐步摆脱初涉西学时的稚气。这不禁使我们联想到“文革”之后，计量史学被学术界奉为新事物而风行一时，很少人留意到早在30年代已经存在过史学研究会这样一批先驱。这不仅暴露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史学界与国外同行的长期隔绝，更提示着中国本土史学也呈现了某种断裂。

现代意义上的史学与社会科学已连为一体、不可剥离。这首先反映在清季及民国时期大学史学课程的设置上。王国维先着一鞭，他拟定的文学科大学的“史学科科目”，不但包涵了“中国史”、“东洋史”、“西洋史”等史学分支，比较神话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门类也纳入其中。1920年，社会科学化路线的积极推动者朱希祖接掌北大史学系后，开始大幅度调整课程设置。他主张一二年级应着重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律学等基础学科，并辅之以生物学、人类学及人种学、古物学等科目，特别是社会心理学尤当重视。其他如厦门大学、广东大学的史学系的课程安排也有类似的归趋，社会科学科目占了相当大的比例。[91]尽管学校教育与学术研究有所区别，但前者提供的学术训练对后者起着很强的型塑作用则无可置疑。在社会科学化的史学教育模式下成长起来的学者，自然较易在学术研究中援用社会科学方法。再者，位居主流的史料派学人也并不排斥社会科学的渗入。如顾颉刚就曾计划大量阅读社科类书籍，以之辅助古史研究。[92]不过由于他们的工作基本限于史料辨伪与整理，长于史实解释和分析的社会科学自然没有多少用武之地。即便如此，在他们的主观认知中，社会科学已成为治史必备的知识工具。由是观之，社会科学在历史研究中的作用和意义正日益凸显出来，二者走向对话与合作确乎是不可阻挡的潮流了。

史学研究会顺应这一学术趋势，引进社会学、经济学和统计学的理论与方法，致力于中国历史的阐释，的确功不可没。无独有偶，与之同时从事社会经济史研究的食货派也存在类似的做法。他们对西方经济学理论比较熟悉，其借以开展活动的《食货》半月刊热衷于译介亚当•斯密等人的经济学著作。[93]这时的跨学科实践与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社会史论战时期已大为不同。社会史论战的参加者们多唯西方社科理论是从，以至外来学理喧宾夺主，凌驾于中国的历史事实之上，造成严重的偏颇。而史学研究会始终立足于既存的史料与史实，将西方社会科学的原理方法作为辅助工具来使用。他们的特点是在运用西方学理时能够做到不露痕迹，使其完全融入史料和史实之中，而不让人有一种外在附加之物的感觉。这无疑是一种成熟和进步。援社科理论入史已不可避免，而如何使其解释系统与中国的历史时空相契合，实现本土史学的现代转换，则是需要学者们不断探索、在长期实践中体味其甘苦的。

结语

通过以上描述，我们对史学研究会所塑造的新史学有了初步的了解。那么应当如何从总体上对其进行定位呢？许冠三将“方法、材料、理论相须相成”的学术宗派称为“史建学派”，为“新史学”中的“新史学”[94]。在融汇各家、力主综合方面，史学研究会的确与之非常接近。但史学研究会当时并非采取了纯然中立的姿态，而是具有鲜明的倾向性。就此而言，“史建学派”一语却又不足以道出史学研究会的实质所在。若因其与马克思主义史学相似而以“进步史学”名之，恐怕还是过于含糊。所谓进步是相对的，如现代史学之与传统史学、年鉴史学之与兰克史学。进步一词描述的是某一史学形态级次的高低，却不能显示其核心内涵。用指向明确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来定位史学研究会就更不妥当了。因为史学研究会当时尚未认同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政治倾向，但政治属性却是后者的一个重要方面。所以，笔者以为，既然其学术路向趋近唯物史观，归入唯物史观派史学更为恰切。

关于唯物史观派史学的主要特征，根据王学典的观察，大致包括以下三点：一、在历史理念上，唯物史观派注重经济因素在历史进程和历史变迁中的作用，把生产工具、生产力的变迁视为社会变动的最后之因，基于此，它以社会经济史为研究重心；二、在价值立场上，此派关切历史上的小人物和普通百姓，对历史上反复发生的农民暴动、下层造反尤为推崇，这造成了一种“从下向上看”的民间视角；三、在方法论上，唯物史观派借用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学理来阐释中国历史，努力进行跨学科研究，初步实现了西方社会科学门类与历史学的整合。[95]由此不难发现，史学研究会塑造的新史学与之非常吻合。这样，将研究会所创立的史学形态确认为唯物史观派史学也就获得了基本的学术依据。

此外，唯物史观派巨大的包容性使史学研究会得以归入其中。与习称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有所区别，唯物史观派史学政治色彩较淡。唯物史观一词更倾向于指称一种学理，一种社会科学方法论。唯物史观派史学不必以政治立场为前提，只要在学术上认同唯物史观的理论假定，遵循唯物史观的实践准则，就可归入此派。无论是郭沫若、翦伯赞、吕振羽、范文澜和侯外庐等所谓马克思主义史家，还是食货派、中青年期的吴晗等以往难以确切定位的人物和团体，都在大的唯物史观阵营之中[96]。例如，在30年代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中，参加者的观点五花八门，但都处唯物史观大的话语系统之内。他们纷纷以“历史唯物论者”自命，人们亦皆以此视之。当时王礼锡就指出：“在中国社会史的论战里，都是唯物的内部的争斗”，“论战各方都是以唯物的辩证法做武器”。[97]顾颉刚也认为陶希圣、郭沫若、翦伯赞同是以唯物史观来理解中国历史的[98]。这一派别不仅在思想界、文化界影响广远，而且在学术界也是一支劲旅。它不仅包括以广场、庙堂为舞台的非学院派，而且不乏潜心书斋的学院派。在治学风格上，唯物史观派内部也具有多样性：有坚持理论先行，注重社会形态的更替等宏观问题的探讨的，也有理论与史料并重，多用力于某一时期的重要制度等中观问题研究的。总之，唯物史观派的指涉相当宽泛，涵盖内容十分丰富。这并非笔者有意放大其学术形象，而是为了复原被后人层层过滤掉的历史颗粒，最大可能地逼近当时的真情实貌。

既然史学研究会归属唯物史观派，它的出现，就并非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而是提示着整个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动向所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使唯物史观派平地崛起，构成了对史学界的巨大冲击。但他们不幸走入极端，对史料工作注意太少，往往驰骋议论，其作品中充斥着西洋史上的名词，而未曾真正触及到中国历史的核心。即使在他们的优势——理论方面，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教条主义的误区，单凭唯物史观的理论与方法，使用贫乏的历史资料，填入公式，加以推断，达到预设的结论，以至其作风，已渐为世人厌弃，呈日渐式微之态。1934年史学研究会的破茧而出，透露出唯物史观派开始调整自己的运行方向的信息。与社会史论战时期不同，史学研究会非常重视史料工作，又能做到大处着眼，小处着手，避免流于细小琐碎。显然，它从其对立面——史料学派那里获益良多（吴晗、罗尔纲是直接从史料学派内部成长起来的），克服了史观派以前放言高论、大而无当的弊病。这表明唯物史观派在学术路向上已主动向史料学派靠拢，两大学派的合流初露端倪。这一变动的意义非同小可。通过汲取史料学派的合理性资源，唯物史观派开始不断地自我调适、自我完善，它继续扩大影响进而上升为主流的内部条件已越来越成熟了。

A New History of Academic History on Historical Research Institute

CHEN Feng

Abstract: Historical Research Institute led by Wu Han was once active in the historical circles in the 1930s. It played a positive role in the Chinese historical change from tradition to modernity. It set up social-economic history as the center of research, especially paying attention to interpret historical facts and problem from the angle of society and economy. The historian stuck to the standpoint of popular standard, and was concerned with the conditions of basic society and common people. Moreover, the new historiography takes popular expression tactics. It attached same importance to testify and interpret, and simultaneously gives consideration to historical idea and data in order to develop a complete historiography. It holds the west social science, sociology, economics static's and so on, should be applied to Chinese historical research. By doing so，historical method was renewed by a big margin. Historical Research Institute belongs to historical material school rather than Marxism historiography in general. Its emergence indicates that the historical material school became maturing every day.

Keywords: the 1930s; Historical Research Institute; new history; historical material school

(作者简介：陈峰，男，1976年生，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25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