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哲》2008年第3期

趋新反入旧：傅斯年、史语所与西方史学潮流

摘要：20世纪前期的世界史学正处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前夜。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危机四起，针锋相对的批评质疑之声遍布欧美各国，新史学的崛起已不可遏制。达到巅峰的欧洲汉学也非语文考据派一枝独秀，同样孕育着变革的因素。法国汉学内部分化出以葛兰言为首的社会学派，主张社会科学化的美国中国学也正处在上升时期。成立于1928年、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虽苦心孤诣孜孜以求接轨国际新潮，却误引兰克史学为同道，追步欧洲汉学，阴差阳错地融入西方传统史学之末流。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些许影响也未能使傅斯年摆脱兰克史学的支配。当时学术界努力趋新求变，但对新史学与兰克史学的学术时差缺乏明确意识。傅斯年及史语所受此制约，面对西方史学的新旧潮流取舍失当，以致走上一条与现代学术趋向逆行的不归路。

关键词：傅斯年；史语所；兰克史学；欧洲汉学；新史学

作为民国时期国家最高学术机构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自1928年成立之日起就承担着与国际学术界进行交流对话的使命，以跻身世界学术之林为职志。这种国际化追求，一方面是为了改造中国固有学术，使之具备现代科学形态，一方面是与西方学术尤其是西方汉学争高下，不仅是模仿、融入而已，更带有强烈的赶超意味。史语所所长傅斯年在不同场合表达过这种意愿。当傅斯年着手筹备史语所之际，就踌躇满志地向胡适介绍说：“中央研究院之历史语言研究所，……实斯年等实现理想之奋斗，为中国而豪外国，必黾勉匍匐而赴之。现在不吹，我等自信两年之后，必有可观。”[①]他在为院长蔡元培代拟的研究员聘书草稿中说：“我国历史语言之学本至发达，考订文籍，校勘史料，固为前修之弘业。分析古音，辨章方言，又为朴学之专旨。当时成绩，宜为百余年前欧洲学者所深羡，而引以为病未能者。不幸不能与时俱进，坐看欧人为其学者，扩充材料，扩充工具，成为今日之巨丽。”[②]1929年，他在致陈垣的信中提及：“斯年留旅欧洲之时，睹异国之典型，惭中土之摇落，并汉地之历史言语材料亦为西方旅行者窃之夺之，而汉学正统有在巴黎之势，是若可忍，孰不可忍。”[③]傅斯年在谈到法国汉学时曾说：“此日学术之进步，甚赖国际间之合作影响与竞胜，各学皆然，汉学亦未能除外。国人如愿此后文史学之光大，固应存战胜外国人之心，而努力赴之，亦应借镜于西方汉学之特长，此非自贬实自广也。二十年来日本东方学进步，大体为师巴黎学派之故。吾国人似不应取抹杀之态度，自添障碍以落人后。”[④]他向李盛铎之子李少微求购珍藏之史料时强调指出：“此日为此学问，欲对欧洲、日本人而有加，瞻吾国前修而不惭，必于材料有所增益，方法有所改革，然后可以后来居上。”[⑤]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更是明确宣布：“要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⑥]

傅斯年的同辈友人对其追慕超越西方的意图和作为也深有体会。顾颉刚就说：傅在欧久，甚欲步法国汉学后尘，且与之角胜。[⑦]李济后来曾明确阐释《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说：“这一段文字说明了廿余年来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的动力所在。文中所说的‘不满’与‘不服气’的情绪，在当时的学术界，已有很长的历史。”[⑧]傅斯年的至友罗家伦评价说:“他办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所树立的标准很高，观念很近代化。他的主张是要办成一个有科学性而能在国际间的学术界站得住的研究所，绝对不是一个抱残守缺的机关。”他对于外国汉学家中最佩服的只有瑞典的高本汉和法国的伯希和两人。[⑨]傅斯年主持史语所延聘外国学者伯希和、高本汉、安特生等人为通讯研究员，并把“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人所使用工具之少年学者”作为最主要的工作目标之一[⑩]，更从行动上证实其良苦用心。

不惟傅氏个人如此，当时史语所同人亦有相似的感受和期待。特约研究员陈垣痛心于中国学术在国际上的边缘化，说：“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日本如何，没有提到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夺回北京”。[11]历史组的陈寅恪也感叹道：“东洲邻国以三十年来学术锐进之故，其关于吾国历史之著作，非复国人所能追步。今日国虽幸存，而国史已失其正统，若起先民于地下，其感慨如何？”[12]可见，融入国际学术主流并在中国研究方面占据中心地位，是史语所成员的共同企盼。从后来取得的成效来看，史语所同人的努力并没有白费，的确获得了国际学术界的某种认可。1932 年，被誉为东方学泰斗的伯希和，就因为史语所各种出版品之报告书，尤其是李济所著《安阳殷墟发掘报告》，颇有学术价值，特向法国考古与文学研究院提议，将本年度的“于里安奖金”（儒莲）授予史语所。同年底，傅斯年向蔡元培汇报史语所工作时说：“此时对外国已颇可自豪焉”。蔡氏则复函勉励说：“‘中国学’之中心点已由巴黎而移至北平，想伯希和此时亦已不能不默认矣。”[13]蔡元培致函傅斯年说，荷兰决定退还庚子款，以其中35％为文化之用，愿以其利息中53％交给中央研究院。他并解释道：“荷兰人所以注意本院，由于其卢顿之汉学研究院知有史语所成绩之故。”[14]经过苦心经营，史语所已经为中国学术在国际上赢得了一定地位和声誉。

20世纪历史学已经走完了它的行程，史语所也已经整整跨越了80个年头，以今日的后见之明，反思和检视史语所国际化的成败得失，当另有一番认识和体悟。因为20世纪中后期的世界学术出现了重要转向，实现了新旧更替，新趋势最终上升为主流。与此相适应，学术评估的标准和眼光也不可避免地发生转换。由此，人们不禁要追问：在新的评价坐标中，史语所处于一个什么位置，它是否实现了初衷，是否真正融入了国际史学的新潮流呢？

一、20世纪前期西方史学和汉学的新动向

19世纪末20世纪初正处于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前夜。这不是一般常规性的变化，而是一场根本性、方向性的范式转换。19世纪的西方几乎是传统史学的一统天下。“科学的历史学之父”[15]兰克是西方传统史学的集大成者和典型代表。兰克在柏林大学任教达46年之久，他的门生弟子不但把持了德国大学的历史教席，还通过柏林大学的研究班培养出大批学者，广布德国以外的西方史坛，如法国的朗格卢瓦和瑟诺博斯，英国以阿克顿为首的“剑桥学派”，美国的班克罗夫特等人，可谓桃李满天下。由此，兰克成为整个西方史坛的师表，兰克学派成为辐射西方史坛的国际性史学思潮。根据古奇的概括，兰克史学的贡献有如下方面：“第一，他尽可能把研究过去同当时的感情分别开来，并描写事情的实际情况。”“第二，他建立了论述历史事件必须严格依据同时代的资料的原则。”“第三，他按照权威资料的作者的品质、交往和获得知识的机会，通过以他们来同其他作家的证据对比，来分析权威性资料，从而创立了考证的科学。”[16]西方传统史学范式在兰克那里得以最终确立和成熟。惜乎好景不长，兰克史学的颠覆性力量也在潜滋暗长，逐渐形成气候。“19世纪末叶的历史研究是以一种深刻的不安为其特征的。几乎就在同时，整个欧洲和美国都发生了一场对大学里已经确立的历史学的前途假设的批判审查。”[17]也就是说，19、20世纪之交，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已经危机四起，针锋相对的批评和质疑之声不绝于耳，遍布欧美各国。新史学对传统史学的反叛首先在其大本营德国爆发。1891年，兰普勒希特的《德意志史》第1卷出版，由此开始了一场与兰克学派的长达25年激烈论战，其焦点集中于文化史与政治史之争。兰普勒希特陆续发表《历史学中的新旧趋势》（1896年）、《什么是文化史？》(1896年)、《文化史方法》(1900年)、《什么是历史？》(1905年)等一系列作品，对以兰克学派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展开猛烈批判。他力图建立一个“新型文化史”学派，塑造一种新的史学。这种新史学与兰克学派局限于政治史和精英人物不同，主张历史学的内容应扩展到经济、文化、精神、民族等诸多方面，撰写人类集体的活动。在方法上，这种新史学反对仅仅要求弄清“事实是怎样发生的?”，而主张弄清“事实是为何如此的?”，兰克的问题是叙事，而新史学“必须以试图阐明一般性的发展规律的发神学方法来取代描述的方法”。[18]兰普勒希特的《文化史方法》的目的是建立一种以社会学法则为基础的历史科学。他的《什么是文化史》一书的第一句话就是：“历史主要是一种社会心理科学。”他自己也承认，他的方法是社会学的方法，他的目的是心理学的目的。1909年5月，兰普勒希特创办撒克逊皇家文化史和通史学院，推动文化史研究。开设的课程相当广泛，有历史哲学、谱谍学、文献学、人种学、经济学和社会史、儿童研究、朝廷礼仪、比较法律、德国和中国文化史等等，他亲自在学院中讲授文化史和历史方法论等课程。该学院出版了40部总名为《兰普勒希特对文化史和世界史的贡献》的专著。兰普勒希特自称“在史学上完成了一次革命”。兰普勒希特的影响不仅限于德国，而且波及西欧一些国家乃至美国。[19]在法国，亨利·贝尔是新史学的先驱。1900年他创办《历史综合杂志》，旨在与传统史学立异，为未来的新史学规划方向。他指出，兰克的传统史学只是“事件的历史”，仅仅叙述历史上发生过的事件，缺乏解决问题的明确认识；传统史学只重视从史料来研究历史，而“史料的搜集并不比集邮或搜集贝壳有更大的科学价值”，只能挖掘历史的一个角落，造成史学孤立于其他学科之外，导致封闭、狭隘、支离破碎。贝尔申明新史学是在历史综合中的跨学科研究，他主张以史学为中心综合其他学科形成一种新的史学模式。他创办《历史综合杂志》的目的就是要使历史学加强与毗邻学科之间的联系。1924年，贝尔在巴黎创建国际历史综合研究中心，每年组织学术讨论。1920年起，他又主编一套《人类的演进》丛书。[20]《历史综合杂志》被称为安放在传统史学营垒中的一匹“特洛伊木马”。1929年，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克创办了《经济社会史年鉴》，法国乃至整个西方新史学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流派——年鉴学派由此诞生。[21]这预示着西方史学即将迎来一个新的时代。新史学的浪潮同样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涌动。1912年鲁滨逊出版《新史学》一书，吹响新史学的号角。首先他反对传统史学局限于政治史，鲁滨逊说：“直到现今政治史仍然保持着它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一般人仍然把过去的政治事件，看作是历史的主要内容。”[22]他主张“新史学”应包含人类过去的全部活动。《新史学》开宗明义地指出：“从广义来说，一切关于人类在世界上出现以来所做的或所想的事业与痕迹，都包括在历史范围之内。大到可以描述各民族的兴亡，小到描写一个最平凡的人物的习惯和感情……历史是研究人类过去事业的一门极其广泛的学问。”[23]其次，与传统史学一味求真不同，鲁滨逊十分注重史学的现实功用，主张研究历史是为了帮助人们了解现在和推测未来。历史当以将来为球门。他认为，“历史最主要的功用”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我们自己、我们的同类以及人类的种种问题和前景。”。[24]再次，鲁滨逊反对传统史学的封闭性，强调史学家要利用关于人类的新科学知识，寻找“新同盟军”。这些“新同盟军”包括广义的人类学、史前考古学、社会心理学、动物心理学、比较宗教学、政治经济学、社会学等。有了它们的支援，“不仅历史研究的范围可以大大加强和深化，而且在史学园地里将会取得比自古以来更有价值的成果”。[25]鲁滨逊在哥伦比亚大学执教的25年间，与其同事和门生，如比尔德、贝克、巴恩斯、肖特威尔、海斯和桑代克等，逐渐形成“新史学派”。鲁滨逊领导的新史学运动由此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总之，20世纪的前30年是西方新史学的形成时期。在1904年圣·路易世界博览会的一次有关“历史科学”的特别讨论会上，欧洲的历史学家兰普勒希特和伯里(J．B．Bury)，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透纳(Frederick Jackson Turner)、鲁滨逊和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一致同意以跨学科的方向来改革历史研究。[26]这时新旧两种史学正处在激烈的较量中。传统史学的正统地位并未根本动摇，崭露头角的新史学尚不足以与其抗衡。新史学还处在幼稚阶段。德国兰普勒希特的资料采择不精，概括粗糙武断，因此遭到多数专业历史学家的激烈反对。德国史学界总体上抵制新史学。[27]法国的贝尔本人不是历史学家，其《历史综合杂志》虽然具有跨学科的特色，但历史研究主题不够明显，因此新史学的跨学科特征虽然明确提出，但离新史范型的真正建成还有相当的距离。1931年《历史综合杂志》更名为《综合杂志》后，主题更为淡薄，对历史学的影响也越来越小了。而且，这一阶段社会科学对历史学的影响，重点还是放在社会学、人种学和心理学的理论和论证方面，即使那些对旧的传统方法最不满意的历史学家也没有开始着手去寻找新的历史证据和探索更加严谨的研究技术。[28]“总的说来，无论从研究人数和出版刊物看，还是从实际影响看，当时在西方史坛，占统治地位的还是传统史学。传统的政治史和叙事史牢牢地占据着大学讲坛。战前西方的所有大学几乎还没有单独的社会史讲座。而像《美国历史学评论》、《英国历史学评论》和法国《历史杂志》这样一些国际性的权威历史学杂志还都在抵制新史学的影响。”[29]尽管如此，“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1898年，一位美国学者写道：“不管对兰克的评价是多么高，但他总归是上一个世纪的产儿。”[30]兰克学派代表的是一种旧趋势、一股旧潮流，而新史学派则代表新趋势、新潮流。20世纪初，“在世界许多国家几乎同时出现对德国‘科学’史学派统治的有意识的挑战。”[31]新史学派极力颠覆传统史学的垄断地位，传统史学也依凭其强势地位竭力打压，但新史学的发展已不可遏制、无法逆转，渐呈星火燎原、全线挺进之势，终于在二战后改朝换代，跃升为西方史学的主流。西方学术中有一个部门是汉学，即关于中国历史和文化的研究。西方汉学不限于史学一科，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却是西方史学影响中国史学最重要的途径。汉学是一个窗口，是中国学者接触、了解西方史学最直接、最便捷的通道。它的影响比一般以西方历史为对象的西方史学更为深切著明。20世纪前期，西方汉学也正酝酿着一场从传统向现代的变革。“传统汉学以法国为中心，现代汉学则兴显于美国，而在西方其他国家葆有传统汉学的同时，现代汉学也相对地繁荣起来。”[32]

20世纪前期的欧洲汉学达到鼎盛时代，可谓大师辈出，强手如林。20世纪初国际汉学的泰斗是法国的沙畹。沙畹以后，西洋中国学的大师分为巴黎与瑞典两派，巴黎学派以伯希和、马伯乐和葛兰言为代表，而后一派的台柱高本汉，“学术渊源仍是师承沙畹”。此外，在苏俄、美国汉学界位居显要的阿列克和叶理绥，也是巴黎学派的弟子门生。1920年代留学法国的李思纯说：“西人之治中国学者，英美不如德，德不如法。”[33]留法学者杨堃亦称：“‘中国学’不仅是一门西洋的科学，而且还几乎可以说：它是一门法国的科学。”[34]在二战以前，法国汉学在国际汉学界居于领先地位，美国则远远落后。难怪1916年4月5日胡适在日记中感叹：“西人之治汉学者，名Sinologists or Sinoloques，其用功甚苦，而成效殊微。然其人多不为吾国古代成见陋说所拘束，故其所著书往往有启发吾人思想之处，不可一笔抹煞也。今日吾国人能以中文著书立说者尚不多见，即有之，亦无余力及于国外。然此学Sinology终须吾国人为之，以其事半功倍，非如西方汉学家之有种种艰阻不易摧陷，不易入手也。”[35]

西方汉学作为西方学术的一个分支，其发展和变化自然受本土主流学术的制约和规范，与整个西方史学保持同一步调，甚至稍显滞后。沙畹“使其有效的研究方法系统化并将文献学(即小学)的新正统观念传播给了下一代研究工作者。这种文献学的方法和学术研究在大多数的研究领域里占据了无可争议的主导地位，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36]桑兵指出：“伯希和时代西方汉学的成熟，以整个欧洲学术的发展为背景和依托。19世纪下半叶以来，实证史学在欧洲占据主导，受科学化倾向的制约，考古和文献考证日益成为史学的要项。”[37]时人论伯希和之学道：“详绎先生之著作，其所以能超越前人，决疑制胜，盖得力于先生之精通亚洲各种语文，注意版本校勘，与新史料之搜求运用。论者颇有以偏狭琐屑为先生之学病；其实先生之治学精神，求精审不求广阔，求专门不求宏通，宁失之狭细，不失之广泛，此正先生之长处，奚足为先生病。”[38]受西方史学影响，汉学家们主要运用语文考据方法，研究兴趣集中在文字学、考古等传统的文史领域。如论者所指出的：“法国汉学家如果没有在法国史学大环境中取得多方面的训练，包括理论思辨、社会学参照模式、直到历史语言学的对音勘同等诸多方面的专业知识，以及流畅优美的行文训练，将不会把法国的汉学推至当时西方世界的最前端。”[39]因此，总体而言，欧洲汉学的学术风格与兰克史学基本一致。

西方汉学也非语文考据派一枝独秀，同样孕育着变革的因素。法国汉学内部分化出一个社会学派。早在沙畹时代，其《泰山志》“启发后之学者以社会学研究汉学之途径”[40]。至葛兰言（Marcel Granet）“喜以现代社会学观点治中国古典，为其特色”[41]，则“在西洋中国学正统派之外，别树一帜”[42]。葛兰言是汉学家沙畹和社会学家涂尔干（Emile Durkhim）的学生，并深受社会学家莫斯（Marcel Mauss）的影响，“欲以杜尔干、莫斯二氏之社会学说参合沙畹之中国材料，而成其社会史之研究也”[43]。杨堃评论说：“葛兰言教授是法国现代社会学派内一位大师，西洋中国学派内一个新的学派之开创者。”[44]“葛兰言实不仅是一位‘社会学化的中国学家’，而且是一位真正的社会学家，第一流的社会学大家，并且是法国社会学派的嫡系与其正的一位代表者。”[45]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甚至认为，必须在涂尔干社会学而不是历史学和汉学的脉络中理解葛兰言。[46]葛兰言倡行将社会学分析法引入中国研究领域，撰写了《中国古代节令与歌谣》（1919年）、《中国人之宗教》（1922年）、《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1926年）、《中国古代之婚姻范畴》（1939年）等著作，开创了西方汉学的社会学派。“沙畹的其他弟子，如伯希和、高本汉与马伯乐诸氏，……虽说全是正统派，或者因与葛氏相较，而亦不妨名之曰旧派。”[47]自葛氏综合三法（历史、分析和比较）应用于汉学以来，他便超出他国的汉学而独立，精密而有光明的，所谓法国特有的汉学。[48]

葛兰言批评“一般旧派的史学家或中国学家，不是仅以考证为能事，就是虽有解释而仍是以主观的心理的意见为主，故貌似科学而实极不正确，极不彻底，故远不如杜氏所倡的社会学分析法为高明。” 与伯希和等人高度评价清代考据学的成就不同，葛氏认为它致力于上古经传的考订，虽进步甚大，“但是中国学者向考据这条路一直往前走去，不免往往太走远了一点。中国考据的进步，好像都认为这是批评的精神在那里生出影响。虽然已有如此煊赫的结果，我该当立刻的说：引起这种考据批评的精神一点也不是实证的精神，并且不能真正算得是批评。这种批评的缺点是：专心于作品而不大留意其中故实。他的原则都是一种用理智眼光来考究圣经的原则，而从来便未尝致疑于这种理智眼光的前提是否适当的。”[49]葛兰言反对一味疑古辨伪，而主张“伪中求真”：一面是求助于历史学方法的内在批评，一面求助于社会学方法的“同类比较”。并且认为，没有社会学的眼光，历史学的批评是无多大力量的。李璜说他是“用社会学眼光在中国古书中取材料，再用心理学的眼光去判断这些材料的价值”。[50]

依照杨堃的看法，《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51]一书的绪论，“不仅是葛兰言方法论中一个很好的说明书，而且是他向整个的中国学界一种革命的宣言。”而首当其冲的对象，便是伯希和、高本汉等人所代表的正统语文学派。“这一派从沙畹以至于伯希和与马伯乐，可谓登峰造极。其特长与弱点，已均暴露无遗。……社会学派的最大贡献即在乎方法。亦正是这样的方法，乃最能济语文学之穷而补其短。”“单赖语文学的批评，绝无法建设出一部科学的历史来。”[52]葛兰言使汉学研究进入更高的层次，“激发了重构中国历史的更系统的研究”[53]。“由于沙婉、伯希和等人全力用于写史以前的工作，无法写出完备且理论精运的中国历史，葛兰言以社会学方法董理中国史语文献，便可由考史进而写史。”[54]葛氏周围业已形成一个学派。“凡是葛兰言的学生，总全受过社会学的训练，重视社会学分析法．并全能对于宗教与民俗学两项特为注意，而且会有一种新的看法，亦即社会学的看法，据我所知，他的学生中应向读者介绍的，则有麦斯特、夏白龙与杜柏秋诸氏。……此外，在东亚方面，无论在中国，在日本，或在安南，葛兰言的门徒或学生，为数亦不算少。”葛兰言的学术影响也在扩大。其《中国古代节令与歌谣》、《中国人之宗教》、《中国古代舞蹈与传说》等书，连获法国汉学研究最高荣誉的儒莲奖，而所著《中国上古文明论》（1929年）、《中国思想论》（1934年），则列入法国新史学运动大师贝尔主编的“人类演化丛书”出版。[55]由此可见，葛兰言的社会学式汉学与年鉴派新史学同轨合辙，尽管它们此时都不当令。与此同时，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美国中国学正处在脱离欧洲汉学走向独立的过程中。此前美国的中国研究处于传统的欧洲汉学的樊篱之中，哈佛大学所有主要的汉学家都来自巴黎，东亚研究竟成为法国文化的一个分支。1925年太平洋学会(Institute of Pacific Relations)的成立是美国中国研究彻底摆脱古典和传统而向现代转向的标志。被称为美国中国学之父的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说：30年代，“美国对中国问题的学术研究分为两个阵营：一个是具有足够资金，坦然紧随欧洲模式的哈佛—燕京研究会，另一个则是纯粹美国阵营，这一阵营散布各处，缺乏基金，而且大都接受从中国回来的传教士的影响和指导。”费氏称“这两个阵营在一定程度上属于风格问题”。[56]纯粹美国阵营发挥组织优势，一方面通过委员会集结力量，召集众多学人乃至业余爱好者编撰《清代名人传略》，另一方面则利用派系之争，排挤谨守欧洲方式、冷落现代中国研究的哈佛燕京学社社长叶理绥（Seri Eliseeff）。三四十年代美国中国学家的新生代正在成长阶段，一批日后为人们所熟知的中国研究专家如赖德烈（Kenneth Scott Latourett）、恒慕义（Arthur William Hummel）、欧文·拉铁摩尔（Owen Lattimore）、戴德华（George E. Taylor）、傅路特(L. C. Goodrich)、韦慕庭（Clarence Martin Wilbur）、顾立雅（Herrlee Glessner Creel）、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以及芮沃寿（Arthur Frederick Wright）等，开始登上史坛。由费正清奠基的美国“中国学”与传统汉学风格迥然不同。由于费正清早期在史学、政治学和经济学的训练，他失却了对汉学的兴趣或敬意，认为汉学家缺乏较为系统的概念结构，其繁琐考证只不过制造了许多无所施用的砖石，不能达到“说服学生关注中国的现在和未来，而不是它的过去的目的”。他在致马士的信中说：“汉学本身是好的”，但是“在他与其他学术研究的关系中就有些破坏作用”。[57]“传统汉学的本质在于对于中国古代历史和文化各个领域的深层的学术探索”[58]，主要借重语言学方法；而美国中国学“是一门以近现代中国为基本研究对象，以历史学为主体的跨学科研究的学问。它完全打破了传统汉学的狭隘的学科界限，将社会科学的各种理论、方法、手段融入汉学研究和中国历史研究之中，从而大大开阔了研究者的研究视野，丰富了中国研究的内容。”[59]美国对中国的研究使用多种学科的方法，如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语言学、心理学等方法，研究内容从古代历史和文献转为以当代中国问题和中国近代史为主。美国称中国学为“中国研究”(Chinese Studies)，而不再沿用欧洲的“汉学”(Sinology)之名，最终完成了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当时的美国中国学“凭借雄厚，朝气弥漫，骎骎乎有凌驾欧人之势”[60]。

二战后，国际汉学发生了重大转向。美国中国学增高继长迅速上升，法国汉学在世界汉学的中心地位被美国所取代。与此相应，学术风格也发生了根本转换，重视考古和文献考证的传统方式日渐式微，社会科学化成为汉学研究的主导趋势，从而超越传统的文史之学的局限，广泛涵盖了社会科学领域，世界汉学的发展进入一个新境界。可见，与20世纪前期的西方史学一样，西方汉学或中国研究也处在新旧交替的转折关头。 “在史语所成立的时候，世界潮流已开始变动，彼时还不显著，可是后来就越变越大。”[61]史语所成立于1928年，正是法国《年鉴》杂志创刊的前一年，面对西方史学新旧两股势力的碰撞角逐，立意与国际学术接轨、竞争的傅斯年及其领导的史语所究竟作出了何种选择，融入了哪一种潮流呢？

二、“我们是中国的朗克学派”

1919年冬，傅斯年考取山东官费出国留学，1926年冬回国，先后在英、德留学7年。傅斯年先到英国伦敦大学研究院主修了实验心理学，选修了物理、化学和数学等自然科学课程。此外，他还广泛地涉猎英国的文学、史学、政治等学科。[62]1923年9月，傅斯年转入德国柏林大学，选学“相对论”、“比较语言学”课程，又研读马赫的《感觉的分析》和《力学》等现代物理学著作。他一方面为西方自然科学的成果所吸引，另一方面也受到在柏林学习的友人陈寅恪等重视语言学、考据学的熏染，1925—1926年间对比较语言学产生浓厚兴趣，接受了德国正统的历史语言考证学。傅氏的藏书也证明，他在留学的最后阶段从自然科学转向了历史语言学。[63]据史语所的人士后来回忆，傅斯年回国时，曾宣称“我们是中国的朗克学派”[64]。而1928年10月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词，“直可视为兰克史学在中国最有系统的宣言”[65]。傅氏抗战前还告诉友人张致远，他创办史语所，“系根据汉学与德国语文考证学派的优良传统”[66]。傅氏的确与西方兰克学派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就学术主张和治史活动而言，傅斯年身上集中体现了兰克的影响，处处闪动着兰克的影子。在兰克史学的治史方法中，搜求与考订史料是其全部工作的基石。傅斯年受兰克史学的洗礼，流露出极端重视史料的倾向。他推崇兰克与蒙森，曾谓：“纯就史料以探史实”，“此在中国，固为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软克、莫母森之著名立点。”[67]傅斯年特别强调史料学的中心地位。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明确指出：“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68]后来，他又在《史学方法导论》、《〈史料与史学〉发刊词》等论著中一再重申此义，反对将历史研究变成历史哲学或文学，主张史学工作只是整理史料。傅斯年还指出，新史料的发现和利用是史学进步的动力。傅斯年在《史学方法导论》讲义中提出：“史料的发现，足以促成史学之进步。而史学之进步，最赖史料之增加。”傅斯年说：“我们要能得到前人得不到的史料，然后可以超越前人；我们要能使用新材料于遗传材料上，然后可以超越同见这些材料的同时人。新材料的发现与运用，实是史学进步的重要条件。”[69]傅斯年的史料学宣言不免夹杂为制造轰动效应而故作惊人之语的成分，但大体仍是其史学主张的表达。他的这种主张大概与其对西方史学的认知有关。他论西方史学的变迁时说过：“近代史学亦可说是史料编辑之学，此种史学，实超希腊罗马以上，其编纂不仅在于记述，而且有特别鉴定之工夫。”[70]既然西方近代史学因鉴定整理史料而进步，中国史学亦可循斯途而实现科学化。兰克治史，崇尚史料，尤其笃信原始史料。兰克学派认为，历史学的根本任务是说明“真正发生过的事情”，而要明了历史的真相，只有穷本溯源，研究原始资料。当事人或目击者提供的证据是最珍贵的，档案、古物一类的原始资料乃是历史的瑰宝。因而他主张用档案文献、活动者的记录、来往信件等编写历史，格外重视目击者的“最高见证”。兰克无论到哪里搜集材料，最重视的地方就是档案馆，其每部著作都大量利用档案文献。彼得·伯克总结到：“在思想上与兰克联系在一起的历史革命首先是在原始资料和方法上的一场革命，由使用早期的重大历史书籍或‘编年史’转移到使用政府的官方档案。历史学家开始经常地在档案馆里从事研究并精心地发展出一套日益先进的方法，以评估档案文件的可靠性。”[71]许倬云指出：傅斯年 “强调史料本身的研究，是承受了德国兰克等人研究第一手档案资料的传统”[72]。傅斯年充分肯定原始材料、直接材料的价值，他认为“每每旧的材料本是死的，而一加直接所得可信材料之若干点，即登时变成活的”。“直接材料当然比间接材料正确得多”，后者的错误靠他更正、不足靠他弥补、错乱靠他整齐；“间接史料因经中间人手而成之灰沉沉样，靠他改给一个活泼泼的生气象”。[73]陈寅恪在1928年12月17日致傅斯年的信中表达了同样的认识：“盖历史语言之研究，第一步工作在搜求材料，而第一等之原料为最要。”[74]陈垣也坚持：“有第一手材料，决不用第二手材料。”[75]徐炳昶也指出：“近人治史，首注意于史料之来源，而尤汲汲于所谓第一手之史料。盖此类史料讹误较少，绝非经过多手，生吞活剥之粗制品可比。”[76]傅斯年领导的史语所努力搜求整理原始材料。从地下埋藏的甲骨、金石、陶瓷、竹木的文字刻辞及实物，到地上遗存的古公廨、古庙宇等古建筑，历代的史籍、档案、方志、笔记以及各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制度、风俗等， 都在他们搜集之列。傅斯年先后为史语所收集到居延汉简 13000多片、金石拓片25000余种33000多幅，还有大量敦煌卷册与善本书。 明清档案史料的整理尤为引人注目。1928年春，马衡写信给在广州中山大学参与筹备史语所的傅斯年，建议他收购流散的清内阁大库档案。9月，傅斯年与胡适、陈寅恪商议，胡、陈建议傅斯年设法买下。于是，傅斯年写信向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求助。他在信中写道：“盖明清历史，私家记载，究竟见闻有限；官书则历朝改换，全靠不住。政治实情，全在此档案中也。且明末清初，言多忌讳，官书不信，私人揣测失实。而神、光诸宗时代，御虏诸政，《明史》均阙。以后《明史》改修，《清史》编纂，此为第一种有价值之材料。”[77]在蔡元培、杨杏佛等人的支持下，内阁大库档案以1.8万元价格收归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29年9月，傅斯年筹划成立了“历史语言研究所明清史料编刊会”，与陈寅恪、朱希祖、陈垣、徐中舒等任编刊委员。而傅斯年于其中作用尤大，“档案收藏、整理、刊布之大旨方略，悉出其一人之胸臆”；“在清理这批档案的同时，傅斯年拟定出一个庞大的出版计划，他准备一边进行清理、分类、编目，一边刊布印行，公诸于世……遵此原则，历史语言研究所于1931年将首批整理的档案公开刊行，取名为《明清史料》”。[78]此次刊印的档案称为甲编，到1936年又出版乙编和丙编各10册，共计30册。傅斯年服膺兰克的客观主义。认识论上的客观主义是兰克史学的另一大特征。他们主张治史者要持“不偏不倚”的态度，让史料本身来说话。兰克在其早期著作《拉丁和条顿民族史》的序言中认为：“历史指定给本书任务是：批判过去，教导现在，以利于未来。可是本书并不敢期望完成这样崇高的任务，它的目的只不过是说明事情的真实情况而已。”[79]历史研究就是：“把各种事件有秩序地组织在一起；对真实史料加以批判研究，公正地理解，客观地叙述；目的在于说明全部真理。”[80]在这一派的史家那里，历史是一门“不折不扣的科学”。傅斯年则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宣称要把历史学建设成为“与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要使历史学成为“客观的史学”、“科学的东方学”。他如此总结中国及欧洲的史学观念：“一，史的观念之进步，在于由主观的哲学及伦理价值论变做客观的史料学。二，著史的事业之进步，在于由人文的手段，变做如生物学、地质学等一般的事业。”[81]他坚信，只要剔除了附在历史记载上的道德意义之后，由这一件件“赤裸裸的史料”就可显示其历史的客观性。于是，他认为：“断断不可把我们的主观价值论放进去……既不可以从传统的权威，又不可以随遗传的好尚。”[82]史学研究“不是去扶持或推倒这个运动，或那个主义。”[83]可以说，傅氏的客观主义立场，比兰克学派有过之而无不及。

综上所论，傅斯年主持建立史语所的路数，“其意即在师兰克的故智”[84]。然而，有材料证实，傅斯年一生只提到兰克二三次，他藏书中没有任何兰克的著作。[85]因此，傅斯年所受兰克的影响很可能是间接的，是通过阅读和接触兰克学派的作品而实现的。王汎森提供了一则重要信息，他说：傅斯年“很看重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一书，以至读到书皮也破了，重新换了书皮。事实上，兰克史学已经沉淀在当时德国的史学实践中，而不只是挂在嘴上。傅先生对兰克是了解的，但可能大部分来自伯伦汉。”[86]一般认为，兰克的再传弟子伯伦汉（又译朋汉姆）的《史学方法论》一书是化约兰克史学为方法论的巨著[87]，素被公认为兰克史学的结晶[88]。例如，他引兰克的话说：“欲使科学能发生影响，必先使其科学而后可……必先去其致用之念，使科学成为客观无私者，而后可语致用，而后能发生影响于当前之事物。”[89]兰克“仍谓一历史著作之最要条件，在于求真，所叙述者必须与事实相符，科学的贡献，实为其最重要之事。”[90]而且，“随著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著作的传播，属于伯伦汉的‘科学的’兰克印象也随著是书传到各地”。[91]伯伦汉的观念和立场成为傅斯年史学方法论的主要依据。傅斯年在历史学的科学性、客观性问题上的主张与伯伦汉相当接近。伯伦汉说：“历史必经有方法的考证后，乃得成为科学。”“故凡一种知识，系以人类所有之一切工具求得之，能尽与实在性相应者，即得谓之客观的知识。故每种科学，均可含有其所能达之客观性，而此客观性之程度，则除人类之禀赋而外，兼与对象之性质及应用于其上之工具有关，换言之，与各该科学之材料及方法亦有关也。倘有一种知识，其客观性远在此项可及的客观性之后，则吾人可称之为主观的。因人类之一般的禀赋及科学之材料为已有而无多变化者，故其能否达于该项客观程度，主要者在于认识之方法。至于此方法之主要任务，则就此方面言之，在将材料尽量的与吾人之认识能力如是相连系，使其适合于吾人之认识目标，力求避去吾人自然禀赋上之影响。凡能尽量如此之方法，吾人称之为客观的，落于其后者则谓之主观的。缘此，不仅一科目方面之方法与结果可相比较，且数科目之间，亦得相互比较也。惟客观与主观之概念，自均为相对者。”[92]这里他强调扩张研究工具与方法以达到客观之境，同时注意到历史学之客观的相对性。傅斯年也有相似的看法。说过：“历史本是一个破罐子，缺边掉底，折把残嘴，果真由我们一整齐了，便有我们主观的分数加进了。”[93]傅氏的此种认识可能源于伯伦汉的启发。至于史学的性质及任务，伯伦汉指出：“史家本身对于史学之基本概念，既少所从事，其对外之观瞻，乃模糊不明，其他科学于是纷纷侵越史学之界限，视史学为语言学者有之，视之为自然科学者亦有之，欲将史学视为政治学之工具者有之，视之为社会学之旁枝者亦有之。”[94]傅斯年则谓：“史学的对象是史料，不是文词，不是伦理，不是神学，并又不是社会学。”一般认为这是傅氏对中国传统史学的批判和唯物史观的抵制。其实不然，“若稍加推敲这些学科排名顺序的底蕴，不难察觉傅氏思路所反映的竟是西方史学演变的缩影。他避而不提传统旧学中压制史学的经学，反倒突显西方文化独特的产物：神学与社会学，就是最好的线索。”[95]傅氏的这一认识与伯伦汉相契合，几乎如出一辙。后来基本呼应伯伦汉《史学方法论》的、法国学者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合著的《史学原论》也可能为傅斯年的史学观提供了参考。这本1897年8月在巴黎出版的介绍史学方法的册子，强调文献史料及其批评的重要性。此书讲求文献之实证考订，代表兰克的史学方法，而两位法国学者师承之。[96]“在法国史学界，《史学原论》享有与伯伦汉著作同等的地位。由于道出同源，它们均可视为兰克史学在方法论上最终的陈述。”[97]它“为一种以事件为中心的历史提供了模式”，“这种历史几乎完全从官方文件出发，以政府的眼光来观察欧洲国家的政治史、军事史，这与其德国前辈毫无二致”。[98]柯林武德认为“它阐述了历史学的前科学形式，即我称之为的‘剪刀加浆糊的历史学’”。[99]《史学原论》一书认为历史学是一种科学，在从事某项历史工作时，首先是要搜集材料，然后，对其进行外形鉴定或外考证。“历史由史料构成”，“无史料斯无历史”。[100]《史学原论》的序文攻击历史哲学：“凡所谓空泛无际之历史哲学，既未经善于记述、谨慎不苟、明镜善断之人，加以研究审查，则无论其为正确或为错误（无疑必为错误），必皆成为不足取。”[101]傅斯年则直接将历史哲学从史学中排除出去。傅斯年在《旨趣》中说：“发挥历史哲学和语言泛想”“不是研究的工作。”在《考古学的新方法》中又提出“历史这个东西，不是抽象，不是空谈。古来思想家无一定的目的，任凭他的理想成为一种思想的历史——历史哲学。历史哲学可以当作很有趣的作品看待，因为没有事实做根据，所以和史学是不同的。历史的对象是史料，离开史料，也许成为很好的历史哲学和文学，究其实与历史无关”。但《史学原论》作者质疑历史学的客观性。“历史学不可能成为一种纯粹科学”。[102]“故历史之为学，终不免为一种主观之科学。吾人若以分析真实对象之真实分析方法，推之于主观印象内心分析之学，实为不当于理。”“故知历史之学，须严禁其仿效生物学所用之科学方法。”[103]“一切历史家，几于皆不自觉，而自拟其能观察彼‘真实’，实则一切历史家，其唯一所具有者，仅想象而已。”[104]历史学家“用其主观方法彼以想象成一个社会总体，成一进化过程，而对于此等想象所构成之历史总体，彼乃由史料中所贡献之质素而加以集合排比。故凡生物学之类分序列，乃由真实物体之客观观察而成，而历史之类分序列，而仅能由存在于想象中的主观物而成。”[105]他们还提出，历史学是由研究单独特件事实（零件之事变）入手研究“演进”的。“历史学之于此，正与地质学古生物化石学同一立足点。”[106]有学者指出：傅斯年的“将历史学建设地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的主张，即滥觞于此。傅斯年的表述，既有吸收，也有误读。[107]《史学原论》比较历史学与生物学意在强调历史研究对象的独特性和个别性，而傅斯年反其意而用之，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等同起来。伯伦汉和朗格诺瓦、瑟诺博司等人的著作和方法在学术界享有极高地位。在西方，《史学原论》是“最负盛名、影响也最大”的历史研究工作手册。[108]以译介西方史学闻名的何炳松在《历史研究法》序中说：“德国朋汉姆著作之所以著名，因其能集先哲学说之大成也。法国朗格罗亚、塞诺波著作之所以著名，因其能采取最新学说之精华也。一重承先，一重启后，然其有功于史法之研究也，则初无二致。”[109]陆懋德也说：“至1889年，德人E.Bernheim，Lehrbuchder Historischen Methode出版，于是历史方法之书，始成为学界之威权。至1897年，法人Ch.Langlois及Ch.Seignobos之Introductionaux Etudes Historiques出版，于是历史方法之书，始有简明的教本。近年欧美各国关于历史方法之著作日多，而大抵均奉此二书为指归。大约后人之说虽多，而其基本法则，仍不外乎此二种著作。”[110]傅斯年及史语所一心追求国际化，立意与西方学者竞争，且循先模仿后赶超之途，在史学方法论方面，自然受到此二书直接而强烈的影响。此外，傅斯年还受到来自德国历史语言学派的启发。观史语所名称可知，傅斯年将语言学提高到与历史学并重的地位。他在中山大学办研究所时，甚至把语言放在历史前面。关于此点，傅氏自有说明：“史学的研究每每与语学的研究分不开；同一研究，文字方面是语学，事迹方面是史学。所以在欧洲大陆上，特别是在德国，史学语学皆总称之曰philologie。”[111]钱穆指出：“以历史语言二者兼举，在中国传统观念中无此。即在西方，亦仅德国某一派之主张。大体言之，西方史学并不同持此观念，其在中国，尤属创新。”[112]“历史学与语言学合在一起，亦足以见傅先生学术路线与德国学派的渊源。”[113]而傅氏好友朱家骅则明确指出：“历史语言同列合称，是他根据德国洪保尔德一派学者的理论，经过详细的考虑而决定的。”[114]洪堡认为思维和语言是不可分割的：“一个民族的语言就是他们的精神，一个民族的精神就是他们的语言。”[115]语言决定了对世界的理解和解释，语言的不同决定了思维体系的不同。傅斯年谓“思想不能离开语言，故思想必为语言所支配”，显然是承袭了洪堡的观点。他早年受乾嘉学者重小学的方法（“由声音文字以求训诂，由训诂以求义理”[116]）影响，以“语言文字为读一切书的门径”[117]。留欧后傅斯年重视语言学，大概与语言学可为历史学提供工具有关。在1928年致胡适的长信中，他指明语言学在思想史研究中的地位，认为研究古代方术的“用具及设施，大多是言语学及章句批评学”。[118]他写于1936年的《性命古训辨证》，尝试从语言学分析入手治思想史[119]。傅斯年留学时期还对西方“比较语言学”产生兴趣。“比较语言学”源于西方的“印欧比较语言学”，是根据各种印欧语言的相互比较，来测定原始印欧母语的音读形式。瑞典学者高本汉将此方法运用于中国上古音的研究，撰成《中国音韵学研究》一书，从而使比较语言学方法在民国学术界产生了示范作用。傅氏高度重视比较语言学的研究，他举例说：“中国历来的音韵学者审不了音，所以把一部切韵始终弄不甚明白，……又如解释隋唐音，西洋人之知道梵音的，自然按照译名容易下手，在中国人本没有这个工具，又没有法子。又如西藏，缅甸，暹罗等语，实在和汉语出于一语族，将来以比较言语学的方法来建设中国古代言语学，取资于这些语言中的印证处至多，没有这些工具不能成这些学问。”[120]《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上发表高本汉的《论考证中国古书真伪之方法》一文，译者王静如介绍说：“高本汉著了一部左传真伪考，把左传的文法语助词，和别的古书作了一个充分的比较研究，证明左传是真实的。他所用的方法完全是逃出了清季和近人因袭的今古文俗套，别创了从语言学立足的新法来解释左传真伪的问题，给中国渐渐沉寂的考据界造了一条新路。实际说来，用语言学的立脚点来考证古书，应在文法、语音、词汇三方面着想。”[121]他所推介的是西方汉学家以语言学治史的考证方法。这正与傅斯年的认识相通。傅斯年及史语所成员大概都未曾直接阅读过兰克本人的著作，但他们却都是兰克学派不折不扣的追随者。观其学术理念、治史门径，几乎就是兰克史学的翻版。伯伦汉与朗格诺瓦等的《史学方法论》和《史学原论》虽被视为西方实证主义史学方法论的代表作，但与开山时期孔德的事实和规律并重不同，他们更强调通过对事实的考证与批判来恢复历史真相，实际上成为兰克史学的同道。而历史语言学的方法原本就是兰克史学的传统和长技。至于傅斯年提到过的擅长考古实物材料的蒙森，也可视为兰克的后继者。因此，傅斯年所承受的学术主脉基本来自兰克一派。

三、傅斯年与西方实证主义史学

对傅斯年研究有素的台湾学者王汎森提到：“傅先生的史学是多来源的，……傅先生重视统计学以及它与历史研究的关系，其实这是受到了英国实证主义史家巴克尔的影响。总之，傅斯年史学是多元的，而不仅仅是兰克。”[122]此言大致不错。除正统兰克史学外，傅斯年还受到过西方实证主义史学的影响，主要来自巴克尔。学界对于实证主义史学的内涵虽有相对确定的认识，但在使用这一概念时却不免混乱。这里不妨作一简单交代[123]。自然科学催生的实证主义包含两个方面：“首先是确定事实，其次是构成规律”。[124]这是完整意义上的实证主义，是以批评、修正兰克史学的姿态出现的，更侧重于寻求规律以达到史学的完全科学化。他们主张将自然科学移植于人类社会研究，“把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中比比皆是的法则的科学理论找原因引进社会研究中”[125]，影响历史思考的自然科学原理最基本的是物理学关于因果关系的设想和生物学的类比原则[126]。英国的巴克尔、法国的泰恩和德国的兰普勒希特就是这样的实证主义史学家。例如，巴克尔认为史学应以找出人类文明演进的通则，而不必过于注重那浩如烟海的众多史事。“……在所有其他伟大的究的学科中……大家都接受[一个原则]：找寻通则是必须的，我们亦怀有崇高的期望，以清楚的事实为基础来探究这些现象背后的法则。但相反地，历史学家却没有采用这些步骤……”[127]他要把“历史从年鉴、编年史作者与考古学家手上拯救出来”[128]。美国史学家J·W·汤普森评论巴克尔说:“巴克尔藐视传记家和历史家似乎已经养成的单纯编辑事实和资料的习惯，并大胆提出在远为广阔的归纳法的基础上搞‘历史科学’。能干的批评家认为他的著作是用演绎法说明物质原因对人类文明的影响的伟大尝试。”[129]泰恩认为历史“类似生理学和地质学”[130]。以致有人认为，兰普勒希特等“企图说明社会进化的一般模式，叫他做社会史家还不如说是社会学家”。[131]有学者发现，“法则式”史学（年鉴派新史学）从他们发源。[132]然而，后来的史学家逐渐丧失了“对规律的痴迷”[133]，背弃了实证主义的理想，19世纪的历史学“接受了实证主义纲领的第一部分，即收集事实”，“排斥了第二部分，即发现规律”。[134]所以，爱德华·卡尔说：“实证主义哲学家对于历史学的最大贡献莫过于他们对史上的要求。这一主张落实到历史研究中，便演化为对史料的考订。”[135]于是形成了一种片面的、不完整的实证主义史学并广泛流行。同时，兰克史学本身也是一体两面，既强调科学实证，又崇尚历史主义。但随着科学的勃兴，后世有意淡化其历史主义，凸显其实证面向。王晴佳分析说：“由于兰克推崇历史事实，他的史学常常被视为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136]近代中国的历史学者在引介兰克史学时，也多把兰克学派视为实证主义史学的代表。总之，兰克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有重合之处，也有相异之点。后来它们在传播过程中内涵收缩，求同存异，求得最大公约数，即考证史实的部分，只突出以史料求真实的重要性，最终合流，形成兰克式的实证史学。而本文所谓实证主义史学是指完整意义上的、事实与规律兼顾的、原生态的实证主义史学。傅斯年在德国留学时，兰克史学的统治地位已受到挑战，著名的兰普勒希特与兰克学派的长期争论刚刚平息。于是有学者推测，傅斯年受到兰氏的影响。[137]例如，他在《考古学的新方法》中说:“古代史的材料，完全是属于文化方面……如后来不以全体的观念去研究，就不能得到很多的意义和普遍的知识。所以要用整个的文化观念去看，才可以不致于误解。”又说:“我们要用全副的精神，做全部的观察，以整个的文化为对象去研究，所以必比墨守陈规专门考订文字要□的多。”这里流露出兰普勒希特的“新型的文化史”的思想痕迹。其实，这种推测似乎缺乏证据。兰氏的挑战在守旧的德国史学界不过是死水微澜，并未带来转机。几乎与傅斯年同时在德国留学的姚从吾就丝毫没有受到兰氏新观念的影响，而是惟兰克史学马首是瞻。当时中国国内学术界注意到这场争论的人也甚少，认识到争论的意义者除朱希祖、朱谦之外更是绝无仅有。[138]傅斯年的认识，与其说源自兰氏的启迪，毋宁说是显示了现代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取向。至于兰普勒希特主张用发生学的方法代替描述的方法，不仅要求表明过去“真正是什么”，更应该说明过去“怎样真正变化”。傅斯年颇为赞赏这种意见，他不仅提出了“把发生学引进文学史中来!”的口号，而且他在许多论著中都是使用发生学的方法探究、析缕、揭示、历史事物“由生而少、而壮、而老、而死”的兴衰袭变过程。[139]在此，傅斯年所理解的发生学方法似乎仍重在描述过程，而非兰氏的解释变化，这就与胡适“历史的态度”、被傅氏称为“历史方法之大成”的达尔文的进化论[140]别无二致了。即使的确受到兰氏影响，也限于文学史方面，似与一般的历史研究无涉。 1931年左右，傅斯年曾想翻译《英国文明史》，并且已完成前五章方法论的部分，附上自己的《地理史观》一文。[141]他在诸多方面深受到巴克尔的影响。巴克尔认为，历史学是一门科学，人类社会与自然现象一样是有规律可循的。他把“规律”的概念引进到文明史的写作中[142]，“研究历史之方法及人类活动规律性之证明的叙述，这些活动本为思想定律及自然定律所支配:故两部分之定律皆须研究，且不恃自然科学，历史亦不能成立”。“历史家的责任就是显示一切民族的活动都是有规律的，只有通过揭示因果关系，才能把历史上升为科学。”[143]在他看来，没有不需要自然科学的历史。傅斯年也要建立以自然科学为楷模的历史学，但他对规律和解释不感兴趣。巴克尔还主张，历史学的发展，必须从其他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中不断撷取新知识和新方法。他本人钻研过地理学、生物学、化学、语言学、社会学、法学等几十门学科。这与傅斯年倡导的扩张工具相符合。同时巴克尔也重视史料和证据，史学同其他科学一样，“观察应当在发现之前，收集了事实才能发现规律”，史学家没有丰富而可靠的资料便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144]这一观点显然也被傅氏接受。此外，巴克尔的地理史观也给傅斯年以启发。傅斯年介绍西方史学的物质史观以地理环境解释历史时提到过巴克尔，并说：“此种倾向，现盛行法国，称人文地理学派。”[145]他撰写的《夷夏东西说》中也强调地理与历史的关系。《性命古训辨证》也应用“地理及进化的观点”。巴克尔重视统计方法，傅斯年也有类似的主张。[146]他评论丁文江《历史人物与地理的关系》时说：以“新观点新方术去研究中国历史”，“试看用统计方法于各种事物上……实在是一件好事”。“研究历史要时时存着统计的观念，因为历史事实都是聚象事实”。统计方法最收效的地方，是天文现象一类“单元”事物，用于“复元”的生物界，已经要打折扣，更不用说是“极复元”的历史现象了，直接用起统计方法来，尤须小心。结论是：“不取这篇文章所得的结果，因为他们不是结果；但取这篇文章的提议，因为他有将来。”[147]巴克尔还主张史学家要把视线从宗教、政治、军事、外交的狭小范围,扩大到物质生产、经济关系、各种制度、科学技术思想意识、文学艺术等领域中去。应把人类、社会、民族及其文化当作历史的主要内容，应当记述人类的全部活动、民众的生活和知识的传播过程,应当探讨支配社会发展、民族命运和文明进化的规律。[148]对此，傅斯年显然是有所保留的。这里，傅斯年不是追求笼统的“科学”的历史学，而是欲将历史学建设得“与自然科学同列”。这与新文化运动时代一般知识分子对自然科学的迷恋和向往有关。与傅斯年相知甚深的罗家伦曾道出其中原委：“那时候，大家对于自然科学，非常倾倒，除了想从自然科学里面得到可靠的知识以外，而且想从那里面得到科学方法的训练。在本门以内固然可以应用，就是换了方向来治一套学问，也可以应用。”[149]傅斯年在北大读书时期已经心仪并大力提倡科学，并产生以科学改造哲学的意愿。[150]留欧时他又投入大量精力修习实验心理学等自然科学，兴趣转向历史语言学后仍以自然科学为样板。他在中山大学时认为：“语言历史学也正和其他的自然科学同目的同手段，所差只是一个分工。”[151]但傅斯年的主张与实证主义将史学自然科学化的取向形同而质异，貌合而神离。傅斯年的科学化主张包括两个层面：一方面秉持自然科学的理念和精神，保证历史学的“客观性”，一方面要具体借鉴自然科学方法，实现方法工具的扩充。“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考古、生物、气象、天文等学，无一不供给研究历史问题者之工具。”实证主义者也主张效法自然科学，认为历史学“类似生理学和地质学”[152]。不过，实证主义的本意是将“把社会现象从神学和形而上学强加在它身上的约束中解放出来，并把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中比比皆是的法则的科学理论照原样引进社会研究中。”[153]也就是说，引用自然科学的原理来发现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傅斯年却反其道而行，将解释排除在历史研究之外，只将自然科学用作整理材料的工具。傅斯年所承受的西方史学是多元的，并不专主一家，有兰克学派的，也有实证主义的。但有主从之分，其中兰克史学应占据中心和主导地位，发挥着支配性影响。德国以兰克为代表的传统史学根深蒂固，兰普勒希特与兰克学派之间的争论并未改变德国史学的方向，“并未将德国历史研究引入新途径。相反，却导致人们强烈反对将概括引入历史写作，并有意识地加强德国历史专业，以捍卫传统的历史研究模式。”[154]他在德留学期间自然难以逃脱兰克史学的影响。兰克史学又与傅斯年以往所受的传统学术训练接通，因而较易在其头脑中扎根。此外，当时流行的西方汉学也扩大和提升了兰克史学的影响力。备受傅斯年及史语所同人推崇的欧洲汉学恰与兰克史学同源，以语言学为看家本领，以考据术为法宝。傅氏对伯希和、高本汉等人赞赏有加，对葛兰言等社会科学化的汉学则不以为然甚至相当反感。傅氏本人及史语所的工作几乎成为欧洲汉学的影子。欧洲汉学主要是法国汉学的强力诱导，实际上从侧翼极大强化了傅斯年对兰克史学的认同感。如此一来，尽管傅斯年对巴克尔的实证主义史学有所接触和吸收，但不可能动摇其兰克史学的根本立场。所以，总体说来，兰克史学是傅斯年西方史学资源的基干，其他学派则只是附着其上的枝叶而已。

四、史语所的新旧迷途

本文关怀的是民国时期史语所的学术路向，而以上的讨论基本上是围绕傅斯年个人的学术观念和学术作为进行的。虽然傅斯年一己的言行不足以代表整个史语所，但傅斯年是史语所的首脑人物，规定和掌控着史语所总体的学术方向。历史语言二组的主任陈寅恪和赵元任，是傅氏德国留学时的故友和学术知音，构成史语所的班底。陈寅恪的治史规矩，与傅斯年也颇为一致，也以史料学为本，走语言历史门径，讲比较研究方法。[155]主持考古组的李济“对‘历史’和‘重建’的认识，可以说是傅斯年新史学理论的实践者”。“史语所人类学组乃有地质人类学之研究，这不但是李济考古学的特色，也是傅斯年新史学的特色”。[156]史语所的其他学术中坚，如陈垣、顾颉刚、李方桂、罗常培、李济、徐中舒、梁思永、董作宾等，都是与傅氏志趣相投之人。在史语所民国十七年(1928年)的报告中，把“辅助能从事且已从事纯粹客观史学及语言学之人”及“成就若干能使用近代西洋人所使用之工具之少年学者”作为聘请、招收和培养研究人员的标准。在1928—1937年史语所的鼎盛时期，傅斯年罗致选拔的很多人才，如陈磐、石璋如、丁声树、劳干、胡厚宣、夏鼐、周一良、高去寻、全汉升、邓广铭、何兹全、张政烺、傅乐焕、王崇武、董同和、马学良、张琨、周法高、严耕望，等等，“或多或少都受到过傅斯年的培养，都或多或少继承了他严谨的重材料、重考证的学风”[157]就各个研究方向而言，史语所的作为也秉承和贯彻了傅氏的意旨。“史语所在傅先生主持的22年里，应以商周考古（含甲骨金文学，如李济、董作宾、容庚）和明清内档的整理（《明清史料》等）成就最著，也最能代表傅氏风格。而在此时及其后，诸如断代史（如陈寅恪、徐中舒、劳干、许倬云）、政治制度史（如严耕望）、社会经济史（如全汉升）、人文地理（如严耕望）等方面的成绩，虽然诸学者治学都有其各人的个性特点，考察视域和学术包容也越来越开阔，但无不可以看作傅斯年实证风气下的煌煌成果。”[158]正如傅斯年在《〈史料与史学〉发刊词》中所说：“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159]另外，傅斯年对史语所工作的高度负责，这也确保了他的学术理念的贯彻实施。他对三个组的工作范围都有比较明确的规定，甚至对每一个人的研究都有具体的要求。明清档案的整理、安阳殷墟的发掘，以及其他许多重大项目的研究，傅斯年无不精心策划，周密组织。因此，史语所基本是沿着傅斯年设定的轨道运行。作为史语所学术阵地的《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集中折射出所中学人的史料考证路数。《集刊》奉行傅氏的史料学理念，尤其重视传统的史学考证功夫。《集刊》中的作品“皆以整理和直接研究材料为依归”[160]，基本不做宏观研究，罕有概论性或通论性的文字，直接研讨理论方法的文字也是少之又少。有学者从《集刊》论文的命题中窥见史语所学人的治学宗旨。如文章中以复原、发原、考、考证、考实、考辨、释例、校释、札记、订误、补正、释论及类似词眼来为文章匡定格律和奠定基调的占绝大部分。由此可见史语所学人走的是一条由考而校、补、订，继而辨、证、释，最终达至原、实、真的史料考证以至历史重建之路。例如《集刊》中包含文化史论文134篇，其中文献整理、史籍考订和历史掌故方面的研究论文就达近百篇。这是其“史学本是史料学”思想的落实。[161]以专研经济史的全汉升为例，他1935年毕业后进入史语所，撰社会经济史论文多篇，但“除《中古自然经济》这篇文章有《食货》风味外，其他文章多属史语所的《集刊》风格了。”[162]史料的精密考证是《集刊》的主调。有学者说它是以兰克派的主要刊物《历史杂志》（Historische Zeitschrift）为模板的[163]。可以说，史语所是兰克学派的中国版。其实，岂止一个史语所，整个民国主流史学界都受到兰克学派的诱引和支配。汪荣祖在论及兰克史学与中国史学的关系时就说：“兰克有五十几部著作，几乎没有一部被翻成中文，他的史学虽说并没有真正被介绍到中国来，但他所提倡的史学方法经由 Ernest Berheim等人的著作却进入了中国。像姚从吾从北大到台大，讲的都史是兰克的方法论。杜维运考证梁启超在清华大学所讲授的中国历史研究方法，基本上也是同一路的。甚至章太炎，写《清建国别纪》时，也批判性地运用原始史料，可以说亦受此影响。至于其他像王国维的“两重证据法”，陈寅恪留学西欧，受兰克学风的影响更是不在话下，顾颉刚发起疑古思潮，有鉴于传说之不可信，必须根据可靠史料重建信史，以及孟森利用实录等原始资料考证明清史实等等，都可以说直接或间接受到兰克史学方法的影响或启示。”[164]如此看来，近代史坛几乎完全处在兰克学风的笼罩之下。不过，就在兰克史学“正式进入中国史学研究的领域之际”，“它在西方已开始衰落了”，[165]换句话说，“20世纪的初年，史学界的变化已经开始了，可是在当时还没有感觉到，当时还觉得Ranke这个想法是对的”。[166]这就是说，傅斯年等人误将西方传统史学的流风余韵当作现代新潮。他们殚精竭虑、煞费苦心迎头赶上的却只是批评者日众的西方传统史学的末流，而与新史学殊途异路。“中国近代史学方法一方面承清代汉学之旧，一方面也接受了近代西方的‘科学方法’。从后一方面，我们尚可看出西方‘剪贴’派史学之遗迹，说来甚为有趣。原来西方‘剪贴派’史学之衰亡还是很近的事。最初介绍西方史学方法至中国的人们虽亦约略地领悟到‘培根式’的科学精神的重要性，根本上却未能摆脱‘剪贴派’的残留影响。所以他们于史料之真伪辨之最严，于史料之搜集亦最为用力。傅孟真至有‘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之口号。他们虽然扩大了史料的范围，但在史料的运用上却未能达完全科学化之境。他们仅了解旧籍真伪之辨与夫新材料之搜罗为无上的重要而不甚能通过‘先验的想像’以变无用的死材料为有用的活材料。不过一般地说，他们对中国史学之科学化是有功的，他们的疏略之处主要是受了时代的限制。”[167]何炳棣常在胡适面前批评傅斯年办史语所“未曾注意西洋史学观点、选题、综合、方法和社会科学工具的重要”，胡适回答说：“我根本就不懂多少西洋史和社会科学，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怎能要求史语所做到？”[168]这一疏失、缺陷直接造成了史语所与现代学术潮流的隔膜，后果令人警醒。同时，傅斯年及史语所所欲建立的“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不过是追步已成明日黄花的欧洲传统汉学，投身衰退中的旧潮流，而与新兴的社会科学化的汉学南辕北辙，以致他们青出于蓝、后浪推前浪的竞胜赶超失去意义。

傅斯年及史语所面对西方史学新旧趋向的取舍失当，实际上受制于民国学人引进西学的普遍水准。晚清民国之际，西方史潮汹涌而入，其在中国的共时性呈现遮盖了原本的历时性演进，被笼统地当作新事物照单全收。其中最大的有两股，一是欧日文明史学及美国“新史学”派，一是西方传统的兰克史学。20世纪初，梁启超等策动的“史界革命”的主要依据就是流行于欧日的文明史学。这种文明史学斥君史倡民史、求人类进化之理，在大方向上不期而与后来反兰克的美国“新史学”派合辙。应当说，此时的史学观念与世界史学潮流基本同步。但梁氏引进的文明史学与现实政治共浮沉，政局的变动使其失去号召力而不久式微，不过其倡导的史学研究的新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传统正史的地位摇摇欲坠。而鲁滨逊的《新史学》等著作一经问世，便有国内学者争相推介，得到陶孟和、陈训慈、衡如和谷凤池等人高度评价[169]。胡秋原认为鲁滨逊及现代历史著作家超越纯粹心理学范围，而注意一般思想史、科学史、文化史，“诚足以扩大一般历史智识之天地”。“新史学尚在运动中，由此开路，其前途实极远大。”[170]1920年代留学美国的黄文山认为现代史学的趋势是新史学，这种运动已由萌芽蔚为大观，德国兰普勒希特、法国贝尔、英国马尔文都有功于这个运动。而美国鲁滨逊受生物进化论的影响，“注意历史过程的意义，提倡动的历史创造。其高足Barnes继之，光大旧业。”[171]随后，巴恩斯（班兹）的《史学》、《新史学与社会科学》等“新史学”派作品陆续推出中译本，其他未译著述，也在学人论作中广泛流传征引。“新史学”派的主张成为国内许多讨论史学理论问题者的依据，集中体现于民国时期涌现的一批“史学概论”著作中，如卢绍稷《史学概要》、吴贯因《史之梯》、李则刚《史学通论》、杨鸿烈《史地新论》和《史学通论》、陆懋德《史学方法大纲》、周容《史学通论》、胡哲敷《史学概论》。分散于报刊杂志上大量关于史学理论和方法的论文，也都在不同程度上吸收了“新史学”派的理论观念。当时主流学术界对“新史学”的吸取，集中于进化观念，对其社会史、社会科学化主张不免忽视。民国时期虽对美国的“新史学”大量及时地引介，但其影响基本停留于思想层面，未能规范和制导实际的学术研究，落实为具体的学术成果。[172]

然而，在民国时期大行其道的是兰克式传统史学。在史学方法论上，民国学院派学者多奉朗格诺瓦与瑟诺博司合著的《史学原论》为圭臬。而此书虽容纳了当时史学认识论上的一些新知，但方法上仍是集兰克传统史学之大成。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参考书目中，关于“史料审定及整理之法”，就推荐阅读《史学原论》英译本。即使胡适对史学目的、任务的完整认识大概也源于此书。[173]连梁启超也受到《史学原论》影响。杜维运曾将梁氏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与《史学原论》对照比勘，“深觉二者关系极为密切，梁氏突破性的见解，其原大半出于朗、瑟二氏”。[174]即使以译介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闻名的何炳松，对美国“新史学”也是一知半解，其撰著立论仍以朗格诺瓦、瑟诺博司和伯伦汉为基础，从而与传统的兰克史学同流。难怪朱谦之感叹说：“我们试翻一下国内史学方法的名著，哪一本曾脱却Ranke的史学方法论的范围？”[175]这种传统式的方法论作品在实际的学术研究中发挥着指针作用。趋新求变原是清季民国学术的特色，何以史学方面唯独要舍新从旧，甘当西方传统史学的末流之末流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时人在西学即新学的观念支配下，对西方史学发展脉络的认识较为模糊，对西方史学本身的新旧之分较少留意。事实上，当时学术界一般都未明确意识到美国“新史学”与兰克史学的学术时差。在时人眼中，它们不是代表两个不同的时代，不是新旧两种不同的史学，而是同属新史学的范围，并无本质区别。民国学者对已嫌陈旧的《史学原论》和《史学方法论》二书的顶礼膜拜，即表明他们对西方史学的认识已经滞后，尤其在史学方法上不辨新旧。胡适留美期间，“新史学”派已开始流行，但胡适关心的还是“泰西考据学”[176]，已然慢了一拍。在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他提到：“西洋近百年来史学大进步，大半都是由于审定史料的方法更严密了。”[177]此判断虽大致不差，但其认识止步于此，未能捕捉到西方史学的最新进展。同样有留美经历的何炳松同时编译西方史学新旧两派的作品，将《新史学》与《史学原论》等量齐观，似乎并未察觉二者的根本歧异。“当时中国史家鲜知鲁氏之新乃针对兰克之旧，不满长期以政治史和通史为专业研究的对象，以冀开拓史学研究的新方法与新领域。”[178]1922年姚从吾赴德，在接触了“客观主义”史学方法后，“始而惊异，继而佩服，三年之后渐有创获，觉Ranke及Bernheim的治史，实高出乾嘉一等。他们有比较客观的标准，不为传统所囿，有各种社会自然科学的启示、指导，可以推陈出新。”[179]他1934年回国后在北京大学开设史学方法课，以德国史学主要是兰克学派的治史方法为基本依据，对新史学似乎茫然无知。而且，上述诸人都将强化史料工作当作中国史学的努力目标和未来出路。亲履西土置身西潮者尚且如此缺乏方向感，足不出国门者的认识也就可想而知。他们这一认识上的失误是致命的，不幸将中国史学引入歧途，使之游离于国际新潮之外。傅斯年及史语所身处此种学术环境之中，为时尚所裹挟，以致走上一条与西方现代学术趋向逆行的不归路。还有一个细节值得一提。1947年傅斯年赴美医病，在纽黑文的耶鲁大学逗留近一年时间，他了解到科学实证主义在欧美已不再流行，而客观史学也是不可能达到的。他利用这段难得的空闲时间大量阅读，主要兴趣集中在马列主义理论方面。傅斯年似乎已迷途知返，计划回国后注重学术研究与社会现实的关联，撰写中国通史，编辑《社会学评论》，开办“傅斯年论坛”等。[180]可惜事与愿违，傅氏的这些计划并未一一付诸实施。他也没有来得及用他接触到的新观念改进史语所的工作。毕竟，当时内战正酣政局动荡，学术工作根本无法以常规进行，当务之急是生存而不是发展，恢复旧观、维持现状已不暇，何谈与时共进、改弦更张！这次弃旧从新的机会也就这样一闪即逝了。最后必须申明的是，我们判定史语所融入了西方史学的旧潮流，并不意味着史语所的地位可以就此轻易否定，其成绩可以一笔抹煞。本来，学术上的新旧是相对而言，主要以时代风气为转移，并不能简单等同于价值上的是非善恶。新的未必全是，旧的未必皆非，二者都有其生存空间，新旧并存乃是一种常态。即使史学的旧潮流也有存在的依据。传统史学的史料文献考证之业仍是今日史学发展的基础，其方法至今仍然发挥效力，是无法完全否弃的。学者中也依旧有部分人坚守传统路数。另一方面，新史学也不是平地而起、无中生有，它的发生和发展总是或多或少、或隐或显地吸收了旧史学的一些精华成分，从而变相传承和复活了旧史学的生命。就史语所而言，它师法兰克史学和欧洲汉学，开发新材料、运用新工具以解决新问题、开辟新领域，将中国史学大大向前推进了一步，确属功不可没。当年史语所的一些理念主张，至今仍不失其合理性和有效性[181]，有的甚至已构成现代学术建设的规范和标准。不过，我们也不宜过分护惜前人，民国年间的史语所与当时的新潮流相悖毕竟是一个难以回避的事实。史语所未能与时代潮流相汇合，而最终限制了自身的成就，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在20世纪世界学术大势业已大体明朗的今天，我们不应当继续将史语所的学术奉为新潮流来追求了。否则，不但将导致学术史认识上的错位和失真，还可能误导当前的史学研究，使之偏离正轨，难以达到应有的境界和水准。若不加批判毫不犹豫地以史语所为标帜和方向，恐怕目前本土史学的国际化也要南辕北辙了。辨明新旧而审慎取舍，才是我们总结、评估和传扬史语所精神的基本立场。

作者简介：陈峰（1976—），男，山东潍坊人，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讲师，历史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和民国学术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