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超老师的经心之作《崧高维岳——蒋维崧和他的书法篆刻艺术》正式出版了，作为山东大学110周年校庆礼品，确是一部从内容到形式都堪称精品的学术著作。拜读一过，深受教育，由此而引发的几点体会写出来供读者同志们参考。

一、蒋维崧先生是一位国学家

鉴于蒋先生的主要研究领域是文字、音韵、训诂、古典文学、书法、篆刻等方面，他应当是一位国学家。晚清张之洞曾说“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所谓“中学”就是“国学”，即中国固有之学问，是针对“洋学”即外国传进的新学问来说的。《崧高维岳》中谈到国学的地方有数处。例如第13页记蒋维崧先生说：“沙孟海先生、陆维钊先生，他们本来不是搞艺术的，只是后来被请到艺术系去了，可见他们原先的国学基础是多么重要。”第58页记蒋先生说：“书法人才的汉语言文字学专业修养非常重要。一开始写字还看不出来，以后越来越觉得，不读书，没有传统国学修养，就上不去了。”第93页记蒋先生说：“沈（尹默）怕我当名士而放弃实学，这是当时老一代学者比较普遍认同的看法，主要是强调学习国学。”第113页记蒋先生说：“看到现代人国学修养不够，着急。”这里蒋先生说的“国学”自然是传统经、史、子、集的学问。需要说明的是，按中国传统的图书分类法，书法、篆刻就其学术背景来说属于“经部·小学类·文字之属”。就其行为和成果来说，则属于“子部·艺术类·书画之属”和“篆刻之属”。因此，书法、篆刻无论就其理论还是实践来说，都属于“国学”范围。

二、国学需要在传承中发展

《崧高维岳》中论述国学的传承与发展的内容较多，并且极具启发意义。国学的传承，是国学的重大特色之一。汉代经学的“师法”、“家法”，《汉书·儒林传》作了重点记载，而宋明理学的传统也集中反映在《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中，至于清代考据学，则有《国朝汉学师承记》予以记述。蒋维崧先生既然是治国学的，当然也有个师承问题。蒋先生在篆刻上师从乔大壮，书法上师从沈尹默，文字学则师从胡小石。都是名家。乔大壮把蒋先生视为衣钵弟子，在题蒋先生《费白日宧印存》中有“料检行滕馀旧冻，千秋名氏要烦君”之句，把整理遗作之事托付给蒋先生。1948年7月3日乔大壮自沈于苏州阊门梅村桥下，其绝命诗就是写给蒋维崧的，后二句为：“为此题诗真绝命，潇潇暮雨在苏州。”（《崧高维岳》83页。以下括注简称《崧》）至于沈尹默，曾亲书《执笔五字法》送蒋维崧，蒋先生的行楷亦最得沈尹默风神。黄苗子先生曾说：“朋友有时开玩笑，说得不到尹翁的字，求峻斋写一幅去乞沈老署个名，便是真迹。”（《崧》95页）蒋先生青年时喜作诗词，沈尹默在致潘伯鹰信中表示：“此君才情可喜，唯愁其走入时下名士一路。兄等与有旧，望提醒之，我则不便也。”（《崧》90页）蒋先生对此有解释：“沈先生认为，年轻人不搞实学——如《汉书》、《三国志》之类——不行，诗不要忙着写。要是年纪大了，写诗玩玩可以。”（《崧》93页）这是一种传统观念，顾颉刚曾力劝弟子刘起釪不要从事文学创作，他引张之洞《劝学篇》的话说：“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况在今日，不惟不屑，亦不暇也。”认为“只有专心治学，解决学术上的问题，才是正途。”（王学典《顾颉刚和他的弟子们（增订版）》273页）从这些记述，我们可以看到，蒋维崧先生在他的老师心目中有很重的分量，他从老师那里不单继承了学术，而且学到了为人为学的根本精神和态度。这些是从书本上难以得到的，师弟授受，所以称之为“师承”。

当然传承的同时又要发展，要创新。这方面也是蒋先生特别强调的。蒋先生曾说：“我篆书写得多，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老师不写这个东西，这就不受笼罩了。米友仁很厉害了，但还是有些地方跳不出他爸爸的（掌心）——老师太厉害了，学生不容易跳出来。”（《崧》112页）他在谈为荣宝斋写《论语》时又说：“写得要像古的，仔细捉摸，又是全新的。”（《崧》214页）对于一味要求创新，先生也有言论：“创新的调子唱得太高，以为迥然不一样才是创新。其实呢，只要在某些地方比前人有突破就行了。”（《崧》214页）如何把传承和创新结合起来的问题，事实上是当前国学领域的一个大问题，或说是关键问题。蒋先生的话值得体味。

三、学术研究应当求精

一个人的学术水平和成就自然必须通过成果来衡量，来接受后人的检验，所以学者是要出成果的。同样是成果，则高下之别自然在精与不精。这个问题本来不是问题，而在近二十年间愈演愈烈的量化风潮中，却成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我们在评职称、评奖等活动中，以一张登有发表杂志“级别”的表为依据，很少或根本不看成果本身，这种现象已成普遍存在。如果不纠正这种歪风，我们的学术将很难走上正轨。在这种环境下，重温一下徐超老师在《崧高维岳》中记述的蒋维崧先生的言论，就有特别的意义了。

蒋先生曾这样给徐超老师说：“我们现在做事，就尽量不要给人留下经不起历史考验的东西。”（《崧》119页）他还讲述乔大壮先生的严谨：“乔先生对于自己尚未彻底了解的问题，决不随便发议论。对于自己认为不是十分完善的作品，决不轻易拿出来。”（《崧》130页）蒋维崧先生学问精到，在他担任《汉语大词典》副主编的十年间得到充分体现。据当时在词典组他的助手刘晓东老师回忆，蒋先生对古韵十分精熟。一次会议时，有人偶然提到鲁国的大夫“叔孙婼”，读音不准确。这个人名用字“婼”仅见于《左传》，十分生僻。蒋先生随口纠正：“读chuò，丑略切。”这个反切读音见于《广韵》。蒋先生对反切上下字如此熟悉，令刘老师心中惊叹，印象深刻。刘老师还说：“在词典组，与先生见解不同，只有两次。当时先生只是笑笑，后来发现都是我错了。”《崧高维岳》中也有类似的记述。刘晓东老师回忆：“面首”一词旧辞书释为“男妾”，并推演出一些新的误解。蒋先生广征《高僧传》等文献，定为“面，脸；容貌、面貌；特指美的容貌”几种义项，才能追溯到本义（《崧》110页）。我们看《汉语大词典》，“面首”的义项中有“姣美的男子”、“贵妇人玩弄的美男子”，就比旧辞书精确了。

蒋先生无论在学术还是书法、篆刻上俱臻高诣，得益于他的苦学。《崧高维岳》中有许多蒋先生的笔记、手稿书影。其中有蒋先生主编的《学习字典》的亲笔校改件，有蒋先生手稿《（段玉裁、黄侃、王力）三家古韵分部归字表》等，都可见蒋先生下过的扎扎实实的功夫。据徐老师回忆，蒋先生临终在医院，还表示要看大部头的《金文集成》，他在病房卡片上写道：“金文集成几十册，想看”、“先看1-5册”等等（《崧》62页）。我想我们可以借一位伟人的话说蒋先生是“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也只有这样，才能使学问精之又精。

四、如何培养人才

这也是目前教育界关心的中心问题。在这个问题上，急功近利者多，实事求是者少。《崧高维岳》中提供的材料，可供我们学习参考。例如蒋先生曾说：“培养人的思路，如轰轰烈烈，肯定出不了人才。”又说：“现在的环境又有些不利于搞艺术、做学问的地方，就是大家都去追名逐利了。”又说：“我们不妨走冷清的路，走冷清的路可以避免潮流席卷。我们不附合，不闹腾，不争论。”（《崧》124-125页）又说：“不在传统的东西上下功夫，就没有欣赏力，就不知道如何写。”（《崧》214页）蒋先生招博士生，要求是“要干我们这一行的”，“人事关系越简单越好”。“没有搞过我们这一行”，“可以告诉他不要考”（《崧》118页）。又转述胡小石先生的话：“搞艺术，出头的都是尖子，剩下来的等于牺牲。”“搞学问，你能下功夫，就能有收获。”蒋先生说他自己“大学毕业本来可以专门刻印养家，但后来我听了乔先生的话，去搞教学、搞学问。……我有职业，所以我的书法、篆刻可以不受买家的影响，一心发扬自己的追求。”（《崧》113页）又说：“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局限，我们应该眼界开阔些。四大名旦各有特色，但都出自一门。”（《崧》112页）总之，就是要扎扎实实下功夫，走自己的专业之路。不能跟风，不能搞运动。由此让我们联想到，这些年“人文学院”、“国学院”越搞越多，当然不是不能搞，或者可以说是好事，但究竟该怎么搞法，甚至于其学术内涵是什么，尚且没弄明白，怎么能走出一条自己的发展之路？又怎么能培养出真正的人才？看来“轰轰烈烈”和“追名逐利”，真正道出了弊病所在。而在当代“冷清的路”该怎么走法，也还尚待进一步探索。

五、怎样才能写出好书

徐超老师的大作《崧高维岳》确是一部好书。这部好书好在哪里呢？用徐老师借蒋先生的话说，那就是“多让事实说话”（《崧》6页）。我们可以发现，徐老师写这部书，准备时间相当长。作为蒋先生的助手和合作博士导师，徐老师对蒋先生的尊敬之心，体现在他把平时听到的蒋先生的教导或言论，零零星星都记下来，叫《我记峻翁》。本文所引用的蒋维崧先生的言论其实大都出于徐老师的这本《我记峻翁》。马端临《文献通考》，“文”指的是书面文献资料，“献”指的是时贤的言论。徐老师记述的蒋维崧先生的言论，以及蒋先生转述的乔大壮、沈尹默等先生的言论，都可以认为是“献”。这部分材料是极为难得的，充分体现了徐超老师对“文献”的深刻理解。为了写这本书，徐老师还专门与蒋先生长谈两次。查阅了蒋先生档案，从中发现了《蒋维崧自传》这类从未发表的材料。把所见、所闻、所知，以及研究所得，进行了极为客观的梳理和介绍。书中附了大量原始文件图片，以及蒋先生的书法、篆刻图片，其目的就是“让事实说话”。为了弄清蒋先生的家世，徐老师不耻下问，到清史项目组来查询。最后由我的研究生李振聚考证出二十代，写成《蒋维崧家世考》一文，供徐老师参考。徐老师在有关部分引用了李振聚的成果，这本是李的光荣，徐老师却在书中多处说明此事，还挥毫为李振聚写一横幅，加跋表扬。这种不耻下问、奖掖后进的美德，正是从老一辈那里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最宝贵的东西。徐老师在一次校园见面时对我说：“你有李振聚，夔一足矣！”与《崧高维岳》中蒋先生的话正可照应：“乔先生的办法，是猛捧我，于是我就拼命努力。要达到他说的那个高度。”（《崧》85页）徐老师还在清史项目组当着许多学生说：“我们的方法无非是求证据。”徐老师之所以写出《崧高维岳》这部好书，诀窍恐怕正在于此。而他写这本书的真正目的，则在“尊师重道”，他说：“我们研究每个成功者的背后的故事，就会懂得教育的意义，为人师表的意义，懂得教学之道、师生之道在文化传承中的意义。”（《崧》117页）这“传承”二字道出了作者的苦心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