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诗文集汇编》历时多年，在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直接领导下，经过《汇编》编委会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艰苦努力，现在圆满完成了编纂出版任务，收书4000余种，精装800巨册，这是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史上的一座丰碑，也是中国学术史上一项具有标志意义的硕大成果。它不仅是研究清代文学、历史、哲学和科学技术史的资料宝库，也是研究上自先秦下至元明历代文化学术的资料宝库。因为清代是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也是中国封建社会集文化学术之大成的一个朝代。由于西学东渐，这一时期的文化学术又具有极为明显的承先启后的历史转折特色。这一时期的文化学术成果除了反映在大量学术专著以及建筑、绘画、书法、民俗等方面之外，还大量保存在文人学者个人的诗文集里。根据我们承担的国家清史项目《清人著述总目》的初步统计，清人诗文别集多达68244种，其中有版本流传于世的36810种。这个数据告诉我们：第一，清人诗文集数量极为庞大，现在影印的《清代诗文集汇编》四千种，虽然部数已超过《四库全书》的3400余种，但在清人诗文集总量中，不过是十七分之一，在现存诗文集中也只有九分之一，仍然可以说是精选的汇集。第二，在短短的三百多年间，清人诗文集亡佚的速度是超乎想象的，抢救和保存的意识应当加强。大规模影印也是一种抢救和保护工作。

《清代诗文集汇编》的出版，对学术研究意义重大。其中包含大量的文学作品（诗、词、赋、曲、散文等）、奏议、传记资料（行状、年谱、墓志、墓表、祭文等）、序跋（序文、书跋、金石书画跋）、学术考证、论说等。每部别集，除保存作者个人的作品，还保存了他人为本集作的序跋、他人为作者写的年谱、碑传等。因此用途十分广泛。下面略举数例。

1.清代李文藻是一位金石学家、藏书家，乾隆二十四年他考中举人时，钱大昕是主考官，因此有了师生之谊。李文藻的《南涧文集》里保存了他致钱大昕的信，信中请求钱大昕为他父亲作墓表，为他母亲写墓志铭。他认为他的这位老师钱大昕是知名学者，他的文集必然传世，这样自己的父母也就赖以不朽了。我们再看钱大昕的《潜研堂文集》，果然有李文藻父母的碑志，而且正如李文藻所说，钱大昕的文集确实受到后人的高度重视。从这件事，我们可以明白，古人对于诗文集的作用已有清醒的认识，尤其是像具有文献学头脑的李文藻这样的学者。

2.清代乾隆年间，四库全书馆里的骨干学者，按李慈铭的说法有纪昀、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人。其中周永年个人著作很少，主要贡献就是修《四库全书》。修《四库全书》首先是从《永乐大典》辑佚书开始的。《永乐大典》一万多册，当时保存的也有九千多册，逐册翻看，把亡佚的书的片断都贴上签条，派人抄出来，再汇成一种一种的辑本。这项工作极为繁琐，有的翰林就说，《大典》的精华已采集出来了，剩下的是糟粕。周永年却十分实事求是，表示里边还有许多好书，于是大家就请周永年去干这件事。周永年任劳任怨，目尽九千馀册，辑出了像宋代刘敞《公是集》五十四卷、刘攽《彭城集》四十卷等大部头的诗文集。苏轼的小儿子苏过的《斜川集》也是周永年辑出来才得以传世的。周永年的这些事迹是如何为世人所知的呢？靠的是史学大家章学诚的一篇《周书昌别传》，这篇别传收在章学诚的《章氏文集》中。另一位学者《说文解字》四大家之一的桂馥也为周永年写作了《周先生传》，收在桂馥的《晚学集》中。一位有历史贡献的人物周永年，他的事迹实际上是靠章学诚、桂馥的文集保存下来的。这类文字我们还可以从陈乃乾先生《清代碑传文通检》中查出不少，陈乃乾先生的这部《通检》，正是利用清人文集编出的一部广受欢迎的工具书。

3.我们从事古籍研究，特别重视古书以及金石的序跋文字。潘景郑先生编过一本钱谦益的《绛云楼题跋》，流传颇广，其主要来源是《牧斋初学集》、《牧斋有学集》。我和我的老师王绍曾先生也把王士禛的题跋汇成了一本《渔洋读书记》。最近我又与学生崔晓新一起编了朱彝尊《曝书亭序跋》，邀请程远芬教授编了一本《潜研堂序跋》，都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其实这类序跋文字在文集中十分丰富，是研究目录版本之学的重要资料。有的序文要参互考证，才能得其详。如清代学者钮树玉《段氏说文注订》，有阮元序。阮元的序当然收在他的《揅经室集》里，但我们还可以从广东学者曾钊的《面城楼集钞》中见到这篇序，上面有注云“代阮芸台”，原来这篇学术水平较高的序言是曾钊代阮元写的。如果不是把阮、曾二人的文集合起来看，就不能得到真实的答案。

4．有不少书失传了，靠有关文集中的记载让我们窥其大概。例如熊赐履《下学堂书目》，失传了，但在他的集子《经义斋集》中有这部书目的题词（即序）。朱彝尊的藏书目录《曝书亭著录》失传了，但在他的文集《曝书亭集》中保存了他在康熙三十八年写的序文，从中可以了解到这部书目分八门：经、艺、史、志、子、集、类、说，著录藏书八万卷。

5.关于别集中保存他人作品，过去曾举一例。《曝书亭集》八十卷之后附有一卷散曲《叶儿乐府》，其中有《送融谷宰来宾》二首，后面附了洪升、徐善、龚翔麟三人的同题小令各一首。我们检看《全清散曲》，可以发现这三人的三首小令全都出自朱彝尊的《叶儿乐府》。更重要的是徐善、龚翔麟二人每人只存一首小令，这一首小令来自《叶儿乐府》。没有朱彝尊的诗文集收入二人作品，那么在清代散曲作家中，就没有徐善、龚翔麟二人的名字了。这类情况屡见不鲜。朱为弼的《椒声馆文集》有一篇回复林则徐的信，为了让读者了解始末，朱为弼把林则徐的来信附在回信的后面，这就保存了一封林则徐的信。信中谈的是关于漕运的话题，很详细，相信是很有价值的。

从以上的例子看，《清人诗文集汇编》对我们从事学术研究确有极为重要的史料价值，而且合为巨编，对我们综合利用清人诗文集进行参互考证，尤具有规模效益，这也是大型古籍丛书的共同优势，是值得我们继续发扬的。在这里，我还想提个建议，那就是请国家有关科研管理部门或出版部门规划《清代诗文集汇编续辑》，再印4000种，把较有价值的诗文集逐渐都印出来。还要组织人力进行标点整理工作，并在标点整理本的基础上开发出全文检索版，使清人诗文集的利用更加便捷。

2011年8月16日草

（发表于《文汇读书周报》2011年10月14日，题《清代别集的学术价值》。又2011年10月28日《古籍新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