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师母穆咏娟女士今年将迎来百岁生日，这位满头银发、风采不减的老人，在山东大学已度过了60多个春秋。

穆咏娟女士，江苏无锡人，1914年7月13日出生在一个从事纺织业的民族企业家的大家庭中，虽然自幼父母早逝，但还是先后就读上海启明教会女校和上海私立持志大学，受到良好的文化教育。 1937年抗战前夕一个偶然的机会，来到江阴尚仁中学任英文代课教师，该校校长正是她后来的夫君王绍曾先生。同年“八·一三”淞沪抗战全面爆发，不久上海被日军占领并长驱直入，形势非常紧迫。面对国破家亡，同年11月尚仁中学遣散学生，教师集体一路向西开始踏上逃亡之路。穆咏娟女士随队一路艰辛到达四川。为了生活，教师都自谋生路分头就业，穆女士先后供职于重庆中央助产学校和成都中国制药厂，任会计工作。在此期间经历了重庆的大轰炸，师母说：当时日军飞机日夜轮番来袭，一来就是十几架，分别四五架一字排开，炸弹燃烧弹呼啸而至，每次都是尸横遍地，惨不忍睹。她本人几次死里逃生。一次她同郭沫若夫人同在一防空洞躲避轰炸，还看到郭沫若先生冒着日军的轰炸雇了滑竿将夫人接走。当时国共合作全民抗战，记得曾经见到周恩来到单位走访进步人士。周恩来英俊潇洒，风度翩翩，给大家留下难忘的印象。一次聆听宋美龄演讲，内容好像是宣传抗战，倡导新生活运动。她们女士坐在第一排，记得当时宋美龄身穿藏蓝素花旗袍，仪态端庄，举止优雅，一口标准的普通话，至今印象深刻。后来为了躲避日军的轰炸，应先生国专同学的邀请，夫妻来到美丽的邛海之滨西昌。那里是当时西康省的特殊地区，建有蒋介石行辕。他们夫妇在政府宣传科工作，绍曾先生创办了《新宁远》月刊、《宁远报》。当地属于彝族（当时叫“猓猓”）地区，周边人烟稀少，山峦起伏，植被和居住的少数民族仍处在原始状态，师母记得他们在去往西昌途中还看到老虎和豹子，当时经过一小镇，太阳刚刚落山，城门紧闭，百姓也紧闭门窗，如临大敌。一问才知今夜有狼群经过。果不其然，半夜狼群呼啸而至，持续半小时之久，令人毛骨悚然。

抗战胜利后，由于急于返乡，考虑到回来后的工作生活问题，绍曾先生报考了县长训练班，并被录取。后出任江苏金山县县长，十八个月后便辞去了县长职务。一九四九年前夕在上海闲居，新中国成立之初经著名民主人士周仕观先生的推荐，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一年后的1952年，夫妻来到泉城济南，共同在山东省工学院图书馆工作。 1960年，绍曾先生在50岁时，考取山东大学中文系高亨先生的函授研究生，成为高亨先生的入室弟子。一次高先生到中心医院看病，顺便到解放桥的工学院宿舍看望绍曾先生夫妻。师母说，高先生前脚踏进我家门，又撤回去了，过于狭窄的简易平房，几乎没有立足之地。高先生非常感慨。他哪里知道，绍曾先生和夫人在抗美援朝时捐献家族企业股票的红利（约合当时黄金18两），1952年又将自己的存款8万元交给组织，支援国家建设，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 1963年，高亨先生考虑到绍曾先生在古籍学术方面的造诣，推荐先生来山大图书馆工作。因为绍曾先生早年毕业于著名的国学院校“无锡国学专修学校”，又在商务印书馆随国学大师张元济先生校勘《百衲本二十四史》，是古文献专家，所以在山大图书馆发挥着特殊作用。师母则一同调来山大图书馆，从事中文编目工作。由于早年师母因病耳聋，在各种运动中没有受过大的冲击，平时待人极为和善，在图书馆属于默默无闻、埋头工作的一位普通工作人员。但是出身和教养依然让她受人关注。在山大院里长大的一位同事说：“那时王师母的发型特别严谨别致，皮肤白皙，穿着整洁，一身富贵气，一看就不是普通人。 ”师母退休后主要任务是理家。 1985年我进入古籍所研究生班，才开始听绍曾先生的课，1987年留所任教，所里安排我跟绍曾先生当助手，这才开始到府上去请教。 2007年绍曾先生以97岁高龄仙逝，师母悲痛异常，但终于挺过来了。在这二十几年间，我认识到师母作为一个平凡的人，却有着令人敬佩的非凡人格。

当抗战期间穆女士随尚仁中学同仁到达四川后，绍曾先生染上重病，几次病危，到处求医，而资金无着。那时他们并无恋爱关系，只是一般同事。但师母把自己的全部资金都拿出来为绍曾先生治病，终于渡过了难关，恢复了健康。出身平民的绍曾先生和穆家大小姐还是存在“阶级差别”的，他们的感情建立，绍曾先生是主动一方，而决定权则握在师母手里。“老王对我殷勤得很。 ”师母笑着说。她认为绍曾先生勤奋严谨，为人正派，因而决定携手一生。“我们经历了抗战、内战、文革和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走过来不容易。”师母对我这样说。的确如此，来到山东大学之后，绍曾先生由于在一九四九年前担任旧职一事，一直生活在“严重历史问题”的阴影之中，连图书馆善本书都限制他看。1981年在上海《学术月刊》发表论文，还受到图书馆领导的严肃批评。师母回忆说：“那个时期工资收入都不高，还要负担三个子女，一斤豆腐分两顿吃，算是改善。老王嫌我管家太紧，我就交给他管，结果半个多月钱就用完了，还得交给我管。 ”前些年我还偶尔见到师母打算盘，这是她几十年艰苦生活的延续。绍曾先生七十岁以后又患肠癌，做了手术，成功康复。随着改革开放，生活条件逐渐改善，而绍曾先生年纪越来越大，工作越来越紧，《清史稿艺文志拾遗》、《百衲本二十四史校勘记》等国家项目不断展开，师母则节衣缩食，为绍曾先生保驾护航。我经常在下午三点到府上去谈项目，请教问题。大约四点钟，师母端上来一个小碗，内有小半碗参汤，一个红枣。放了一会儿，师母说：“喝了吧。”先生喝下，师母把碗端走了。少年夫妻老来伴，师母说：“我和老王几十年没有红过脸，无论多么困难。 ”他们一生养育了三个子女，大都靠师母管教。这是一位典型的贤妻良母。同时，这位出身于民族企业家家庭的女性，有着强烈的爱国情怀。前些年旅居台湾的东吴大学教授丁原基女士带着即将赴美留学的儿子谷文扬来看望师母，师母讲述了往事，语重心长地告诉丁教授的儿子：“年轻人要爱国。”去年“九一八”这一天，我和内人看望师母，师母讲述了当年内迁的往事，不由得唱出了“九一八，九一八”，眼里冒着泪花，似乎回到了抗战时期背井离乡的艰难岁月。目睹了百年沧桑的穆咏娟女士，她的故事，就是一部中国近代史。我们祝愿这位爱国知识分子健康长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