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26日至27日，由山东大学主办，法国布列塔尼孔子学院、曾智明“曾子学术基金”、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山东大学曾子研究所、曾子研究院、《曾子学刊》编辑部协办的第二届“全球儒学高峰论坛”在法国雷恩成功举办。本届论坛以“儒家文明与现代生活”为主题，来自中国、德国、韩国、泰国、法国等国家和地区的三十余位学者齐聚布列塔尼孔子学院，围绕着儒家治道、经典诠释、情感伦理、宗教关系、人工智能以及跨文化传播等多个方面展开了跨学科、跨国界的学术讨论。

8月26日上午，论坛在法国布列塔尼孔子学院隆重开幕。山东大学常务副校长吴臻、法国布列塔尼孔子学院院长白思杰、德国儒学学会会长杜仑、泰国法政大学中国研究专业主任蔡炎通相继作会议致辞。开幕式上播放了金利来集团的专题短片，并举行了图书捐赠仪式。东南大学王华宝教授代表赠书学者发言，他表示，此次捐赠的学术著作将为布列塔尼孔子学院的儒学研究与教学提供重要的文献支持，也象征着中法学术交流的深厚友谊。

第二届“全球儒学高峰论坛”开幕式在布列塔尼孔子学院举行

本届论坛大体可以归纳为四条主线：一是从修身、德政与天下观念出发，重新思考政治秩序与文明秩序；二是从情感、孝道、谦逊、宗教性等议题入手，讨论儒家伦理如何融入现代生活；三是从经典与经学传统出发，反思儒学的思想资源及其现代诠释方式；四是将儒学置于跨文明、跨文化乃至人工智能时代的语境中，考察全球传播及其现代转化的可能路径。由此，本届论坛形成了从“个人”到“天下”、从“经典”到“现实”、从“中国传统”到“全球对话”的系统脉络，展现出了儒学在当代语境中自我更新、持续生成的思想活力。

围绕“儒家文明与现代生活”展开两场圆桌论坛

一、治道与文明秩序的重建

首先，儒家政治哲学与文明观的探讨构成了本次论坛的核心面向。在儒家治道的根本原理问题上，清华大学方朝晖提出，儒家治道以“人心”为最高预设，以“修身”为最高原理。依此逻辑，政治秩序的根基并不首先系于制度设计的精巧与否，而在于治理者是否具备良好的道德修养与人格感召力。这一论断为反思现代治理中过度依赖工具理性、制度拜物教的倾向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儒家思想视角。德国杜仑教授则从“德政”与“rule of law”的比较视野出发，对德治与法治的关系作出了细致的辨析。他认为，德政与法治并非互相排斥的二元对立模式。德政强调统治者的道德自律与以身作则，法治则侧重制度约束与程序正义，二者在现代治理实践中完全可以形成功能互补。由此，儒学的现代意义并不在于以传统德政取代现代制度，而在于为现代制度补充不可或缺的道德基础与人文关怀。而在文明观方面，华东师范大学陈赟以“文质论”为理论框架重新审视“文明”概念，提出文明本质上是“文”与“质”之间的动态平衡过程，而非单线性的进步叙事或文化同化。这一论述为超越西方中心主义的文明进步论提供了中国哲学的替代性理解。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方朝晖老师发言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陈赟老师发言

围绕政治共同体的建构与公共责任的扩展，与会学者提出了若干富有启发性的论述。山东大学刘光胜以“民之父母”为切入点，阐发了“亲亲—仁民—爱物”的三重境界，强调政治关怀应当由家庭伦理出发，逐层扩展至民众福祉，乃至天地万物，从而呈现出儒家政治伦理的差序格局与普遍关怀的统一。中国人民大学李若晖则从“天下”“大同”“万物一体”“民胞物与”等经典思想资源出发，将儒家伦理的适用范围突破国家边界，延伸至整个人类社会，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供了深厚的传统思想资源。刘光胜与李若晖的论述虽切入点不同，但共同揭示了儒家政治思想由近及远、由家及国及天下的扩展性逻辑。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李若晖老师发言

华中科技大学廖晓炜对孟子与齐宣王对话的政治哲学解读，则从侧面彰显了儒家政治思想的实践品格。通过对“以道事君”“格君心之非”等论辩策略的分析，廖晓炜揭示了儒家思想如何经由君臣之间的思想交锋而介入具体政治行为，从而在理论与实践之间建立起有效的转化通道。这一研究补充了前述宏观论述，表明儒家政治哲学并非停留于抽象理念，而是深具实践介入的能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宋艳萍与山东大学法帅均从“和而不同”的经典命题出发，宋艳萍强调真正的“和”并非取消差异、强求一致，而是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实现多元共处。而法帅则以这一思想回应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主张不同文明之间应当平等对话、共生共荣。宋艳萍与法帅的论述相互呼应，共同将“和而不同”从一个伦理原则提升为一种文明交往的范式。

中国社会科学院宋艳萍老师发言

纵观上述讨论，本主题下的各项研究呈现出清晰的思想脉络：从个体修身这一治道根基出发，经由治理者的道德责任与德法互补的制度思考，扩展至“亲亲—仁民—爱物”的政治共同体建构，再进一步突破国家边界而达致“天下大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普遍关怀，最终在文明观层面以“文质平衡”与“和而不同”为多文明共生提供哲学依据。由此，儒家政治哲学与文明哲学被有机地连接起来，形成了从“治人”到“治世”、从“国家”到“天下”的扩展性思想结构，也为儒学参与当代全球治理与文明对话提供了系统的理论资源。

二、伦理与生活世界的重构

与将儒学单向度地理解为外在规范体系的通行做法不同，与会学者更为关注伦理的情感基础、身体经验、关系结构、日常实践及精神维度，力图回应一个核心问题，即儒家伦理如何成为一种“可以生活出来的伦理”，而非仅仅停留于理论说教的层面。

华东师范大学付长珍提出“儒家情感伦理的具身性”命题，指出恻隐、羞恶等道德情感并非脱离身体与社会关系的纯粹内在心理状态，而是在身体感知、礼义实践与人际交往的动态过程中形成并获得表达。这一论述从根本上挑战了将道德情感仅视为主观心理体验的理解框架，为儒家情感伦理奠定了具身性的哲学基础。在圆桌讨论中，付长珍进一步申言，儒家伦理本就渗透于“日用常行”之中，因而在现代家庭伦理、职业伦理与公共伦理领域仍具有鲜活的实践生命力。

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付长珍老师发言

在具体伦理关系的现代转化方面，山东大学曾振宇以董仲舒孝论为切入点，回应了现代伦理学中“成年子女是否仍对父母负有道德义务”这一争议性问题。他指出，董仲舒通过天人感应的宇宙论建构，将“孝”从狭隘的家庭伦理提升为更具普遍性的道德秩序，从而为孝道的现代合法性提供了不同于情感主义的宇宙论论证。这一研究不仅深化了对董仲舒思想的理解，也为当代家庭伦理的重构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资源。韩国国立公州大学李致亿关于“谦逊”的讨论，则从另一维度丰富了儒家关系伦理的当代阐释。他强调，儒家所言之谦逊并非自我贬抑或人格萎缩，而是对自我局限的清醒认知以及对他人价值的真诚尊重。在现代个人主义日益膨胀、人际冲突频发的语境下，这种基于自我认知与他者尊重的谦逊美德，具有不可替代的人际伦理价值。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曾振宇老师发言

儒学的精神性构成了这一主题的深层面向。德国学者岳蜀杰系统梳理了百余年来关于“儒学是不是宗教”的学术争论，指出儒家虽不同于制度化的组织宗教，却拥有明确的超越性维度、终极关怀与精神追求，因而可以从“内在超越”的理论视角加以理解和把握。在圆桌讨论中，他进一步强调，儒家伦理深具精神性意义，能够回应现代人在意义虚无时代的安身立命问题。这一论述将儒家伦理从道德规范的层面提升至生命信仰的高度，为理解儒学的当代功能提供了更为整全的视野。

综观上述讨论，本主题的各项研究共同推动了一个重要的理论转向，即将“伦理”从抽象的规范判断推进到具体的生命实践。具体而言，情感使伦理成为可感的，身体使伦理成为可践履的，孝道与谦逊使伦理进入真实的人际关系网络，而宗教性与精神性则使伦理进一步指向人的终极意义与生命归宿。由此，儒家思想不再是外在于现代生活的历史遗产，而是通过情感、身体、关系与精神等多重通道，与现代人的生活世界发生直接而深刻的联系。这也正是本届论坛“儒学与现代生活”主题的根本旨归所在。

三、经学、易学与古典学的现代转化

本届论坛的第三个面向，体现为对儒家经典传统本身的持续关注与深度挖掘。与会学者并未将经典研究窄化为单纯的文献整理工作，而是立足于文献考辨、思想史脉络与义理诠释的多重维度，着力探讨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其一，传统知识体系如何向现代学术范式转型；其二，经典中的核心思想范畴何以在当代语境中继续保有解释现实的理论活力。

在古典学的近代转型议题上，东南大学王华宝以俞樾为中心展开考察，指出俞樾一方面承继乾嘉学派的考据学传统，另一方面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开启了近代学术的新范式。这一研究的学术意义在于揭示传统与现代之间并非绝然断裂，古典学完全可以通过方法论的自觉调整与学术范式的内在转换，维系自身的学术生命力。在随后的圆桌讨论中，王华宝进一步申言，儒家经典的阅读不应止步于知识获取的层面，而当转化为修身践履的生活实践，从而在“学术研究”与“生命实践”之间重建内在关联。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王华宝老师发言

在易学研究领域，山东大学李秋丽以元代易象学为对象，系统梳理了其承接汉易象数传统、下启明清易学的历史定位，强调“以象解易、象理交融”的诠释路径对于理解中国传统易学所具有的独特价值。山东大学李富强则围绕《易传》中的“时间伦理”展开论述，提出“时”乃是其中一个具有根本意义的伦理范畴，人在变动不居的世界中须审时度势、适时而动，“与时偕行”由此呈现为一种深具实践品格的道德智慧。山东大学孙勇勇在对《文言传》“敬以直内”一语的分析中指出，“敬以直内”原文或许当作“正以直内”，然而“正以直内”无法说明“养正”的工夫过程，而“敬”字则补上了这一环节，这也是后世儒者普遍接受“敬以直内”作为《文言传》通行定本的原因。

山东大学易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研究中心李秋丽老师发言

在心学研究方面，山东大学王雅荻对王阳明“真诚恻怛”思想的讨论，同样构成对经典思想资源的创造性阐释。她指出，阳明学中的良知并非仅具理性认知之维度，“真诚恻怛”深刻体现了良知的情感性品格，以及由情感向实践转化的内在动力。这一解释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将阳明心学单向度地理解为理性主义的既有倾向。

综观上述研究，本主题呈现出一条较为清晰的治学路径：以文献考辨为根基，以思想史脉络为经纬，以现实问题为理论牵引。由此，经典研究不再仅仅是“回到过去”的知识考古，而是在创造性解释传统的同时，为当代儒学探寻可资继续运用的思想概念与方法论资源。

四、儒学的现代转化与全球对话

如果说前三个主题分别从儒学的公共面向、生活世界与经典诠释三个层面展现了儒学的当代活力，那么第四个主题则最为集中地体现了本届论坛“全球儒学”的学术特色。此处所谓“全球”意味着儒学必须在不同文明语境、不同社会结构乃至全新的技术环境中接受重新解释，并通过具体的地方性实践来检验其适应性与开放性。

儒学的全球化首先在东亚社会的本土化实践中获得了具体呈现。泰国法政大学蔡炎通基于泰国家庭文化与孝道的考察指出，儒家孝道在泰国华人社会中一方面保留了其传统核心内涵，另一方面又在泰国本土文化与南传佛教传统的交互影响下发生了创造性变异，形成了独具地方特色的实践样态。这一研究以经验材料表明，儒学的跨文化传播并非固定文本的简单移植，而是在地方社会中持续发生的文化翻译与意义重构过程。韩国国立公州大学李致亿关于韩国儒学现代转型的考察，同样强调了儒学在东亚社会中所发挥的文化整合功能。如果说蔡炎通的研究揭示了儒学在东南亚的本土化变异，那么李致亿的论述则展现了儒学在东北亚的现代调适能力。两者相互印证，共同说明：儒学的全球传播从来不是单向度的文本输出，而是在不同地方社会中持续发生文化翻译、本土化重构与实践创新的动态过程。

韩国国立公州大学李致亿老师发言

欧洲学者的论述进一步将儒学的定位从“中国思想史的对象”提升为“具有世界性意义的思想资源“。杜仑明确指出，儒学已不再仅仅属于中国思想史的研究范畴，而是具有跨文化普遍意义的思想资源，可以为全球现代性问题的解决提供独特的智识贡献。

德国儒学学会会长杜仑发言

人工智能伦理的讨论则将儒学的现代转化推进到了前所未有的技术场景之中。湖南大学孙庆娟提出，AI伦理需要实现由“薄伦理”向“厚伦理”的范式转换：前者仅着眼于基本规则与底线约束，后者则要求将价值关怀与人文精神深度嵌入技术发展的全过程。她进一步指出，儒家的关系伦理与仁爱思想可以为人工智能的发展提供价值方向，使技术进步最终服务于人的福祉与尊严，而非异化为支配人的异己力量。这一研究不仅拓展了儒家伦理的应用边界，也为应对技术时代的伦理挑战提供了一条具有儒家特色的致思路径。

纵观上述讨论，可以发现：一方面，儒学需要在不同文化语境中被重新理解与阐释，其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多元参与的共同生产过程；另一方面，儒学也必须回应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所带来的全新伦理问题，在技术时代彰显其价值导向功能。与此同时，儒学的现代价值还可能通过艺术、审美与生活方式等非制度化渠道得到延续与活化。由此，儒学不再仅仅是被“传播”的被动传统，而是不断被各地实践所激活、被多元视域所重新解释、被全球学者所共同生产的开放性思想资源。这也正是本届论坛以“全球儒学”为旗帜的根本意义所在，儒学的未来关键在于在跨文化对话与时代挑战中持续生成新的思想可能性。

结语

第二届“全球儒学高峰论坛”以“儒家文明与现代生活”为主题，经由上述四个维度的深入研讨，最终呈现出一幅具有内在整体性的现代儒学思想图景。治道哲学与文明论的探讨拓展了儒学介入公共生活的理论维度；伦理与精神生活的讨论则使儒学重新回归人的具体生命存在，彰显其践行品格；经典文本的考辨与诠释为儒学的当代发展提供了深厚的思想根基；而全球传播与技术伦理的考察，则进一步检验了儒学在未来社会中的解释力与调适能力。四者相互支撑、层层递进，共同构成了一个从经典到生活、从中国到世界、从当下到未来的完整思想架构。

第二届“全球儒学高峰论坛”闭幕式成功举办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本届论坛在方法论上自觉避免了将“传统”与“现代”、“中国”与“世界”加以二元对立的简单化处理，而是通过不同学者、不同议题之间的相互呼应与理论激荡，展现了一个更为开放、更具张力的理解框架。传统经典并非博物馆式的历史遗存，而能够经由创造性诠释进入现代问题；生命实践并非对理论体系的疏离，而能够以其切身性激活思想的实践品格；不同文明之间并非注定冲突，而能够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展开平等对话；儒学亦非前现代的思想遗迹，而可以深度参与人工智能时代新伦理问题的思考与建构。由此，儒学的当代生命力并不来自对传统的简单重复或教条守护，而来自一种“日新其德”的思想品格。它在持续诠释中敞开经典的意义空间，在创造性转化中对接现代的问题处境，在实践性生成中证明自身的鲜活有效性。儒学因此不是一座有待守护的纪念碑，而是一种在跨文明对话与时代挑战中不断自我更新的活的思想传统。就此而言，第二届“全球儒学高峰论坛”不仅是一次学术盛会，更是中华文明在新时代走向世界、参与人类文明共同建构的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思想事件。

责编 | 王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