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内忧外患的压力下，晚清山东经济现代化艰难起步，主要表现在：1.机器工业从无到有，从而在封闭的农业社会里引入了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产生了变革传统社会的根本性的物质基础；2.对外贸易引发了商品流通体系的转型，改变了山东原有的经济结构和产业布局；3.社会各界对振兴实业有了价值认同，工商阶层有了自我关怀意识，经济现代化有了制度性保障。4.各地兴办企业均含有堵塞漏卮、“稍分洋人之利”的初衷，抗敌御侮构成了山东经济发展的主线。上述内容使晚清山东经济跳出了原先长期低水平重复的怪圈，并以其自身蕴含的可持续发展因素而昭示出了山东经济现代化的未来方向。

关键词：晚清山东；经济现代化；区域经济史；早期现代化

中图分类号：K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11—4721（2002）06-0119-10

处于显学地位的现代化研究是一项系统性工程，需要从多学科、多角度进行探讨。比如，我们既需要宏观概括，也需要个案考察；既需要理论阐释，也需要实证分析；既需要确定其现实坐标，也需要探寻其早期脉络。相对而言，中国早期经济现代化研究比较薄弱，而区域经济的早期现代化研究则更显薄弱。有鉴于此，本文拟将考察晚清时期山东经济现代化。作为个案研究，该课题似乎有其独特价值。山东是一个京畿邻省，较诸其他各省更易于受制于清朝中央政府，政治上稳健乃至保守；作为农业大省、儒家文化的发祥地，重农抑商文化传统在山东牢固地扎下了根基。不过，我们也应看到，山东是一个沿海大省，海岸线居全国之首，东部地区历史上就受齐文化的熏染，航海经商的记载史不绝书，鸦片战争以后则更容易感受到越洋而来的西方文化。因此，探讨晚清时期山东经济现代化，更能够以小见大，从中窥见中国社会在从传统走向现代化的过程中所留下的一个早期侧影。

一

现代化的启动大体上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内源型的，主动的；另一种是外源型的，被动的。毫无疑问，晚清山东经济现代化的启动属于外源型的，被动的。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前山东和全国一样，一直保持着封建经济的主要特点，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据着主导地位，生产与交换低水平重复，决定了山东经济难以依靠自身的力量产生内源型的变革，难以主动启动现代化。就像某人沉睡于漫漫长夜之中而需要外力的推动或刺激才 能惊醒一样，山东经济由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型也需要某种外力的推动或刺激。两次鸦片战争之后，不仅外国侵略者的枪炮声炸响于卧榻之侧，而且外国商品和资本挟着舰船利炮的余威，直接登堂入室，由贸易口岸向内陆腹地渗透，使山东传统的经济结构开始分解而出现了一些迥然有异的新变化。因此，我们在探讨山东经济由传统走向现代化这个课题时，深入分析外国经济对近代山东的侵略与冲击所造成的影响，便成为不可绕过的首选内容。

学术界传统的观点一致认为：晚清时期外国经济势力侵入中国是以其军事侵略和殖民统治为开路先锋的，外国商人利用了不平等条约而获得的特权进行工商活动。他们建港修路，营造了剥削中国人的细血管；他们经营电讯及邮政，架设了刺探中国情报的触角；他们经营外贸，设立工厂，开办金融，倾销本国的廉价产品，掠夺了中国原料。总之，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导致了近代中国长期落后。应该说，这种观点一言破的，鞭辟入里，但不免失之简单化和“程式化”。历史是复杂的，定性评价可以透过现象看到本质，但是单一的线性判断毕竟不能简单地代替全方位的学术探讨。如果从多维的角度分析晚清时期外国商人的经济活动，我们可以发现，它对山东经济现代化的启动产生了错综复杂的影响。

1. 外国投资兴建港口和铁路，兴办电讯和邮政，为山东经济现代化的启动提供了某些便利条件。关于交通运输与农工商业的关系，孙中山于1894年曾发出感慨：“夫百货者，成之农工而运于商旅，以此地之赢余济彼方之不足，其功亦不亚于生物成物也。”“夫商务之能兴，又全恃舟车之便利。” 【1】(p15-16)孙中山的议论是针对当前全国的情况有感而发的，其原理同样适用于山东省。山东旧式水路交通或由于河道淤塞，或由于船只狭小，或由于路途曲折遥远，或由于缺乏机器动力，运输能力大受限制，且无远洋航运，影响了货物通畅。烟台港和青岛港的修建，胶济铁路和津浦铁路的通车，改变了山东水路交通的原有格局，大大地提高了山东货物运输和商贸往来的能力。烟台港自19世纪60年代由法国人修建后，因所处位置四通八达，占水路运输衡冲之便，很快成为重要港口，使山东货物有了远销外洋的第一条通道，免除了借道其他口岸而造成的靡费与劳顿。青岛港于20世纪初由德国人修建，不几年便骎骎乎而凌驾于烟台港之上，成为山东第一大港，1913年即居于国内第六大港的地位。【2】(p23-24)胶济铁路于1904年由德国人修建通车之后，使山东“过去负担不了的大车长途运输的费用的内地土产品，现在也有经由火车运到沿海港口找到销售市场，并且它们的产量也逐年都有增长。铁路沿线和深入内地的地方到处可以看到市场繁荣的景象”。【3】(p113)稍后，由中、英、德三国合办的津浦铁路通车，它贯通南北，与横贯东西的胶济铁路相沟通，从而使山东与全国的市场发生了更为密切的埠际关系。与此同时，晚清时期外国商人还在山东经营电讯和邮政事业。【4】(p219)从某种意义上说，山东水路交通体系的根本变化以及现代信息传递的初露端倪，打破了山东原有的封闭状态，提高了货物的流通速率，改善了信息滞后且不对称的状态，为山东在新的层次上连接全国、走向世界，提供了不可或缺的联络通道，从而为山东经济现代化的起步创造了某些便利条件。

2. 口岸、洋行的增加，刺激了山东对外贸易的发展，从而改变了山东原有的经济结构。晚清时期，山东被迫开放的口岸城市有三处，即烟台、青岛、威海卫。随着口岸的开放，外国洋行亦纷纷登陆。以烟台为例，清朝末年共有外国洋行40余家，业务涉及外贸、航运、银行、保险等方面，主要从事丝绸、草帽辫、棉纱、煤油、火柴等项进出口业务。【5】(p48)口岸的出现，洋行的增加，刺激了山东对外贸易的发展。烟台在1897年是山东唯一的对外贸易口岸，承担着山东对外贸易的主要任务，进出口贸易额1863年为391万两，1899年达2970万两。【6】(p1-15)面对国际市场的对外贸易不仅扩大和加速了山东货物的双向流通，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机器生产的物化形式，外国商品输入还意味着一种不同于传统的生产力的变相引入，这种“外生变量”进入山东以后，必将在流通、消费、需求诸方面带来许多新的因素。【7】(p9-11)烟台开埠以后，山东传统的经济结构开始出现了一些变化。在进口贸易方面，洋货的大量涌入冲击了山东传统的手工业。如大量洋布、洋纱的进口，冲击了山东的土布、土纱业生产，使山东传统的耕织结合、纺织一体的农村经济结构开始瓦解。鸦片贸易在19世纪60年代获得合法地位后，趋利的本性使农民纷纷弃种粮食而改种罂栗，致使粮食生产面积相对减少。同时期，外国煤油大量涌入，排挤了传统的用于照明的豆油，致使烟台腹地传统榨油业之元气大受损伤。【5】(p33-34)在出口贸易方面，烟台开埠及青岛港建成后，沿海和内陆的一些农副产品和手工业产品渐渐成为大宗出口商品。随着大批洋货的进口和大批土货的出口，形成了以烟台和青岛为中心，以胶济铁路和津浦铁路为主干，向周围辐射的中心市场，从而使山东经济开始改变原有的自给自足的结构方式，日益与全国市场乃至国际市场发生密切联系。

3.外国传教士、商人引进了先进的科技知识和生产设备。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首先通过传教士引入山东，随后外国商人在山东投资兴办企业的过程中，为了自身获得巨额利润而改进生产手段，引进了西方国家先进的技术设备。且不说烟台港和青岛港的兴建、胶济铁路和津浦铁路的修筑，都采用了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机器设备，施行了国际上通用的技术标准，某些设计能力甚至达到当时的国际领先水平，也不说上述某些设施直到百年后的今天仍然发挥着它们的功效，即使当时传教士和外国商人在布道或经营的过程中输入的科技知识和机器设备，对于山东生产力水平的提高也起到了示范性的作用。1864年，美国传教士狄考文在登州创办文会馆，传播西方科学文化知识，是为西方科技在山东传播之始。1871年，美国传教士带进苹果、梨、樱桃等果树苗，在烟台设园栽种。【8】(p1)1882年，德商创办的烟台纩丝局添置机器设备，使之成为华北第一家部分采用机器生产的丝厂，不仅产丝精良，而且对织出的绸缎进行化学处理。由于资料的零散和缺乏，要想全面复原这方面的内容是不可能的，亦无必要，但事实确凿存在。科技没有国际，设备没有阶级性，后进地区对外来的先进技术与设备的仿效跟进，有利于渐开风气，加快当地经济的发展步伐。

4.外资侵入对山东经济现代化同时也造成了不利影响。近代以来，清政府在对外战争中屡战屡败，每次伴随而来的即是大量的战争赔款，巨额的负担对山东经济产生了“抽血”效应。不及如此，伴随着炮舰而闯入的外国资本对山东工商各业进行的垄断与掠夺，对山东经济也造成了不利的影响。洋行是外国资本在山东的化身，就近代山东而言，烟台、青岛、济南有上百家洋行及其代理机构，它们利用沿海贸易权、内地通商权，建立了洋货推销网和土货收购网，不仅垄断了山东的对外贸易，而且借助不平等的税则特权压抑着华商的经济活动。鸦片战争以后，外国商品输入中国需缴纳“值百抽五”的口岸税及运销内地的“子口半税”，即只需纳7.5%的税额便可畅行无阻地运销中国各地。然而，本国商品从产地运往销售地则“逢关纳税，遇卡抽厘”，厘金征收额一般在10%以上，有的高达50%、不平等税则使外国商品轻易地排挤着山东商品的市场。洋行还利用手中拥有商品检验权、掌握海外市场信息、经营远洋海外货运等优势，予取予夺，翻云覆雨，任意抬价和压价，操纵贸易市场的行情。于此同时，外国银行进入山东，或依仗自身资本雄厚的优势，或借助殖民当局的支持，广泛展开业务，逐步渗透进而垄断山东金融业，排挤着山东各地的华商银行或票号钱庄。外国资本势力还垄断了山东的港路矿事业。烟台港、青岛港的建立，胶济铁路、津浦铁路的修建，不仅使外国资本操纵了山东交通运输业，榨取了山东人民的血汗，而且还使山东原有的运输业大受打击而趋于衰落。至于德国垄断胶济铁路两侧30里以内矿产开采权，则更是打击了山东本地的土矿业。此外，外国资本大肆向国外输出棉花、蚕丝、原煤、矿石等，掠夺了山东大量的原料。上述外国资本势力对山东的垄断与掠夺，大大阻碍了山东经济现代化的进程，愈到后来，这种阻碍作用愈加明显。

二

现代化从狭义上来说，就是指人类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历史过程，其实质就是工业化。【9】(p11-12)由于外国侵略者步步进逼，国内农民反清起义此起彼伏，清政府面对内外压力，为了强化国家机器，首先在军事领域引入了先进的机器生产。现代化起步于军事工业，这是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征之一。同时，由于中国民间资本还很幼弱，尚无足够的资本投资大型企业，而一些与国计民生密切攸关的民间企业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在当时亦不易由民间资本经营，这样，兴办大型的或前沿的民用企业的任务便历史地落在了清政府及洋务官员身上了。官办企业优于民间企业而发展，这是中国不同于西方国家的特征之二。综观中国早期现代化的道路，尤其是工业化的起步，经历了一个由军工到民用、由官办到民办、由“求强”到“求富”的变化过程。上述特征与变化过程，在山东经济现代化的艰难起步阶段同样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作为山东第一家较大规模的机器工业，同时也是具有一定代表性的省办军工企业，山东机器局于1875年创办于济南后，在几十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以下几个方面的特点：1.具有强烈的抗敌御侮的忧患意识和时代要求。山东机器局的创办者、山东巡抚丁宝桢早在镇压捻军起义的过程中就意识到“洋枪洋炮纵横攻击，其推坚破敌，……莫不披靡”。【10】(p11-12)山东机器局虽然一波三折，兴废不定，然而一旦边防吃紧，便呈扩展态势。这说明，山东机器局的发展主线便是抵抗外来侵略。2.体现了独立自主、权自我操的原则。丁宝桢力主“所有一切建厂造屋及备办机器，并将来制造各项，均需自为创造，不准雇募外洋工匠一人。庶日后操纵由我，外人无所居奇，乃于国家有利”。连外国人也注意到山东机器局“一切厂房，一切西洋机器，……全部系在中国人监督下装备起来的，没有雇用一个外国人”。【11】这在当时同类军工企业中可谓绝无仅有。3.招揽和培养了一批高层次的管理人员和技术人才。丁宝桢“数年来于全省及外省留心亲访精谙机器之员为创造之用”。【11】先后被他罗致而来的重要人物有张荫桓、薛福辰、徐建寅、曾昭吉等人，这些都是当时的俊彦之才、洋务精英和技术骨干，为山东机器局的创建和发展立下了汗马功劳。4.采用了先进的机器生产。工业化的主要标志是机器生产，山东机器局创办伊始便体现出这方面近代特色，当时已有机器厂、生铁厂、熟铁厂、火药厂等，采煤“也使用机器”，“有一条三尺宽的铁轨穿过场地，……有一个汽机可以做火车头。” 1878年，一位外国人在山东机器局内看见“一切西洋机器——包括碾压机、镟床、蒸磺机等，……所有的机器都完美地转动着，没有丝毫震荡”。【11】5.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化倾向较明显。山东机器局使用的劳动力是从市场上雇佣而来的自由工人，他们不再具有封建时代的人身依附关系。所生产的军火，虽然不是能在市场上自由出售的商品，但调拨他省时需要收取工料费以进行成本核算，从而使其产品曲折地体现出商品的特性。【10】

在“求强”的标榜中兴办的军事工业，必然会伴随着资金不足、原料匮乏、运输不便、信息不畅诸问题的出现，由是“寓强于富”，由“求强”转入“求富”，建立一套与军事相配套的民用工业。电报作为近代科技发展的成果，于1881年进入山东，到了清朝末年山东计有清政府主办的部电局36个，地方政府主办的官电局19个，年发报数三四十万字。于此同时，现代意义上的邮政也于1876年出现在山东，1896年山东邮政总局设于烟台。至1909年，山东共有邮电局及代办所342处，收发信件总数1496万件。【4】(p500)电报与邮政的出现，意味着山东各地与外界的信息沟通渠道大大拓展。在矿产方面，山东地方政府采用官办的形式，兴办了淄川铅矿和淄川煤矿，采用官督商办的形式兴办了峄县中兴煤矿和平度金矿。上述矿产业经济效益并不理想，但或因采用了先进机器设备和生产技术，或因采用了资本主义的管理方式，从而起到了渐开风气的作用。

因时代的变迁和官府的倡导，山东早在甲午战争以前就出现了一批民间资本兴办的近代工业，只是数量有限，规模狭小。甲午战争以后，在严重民族危机的刺激下，一些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官僚、地主、商人，强烈要求发展近代工业，以作为抵御外国经济侵略、挽救民族危机的手段。同时，清政府鉴于《马关条约》允许外国人在华投资设厂，如果阻扰华商设厂制造，无异于作茧自缚，于是放宽禁约，颁布律令，鼓励发展近代工商业。民间投资热情的喷发，使山东出现了一批民办、官商合办、中外合办的近代企业，主要涉及缫丝、卷烟、纺织、火柴、电灯、玻璃、陶瓷、造纸、酿酒等行业，其中最值得特书写一笔的是烟台张裕酿酒公司，它于1895年由南洋巨富华裔张弼士投资兴建，到1908年，“该公司现有葡萄园千亩”，“数年来所酿之酒贮于窖内，品极醇厚。计窖内所贮之无汽红、白酒二十余种，计红酒二十万高达，白酒十五万高达，经深于品酒之人尝试，称为佳酿”。【12】(p998-1001)十几年以后，“张裕”成为中国就“第一酿酒厂”，“张裕金奖白兰地”驰名天下。

与现代化象征的机器工业在山东从无到有的单边走势不同，山东手工业作为传统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到了近代则面临着一个多元选择的方向。一方面，部分山东传统手工业面临着衰落的命运。如洋纱的大量进口，对传统的手工纺纱业构成了严重的威胁。早在19世纪80年代，海关报告就指出，“棉纱进口的增加严重影响（山东）当地的纺织业”，甚至断言：“本省土纱纺织几乎停顿了”。【12】(p422)大量洋货的涌入，如洋铁、洋剪、洋油（煤油）、洋烛、洋针、燃料、肥皂，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山东当地相关的手工业。另一方面，山东某些传统手工业因近代外贸的需要而获得了转型与发展的历史机遇。如，山东传统的手工缫丝业和丝织业因产品具有不可替代性，且无洋货倾销而带来的竞争压力，反而因国际市场的需求刺激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烟台作为柞丝生产中心，清末出现了一批手工纩丝局。临朐、青州、周村作为桑蚕业的生产和集散中心，年产生丝达30万斤以上。在丝织方面，1880年开工的织机，烟台有200台，附件的昌邑、宁海、栖霞共有750台，青州有10台，共计年产丝绸六七千匹。【14】(p86)还应该注意的是，在对外贸易的刺激下，山东出现了原来不曾有的新兴的手工业，如草辫业、花边业、发网业。到了清末，草辫业已成为“山东省北部和中部大部分地区人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13】(p439)山东花边业始创于烟台、青岛，甲午战争前后由外国教会和商人传入，很快就成为当地农民的一项重要的家庭手工业。“历年以来，借此艺为生活之妇女，即烟台一埠已以千计。”【14】(p409)上述手工业者受制于洋行和包办商，预先领料，确定规格，计件付酬，事实上已成为商业资本控制下的雇工。因此，这类手工业所体现的生产关系，已带有某些资本主义的性质。

晚清时期山东的金融与商贸领域也出现了一些现代化的新气象。随着外国金融势力在中国登陆，晚清时期山东旧式金融体系（钱庄、票号、典当）已经不能满足当地工商业近代需要，这不仅因为它们普遍存在规模小、资本少的缺点，难以适应跨地区、跨省际的远距离大额交易活动，而且因为它们的经营机制落后，也难以适应近代社会商品流通对信贷运作的要求。于是近代银行在山东应运而生，1898年中国通商银行在烟台设分行，成为山东境内开办最早的华资银行。随后，大清户部银行和交通银行也在山东设立分行。另外，保险业也开始出现在山东。1907年，青岛华商“源泰源号”因保险业为洋行垄断，利源外溢，乃集资100万创办华太保险有限公司。随着对外贸易的发展和新的交通网络的形成，晚清山东市场体系和商品流通发生了结构性调整和变迁。山东原有的市场结构主要由产地市场、运河城镇市场和沿海市镇市场构成，带有浓厚的封闭色彩。烟台、青岛开埠以后，新的市场体系以口岸为中心，由产地市场、专业市场、中转市场、集散市场、中心市场这样五类市场构成，【15】从而具备了现代化市场体系的雏形。

应该说，农业是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最为滞后发展的一个生产部门。传统的山东是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地瘠民贫，灾荒频仍，生产工具简陋，生产方式落后，农民安土重迁而以工商为末业，地主富农稍有赢余则购田置舍，喜放高利贷而缺乏投资工商意识。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决定了农村经济千百年来在封闭的社会里低水平地重复运作，缺乏变异性的新生产力量。然而，进入近代社会以后，伴随外力的介入，农村社会已经不可能保存往昔世外桃源式的田园景色。晚清时期山东农业经济亦出现了一些现代化的新气象，这不仅表现在农业生产中的专业化趋势扩大，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加深，以及出现了一批自由或半自由的劳动力出卖者（长工、短工），出现了一批采用雇佣劳动的经营地主，【16】(p158)更为重要的是，晚清时期山东出现了由官府创导、民间组织积极参与的农业改良与推广运动，为山东农业增添了迥异于传统的现代化亮色。在农业科技方面，清末山东设立一批农林试验机构，其中山东农桑总会附设的农事实验场最具规模，办有成效。该场于1903年设立，至1906年陆续购地500余亩，建屋50余间，试验项目有造林、试种桑果、试用机器农具、改良品种、试用化肥、研究土壤、提供畜牧良种等等，【4】(p610)对近代农业科技在山东的引进与推广起了积极作用。伴随着废科举、兴实业的浪潮，山东还设立了一批农业学堂及附近设有农科的新式学堂。1901年成立的山东大学堂，设有农科。1906年设立的山东高等农业学堂其办学宗旨是：“授高等农业学艺，使将来能理公私农务产业，亦可充各农业学堂之教员、管理员。” 【17】到清朝末年，初等、中等、高等农业教育体系已在山东初露端倪。清末新政时期，山东还有组织地引种和推广外国农作物良种，除山东农事实验场曾引种美国的豆麦、蔬果及日本的水稻、马铃薯等良种用作试验改良外，省农务局还多次引进美种棉花和美种花生，推广种植，此举为山东后来成为棉花大省和花生大省奠定了基础。此外，湖桑的引种，化肥的试用，新式农用机器的采用，以及公私机构进行的植树造林，开办垦殖公司，也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进了晚清山东农业现代化的进程。

三

经济现代化是一项系统性的社会改造工程，我们在探讨这一课题的时候，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生产和制造方面出现了多少家新式企业、外贸和商业领域有了多少指数的增长等等这类显性的发展指标，还应该考察相关的隐性推动因素，例如经济现代化在社会意识形态中的反响与要求，工商阶层的自我关怀程度，以及在社会制度方面所获得的认可与保障。一般说来，经济现代化在器物层面上可以有单个的工商企业去自发地完成，而经济现代化在社会意识和制度保障方面的要求必须有民众心理的认同和官方机构的创导。从某种意义上说，纯粹官方的实业机构和工商组织的出现，才有可能使经济现代化由自发的、分散的个体行为上升为自觉的、综合性的社会行为或曰群体行为。因此，分析晚清山东地方政府倡导工商的力度，及其引发的民众心理变化，探讨官办实业机构及亦官亦商的工商组织发展状况，便成为研究晚清经济现代化而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

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日益加剧的民族危机使山东人民充满了生存焦虑，优胜劣汰的法则迫使各界人士共同思考各种途径来实现国家的富强，“先富而后强”，“兴办实业”，“振兴工商”成为山东各界有识之士的共同愿望。在兴办实业的浪潮中，清末新政无疑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01年1月，清政府迫于内外交困的压力，发布“变法”上谕，要求在京师大臣暨各省督抚“各就现在情弊，参酌中西政治，举凡朝事国政吏治民生学校科举军制财政，当因当革，当省当革，如何而国势始兴，如何而人才始盛，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备始精，各具所知，各抒己见，通限两个月内悉条议以闻”。【18】(p4602)同年4月，山东巡抚袁世凯率先上折，提出筹备“新政”的十条建议，其中第九条内容涉及：应亟兴商务，设立商会，增加国家财源，并应官商合力振兴商务与洋商角逐。【13】(p286)此后，山东巡抚袁树勋，从当地“选派学生赴英、美、德各国游学，专习工艺实业”。【19】(p2001)总体而言，通过兴办实业已达到富强已成为山东政府日益明确的目标。

各级政府倡导工商，在一定意义上有助于改变社会的价值取向和评判体系。清末有关法律对商人地位予以保护和提高，规定各地应设商会，以促进工商业发展；体面商人可以随时谒见商部官员，各级衙役不得阻碍；各地商务总会致函督抚以下各级衙署，可以用平级官署间“移”和“照会”字眼，以示对作为民间社团的商会地位的尊崇；官府根据商人投资实业的数额及贡献大小，授予不同的官衔。在山东兴办实业的浪潮中，地方当局规定对官督商办、官商合办、民捐民办的企业，可以俟其“事业办成，却有明效，或予以专利，或酌量请奖”。【5】(p120)这说明主流社会对于商人的地位和作用已经予以认同。与此同时，兴办实业的价值认同在新式教育的兴办中也得到体现。例如，山东高等学堂（前身为山东大学堂）设置的科目除经史国文外，还设有物理、化学、机械诸科目，并聘请外籍教师讲授德、法、日等外文课程。山东农业高等学堂办学目的在于“探各国富强之源，浚中土未有之利，化士人空疏之弊，辟农民愚暗之蒙，合士农为一途，融体用为一贯”。【20】(p145)晚清山东远涉重洋的留学生所学专业包括法政、师范、军事、工业、农业、商业、矿业、化学、铁路、艺术等，这表明，“学而优则仕”这种士人读书的唯一追求，在晚清急剧的社会变革中已演化为多元化的人生选择，民众的价值观念已经转型，为兴办实业而学以致用的教育内容及民众心理占据了越来越大的比重。

与此同时，山东出现了总管全省经济的实业机构，并在交通、工业、矿业、商业、农业各方面设立了专门的管理机构，或组织了半官半商、亦官亦商的实业团体以事推动。从官方设立专门实业机构以事倡导，商民参加实业团体以示相应这个角度来说，晚清山东经济现代化开始进入了全社会自觉行动的轨道。山东最早的统管全省农工商务的专门实业机构是商务局。该局于1901年由袁世凯奏设，其章程规定：“凡创设公司，扩充商业，振兴工艺，借以开通风气，利益民生”，确有成效者，将“分别给奖，以为通商惠工者劝。”另外，章程还保护工商人士学习西法工艺制造各种日用工业产品，鼓励商人兴建商务学堂，出国考察商务，刊印商务报刊，宣传中外商情，调查全省物产以利贸易出口和成立商会等。【5】(p119)这表明山东和全国一样，不再把商务视为末业，已经认识到了工商业在国计民生中的价值地位。1902年，山东商务局改为农工商务局，仍以“振兴实业为宗旨”，统管全省的商务、栽树、养蚕、垦殖、工艺等为民兴利的各项实业。值得特别提出的是，1904年该局派员分赴各州县调查物产，遵照清政府商部的统一规定而分类登录，共分植物、动物、工产、矿产四类，计有27门，并录下列条目：（一）种类及产地。（二）价值及厘税。（三）销路及运路。（四）产额及比较。【4】(p474-475)上述调查其内容之广，其说明之详，其分类之细，在一般人看来似乎过于繁琐，然而它却是山东有史以来第一份实实在在的全省物产资料的普查报告，它为山东地方政府制定振兴实业的计划，提供了原始而翔实的依据资料。毫无疑问，发展地方经济，首先要了解当地的资源优势，认清自身的缺陷与不足，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因地制宜以收实效。然而，在当时的条件下，要想在全省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物产资料普查，任何个人或单个民间团体均无力胜此重任，只有通过政府机构运用行政力量，才能获得比较完整的资料。清末新政时期山东地方政府能够注意及此，不能不说是政府功能的一大改进，也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实现山东经济现代化已经开始转变为自觉的社会行为。此后，考察当地的风土物产成为山东各府州县的一项重要工作，实业志、工商志、乡土物产志等内容正式成为各地方志当中的重要篇章，它们既是当地政府制定实业计划的重要参考，又是当地振兴实业的历史记录。

除了统管全省实业的综合性的管理机构外，清末新政时期山东还设立了一些专门性的实业管理机构。在农业方面，1903年济南设立农桑总会，聘请日本农业技师传授农业技术；并成立农业学堂（兖州）和蚕桑学堂（青州），培养了农业专门人才；设立农事实验场（济南）从事农业改良与推广工作，有计划地引进优良品种，试验农业机器，使用化肥，研究土壤，等等。同时，各地设立农桑分会，到1909年，全省农桑会已有60余所。1910年4月，山东农桑总会改为农务总会，各县改为农务分会，翌年据农工商部统计，全省共有农务分会106所，【13】(p471)几乎遍布山东各县。为了开垦荒滩，山东还相继设立了垦务局。在手工业方面，1900年在省城济南设立了教养局，“专教贫民工业者，学作粗工；另设工艺一局，考求各项精巧工作，如范金冶铁织绣雕嵌之类，以外全省工艺模范”。【14】(p534)从1902年起，山东工艺局“专以传授工艺，改良土货为宗旨”。该局下设铜铁、绣花、毛毯、织布、木器、人力车等共计6个分厂。胡廷干接任山东巡抚今后，“益加推广，添拨两局经费，于教养局附设小学堂，以期进而益上。又于曹州、沂州等府，暨济州、莒州、峄县、福山、潍县等处，各设工艺分局，于邹县、惠民等处，分设教养分局，于益都、寿张、泰安等县，各设习艺所，博山设玻璃公司，于德州、诸城、禹域各州县设草辫公司局厂”。【14】(p534)到1910年山东官办工艺局所共计114个。【14】(p538)在交通方面，设立了北运河工程局和官商合办的小清河轮船公司。关于矿务，1905年山东设矿政调查总局于济南，另于峄县、淄博、泰安设分局。关于金融，为了抵制德国人开办的德华银行在山东发行纸币造成的不利影响，1907年山东官府出银10万两设立大清户部银行济南分行，下辖周村、烟台、青岛3个分号。胶济铁路即将通车之际，为了阻止德国势力由胶澳一隅向山东腹地扩张渗透的隐患，1905年5月山东当局奏准将济南、周村、潍县三地同时开埠，以利商货运转。【21】(p12)至于实业管理与协调方面，除了1901年袁世凯奏准于省城济南设立山东总商会之外，随后各地重要城镇也设立了商会。就统计，到清朝灭亡之前，山东已有47个商会。【4】(p605)

随着山东经济的发展和各种实业机构、工商组织的兴办，为了便于管理和统筹安排，山东巡抚吴廷斌于1908年奏准设立山东劝业道。这是全国最先设立的省级劝业机构之一，为山东最高实业管理机构，除了管辖原已设立的农工商务局、垦务局、湖田局、矿政调查局等实业机构外，下设劝业公所，公所内设总务、农务、商务、工艺、矿物、邮传等科、各项实业的分科管理，改变了过去那种机构重叠、各行其是的弊病、对于今后兴办各项实业，山东劝业道制订了三项措施：（一）劝农：间旷种树，编制专书，制造肥料，讲求畜牧；（二）劝工：成立商品陈列所，编考工书，行惠工法，招商兴办工业；（三）减免土货出口税，裁撤厘金税卡，拓通运道以利流通，维持市面，实行公司查账。【4】(p605)上述措施未必全部付诸实施，但总体来说，山东劝业道成立以后在鼓励发展农工商业方面还是做了一些事情。如在农业方面，饬令各州县设立农桑会，引进新品种，进行农业改良；在实业方面，督促各地成立商会，举办商品陈列馆，鼓励土货出口；在工艺方面，在谋求发展官办工艺的同时，鼓励民间私人开办工厂，改良旧工艺，引进新技术，奖励新式企业。总之，劝业道的设立，意味着山东政府对兴办实业的重视大为加强，改良力度上了一个新的台阶，为山东农工商业呈现新气象提供了更为有利的软环境和保障措施，从而推动了山东经济现代化的进程。

四

如何全面评价山东经济现代化，是一项较为棘手的工作，这首先因为我们无法绕开外国资本势力的侵入究竟给山东现代化造成何种影响这样的敏感问题。我们知道，山东和全国一样，是载负着血与火的历史而进入近代社会门槛的。一方面，两种文化的冲突与交融又是以民族压迫的方式进行的，被压迫民祖的封闭落后与外国侵略者的强大凶残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和对比。近代以来屡遭外敌侵略与压迫的屈辱国耻一再使人感到义愤，激发了国人抗敌御侮的斗志。我们在热情讴歌这种义愤的同时，也应冷静地意识到义愤出诗人，但不能产生科学。我们在揭露外国资本主义侵略中国的同时，也应客观地认识到自身原有的缺陷与差距，从而努力跟进，变被动为主动，变挨打为自强。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历史的发展往往呈现出二律背反的态势：外国经济势力渗入山东，自然是为了攫取山东的财富，以满足自身的私欲；然而，这一过程客观上冲击了山东社会原有的封闭结构，为山东经济由传统走向现代提供了某些助力。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晚清侵入山东的外国经济势力是一柄双刃的利剑。一方面，它为近代山东提供了先进的交通运输条件，引进了先进的科技和设备，改变了山东原有的经济结构，使之开始打破传统的自给自足的封闭状态，而与全国经济乃至世界经济发生密切联系，并开始改变人们的思想观念，使之放弃落后，向往先进，这无疑有利于山东经济现代化的起步。当然这种作用是客观上带来的，为外国侵略者不期有而有之。但另一方面，外国经济又是伴随着侵略势力而进入山东的，它以外国坚船利炮为后盾，以不平等条约为护符，以雄厚的资金和广泛的特权为挹注，榨取山东人民的血汗，操纵了山东经济命脉，使山东经济现代化的发展空间限制于有限的范围之内。还应注意的是，虽然外国经济势力有某些刺激作用，但我们的研究分析不应限于“冲击——反应”的简单模式中，即不应认为它是山东经济现代化起步的唯一杠杆，或以为山东经济现代化只是单纯的被动反应，而应看到原有的山东经济也不乏有走向现代化的有利因素，尤其是在民族危亡的刺激下，山东人民焕发出忧患意识和图强精神，以不同的方式主动迎接挑战，致力于工商农贸各业的发展与创新，这些才是山东经济现代化的根本动力。

此外，晚清山东经济现代化的各项技术指标并不耀眼。作为经济现代化的最直接体现应该是工业化，在这方面山东与东南诸省相比有较大的差距。山东机器局作为晚清山东最早的也是最大的机器工业，其经营规模和生产能力与洋务运动时期的其他几家大型军工企业（如江南制造局、马尾船政局）相比，其差距不可以道里计。在官办民用企业方面，且不说山东尚无上海机器织布局、轮船招商局那类大型企业，即使是屈指可数的淄川铅矿、峄县中兴煤矿、平度金矿，或者是兴废不定，或者是资金短绌，或者规模狭小，因而经济效益并不理想。【22】(第二章、第三章)在民间投资兴办的近代工业方面，除了张裕酿酒公司独树一帜以外，其余如在缫丝、纺织、火柴、电灯等领域出现的近代工厂，在全国范围内尚不能显山露水。在港口贸易方面，烟台在1897年以前作为山东唯一的对外贸易港口，其外贸地位在全国开放口岸中常常徘徊于第7位至第15位之间。【6】(p15)青岛港建成后取代了烟台在山东对外贸易中的龙头地位，但在清朝灭亡之前，青岛港的对外贸易额在华北诸港中尚排在天津、牛庄、大连之后，【23】(p93)在全国的排名则更是靠后。至于晚清时期山东金融、商业、手工业、农业等领域的现代化硬性指标，与全国同类情况相比，自然不占优势。

上述技术指标尽管有些显得寒碜，但是，我们的研究目光不应该仅仅局限于此，而应看到晚清时期山东经济出现了明显的现代化趋向，并对山东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首先，山东工业化已经开始起步。在一个封闭的农业社会里机器工业从无到有，它所产生的社会影响是不言而喻的。马克思、恩格斯曾经指出：“新的工业的建立已经成为一切文明民族生命攸关的问题；这些工业所加工的，已经不是本地的原料，而是来自极其遥远的地区的原料；它们的产品不仅供本国消费，而且同时供世界各地消费。旧的、靠本国产品来满足的需要，被新的、要靠极其遥远的国家和地区的产品来满足的需要所替代了。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互相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 【24】(p276)马克思、恩格斯的有关论述虽然是在19世纪中叶针对西方国家而言的，个别结论不能直接对应近代中国，但毫无疑问，他们的基本原理适合于指导我们的分析研究工作。晚清山东工业化的起步，不仅给山东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工业产品，改变了山东商品市场的走向，更为重要的是，作为“资本主义最典型的特点之一”，【25】(p739)工业发展在当时的情况下，意味着引进了一种迥异于封建经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意味着产生了一种改变传统社会的根本性物质基础。

其次，对外贸易改变了山东原有的经济结构和商品流通体系。山东原有的经济本质上是一种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因制度结构、技术水平的停滞僵化，生产能力低水平重复，产品结构单一，生产资源匮乏，商品流通体系一直处于循环往复的落后状态。鸦片战争以后山东出现的对外贸易，成为推动山东经济发生迥异于传统而走向现代化的最初杠杆和主要动力，【7】这不仅表现为它输入了以前不曾有的新商品，引发了一般贸易的急剧增长，甚至也不仅仅表现为它以新的贸易结构逐步替代旧的贸易结构，更为重要的是，对外贸易输入物美价廉的机器产品，显示了工业生产的先进力量，实质上是在变相地引进一种新的生产力，对外贸易已成为国内资本移植西方先进技术的最初渠道。就一般情况而言，生产决定了消费，但从辩证的角度看，消费引导了生产。晚清山东兴起的对外贸易，在某种意义上改变了山东原有的经济格局，推动了山东产业结构的变迁。不仅如此，对外贸易还使晚清山东商品流通体系出现了新的内容和特点，例如，一些农产品和手工业逐渐脱离了旧的流通体系，由内销为主转为外销为主；随着中外贸易增长，洋货成为山东当地市场的主要流通商品，与此同时土货因对外贸易的刺激而出口日增，品种增加；一些省内工业产品开始进入流通领域，渗入农村生产领域，同时一些农产品作为机器工业的原料而流入市场；商品流通除以口岸市场为起点外，山东各地的商品流通向中心城市和工商业城市集中的倾向日益突出，越来越多的商品流向了中心市场和集散市场。【15】上述情况说明，山东商品流通体系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第三，各界倡导工商及相关实业机构团体的设置，为山东经济现代化的起步提供了良好的环境条件。作为孔孟的故乡、儒家文化的发祥地，自古以来，“官不言商”、“官不言利”、“商为四民之末”，因要“重农抑商”、“重本抑末”、“贵五谷而贱金玉”，这些千年的古训在人们的脑海里早已根深蒂固，使得商人在“士农工商”的传统社会阶层构成中居于四民之末，人格受到扭曲。而到了晚清时期，山东官办企业、官督商办企业、官商合办企业的兴办，均以追逐利润和讲求效益为指归，商民则通过经营企业获取利润而可进入主流社会，其社会地位获得了相关法律的保障，这些有利于人们渐开风气，更新思想，从价值观念上认同“振兴工商”的重要意义。更为重要的是，晚清山东各地商会等团体的出现，表明工商阶层已经开始有了自我关怀意识；而官府设立各种工商管理机构，则表明山东当局已经自觉地将倡导和保护工商视作重要的行政内容。这些均为山东经济现代化提供了制度性的保障，为工商业的发展营造了良好的社会环境。

第四，各种实业的兴办不仅具有抵御外侮、与洋人抗争的意义，而且还昭示了山东社会的发展方向。且不说作为山东经济现代化肇端的山东机器局的军火产品可以直接用于反侵略战争，其生产的兴衰起伏取决于疆场形势的变化，即使是山东各地兴办的民用企业，同样也具有“稍分洋人之利”、防止外人觊觎山东物产原料、堵塞经济利益外流的初衷和作用。从军事上和经济上防止外国侵略，由“求强”而到“求富”以实现抵御外侮，这是山东各地企业兴办的重要出发点。本次目标，晚清山东各地在农业、手工业、工业、交通、外贸、商业、金融等领域均不同程度地出现了一些现代化的新气象，虽然它们规模狭小，力量单薄，远不足以对山东传统经济形成整体性颠覆的冲击力，但考虑到这是在短短的几十年里对千百年来所形成的经济体制进行的一次全方位的初步改造，其意义仍不能低估。尤为重要的是，它们作为新生事物，已跳出了传统经济长期低水平重复的怪圈，自身蕴含着可持续发展及引导社会迈上新台阶的因素，并且昭示了山东经济现代化的未来方向。

现代化作为“人类历史上最激烈、最深远并且显然是无可避免的一场社会变革”，【26】(p4-5)其本质特征或界定性因素应该是综合性、多层次、全方位的，大体而言，物质层面、制度层面、文化层面这三者依次变革，这是现代化事业不断深化的逻辑展开。在此过程中，其核心内容应该是经济结构的变革以及由此引发社会经济的大幅度增长。“经济搞得好坏，就成了检验领导集团实现现代化成败得失的试金石，也是预示其他各方面变革的基本指标。之所以如此，原因有二：其一，经济增长最易于测量，而且测量的意义最易于阐释；其二，一旦经济增长（这是现代化的特殊魅力）未能兑现，其他方面的发展政策都可能化为空中楼阁”。【26】(p13)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经济现代化是山东社会由传统走向现代化的根本基础，而加强该领域的研究，则有利于我们在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把握现代的本质。

参考文献:

[1]孙中山.孙中山全集:第1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

[2]胡汶本.帝国主义与青岛港[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3]青岛市档案馆.帝国主义与胶海关[M].北京:档案出版社,1986.

[4]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M].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

[5]逄振镐，江奔.山东经济史:近代卷[M]. 济南:济南出版社，1998.

[6]交通部烟台港务管理局.近代山东沿海通商口岸贸易统计资料[M].北京: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6.

[7] 庄维民.近代山东市场经济的变迁[M].北京:中华书局,2000.

[8]山东省科学技术委员会.山东科学技术志[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0.

[9]罗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

[10]孔令仁，商鸣臣.山东机器局述论[J].文史哲，1983，(3)

[11]孔令仁.山东机器局资料辑要[J].山东史志资料，1983，(3)

[12]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2辑下册[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

[13]安作璋.山东通史：近代卷下册[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

[14]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5]庄维民.近代山东商品流通结构的变迁及其意义[J].东岳论坛，2000,(2)

[16]罗仑，景苏.清代山东经营地主经济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1985.

[17]张洪生.晚清山东高等教育概览[J].山东史志资料，1993,(3)

[18]光绪朝东华录：第4卷[M].北京:中华书局，1958.

[19]清实录山东史料选：下册[M].济南:齐鲁书社,1984.

[20]吕伟俊.山东区域现代化研究(1840—1949)[M].济南:齐鲁书社,2002.

[21]孔令仁，李德征.周村开埠与山东现代化[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6.

[22]李时岳，胡滨.从闭关到开放—晚清“洋务”热透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23]青岛海港史：近代部分[M].北京:人民交通出版社，1986.

[2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5]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6][美]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

On Economic Modernization ofShandongin late Qing Dynasty

LI Ping-sheng

(Journal of Literatur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Shandong University，Jinan)

Abstract：Economic modernization of Shandong struggled to jump-start its step in late Qing Dynasty even though there were some disadvantage factors inside and outside。Firstly，Machinery industry came into being and introduced the new force and relationship of production into the closed society of agriculture；Secondly，foreign trade brought about the transformation of commercial circulation system，and altered the original economic structure and production distribution in Shandong；Thirdly，different social groups reached value identity of industrial development，and industry and business classes profits，srsistance to external aggression was an important keynote of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Shandong。All elements above impelled Shandong economy to go beyond the long –tern repetitions at low levels，and showed the potentialities and coming direction l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in the process of economic modernization of Shandong.

Key word;Shandong；Late Dynasty；Economic Modernizaiton；Regional Economic History；Regional Economic History；Early Modernization；

发表于《文史哲》2002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