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考据学人眼中的唯物史观史学

——以童书业为中心的考察

陈 峰

（山东大学 文史哲研究院 山东 济南 250010）

摘要：唯物史观派和史料派是20世纪的中国史学的两大派别。两派虽呈对峙之局，正面交锋却不多见。从史料派大本营中成长起来的童书业曾与史观派展开辩论，公开对其进行学术评估。他并不否认唯物史观史学本身的价值，但反对部分唯物史观者的唯心的古史观和他们对考据派的谩骂式批评。他指明史观派学人所用的是类推的方法，以史观学说为依据，以比附推断为步骤，而以求合为目的。他还认为唯物史观不是科学，而是一种时代思潮和宗教哲学。童书业心目中的唯物史观者，与1949年之后的正统认识大相径庭，其范围要宽广得多。抗战后至1949年间唯物史观派的上升也具有一定的学理依据，不只是政治变动的结果。

关键词：唯物史观派；史料派；童书业；学理

一

20世纪的中国史学存在两种主要范式：实证和诠释。[①]史料派和唯物史观派则分别是这两种范式的代表。史料学派“以史料之搜集、整理、考订与辨伪为史学的中心工作，”史观学派“以系统的观点通释中国史的全程为史学的主要任务。”[②]这两派的对立和冲突构成20世纪中国史学发展的中心线索。但在民国时期，位居主流的史料派（因此派以考据为基本轨则，亦称考据派）与处于边缘的史观派之间甚少联络与往来，虽呈对峙之局，你来我往的正面交锋却不多见。一面是史观派的主动出击，积极进攻，一面是史料派按兵不动，只守不攻，因而始终未能出现双方厮杀的热闹场面。1930年，唯物史观派的开山人物郭沫若抛出《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向史料派的主帅胡适公开宣战，也并未引起强烈反击，结果却导致了史观派内部的一场大混战，即轰动一时的中国社会史论战。尽管一再遭遇冷落，史观派挑战讨伐史料派的兴致却一直不减，其著书立说，总是先破后立，以批判史料派开路。史观派在史学界发动革命，欲取史料派而代之的意图昭然若揭。在此，我们也不禁惊叹于时代变化之速，以反传统的新文化运动起家的史料派，不过十年光景，就变得“落后”、“保守”，成为革命的对象。不过，已坐稳江山的史料派处变不惊，对史观派的进攻不予理会，实施冷处理。这种以柔克刚、以退为进的方式，使史观派缺乏与史料派两军对垒、短兵相接的机会，虽踌躇满志，来势汹汹，却也只能忍受长期唱独角戏的尴尬。当然，史料派并非对史观派的挑战完全无动于衷，即使表面置之不理、三缄其口，他们的反应也仍有蛛丝马迹可寻。早在1919年的“问题与主义”之争中，胡适就对当时刚刚传入中国的唯物史观学说发表过意见。胡适说：“唯物的历史观，指出物质文明与经济组织在人类进化社会史上的重要，在史学上开一个新纪元，替社会学开无数门径，替政治学说开许多生路。”[③]不过，在1923年的“科学与人生观”论战中，胡适又认为：“‘唯物（经济）史观至多只能解释大部分的问题。’独秀希望我‘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可惜我不能进这一步了。”[④]后来，他还曾批评说：“我不赞成一元论的史观，因为我没有见着一种一元史观不走上牵强附会的路子的。凡先存一个门户成见去看历史的人，都不肯实事求是，都要寻事实来证明他的成见。有困难的时候，他就用‘归根到底’的公式来解围。”[⑤]胡适承认唯物史观的历史价值和研究意义，但对其当前应用仍持保留态度。胡适还曾从侧面表达出对史观派史学的批评和不满。1931年罗尔纲计划写作一部《春秋战国民族史》，胡适劝阻道：“你根据的史料，本身还是有问题的，用有问题的史料来写历史，那是很危险的，就是你的老师也没有办法帮助你。近年的人喜欢用有问题的史料来研究中国上古史，那是不好的事。”胡适进而劝他“还是研究中国近代史吧,因为近代史的史料比较丰富,也比较易于鉴别真伪”。[⑥]1936年5月21日，罗尔纲在《中央日报·史学》上发表了一篇史论式短文《清代士大夫好利风气的由来》，作出了“清代士大夫好利”的局部性概括论断。胡适阅后，大为恼火，写信严厉训斥罗尔纲说:这种文章是做不得的。这个题目根本就不能成立。……我们做新式史学的人,切不可这样胡乱作概括判断。……你常作文字,固是好训练,但文字不可轻作,大轻易了就流为“滑”，流为“苟且”。我近年教人，只有一句话:“有几分证据,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然后可说三分话。治史者可以作大胆的假设,然而决不可作无证据的概论也。[⑦]这在1931年胡适对初涉史学的吴晗的指导中同样有所流露。胡适认为蒋廷黻劝吴晗治明史，“是个最好的劝告”。这是因为秦汉时代材料太少，不是初学者所能整理，材料少则有许多地方须用“大胆的假设，而证实甚难，非有丰富的经验，最精密的方法，不能有功。”治晚代历史，“凡立一说，进一解，皆容易证实，最可训练方法”。他还指示吴晗“试作专题研究；题目越小越好，要在‘小题大做’，可以得训练。千万不可作大题目。”胡适信中：“治明史不是要你做一部新明史，只是要你训练自己作一个能整理明代史料的学者”。[⑧]尽管胡适没有指名道姓，但绝非无的放矢，排列一下当时有影响的学派，也不难对号入座。这里他很可能是针对社会史论战中出现的不良倾向有感而发，力图阻止罗尔纲、吴晗滑到唯物史观派的学术路径上去，像不宜治秦汉史、应“小题大做”、不要做新明史诸要点，似乎都是针对史观派而发的。

面对史观派咄咄逼人的攻势，顾颉刚则有明确的表态。他在1933年《古史辨》第4册说的自序中声明自己“决不反对唯物史观”，并且谦逊地表示：“我们的‘下学’适以利唯物史观者的‘上达’，”“我们正为他们准备着初步工作的坚实的基础呢”。但他同时又说：“我感觉研究古史年代，人物事迹，书籍真伪，需用于唯物史观的甚少，……唯物史观不是‘味之素’，不必在任何菜内都渗入些。在分工的原则之下，许多学问各有其领域，亦各当以其所得相辅助，不必‘东风压倒西风’才算快意。”[⑨]表面看来，顾颉刚将唯物史观抬到了一个很高的位置。实际上，他是敬而远之，以分工的名义与史观派保持距离，井水不犯河水。这未尝不是对唯物史观席卷之势的一种温和地抵制。他还绵里藏针，暗中批评了史观派轻视史料基础工作的浮躁学风。1935年，顾颉刚重申了学术分工的意见，主张各行其道，互不相犯。他一再强调无意阻挡别人的路，夺取别人的领导权，同时也显示了一种自卫姿态。[⑩]1945年，顾颉刚在回顾总结近百年史学时说：“自从所谓‘唯物史观’输入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虽说这方面的成绩还少，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11]这里表达了一种对史观派有保留的肯定。[12]总的说来，顾颉刚的态度较为包容，不但没有敌视史观派，凭借强势地位予以打压，而且对其在学术上的成败得失，也基本能够公允对待。

然而，史料派对史观派的正面议论毕竟相当缺乏，这给后世认识史观派在史料派心目中的地位和形象，进而真确把握两派之间的关系设置了障碍。或许当时绝大多数史料派学人根本就没有把史观派当作一个严谨的学派来看待，更没有预料到若干年后史观派能够上升为史坛主宰。但后世治学术史者却不得不将史观派郑重对待，尽力从史料派的闪烁其词中揣测其态度和感受，体察两派之间的恩怨纠葛。

历史并没有关闭所有的窗口。从史料派大本营中成长起来的童书业就曾与史观派展开正面交锋，公开对其进行学术评估。童书业是顾颉刚登堂入室的弟子，曾多次与顾氏合作撰文，并受命编辑《古史辨》第7册，是顾氏欣赏和信赖的衣钵传人。因而，童书业也算得上史料派中的重要角色。童书业对唯物史观派的观察和评论，当可部分折射出其他史料派学人的内心感受。

二

童书业与唯物史观结缘甚早。1929年，他就接触到陈独秀的经济史观，不久又阅读了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亦受其影响”。与此同时，童书业受到正当高潮的古史辨运动的强烈熏陶。可以说，童书业在学术启蒙期同时沐浴在两种学术潮流中，而古史辨的影响占了上风，唯物史观也在其头脑中埋下了种子。[13]大约到抗战爆发前后，童书业已经明显表露出对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关注。这源于正反两方面的刺激。一方面，唯物史观派学者李季、王宜昌等人，也包括郭沫若和吕振羽，不断抨击史料派主要是疑古派的古史研究，引起童书业的注意；另一方面，周围友人的直接影响，也激发了童书业对唯物史观史学的兴趣。1936年，童书业在北平结识王宜昌，并与之相过从。童书业的好友杨向奎在1936年留学日本帝国大学(今东京大学)时就接触了唯物史观，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杨立即返回国内。童书业回忆说：“当抗日战争爆发稍前，杨向奎先生从日本留学回来（杨先生开始与我认识，在我到北京后），他告诉我日本史学界和中国留学界对于马列主义史学研究的热烈，使我很受感动，把我埋在脑海深处的陈独秀经济史观的影响引发了出来，我开始想用‘唯物史观’来研究历史了。”[14]

促使童书业与史观派进行公开辩论的主要还是唯物史观派学者对史料派或考据学人的攻击。王宜昌的批评大概是直接的导火索。王宜昌在一篇文章中说道：“生在奴隶社会的人，去古未远，还知道一些古代的历史记载，而重新记载下来。生在资本社会的人，却不好学深思，心知其意，而一概抹杀，论禹为神而非人，把历史的发生蒙蔽了，让人们好依照资本家的意志，制造永久都是私有财产的历史。资本家蒙混中国历史起源的疑古辨伪，是埋没史料的。”这里，王氏从阶级立场出发批判否定史料派的疑辨工作。童书业对这种批评不以为然，于是著文反驳。童书业在1936年8月21日北平《晨报》发表的《唯物史观者古史观的批判》一文，虽意在反击，但并不否认唯物史观史学本身的价值。他申言：“近来有一派人专用社会分析的眼光来研究中国历史，这种方法本不算错，因为他们运用最新颖的知识，把一切死气沉沉的材料都化作活活泼泼的，叫人们勘破事实的表面而进一步探求一切历史的核心，这确是很有史学革命的精神的。”“唯物史观对于古史也不是没有认识比较清楚的人们，如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就是一部比较可以看的书，而陶希圣的《中国社会之史的分析》也还要得。”但是，此派史学的缺陷也十分严重。童氏指出：“不幸他们大多数没有考据学的常识，而又不肯虚心的承受他人的成绩”，“他们却非常性急，一心要把中国古代社会的性质在自己著作的一部书或一篇文章里完全决定，这除了运用主观的成见，还有什么办法？所以他们只要拣一段便于自己引用的文字，便可说古代三事实是如此的，或者用了他们的公式附会一段旧文字，加以曲解，也就可以说古代的事实是如此的。”童书业尖锐地指出：“他们虽自命为唯物史观者，在实际上，他们的古史观却走上了唯心的路！”童氏还具体列举王宜昌、李麦麦、卫聚贤、李季的观点来证明他们的唯心的态度。最让童书业难以忍受的可能还是唯物史观者对考据的攻击和谩骂。他在文章开头就申明：“我们不承认考据家就是史学家，也不承认经过考据的材料就是历史。因为历史是有生命的，不是零零碎碎一些材料；历史学是整个的，也不是零零碎碎的考据。但是如果要做真正的历史研究工作，考据史料的一个阶段是不可越过的。否则，运用了不可靠的史料，虽建成了伟大庄严的历史金字塔，这金字塔也是不久就要倒塌而暴露出里面腐朽的木乃伊来的。”“空中的楼阁终究是站不住的！所以要造历史的楼阁，一定要先造成稳固的考据的基础。”而唯物史观者“总是爱骂考据家的，他们不能利用和了解考据家的成绩，而一味闭着眼睛的胡骂，直浅薄的可怜了！”童书业进一步为考据家辩护道：“固然，考据家的结论尽有许多在现在和将来是错误的，但是他们的根本方法却并不错；他们的成绩也必有相当部分是任何人所不能否认的。”考据家为研究之便所做的假设也有合理性。“我们以为一切的假设只要近乎情理，合于真的事实与否，对于假设本身的价值，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因为假设只是假设，假设得对，固然是好；假设得不对，也是为材料所限；材料愈多，假设对的可能性愈大；古代史的材料是这样少，问题是这样多，岂是现在可以一口气马上解决的？没有现在的不对，哪里会有将来的对呢？”况且，人不是万能的，不应求备于一人；时代也是变动的，真理是发展的。因此，童氏忠告唯物史观派：“治学问的人应该知人论世！应该在适当的范围内作批评！”他最后表面总的态度是：“我们对于唯物史观是相当承认的，对于唯物史观者研究历史的成绩也是相当钦佩的。我们所反对的，只是一部分唯物史观者的唯心历史观，和他们对于考据一派的谩骂式的批评。”[15]童书业此文观点主要承接了顾颉刚关于唯物史观史学的认识，主张考据与史观各自有其生存空间，互不冲突。尤其与顾颉刚、童书业二人合撰的《禅让传说起于墨家考》一文评判口径一致，措词也几近相同。[16]面对唯物史观史学的强烈冲击，童书业并没有动摇其学术立场和学术自信。童氏此文已不再泛泛而论，而是结合唯物史观派的作品进行具体评析，其认识自然比此前深入一层。经过这次争论，童书业对史观派史学更加关注。他不但留心国内学者的研究动向，对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家的著作也有所评论。1941年，童氏撰文批评日本学者佐野袈裟美的《中国历史教程》一书。[17]此书是日本马克思主义史家论述中国社会史问题的代表作之一，受到何干之的称赞：“这本书是根据最新史学知识写成的，当然也发挥着它固有的价值。”[18]童书业则认为作者受到公式主义的支配，误解了中国古代的若干史实。[19]随着1945年抗战结束后童书业返回上海，他与唯物史观史学的距离也大大拉近了。抗战使国内的学术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1930年代还是“非考据不足以言学术”[20]，到1940年代中期则考据的合法性也需要一番辩护才能得以维持。1944年岑仲勉发表的《考据举例》一文就反映出这种情形。岑氏对关于考据的指责一一进行辩解，强调考据之不可废。[21]真是时过境迁，今非昔比。与此相反，时局变动为具有鲜明致用倾向的史观派史学提供了用武之地，其发展呈蒸蒸日上之势。这是就大环境而言，若就小环境而论，与吕思勉、王宜昌、李季等人的接触，也使得童书业更加贴近唯物史观派。1920年代，吕思勉就涉猎马克思学说，1930年前后思想发生转变，开始“服膺马列主义”。这种转变影响及史学研究，则是对经济史内容的重视。1940年出版的《吕著中国通史》，其编次是先社会经济制度，次政治制度，最后是学术文化。其后陆续出版的诸种断代史都保持了这种编制次序。在他写下的读书札记中，社会经济方面的条目也相当多。1945年出版的《历史研究法》一书则明确指出：“马克思以经济为社会的基础之说，不可以不知道。”[22]童书业也认为吕思勉“在思想方面，更是一位倾向社会主义的前进者”。[23]童、吕二人同在光华大学任教，交往颇多。当时在上海非常活跃的李季、王宜昌也与童书业相过从。此外，童书业自编年谱中写道：“1947年……读侯外庐先生论中国古代社会著作，略受影响。王宜昌来访，谈中国古史分期等问题。”[24]在以上两方面因素的交相作用下，童书业与唯物史观史学的关系也更加密切。最引人注目的是1946年李季与童书业关于古史传说的论战。李季可算是史料派的老对头，早年他就以“辩证唯物法的观点和辩证的方法”批判过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25]在1930年代社会史论战中，他又对顾颉刚等人的疑古辨伪工作提出质疑。1946年5月，李季在《求真杂志》第1卷第1期发表《古史辨的解毒剂》一文再度发难，对古史辨派史学进行了系统批驳，“在方法、研究范围、科学素养、公式、腰斩中国古史各方面指出他们的弱点”。其结论是“治学方法的幼稚，研究范围的狭小，和科学素养的欠缺，是古史辨派的致命伤。”特别是在研究方法和科学素养方面，李季批评顾颉刚、杨宽和童书业“只知道‘尧舜禹鲧之事初为神话，不为人话’，而不知道关于尧舜禹鲧的神话原是由人话转变来的”。他并且说：“我们应当告诉他们一派人，要研究古史，须先有一般科学的素养，尤其须懂得地质学、古生物学、考古学、博言学和民俗学等等，可惜他们对于这些科学，不独未曾深入，连浅尝都没有，……总之，他们的工作不但是大都白费力气，并且笑话百出。”[26]不久就有署名“刘平”者在《东南日报》的《文史周刊》发表《< 古史辨的解毒剂>的解毒剂》一文予以回击。此文持论与杨宽的《中国上古史导论》完全一致，甚至很可能就是出自杨宽本人的手笔。李季见到此文后，9月又在《求真杂志》第1卷第5期发表《为古史辨的解毒剂的解毒剂进一解》。文章包括“开口即错”、“唐禹夏进入铁器时代的武打理由”、“神兽轮变不出把戏”“弃实就虚仍救不了破产的公式”、“人与神话的因果倒置”、“腰斩中国历史的翻供”等部分，重申前文的主张，并驳斥刘平的辩词。他说：“中国的古史虽被后人加上皇（三皇）、帝（五帝）一类的尊号，并编入不少的神话，然并非全伪，真的因素仍占一大部分，……和现代考古学的证据，完全相符。”并告诫说：“古史辨派的先生们如果有丝毫科学的头脑，便应当抛弃他们乱七八糟的幻想，马上改变他们治古史的态度，绝不能将全部精力花在一种不徒无益,而又害之的事业上：就是大张旗鼓，把‘古史传说回复到他本来的神话面目’上去。他们只须利用现代考古学及其他有关的科学的成果，随时附带揭破古史传说中伪的成分就够了。”[27]“刘平”又发表《为< 古史辨的解毒剂的解毒剂>开展攻毒的歼灭战》，反驳李季的批评，继续为古史辨派的方法辩解。与此同时，1946年9月，受李季锋芒所及的童书业也加入战团，化名“吴流”在《东南日报》的《文史周刊》第13期发表《论神话传说之演变质李季先生》，针对李季的前两篇文章作出答辩。童书业认为，李季两篇文章的中心，都在辩论古史传说究竟是由神话演变成人话，还是由人话演变成神话一点。因而他提出古史辨派考察古史传说所应用的八条规律，并认为他们所发表的成绩虽未必都是定论，但不可否认是得到了古史真相的一部分。而“从神话里探索人事或人话是进一步的工作——是更艰苦的工作，须得地下有大量新史料出现才可着手，现时冒险去探索，结果有成为全盘附会的危险的。”[28]这也是对史观派的旁敲侧击，指摘其古史还原工作尚流于附会之弊。 11月，李季复在《求真杂志》第1卷第7期发表《为古史辨的第二次反攻再进一解》，回应童书业和“刘平”的文章。他指出：“目睹二十年来一部分古史专家的工作，不独缺乏进步，可说是反而退步了。古人对于古史的附会甚至编造，自然不能说是没有，但一定要作出一个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的死公式，视为史学界百五十年来的一大发现，便完全不是客观真理。同样，古史传说有一部分或大部分是出自神话，稍具历史知识的人自然无法否认，不过一定要主张神话为古史传说惟一无二的来源，便变成一个死教条，又完全非客观的真理。”此文主要针对“刘平”。附函中提到童书业的文章，表示“彼此意见接近，但并不完全一致。”他坚持认为“古史传说并不完全从神话来，实含有最初的人话”。[29]1946年12月12日，童书业又在《东南日报》的《文史》周刊发表《给李季先生的一封信》作为答复。童氏意识到论辩双方的根本对立之处，他说：“最大的分歧点，并不在结论的不同，而在方法的差异。我们所用的是考订的方法，以史料为依据，以假设求证为步骤，而以求真为目的。先生所用的是类推的方法，以史观学说为依据，以比附推断为步骤，而以求合为目的。”他认为李季“脑子里存有一个社会进化阶段的公式，一切的研究，都以证明那公式为目的。”童书业此处虽是针对李季个人而言，实际上却点中了整个史观派的要穴。以史观、理论为出发点和归宿，证明人类社会演化的普遍法则，正是唯物史观学者的基本工作思路。这种治史方法导致了对史料考据的轻忽。童氏还声明，尽管他开始关注理论，但“依旧承认考据是治史的正当方法之一，依旧承认不经过考据的阶段，历史的真相是无法出现的。”[30]可见，在童书业眼中，唯物史观派史学出现了严重偏向。童书业的《从史料考订到通史著作谈到古史的研究》一文也是受李季批判文字的刺激而发，不过视野更为宽阔，着眼于整个史学界的状况。童书业首先指出当前史学界存在的不正常现象：史学的内容“有考订和贯述二项，现在中国的史学却偏在考订一面。确实有成绩而为史学界所公认的史学名家，多长于考据，通史的著作，常遭人们的轻视，专著通史的史家，往往被人们认为‘概论派’，好像在今日的中国，只有考据才是真正的史学似的。”而他认为考订与贯述应相互配合：“考订和贯述是两件不可偏废的工作，考订是审定史料，是写作历史的预备工作；贯述是根据已审定的史料，通论历史的大势，是史学的最大目的。在写作通史时，需要有考订的常识，并需要明了当代史料考订的成绩，而在考订史料时，也需要有通史和社会科学的常识；否则写作通史变成了架造空中楼阁，考订史料变成了玩物丧志，是无一而可的。”然而，“不幸得很，现在中国人研究学问往往趋于极端，讲考订的人专钻牛角尖；讲把握历史大势的人常喜架造空中楼阁。” 他主要针对“前进”的史学家即史观派从两方面做了批评。一是方法。他说：“当用科学的方法去治史，而不应把玄学的史学观念作为方法去治史。”而“前进”的史学家“往往先有一个成见”，搜求证据时“合的要，不合的不要；或者合的是真的，不合的是假的；倘若找不到证据，部分杜撰一些，这是不尊重事实，不尊重证据，这样的方法是独断者的方法，是玄学的方法。”二是史料。“前进”的史学家“不问史料的时代及其真实性，也不管有没有反证，只要符合他们的公式，便胡乱在凑起来，甚至连古书文义都不曾懂，就胡乱引用，随便瞎说（他们往往不肯直接去读古书，他们的史料多从别人的著作里转引得来，随便一加附会，便成立了结论）！这样就造成了史学界空前的威胁！”童书业最后落实到古史研究上。他澄清对假设的误解：“近来有些‘新史家’不懂得假设的价值，他们自己只有结论而没有假设，以己度人，认为别人也是这样，抓住了人家并不自认为定论的假设，拼命攻击。他们不知道科学的治史方法，必须经过假设这个阶段，尤其是古代史，因为材料的缺乏，真正的结论是不容易得来的，各人都有假设，尽可并存而不废，因为大家都不是定论，只要合乎情理，有相当的证据，互相讨论是可以的，互相攻击是大可不必的。”此处显然是针对李季对古史辨的批判而言。他还就古史传说的神话与人话问题做了进一步解释。[31]时隔不久，童书业与翦伯赞之间也有一次交锋。1947年1月，翦伯赞在《文萃》第15、16期合刊发表《正在泛滥中之史学的反动倾向》一文。文章开门见山地说：“近来，在中国史学的领域中，有一种复古的倾向。这种复古的倾向，表现于有人企图把中国的史学研究，拉回古典学派的道路。这里所谓古典学派，即指乾嘉学派的‘末流之末流’。”他着重地指出“这种复古的倾向，是中国史学向前发展中的一个反动。这种反动，不是几个抱残守缺的学究之个人的行动，而是‘当作—个阶级的愚民政策’之一部而出现。这个阶级，现在正向全国的人民宣战，他们企图用资本主义的武器，保卫封建的统治，因而史学的复古运动者，也就企图以腐朽的古典学派作武器，进攻科学历史学派的城堡。”“一言以蔽之，今日之所谓古典派实已由“史料的整理”堕落到“史料的玩弄”。然而他们却以为史之为学，就是“史料的玩弄”；而且只有玩弄史料，才算是史学的正宗、史学的上乘、史学的专家。”最后号召青年“高举唯物史观的旗帜，把科学方法当作X光线，照明中国史发展的规律、过程及其方向”。[32]翦氏意在与史料派兵戎相见，自然措辞相当犀利。文中虽对乾嘉学派及当时史料派的工作和方法进行了学理方面的剖析，但基调却在从政治立场上击溃对手，显然已超越学术批评的层面而带有政治攻讦的色彩。翦伯赞对史料派的兴师问罪激起了童书业的强烈反应。童氏在《民国日报》的《史与地》上发表《时代思潮与史学》一文予以回击。“所谓‘唯物史观’显然就是某种新宗教里的一种宗教哲学，它本身自然具有很高的价值，它指出过去人类社会的矛盾，并分析其原因，剖解其经过，提供一个解决的方案，它能获得一部分人的信仰，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史观’的本身就是一种哲学，对于历史的一种看法。”“如把‘唯物史观’浅化，定出几条极简单的定义，教大家明了它的最粗浅的意义，作为教条遵守，这是可能办到的，但这只是宗教上的服从，谈不到史学上和哲学上的研究。史学的研究是需要客观的精神和态度的，不能先定好一个主观的教条，然后到史料中去搜求证据，来证明这教条。现在的唯物史观者大多（当然不能说完全）是以教条为本，史料为副，展开着‘六经皆我注脚’的作风。”他结合李麦麦、翦伯赞、吕振羽依据教条得出的结论，说：“本来不是史学，这是一种新宗教经典的注释。它的是与非，是以符合经典的原义与否为决断，而不是以符合历史的真相与否为决断的。把它当作史学看是‘诬’，站在史学的立场上与它辩论的是‘愚’，只有把它认为一种时代思潮和宗教哲学，才是最公平的看法。”[33]这里童书业的批评是非常严厉的。与翦伯赞以唯物史观为科学方法针锋相对，他否定唯物史观的科学地位，而将其作为一种宗教哲学和时代思潮。这在唯科学主义盛行的语境下，无疑是一种贬抑，具有极强的杀伤力。不过真正令童氏反感的，还是时人对唯物史观的盲目崇信和教条式运用，尤其不能以否弃史料考据为前提。他仍然认可唯物史观作为一种时代思潮的价值。 1946—1948年间，童书业的其他几篇文章虽非与史观派学者的正面论战，却也是对其有感而发。童氏超越具体问题和方法的讨论，而跃升至对史学演变趋势的把握上，其间也流露出对唯物史观史学的评判和期待。1946年11月28日，童氏在《东南日报》的《文史》周刊发表《“疑古”、“考古”与“释古”》一文，指出：“近人把研究古史的人分为四派：‘信古’、‘疑古’、‘考古’与‘释古’，这四派之中，除信古者确自成一派外，其他三派其实不能算做‘派’，只能代表研究古史的三个阶段而已。”“所谓‘疑古’，其真正的精神不限于疑古，凡是不合常情、不合理性的事情都可以用疑古的精神去怀疑。怀疑乃是治任何学问的初步方法，没有怀疑便没有发现、没有进步。‘疑古’不过是把怀疑精神应用到古史方面去，乃是治古史的初步方法……‘考古’是发掘新史料，研究新史料，以准备真古史的建设工作，疑古的人需要考古，考古的人也需要疑古，破坏与建设实是以事的两面：破坏伪古史，同时就是建设真古史；建设真古史，也同时就是破坏伪古史。所以‘疑古’与‘考古’是相需而成的两种工作。”“‘疑古’与‘考古’还都只是建设真古史的初步工作，真正的建设真古史，还需要经过一个‘释古’的阶段，‘释古’是根据‘疑古’与 ‘考古’的成绩，对古史作一种近情的解释工作。有了解释，再加以证明贯述，真古史便建设起来了。所以‘释古’也并不与‘疑古’、‘考古’相冲突，也是相需而成的工作。” 所以，“‘疑古’、‘考古’与‘释古’乃是研究古史的三个阶段，是一件工作的三个方面，并不是三个学派。”[34]他进一步提出：“无论站在任何立场，抱何种态度去治史，都应该牢守一个原则，这个原则就是求真……无论站在任何立场，抱何种态度去治史，都应该牢守一个方法，那便是科学的治史方法。”而科学的治史方法，“第一是尊重客观的事实……第二是重视证据……第三是多用‘归纳法’而少用‘演绎法’。”[35]童书业不同意冯友兰、周予同等人关于古史研究中“疑古”、“考古”与“释古”几派的区分，不承认他们应各立门户，而认为是同一工作的三个阶段，相辅相成，而不是互相对立。既然如此，他们应遵循共同的原则和方法。童书业将三派平等视之，不强分优劣。而且，他以“释古”为古史研究的最高阶段。这种认识体现了对以 “释古”为中心的唯物史观派的包容和接纳，在史料派尚居主流的当日，确属先见卓识。1946年12月13日，童书业在《益世报》发表《新汉学与新宋学》鸟瞰当时学术界的形势时指出：“抗战以后，学术界的潮流确是有些变化了，这变化是由向外的考据学的研究渐次转移成向内的道理的探求。”除战时环境的影响外，“按照文化发展的自然趋势看，这种转变，是也很合历史的潮流的。”因为古今中外学术思想史的重要变迁符合黑格尔“正、反、合”的辩证法。“考据之学已独霸了三百多年的天下，到这世界和国内大势整个变迁的时候，自然又该有一种新的学术潮流兴起，这是历史的必然趋势，最近的‘新宋学’运动，可说是应合这个历史的趋势的。”“所谓‘新宋学’运动，是指近来一班喜讲道理的学者的讲道理运动。”新宋学“用汉学的实证精神来讲道理”，“是科学化哲学或思想”。童书业断言：“新汉学”垄断学坛的局面即将终结，未来是以新宋学为主流、其他学术思想并存的时代。[36]此处的“新汉学”是“五四运动的考证学”，其最主要的特色是“批判精神”，“对于传统的思想，旧史的传说，常能作勇猛无情的批判”；而“新宋学”、“讲道理运动”大概是就当时冯友兰、马一浮、熊十力等人的学术取向而言，并非指唯物史观一派。但史观之学正与此种重义理的潮流相契合，也可从中获取生存发展的合理性依据。毕竟，这与过往史料考据学人以正宗自居、排斥义理的傲慢姿态相较，已是大大的不同了。

三

从童书业对唯物史观派的评论中可以发现，他心目中的唯物史观者，与1949年之后整齐划一的正统认识大相径庭，其范围要宽广得多，成分要复杂得多。在1949年之前，政治对学术的实际控制力较弱，学术政治化的程度不高，因而唯物史观派的所谓正统与非正统、真与伪都是不确定的。当时的唯物史观派是一个非常庞大的群体，没有明确的范围，只要运用唯物史观学理研究历史者皆属之，并非中共派学者的专利。这样一来，不论是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还是李季、王宜昌，都被视为唯物史观派学者。而且，唯物史观派是开放的、动态的，可以自由出入，如胡汉民、陶希圣都曾一度成为此派学者的代表，后来又发生转向。民国时期的唯物史观派，很难说清谁是正统，谁是非正统。在所谓“托派”李季、王宜昌的眼中，他们自己才是正统，而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反而是旁逸斜出的异端。李季就曾严厉指责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方法上的缺失，王宜昌也就吕振羽的奴隶社会论进行批评。[37]显然，在他们看来，郭、吕二人对唯物史观的应用存在很大问题，未可作为正宗和典范。实际上，以郭沫若等“五老”为核心的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是1949年后逐渐确认的。其身份认定与政治强力和官方体制的渗透和干预直接有关。童书业的个人经历颇能说明这一点。他关注与涉足唯物史观较早，本来已占得先机，无奈其学术敏感性强而政治敏感度低，他通过“托派”接触唯物史观，不但没有在新政权建立后一帆风顺，反而引火烧身，在1951年思想改造运动中因之获罪。正统马克思主义史学观念趋于定型后（所谓真马克思主义和伪马克思主义史学之分，其实也是正统与非正统之分），“五老”及其外围少数学者之外的异己者，即使原本曾信从并运用唯物史观，也被一概排斥在外。因而，唯物史观派史学队伍已大大缩编。后人重新制作的学术谱系，较之民国时期的历史原貌，已经有了很大的扭曲和变形。这无疑是埋设了一个陷阱。当我们以今日的后见之明来审视和评判当时的唯物史观史学时，不免要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抗战后至1949年间，中国史坛格局正处在变动和调整之中。最突出的是唯物史观派和史料派的相对地位开始发生升降位移。史料派虽树大根深，但影响力与号召力已大不如前，其内部开始出现分化；史观派则后来居上，其声势和影响正迅速扩张。童书业观察到：“抗战以后的新史学有一个新趋势，便是一部分讲考订的史学家，渐渐注意于历史大势的研究，他们放弃了支离破碎的小考据，而去寻求通贯全史的新理论，这确是个进步的现象。”这童书业身上可以看得很分明。1945年以后，童氏被友人指责为“好谈理论”、“海派”化了，但他坚持认为重视理论是合潮流之举。[38]童书业倾向唯物史观集中体现在1935年动手、1941年写就、1946年出版的《春秋史》一书中。童氏说：“我替顾先生写的春秋史讲义附录中提出经济是历史的重心，政治文化受经济社会决定的看法，后来又把这个看法写在我的《春秋史》里。”[39]书中提出：“无论哪种社会组织，都逃不了被经济状况所决定。‘经济是历史的重心’这个原则，是近代东西史家已经证明了的，所以我们要讲社会的情形便不得不先讲经济的情形。” 本书对经济生产给予足够的重视，具体分析了西周、春秋时代的土地制度、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商业和手工业的情况以及赋税制度等，并对当时的经济水平做出了“大臻是自给自足”的估计，还下了“当时处于宗法封建制度”的结论。[40]1941年，童书业在评论钱穆的《国史大纲》时，批评其“理性指导说”带有“唯心”的色彩。他主张“历史最根本的基础是地理”，“地理的影响历史，必须通过经济，然后发生效力。经济仍是历史发展的原动力。地理环境决定经济状况，经济状况决定一切文化形态。”[41]这一时期，童氏还提出过所谓经济、地理、民族性的“三合史观”。[42]1951年，童书业在《文史哲》发表《论亚细亚生产方式》一文，重开国内学术界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以极大的热情和精力投注于古史分期问题的研讨，应是上述倾向的延续。

一叶知秋。童书业的转变一定程度上预示着历史的天平开始倾斜，史料派与史观派的易位的来临。应当说，这若干变化主要是思想学术界自然选择、自由竞争的结果，政治因素尚不占主导地位。况且与当时权力中枢接近而得到扶植的是史料派而非史观派，足见史观派的成功并非依靠政治力量，而是有其学理依据的。然而有一种观点认为，史观派能够执史坛之牛耳，完全是与政治潮流相配合的结果。史观派史学被视为政治史学、革命史学，政治性乃是其生命之所系。这差不多是褒贬双方的共识。而1990年代以后唯物史观史学地位的降落，正与这种把握和解读方式的长期存在不无关系。超脱政治决定论的支配，以客观求真的态度深入细致地挖掘唯物史观史学的学术内涵，重新诠释其学术史，或许才是医治此派危机之药石。

基金项目：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06CFZ006）

作者简介：陈峰（1976—），山东潍坊人，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讲师，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及史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