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当今中国语言学界，吉常宏先生是一位学术界十分熟悉又敬仰的前辈学者。这位年届80的语言学家以他厚重沉稳的学术功底、求真务实的研究态度、热忱耿直的为人品德在长达数十年的学术研究生涯中赢得了我们的深切崇敬。

吉常宏先生1927年3月7日生于山东省章丘县，父祖辈不愿子孙们接受日本侵略者推行的奴化教育，他幼年便一直就学私塾，经史子集烂熟于心。1951年他考入清华大学中文系，1952年院系调整后并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多得清华、北大两所名校众多国学大师的教诲，他的传统文化素养更进一步地提高，其踏实深厚的国学根底很得师友们的推许。王力先生在为吉先生《古人名字解诂》所作的序中就说：“要写一部《古人名字解诂》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深明字的古义；二是熟读经书，兼及子史。吉常宏同志博闻强记，古书底子好，所以他有能力写出一部《古人名字解诂》来。”

1955年吉先生从北京大学毕业后，留在本系现代汉语教研组，做著名语言学家、古文献学家周祖谟先生的助教，辅导本系本专业学生学习现代汉语。吉先生考入大学之前就梦想成为一名作家，还发表过相声、山东快书等文学作品，大学期间和许多同班同学一样仍沉醉于文学创作中，当时清华大学中文系主任吴组缃先生请著名作家丁玲为他们这批做“作家梦”的学子作报告，讲文学创作之路的艰辛和作家的社会责任。不成想1952年院系调整并入北大，吉先生毕业留校却做了汉语教研室的助教，他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之梦也破灭了。1958年“双反”期间，有人贴出大字报批评系主任杨晦先生主观主义，弃长用短，强迫吉先生搞语言。杨先生接受了这一批评，考虑让吉先生转专业到古典文学教研组。魏建功先生闻讯后，很快找到吉先生，语重心长地劝说他不要转专业，认为他读的古书多，古文功底深厚，理解力又强，非常适合从事汉语史和古典文献的研究，并鼓励他树立牢固的专业思想，好好工作。师生俩从晚上8点一直畅谈到凌晨1点，吉先生还因为回校时间太晚被南校门校卫训了一顿。王力先生也以自己的亲身经历现身说法，说学语言只要肯用心钻研，就一定能产生兴趣，取得进步，并不无风趣地说：“你看我，不是没像你想象的那样，成天愁眉苦脸的嘛！”还说道：“你古文底子好，不想搞现代汉语，那可以搞古代汉语嘛。何必一定要转专业呢？”同时还建议吉先生转入古代汉语教研组。受到诸位先生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真诚热烈的鼓励后，1959年吉先生转入了古代汉语教研组，正赶上教学改革和教材建设，于是马上参与到王力先生所主持的《古代汉语》教材的编写工作中去，先后为“文选”作注、撰写“通论”和“常用词”部分。《古代汉语》教材编订为教科书出版时，吉先生主动提出自己对先秦两汉的文献资料比较熟悉，想编写“常用词”部分。王力先生说：“就是你不自愿报名编写常用词，我也要点你将的。”1980年，王力先生通过教育部把当时已经在山东大学任职的吉先生借调到北京参加《古代汉语》修订工作，并特意写信敦促吉先生说：“你在《古代汉语》编写中贡献最大，马汉麟先生又不在了，你一定要来。”在整个《古代汉语》编写过程中吉先生所作的工作甚为王力先生所倚重。如今，《古代汉语》先后印刷了39次，发行170余万册，1988年获得全国高等学校优秀教材特等奖，当之无愧地成为汉语研究的经典著作之一。吉常宏先生正是通过跟随吴组缃、王力、魏建功、周祖谟、岑麒祥、袁家骅等前辈学者的刻苦学习和勤奋钻研，特别是通过《古代汉语》的编写，而逐渐形成了极具个人创见的汉语史研究思路。他特别注重汉语词汇的教学，强调汉语史的断代研究。他认为古代汉语教学说到底是词汇教学问题。他的主张得到了王力先生的高度赞扬，王力先生在《谈谈学习古代汉语》一文中说：“我们编《古代汉语》时，有一位同志讲得好：古代汉语的问题，主要是词汇的问题。所以我们学习和研究的重点要放在词汇上。”

吉常宏先生和他的老师王力先生之间既有深厚的师生之谊，也有在共同的教学和科研工作中建立起来的真挚的朋友之情，他在学术道路上的每一步成长始终都没有离开过王力先生关爱的目光。1972年初，“文革”之祸正炽，吉先生被下放到江西鄱阳湖鲤鱼洲北大干校参加劳动。数学系两位副教授合力才能放好一头牛，而先生自己就能管好3头牛，被树为“讲用”典型，但压抑的政治环境一点也没有让他有成就感。返校后，北京大学仍然没有恢复正常的教学和科研秩序，经历了一番痛苦的思考和两难的抉择之后，吉先生决定应山东省博物馆之邀，调回山东老家。这样虽然离开了他非常热爱和熟悉的北大师友们和教学科研第一线，但能解决长期的两地分居等诸多现实问题，上可以侍奉父母，下可以照顾妻儿，还可以得到些许心灵上的慰藉。游国恩先生得知吉先生即将离开北大的消息后，特地来到吉先生讲课的教室外等他，在课间休息时关切地询问道：“听说你要走啊，你怎么要走呢？北大图书馆有那么多的资料，你为什么要走呢？”王力先生对吉先生的调离更是万分不舍，亲自到吉先生居住的单身宿舍话别，吉先生向老师表白了自己的心迹，王力先生尽管表示理解，但仍难以掩饰心中的黯然神伤。吉先生在他的《了一师周年祭》中回忆说：“先生听了之后，好久没讲话。等站起来要走的时候才又说道：‘抗战胜利之后复员，我没回清华，到了广州。朱自清先生最初很不高兴。后来他想通了，才对我说：“我们这些人何必都聚在一块儿呢。你走也好。”——‘你走也好。’”王力先生把26年前朱自清先生对他说的话又重新拾起，送给了自己的学生。当时游国恩、王力两先生都还身陷“牛棚”，为了一个后辈学者的学术前途，不避风险，恳切关怀，恩师们的拳拳深情，前辈学者对后学的珍爱和期望，不仅感动着吉先生，而且也一直是吉常宏先生献身祖国教育和学术事业的巨大动力。数十年来，吉先生先后在北京大学、山东大学讲授写作、语法修辞、文字学、汉语史、汉语词汇学等课程，很受学生的欢迎，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现在正活跃于汉语研究和教学领域的优秀中青年学者。

1976年，由华东五省一市协作承担的国家重点文化建设项目《汉语大词典》的编写工作展开，吉先生被借调至《汉语大词典》山东大学编写组，1980年正式调入山大，任编写组负责业务的副组长。当时，受到王力先生殷切期望和赞许的他的个人专著《古人名字解诂》已完成上册50余万字，被商务印书馆接受，但是，为了编写出代表新中国学术水平的大型中文工具书，作为一名有强烈责任感和献身精神的语言学家，吉先生不计个人得失，毅然决然地放下手头正在进行的个人著述，投入到《汉语大词典》的编写和审阅工作中去，而且一干就是18年！1984年后，作为《汉语大词典》编辑委员、分卷主编、《汉语大词典简编》副主编的吉先生，长期在上海进行定稿工作，家中有年近九旬的老母需要侍奉，单位有研究生需要培养，自己还身患眼底囊肿、高血压、心脏病等疾病，五六年间，吉先生往来于上海和济南之间，克服了重重困难，在《汉语大词典》编纂工作中勤勤恳恳，严谨而多有创树，深得主编罗竹风先生的器重，也得到了上海《汉语大词典》编纂处同志们的好评：“经吉先生处理过的稿子，我们放心。”《汉语大词典》1994年获国家辞书专项奖一等奖、首届国家图书奖一等奖，他主编的《汉语大词典》第三卷1990年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吉常宏先生等为《汉语大词典》的编写和出版做出突出贡献的专家和工作人员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受到了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亲切接见，《人民日报》、《文汇报》、《新闻出版报》、《大众日报》、《山东画报》都相继报道了他的事迹。吉先生毫不吝惜地把自己学术生涯中最富创造力、最宝贵的18年贡献给了祖国和人民的文化事业，这期间他忍痛索回了已经送厂发排的个人著作《古人名字解诂》上册稿件，直到2003年，这部128万字的中国名字训诂学的集大成之作才由语文出版社出版。巨著一经推出，马上就作为中国传统训诂学发展史上划时代的优秀成果而备受学术界的推崇，成为一部为广大学者经常援引的学术专著。

吉常宏先生精于文字训诂之学，深得乾嘉朴学真髓，其学术主张也极具前瞻性。作为学术带头人，他承担了多项国家及省部级科研项目，他主编的《汉语称谓大词典》2002年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国家辞书奖二等奖。这是一部汉语称谓学领域的鸿篇巨制，“无论在规模上、学术价值上和实用价值上都超过了以往的辞书，堪称称谓词典编纂史上的里程碑”。他勤恳敬业，多年来笔耕不辍，著作丰赡，他更是一位思想严谨的学者，从不妄为无用之文。他主编的《中国古代语言学家评传》、独立撰写的《中国人的名字别号》等学术著作，也都受到了海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目前，吉先生正致力于山东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增订古人名字解诂》的写作工作，有关名字训诂学的理论性专著也在写作中，我们热切盼望吉先生有更多的学术成果赐惠学界，造福学子。20世纪80年代，李予昂先生为吉常宏先生题词：“博学鸿词，嘉惠后世。”可谓实至名归。

原载《中华读书报》2005年6月29日

吉常宏先生(谷永威摄影)

吉常宏先生与王力先生合影(1980年于大明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