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5日下午，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和山东大学研究生院共同主办的“尼山国学大讲堂（第三十九讲）”在知新楼第五讲学厅举行。四川大学文科杰出教授罗志田先生担任主讲人，以“五四时期文化与政治的互动”作为本次讲座的主题。儒学高等研究院李平生教授主持讲座。杨华老师、李扬眉老师以及历史文化学院刘家峰教授出席了本次讲座。

罗志田教授在报告开篇即清晰指出，在观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有三点需要做一定说明：（1）特别注意陈寅恪先生提出的“以观空而观时”的方法论在研究五四时期问题时的运用；（2）明确今日所说之“社会”“政治”“文化”等概念，极有可能与过去不同；（3）五四时期文化与政治的互动从未割裂。

讲座伊始，罗志田先生讲明，观察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要参考陈寅恪先出的“以观空而观时”的方法论，即用看空间的眼光去看时间，反之亦然。他讲道，学者在研究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五四运动等一系列政治事件时，都大致采用时间模式，不太考虑空间因素。但一系列细节事件表明，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掺杂着诸多横向的空间要素，因而在思考五四时，要将其放进时间和空间的共同范围内。

紧接着，罗教授谈到“文化”“政治”等词的定义，并将其划分为三个阶段：（1）清朝是“天下的时代”，没有“社会”“国家”“文化”“政治”等词，不存在这种区分的概念、门类和范畴；（2）五四时期“天下的时代”消逝，出现了新的国家和社会，在此基础上所谈论的文化和政治对这一时期的人来讲是“现在进行时”；（3）现在我们所讲的社会和政治属于“过去完成时”。因而罗教授指出，在研究五四时不能用“过去完成时”理解“现在进行时”，而要把问题放在上下文的脉络中去。

罗志田教授认为，“政治”是一个外来词，它的意思也是在不断变化的。例如，胡适等人翻译而来的“实际政治”一词，意味着还潜在有“非实际政治”，总体是比较宽泛的概念。最近三十年，西方对政治的定义也有明显的扩张，例如按照葛兰西的理念，新文化运动期间青年所关注的文学、家庭、平民教育、青年、女性、劳工以及五四之后的科学与人生观等，全都属于政治的范畴。“文化”传入中国后变化同样非常大，总体来讲是扩张的。五四人的政治观念可能是滞后的，但其文化观处于超前地位。胡适整理国故的目的，就是做成一部中国文化史，其中就有政治、国际交通，说明政治就包含于文化之中。他着重强调，文化和政治的关系直接牵扯到五四运动的定义，两者是五四运动中两大重要主题，两者之间的互动跟五四本身具有非常密切的关联。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文学革命作为开端，文学革命是一个直指政治的开放的革命，文学革命中难以解决的问题便延伸到思想政治层面。在这一时期，文化和政治一直关联密切。

最后，罗志田先生就五四时期文化与政治的互动过程作了较为详审的说明。他指明，民国二年（1913）时，读书人中的优秀分子热衷于参与政治运动，这可以视作“天下时代”的延续，在这一时期是用新的形式贯彻传统主张。而张东荪在当时认为，民国七年（1918）以前的人以为政治有希望，所以读书人投入到政治中去，到了新文化运动到五四运动期间，即广义的五四的前半段，很多人深感政治无望。民国初年对政治的态度反映出三种心态：一为蔡元培提倡的不谈政治，让政治自行发展；二为读书人应积极投入政治，视为一次改变中国的机会；三为民国三年（1914）至民国七年（1918）持续的民国不如晚清的说法。其中不谈政治的观念流行几年之后成效不大，同时五四运动把新文化运动引领到政治方面，此时谈政治的风气重新流行。后来新文化人分化，胡适也秉持“我们回来谈文化就是为以后的政治确立一个好的基础”的观点。由此可见，文化和政治在五四期间从未分割，而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罗志田教授以睿智的思维、丰富的史料，呈现了一场具有历史现场感的精彩讲座。他的报告深入浅出、见解深刻，不仅使在场师生得到一次重回五四的思想历程，还有方法论上的启迪。报告会结束后，在讲座的互动环节，罗志田教授就胡适整理国故的“国故”所包含的内容及其意义、历史发展过程中“民心可用”的命题、历史想象的方法论意义，以及如何在研究中打破政治史和文化史的区隔等问题，作出了有独到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