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2月12日，由山东大学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尼山学堂共同主办的“儒家文明论坛（第四十六期）”在知新楼A1916举行。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儒家文明协同创新中心访问学者、台湾大学名誉教授古伟瀛担任主讲人，讲座由王学典教授主持，李平生、陈峰、郭震旦、李扬眉、杨华等多位老师出席讲座。

讲座伊始，王学典教授向诸位来参加讲座的师生谈到，古先生作为台湾史学的参与者、观察者和感受者，本次的演讲是对近六十年来台湾史学变迁的现身说法，并相信古伟瀛教授的此次报告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信息和启发。

古先生正式讲解本次内容之前指明，此次讲座是以前四次小型系列讲座的信息为依托，但会加入新的见解与内容，是对近六十年来台湾史学变迁的总结与概括。并且，古教授的本次讲座独具特色，是依据“ego--history”（有我的历史）整理而成，即在叙述过去的事件中有本人参与的一种史学著作。此次讲座就是将古伟瀛教授本人在过去约五十年来所观察到的，以及亲身参与的台湾史学的变迁，进行论述。

首先，古老师介绍了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内地史料派的移植。他认为，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傅斯年领导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和台湾大学，对台湾史学界学风影响颇深。总体看来，中研院在史学研究的早期未曾重视历史哲学及社会科学。同时，古老师结合在台大历史系求学的自身经历，生动地介绍了“史料派”史家方豪先生对其本科学业的教导，也颇具趣味。

其次，古伟瀛教授指出，台湾史学在1970到1990间的最大特色是向西方取经。五十年代台湾史学的“史料学派”特色在六十年代后期逐渐式微，与此同时，伴随着台美关系的加强、海归学者的陆续返乡，台湾史学经历了一场西方行为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洗礼，引进了大量欧美新出台的理论和方法，例如韦伯理论、年鉴学派以及量化史学等。古教授本人在台湾也开始在“食货月刊”介绍一些量化研究的方法以及应用于中国史料的例子，并陆续在量化史学领域发表过几篇文章。在这一阶段，郝延平、逯耀东、许倬云对当时台大的硕博士也有显著影响。

接下来，古教授介绍了台湾社会科学及史学的“中国化”趋势。1970年之后，台湾学者使用的西方社会科学的理论以及方法逐渐出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例如陶晋生曾就西方的学术理论在中国学术界的应用提出质疑。古伟瀛教授在讨论量化方法应用于中国史料中时，就深觉分类的标准有“中国化”的需要，并对“学术中国化”作了一定程度上的反思，认为只要研究是以中国人的主体性，或者中国人的意志来进行，就是“中国化”。

紧接着，古先生介绍了台湾史学变迁的第四阶段，即九十年代以迄于二十一世纪初期的新文化史及本土史学时期。他讲到后现代史学与新文化史的互补关系，这一时期台湾政治局势剧烈变迁使得去中国化的政策愈发强烈，台湾本土史学空前蓬勃发展。古伟瀛教授结合自己在加拿大留学经历，谈到后现代史学兴起的因素，主要包含两个层次：一是越来越多人对当时的建筑艺术等方面呈现的“现代主义”感到不满，想有所创新；二是某些学者对于现代史学著作的不满。他们发现在“现代性叙事”的架构下，以西方或权力拥有者为中心进行线性的叙事，许多弱势的声音被压制或挪用。于此此时，台湾史学界有了一些新的变化，例如，关怀的焦点的转变，反对线性叙事，微观史学与 “日常生活史”的热络。

最后，古伟瀛教授表明，他期待两岸资料能够互相开放，中央及地方档案自由使用，理论与方法互相切磋，研究角度及立场能够互相认识及了解，人员经常交流往来互访，共创一个辉煌的中华历史研究的黄金时代。

本次讲座在同学们与古伟瀛老师的提问、交流中圆满结束。王学典教授、李平生教授对本次讲座进行了总结，对古伟瀛先生带来的丰盛的学术大餐表示感谢，并认为古先生的讲座为我们了解当下中国社会、中国史学、中国文化的变化提供了丰富的信息含量和学术含量。在讲座结束之际，王教授代表学院对古伟瀛先生数月来在学院所奉献的学术信息表示衷心的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