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8月31日上午，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儒家文明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联合主办的儒家文明论坛第137期在知新楼A座2106室举行。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苏芃应邀作了题为“域外汉籍古写本研读偶识”的学术讲座。讲座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何朝晖教授主持，山东大学文学院吴柱教授以及来自儒学高等研究院、文学院的数十位师生参加了本次讲座。

 讲座伊始，何朝晖教授对苏芃教授的到来表示热烈欢迎。他指出，苏芃教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经典、古代字书及相关古写本研究，曾参与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修订工作，为修订组主要成员。撰有《春秋三传研究初集》，整理出版《史记讲谊》《古写本玉篇残卷汇编》等，在写本学研究方面成果丰硕，影响广泛。

 苏芃教授首先对“域外汉籍古写本”的概念进行了界定。他指出，域外汉籍是指中国本土以外、由域外士人用汉字撰写、抄录、刊刻的各类文献，也包含流散到海外的中国典籍以及这些典籍在域外衍生的汉文文献。古写本则是指雕版印刷术推广使用以前的写本文献，以及据这类写本摹抄的文献。他强调，域外汉籍古写本多保存早于宋元刻本的文本形态，部分为国内已佚的典籍，学术价值十分突出。

 随后，苏芃教授围绕内证研究、校勘研究、形制研究三个视角，结合具体实例，分享了关于域外汉籍古写本的治学心得。

 在内证研究方面，苏芃教授以日本宫内厅藏江户晚期写本《史记·高祖本纪》为例，展示了如何通过字形、用字特点判断写本的年代与来源。他指出，这一写本虽抄写年代较晚，但通过考证可判断其底本当为六朝时期的《史记》古本。苏芃教授还以《史记·项羽本纪》“垓下歌”的五句版异文为例，从音韵学角度论证了“废”与“世”“逝”在上古音同属月部，而到《切韵》音系中已分属不同韵目。通过考察先秦至魏晋南北朝韵文中的押韵用例，他认为五句版《垓下歌》绝非日本学者的杜撰，当有较早的文本来源，其文本年代大体不会晚于公元五世纪。此外，苏芃教授还以“愿”“廿”“卅”“卌”等常用字的历时演变为例，说明字形变化可作为文献断代与辨伪的重要参照。他还介绍了《玉篇》残卷中避南朝梁讳的现象，指出顾野王编纂《玉篇》时，凡遇“统”“纲”“顺”等常用字，皆作同训改字的替换处理。

 在校勘研究方面，苏芃教授强调“校勘学是一种研究方法”。他以《左传·昭公四年》叔孙豹“旦而皆召其徒”一段为例，展示了如何通过《玉篇》残卷、《文选》李善注等他校材料，发现传世本“召”字实为“占”字之讹，“占”应释为“窥察”义，这一义项在先秦即已出现。他指出，在今天这个数字时代，“他校是变化最大的”，数据库检索可以迅速关联大量相关材料，为校勘研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意味着一个“他校时代”的降临。

 在形制研究方面，苏芃教授介绍了日本宫内厅藏《史记·范雎蔡泽列传》古写本的独特形制。该写本正面为《史记》正文及裴骃《集解》，背面对应位置分别抄有司马贞《索隐》和张守节《正义》，对应关系极为严格。苏芃教授指出，这一现象与六朝隋唐时期流行的“隐义”“音隐”书籍形制有关，即将音义注解内容抄在对应的纸背位置，便于读者卷轴阅读时随时翻看。进入雕版印刷时代后，线装古书每页纸背已无处落墨，这种形制在我国便彻底消失了。因此，这一古写本“对于我们认识已经消失的古书形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讲座最后，苏芃教授鼓励青年学者重视校勘方法的训练，并分享了自己的投稿经验，强调作者与期刊编辑部之间应该是平等的关系，建议大家投稿以后，要大胆及时与编辑部沟通，追踪稿件进度。

 在交流环节，现场师生围绕《诗经》校勘中的音近字问题、日本与朝鲜半岛汉籍流传差异、避讳字研究、石刻文字中的合文使用等话题踊跃提问，苏芃教授一一予以详细解答。

 吴柱教授在总结发言中指出，从事中国古代文史研究，最理想的状态需要具备两个基本功，即文献学和小学。以文献学和小学作为治学的工具，从事经典研究，从事文学、史学、哲学的研究，将无往而不利。尤其是在今天强调打破学科壁垒的背景下，小学和文献学的功底显得尤为关键。具有文献学意识和小学基础，对于文史研究非常必要，即使不专门以训诂学或文献学名家，了解其学术理路也会在自己的研究领域中获得启发。

 何朝晖教授指出，相较于刻本时代的版本鉴定，写本时代相关信息更为稀缺，鉴定难度更大，需要掌握文字学、音韵学等多方面知识。苏芃教授讲座中所揭示的内证、校勘等方法，为版本鉴定提供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

 讲座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