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泽逊对尼山十期的讲话

（2021年9月18日）

一、尼山学堂的历史使命

尼山学堂回头看，你们是第十届。浙江大学古籍所有一个副所长叫贾海生，是从兰州的西北师大到浙江大学读博士后，然后留下的。在西北师大有个老师，叫郭晋稀；郭晋稀先生有个老师叫曾运乾。在民国年间，传统音韵学代表性的人物是黄侃、曾运乾，他们的结论几乎是一致的，而方法不一样，甚至现在认为曾运乾的方法更先进。不过曾运乾主要的功夫在于研究古代的数学。他当时有一本书。因为前面我在带着学生们校《尚书注疏汇校》，花了若干年的时间，有些地方费解的时候会查别的书，比方说会查王先谦的《尚书孔传参正》，这个是今古文都有的，伪古文也在内的；有的时候也看台湾的屈万里先生，他有一个《尚书今注今译》，这个看起来好像比较容易懂。屈先生是山东鱼台人，曾经是山东图书馆采编部的主任，山东图书馆当时的馆长是国学大师王献唐，日照人；他应该是王献唐的学生，是台湾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中央图书馆”馆长，同时还是东吴大学兼职教授；在台湾有好几任的中文系主任都是屈先生的学生。看屈先生这本书，我感觉还是比较好，容易懂，也准确。但是，曾运乾的《尚书正读》没大有什么旁征博引，伪古文也剔掉了，所以他只是标点本的，32开三四百页。这本书倒可以买一本，因为当你感觉到迷迷糊糊，看了几家也不是很明白的时候，看了曾运乾的解释，就觉得非常好。曾运乾的音韵学不是很显赫，因为他只教了一个徒弟，就是郭晋稀；郭晋稀先生也只传了一个人，就是贾海生。

贾海生老师在继承曾运乾的音韵学这方面可以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人物。他对《周礼》《仪礼》《礼记》都有很深的研究，把目前出土的青铜器几乎都看了，从里面寻求相关的信息来和《仪礼》对照。他写了一些文章，大概每一篇都在七八万字左右，甚至能达到十万字。我认为他是一个高人，当然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来请他给尼山学堂上课。他是邹平人，邹平倒也出了一个人物——伏生，汉朝初年传《尚书》的伏生，是贾老师的乡前辈吧。贾海生先生对尼山学堂极为赏识，认为这是目前最为理想的培养国学的一个班，说尼山学堂要是招满十届的话就了不得了。我当时说可能能招满。招满第三届的时候，我就给同学们说过：“假如因为不可抗拒的原因不能再招，也就是说只招了三届，那么尼山学堂如果能成功的话，也就成功了。”什么意思呢？尼山学堂能不能成功，终要在十五二十年后来看。也就是说，它的最好证据是在座的各位是否成了杰出人才。

什么叫杰出人才呢？就是具有跨一级学科的影响力的人才。比方说，季羡林先生是什么单位？北京大学。北京大学的什么系？东方语言文学系，叫东语系。他最拿手的是吐火罗文。这种在西域早已死亡的文字，全世界没几个人认识。他也曾经向陈寅恪请教（因为他是清华大学的学生），陈先生就推荐他上德国去学。他在德国的老师应该是这个世界上少有的吐火罗文专家，二次大战的时候应征入伍，就把他交代给了自己的老师。他在德国学了十年，二次大战结束才回来。季先生是山东临清人，在济南上了八年的中小学，业余班只上古文和外文两个班。他背了大量的古文，外文学得特别好，然后就根据陈寅恪先生的推荐到西方留学去了。等到二次大战结束，他才回国到了北京大学。当时北大的副校长汤用彤（有个儿子，叫汤一介）和陈寅恪他们都是哈佛回来的，但都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你们现在可能觉得很难理解。（因为他们）没有这么多钱，选择了不要学位，要学问，这可能和我们现在的理念不太一样。所以贾老师对尼山学堂这么重视，已经超越了所有的文凭、所有的名分，是希望我们能够出一些杰出的人才，他大约相信一定能出一些人才。

季羡林先生他不是我们学科的，非文非史非哲。他是东语系的，学吐火罗文，为什么他会具有跨学科的影响呢？这就叫杰出学者。优秀学者也不过是在本学科领域内具有影响力，当你是一位历史学家，知道你的就都是历史系的；出了历史系之后，知道你的人就非常罕见了，但你在历史学界还是享有盛誉的，这属于优秀学者，不是杰出学者。学堂要出杰出学者的话，很可能要二十年才能看到，所以我们现在说尼山学堂很成功，没证据。

为什么说当招三届的时候如果没有杰出学者的话就可以停止招生？因为如果三届学生都没有出一个杰出学者的话，就说明学堂的路子不对。我作为从业人员，在这个行当里至少不是门外汉。从我的个人成长看，尼山学堂肯定是对的。也就是说，尼山学堂会出现杰出学者，也会出现优秀学者。优秀学者至少代表本学科的先进水平，而杰出学者比这还要高。我们具有培养杰出学者的条件，因为我们是跨学科的教学。像王学典院长所说的，非文非史非哲、亦文亦史亦哲。这是尼山学堂真正的好处。

二、尼山学堂如何培养人才

1.课程设置

尼山学堂在我们国内是非常独特的。我最近这几天都在加班加点，一直加到今天六点半，完成了中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起草论证工作。昨天校长问我们到底需要什么制度，我就和起草小组的几个教授讨论怎么样才能出现杰出人才。难道我们真不知道吗？我们肯定是知道的，可是我们写出来的这个论证，为什么和人家差不多呢？就是因为我们在遵守着一些固定的思维模式。所以我说了几条，第一条就是要改变招生制度。对尼山学堂来说，这个改变是什么呢？当你进入大学之后，比方说，你考上了文学院中国语言文学专业，也要进行一次入学考试，通过这个考试来分班。分什么班？如果要学习文学理论、美学，就到那个班；学习语言学，就到这个班。分完以后，把我们所有的课程分作两部分，都是必修课。其中一部分叫做专业基础课，也就是说，中文系必须学这一些课，比如说古代汉语、现代汉语、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还有一门叫文学概论，只有这些课是必修课。其他的课都各归专业了，比方说我要讲美学概论、西方美学史，那到美学班去就好了。两门课加起来才能打个底，当然还需要有若干门选修课，这是教育部的规定。也就是说要做专业课的切割，必修课都得修，然后专业课要分出来，不能够无差别培养，无差别培养是出不来人才的。

尼山学堂的招生，大家知道是一张考卷，就是一段文言文，来自于二十四史。大家面对同一张考卷，考进来了——即使你考得很靠后，因为最后一名也是已经考过山东大学，不差，那么入选的这个二十多名，当然都是优中选优了。这样我们培养起来才能步调一致，大家在一起得有共同的根基。但是你有这个根基，你不一定成为一类人才。我们说尼山学堂是个大花盆，有很好的土壤，很好的肥料，很好的水分，很好的阳光，但不可能开一种花。为什么不能开一种花呢？因为人性是不一样的，而人性不能改变。也就是说，我给你同样的条件，由于每个人是不一样的，就不能走同一条路。我们也出了学习人类学的，比如刘芝茜，她到了贝鲁特美国大学学习人类学，这是中东地区排名第二的大学。中东地区非常乱，但是她去了，硕士毕业以后就被哈佛大学选中。在她上本科的时候，有一篇论文被南开大学历史方面的一个学会选中了，尼山学堂就给她解决路费、住宿，让她去开这个会。当然推免的时候，她第一时间就放弃了这个推免名额，让给了别人，说要出国。我们是百花齐放，但是我们也有个共同的根，要不然的话，我们怎么能坐在一起学习呢。我到文学院当院长，就没有办法这样招生，我说了不算。他们有教育部的教学大纲，无法超越。

但尼山学堂要开什么课，我可以说了算。我开教授会议，根据章黄学派的黄侃先生培养国学的开课框架来开课，根据台湾大学、北京大学建国以前的门类来开课——叶国良教授是台大文学院院长，他给我提供了这些东西。其他的院系没办法改变开课框架。也就是说，你招来了好学生，你必须给他摆上这样一桌菜，才能成才。不是说摆够样数就行，这个质是不同的。当然，你要开这个课得有这样的老师，我们山东大学无法凑够这些老师，于是就在校内外请老师——不会因为没老师而不开这门课，因为这门课是不能没有的。《周礼》《仪礼》《礼记》这种课非常难找老师，但我们都找到了心目当中理想的老师。那么招来好学生，开了好课程，找来了好老师，达到这三好，才能培养出好学生。其他哪个院系能办得到？其实我填的那个表上的这些所谓的办法，就是尼山学堂的办法。只有咱们尼山学堂是这样。我想在未来的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间，要在国学行当具有较高的能力，可能都是尼山学堂的学生。

2.培养模式

现在我们国家出土了一些物件，主要是湖北地区的楚简。简出来以后，总得有人先认识上面的字。认识的人大部分都是吉林大学毕业。为什么？因为他们有一门课叫文字构形学——专门认字的学问。认识这个字能不能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呢？不一定。《老子》这本书我们有多少字不认识？不多吧。《老子》我们能够很好的解释吗？很困难吧。所以认完了字以后，剩下的任务第一件事情是训诂学，就是要知道字义和词义。和训诂学绑在一起的是古汉语语法，这是锐利的武器。因为语法不仅仅是字词的排列规律，同时还有大量的令人难以捉摸的虚词、虚字。这些虚词大多由实词虚化而来，单纯的语法功能无法翻译，没它不行。所以要学训诂学，同时学习文言文语法，这样你才能够在字都认识的情况下来解释这个文本。训诂学又有赖于字形，我们汉字是表意的。同时还有所谓因声求义或通假。训诂学的辅助是文字学和音韵学，当然你要是学习古代诗歌的声律，那主要要学音韵学，那就不是训诂学的辅助了，另有其功能。我们就是要进行这样一些专业的训练。

当然，在这之外，也要进行论文写作的训练，就是我们一年一度的论文报告会。这种训练非常重要。也就是说，究竟是打好基础再研究呢，还是一边研究一边读书呢？应该是一边研究一边读书。打好基础再研究不现实。为什么不现实呢？因为人生太短，来不及，道理非常简单。文学院大一的学生，我给他们讲修身课，带他们到灵岩寺去考察，让他们一人认了一块碑，给我录入标点。有很多人字都不认识，（因为有很多的）俗体字、怪体字。他们来问我，我让他在群里拍照问，就有人马上就能认出是什么字，也就是说这个学生有专长。其中一个学生，他认的那块碑是元朝的，上面写着灵岩寺从余杭——现在杭州余杭区——那里请来一部大藏经。我问这位同学，你知道这部大藏经是什么藏吗？他说不知道。那我说你查查中国的大藏经有多少？没几部！全世界也没存多少，然后福州东禅寺有的，宋元之间也有，明朝也有南藏、北藏，明朝末年还有嘉兴藏。这个藏是哪一部呢？他查了：在元朝，余杭可能有个普宁寺，它的一部藏叫普宁藏。那我问普宁藏到灵岩寺这件事情，有人知道吗？普宁藏还有传世的印本吗？他说有，不多。他根据这个碑来查考，这部大藏经刊刻成功的时间，几乎就是灵岩寺（离济南80里路）获取这部大藏经的时间；也就是说，它是现在已知的普宁藏最早的一部印刷本。可惜这部书已经失传了。他这个收获是具有创新性，也可能不是很大的事情，但可以说是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这是非常可喜的。一个大一的学生，他有多少学问，连碑都断不开句。难道他不能从事研究吗？难道要把五经四书都读了才能知道普宁藏吗？不是那么回事儿。也就是说，打好了基础再研究这一结论和方法都是不成立的。但是毫无疑问，将来你能成为大学者不是靠这种很偶然的发现，系统的基础无法绕过的。这个大一学生从事的这种研究是抽查式，或者在考古学上叫盗墓式。由于他掌握了这个墓葬的结构，直接打洞下去，拿来宝物出来；并不像我们的考古学家要讲地层，像开露天煤矿那样大面积的动土。但你得承认，我们现在考古学家的很多本事都是盗墓人发明的，连这个铲子——洛阳铲都是盗墓人搞的。如果他不行的话，你为什么要向他学习呢？所以这个研究方法应该是灵活的。我相信通过他整理灵岩寺这块元朝的碑，他会有一系列的学术收获。比方说他知道了佛教大藏经在中国历史上刻过几次、有哪些存在，几十年也忘不了，你要他看这方面的书，他大部分都记不住。为什么呢？因为他带着这种探索的任务去看书的，对他大脑的刺激程度很深，所以他忘不了。第二点，就是说他对灵岩寺的碑刻有什么用，他就明白——看着没什么用，实际蕴含着信息，就看你能不能看明白了。另外，我们大一的学生繁体字也认不全的，当然他可以有第三种体悟：大量在我们今天看来是简化字形式的，在这块碑上已经是这样。而对应它的还有一个繁体字，当年它却没有用。也就是说，不是我们今天的简化字转繁的时候都转成繁，说不定还有转简的。这类情况还是比较多的。就像“干勾于”不能乱转，《尚书》里面基本上都是“干勾于”。像这类问题，不看原典、不看辛亥革命以前的出版物、不看1949年以前的版本，你无法认识简化字之前繁体字系统是什么样的。我们现在用的课本，也都是新时期整理的古籍整理繁体字本，还不是1949年以前的。当然要在电脑上调出图像来对我们来说毫不费事。问题是你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愿望，如果有，比如说因某种需要，要检索1949年以前的版本，可能你就进步了。汉字是中国文化一个巨大的成就。它不是遗产，至今还在使用。但是创造汉字——并且从创造之日起不断地改进、增加，当然也在减少，也在规范——这一项活动，很多人都做出过贡献，它是一件了不起的文化成果。我们当然得学习汉字，因为我们要看的书都是汉字记载的，认字的学问就是一门大学问。

尼山学堂开这些课，是经过反复的讨论，怎么样把你们培养成水平高的人才，所以希望大家选择刚开始，要有自觉性，也要有使命性。为什么？我们再不培养的话，我们高端人才就要断了，会非常少，比起老辈来说会出现倒退。其他地方我都管不了，尼山学堂应该有这个使命感，甚至应该有这个危机感。现在人才匮乏，就是高级毕业生、博士生满天跑，但是高级人才、学问精到的人才的比例非常低。在座的各位，将来能够成为学问很精到的学者，这是我对大家的一个期盼。

我的讲话可能和今天的主题不合拍，太严肃了。但是办尼山学堂对我来说，是件非常大的事情。我们从办尼山学堂到现在，校长已经换了三届，每一届都非常重视，不是一般的重视。但是我们现在却无法去宣传，更不能去推广。学校能给我们开出一片自留地来，这真是校领导的一个了不起的举措，将来说有什么功的话，首先是校领导的功劳，尤其是徐校长、张校长，非常了不起。我们现在的樊校长是经济学家，我想她肯定知道当年的初衷，也看得见我们的成果。

这是纯粹的事业，没办法从其他的方面衡量。希望你们在尼山学堂也要首先考虑这个任务，然后再考虑你的毕业、你的工作——我想大家不可能找不到工作、你的未来这些看得见的东西，要先把学业做好之后再来考虑。

整理 | 尚树青 魏辰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