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12日—13日，由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中国史学研究所、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20世纪中国史学通史》”课题组主办的首届“20世纪中国史学”前沿论坛在山东济南召开，共有来自全国20余家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及学术期刊的40余位学者与会。

21世纪已经走过了四分之一，而将“20世纪中国史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学术单元、专门的学术史研究对象的探索，却才刚刚起步。本次论坛一方面是对“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历史与现状进行梳理总结，探讨未来的创新路径；另一方面是对“20世纪中国史学”本身进行深度剖析，汇聚当代学者的前沿思考。王学典（山东大学）提出，在历史与史学不断前进的历程中，“20世纪”的意义都是作为起点而永远存在的。必须坚持将学术史还原为社会史的原则，立足整个社会思潮与学术思潮，来评估20世纪史学的走向和形态。陈峰（山东大学）指出，“20世纪中国史学”长期以来被当作时间刻度上的常规概念，而未能将其“问题化”，它应当是一个建构性、开放性、可塑性的概念。今后必须立足历史学科的整体进展，走出史学史研究的内循环，充分利用关于“20世纪中国”研究的新理念、新方法、新成果推进“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郭震旦（山东大学）分析了目前史学理论发展的前沿动态，认为史学理论代表史学研究观念的水位。当代史学理论研究的两大趋势，一是不断面向现实与公众，二是走向细分学科和专门领域，史学理论通过革新诠释范式，正推动史学研究突破传统认知框架，构建更具解释力的多维分析模型。以此为开端，与会学者在思想的碰撞中持续深化理论思考与学术实践，为推进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究创新提供示范。

1.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学术谱系与理论构建

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兴起，堪称20世纪中国史学史上最具范式革命意义的事件，它形成了崭新的理论体系，实现了对传统史学范式的超越。与会学者聚焦马克思主义史学如何扎根中国经验、以科学方法重塑历史解释框架、构建新知识体系，从多重维度解析其理论特征与时代价值。

朱发建（湖南师范大学）从历史观与研究方法的变革、对历史阐释的注重等方面，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新史学”的三重超越。何刚（乐山师范学院）从马克思主义与唯物史观之间的关系入手，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无需使用“唯物史观史学”的概念对其进行重塑。李长银（山东大学）希望通过揭示欧美历史哲学与国内相关文本的学术关联，来阐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体系构建中的开放性。王应宪（华东师范大学）关注早期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在知识生成中的承袭与转化，从理论与史料来源角度对李平心的《中国近代史》进行分析与“有限度的批评”。朱茉丽（曲阜师范大学）认为马克思主义的人类起源叙事，解构了殖民知识体系下的“人种西来说”，重构起了本土化的人类起源解释框架，体现出了科学原则、民族立场、国际视野的统一。黄广友（山东大学）提出，延安史学推动了中国历史研究更加关注近代、重视阶级斗争、注重史学功用，推动中国史学研究重心发生了明显转移。

2.中外交流视野中的中国现代史学

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的对话互动，是20世纪中国学术现代性生成的重要维度。本土学人在吸收域外学术资源的基础上，逐步实现了理念与知识的创造性转化，形塑了20世纪中国史学的面貌。与此同时，中国学术在积淀与创新中不断突围，参与到更广泛的思想交锋与话语博弈当中，并对世界学术产生影响。

崔华杰（山东大学）提出，明清以降来华西方学人的中国史书写，不仅续写了世界历史知识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中国板块，同时开启了中国历史作为一门学术在英语世界的生成历程，展现中国史学对世界学术的独特贡献。杨华（山东大学）认为《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一书是跨越国界与学科限制的产物，具有超越单纯学术研究意义的现实价值，同时又体现出中外学术交流中存在的知识与立场之间的微妙抗衡。王传（华东师范大学）着眼于《江村经济》以及与其相关的书评与序言，关注它们的生成背景与问题焦点，勾勒出中国社会学知识进入国际学术界的历程，以及其在国际学术语境中的新定位。马少甫（榆林学院）认为美国开国元勋的中国观，体现了他们兼收并蓄的开放文化理念，为日后美国文化的多元并存奠定了基础。

3.20世纪中国史学思潮、流派与史家

19世纪末20世纪初，全球范围内的“新史学”思潮蓬勃兴起。而在中国，以梁启超为代表“新史学”作为传统史学向现代转型的重要标识与枢纽，形成了多元并进的思想谱系。他们自觉承担起改造传统史学、构建中国现代史学的历史使命，并在本土学术传统与西方史学思潮的碰撞交融中，形成了中国史学现代化的独特路径。

朱洪斌（南开大学）强调20世纪的“新史学”运动一面体现着中西学术交织渗透，同时又蕴含着内部不同文化观与学术思想的交锋与对，内观其发展趋向，则又衍化出新汉学、马克思主义史学、民族文化史学和社会科学化史学的四种潮流。姜萌（中国人民大学）提出，当代中国史学正在发生“碎中求通：史学宏观思考的再兴”“去塞求通：从跨学科治史到学科融合”“危中求通：文明互鉴研究的兴起”三个显著变化。颜克成（云南民族大学）认为人类学、民族学与历史学之间的紧密联系为近代史学转型提供了新典范。察应坤（山东大学）认为钱新祖与余英时围绕清初“考证学”兴起问题的学术争锋，是传统陆王学派与程朱学派论争的新延续。

在学人研究方面，刘承军（山东师范大学）关注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学人筹措经费进行学术建设的历程。刘开军（四川师范大学）着眼于刘咸炘推介“推十学”的学术实践。谢进东（东北师范大学）分析了雷海宗“以兵释史”的独特学术视角。汤莹（山东大学）诠释了顾颉刚的中华民族观与中国近代民族史研究的理论建设。范静静（清华大学）从顾颉刚与“清华园”的关系入手，展现晚清向民国过渡的一代学人的历史际遇。张秋升（天津师范大学）重点发掘了陈恭禄在史料学上的重要创获与影响。赵满海（曲阜师范大学）立足汪宁生的民族考古学提示出跨学科融合学术路径的必要性。黄仁国（曲阜师范大学）从黎澍的近代史研究出发，提出中国近代史自主知识体系的构建中自主性与主体性的统一。解祥伟（聊城大学）以李光涛在明清史研究中的特殊价值为基点，讨论如何提升明清史研究的水准。朱斌（江苏师范大学）在抗日战争时期“气节史学”或“意义史学”的脉络中对全祖望及其学术进行了重新定位。

本次论坛以“20世纪中国史学”为核心议题，着重凸显“20世纪中国史学”研究的“问题化”进路，探求“20世纪中国史学”与“20世纪中国”研究的深度整合；大力强化批判思维、拓展阐释维度、消解专业壁垒，在史料辨析、方法创新与理论重构等层面开辟新局。期待今后中国史学史研究勇于自我突破创新求变，在历史学科中的地位不断提升。

作者 | 公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