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原载于《学术前沿》杂志2025年第21期）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三重路径

王学典

摘要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当下和未来一段时间内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必须承担的重大战略任务。对移植于西方的知识体系实施本土化改造，即以中国经验为基础，对其既有政治经济学理论模型进行修正并使之中国化，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第一条路径。第二条路径，需对本土固有知识形态，尤其是其中的儒家思想进行社会科学化的淬炼提升。第三条路径是对中国式现代化实践所积累的案例、数据和材料进行归纳概括，为国际学术界提供“概念化”和“理论化”的高级学术产品，使中国真正成为与经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学术大国、学术强国。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最终目标，是锻造以中华文明为背景的普遍主义的知识体系。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赋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哲学社会科学界必须面对的重大时代命题。这一命题的提出，源于中西文化激荡与古今思想碰撞的宏大历史背景，契合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进程，旨在探索一条平衡本土与西方、传统与现代的知识生产之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仅要形成独具特色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中国范式，更重要的是使其在世界知识增长链条中居于关键位置。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中国化与本土化，中国本土固有知识形态的当代社会科学化，中国式现代化经验、数据、材料、案例的理论化与概念化，形成了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三重路径。

西方社会科学的本土化改造

党的十八大以来，整个中国的精神气候、文化气候、思想气候发生深刻变迁，一个在思想、理论和文化上，全方位、立体化的本土化时代已然来临。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因此开启了一次意义深远的转型。这次转型，同时也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实践。

对五四运动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从西方移植进来的哲学社会科学进行本土化改造，是本次转型的核心任务。中国现代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自建立之初，便深受欧美模式影响。从研究范式、理论工具、概念术语、基本预设，多移植自西方学界，可以说是“整体性的横向搬用”。这种“全盘西化”的倾向，导致社会科学绝大多数领域至今仍面临本土化调整改造的艰巨任务。

尽管这些外来学科在中国本土已生存一百多年，尽管它们在中国的发展大多经历了从零开始、白手起家的本土积累，并在实践中逐步融入一定的本土元素，但其内在的西方气质并没有根本改变。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学术的主流路径是“以西释中”，即以从西方社会中生成的理论、命题来解读中国现象、中国实践，再尝试以此反哺西方学术体系，在这一循环中，我们无疑是处于被动地位的。正如有些学者所批评的，大量发表于顶尖期刊的论文，“都没有找到中国的问题和命题，只是用中国的证据来印证西方的理论和命题而已”。从某种意义上，遵循西方设定的学术规则，研究西方问题并努力与之对话，在当前中国学界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目前中国学界遭遇的最大困境和难题，是西方知识体系所提供的政治经济学理论模型难以充分解释中国经济发展逻辑，更无法系统概括中国发展经验。以市场经济为例，西方理论将产权视为市场化的基本前提，而中国的实践却表明，市场经济完全可以在产权尚未完全明晰的条件下成功建立并有效运行。在实践过程中，“公有制”“国有制”“集体所有制”等，往往相互交织、难以严格区分。这种在产权模糊背景下实现经济腾飞的现象，是西方经济学无法有效阐释的。同样令西方学界感到不解的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下，中国成功实现了现代化。长期以来，西方主流学界认为现代化只有在宪政民主的框架下才能实现，这一观点几乎成为该领域的一项理论共识。然而，中国的发展实践对这一理论预设构成了根本性挑战。20多年来，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制造业大国，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并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些事实表明，中国已稳步迈入现代化强国行列。而这恰恰是在宪政民主框架之外实现的。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国际理论界曾陷入一个巨大的困惑：在西方宪政民主框架之外，究竟有没有一条可以走得通的现代化道路？今天，中国以自身的发展成就对此给出肯定而明确的回答，也为修正西方既有理论模型、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奠定现实基础。

在笔者看来，对既有理论模型进行批判性修正并推动其中国化，正是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环节之一。西方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从西方文明视角出发，对经验世界的一种可能的普遍性陈述。如同我们所看到的，人类的经验世界极端复杂，任何理论体系都无法做到万能和全息，都有其无法回避的盲点和死角，也都有其力不从心之处。而中国历史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实践，恰恰构成西方社会发展理论长期以来难以充分解释的领域——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就是由此而来。

当下我们所面临的迫切问题是：中国学界能否有效利用西方社会科学所提供的理论工具，将其所研究的问题、内容和对象转向本土经验？换句话说，能否使政治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乃至中文、历史、哲学等学科，从理论范式到研究方法实现工具化转型，成为理解和认识当代中国转型过程的利器，进而实现对这些学科的重构？笔者认为，这完全有可能，其出路就在于推动研究的问题、内容和重心的本土化。现有学科体系作为知识积累的载体仍将继续存在，关键是要调整方向。这些学科的生命力和未来出路，在于将注意力和精力集中到对中国经验和中国转型过程的探讨中，从而引导和驱动这一转型过程，并向全世界提供对这种转型的说明和解读。

中国学界对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反思与本土化调适，自其传入伊始便已发轫。20世纪30年代，时任清华大学历史系主任的蒋廷黻感叹：“中国现在还有许多人不知道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以及他们的历史是值得研究的，必须研究的，而且是可以研究……学市政的或者知道纽约、巴黎的市政，但北平、汉口、成都的市政十之八九是不知道的……学政治思想的，那一定上自柏拉图，下至拉斯基，都听过一遍；好一点的，还对于某派某家下过专门的研究。至于中国的政治思想，普通不过看了梁任公的讲演集。”他由此呼吁中国大学“为中国造人材”，致力开垦中国问题的新大陆。其中，以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中国化最为典型。1931年2月，孙本文在中国社会学社第二届年会上号召建设“中国化的社会学”。 1940年12月，吴文藻在《社会学丛刊总序》中也提出，欲实现社会学“彻底的中国化”，须将社会学理论与中国实际相验证。可见，本土化与引进外来理论并不冲突，本土化恰恰意味着引进外来理论的一个高级阶段。

当然，我们也必须正视，晚清以来中国学界对欧美知识体系大规模、结构性的移植，构成了中国学术从传统向现代结构性转换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而且必须看到，这一来自西方的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迄今仍有一定的生命力和发展空间，并在未来相当长时期仍将被沿用。因而，目前的这种改造不是全盘否定西方知识体系，而是一次深刻的淘洗扬弃。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是在既有的知识体系之外另起炉灶，从头再来。西方知识体系经过文艺复兴以来三百多年的发展，其中蕴含的普遍性原理需予以认真审视与吸收；同时，必须警惕在此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文化民族主义的激进倾向和极端立场。

在推进本土化的过程中，我们还面临一个难题，即怎样辨识西方知识体系与人类共享知识体系之间的关系？其实，很多情况下我们采用的不完全是西方知识体系，而是所有研究者共建共享的知识体系。现有的主流知识体系，准确来说是全世界学者共同智慧的结晶。对这些外来知识体系的复杂成分若不仔细予以斟酌辨别，就可能走向极端和偏颇。许多具体知识是中性的，并不天然带有国别属性。真正应该特别注意的，是那种存有西方中心主义偏见，把西方经验默认为“正常”，而将非西方实践视为“异常”的知识立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命题，其重要性、针对性正在于此。也正因如此，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与西方社会科学之间的动态博弈关系将长期存在。

本土固有知识形态的当代社会科学化

如同我们不能不分青红皂白照搬西方知识体系一样，我们同样不能未经批判地全盘接受中国本土固有的知识体系。在笔者看来，就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而言，西方知识体系在现阶段仍具有直接和显著的作用。所以，对中国本土固有知识体系进行现代化的扬弃与改造，势在必行。这一过程，就是按照现代社会科学的样态将传统知识形态重新理论化、体系化。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依托现代社会科学所提供的实证手段和分析工具，对包括儒学在内的传统知识进行冶炼升华，使其逐步发展为符合现代学术规范的社会科学理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国古代大量鸿篇巨制中包含着丰富的哲学社会科学内容”。本土固有知识体系的当代社会科学化，可能成为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第二个来源。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项囊括多个层面的庞大系统工程，其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在笔者看来，这一转型的核心，就是上面所说的中国本土固有知识形态的当代社会科学化。离开这一点，就难以准确把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现代转型的内涵与性质。

在推动中国本土知识社会科学化的实践中，“贤能政治”概念的提出，当属一个较为成功的案例。这一概念把中国历史上源远流长的“选贤任能”实践，通过政治学理论的淬炼，转化为一个可与“选举民主”对话的现代学术范畴。其他学科也应当朝着这一方向和目标努力。这里的关键在于，运用当代社会科学的语言、社会科学的规范把中国本土固有知识的特殊性呈现出来、阐释清楚。同样有文字，中国是会意和象形文字，西方是拼音文字；同样是绘画，中国是写意，西方是写实；同样是家庭，中国是伦理本位亲情至上，而西方是权利本位个性独立；等等。中国社会还有很多“秘密”，有些已延续数千年，至今仍没有完全被认识清楚。与现代社会科学的发源地欧洲相比，中国是一个非常不同的社会，二者在历史源流、社会结构、发展路径与知识形态上均存在根本性差异。因此，我们必须运用当代社会科学所提供的众多工具，把这个差异性讲出来、讲明白、讲透彻。

中国本土固有知识实现当代社会科学化，核心内容是儒家思想的社会科学化诠释，或儒家社会的社会科学化诠释。两千多年来，儒家思想已深度渗透并塑造中国社会的肌体，其每个毛孔、每个细胞都包含儒家的基因。我们因此可以把两千多年的中国社会称为“儒家社会”。基于此，我们首先要围绕儒学来推进这项工作，通过引入社会科学的理论范畴与研究范式，超越传统人文研究的路径依赖，重新诠释儒家思想，挖掘儒学和当今社会的内在关联。这意味着，我们需要将研究重心从对儒学的思想史梳理，扩展为对“儒家社会”的整体性考察。

从历史上看，儒学从来就不囿于人文学科。其不仅是修身养性的人生哲学，更是治国平天下的社会科学。社会科学视野下的儒家研究，不是站在现实之外，从历史文化传承上予以审视，而是进入现实生活经验之中，探究儒学在当下发挥什么作用，能够解决什么问题。要让儒学从博物馆、展览馆中走出来，将“历史儒学”转化为“现实儒学”；让曾为传统中国的社会和政治秩序建构提供价值基石的儒学，转化为有助于未来中国的政治建构、经济建构、社会建构的儒学。儒学的社会科学化，可谓儒学研究范式的大转型、儒学研究结构的大调整，是传统儒学的回炉另造、凤凰涅槃。所谓范式的大转型，就是从人文学转移到社会科学；所谓结构的大调整，就是将其置于社会科学的谱系中解决具体的社会问题，充分激活儒学解决社会问题的潜力和动能。

儒家思想要与时俱进、融入当代社会生活，就必须经过现代社会科学的冶炼加工；同时，社会科学研究进入儒学领域，也必然会受到儒家思想在学术形态上的重塑。儒学社会科学化，本质上是一个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学术与现实多维交织的过程，是儒学与社会科学共同回应中国现实问题时形成的有机互动的过程。中国古人提出的“伦”“道”“法”“气”“理”“心”“物”“格物致知”“推己及人”等思想是具有一般社会科学价值的，是可以赋予其社会科学属性的。“贤能政治”与“民主政治”、“道义经济”与“市场经济”、“角色伦理”与“个性独立”、“人性本善”与“人性本恶”、“人伦司法”与“法律至上”等概念，足以证明儒家思想与现代政治学、经济学、法学和心理学等学科之间，具备匹配与融合的可行路径。

当然，就整个儒家思想体系而言，并非都需经历社会科学的洗礼。一半是伦理，一半是政治；一半在私人领域，一半在公共领域，这是儒家思想的基本结构。笔者认为，在私人领域，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重在人格涵养与行为规范，不必强求社会科学化；而在治国平天下的层面，在公共领域，则必须推动儒学的社会科学化。在儒家思想体系中，伦理与政治这两大部分，并不是完全平行的、等值的、割裂的，二者之间有着深刻的互渗和关联。治国平天下是儒家的归宿，道德是儒者的内在修为，伦理是政治的基础。归根结底，我们的基本立场是，对儒家思想中能够进行社会科学化改造的部分进行充分改造，对不需要改造、不能改造的部分，则应果断予以扬弃或保留其原真价值，不要勉强为之，抱残守缺。

当前，儒学与社会科学正在开启“双向奔赴”之旅。儒家思想的社会科学化，对人文与社会科学来说，也是一种重构和再造。近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各门类有一个十分值得关注的动向——众多学科不约而同地向儒学集结、聚焦，试图从传统文化资源中寻求新的突破。政治学方面，有以贝淡宁等学者为代表提出的“贤能政治”；社会学方面，有安乐哲等人倡导的“儒家角色伦理”；经济学方面，“道义经济”理念受到重视，《儒学的经济学解释》一书为有效回应中国以及世界经济问题提示了方向与路径；法学方面，“人伦司法”的重要性日益凸显；管理学方面，“忠信管理”的优势正在被重新认识；文学方面，儒学对文论、诗论、词论等产生深远影响，经学与古典文学的关系、儒家思想在明清小说中的体现，儒家传统对现当代文学的影响等论题，正在成为研究热点。总之，在不同学科交汇聚合的视线中，儒学已超越儒教、儒俗的传统框架，向着更为广阔的空间展开。儒学也由此成为一个“生成中的存在”，而不是“已完成的存在”。与此同时，中国人文与社会科学也将因介入这一学术实践而获得新生，能真正烙印上鲜明的中国特色。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应当志存高远，怀有创造一种普遍性知识体系的抱负和雄心。中国学者的首要工作固然是研究中国社会，但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应仅仅满足于构建一套中国的新的解释系统，也不应止步于以自己的方式认识自己，而是要理解整个人类、整个世界。中国的自主知识体系，源于中国，而不限于中国。费孝通曾在《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中号召“深入发掘中国社会自身的历史文化传统，在实践中探索社会学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认为这“是中国学术的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发展方向，也是中国学者对国际社会学可能作出贡献的重要领域之一”。中国学者不应以研究中国为限，而是应当胸怀整个人类的知识图景，积极参与世界范围内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理论范式的竞争。现有的主流知识体系不是永恒的，本质上是一种基于西方文明的知识体系，是大工业兴起时代的知识结晶，体现为一种“机器范式”——分科治学正是这一范式的典型表现，其背后是精细分工的工业生产逻辑。然而，当今工业模式已从分工走向融合，建立在大工业分工基础上的知识生产体系，正处于重新整合的阶段。数字文明催生新方法论革命，人工智能赋能的跨文明比较研究使传统西方理论范式遭遇解释力危机。时代呼唤一种新的知识范式。中国学者有责任提供一种根植于中华文明的知识体系，使其如西方知识体系一样具有全球传播力，进而参与重构人类知识体系。我们应从西方理论的“跟跑者”，逐步转向“共跑者”，继而向“领跑者”迈进，使中国成为世界学术知识创新的主要策源地之一。同时，新体系并不谋求取代旧体系，而是通过互补与融合，构建一种更为开放包容的“多重普遍性”。因之，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不但是中国知识界的一大任务，对于世界学术而言，也是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伟大事业。

中国式现代化实践经验的理论化

改革开放的实践已远远走在理论建构的前面，理论的先导作用、引领作用未能充分发挥，这构成了当下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面临的最大困境与重要挑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飞速发展、社会深刻转型、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推进，各个领域的实践创新层出不穷，然而，理论创新却相对滞后。不少学者仍习惯于套用西方理论框架来解释中国实践，导致理论阐释与现实发展之间出现明显脱节。这种“削足适履”的研究取向，不仅无法准确把握中国道路的内在逻辑，更难以形成真正具有原创性的理论成果。

历史学领域可以说是这一现状的典型缩影。纵观20世纪，中国史学的发展路径几经转折，却长期未能摆脱对域外学术体系的依赖：甲午战后到民国初建，史学界深受日本史学影响，甚至有中国现代史学发源于东京之说；五四运动至抗战前夕，重心转向法国汉学，伯希和等人成为一代史家仰望的宗师；战后到“文革”期间，苏联史学范式成为主导，莫斯科的史学观点几成定论；近四十年来，中国史学界深受美国影响，一批美国学者及其理论体系被不断引介与推崇。事实上，其他领域也莫不如此，都在亦步亦趋地跟着外国同行、特别是跟着欧美的同行走。

在过去百余年的学术发展中，中国学界长期处于学术追随地位，由此付出的一个沉重代价，是对中国经验的忽视和疏离。这使得我们在全球知识生产格局中，长期停留在学术产业链的初加工环节，所使用的理论模型大都来自西方。中国学界为何不得不借助源自西方的理论、概念与方法？这是因为，任何经验研究与实证研究，都离不开一定的理论模型、概念工具和思想资源的支撑，否则寸步难行。问题在于，我们缺乏基于本土经验的理论模型、工具和资源，所以不得不借用他山之“石”来雕琢本土之“玉”，中国因此成为理论“消费大国”而不是“生产大国”。在此背景下，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为扭转这种长期的理论“入超”局面创造了契机。

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是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共同决定的。只有自主知识体系，才能解释和说明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发展至今的文明，几千年一以贯之。中国人是中国文化的主体，这个主体从未被置换过。纵观世界，古希腊文明、古印度文明、古埃及文明、两河流域的文明，都曾经发生中断。相比之下，中华文明展现出罕见的连续性与稳定性。从三皇五帝的传说时代，至商周、秦汉，直至现代中国，其历史演进犹如一辆沿既定轨道前行的电车，文化的基本规范与内核一脉相承，绵延不绝。这才是一个典范性的文明形态。从考古学角度看，中国文明的道路自起点处就与众不同。马克思早就发现了这一点，他创造性地运用“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一概念将中国历史与西方历史区别开来。自秦始皇之后，中国的政治史不知发生过多少次改朝换代，但思想史的内在脉络与核心范式却保持惊人的连续性，直至五四运动才面临挑战。当下，一个核心共识正在国内外学术界形成：中国无法重复西方现代化之路，这不是主观意愿的取舍，而是由其内在的、独特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基因所决定的历史必然。中国的社会结构、生活方式及其文明根基，构成一个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场域”，任何在此“场域”中发生的现代化转型，都必然呈现出独特的面貌。

同时，改革开放的实践也驱动理论创新。无论以何种标准衡量，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都是人类社会发展史上的奇迹。迄今为止，还没有一种本土的理论模型可以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道路作出有力阐释。如同前面所说，西方纯粹市场化的模型无法解读中国的经验，中国近三十年来的高速工业化进程，已然对许多西方社会科学理论构成了根本性挑战。这一理论滞后现象在发展经济学领域表现得尤为突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学者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的理论贡献却有所不足。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兴起的发展经济学理论，多偏重于对印度、非洲和拉丁美洲经济的解读剖析，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深度观察和学理阐释的成果极为稀缺。数十年来，西方的政治家一再预言中国将因结构性矛盾而陷入发展困境甚至走向崩溃。然而，这些预言无一例外地破产了，中国不仅更稳固地屹立于世界东方，而且越来越强大。对此，究竟应该以何种理论来解释？又应该由谁来掌握这一变革叙事的定义权与解释权？

经过四十多年的发展，中国经验已经十分丰厚，中国材料已经汗牛充栋，中国案例已经不胜枚举，形形色色的微观研究成果如恒河沙数。然而，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我们尚未从这些宝贵的经验与材料中，抽象出应有的中国理论、中国法则、中国定理、中国范式。这对我们提出新挑战：中国学界在向西方学界输出材料与初级学术产品的同时，必须加快步伐，同步输出“概念化”和“理论化”的高级学术产品。这一点因中国国际地位的显著提升而显得异常紧迫。如今，中国学坛正在成为世界学坛不可或缺且越来越重要的组成部分，从中国经验、中国历史中抽绎出来的“中国法则”，也将日益成为国际学术界的关注焦点。可以断言，再过若干年，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法则”也将逐渐获得超越地域的普遍意义。我们必须尽快从世界学术界的学术“小工”，转变为思想和理论“大师”，换言之，中国的学术必须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

面对理论供给不足的现实，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应该尽早进入一个大规模综合的新阶段，也应该尽早进入一个大规模理论化的新境界，以理论上的创构发明为第一要务。未来，能否涌现出如马克斯·韦伯一样的思想大家，对中国、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作出一些成体系的大判断、大概括，提供一个富有原创性、解释力的大概念、大框架？这是当下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面临的最大悬念！

那么，我们该如何实现中国经验的理论化、抽象化、概念化呢？笔者认为，应当从三个层面同步推进。在微观层面，深入总结基层民众的创造性实践，将分散的、具体的经验转化为系统的知识积累。研究者要深入实践一线，准确把握实践创新的细节和机理。在中观层面，聚焦特定领域的发展模式和创新实践，如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全过程人民民主、生态文明建设等，形成具有领域特色的理论成果。这些中观层面的理论建构，既是对微观经验的整合与升华，也为宏观理论构建提供支撑。在宏观层面，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和本质特征，形成具有普遍解释力的理论框架和概念体系。这一层面的理论创新，直接关系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整体建构，是理论化工作的最高目标。

实现中国经验的大规模理论化，离不开研究方法的创新突破。首先，要打破学科壁垒，推动跨学科协同研究。中国经验的复杂性和整体性，决定了任何单一学科都难以独立胜任理论提炼任务，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等各学科研究者应当共同参与、深度合作。在这方面，我们的选择应该而且只能是：以问题为平台整合学科，而不是以学科为平台切割问题。其次，要创新研究方法，探寻适合中国实际的研究工具和分析框架。要在完善既有方法的同时，积极探索对中国经验行之有效的新方法。再次，要加强实证研究与理论研究的对话与融合。中国经验的理论化，既要以扎实的实证研究为基础，又要以深刻的理论思考作引领。只有实现两者的良性互动，才能避免理论脱离实际或实践缺乏理论指导的弊病。

总之，从“中国经验”迈向“中国理论”的时刻业已到来。中国应该从材料、文献、数据中心向世界理论中心、思想中心、学术中心转型和行进。尽管面临挑战，但中国经验理论化、抽象化、概念化的前景无限广阔。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实践为理论创新提供了丰厚土壤，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呼唤相应的理论建构，中国学术共同体已经具备相当的研究实力和理论自觉。我们相信，只要坚持正确方向，营造良好学术生态，创新研究方法，凝聚学术合力，就一定能够实现中国经验的理论升华，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自主知识体系，使中国真正成为与经济大国地位相匹配的学术大国、学术强国。

结语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是一次深刻的思想解放与文明自觉，标志着中国在历经长达一个多世纪的“理论输入”与“学术追随”后，正以主体性姿态，迈向全球知识生产与文明对话的前沿，开启“精神自立”的新时代。建构自主知识体系，已超越单纯的学术诉求，成为国家发展进程中不可或缺的“思想基建”，其成败直接关乎我们能否掌握自身发展叙事的定义权与解释权。

这一体系的建构，要求我们超越“中西对立”的二元框架——既不奉行“西方中心主义”的拿来主义，也不退守“文化本位主义”的孤芳自赏。真正的自主知识体系，必然是开放的、生成的。它既要以中国独特的历史连续性、经济超大规模性以及儒家文化传统为坚实基座，从中凝练出能够回应“人类如何共同生活”等根本性问题的独特方案；又要以中国式现代化的鲜活实践为源头活水，将“摸着石头过河”的宝贵经验，淬炼为具有理论穿透力与范式意义的“中国方法”。

尤为重要的是，这一建构进程恰逢西方现代性知识范式因其内在局限，如二元对立、工具理性膨胀等，而备受质疑的历史时刻。全球社会面临的生态危机、社会撕裂、意义消解等共同挑战，都在呼唤一种更具整体性、包容性与伦理温度的新知识形态。在此背景下，植根于“天人合一”“天下为公”“和而不同”等中华文明智慧的自主知识体系，其目标不应止于阐释“中国何以成为中国”，更在于探索面向未来的理论和制度创新，从而为破解人类共同难题提供一个超越西方现代性局限的“中国方案”。这既是推进文化繁荣兴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亦是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神圣历史使命和伟大时代责任。

作者简介

王学典，第十三、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山东大学讲席教授、儒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文史哲》名誉主编、《孔子研究》主编；兼任国际儒学联合会副会长、中国孔子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会会长、中国墨子学会副会长等职；长期致力于中国历史文化研究、史学理论及史学史研究和中国现代学术史研究，已出版个人专著十余部，编著数十种，在重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百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多卷本《20世纪中国史学通史》”等多项课题，成果屡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等，被视为人文学术领域堪具代表性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