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梧桐是山大的校树，银杏则是东大的象征。秋冬之际，通向安田大讲堂的路两旁，粗壮的银杏，挂满了黄灿灿的叶子；午后的阳光穿梭期间，投下一个个婀娜婆娑的影子，映照得古朴黝黑的建筑如同披上了霓裳羽衣…… 银杏给予了东大脱俗之美，也见证了东大的百年沧桑。创立于十九世纪后期的江户时代，目前综合排名世界前20名内的东京大学，经历了日本明治维新、洋学昌盛，百年来，培育英才无数，首相佐藤荣作、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小柴昌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建筑师丹下健三、动画大师高畑勋等等都毕业于此，其他政府高层官员、参众议员以及企业高层更是不胜枚举，因而考上东大被视为足以光宗耀祖的无尚光荣之事，这就是日本人的“东大情结”。 但是千辛万苦跨入东大校门后，并不等于一劳永逸了。入校不易，毕业更难，后面的路“道阻且艰”。在东大校园里，很少能看到学生的脚步是缓慢而悠闲的，随处感受到的是浓厚而紧张的学习气氛。在本乡综合图书馆里，座无虚席，自修的学生开馆时进来，上课、吃饭时间出去，下课、饭后再回到这里，很多呆到闭馆才肯离开。他们平时就这样刻苦，并不是到考试前才“抱佛脚”。要问这种学习的自觉性从何而来，首先要归功于ゼミナー(seminar),这是一种在导师指导下由学生自己来发表、讨论某个学术问题的教学方式，据说因袭自德国。课堂上，学生是主角，老师是配角，因而学生课下的准备就显得十分重要。每个学生一周要准备好多个这样的“发表”，有压力自然就有了动力。我也曾用日语进行过一个多小时的“发表”，之后老师和学生就我研究的内容给出了各种中肯、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对我帮助很大。这种启发学生独立思考、培养学生独立研究的方法，我们文史哲研究院有过日本访学经历的郑杰文老师，也曾在他的“先秦小说文献”课堂上采用过。 东京大学在注重培养学生自学能力的同时，并没有放松基础知识的灌输。在中国思想文化的研究室，川原秀城老师开设的中国科学思想史研究，第一堂课就是带着学生，逐字逐句地解读《周易》。他先让某一个学生首先用汉语朗诵一段原文，接着用日语音读一遍，之后再用日语训读一遍，最后是把原文翻译成现代日语；这四遍结束后再由川原老师进行评点，有疑义的地方大家还会一起讨论。这样的解读一点一点地进行着，连小注也不放过，往往一学期也讲不完一本原著，但是大家都极有兴趣和耐心，想必收获也颇多。此外，文学部也有类似解读“四书五经”的“读经班”，深受学生欢迎。这种精神让我颇为感动，我们读自己老祖宗的东西，更不应缺少了这种咬文嚼字、一丝不苟的认真劲儿。 但是学问不能关起门来做，还需要互相交流，尤其需要国际间的。东大是学术交流的胜地，国际间的学术会议非常频繁，同时也不乏跨国界的学术合作项目。在这里，我也有幸参加了一些学术会议，聆听了来自北大、社科院、浙大以及台湾、美国学者的精彩报告，受益匪浅。 在东大的日子里，不仅从日本老师、学生身上学到了很多，更从中国的学友们身上学到了很多。东大汇集了北大、清华、复旦、交大的精英们在此逐鹿、较量。他们面临的来自学习、生活各方面的压力比日本学生多得多，付出的多，收获的也多。作为山大有史以来第一个和东大交流的学生，我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但同时我又是自豪和自信的。日语课上练习对话时，有位台湾朋友问起我的学校，我自豪地报出“山东大学”，她立刻说：“山大啊，我知道的啦，很有名，培养出了王小云这样让世界震惊，让美国担心的风云人物。”在东京大学中国思想文化研究室的书架上陈放的是我们文史哲研究院郑杰文老师的《二十世纪墨学研究史》、杜泽逊老师的《文献学概要》，还有徐传武、王承略等老师的著作。在我到达东大的半年后，我所在研究室的一位日本学生也自愿申请到我院进行了短期的交流。唯一遗憾的是，交流项目的具体设置不够完善，来东大的山大人少之又少，难免有形单影只、举目无亲之感。所幸的是，要离开东大的时候，“在日山大校友会”已经在紧张的筹备之中，届时展涛校长亦将趁访问东大之际出席成立大会，虽然到那时我的交流项目已经结束，不能参加，但仍然感到无比的欣慰和高兴，相信继我之后会有更多的山大人到东大来。 一年时间不长也不短，足以留下一段永久的记忆。穿过当年加贺藩主迎娶将军女儿时修建的赤门，走过因夏目漱石小说而得名的三四郎池，徜徉于那尖顶拱门的歌特式建筑之间，想象着那些历史风流人物也曾在此来往穿梭……抬头间，又看到那一片片银杏，昔我来思金灿灿，今我往矣翠欲滴，旧的叶子去了，新的叶子来了……挥一挥手，「さよなら」。（作者系2004级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