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郎织女的故事，有人认为“产生可能在西汉，但完成却是在汉末魏晋之间”[1]；不少人认为，牛女故事的滥觞，最早也就是上溯至《诗·小雅·大东》之中。但我觉得，牛郎织女的神话起源很古很古，是一则原始神话；由于是以“平民”为内容的神话故事，所以长久缺乏见诸于文字的记述；又世世代代地堆上了后来传述的“积层”；故事本身也由简略而趋于繁富，成了一则非常完整、富有趣味、而且反封建色彩颇浓的星宿神话。

先从杜甫的一首诗说起吧。其诗名《牵牛织女》，头两句是：“牵牛出河西，织女处其东。”清代学者浦起龙在《读杜心解》卷一之四中说：“‘牵牛织女’四字宜倒转。牵牛三星如荷担，在河东；织女三星如鼎足，在河西。公涉笔偶误耳。”今人在谈中国天文学史的小书中也说：“这里东西方向是颠倒的。”[2]从今天的星象看，他们讲得很有道理，因为织女星在天河西，而牵牛星在天河东。但，杜甫诗题目即为《牵牛织女》，全诗又不长，岂能起首二句就把牛、女二星宿的方位弄颠倒了？原来杜诗是在用典：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曰：“天河之东有织女，天帝之子也；年年织杼劳逸，织成云锦天衣。天帝怜其独处，许嫁河西牵牛郎。嫁后遂废织。天帝怒，责令归河东，使一年一度相会。”这段话又见于明代冯应景《月令广义·七月令》所引《小说》。南朝梁殷芸有《小说》，已散佚，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这书明初尚存，《月令广义》所引当是。杜诗“牵牛河西”、“织女河东”当由此传说而来，决非“涉笔偶误”。[3]但实际天象为何与《荆楚岁时记》、殷芸《小说》及杜诗所写之牛女二星神的方位不合？郑文光在《中国天文学源流》第三章谈到牛、女二星宿时曾说：“据计算，公元前2400年，河鼓（牛郎星）在织女西。”[4]如此看来，《荆楚岁时记》、殷芸《小说》、杜诗等所言牛、女二星方位与当时以及今天的天象不合，但却与公元前2400年的天象暗合。这是为什么呢？

我认为这里无意中透露了一个秘密：牛郎织女神话的创始年代是与牛、女二星方位相合的公元前2400年左右的那个时代。程蔷在《〈博物志〉在古代神话学史上的地位》[5]，袁珂在《中国神话对于后世文学的影响》[6]中，都有牛女神话起源很古的推测。我认为这些推测是很有眼光的，但到底“古”到何时，为何起源很古，又都语焉不详。学者们认为：黄河流域是我国古代文化的摇篮，早在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就出现了农业、手工业和畜牧业，就对天文知识有所了解。进入仰韶文化时期（公元前5000－前3000年），农业生产有了进一步发展，农作物除粟外，还种植了麻、蔬菜和藕。那时先民们已掌握了较多的天文和生产季节的知识，在郑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彩陶纹饰上绘有与天文气象有关的太阳纹、月亮纹、星座纹、日珥纹等图案，说明那时的先民们为了生产和生活的需要，已注意观察认识天象及寻求其变化规律。中国的历史纪年在共和元年（公元前841年）以前不能完全确定，现在多数人相信古本《竹书纪年》的说法，认为夏王朝约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前十六世纪。而公元前2400年，相当于母权制氏族向父权制过渡时期。马克思曾说：“古代各族是在幻想、神话中经历了自己的史前时期。”[7]又说，在人类社会“野蛮时期的低级阶段”，就“已经开始创造了还不是用文字来记载的神话、传奇和传说的文学，而且给予人类以强大的影响”。[8]“野蛮时期的低级阶段”，正是中国原始氏族社会的母权制时期。我认为牛郎织女的神话，即起源这个时期。

那时的先民们已注意观察天象，除日、月之外，最早认识的恒星可能就是北斗、北极、心宿、织女等（夏代曾用织女所向以定四时[9]，足见织女在远古人心目中是很重要的星）。由于织女星是北天空很亮的一颗星，除大角星外，就数它了；而织女星又在天河旁，较大角星更容易辨认，于是先民们就把北天空这颗很亮的星取名为和“女性”有关的星（此言和“女性”有关，可能最初仅名女星，随着织作物的产生和发展，才又名之为织女）——这应当是母权制氏族社会繁荣时期尊重女性的迹象和印记。而在仰韶文化时期，先民们已有了麻的种植，说明母系氏族的社会已能用麻类织作衣物，并且这一工作全由妇女操作。再从传说来看，相传黄帝娶西陵氏女，名嫘祖，她是我国传说中最早的养蚕人，后代尊之为“先蚕”祭祀。可见植桑养蚕业在我国历史之悠久。这就是先民们把天河旁这颗亮星尊之为“织女”的社会背景和条件。而早在八千年前的裴李岗文化时期就已出现了畜牧业，先民们已开始对猪、牛等进行驯化养殖。《易·系辞》言神农氏“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耜之利，以教天下”。而在母系氏族时期，“牵牛以驯”，“驯牛以用”，是可信的——而这项工作基本上由男子操作。随着人们精勤观测星象的进展，先民们除较易认识的北斗、织女等星外，又陆续认识了其他一些星宿。于是又在天河的另一旁选取了三颗星（中之“河鼓二”也较亮），名之为“牵牛”。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先民们对牲畜的驯养。那时社会的发展已从群婚制过渡到对偶婚，人们把天上的两个星宿说成是一对夫妻，就是对偶婚在神话中的反映。牵牛在天河西，织女在天河东，东升西落，男跑女追，紧紧相随，这大概也和母系氏族社会中女子地位较高，在情爱方面也更主动、更大胆有关吧。这两颗星相比，织女比牵牛亮多了，可见牛女神话传说，还残留着以女性为中心的对偶婚的痕迹，那时候的牛女神话，肯定简略得很，可能只是说这两个星宿一为织女，一为牵牛，是对恩爱夫妻，女织男牧（或耕），共同创造着美满的生活。这神话是当时先民们生活的曲折反映，寄托着他们的美好愿望。

神话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反映了先民们对现实世界的朴素想象，其中反映了他们对宇宙的直观认识。随着对天象的长期观察，先民们发现牛、女二星宿总是两两相离，不能聚合在一块，大概由此萌发了牛、女二人被隔离而不能团聚在一起的创作动机吧；而当二星宿来到子午线上时，似乎相靠得近多了，——而这种情形如在每天的同一时间（譬如初昏）观看，每年只有一次，又大概由此萌发了牛、女二人一年才得一度相会的创造动机吧。另一方面，历史的车轮缓慢地从原始社会转到奴隶社会，氏族制度逐渐解体，逐渐向着国家发展，社会内部逐渐产生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逐步产生了压迫阶级和被压迫阶级，这个时期的某些特征反映在神话上，就是上帝的出现，压迫和被压迫意识（以及由此产生的反抗意识）的出现。牛女神话中因之出现一个使他们长久分离、使他们的美满生活遭到破坏的权力大神——天帝。至于招致天帝发怒而逼使牛女分离的原因，《荆楚岁时记》言织女嫁牵牛后，“遂废织”，而《太平御览》卷三十引《日纬书》曰：“尝见《道书》云：‘牵牛娶织女，取天帝钱二万备礼，久而不还，被驱在营室是也。’”我觉得《荆楚岁时记》所说更接近神话的原貌，“嫁后废织”，似可看作以男性为中心的奴隶社会中对妇女贬斥而产生之说，表现了女子地位的下降；这种把牛女夫妻拆散的作法，极易引起人们对牛女遭遇的同情和对天帝的不满，所以迫使天帝不得不作让步，允许他们“一年一度相会”。而“取钱二万备礼”之说，肯定要在重利轻义的战国时代以后才有可能产生，且被驱在“营室（壁宿）”之营室，古人们认识它要比北斗、织女星等要晚得多，远不如使牛女隔阻于天河，易于先民观察而产生联想。但《道书》所言对天帝的谴责意味更浓，把造成牛女夫妻被隔离的原因归结为他们生活贫困，可以让人更感到是由于封建制度的不合理，所以这种说法的反封建意识更为强烈。

由于牛郎织女的神话是以两个“平民”为主角，所以不象其他与帝王大臣有关的神话一样容易被后人“历史化”，容易被文人撷入典籍之中。可以设想上古时代这样的“平民神话”还是不少的，由于这种原因而不少神话自生自灭了。因此牛女的神话在先秦时代的文籍中几乎全无记载。但由于牛女神话和天上的两个著名星宿有关，再加上故事本身的生动性、可爱性，所以一直在群众中较为广泛的流传着。先秦时代唯一和牛女神话有关的文字是《诗·小雅·大东》一篇：“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对于其中的“牵牛”，唐代的韩愈，今人王力先生等认为不是指的牛郎三星，而是指的二十八宿中的牛宿三星[10]，我也曾有此认识。近从牛女神话的源流来考察，觉得还是指牛郎三星为好。三家《诗》以及毛传郑笺都认为指牛郎星，但都不曾引用牛女故事，连解释《诗经》喜欢引用民间故事的《焦氏易林》也未提及牛妇神话。但诗中提到织女、牵牛、天河（汉），提到“跂彼织女，终日七襄”，“不成报章”，提到“睆彼牵牛，不以服箱（拉车）”，正是抓住了牛女故事的主要人物及故事发生的主要场所（天河），抓住了牛女二人的主要“职业特点”（女织布，男以牛运载）。大概因为注疏者认为该诗要表现的主旨与牛女神话的内容无关，所以在注疏时都未和牛女神话相联系，但这并不能说当时尚无此神话或他们毫不知晓。可见这首《大东》诗不是牛女神话的滥觞，而是一个由牛女神话生发出来的小支流。这首诗虽非专记牛女神话，但也可以从中看到牛女故事的蛛丝马迹。今天所能见到的有关天河牛女的文字记述，以此为最早，所以仍是研究牛女神话者不可忽视的重要资料。

把牛女神话上溯到原始社会末期，再来看汉代以后的有关记载就比较好理解了。《岁时广记》卷二十六引《淮南子》（今本佚）：“乌鹊填河成桥而渡织女。”《岁华纪丽》卷三引《风俗通》：“织女七夕当渡河，使鹊为桥。”晋崔豹《古今注》卷中：“鹊，一名神女。”这些“乌鹊填河而渡织女”的情节产生的时代，要比见于文字记述的时代早得多，我认为可能会在商周时期。古人观察天象，在七月初头的黄昏，牛女二星都出现在子午线上，看似距离相近多了，所以人们把七月七日当成牛女相会的日子。这时候，又恰是乌鹊脱毛的季节，古人仰看天河牛女，就很自然地联想到可借助于乌鹊为桥使牛女相会。宋罗愿《尔雅翼·释鸟》：“涉秋七日，（乌鹊）首无故皆髡。相传以为是日河鼓与织女会于汉东，役乌鹊为梁以渡，故毛皆脱去。”从自然现象上解释了“役乌鹊为桥”的起因，是很有道理的。这个情节也为牛女的故事增色不少。《说郛》卷三十一引《奚囊橘柚》曰：“袁伯文七月六日过高唐，遇雨宿于山家，夜梦女子甚都，自称神女。伯文欲留之，神女曰：‘明日当为织女造桥，违命之辱。’伯文惊觉，天已辨色。启窗视之，有群鸦东飞，有一稍小者从窗中飞去，是以名鹊为神女也。”这是由“鹊桥”神话生发出来的一个小故事，由此可见“鹊桥”的传说流传之广、生命力之强。人们遂把七月七日当成牛女相会的日子，后来又把这天当作妇女的节日。古诗《孔雀东南飞》：“初七及下九，嬉戏莫相忘。”初七，即七月七日，由牛女相会的佳期，而成为人们的节日。《荆楚岁时记》：“七月七日为牵牛织女聚会之夜。是夕人家妇女结彩楼，穿七孔针，或以金银鍮石为针，陈瓜果于庭中以乞巧。有喜子网于瓜上，则以为符应。”《说郛》卷六十引《风土记》：“七月七日，其夜洒扫于庭，露施几筵，设酒脯、时果，散香粉于河鼓织女，言此二星神当会。守夜者咸怀私愿。或云见天汉中有奕奕正白气，有耀五色，以此为徵应。见者便拜，而愿乞富乞寿，无子乞子，唯得乞一不得兼求。三年乃得言之，颇有受其祚者。”

我认为原始的牛女神话中的主角是两个“女织男牧（或耕）”的劳动者的“平民形象”，显示着当时的男女劳动的两大分工，或者说是劳动者在创作神话的过程中自然而然地把自己的形象和天上的星宿结合起来（由于观星也是古人的一项重要活动），从中“塑造了自我”。所以我认为这是一则以“平民劳动者”为主角的神话，因而虽在群众中广为流传但长久却未被记入文籍之中。至秦汉时代国家出现了大一统的局面，君主制政体确立，反映在天文学上则是把满天似乎杂乱无章的星宿，说成是一个等级森严的“星国”，有天帝（北极星）、帝车（北斗），还有三公、九卿、将相、后妃、太子……，织女星也被说成天帝的孙女（一说帝女，或曰帝子）。《史记·天官书》：“织女，天女孙也。”司马贞索隐曰：“织女，天孙也。案《荆州占》云：一名天女，天子女也。”织女由于和天帝攀上了血统关系，而身价倍增。这或者也是“七夕”这个节日，不但民间，而且连宫庭之内、官宦之家都十分重视的一个原因吧。白居易《长恨歌》写唐明皇与杨贵妃尚且“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

由于牛女神话流传的久远、广泛、由于秦汉以来织女被看作帝女或帝孙（且因而与牛郎均被看作二“星神”），所以汉代以后有关牛女故事的记述就多起来了。汉代在昆明池帝还为牛女二星神造了像。《文选·班固〈西都赋〉》：“临乎昆明之池，左牵牛而右织女，似云汉之无涯。”李善注引《汉宫阙疏》曰：“昆明池有二石人，牵牛织女像。”东汉末年还出现了专以牛女神话为内容的诗篇：《古诗十九首·迢迢牵牛星》：“迢迢牵牛星，皎皎河汉女。纤纤擢素手，札札弄机杼。终日不成章，泣涕零如雨。河汉清且浅，相去复几许？盈盈一水间，脉脉不得语。”人们往往把这首诗当成最早明确牛女情爱关系的文字记述，是牛女神话的“结婚证”，其实，这不过是把古代流传久远的牛女神话“诗化”罢了，这不过是借牛女的神话以抒发诗人爱的激情罢了。“终日不成章”之句，显系承《诗·小雅·大东》“终日七襄，不成报章”而来；“河汉清且浅，相会复几许”，“涕泣零如雨”，“脉脉不得语”等诗句，都有成熟的牛女故事作背景，否则，人们会不知所云。《文选·洛神赋》李善注引曹植《九咏注》曰：“牵牛为夫，织女为妇，织女牵牛之星，各处一旁，七月七日乃得一会。”可以说，有关牛女的神话当时是妇孺皆知的。至于《淮南子·俶真篇》所言“妾宓妃，妻织女”，汉王逸《九思》“就傅说兮骑龙，与织女兮合婚”，晋杜预“星占之织女，处女也”，都把织女当作一个处女的形象，但并不能因而说他们不知牛女为夫妻的故事，因为牛女的神话不是信史，而是神话传说，对于这类传说诗文中引用可以随便得很。

我国古代神话的发展演变是一个长期的过程，随着时代的发展，有些原始神话表现出与历史人物、地方风物相融合以及宗教迷信等思想渗入进来的特点，这些神话因之而明显地向传说转化。牛女神话在魏晋时代又受到了仙话的侵入，受仙话的影响而“仙话化”。晋张华《博物志·杂说下》载：“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去来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槎上，多赍粮，乘槎而去。十余日中，犹观日月星辰，自后芒芒忽忽，亦不觉昼夜。去十余日，奄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牵牛人乃惊问曰：‘何由至此？’此人具说来意，并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郡，访严君平则知之。’竟不上岸，因还如期。后至蜀问君平，曰：‘某年月日有客星犯牵牛宿。’计年月，正是此人到天河时也。”《太平御览》卷八引《集林》曰：“昔有一人寻河源，见妇人浣纱，以问之，曰：‘此天河也。’乃与一石。而归问严君平，云：‘此织女支机石也。’”严君平，汉代之善占卜者，曾在成都市上卖卜。这里已杂入关于仙境和相星术的观念，已非原始社会的意识。在后来的流传中，那个到达天河，与牛郎对话的人，又渐渐被附会到汉代出使大夏的张骞身上，见《天中记》卷二引《荆楚岁时记》。那人所得的“支机石”，在各地流传也很广，《蜀都杂抄》、《益都谈资》卷中、《蜀中名胜记》卷一引《道教灵验记》、《蜀中广记》卷六十八、《池北偶谈》卷二十五等，都有关于这块“支机石”在蜀中等地作为文物的记述、传说和驳证。这“支机石”或许是天上落下的陨石的附会吧？《博物志》等所记述的故事已脱离了牛女爱情故事的本体，而专注于构设一种神奇的仙境，丧失了原有神话的反抗精神和战斗精神，已是原有神话的变种、末流。

牛郎织女的故事，以后又有许多演变和发展，诚如范宁先生所说：“唐宋以后又和‘天鹅女郎’‘山伯英台’两个故事混合，变成了今天流行全国各地的三种情节不同的牛女故事的类型。但是其中只有‘乌鹊添河’型才属于这个神话的传统形式。”[11]其他还有些和织女有关的传说，如《法苑珠林》卷六十二引汉刘向《古孝子传》、《太平广记》卷六十八引《灵怪集》、《情史》卷十九所记“织女婺女须女星”的传说等，故事中的男方已不是牛郎，这和由二星宿创作出来的牛女神话已相去甚远，且丧失了原神话的原始性和健康性，这里就不说了。

注释：

[1]范宁《牛郎织女故事的演变》，见《文学遗产增刊》第一辑。

[2]上海科技出版社《天文史话·卧看牵牛织女星》，台湾省明文书局翻印为《中国天文史话》，亦仍之。

[3]关于河东织女、河西牛郎之语，晋陆机《拟迢迢牵牛星》诗“牵牛西北回，织女东南顾”，宋佚名《锦绣万花谷》前集卷四引张文潜《七夕诗》“河东美人天帝子”，“河西嫁与牵牛夫”等与杜甫诗例同，可参看。

[4]郑文光《中国天文学源流》第77页，科学出版社1979年版。参见竺可桢《二十八宿起源之时代与地点》，见《思想与时代》第18期，1944年。

[5]见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中国神话》第一集，1987年。

[6]袁珂《神话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1982年版。

[7]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8]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

[9]郑文光《中国天文学源流》第二章四，《夏小正》谓“七月、初昏织女正东乡（向）”、“十月，织女正北乡（向）则旦”，可参看。

[10]韩愈《三星行》：“牛奋其角”，“牛不见服箱”。自注：“牛六星。”指牛宿而非牛郎（河鼓）。王力《为什么学习古代汉语要学点天文学》谈到《大东》诗说：“牵牛，指牛宿（不是指牵牛星）。”陈遵妫《中国天文学史》第三编第五章谈到二十八宿之牛宿时引《大东》诗，可见陈先生亦以《大东》之“牵牛”为二十八宿中之牛宿。

[11]参阅范宁《牛郎织女故事的演变》，见《文学遗产增刊》第一辑。

（原载《文学遗产》1989年第6期，后收入《古代文学与古代文化》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