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左思《三都赋》的撰写与撰年问题，常常要牵扯到文人张载入蜀一事。《晋书·左思传》谓左思为撰《三都赋》“乃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王隐《晋书》亦曰：“（左思）蜀事访于张载，吴事访于陆机，后乃成之”。左思写《三都赋》本着一种“征实”精神，他在赋序中说：“余既思摹《二京》而赋《三都》，其山川城邑，则稽之地图，其鸟兽草木则验之方志。风谣歌舞，各附其俗；魁梧长者，莫非其旧……。美物者贵依其本，赞事者宜本其实。匪本匪实，览者奚信？”[1]左思为撰写《三都赋》曾经访问过对蜀地情况比较熟悉的张载之事，就是这种“贵本依实”精神的具体表现。除去下文要引用的《晋书·张载传》曾记叙张载“入蜀省父”及在蜀地写过《剑阁铭》之外，他还写过《登成都白菟楼诗》[2]，撰过叙述蜀地之行的《叙行赋》[3]，皆与蜀地有涉，所以说张载到过蜀地的确是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由于西晋高士皇甫谧为《三都赋》作过序，而据史书记载皇甫谧卒于太康三年（282年），《三都赋》是否撰成于282年之前呢？对这个问题众说纷纭，其原因之一就是对左思访问张载应在何时的看法不一。要弄清楚左思访问张载的时间，这就首先需要确定张载入蜀的时间，因为张载并非蜀人，而左思访问的应是到过蜀地、对蜀地情况比较熟悉的张载。

张载应于何年“入蜀”的呢？《晋书·张载传》曰：

张载，字孟阳，安平人也。父收，蜀郡太守。……太康初，至蜀省父，道经剑阁。载以蜀人恃险好乱，因著铭以作诫曰……。益州刺史张敏见而奇之，乃表上其文，武帝遣使镌之于剑阁山焉。载又为《榷论》曰……载又为《蒙汜赋》，司隶校尉傅玄见而嗟叹，以车迎之，言谈尽日，为之延誉，遂知名。起家佐著作郎，出补肥乡令。复为著作郎，转太子中舍人，迁乐安相、弘农太守。长沙王乂请为记室督。拜中书侍郎，复领著作。载见世方乱，无复进仕意，遂称疾笃告归，卒于家。

张载《叙行赋》则曰：

岁大荒之孟夏，余将往乎蜀都。脂轻车而秣马，循路轨以西徂。……造剑阁之崇关，路盘曲以晻蔼。山峥嵘以峻狭，仰青天其如带。兼习坎之重固，形东隘以要害。岂乾坤之分域，将隔绝乎内外。

考察张载入蜀之行者，无不把以上两文当成最主要的依据，然后再分别参以考察者本人所掌握的其他零星资料。

对于张载入蜀的时间，大致有两种有代表性的观点：甲、认为张载于泰始九年（273年）入蜀。持这种看法者说，那位对张载《濛汜赋》曾予以叹赏的傅玄应卒于咸宁四年（278年），而不是史书所记叙的卒于咸宁五年（279年）。认为“张载作《剑阁铭》时，似尚未为人所重，后又作《濛汜赋》，已至洛阳，司隶傅玄见之大为叹赏，为之延誉，遂知名，从此就步入仕途”，故判定张载入蜀在278年之前；又据《叙行赋》“岁大荒”、“往乎蜀都”之语，“岁大荒”即太岁在巳之谓，与张载在世时相近的“巳年”有“癸巳”（泰始九年，273年）、“乙巳”（太康六年，285年）、“丁巳”（元康七年，297年），乙巳、丁巳皆在傅玄卒后，故判定只有癸巳（273年）才是张载入蜀之年，由于这年已是泰始九年，故又谓《晋书·张载传》所记的“太康初，至蜀省父”之“太康初”有误，而应为“泰始末”[4]。乙、另一种意见认为张载应于太康六年（285年）入蜀。理由是张载被傅玄延誉必在傅任司隶校尉（275年）至逝世（278年）之间，但这皆在咸宁年间。而据宋人黄休复《益州名画录》所引《益州学馆记》“西晋太康中，益州刺史张收笔”，故认为“张载的父亲张收到太康中才为蜀郡太守”，因此张载入蜀不应在咸宁年间而当在太康年间。又据《叙行赋》“岁大荒”，太康年间只有太康六年（乙巳）为“巳年”，此岁为“大荒年”，故张载入蜀之年应在“太康六年（285年）”，并认定《晋书·张载传》所言其“至蜀省父”的“太康初”应改为“太康中”才是。[5]

我吸取了甲、乙两说的“合理内核”，加上自己的新发现和新思考，认为张载入蜀之年既不是273年，也不是285年，而是太康初年，极可能是“太康三年（282年）”。理由如次：

张载作《濛汜赋》被傅玄常识，应在入蜀写《剑阁铭》之前，否则其《剑阁铭》那样被益州刺史张敏重视，特别是获得了晋武帝的青睐，若还要到“后来”写了《濛汜赋》才被傅玄赏识而“知名”，则是不可理解的了。《晋书·张载传》先叙《剑阁铭》、《榷论》，最后才写及《濛汜赋》被傅玄赏识而使张载步入宦途之事，故容易使人误解为写《剑阁铭》在前，作《濛汜赋》在后了。仔细斟酌，《晋书》撰者之意其实并非如此，把《剑阁铭》等写在前面，录以全文，是把它们视为张载的代表作之意，而后方述《濛汜赋》，只不过是把它当作叙张载官宦历程起点的缘由罢了。

《晋书·张载传》中写及赏识《剑阁铭》的益州刺史张敏，或以为此人除《全晋文》辑录的三篇佚文之外，“亦未见有其他事迹可考”[6]。《全晋文》卷八十“张敏略传”曰：“敏，太原中都人。咸宁中为尚书郎，领秘书监，太康初，出为益州刺史。有集二卷。”[7]可见，张敏是于“太康初”为益州刺史的；又据清人万斯同的《晋方镇年表》，张敏为益州刺史在太康三、四、五年（282~284年）。可见张敏在益州刺史任上赏识《剑阁铭》必在太康三、四、五年之间，故《晋书》所言“太康初”当不误。

至于《叙行赋》所言之“岁大荒”，如前所说与张载在世时相近的有三个“巳年”，唯“乙巳年”（太康六年，285年），在太康年间，故《叙行赋》所言入蜀之时当在太康六年，而这时张敏已经不再继任益州刺史，所以也就不会在这时来赏识《剑阁铭》了，故我认为太康六年是张载的又一次入蜀。臧荣绪《晋书》曰：“载父收，为蜀郡太守。载随父入蜀，作《剑阁铭》，……益州刺史张敏见而奇之……。”王隐《晋书》曰：“张载……随父收在蜀，作《剑阁铭》。刺史张敏表之天子……。”与《晋书》所言“至蜀省父”略异。我认为，太康初年的张载这次入蜀，作了《剑阁铭》，当为“随父入蜀”；太康六年张载再次入蜀，作了《叙行赋》，是“至蜀省父”，这时已是太康之“中”年（太康十年，“六”居其中），这时张敏虽已离益州刺史之任，而张载之父张收则当仍在蜀郡太守位上。前引《益州学馆记》谓“西晋太康中，益州刺史张收笔”，查《晋方镇年表》等，张收未曾任过益州刺史，“益州刺史”或当为“蜀郡太守”之误；其所言“西晋太康中”值得注意，说明太康年之“中段”张收仍在蜀都，其子张载为“省父”而入蜀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前文已言，张载第一次随父入蜀在太康初年，即太康三、四、五年张敏在益州刺史任上时，由于太康六年四月（《叙行赋》所言之“孟夏”）张载曾再度入蜀，故我认为他第一次入蜀极可能在太康三年。因为再早了，张敏还未就任；再晚了，比如到了太康四年，已不好再称“太康初年”了。况且当时京都洛阳或张载家乡安平（今河北省深县）离蜀郡都挺远，中途又险恶，交通且甚为不便（至盛唐时尚言“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一般人不会频繁来往，故我认为张载两次入蜀的时间间隔不可能太短。所以我估计第一次入蜀为太康三年，乃随父前往，曾作《剑阁铭》，被张敏赏识；第二次为太康六年，乃入蜀省父，作《叙行赋》。

可见，张载在咸宁四年（278年）傅玄逝世以前，因写《濛汜赋》而被傅玄叹赏，并被延誉，“起家佐著作郎”，出补肥乡令；太康三年（282年）随父入蜀，写《剑阁铭》，被张敏赞赏，回到洛阳，“复为著作郎”；左思为写《三都赋》，“诣著作郎张载访岷邛之事”，当就在此后不久，大约在太康四、五年间（283~284年）了吧。太康六年（285年），张载再次入蜀，撰《叙行赋》，返洛后转太子中舍人，迁乐安相、弘农太守等。有人常把张载起家就任的“佐著作郎”和后来任职的“著作郎”混为一谈[8]，其实二者还是有不小的差别的。“佐著作郎”，又称“著作佐郎”。如按九品中正制划分，则“著作郎”为“从五品”，而“著作佐郎”仅为“正七品”[9]。故臧荣绪《晋书》所言“起家拜著作郎”，应为“起家拜佐著作郎”。臧氏《晋书》佚文又曰：“稍迁，领著作。”即用“迁”字，就表示“著作郎”比此前的官职（包括起家之任）都要高一些。

前文已言，张载随父入蜀时当太康三年，据《晋书·皇甫谧传》为《三都赋》作序的皇甫谧亦于是年逝世，左思访张载当在此年之后一、二年之内，如此说来，已是皇甫谧逝世之后的事了。左思访张载，表明《三都赋》尚未撰完；皇甫谧为《三都赋》作序，则表明《三都赋》业已完成，因为皇甫谧是看了《三都赋》文稿才好写序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矛盾呢？

我经过长期地仔细研究，认为《晋书·皇甫谧传》记载的谧卒于“太康三年”之说有误。我从《晋书·皇甫谧传》记载的谧曾在近六十岁时写过一篇形同遗嘱的《笃终》入手，认为如果谧卒于太康三年，则《晋书·皇甫谧传》记述的谧作《笃终》之前的数次征召活动当都在其六十岁以后了，就其当时瘫卧在床的身体状况来看，这是不可能的；再加上如果谧卒于太康三年，则《晋书·皇甫谧传》所载其六十岁左右的活动就前后失序、文理不协了，等等。我找到了较充足的理由，运用了“理校”的方法，认为皇甫谧不应卒于“太康三年”，而是卒于“元康三年（292年）”，“元”误作了“太”。详参拙文《皇甫谧卒年新考》[10]。诚如是，左思访张载之事也就会在《三都赋》撰成之前了；而本文反复论析的左思访张载应在太康三年之后不久一说，也可为皇甫谧“不卒于太康三年说”增添了一个有力的证据。

左思及其《三都赋》和张载的关系，不仅仅表现在撰赋过程中左思曾向张载请教过有关蜀地的情形，而且还表现在《三都赋》撰成之后，张载还曾经亲自为《三都赋》作过注解。在与人不好结交的左思来说，他同张载的关系的确也非同一般了。《晋书·左思传》曰：“及赋成，……张载为注《魏都》，刘逵注《吴》、《蜀》。”《文选·三都赋序》李善于“刘渊林（刘逵）注”下疏解亦同此说。今存《文选》注文，虽只于《蜀都赋》、《吴都赋》下题曰“刘渊林注”，于《魏都赋》下未言谁注，但李善于《三都赋序》题下“刘渊林注”后疏曰：“《三都赋》成，张载为注《魏都》，刘逵为注《吴》、《蜀》，自是之后，渐行于俗也。”因而可知，今存《文选》之《魏都赋》，当为张载所注。从前文可知，左思之所以访蜀事于张载，就因为张载到过蜀地，对蜀地是较他人熟悉的，那为什么《蜀都赋》不由他注而为刘逵所注，或者说张载为何不注《蜀都赋》而却去注《魏都赋》？事实当是张载也注过《蜀都赋》，由于某些原因后来却散佚了。《文选集注》卷八引陆善经说，谓臧荣绪《晋书》引綦毋邃序注本及集题曰：“张载注《蜀都》、刘逵注《吴》、《魏》。”高涉瀛先生注《文选》亦曰：“然观《汉书·霍光传》颜注及本书《西京赋》李注，则张（载）、刘（逵）皆有《魏都赋》注也。”[11]很有可能张载、刘逵对《三都赋》都曾作过注释，后人认为张注《魏都赋》较优，刘注《吴都赋》和《蜀都赋》为长，就把刘注《蜀都赋》、《吴都赋》与张注《魏都赋》合编在一起，优胜劣汰，其他由于未被收入《文选》而都散佚了。可见说张载曾把《三都赋》全部作过注解还是有迹丝可寻的。钟嵘在《诗品·序》中说：“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这“三张”，一说指张载及其弟张协、张亢，一说指张华及张载、张协[12]，不论何说都有“张载”无疑；这“一左”，就是指左思。左思与张载不但私交较好，而且共同为西晋文坛的兴盛做出了较为杰出的贡献。看来二人的关系有可能由“访蜀”事始，至注《三都赋》而弥笃。可知不但左思一生与《三都赋》密不可分（刘勰评左思曰“尽锐于《三都》”[13]），就是张载一生与《三都赋》也可以说是瓜葛甚多，也可以说为《三都赋》做出过令人难以忘怀的贡献的。

注释：

[1]左思《三都赋序》，见《文选》卷四。

[2]张载诗，见逯钦立编《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七》，中华书局1983年版。

[3]张载赋，见严可均编《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八十五》，中华书局1985年影缩本。

[4]傅璇琮《左思〈三都赋〉写作年代质疑》，见《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二期。

[5]牟世金《〈三都赋〉的撰年及其它》，见《文史哲》1992年第五期。

[6]傅璇琮《左思〈三都赋〉写作年代质疑》，见《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二期。

[7]见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八十》。

[8]牟世金先生引《晋书·张载传》，谓之“张载曾三度为著作郎”（见《〈三都赋〉的撰年及其它》，《文史哲》1992年第五期），即包括“起家佐著作郎”那次。

[9]沈任远《魏晋南北朝政治制度》第四章第七节，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

[10]拙文《皇甫谧卒年新考》，见台湾中央研究院《中国文哲研究集刊》总第十期（1997年3月）。

[11]高步瀛《文选李注义疏》卷六。

[12]参见张锡瑜《诗平》，转引自曹旭《诗品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22页注[四]。

[13]刘勰《文心雕龙·才略篇》。

（原载《文史》1999年第1期，后收入《左思左棻研究》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