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嵘在《诗品》中评价左思时说：“虽野于陆机，而深于潘岳。”对“深于潘岳”之评，素无歧义，而对“野于陆机”之评，却有不少持不同观点者，如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卷十一说：“太冲一代伟人，胸次浩落，洒然流咏。似孟德而加以流丽，仿子建而独能简贵。创成一体，垂式千秋。其雄在才，而其高在志。有其才而无其志，语必虚矫；有其志而无其才，音难顿挫。钟嵘以为‘野于陆机’，悲哉，彼安知太冲之陶乎汉魏，化乎矩度哉?”沈德潜在《说诗晬语》卷上说；“左太冲拔出于众流之中，胸次高旷，而笔力足以达之，自应尽掩诸家。钟记室嵘季孟于潘、陆间，谓‘野于士衡，而深于安仁’，太冲弗受也。”在《古诗源》卷七又反复说：“钟嵘评左诗，谓‘野于陆机，而深于潘岳’，此不知太冲者也。太冲胸次高旷，而笔力又复雄迈，陶冶汉魏，自制伟词，故是一代作手，岂潘陆辈所能比埒?”刘熙载在《艺概·诗概》中说：“若钟仲伟谓左太冲‘野于陆机’，野乃不美之辞。然太冲是豪放，非野也。观《咏史》可见。”以后人的眼光看，谓左思“野于陆机”的确欠妥，陈祚明等人的看法是有道理的，本文后面还要详谈；但钟嵘当时为什么这样讲呢?他真的是“不知太冲者”吗?这关系到人们对“野”字的理解、当时文坛的风气以及钟嵘对左思的整体评价等一系列问题。“野”字有许多义项，作为形容词来讲也有褒义、贬义之分。钟嵘这里所说的“野”，源于《论语》，其《雍也篇》记载孔子语：“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后来，“文”、“质”这一对词语就被用来指文学作品的艺术风格、外部风貌，文指富有文彩，语言华美，质指质朴而无文彩；也有人认为文可指作品的形式，质可指作品的内容。钟嵘谓左思“野于陆机”，就是说左思的诗作不如陆机的作品富有文彩，语言华丽。今人或译钟嵘所言二句为：“虽比陆机诗质实，却又比潘岳诗深沉。”[1]以“质实”释“野”，显不出钟嵘所要说的左思缺乏文彩之不足，欠妥。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说：“左思诗赋，广博沈雄，慨慷卓越，其旨开于苏、张；及其弊也，则浮嚣粗犷，昧厥修辞。”可视为对钟嵘“野”、“深”二语的注脚。五言诗发展到晋代，已从建安、正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出现了以陆机、潘岳为首的柔美、清绮派和以左思、刘混为代表的壮美、贞刚派。钟嵘论诗，常常以点代面，言简意赅，“野于陆机，深于潘岳”二语，我认为言陆也可以包括潘，言潘，也可以包括陆，所以这两句可以理解为：左思的诗比陆机和潘岳质朴而缺乏文采(“潘江陆海”，左思文采亦逊潘岳)，但比陆机和潘岳深刻而又深沉(陆芜潘净，陆文缺乏剪裁，故亦当浅于左)。我认为钟嵘这两句并不像前文所引沈德潜所说的是将左思“季孟于潘陆间”，是将左思置于陆机之下、潘岳之上的位置。当然从《诗品》全书看，钟嵘是将陆机当作西晋文坛的代表、领袖来看待的。《诗品·序》中说：“陆机为太康之英，安仁(潘岳)、景阳(张协)为辅”，“昔曹(植)、刘(桢)殆文章之圣，陆(机)、谢(灵运)为体贰之才。”体贰之才，谓陆、谢犹如诗人中仅次于曹、刘的“亚圣”一般。《诗品》卷上评论陆机说：“其咀嚼英华，厌饫膏泽，文章之渊泉也。张公(张华)叹其大才，信矣。”钟嵘对陆机评价甚高，但对潘岳评价也不低，把潘岳当成了陆机麾下坐“第一把交椅”者，似乎位置比左思还高，所以不能仅据“野”、“深”二句就说钟嵘排出了陆、左、潘的座次。

综观《诗品》全书，钟嵘对左思的评价还是颇高的，他把左思置于仅占所论入品作家(一百二十三家[2])不足十分之一的“上品” (《古诗》亦为一家，仅十二家)；《诗品》中有关左思的论述对于左思也是颇为推崇赞赏的。专门评述左思的一段专论是：“其源出于公干。文典以怨，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虽野于陆机，而深于潘岳。谢康乐尝言：‘左太冲诗，潘安仁诗，古今难比。”散见于《诗品》全书中的有关论述也不少。其《序》中说：“尔后陵迟衰微，迄于有晋。太康中，三张、二陆、两潘、一左，勃尔复兴，踵武前王，风流未沫，亦文章之中兴也。”“元嘉中，有谢灵运，才高词盛，富艳难踪，固已含跨刘(琨)、郭(璞)，陵轹潘(岳)、左。”“陈思《赠弟》，仲宣《七哀》，公干《思友》，阮籍《咏怀》，子卿‘双凫’，叔夜‘双鸾’，茂先‘寒夕’，平叔‘衣单’，安仁‘倦暑’，景阳‘苦雨’，灵运《邺中》，士衡《拟古》，越石‘感乱’，景纯《咏仙》，王微‘风月’，谢客‘山泉’，叔源《离宴》，鲍照‘戍边’，太冲《永史》，颜延‘入洛’，陶公‘永贫’之制，惠连《捣衣》之作，斯皆五言之警策也。所以谓篇章之珠泽，文采之邓林。”

《诗品》卷上论述张协、卷中论述陶潜和卷下论述鲍令晖时则曰：“(张协)巧构形似之言，雄于潘岳，靡于太冲。风流调达，实旷代之高手。”“(陶潜)其源出于应璩，又协左思风力……世叹其质直。”“令晖歌诗，往往断绝清巧，拟古尤胜……照(鲍照)尝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亚于左芬，臣才不及太冲尔!’”

钟嵘谓左思“其源出于公干(刘桢)”，一是从内容着眼，左思有“风力”，风力亦即“风骨”，刘桢为建安七子之一，是具有“建安风骨”的代表人物之一，钟嵘谓其“仗气爱奇”，“真骨凌霜，高风跨俗”，这“气”、“骨”、“风”也就是“风骨”、“风力”之意；二是从形式着眼，钟嵘谓刘桢“气过其文，雕润恨少”，这也与左思质胜于文的“野”相似。“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是钟嵘品评诗人高下的两把尺子，钟嵘认为左思之诗有“风力”，而乏“丹采”，故其地位未能像曹植、陆机那样崇高。从反对齐梁时的颓靡文风出发，钟嵘是反对多用事典的。他在《诗品·序》中说：“至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他指责那种作品“殆同书钞”，“拘挛补衲，蠹文已甚，但自然英旨，罕值其人”。但对左思这种“文典以怨”之事典的运用，他还是赞扬的，因为这种用典很好地表现了作者的怨愤、情感和志向，而且表现的“颇为精切，得讽喻之致”，这些事典成了他诗中的有机部分，如其《咏史诗》中的司马相如、扬雄等历史人物简直就是左思自我形象的映现，通过他们表现了对自己身处逆境的不满，表现了认为自己的作品能够传之久远的坚定信念等等，似乎和左思形象相距甚远的刺客荆柯，在《咏史诗》中被描绘成了“在穷巷中甘于贫贱同时又保持人的尊严的形象”，因而使得“左思本人通过荆柯的印象得到了再现”[3]，从而达到了自己“讽喻”的目的。当然，文风过于质朴，过于典雅，往往也就会失之粗野。萧统《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中说：“夫文典则累野，丽亦伤浮。”刘孝绰《昭明太子集序》中亦说：“能使典而不野，远而不放。”左思的作品虽“典”，但因而也多少带了“野”的不足。钟嵘指出这一点还是对的。姚范《援鹑堂笔记》卷三八评说左思《咏史诗》说：“太冲诗慷慨尚气，然亦素露无余矣。”话说得似乎过了点，但确实指出了其“素露”之不足。就说“咏史”诗吧，到了诗歌高峰的唐代，已经向着“怀古”、“述古”、“览古”的方向发展，他们大多通过游览古迹，触景而生发思古之幽情，借以抒发自己的志向怀抱，这类诗有许多已不像左思那样质直，那样笔无藏锋，而是感慨委婉，隐而不露地表现出来，这不能不说是对左思“野”的一种纠正。钟嵘指出左思的这点不足，在我们看来，也无妨左思在太康文坛乃至在整个古代文学史上的崇高地位，美中总难免有所不足，就是被称为“诗圣”的杜甫，有人认为他也有某些“近质野”的“短处”，宋人吕本中在《童蒙诗训》中就是这样指责的，他说：“学古人文字，须得其短处。如杜子美诗，颇有近质野处。”所以我们也不必为左思护短。恰如其分地看到其短处，后人才能站到前人的肩上，层楼更上，前进不止。再者，左思写《三都赋》讲究“征实”，他写诗也有这种“征实”精神在起作用，所以他的诗不浮夸，不靡丽，而是质实近野，刘熙载《艺概·诗概》谓“左太冲《咏史》似论体”，大概也是看到了他这种特点。但左思的诗作也不是“质木无文”，一点文采也没有，钟嵘认为只是比“举体华美”的陆机稍逊风骚，略显质野而已。《晋书·左思传》言其“才藻壮丽”，参之其作品，可见其是有才藻的，也不能不说是华丽的，但比较起同时代的其他作家来，他的语言风格是“壮丽”而不是“靡丽”。

钟嵘论诗，时用比较法，以此诗人与他诗人作比。或两人相比，如论潘岳谓“犹浅于陆机”，“陆才如海，潘才如江”；论颜延之与谢灵运比较，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如错采镂金”；论谢惠连，则与其族兄谢灵运比较。或四、五人作比，如论鲍照则曰“得景阳之淑诡，含茂先之靡馒，骨节强于谢混，驱迈疾于颜延”。更多的则是三人相比照，前引论左思谓其“野于陆机，深于潘岳，’；论谢朓诗“足使叔源失步，明远变色”；论谢庄诗“不逮于范(哗)、袁(淑)，然兴属间长”；论王粲则曰“方陈思不足，比魏文有余”；论陆机则曰“气少于公干，文劣于仲宣”；论张协则曰“雄于潘岳，靡于太冲”等，皆三人相对比。其论张协二句，陈祚明《采菽堂古诗选》曰：“《诗品》谓雄于潘岳，靡于太冲，此评独当。一反观之，正是靡类安仁，其情深语尽同，但差健；有斩截处，正是雄类太冲，其节高调亮同，但不似太冲简老，一语可当数语。固当胜潘逊左。”谓张协“胜潘逊左”，是后人的看法，钟嵘当时并不如此看。前引《诗品·序》之言，谓陆机为太康之英，潘岳、张协为辅；钟嵘论曹植时说：“孔氏之门如用诗，则公干升堂，思王(曹植)入室，景阳、潘、陆，自可坐于廊庑之间矣。”可见左思还沾不上边呢。潘岳、张协相比，钟嵘明显地是将潘岳置于张协之前的。再从《诗品》编排的顺序来看，同一品中，大体按朝代先后排列，而同一朝代的人，我认为不是按年龄、职位排列，而是大体按其五言诗作的地位排列的，如曹植、刘桢、王粲是如此，陆机、潘岳、张协、左思亦是如此，置于一篇同论的陆云、石崇、曹摅、何劭也是这样，曹植、陆机、陆云在其同一组中年龄差不多都是最小的，职位也不都是最高的。所以，我认为钟嵘排列的“陆机、潘岳、张协、左思”的顺序，恰恰表示了他对四人位置高低的看法，张协居于潘岳之下而在左思之上，是“逊潘胜左”，而不是“胜潘逊左”。钟嵘之所以认为张协“胜左”，就是因为他认为张协“靡于太冲”，靡者，靡丽之谓也。陈祚明在《采菽堂古诗选》中还说：“景阳(张协)写景生动，而语苍蔚，自魏以来，未有是也。”许学夷《诗源辨体》亦说：“景阳五言杂诗，华彩俊逸，实有可观。”张协的诗作是富有文采的，他这点上胜过左思，正如前面所论述的那样，左思诗是质野而有点缺乏文采的，故钟嵘谓之“靡于太冲”。黄子云《野鸿诗的》卷七四曰：“景阳琢辞，实祖太冲，而写景渐启康乐，在典午中亦可称巨擎。”张协生卒年不详，或较左思稍小，他写诗遣辞造句，或受左思的某些影响，但谓其“祖”于太冲似未必然，因二人风格差异较大，左思以质野为主，张协以靡丽见长，钟嵘谓他们一源于刘桢，一源于王粲，一属于《国风》派系，一属于《楚辞》家族，这样说虽未必十分科学、准确，但二人差别的确是颇为明显的，难以说有什么谁“祖”于谁的密切关系。

钟嵘将陶潜置于中品，后人多认为应置于上品，从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后人的意见是对的。但考虑到当时的具体情况，陶潜那时名气甚微，诗文也不怎么受重视，颜延年为他作诔，只说“文取指达”，沈约《宋书》列他入《隐逸传》，对其文学成就没有什么肯定的话，刘勰的《文心雕龙》对他及作品只字未提，相比而言，钟嵘将他列入中品也就不错了。钟嵘谓其“源于应璩”，后人多有异议。如叶梦得《石林诗话》说：“不知其所据。”王士祯《渔洋诗话》谓之“尤陋矣，不足深辨也”。而宋濂《答章秀才论诗书》则曰：“独陶元亮天分之高，其先虽出于太冲、景阳，究其所自得，直超建安而上之。”谓陶潜一定出于左思，怕也未必，但陶潜受到左思的不小影响也是实情，钟嵘谓之“又协左思风力”，指出了他们在“风力”这方面的相通之处，还是很有眼光的。陶潜《饮酒》诗之八专门写了“青松”，以之比喻坚贞的人格，借之为自己写照，这极有可能也是受左思《咏史诗》写松的影响；陶潜《咏荆柯》写到虎虎有生气的荆柯形象，《读〈山海经〉》诗写到夸父、精卫、刑天等，都是“金刚怒目”式的豪放之作，这都可以看出是受了“左思风力”影响的。钟嵘谓陶潜“文体省净”、“笃意真古”，“世叹其质直”，陶潜的风格主要是平淡、质朴、自然，这“真古”、“质直”或者与受左思质野风格的影响有关吧。

左思在六朝的影响，于陶潜还不如于鲍照身上浓烈。钟嵘通过鲍照之口说：“臣妹才自亚于左芬，臣才不及太冲耳。”《中国人名大辞典》记此二语为“照自以为其才不及左思，而妹才则远胜左芬”[4]，与《诗品》所载大异，不知何据。鲍照以自谦之语对宋孝武帝说出其妹之才思，实则明贬暗褒，似觉当以《诗品》所引为是。鲍照既拿自己和左思相比，说明他对左思是相当崇敬的。事实是鲍照受左思的影响颇大，正如有人说：“明远(鲍照)之步，驰骤太冲”，“明远得记室(左思)之雄”[5]，“钟记室(钟嵘)谓其(鲍照)‘含景阳之淑诡，兼茂先之靡嫚’，知之最深，然亦具太冲之瑰奇”[6]。鲍照诗写得气概雄浑，苍劲清拔而又刚健古朴，特别是他的《咏史诗》和《拟古诗》之二不但命意与左思《咏史诗》接近，其笔力雄健亦类似。牟愿相《小澥草堂杂论诗》中说：“曹子建气骨奇高，词采华茂，左思得其气骨……左一传而为鲍照，再则为李白。”把鲍照视作左思的第一个“传人”。钟嵘虽未能揭示出这种“师传”关系，但从引用鲍照的话中或者说也是有意无意地透露了这种关系的。

钟嵘把陆机、潘岳、张协诸人置于左思之前，以后人的眼光看，是不合适的，这种看法表现了一种时代的局限性。后人认为钟嵘把“太康之英”的桂冠送陆机欠妥，应当移到左思头上[7]，有人认为“‘左思风力’代表了西晋文学的最高成就”[8]，左思才是太康文学的最杰出代表。自古以来人们就对左思及其诗作给予极高的评价。严羽《沧浪诗话·诗评》曰：“晋人舍陶渊明、阮嗣宗外，唯左太冲高出一时，陆士衡独在诸人之下。”胡应麟《诗蔽》外编卷四称誉左思《咏史诗》说：“造语奇伟，创格新特，错综震荡，逸气干云，遂为古今绝唱。”成书《多岁堂古诗存·例言》则曰：“太康诗，二陆才不胜情，二潘才情俱减，情深而大者，左太冲一人而已。”叶燮《原诗》内篇上称扬左思及其诗作为“卓荦磅礴”、“观其纵横掷踏，睥睨千古，绝无丝毫曹、刘余习”，等等。这类评价，大体说来符合实际情况，今人大都同意这些说法。但钟嵘当时将陆机等人置于左思之上也自有其道理，揣测起来，或许钟嵘认为，陆机比左思的诗作多得多[9]，在诗歌领域里的影响也大得多，特别是从五言诗的发展上来看，“野于陆机”的左思就不如“厌饫膏泽”的陆机使五言诗发展到一个更加成熟的阶段贡献更大。造成这“文章中兴”之时代的旗手和中坚，从当时和稍后一段时间里的人们看，都认为是陆机而不是左思，故而钟嵘就让陆机坐上了“太康文学”的第一把“金交椅”。当然，评价一位作家及其作品，往往需要隔上相当久的一段时间，他们的价值才能被人们逐渐认识得更清晰、更准确，所以在后人的心目中左思的地位又远远超过了陆机，但钟嵘对左思的评价大体上来说是正确的，这也就难能可贵了，所以我认为钟嵘尚不失为左思逝世以后的一位较早的“知音”。

注释：

[1]《文赋诗品注译》第93页，中州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

[2]《诗品》的人数，由于流传版本不同，计算方法不同，故有122人、121人、123人说多种，此从曹旭《诗品集注》，认为共123人。

[3]日·兴膳宏《左思与咏史诗》，见《六朝文学论稿》第54页，岳麓书社1986年版。

[4]臧励和等编《中国人名大辞典》第1629页一栏“鲍令晖”条，，上海书店1980年印行本。

[5]明·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二和外编卷二。

[6]清·何焯《义门读书记·文选·诗》。

[7]李伯勋《论钟嵘〈诗品〉》；刘文忠《左思》(见《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第一卷)。

[8]韦凤娟《论左思及其文学创作》，见《中国古典文学论丛》第二辑，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9]据《隋书·经籍志四》载，有《左思集》二卷(注谓梁时有五卷)，《陆机集》十四卷(注谓梁时有四十七卷)；今存陆机诗有一百一十首之多，左思仅十四首。

（原载《齐鲁学刊》1995年第6期，后收入《左思左棻研究》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