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三国志》裴松之注、郦道元《水经注》、《文选》李善注同样享有盛誉的《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原貌怎样？有哪些重要的特点和作用？还有什么不足之处呢？本文试就这几方面作些粗浅的探讨。

一

为了叙述的方便和便于比较，先对《世说新语》敬胤注作点简要的介绍和分析。敬胤注载于宋人汪藻的《世说新语考异》。《考异》共五十一事，有三章为传本《世说》所无（汪藻时已无）。敬胤何许人也？汪藻以为当是孝标以前的宋、齐时人，是对的。敬胤注惯于详列人物谱系，直到与他同时的“今人”。他谈到“今人”，有刘宋末已为官者，有南齐时为官者，也有入梁者。据“王丞相过江”条敬胤按：“史畴位至豫章太守，御史中丞，武昌内史，民其后也。”“民”为当时习用的自谦之词，可知他是史畴的后代，应叫史敬胤。同条注中还说：“（江渊）六世孙淹（江淹），今骁骑将军。”据《梁书·江淹传》“永明初（公元483年为永明元年）迁骁骑将军”，据《资治通鉴》系年，永明十一年（公元493年）江淹已升为御史中丞了。可知敬胤作注的时间应在齐武帝永明年间，即公元483年至493年之间。刘孝标入梁以后，曾被召入西省典校秘书，奉安成王之命抄录事类，编纂《类苑》，未成，因病去职，后被梁武帝以文学之士召用。我以为他为《世说新语》作注，当始于此时。理由是：《贤媛》门“王公渊娶诸葛诞女”条刘注“臣谓王广名士”，《汰侈》门“王君夫有牛”条刘注“臣按其《相经》云”，《惑溺》门“贾公闾后妻”条刘注“臣按：傅畅此言”云云。孝标多次自称“臣”，所以刘注应是奉敕——即奉梁武帝之命而作。由于他不能随众沉浮，被武帝嫌恶，后不复被引见。孝标作注始于此时，主要注疏的时间恐怕要在其后了，因这样的巨著决非短时间所能完成，何况这时他还在编纂一百二十卷的《类苑》，作注的主要时间极可能是在他栖居东阳紫岩山的晚年。刘注比敬胤注估计要晚二、三十年的样子。

但刘孝标并未看到敬胤的注。从刘注的整个体例看，如果见到了，喜欢广证博引的刘孝标不会置之不理的，对敬胤注一定会引用并提出自己的看法的。所以我认为敬胤注在当时并未广泛流传，因而博雅如孝标者也未注意到；而且我认为敬胤极可能没全面注过《世说新语》。汪藻说：“疑敬胤专录此传疑纠缪。”很可能他仅仅辑录了这五十余事，是他在阅读《世说新语》时随手加的批注和纠缪的辑录。这五十余事初看杂乱无章，其实是以人物为中心排列得很有秩序的：先元帝，次毕卓、刘琨、祖逖，再次王敦、王导等。再从其引注看，前面注过的人，后面不再重注。如“王长豫幼”条，在《排调》门，按《世说新语》次序，本应在后，但在《考异》中却放在了前面，于是就在此处注了“王长豫”；而“王长豫为人恭顺”和“长豫与丞相语”二条（在传本《世说新语》中为一条）在《德行》门，在《考异》中却置于《排调》门后，但敬胤未注“长豫”而注了其弟“敬豫”。《世说新语》中无疑地《德行》门要在前（因以孔门四科取名有尊崇意，决不会排在后头），可见《考异》事未按《世说新语》原来次序，而是经辑录批注者敬胤重新排列了的，并自成体系，不象是汪藻或他人对敬胤注的辑录。因为仅此五十余事，四十条注，所以影响不大，流传不广。

弄清了刘注和敬胤注的关系，我们就可以把混在刘注中的敬胤注分辨清楚了。如宋本《世说新语·尤悔》“刘琨善能招延”一条，先是刘注引了邓粲《晋纪》，后有“敬胤按”数语。这数语见于汪藻《考异》中的敬胤按，文字仅有小异。前人怎能为后人的注加按语？所以这几句按语当是后人抄录在刘注之后的，非孝标所为，亦非敬胤加在刘注之后。《豪爽》门“王大将军年少时”一条，后有“或曰”注数句，此数句为《世说》唐写本残卷所无，而为《考异》所有，当为敬胤注，应系后人抄入，可能是为补此条刘孝标无注之缺吧？

有人认为《世说新语》刘注经宋代的晏殊删削过，已大失原貌。现在能见到的《世说新语》最早的本子，是一个从日本传入的唐写本残卷，虽仅有第十门（尚缺前三条）至第十三门，但对于研究《世说新语》却很有用处。在唐残本现存五十余条中，今存本刘注与之相比改动较多的仅有“何晏、邓飏令管辂作卦”、“何晏年七岁”、“桓公读《高士传》”数条，且这几条注都较长较繁；其他各条改动都寥寥无几，且多是些不关重要的虚词“也”、“者”、“之”等；何况唐残本正文和注还有好多明显的错字，所以不能认为与唐残本不同之处都是后人改动了的；且不说《世说新语》在刘孝标时已有了不少的异文。所以我认为，晏殊对刘注的删削诚如董弅在《题跋》中所说，是“小如剪截”，没有进行伤筋动骨的大删改，传本《世说新语》刘注和原貌的距离不是很大的，或者说，是基本上保持了原貌的。

传本《世说新语》注中不是孝标注的或经后人改动了的，除去两条敬胤注和对照唐残本找出一些之外，《假谲》门“温公丧妇”条注末有“谷口云”数句：“刘氏，政谓其姑尔，非指其女姓刘也。孝标之注，亦未为得。”显非刘注，谷口不知何许人，但在宋本中已有，是宋或宋以前的人无疑。其驳刘注浅薄粗疏，其姑既嫁刘家（娘家自应姓温），其女难道不姓刘吗？《方正》门“诸葛亮之次谓滨”，正文曰“乃遣辛毗为军司马”，注引《晋阳秋》曰：“帝乃使毗仗节为高祖军司马。”《三国志·魏志·辛毗传》及《晋书·宣帝纪》皆曰辛毗为“军师”。因避司马师讳，晋人改为“军司”，刘义庆袭用作“军司”，后人不知，改作“军司马”。魏晋以后虽以“司马”为军府之官，但不叫“军司马”，此正文和注中都衍一“马”字。《任诞》门“周伯仁风德雅重”条曰“尝经三日不醒”，注引《语林》曰：“伯仁正有姊丧三日醉，姑丧二日醉，大损资望。”《太平御览》卷四九七引《语林》曰：“周伯仁过江恒醉，止有姊丧三日醒，姑丧三日醒也。”《南史·陈暄传》曰：“昔周伯仁度江，唯三日醒。”当是用《语林》之典。“三日醒”不论从文义上，还是从情理上考虑都很协合。后人因《世说》正文有“三日不醒”语，而改刘注之两“醒”字为两“醉”字，“止”又讹为“正”，“三”又讹为“二”，失刘注原貌矣。《言语》门“挚瞻曾作四郡太守”，注引《挚氏世本》曰：“历安丰、新蔡、西阳太守。”四郡而只注其“三”，又未说明“四郡”有误，疑在传抄中脱露了。《排调》门“孝武属王珣求女婿”，正文末曰：“卿莫近禁脔。”“禁脔”何意？正文至此而止，孝标也未作注疏，《晋书·谢混传》此句下尚有一段解说，当为散佚了的《世说新语》正文或刘注，如果正文无此数句，这种地方孝标不会不注的。

二

裴松之在《上三国志注表》中说：“按三国虽历年不远，而事关汉、晋，首尾所涉，出入百载，注记纷错，每多舛互。其寿（陈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刘孝标注《世说新语》的情况与此相类似，其动机和宗旨也与此相类似。为此，他翻阅了大量资料，仅就引书看，就有经史别传三百余种、诸子百家四十余种、别集二十余种、诗赋杂文七十余种、佛经道藏三十余种。少年就有“书淫”之名的刘孝标多搜穷求，孜孜不倦，费了多少心血啊。他在《答刘之遴借〈类苑〉书》中说：“九冬有隙，三余暇时，多游书圃，代树萱苏”，“是用周流坟索，详观图牒，搦管联册，纂兹英奇”。这说的虽是纂辑《类苑》的甘苦，注疏《世说新语》又何尝不是如此呢？在那没有索引，有的书甚至连个目录也没有的时代，查找这么丰富的资料一要知识渊博，二要肯下苦功。所引四百余种书后来大多都已散佚，因而被辑佚家视为鸿宝奇珍。如果没有刘注，好多书甚至连个书名也难以留存下来；如果没有刘注，单人物小名一项，后人读《世说》就会感到像看天书一样无法弄懂。

刘孝标注《世说新语》材料翔实，言必有据，表现出一种非常严谨的治学态度。刘注中有不少对照别的版本的“一作”，表明他曾细心地进行过校勘。《捷悟》门“王敦引军”条注曰：“一本云……，一本作……。”《文学》门“僧意在瓦官寺中”条注曰：“诸本无僧意最后一句，意疑其阙，广校众本皆然。唯一书有之，故取以成其义。然王修善言理，如此论，特不近人情，犹疑斯文为谬也。”可见他曾搜集到多种本子，查对、思索、研究、总结。敬胤注有些史料本可指明出处，但却用自己的话叙出，有的以“或曰”的形式出现，远不如刘注一一注明出处的好。《贤媛》门“贾充前妇”条关于“贾充不迎回李氏”的事就举了三家之说来作辨析。他的辨析、驳证，常常在占据了充分、可靠的材料的基础上，考察了当时的时代背景、人和人的复杂关系、人的整个生平或特点等，才做出结论的。如《文学》门简文帝称誉许询的五言诗“妙绝时人”，刘注就从整个诗赋发展史的角度，从当时文坛的习尚来说明他是怎样被推许为“一时文宗”的。《文学》门“马融欲害郑玄”事，刘注就从马融的为人及与郑玄的关系，说明这是根本不可能的。《捷悟》门“曹娥碑”事，刘注则从曹操、杨修未曾涉足江南，指明此事之不可信；但《异苑》中也有类似的记载，他也录以备考。有些事实在不能判定，就用“未详”、“未闻”或“傥亦同乎”、“疑以传疑”表疑，也不轻下断语。《政事》门“陈元方年十一时”条，有位做过邺令的袁公，刘注曰：“检众《汉书》，袁氏诸公，未知谁为邺令，故阙其文以待通识者。”为了一个不知名的人，竟然翻检那么多书，还谦虚地表示“阙其文以待通识者”，多么令人敬服！

刘注虽然丰富详密，但又简明扼要，剪裁得当。这点和敬胤注相比十分明显，敬胤注不少条都是洋洋数百字，但缺乏剪裁，读者亟须解决的问题，往往并未涉及。如《方正》门“江仆射年少”条，敬胤注用了180字，不厌其烦地细介江虨的谱系，而刘注仅用五十余字，不仅扼要介绍了江氏的情形，重要的是引《棋品》，指出“虨与王恬等，棋第一品，导（王导）第五品”，这对于理解其中弈棋之难点如“手尝不如两道许”、“而欲敌道戏”、“此少年戏乃不恶”等很有帮助。为了避免繁琐、重复，他还在注文安排上创造了一种“互见”的形式，用“已见上”、“已见”表明该条前已有注，用“别见”表明该条后边方有注，这种互见式全书计有一百一十九条之多。为人名作注，一般在首次出现时（后再出现用“已见”等照应），有时也在后来出现时。主要着眼于怎样才有利于理解正文，刘孝标是权衡了这人历次出现的情况才确定的。这种体例既防止了重复征引，又给人指明了可解的线索，是一种谨严、简明而又实用的好方法。有的注文即使稍长一点，或是为了补足语言环境，或是为了交待事件的前因后果，如《赏誉》门“公孙度目邴原”为“云中白鹤”，如果没有刘注，读者就弄不清为什么这样比喻及其具体含义，刘孝标详细注出了邴原避乱辽东，被公孙度厚礼之，后欲还乡，被公孙度禁绝，终于逃出，人欲追之，公孙度说了这话表明不必追。读者读了刘注，会豁然明白“鹤”啊、“网”啊的具体含义，注文虽长一点，但令人感到长得很有必要。

刘注的重点是在史料方面作补证和纠谬，而不在注解文字，敬胤注更是一点关于文字的诠释也没有。可能敬胤、刘孝标与编纂者刘义庆的时代相去不远，你懂我也懂，感到似没大必要诠注，所以没在这方面花大力气。但刘孝标还是对文字作了些诠释，有的援引古书，有的证以史料，其中对于晋宋口语和特定条件下的语句作注解尤为珍贵。如对于“八龙”（《德行》门“陈太丘诣荀朗陵”条）、《天台赋》“佳句”（《文学》门“孙兴公作《天台赋》成”条）、“眼光出牛背上”（《雅量》门“王夷甫尝属族人事”条）、“伧”（《雅量》门“褚公于章安令迁太尉记室参军”条）、“吐佳言如屑”（《赏誉》门“胡毋彦国”条）、“哀家梨”（《轻诋》门“桓南郡每见人不快”条）、“黄须鲜卑奴”（《假谲》门“王大将军既为逆”条）的注释等等，否则后人真是难以明其意。高似孙对刘注极为倾倒，他在《纬略》中说：“宋临川王义庆采撷汉晋以来佳事佳话为《世说新语》，极为精绝，而犹未为奇也。梁刘孝标注此书，引援详确，有不言之妙。如引汉、魏、吴诸史及子传地理之书皆不必言，只如晋氏一朝史及晋诸公列传谱录文章，凡一百六十六家，皆出于正史之外。记载特详，闻见未接，实为注书之法。”诚非虚誉也。

我们从刘注中出现的很多“一作”及“一本作”、“一本云”、“诸本”、“众本”等，可知《世说新语》早在刘孝标时代流传就已颇广，而且有了不同的抄本，并且在传抄中出现了不少的异文。从刘注引书看，好些事在几种书中都有记载，有的同一事几种说法差异较大，甚或互相矛盾，更多的则是大同小异，如《方正》门记“高贵乡公”死后，陈泰言应杀掉主事者贾充以向国人谢罪，司马昭想杀个地位比他差一些的，陈泰说：“但见其上，未见其下。”刘注引《晋纪》、《汉晋春秋》、《魏氏春秋》三种说法，虽文字略异，但基本精神都是一致的。足见《世说新语》的记载，都是人们口头上流传着的事，即使有或大或小的差异，也是流传中所致，虽有些事未必真实可信，但决非编纂者凭空编造，向壁虚构。

《文学》门“殷仲文天才宏瞻”条曰：“读书不甚广博亮叹曰……。”有人断句为“博”字从前，“广博”为词并非不协，但“亮”何许人也？刘注：“亮，别见。”据刘注惯例“别见”应见于下文，从《识鉴》门“郗超与傅瑗周旋”条可查到关于傅亮的注，因此“博”字当为“傅”字之误无疑。《言语》门“荀慈明与汝南袁阆相见”条，于“袁阆”未注，查全书亦无对“袁阆”的注释。据刘注惯例，见于前文之人，或用“已见”式，或不再重注。此当属后一种。《德行》门“郭林宗至汝南造袁奉高”条，刘注引《汝南先贤传》曰：“袁宏字奉高。”而《后汉书》作“袁阆字奉高”，“阆”与“高”其义也协，刘注引《汝南先贤传》“宏”当为“阆”误，为后人抄误或妄改，否则《言语》门下刘孝标不会不注。《言语》门“佛图澄与诸石游”条，关于“海鸥鸟”事，刘注引《庄子》。此节今本《庄子》无，而见于《列子·黄帝》篇。谢灵运《山居赋》：“抚鸥鮴而悦豫，杜机心于林池。”自注曰：“庄周云：‘海人有机心，鸥鸟舞而不下。’”（见《宋书·谢灵运传》）谢灵运所见此事亦出于《庄子》，足见刘注引《庄子》不误。据《汉书·艺文志》载，《庄子》有五十二篇，今本仅三十三篇，可知《庄子》散佚颇多。《困学纪闻》卷十、《读书脞录续编》卷三辑《庄子》逸文颇多，尚无此条，据刘注可补此不足；同时据刘注亦可证《列子》关于“海鸥鸟”事当袭自《庄子》。《赏誉》门“阮光禄云：‘王家有三年少：右军，安期，长豫。’”刘注曰：“阮裕；王悦；安期，王应。并已见。”按刘注之意“三年少”，应是王羲之（右军）、王应（安期）、王悦（长豫）。但《晋书·王羲之传》作：“裕（阮裕）亦曰：‘羲之与王承、王悦为王氏三少。’”王羲之、王应、王悦同为琅邪王氏，年辈相仿，合称“王氏三少”有理；而王承（亦字安期）为太原王氏，且是羲之叔父王导一辈人。所以此“安期”只能是“王应”而不是“王承”。据刘注可订《晋书》之误。《任诞》门“王子猷居山阴”条注引左思《招隐诗》曰“白雪停阴冈，丹葩曜阳林”，《文选》引此“白雪”作“白云”，揣文意似以刘注所引“白雪”为长。

以上不过是聊举数例。意在说明刘注对于辑佚，对于训诂，对于古书的校勘，对于《世说》的研究，对于有晋一代历史的考析等，都有极为重要的价值，当然其作用还远远不止这些。

三

尽管如此，我觉得刘注仍有美中不足之处，如对于文字、语词的注释，虽然也有一些，但很不够；特别是一些当时的口语，有不少至今几乎仅此一见，有的用字仅借其音，依靠古训是难得其解的，他却未注。像《文学》门“殷中军为庾公长史”条之“辄翣”，《政事》门“王丞相之拜扬州”条之“兰阇”，《排调》门“殷洪远答孙兴公诗”条之“㯓腊”，《轻诋》门“支道林入东”之“哑哑”等，刘孝标去刘义庆时代不远，注起来会易如反掌，但在后人可就大吃苦头了。像《方正》门“王述转尚书令”之“应让杜许”，“杜许”二字，或以为是一个的姓名，或以为是二人之姓，或以为应作语词理解，或以为无法理解，只好以“未详”避开，后人真是大费心血。最后即使能自圆其说，也不知与原意究竟距离多大。这可能是孝标始料不及的吧？有的人名也失注，除去注曰“未闻”之人外，如《任诞》门“山季伦为荆州”条之“葛强”，《豪爽》门“桓石虔”条之“朱辟”等都未注，《贤媛》门“王凝之谢夫人”条之“阿大、中郎”也失注，致使众说纷纭，争论不休。又如“阿奴”一词，当为对幼小者之爱称，用于兄以呼弟，父母以呼子，祖父以呼孙，甚至也用于丈夫以呼妻子等。《德行》门：“谢奕作剡令”条，《容止》门“王敬豫有美形”条，都有此语，又如《南史·齐废帝郁林王纪》“[武帝]临崩，执帝（武帝之孙）手曰：‘阿奴，若忆翁，当好作！’”《南史·齐废帝郁林何妃传》：“帝谓皇后为阿奴，曰：‘阿奴暂去。’”可见是晋南北朝时习语。但《方正》门“周叔治作晋陵太守”条，周顗称其弟周谟说：“阿奴好自爱。”刘注：“阿奴，谟小字也。”《识鉴》门“周伯仁母”条，周嵩说：“唯阿奴碌碌，当在阿母目下耳。”刘注引邓粲《晋纪》曰：“阿奴，嵩之弟周谟也。”而《雅量》门“周仲智饮酒醉”，周顗笑其二弟周嵩说：“阿奴火攻，固出下策耳！”岂能兄弟二人同名“阿奴”？所以把“阿奴”注作“周谟的小字”是不对的。有人以为孝标为南朝人，不会不知此习语，以为乃后人妄改。不是刘注有一条就是引的《晋纪》吗？可见当时就有人理解错了。《品藻》门：“刘尹抚王长史背曰‘阿奴比丞相’。”刘注：“阿奴，濛（王濛）小字也。”亦误，可能是刘孝标的疏忽吧？

有的用典或引诗文也失注，如《规箴》门“何晏、邓飏令管辂作卦”条之“明德惟馨”，出自《书·君陈》；“中心藏之，何日忘之”，出自《诗·小雅·隰桑》：孝标均未注。《雅量》门“桓公伏甲设馔”条“浩浩洪流”，及《巧艺》门“顾长康道画：手挥五弦易，目送归鸿难”之“目送归鸿，手挥五弦”，均出自嵇康的《赠秀才入军》诗，亦失注。《排调》门“王子猷诣谢公”条之“昂昂”二句，刘注：“出《离骚》。”这二句见于《楚辞·卜居》，或以为《离骚》可泛指《楚辞》，是可以的，但为方便读者及不至引起误解，以注出《卜居》为好——像《豪爽》门“王司州在谢公坐”条之“入不言兮”二句，刘注即曰：“《离骚·九歌·少司命》之辞。”《赏誉》门“王蓝田拜扬州”条注引《礼记》曰：“妇人之讳不出门。”《礼记·曲礼上》作：“妇讳不出门。”《轻诋》门“孙长乐作《王长史诔》”条，注引《礼记》曰：“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礼记·表记》曰：“故君子之接如水，小人之接如醴。”语句差异较大，倒是《庄子·山木》曰：“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与刘注引文相同，无容孝标误记《庄子》为《礼记》乎？

再看看刘注流露出来的一些思想倾向。《方正》门“卢志于众坐”条陆机骂卢志曰：“鬼子敢尔！”“鬼子”或为当时詈语，犹言“鬼东西”一类，刘注却引《孔氏志怪》幽婚事以证其说，即使刘义庆心目中的“鬼子”真如《孔氏志怪》所传，孝标亦当以辨之。孝标不辨，竟将这等荒诞不经之事堂而皇之地转引，足见其思想中颇多相信鬼神的落后因素。还可证以他篇：《伤逝》门“王子猷、子敬俱病笃”条故事本身毫不涉及神鬼、命运之事，而刘注引《幽明录》一道师语：“人命应终，有生乐代者，则死者可生。若逼人求代，亦复不过少时。”孝标对这种胡说八道竟说：“推师之言，信而有实。”同门“庾文康亡”条，故事本身也无迷信成分，刘注却引《搜神记》曰：“初，庚亮病，术士戴洋曰：‘昔苏峻事，公于白石祠中许赛车下牛，从来未解。为此鬼所考，不可救也。’明年，亮果亡。”《尤悔》门“阮思旷奉大法”条，刘注曰：“故业有定限，报不可移。”结合其《辨命论》看，可知他认为鬼神之有、命运之说是不可怀疑的，天命是不可抗拒的，这是一种落后的世界观的表露。

《贤媛》门“汉元帝宫人”条叙王昭君事，刘注引《琴操》曰：“昭君有子曰世违，单于死，世违继立。凡为胡者，父死妻母。昭君乃吞药自杀。”对照《汉书》、《后汉书》之《匈奴传》：昭君之子不名世违；单于死，昭君从胡俗嫁单于前妻之子。孝标不引正史，而引浅俗多妄说之《琴操》，而又不予驳正，可能是为了曲成昭君之美吧，但却违背了历史的真实了。

《惑溺》门“韩寿美姿容”条，以热情的笔触描述了韩寿与贾充女儿的爱情，很有点“自由恋爱”的味道，但刘注却认为：“寿敦家风，性忠厚，岂有若斯之事？诸书无闻，唯见《世说》，自未可信。”但后面又说：“《郭子》谓与韩寿通者，乃是陈骞女，即以妻寿，未婚而女亡，寿因娶贾氏，故世因传是充女。”自相矛盾，前面说不会有“若斯之事”，后又举出“若斯之事”，女方虽异，男方却仍是韩寿。且《艺文类聚》卷三十五引臧荣绪《晋书》曰：“贾充后妻郭氏，又生二女，少有淫行。年十四、五，通与韩寿，充未觉。时外国献奇香，世祖（晋武帝）分与充，充以赐女。充与寿坐，闻其衣香，心疑之。充家严峻，墙高丈五，荐以枳棘。周行东北角，有如狸鼠迹。充潜知，杀婢，遂以女妻之。”刘孝标比臧荣绪晚死三十多年，本应看到臧书，但全部刘注中一处也未引及，可知他并未见到，可见他说的“诸书无闻”自亦不可信也。《世说》写到妇女改嫁事，毫无歧视之意，如《伤逝》门“庾亮儿遭苏峻难遇害”条，《假谲》门“诸葛令女”条，都是写的诸葛恢女儿改嫁的事，父亲、公公、丈夫都无轻视之举；刘注却说：“葛令（诸葛恢）之清英，江君（江虨，诸葛恢女儿改嫁于他）之茂识，必不背圣人之正典，习蛮夷之秽行。康王（刘义庆）之言，所轻多矣。”故事的某些细节也可能有出入，但孝标对那荒诞的迷信之说却饶有兴味，一引再引，毫无驳析，而对男女恋爱，寡妇再嫁却颇多微词。这些方面还不如《世说新语》的编纂者开明、进步。

刘孝标究竟是一千四百多年前的古人，不能脱离历史条件去求全责备，过于苛求，但指出其不足之处，对于我们今天的读者和研究工作还不会是毫无益处的。

（原载《文献》1986年第1期，后收入《古代文学与古代文化》上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