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久负盛名的思想家、宣传家，其学识渊博，思维跳荡，学贯中西，著述宏富。梁启超所处的时代是被时人惊呼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大变革时代，期间各种思想，新的、旧的、中国的、西方的，不断地相互激荡、磨砺；处于这样一个思潮迭起、新知不断涌现的时代，梁启超的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到底是怎样的，这是海内外许多研究梁启超的学者所深深关注的一个问题。本文仅就三位美国中国学专家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展开讨论。

美国中国学专家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1920-1969）所著《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心灵》（Liang Ch’i-ch’ao and the Mind of Modern China）一书，1953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1959年再版，是书为美国中国学界研究梁启超的开山之作，它的出版使列文森一举成名。七十年代初，美国中国学界先后有两本研究梁启超的力作问世，一为张灏的《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Liang Ch'i-ch'ao and Intellectual Transition in China, 1890-1907）（1971年），一为黄宗智（Philip C. Huang，1940-）的《梁启超与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Liang Ch'i-ch'ao and Modern Chinese Liberalism）（1972年）。

在《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心灵》一书里，列文森与梁启超的心灵展开对话，重点探讨了中国近代优秀知识分子梁启超的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列文森在讨论中提出了“历史—价值”二分的观点，即“每个人都在情感上忠实于历史而在理念上则信守价值，并总欲使二者相结合”。他指出，一个稳定的社会，是其成员在普遍原则上选择他们所继承的独特文化的社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华帝国就是这样一个社会。中国人热爱自己的文明，不仅因为他们生在这种文明之中，而且因为他们认为它是美好的，是有价值的。然而，“在十九世纪，历史和价值在许多中国人的心灵中被撕裂了”。他的这一观点一度为许多学者所称道，也为一些大陆学者所认同。在大陆学界，这个命题被概括为一个著名的公式——“历史与价值的张力”。所谓“历史与价值的张力”，这里需要做一个语义学上的澄清。列文森所使用的“历史”一词，并非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历史，不是指人类社会的产生与发展过程，“历史”一词在这里特指一种文化传统，多数情况下是指中国文化传统的象征——儒家文化。当列文森说“历史和价值分裂了”时，意思是说，中国的文化传统在近代已经失去价值，而真正有价值的是西方近代文化，中国的历史（中国文化传统）与价值（西方近代文化）之间存在着冲突与张力，这样，他巧妙地将“历史与价值之间存在着冲突”的命题换成了另外一个相关联的命题，即“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近代文化之间存在着冲突”。这是列文森提出的基本假定，在他看来，这是梁启超所必然要面对的历史困境与文化难题，所以梁启超一出场就面临着“历史与价值”——“中国文化传统与西方近代文化”的激烈冲突，有着一颗敏感心灵的梁启超自然感到了这种文化冲突带给他的精神压力，所以他“试图缓解历史与价值之间的冲突”。那么，梁启超是如何缓解这一冲突的呢？列文森提出了“理智—情感”二分的观点，即将一个人的理智和情感区别开来，指出梁启超“由于看到其他国度的价值，在理智上疏离本国的文化传统；由于受历史制约，在情感上仍然倾向本国传统”。“在理智上疏离而在情感上倾向他的传统”（intellectually alienated and emotionally tied to his tradition）这句话，成为列文森贯串全书的一句名言。由此可以看出，列文森对梁启超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这一问题所持的基本观点。在他看来，梁启超在理智上离开了中国传统，但在感情上却仍然依恋着中国文化，然而除了这种情感上的联系，传统与现代之间有非常强的非连续性。列文森的这一观点受到许多人的挑战，特别是张灏和黄宗智，他们在自己的著作中对此进行了批驳。

张灏在《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一书中指出，对于梁启超1896-1898年间改良主义思想的形成，“西方冲击”是一个主要的因素，但也不能忽视他所受到的儒家自身传统的影响。张灏别具慧眼地选择梁启超制定的两份教学大纲，来透视他此时的思想。张灏发现从修身、穷理、经世等纲目看，它们仍旧多数保存着旧有传统的形式，但其内容已发生变化。如穷理完全被去掉伦理内涵，经世理想以“群”为核心，强调政治整合、民主化和隐约的民族国家理想，与传统经世思想的内容有重大偏离。即是说，“由西方冲击启动的文化蜕变，最终已渗透到内在的儒家思想领域”。然而张灏同时也指出，梁启超这时并没有完全失去对所有儒家道德价值观的信仰，尤其是那些以家庭伦理为核心的价值观。在有关修身养性问题上，梁启超也仍以某些新儒家理论和道德箴言作为方向。无论梁启超有关教育范畴的具体内容发生了多大的变化，他仍深深地认同在他的教育范畴的整个格调中反映出来的儒家理想，即人生必须以道德和政治为主要方向。张灏指出，当梁启超排斥传统思想的某些方面时，他在理智上仍认同其它一些方面。梁启超在很早时就对晚清复兴的诸子哲学思想具有浓厚的兴趣，很难说他对这些哲学思想的兴趣不是真正理智上的，因为在他看来，古代法家的富强思想、墨子的博爱思想与西方的一些理想一样，具有普遍的价值和现实意义。就儒家传统本身而言，梁启超对各个不同的思想派别也很熟悉，对他来说，那些使学派之间互相对立并引起长期争论的问题仍有着深刻的意义。所以说，“毫无保留地认为梁启超当时理智上已疏离中国传统，这将忽视他思想的辨别力，并对中国文化遗产的复杂性作出错误的判断”。张灏还探讨了梁启超1898-1907年间的思想，分析了他在这一阶段的中国文化传统观。张灏指出，梁启超对儒家的道德体系采取了公德和私德的二分法，这时他主要侧重介绍西方文明的公德思想，但他在私德的许多重要问题上仍然坚持对传统的信仰，特别是1903年新大陆之游归来后，对儒家传统私德“修身”的价值更大力肯定，认为陆王派的道德伦理有助于培养一种发自内心的积极行动主义的人格理想，以推动公德的实践。因此，对列文森提出的“梁启超已与传统疏远，将所有人类价值都看作来自西方”的观点，张灏提出质疑，并下结论说，梁启超此时并不是一位激进的文化革命者。

黄宗智在《梁启超与现代中国的自由主义》一书中说道，在他还是研究生时，就读过列文森的《梁启超与近代中国的心灵》一书，当时就十分惊叹列文森思想的简洁和夺人的才气。然而当进一步阅读和思考时，觉得列文森的“历史—价值”二分与“情感—理智”二分的模式过于整齐和简单了。他说，自己在阅读梁启超的著作时，并没有感觉到列文森所强调的所谓情感与理智的冲突，相反，他所看到的冲突是国家主义与自由民主精神之冲突，以及改革与革命之冲突。至于梁启超的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黄宗智指出，梁启超在流亡日本以前，确实是把“公羊三世”看作儒家真正理想的代表，所以会很自然地把孟子的观念与当时知之不多的西方民主政治混为一谈。与列文森的结论不同，黄宗智强调“梁启超无论在情感上与理智上都依恋着他的传统，特别是依恋着他得自康有为的‘公羊三世’说”。黄宗智还指出，梁启超的自由主义，是根据他个人偏好，重新解释儒家、日本明治维新、西方思想的一种混合产物；绝非全然否定“儒家传统”，或单纯崇尚“西方”价值与思想的纯西式移植。在梁启超看来，中西思想并非截然相悖，而是各为一个复杂的思想范畴，两者之间，有许多相通之处。他坚信儒家中做人品德是最重要的说法，公羊学说在其思想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黄宗智说，作为一种思想体系，儒家绝非一成不变——可以产生像张之洞那样的改革主义、章炳麟的民族革命说、刘师培的华夏中心主义（Sinocentric），也可以产生种种其它主张，包括梁启超的自由主义。黄宗智说，梁启超接受过日本明治维新的思想，也选择性地引用西方理论，说明“西方冲击”对他并非全面。他一方面从广大西方思想与明治维新的范畴中，撷取他心仪的主张，一方面又根据自己的想法，重新解释了大部分儒家思想。

综上所述，梁启超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是美国中国学界十分关注的问题。三位有影响的美国中国学专家给予了不同的理解和阐释。梁启超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问题，确实牵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如何处理与自身文化传统的关系问题，这是每一个中国近代新型知识分子都身陷其中无法回避的问题，问题的难度与深度都是跨世纪的。可以说，维新时代以来，关于中国新型知识分子如何处理与自身文化传统的关系问题，一直是一个久而未决的思想难题。从那时起，受过教育的中国人随着文化视野的拓宽，开始与自己的传统产生一定的疏离，激发了反省和批判的意向。但由于五光十色的文化信仰涌入国门，他们又在澎湃的新思潮中迷失了固有的精神方向。中国近代新型知识分子虽然有了开拓新视野、进行新探索的可能性，却依然有着继续前行的困惑，怎样参与社会实践、怎样与自己的文化打成一片、怎样保持其超越性价值追求，这一连串的问题都使他们深深苦恼。在海外梁启超研究中，列文森率先提出这个问题并加以重点考察。不论其提供的答案是否正确，单就提出问题这点而言，列文森无疑是锐敏而深刻的。

列文森提出的“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理智上疏离传统，而在情感上倾向传统”的论断一度十分引人注意，他在很大程度上捕捉到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在中学与西学、新学与旧学的夹缝中寻求出路时彷徨、矛盾的心态。时势危亡与西学激荡确实使当时的知识分子群承受了一定程度的内心煎熬与磨折，列文森正是在这一点上透视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的心灵。然而列文森的断语下得过于斩截，用来解说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复杂的心路历程，不免失之简单。他显然忽视了中国文化传统的复杂性和中国近代人物自身的复杂性，试图用一个模式去图解这双重的复杂性，显然是不够的。中国近代人物确实比较复杂，往往越是有影响的人物越是如此，梁启超如此，严复、胡适、鲁迅也如此。同一人物，思想或行为的这一部分已经很开通很进步了，另一方面或另一部分却依然保守依然落后。“两脚踏东西文化，一身处新旧之间”，是当时不少思想者的特点，中国近代思想的图景就是这样矛盾和错杂，真可谓“剪不断，理还乱”。

列文森整齐划一的模式确实有失简单，所以有张灏和黄宗智的研究做弥补。他们对中国文化传统的复杂性和自身发展动力给予了充分的重视，揭示出梁启超思想特别是他的政治思想和社会思想的复杂性。张灏和黄宗智是深深认识中国文化传统的复杂性问题的。中国文化传统不仅有儒家文化，还包括墨家文化、法家文化、道家文化、佛家文化；就是儒家文化，还有正统与非正统之分。而列文森的研究是忽视这些复杂性的。张灏在《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1890-1907）》一书中对此做了明确的批评，他认为列文森经常出于一个没有言明的假设——“视中国传统为一个铁板一块的实体”，“因而感到可以将中国传统作为一个没有差别的整体来加以评判”。张灏强调，包括梁启超在内的19世纪90年代的知识分子，都属于中国知识界“过渡一代”的人物，主要还是在传统文化内成长起来的。

关于梁启超一辈人物思想的复杂性，美国另一位著名中国学家史华慈(Benjamin I. Schwartz，1916-1999)也有比较客观的陈述。他在《寻求富强：严复与西方》一书中这样写道，“旧文化的特性和风格在他们身上留有不可磨灭的印记”，“旧文化渗入到他们骨髓里，他们的个人生活方式完全是由旧文化模式铸成的”。但他们的思想又有时代熔冶的鲜明痕迹，他们是放眼世界寻找新智慧的第一代，“是从思想上向旧社会的一些基本价值观念提出挑战的第一代”。然而作为“过渡一代”的人物，他们不是从传统主义和反传统主义“是显然对立的”这一角度看问题。

历史的事实是这样，在梁启超眼里，传统确实是多样和复杂的，传统中有可以发扬的珍品，也有令人厌恶的秽物。在他看来，中西文化也并非势若水火、不可调和。梁启超拥护“中体西用”，骨子里崇儒；但对外来文化也敏感，主张广泛吸收“西学”。他还以容纳外来文化为自豪的态度去评价佛教与中国文化结缘的历史事实。戊戌变法时期，他就提出，“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梁启超：《变法通议》，《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第19页。），谓之中西糅合，新旧杂陈。梁启超游弋于中西文化之间，在他看来，中西文化之间没有不可跨越的鸿沟，中西文化综合实为必要而可能。流亡海外后，梁启超眼界更为开阔，明确提出“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四》，第5页。），声称“二十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第4页。）。梁启超对文化传统的观点如是发展，始终渗透有“继往开来”的精神。

梁启超思想与中国文化传统的关系问题，一直为许多学者所关注。对这个问题的厘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梁启超的思想特点和他所处时代的精神特征。列文森、张灏和黄宗智三位美国中国学专家对这个问题的考察和剖析，为我们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他山之石”。

此文发表于《探索与争鸣》2002年第11期，后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03年第2期全文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