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中唐以后出现的好茶风尚，对中晚唐变革盛唐诗歌进而形成自己的特色——内敛产生了深刻影响，正如嗜酒风尚之与奔腾的盛唐诗格的形成一样。茶的特性“清新”与中唐诗歌的“变新”，在趋新尚异的社会背景与时代精神中、在文人与僧道的共同努力下走向融合，使得中晚唐诗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以“清省”为主特征的审美趣味。因此，当我们以好茶风尚为视角研究中晚唐诗歌的时候，不仅可以看到它与盛唐不同的风貌——清、寒、瘦、硬、苦，而且可以看到尚理主意的宋诗的直接源头。

关 键 词 好茶风尚 内敛 清省 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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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心雕龙·时序》云：“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于时序。”唐诗自然也随着“世情”的变化而变化，而关乎唐朝“兴废”的“安史之乱”，不仅大大影响了李唐王朝的祚运，也使唐人的审美观念发生了变化：初盛唐的生命昂扬之美渐趋于中唐以后知性反省的凝炼沉潜之美，其艺术特质表现出奔腾与内敛的差异——奔腾是指性情率意而行为激越狂烈，内敛则指冷静观照与凝炼内省。在这一转变过程中，茶渗入唐人生活与诗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正如酒之与盛唐诗风的形成一样。当然，茶与诗的关系不仅仅是“受动”的，而往往是“能动”的，即茶有助于由奔腾到内敛诗风的转化，而内敛、清新的诗歌有助于茶的禀性的开掘——中唐以后，随着文人饮茶风尚的形成，文人饮茶模式逐渐从禅寺文化的依附中分离出来，形成了独特的形式、品格与内涵，文人的禅悦风尚与僧人的诗悦崇尚在品茗习俗中找到了交接点，茶的特质进一步渗透到诗中，促使诗体、诗材、诗味、诗境等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呈现出与盛唐不同的风貌——清、寒、瘦、硬、苦的特性，对宋诗产生了直接影响。

一、中唐好茶风尚的形成

茶与诗的结合，基本上可以说盛唐以后的事，因为盛唐以前，文人的饮茶既没有形成文人群体阶层的普遍风尚，也没有自觉地与文学艺术活动发生密切关系。进入中唐，茶成为城乡贵贱“无异米盐”“难舍须臾”的日常生活饮料[1]，这是与禅寺茶风的兴盛密切相关的，如《封氏闻见记》卷六载：“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恃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以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可知，禅寺是茶艺发展的中心，是文人茶文化教育的发祥地。中晚唐好茶风尚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茶会的兴起是文人饮茶活动发达的一个明显标志。其内容大致先由主持人亲自调茶，以示对客人的敬意，然后献茶，接茶，闻茶香，观茶色，品茶味。茶过三巡之后评论茶的品第，称颂主人道德，以及赏景叙情、行文做诗等等，即如钱起所说的“玄谈兼藻思”。粗检《全唐诗》，叙及之的就有鲍君徽《东亭茶宴》、武元衡《资圣寺贲法师晚春茶会》、刘长卿《惠福寺与陈留诸官茶会》、钱起《与赵莒茶宴》、《过长孙宅与朗上人茶会》等诗篇，以及周贺《赠朱庆余校书》“树倚池岛鹤，茶会石桥僧”等诗句。皎然《晦夜李侍御萼宅集招潘述、汤衡、海上人饮茶赋》、颜真卿等人《五言月夜啜茶联句》当是中唐茶会的一种主要形式。而皎然、陆羽等组织的大型茶会——杼山茶会，实际上是一种大型诗会。不敢说上举二诗属于杼山茶会，但它向我们透露的主要信息是：中唐茶会基本已成风俗，即使不约集正式的茶会，文人也好与僧人品茗赋诗，并以此为清雅之举，正如杜荀鹤所说“满添茶鼎候吟僧”（《春日暮途穷山中对雪有作》）、李中所说“有进乘兴寻师去，煮茗同吟到日西”（《赠上都先邺大师》）等等。于是，这种文人的禅悦风尚与僧人的诗悦崇尚在共同生活习尚——品茗中寻到了交接点，诗客、僧家以茶为轴心，构成了三位一体，题名元稹的《茶》诗便有“诗，慕诗客，爱僧家”的精当概括，即所谓茶禅一味，禅诗一味（“诗是文字禅”），诗茶一味。

大量颇具诗意的茶的别名的出现证明茶已进入诗人的审美领域。从典故而得来的别名有“瑞草”，杜牧首先引入诗中：“山实东南秀，茶称瑞草魁。”（《题茶山》）有“甘露”[2]，柳宗元《巽上人以竹间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犹同甘露饭，佛事熏毗耶。”有“涤烦子”[3]，施肩吾五言散句：“茶为涤烦子，酒为忘忧君。”有“苦口师”，《清异录》卷下载：“皮光业最耽茗事。一日中表请尝新柑，筵具殊丰，簪绂丛集。才至，未顾尊罍而呼茶甚急，径进一巨瓯，题诗曰：‘未见甘心氏，先迎苦口师。’众噱曰：‘此师固清高，而难以疗饥也。’”诗中的“甘心氏”指酒，“苦心师”便是指茶了。而从茶叶形状及烹茶时的声态而来的别号就更多了。如“旗枪”，因嫩茶如旗似枪而得之，齐己《闻道林诸友尝茶因有寄》：“旗枪冉冉绿丛园，谷雨初晴叫杜鹃。”如“雀舌”，因茶芽至嫩而得之，刘禹锡《病中一二禅客见问》：“添炉烹雀舌，洒水净龙须。”如“鹰嘴”因茶之嫩芽细小而得之，刘禹锡《尝茶》：“生拍芳丛鹰嘴芽，老郎封寄谪仙家。今宵更有湘江月，照出菲菲满碗花。”此诗除题外，诗内无一茶字，只有首句“鹰嘴”和最后一个“花”字前后辉映。而从茶的赞词而得的别号如“云腴”、“云华”、“乳花”等等就不在话下了。这些别名的得来，既可看出唐人对茶的喜爱程度及茶的品味的提高，又可看出茶已成为文人的重要审美意象。 同时，一批好茶文人的雅号出现证明唐代的“茶人”已经“成熟”。一如陆羽，以其《茶经》的贡献被尊“茶神”[4]。《茶经》首次把饮茶当作一种艺术过程，包含着浓厚的美学境界，即把“精神”贯穿于茶事之中，强调茶人的品格、思想情操，把饮茶看作“精行俭德”，进行自我修养，锻炼志向，陶冶情操的方法，把儒释道文化与饮茶过程融为一体，开创中国茶道精神。二如白居易，他一生爱茶，自称是个“别茶人”：“故情周匝向交亲，新茗分张及病身。红纸一封书后信，绿芽十片火前春。汤添勺水煎鱼眼，末下刀圭搅麹尘。不寄他人先寄我，应缘我是别茶人。”（《谢李六郎中寄新蜀茶》）无论穷通行止，茶与琴始终都是诗人的伴随者，操琴品茗是诗人最惬意的享受。三如卢仝，以他的一首“饮茶歌”而获茶中“亚圣”美称。他那一至七碗的感受“巧妙地表现了他内心世界的变化。只有感到周身生清风，才能够无己无他，梦幻般地勇进。我们由此可感受到中国人自古所追求的神仙思想，明确了喝茶不是只出自于茶的药用效果”[5]。四如杜牧，他掌贡茶期间，于美丽的茶山中品尝着美味的新茶，飘飘然有“茶仙”之感：“谁知病太守，犹得作茶仙。”（《春日茶山病不饮酒因呈宾客》）而且其“今日鬓丝禅榻畔，茶烟轻飏落花风”（《题禅院》）中的“茶烟”——这里的“茶烟”不是指烹茶的炊烟而是指沏茶时茶汤升腾的蒸气，直接影响了宋代的茶道[6]，而宋代茶道自然也影响着内敛、尚理的宋诗风格的形成。中唐好茶风尚是相对于盛唐嗜酒风尚而言的。作为诗国高潮的唐代，茶、酒与唐诗的关系值得深入研究。文人群体与酒的结缘当始于魏晋名士，他们的纵酒主要表达的是对人的生命意义、人生价值标准的深层探索，是对礼法的毁弃与对人的真性的恢复——“对酒当歌，人生几何”是彼一时代精神的强音；唐代“嗜酒风尚”的形成、特别是“盛唐之音”与酒的紧密相随，其原因恐惧主要来自盛唐社会的开放、士人精神的解放及士人的豪迈性格，因为“酒酣胸胆尚开张”，即酒能激发他们的高昂热情，酒能孕育他们的奇妙幻想，酒能触发他们的万古情思，也能浇灭他们的“万古愁”……因而，李杜被尊为“酒仙”、“酒圣”决不是偶然的。重要的是，同样是饮酒，盛唐与中晚唐亦有不同，李杜“酒仙”与“酒圣”的分别就已隐约透出了“盛唐之音”与渐成“秋声”的中唐诗歌的分流，而随着高扬的时代精神、豪放的盛唐士风的退去，低迷的时代精神、内敛的中唐士风的出现、形成，好茶风尚便代嗜酒风尚而起，诗风亦随之变化。

酒入盛唐，浇开了浪漫的青春之花，成为“盛唐之音”及其时代精神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李白堪为代表。因为李白是一座青春的偶像，为青春而生，为青春而死；盛唐造就了李白，李白为盛唐增色——以其自由不羁的本真生命唱出了一曲“酒神颂”，把整个盛唐带上了青春诗意的顶峰。在李白这里，诗、酒、青春更成为三位一体、互相促生的生命形式，青春的光彩由酒来激发、由诗来张扬，诗因青春的魅力和醇郁的酒香具有了恒久的活力，酒因注满了青春和诗意而获得了生命的品格。在李白这里，三者都把各自的文化意蕴发挥到了有史以来的最高点。那么，什么是李白的青春？首先是他一生从未循规蹈矩、低眉俯首而表现出一贯的狂傲的鲜明个性：“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杜甫《饮中八仙歌》）对皇帝老子尚不买帐，何况王侯？至于圣贤，李白也以酒来对抗：“古来圣贤皆寂寞，唯有饮者留其名。”（《将进酒》）李白由于太过特出，很难与俗世沟通，因而往往是孤独的，但他仍以酒和诗追询天地宇宙：“青天有月来几时，我今停杯一问之。”（《把酒问月》）李白因无法在现实中展示自己高洁的人格、实现远大的理想，他又往往是悲郁莫名的：“停杯投箸不能食，拔剑四顾心茫然。”（《行路难三首》其一）但他仍以酒来消解这种浓烈的悲剧意识：“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月下独酌四首》其二）从而获得了一种超越，与自然冥然齐一：“且向洞庭赊月色，将船买酒白云边。”人生到了这份上，也真称得上达到了冯友兰先生所说的“天地境界”了。然而，当李白的青春浪漫过后，传统文化的浪漫激情也随着盛唐之音的消亡而一去不复返了。中唐以后，时代精神已不在马上，而在闺房；不在世间，而在心境，“不是对人世的征服进取，而是从人世的逃遁退避”（李泽厚《美的历程》），他们“退避”之后自然亦以酒消解心愁，更重要的是以茶消遣自适，洞察人生。与李白为代表的盛唐士子以王者师自居的风范不同，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中唐士子便没有了这种王者师风范——虽然裴度、韩愈谋划了平淮西事，白居易谋划了平王承宗事，但充其量不过是书生干预军事、为帝王尽自己的职责而已；与李白“自称臣是酒中仙”、“斗酒诗百篇”不同，白居易却在诗、酒、琴、茶中徜徉，特别是经历了“志在兼济，行在兼济”之后，“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志在独善，行在独善”的两个阶段尤其如此。如他那操琴品茗的惬意的享受：“游罢睡一觉，觉来茶一瓯”，“从心到百骸，无一不自由”（《何处堪避暑》），与闲适相伴，以茶获取“自由”；“或吟诗一章，或饮茶一瓯。身心一无系，浩浩如虚舟。富贵亦有苦，苦在心危忧。贫贱亦有乐，乐在身自由”（《咏意》），以茶陶冶性情，安贫乐道。而“乐天”的第一步应是先“无忧无乐”，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这需求诸茶：“食罢一觉睡，起来两瓯茶。”（《食后》）之后才是求“身安妥”，也求诸茶：“睡足心更慵，日高头未裹。徐倾下药酒，稍爇煎茶火。”（《郡斋暇日辱常州陈郎中使君早春晚坐水西馆书事诗十六韵见寄亦以十六韵酬之》）因此，当他面对美景又“不宜昏”时，是“聊将茶代酒”（《宿蓝溪对月》）；当他身感“老病”时亦企图借助茶来祛衰：“老去齿衰嫌橘醋，病来肺渴觉茶香”（《东院》）；平日里也是借茶来打发日子：“暖床斜卧日曛腰，一觉闲眠百病销。尽日一餐茶两碗，更无所要到明朝。”（《闲眠》）似乎于“无所要”中显出一份寂寞，但是他还是我行我素，与友人分享这份安逸：“地润东风暖，闲行蹋草芽。呼童遣移竹，留客伴尝茶。”（《新居早春二首》其二）白氏这种于无奈中表现出的“独善其身”的心闲乐天思想，与李白的“大道青如天，我独不得出”的呐喊，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茶主和谐的特性与酒主愤激的特性的差异，自然造成了盛唐诗奔腾、中唐以后诗内敛的分野。 这种分野表现为盛唐诗歌外拓、天然、昂扬风格向中唐内敛、锻炼、低沉风格的转变。表面看来，嗜酒与好茶的变化，好象是酒茶两种饮料的简单易位，亦好象是盛唐人与中唐人口福之需的变化——其实中唐以后的“茶人”多数也不排酒，所谓“爱酒不嫌茶”（白居易《萧庶子相过》）；也许由于身份的关系，有的“茶人”对茶才如此偏爱：“一饮涤昏寐，情来朗爽满天地。再饮清我神，忽如飞雨洒轻尘。三饮便得道，何须苦心破烦恼。此物清高世莫知，世人饮酒多自欺。”（皎然《饮茶歌诮崔石使君》）然而这种变化从本质上说是世风、士风变化的必然结果。

二、茶之清新与诗之变新

清，作为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是由魏晋的人物品评引入诗歌领域的。如钟嵘《诗品》评范云诗：“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属柔美。《诗品》评刘琨、卢谌诗“自有清拔之气”，属壮美。而《文心雕龙·风骨》又以“风清骨峻”将“清”与“风骨”联系起来了。时至唐代，李白以“清水出芙蓉”倡导清新诗风。承盛唐而启中晚唐的杜甫又变李白之“清”或“清真”，用“清”或“清新”评论前人或同时代人的诗歌，具有相当强的理论指导意义。如“诗清立意新”（《奉和严中丞西城晚眺十韵》）、“清新庾开府”（《春日忆李白》），极为重视清新之美。中唐以后，这种清新便同品茶作诗联系在了一起。随着“风俗贵茶”[7]的兴起，茶与诗融合更紧，于是形成了以清为基调的一系列特征——清寒、清苦、清瘦、清硬等。其中清新是茶的精神和本质，也是诗歌求新发展的催生剂。

茶之清新首先表现在其别号上——这些别名的得来，不仅可看出唐人对茶的喜爱程度及茶的品味的提高，更可透出时代的影子及茶道与诗理的关系（可参上文）。其次表现在对茶之清新的具体挖掘上。如权德舆不仅咏其清新如朝露，而且饮之能激发出“新诗”：“烹茶含露新……发函捧新诗，慈诲情殷勤。”（《伏蒙十七叔寄示喜庆感怀三十韵因献之》）作为“别茶人”的白居易对茶之清新自有深刻的体悟，他不仅直咏茶汤如乳：“瓯泛茶如乳”（《江州赴忠州至江陵已来舟中示舍弟五十韵》），而且以“新茶”“招客”：“疏散郡丞同野客，幽闲官舍抵山家……深炉敲火炙新茶。”（《北亭招客》）又以“新茶”送友人：“留饧和冷粥，出火煮新茶。”（《清明日送韦侍御贬虔州》）当他不能赴友人茶会时，便想到了以茶“斗新”的诗情画意：“遥闻境会茶山夜……青娥递舞应争妙，紫笋齐尝各斗新。”（《夜闻贾常州、崔湖州茶山境会想羡欢宴因寄此诗》）当他手揭朋友赠茶时，既惊其清新，又亟待解其“酒渴”：“蜀茶寄到但惊新，渭水煎来始觉珍。满瓯似乳堪持玩，况是春深酒渴人。”（《萧员外寄新蜀茶》）其他一些“茶人”的想像也甚为奇妙，或喻其斟杯时一霎那的清新景象鲜如“彩霞”：“山茗煮时秋雾碧，玉杯斟处彩霞鲜。”（刘真《七老会诗》）或喻其叶为“琼英”、汤如“钟乳”：“山上朅来采新茗，新花乱发前山顶。琼英动摇钟乳碧，丛丛高下随崖岭。”（李涉《春山三朅来》其二）或直咏其清香：“腊高松叶换，雪尽茗芽新。一自传香后，名山愿卜邻。”（马戴《送宗密上人》）或由茶之清香而添“幽兴”：“箧重藏吴画，茶新换越瓯……触目成幽兴，全家是胜游。”（郑谷《送吏部曹郎中免官南归》）或以月之清新而衬品茶之清新：“联句逢秋尽，尝茶见月生。”（贾岛《再投李益常侍》）如此等等，茶之清新难以掠尽；诗之清新深寓其中。

当然，茶、诗之清新追求是社会心理及生活的折射。新，在中唐是一种具有时代共同性的趋尚。经安史之乱而入中唐，在智性思省中，重建社会秩序、贞定人生意义、体现生命意义的要求酿就了中唐“哲学的突破”，这是中唐诗歌变新的哲学基础。基于这一基础，中晚唐诗人对诗歌创新是十分敏感的。可是纵观他们的创新努力，主要还是侧重于形式方面。不论是“争为新文章”（孟郊《吊卢殷》），还是“文变骚人体”（严维《赠别刘长卿时赴河南严中丞幕府》），还是“感深更见新诗丽”（权德舆《送张仆射朝见毕归镇》），还是白居易归结的“诗到元和体变新”（《余思未尽加为六韵重寄微之》），无不如此。因之，这种“变新”首先表现为对诗歌形式的选择与偏爱。文学史告诉我们，中唐的偏于近体，其古体的偏于清新，是中国诗歌体格的一大新变。而律诗体轻，便于弄巧，与茶的特质，即体清、质清及制茶、烹茶、斗茶、分茶之精巧密切相关，这正与盛唐以酒文化所代表的崇尚醇厚的趣味相反——酒是诸谷酿成，其味厚；茶是嫩叶焙成，其味澹。酒之历史悠久，其厚也“陈”，而茶是近世才大兴的饮料，其澹也“新”——与清、巧相联系的是，茶具有细的特点：芽细、末细、品细……，处处见细，而“细”正是中唐诗歌有别于盛唐诗歌的又一特征，即相对于盛唐诗的豪放、沉郁、醇厚，中唐以后诗味转向澹薄。因为茶以它芳冽、清神的特性，激起文人墨客无穷的雅兴，即如薛能《留题》所云：“茶兴复诗心，一瓯还一吟。”这说明茶与诗有着某种微妙的内在联系：茶使人在冷静中反思现实，产生感慨与联想，而不同于酒的使人亢奋激动，所以茶似乎成了激发人们创作灵感的“女神”；而诗正是这种“灵感”的载体。至此，我们可以说，如果酒之“尚陈”代表了厚重典雅的古典美，则茶之“尚新”代表了浅近轻灵的近世美，这正与盛唐、中唐诗美的转型相对应。

三、茶之清灵与诗之苦思

茶自进入人类的饮食生活起就被视为神灵之物，上述茶的别号都突出了茶“清灵”的特性——这种特性易于诱发诗思灵感是不争的事实；然而，灵感往往是处心积虑、偶然得之的，这就是苦思。下面分其自然属性及由此而产生的诗思灵感两方面论述。

茶的清灵首先表现在其自然属性上，如《东溪试茶录》云：“庶知茶于草木为灵最矣。”除上述美称外，或被誉为“玉英”，是因为“琼浆驻容发，甘露莹心灵”（李华《云母泉诗》）；或“玉花”，因为它能“救此病劣躬”（孟郊《凭周况先辈于朝贤乞茶》）；或“灵芽”，因为它能“涤虑发真照，还源荡昏邪”（柳宗元《巽上人以竹闲自采新茶见赠酬之以诗》）；或“草中英”，因为它“香且灵”，且“能令睡思清”（郑遨《茶诗》）。如此等等。茶之所以具有这种“百草让为灵，功先百草成”（齐己《咏茶十二韵》）的神灵的特性，就在于它的“灵味”、它的“洁性”，它能“涤尘烦”：“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韦应物《喜园中茶生》）；在于它能“调气”、“伐邪”、“祛老疾”：“茗饮暂调气，梧丸喜伐邪。幸蒙祛老疾，深愿驻韶华”（包佶《抱疾谢李吏部赠诃黎勒叶》）；在于它能“除睡眠”：“摘芳为药除睡眠”（李咸用《谢僧寄茶》）；在于“采茶饮之生羽翼”、“祛我疾”（皎然《饮茶歌送郑容》）……。总之，这种清灵的特性不仅有利于身心健康，有助于参禅，更易于诗歌创作灵感的产生。

灵感的产生是有许多诱发因素的，可是，自从茶的清灵的特性介入诗歌创作以后，煎茶、品茶的“逸兴”自然就会成为酝酿诗兴的一个重要手段，正如日本千宗室解释晚唐诗人李中的“新试《茶经》煎有兴，旧婴诗病舍终难”（《赠谦明上人》）时所说：表面上看是写借助《茶经》理论，进行煎茶实践的“逸情”与雅兴；然而重要的是，这两句透出了诗兴与茶兴的关系：“作为酝酿诗兴的精神情趣的手段，茶是非常适宜的，同时还可以认为饮茶所酿成的甚至可以称其为精神上的恍惚状态，便更进一步促进吟诗时的饮茶。”[8]由饮茶而产生的这种诗思灵感，中晚唐诗人一般称之为“茶兴”：“更怜茶兴在”（韩翃《同中书刘舍人题青龙上房》）、“茶兴留诗客”（薛能《新雪八韵》），正是这种“茶兴”，才使得诗人们“静虑同搜句”（李中《宿青溪米处士幽居》），才使得他们“茶爽添诗句，天清莹道心”（司空图《即事二首》其一），甚至是“味击诗魔乱，香搜睡思轻”（齐己《尝茶》）。一个“搜”字已透出他们的“苦用心”。

因为毕竟是与盛唐的自然浑成、兴象玲珑不同，中晚唐诗人在刻意追求着人工之美。其实，处在转捩点上的杜甫早以“语不惊人死不休”的苦吟“导夫先路”了。他不仅以“清省”自警，而且以之评论诗人，如评阴铿、何逊诗：“阴何尚清省。”（《秋日夔府咏怀》）评张九龄诗：“诗罢地有馀，篇终语清省。”（《八哀诗》）“清省”就是爽朗简练，其影响应是巨大的。如皎然《诗式·取境》：“或曰：‘诗不假修饰，任其丑朴，但风韵正，天真全，即名上等。’予曰：‘不然。无盐阙容而有德，曷若文王太姒，有容而有德乎？’”皎然这种以修饰丽藻而致高情远韵的艺术追求，与大历诗人追求自然与丽藻的统一如出一辙，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审美主流。它连同韩孟诗派“笔补造化”的诗学努力，深深影响了中晚唐的多数诗人。而在这一追求过程中，“茶兴”的激发作用当然要大于“酒兴”。

什么是“茶兴”？茶能“荡昏寐”（《茶经》），反过来说就是“破睡见茶功”（白居易《赠东邻王十三》）。这一“茶功”能使诗思清晰，如秦韬玉《采茶歌》：“洗我睡中诗思清，鬼神应愁歌欲成。”即说明茶之清思具有冷静的特点。茶的兴奋与酒不一样，酒的兴奋由于血液循环加剧，心搏加快，体温上升所致，表现为意气情感的摇荡勃发；而茶则主要是大脑的兴奋，大脑越兴奋，情绪越平静。酒是一种热性的兴奋；茶是冷性的兴奋。酒后作诗，“百川皆乱流”，诗思如惊风急雨，飘忽无端；茶后作诗，能沉思静虑，安排精密。如李中《宿青溪米处士幽居》：“静虑同搜句，清神旋煮茶。”即是写茶后清神静思去“搜句”的冷静创作状态。由于创作思维的冷静沉潜，故而作诗不是天马行空式的虚浮，而是细致入微，将创作注意力集中到细微处，对句、字悉心琢炼——这种茶兴已是苦思了。

那么怎样苦思？他们或是“茶瓯对说诗”（李嘉祐《赠王八衢》），或是“新诗酌茗论”（严维《奉和独孤中丞游云门寺》），或是“吟诗老不倦”（朱庆馀《夏日题武功姚主簿》），或是“研露题诗洁”（姚合《寄元绪上人》），或是“布水宵煎觅句茶”（杜荀鹤《题衡阳隐士山居》），或是“野客乞诗归”（姚合《寄张徯》）等等，总之是刻意搜肠刮肚、绞尽脑汁，将诗情、茶兴凑泊在一起：“还是诗心苦，堪消蜡面香。碾声通一室，烹色带残阳。”（齐己《谢氵+邕湖茶》）一个“诗心苦”算是道破了天机，而这种苦思的直接结果是诗歌的清寒瘦硬。

四、茶之俭德清形与诗之清寒瘦硬

上文已言，中唐诗风已变盛唐之奔腾、天然、昂扬为内敛、锻炼、低沉。若就其骨相而言，中唐以后之诗渐改盛唐的雄壮粗犷而变得工秀小巧、清寒瘦硬。如大历十才子之诗“清气中时露工秀”[9]，“矫入省净一途”[10]，这种“省净”其实就是剪刻内敛，其气骨中衰，风力自降。以皇甫冉、严维、张继、刘长卿、李嘉祐为代表的大历江南诗人“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11]，不仅表现出清婉柔秀的风格共性，而且明显带有诗歌变新的趋势。以皎然、顾况、灵澈等为代表的吴中诗派，在皎然“体变未必道丧”、“复古通变”及“精思结撰”、“状飞动之趣，写真奥之思”理论指导下，共同创造了“清而狂”的艺术风格，以其“化险为奇”、“由险而得”的两种创新路数启迪了韩孟、元白两大诗派。特别是元白律诗、郊岛五古，其形之轻俏浅俗、寒酸清瘦，被苏轼《祭柳子玉文》称之为“元轻白俗，郊寒岛瘦”，可谓一语中的。而韩孟的“横空盘硬语”，其实就是在“硬”字上下功夫，虽有骨格大小之别，但都属于瘦硬之美。如果说大历十才子的清形以工秀为特点，中唐元和长庆之际的清形以瘦硬为特点的话，则降至晚唐便以寒俭为特点了，并且显示出枯涩、寒苦、幽僻、细弱之形态。苏轼《书司空图诗》评司空图诗“恨其寒俭有僧态”，“寒俭”，即僧之清，而韩偓等尖新清弱的诗形，更宛如女性线条的形制了。

茶形的特点与诗形相通，而茶的“俭德”“清形”的特性无疑促进了上述清寒、瘦硬诗格的形成。葛晓音《诗变于盛衰之际》一文论述钱起诗“剪刻省净”的几种程式时指出，一是通过“残”、“背”、“入”、“低”、“隔”、“深”等动词的提炼，加强景物的层次感，一是“情景接合，移情于景”[12]。其实，不仅仅是钱起，大历之后的诗人们多数都会运用这两种手法，盛唐之自然天成已荡然不存。中唐诗人的那些“茶诗”尤为明显——不仅是“省净”，更是惯用一些低调、清寒之词。如戴叔伦“远访山中客，分泉谩煮茶”，访友罢后而归时这样移情于景：“归路逢残雨，沿溪见落花。”（《春日访山人》）他在《题横山寺》诗中也是这样想象：“老衲供茶碗，斜阳送客舟。”孟郊《与王二十一员外涯游昭成寺》诗虽以“游僧步晚磬，话茗含芳春”渲染出几份热意，可是结句一下子又冷了下来：“顾惭馀眷下，衰瘵婴残身。”其《宿空侄院寄澹公》也是以“夜坐冷竹声”来衬托“茗碗华举举”，而“茗碗”激起的诗思却是“空愁予”，其人其诗之寒瘦状跃然纸上。而张籍则是以“多病逢迎少”来衬托“茶过卯时煎”（《夏日闲居》），卢仝也是以“正干枯”之“客身”想象“煎茶厄”（《萧宅二三子赠答诗二十首·客谢竹》），白居易“夜茶一两杓，秋吟三数声”（《立秋夕有怀梦得》），正道出了中唐诗的那份“秋意”。

已入“冬季”的晚唐诗怎样？上文已言晚唐之诗已降为寒俭、清弱的形态，而他们的“茶诗”则更显“僧态”，几乎全与僧院、僧人有关：或是以“寒天”、清夜之孤更声及“山茶”状写上人房之寒苦（周贺《同朱庆馀宿翊西上人房》），或以“白昼寒”、“夕雨”及“茶疾”以写昼公院之枯涩（周贺《题昼公院》），或以“沈沈”、“一溪月色”、“满洞松声”及“煮茶烟”渲染愿公院之幽僻及“禅心”之凄寒（杜荀鹤《宿东林寺题愿公院》）；或以“茶烟”、“鹤迹”、“孤磬”、“灵山”、“白云”寄托禅人、禅心之清幽（郑巢《送琇上人》），或以“病披青衲重，晚剃白髭寒。烘壁茶烟暗，填沟木叶干”遥想禅师“昔年”修禅之苦（李中《寄庐岳鉴上人》），或是乍看似有禅悦之心：“一秋同看月，无夜不论诗。泉美茶香异，堂深磬韵迟。”而接着以“猿苦叫霜枝”透出禅境之清寒（李中《寄庐山白大师》）等。尘世之人眼中的佛界若是，茶无疑深化了其清寒之境。那佛中人借茶而写出的禅境、禅心与诗理当是更深一层，如：“诗虽清到后，人更瘦于前……何时重一见，谈笑有茶烟。”（贯休《归故林后寄二三知己》）其“诗清”、“人瘦”、“茶烟”，便是诗、茶、禅一味而同形的写照。而齐己亦是借茶来体悟禅趣，来搜求奇诗句：“别后知何趣，搜奇少客同。几层山影下，万树雪声中。晚鼎烹茶绿，晨厨爨粟红。”（《寄旧居邻友》）这类僧侣“茶诗”的清瘦、幽涩之态亦若是。

前文已言，安史之乱重创了唐人的心灵，盛唐培育起来的那种豪放的气质、浪潮般的热情、鸿鹄之志、大海般的胸襟都已不再，而转入低落、沉思、内向，那种以开朗豪迈的情怀纵酒狂歌的时代已经逝去，而代之以啜茶品茗、体味人生的时代（他们也饮酒，但伴随的不是放歌，而是悲吟）。而茶之清渗入诗境，主要表现为清寂与清幽——都是清寒瘦硬的表现。

静是茶道修习的必由之径，因为茶道是修身养性、追寻自我之道。如何从小小的茶壶中去体悟宇宙的奥秘？如何从澹澹的茶汤中去品味人生？答案只有一个——静。道家之“坐忘”、禅佛之“直心”都是“静”的表现；而因为有了茶的加入，即当茶事配合佛道的修行时，茶的清香便静静地浸润释子道士的心田，他们的心灵会在虚静中显得空明，他们的精神便在虚静中升华净化，形成一种宁静的氛围和空灵虚静的心境，这种心境就是“清寂”的境界：茶禅一味、茶道一味；当用诗刻画这种清境时，便是茶诗一境、一味了。

因此，得此清寂的首先是僧道之人，清贺贻孙《诗筏》：“唐释子以诗传者数十家……尝见刘梦得云：‘释子诗因定得境，故清’。”“定”，即禅定。定境之清即是清寂、空寂。对空寂清美的崇尚，是中晚唐文人心胸浅狭、崇雅尚格的体现，所谓“诗无僧字格还俗”（郑谷《自贻》）。如贯休《题灵溪畅公墅》之描写：“境清僧格冷，新斩古林开……岚飞黏似雾，茶好碧于苔。但使心清净，从渠岁月催。”其“茶好碧于苔”作为“境清”的一个组成部分，使其禅心“清净”。齐己的两联：“茶影中残月，松声里落泉”（《寄江西幕中孙鲂员外》）、“煮茶尝摘兴何极，直至残阳未欲回”（《与节供奉大德游京口寺留题》），极现清寂之境。而俗世之人也有自己清寂的感受：“静得尘埃外，茶芳小华山。此亭真寂寞，世路少人闲。”（朱景玄《茶亭》）不外“静”、“寂寞”、“闲”之类。

为了更好地阐释这一清寂，我们再以晚唐“茶诗”做进一步说明。因为由秋入冬的晚唐诗以其萧条、凄凉、绝望之美再现了清寂之境。如皮、陆的松陵唱和，司空图的韵外、味外的审美追求，易同茶道趋于一途。如皮日休《临顿为吴中偏胜之地陆鲁望居之不出……奉题屋壁》，其疏篱、绿槿、乱檐、黄茅、静窗、闲壁等都是为了渲染此屋之幽僻，“压酒移谿石，煎茶拾野巢”一联才引出人的活动，最后慨叹：“支遁今无骨，谁为世外交。”看来皮陆也并不是一味闲适。如果说友人之居还没有清寂到“灭”的程度，那么上人旧居的清寂则更加浓了一重：“龛上已生新石耳，壁间空带旧茶烟。”一“新”一“旧”用得相当有力，以致于“疑禅”了（皮日休《过云居院玄福上人旧居》）。司空图则是由“中宵茶鼎沸时惊，正是寒窗竹雪明”而有所悟，甘愿寂寞一生：“甘得寂寥能到老，一生心地亦应平。”（《偶诗五首》其五）诗人笔下的这种清境的产生都是与茶的禀性的刺激分不开的，所以诗境与茶性是相融通的。

皎然在论“取境”时主张“采奇于象外，状飞动之句，写冥奥之思”，“成篇之后，观其气貌，有似等闲不思而得，此高手也”[13]，这种境界就是“至苦而无迹”[14]，就是“禅中境”：“诗情聊作用，空性惟寂静。”（皎然《答俞校书冬夜》）这一美学追求对中晚唐诗歌创作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由于茶本身的特点与之有许多相通之处，中唐以后的好茶风气便自然而然地融于这种审美趣味之中。他们为了寻求这一清幽之境，常用“幽”、“闲”、“茶烟”、“茶香”、“竹”、“松”、“云”、“泉”等诗歌意象，而且常常是连用。如：“看画长廊遍，寻僧一径幽。小池兼鹤净，古木带蝉秋。客至茶烟起，禽归讲席收。”（刘禹锡《秋日过鸿举法师寺院便送归江陵》）池鹤、秋蝉、归禽连同茶烟等意象深化了净幽、清幽之境。再如：“竹暗闲房雨，茶香别院风。谁知尘境外，路与白云通。”（戴叔伦《与友人过山寺》）以竹暗、闲房雨、茶香渲染近境之清幽，以“路与白云通”拓出远境之清幽。直接点出清幽之境的，如“尝茶近竹幽”（贾岛《雨中怀友人》）、“穿松孤鹤一声幽”（林嵩《赠天台王处士》）等，而以茶香、竹、泉等塑造清幽之境的，如“茶香竹里泉”（张乔《题友人林斋》）、“野泉烟火白云间，坐饮香茶爱此山”（灵一《与元居士青山潭饮茶》）、“种竹岸香连菡萏，煮茶泉影落蟾蜍”（齐己《过陆鸿渐旧居》）等，而直接以茶烟造此境者，其诗例也很多，如“茶烟岩外云初起”（林嵩《赠天台王处士》）、“茶烟朝出认云归”（李中《题柴司徒亭假山》）、“帘卷茶烟萦堕叶”（贯休《将入匡山宿韩判官宅》）等。我们以为，为了塑造这种清幽之境，诗人们惯于使用的这一系列意象，一方面可能是妙手偶得，另一方面深深烙有中晚唐的时代烙印。如权德舆《送灵澈上人庐山回归沃洲序》评价灵澈“静得佳句，然后深入空寂，万虑洗然，则向之境物，又其荑稗也”，道出了其得失：“空寂”（含部分清幽）之境成为中晚唐较普遍的审美追求；然而毕竟失去了盛唐的浑然天成，不是情景交融而是移情于景，所谓“向之境物”，即非好诗了。

清寒瘦硬发展到一定程度必透出一份酸涩，这是与中晚唐人由神圣转入平凡以后苦涩而新鲜的心理体验相关联的，他们的心理体验是这样的：“还是诗心苦，堪消蜡面香。”（齐己《谢氵+邕湖茶》）闻一多《唐诗杂论》论贾岛诗说：“初唐的华贵，盛唐的壮丽，以及最近十才子的秀媚，都已腻味了，而且容易引起一种幻灭感，他们需要一种清凉，需要一种酸涩来换换口味。”中唐时开始出现苦吟诗人，而苦吟诗人的诗多追求清苦味，所谓“酸吟尚极清”（贾岛《病蝉》）。这种苦吟的结果一如苦思，必然导致诗歌的清寒瘦硬。

五、好茶风尚的影响

中唐形成的好茶风尚对晚唐及宋代的诗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士子、僧侣举行茶会时免不了清谈赋诗，这正是他们争奇斗胜的好时机、好场合。中唐以后大盛的文字宴，即分韵赋诗或联句等肯定离不开茶与酒，署名元稹的《一字至七字诗·茶》可能就是茶会上的创作，即七人联句。而联句诗在大历以后的勃兴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初检《全唐诗》和《全唐诗补编》共得联句诗140首左右）。特别是鲍防任浙东行军司马时的浙东联唱和颜真卿任湖州刺史时的浙西联唱。究其原因，除天时、地利、人和之外，与茶会亦有一定的关系：联唱的内容、形式与茶会的内容形式是极为相似的，共同表现了自然、放适的生活情趣。如颜真卿等人的《五言月夜啜茶联句》：

泛花邀坐客，代饮引情言。——陆士修

醒酒宜华席，留僧想独园。——张荐

不须攀月桂，何假树庭萱。——李萼

御史秋风劲，尚书北斗尊。——崔万

流华净肌骨，疏瀹涤心原。——颜真卿

不似春醪醉，何辞绿菽繁。——皎然

素瓷传静夜，芳气清闲轩。——陆士修

他们于茶、酒、自然山水中寻求精神栖遁的场所，暂时逃避了板荡不宁的尘嚣世界，让精神得到片刻的放松，心灵痛苦暂时得以平息。而中晚唐的文学团体或“诗社”乃至流派之多恐惧是空前绝后的。值得注意的是，它们或多或少与茶会有关，因为茶会本身就带有“诗社”的性质。如晚唐的皮日休、陆龟蒙，共同的好茶兴趣是形成以皮陆为代表的晚唐流派之一的重要诱因。陆龟蒙嗜茶好酒，不喜与流俗交往，唯好放扁舟，挂篷席，携束书茶壶笔床钓具，泛游太湖中。据说他在顾渚山下经营了一座茶园，每年收取租茶，自斟自品，并为茶分出了等级，他曾著有《品茶书》，可惜早已亡佚。皮日休他嗜酒癖诗，同时又好茶，他的《茶中杂咏》十首，用诗的形式表述了茶事，其序文概述了茶史及自周至唐的茶事，高度评价了陆羽的《茶经》，并说明这十首诗是以诗的形式和语言来记述茶事。皮陆的唱和分别歌咏了茶坞、茶人、茶笋、茶籯、茶舍、茶灶、茶焙、茶鼎、茶瓯、煮茶十题。在《茶舍》、《茶灶》、《茶焙》诗中描绘了唐代制茶的工艺过程：“焙前蒸紫蕨”，“乃翁研茗”，“中妇拍茶”，“左右捣凝膏”，“方圆随样拍”，等等，在我们面前展现了唐代饼茶制造过程的全幅画面。十题之中的《茶鼎》、《茶瓯》、《煮茶》，侧重吟咏抒发烹煮和品茶的情趣。其中皮陆两人的《煮茶》诗，一唱一和，最具特色：“香泉一合乳，煎作连珠沸。时看蟹目溅，乍见鱼鳞起。声疑松带雨，饽恐生烟翠。倘把沥中山，必无千日醉”（皮诗）。陆诗则说：“闲来松间坐，看煮松上雪。时于浪花里，併下蓝英末。倾馀精爽健，忽似氛埃灭。不合别观书，但宜窥玉札”。这些诗句将煮茶时的闲适心态及饮茶的神奇功效，特别是煮茶的火候描写得细致微妙。

如果说盛唐诗崇尚情感的自然流露，中晚唐诗则崇尚理趣的着意刻画。而茶是“至灵之物”，趣是性灵的闪光，是靠灵性去妙悟的，诸如理趣、意趣、物趣、野趣等，都是诗人对审美客体的一种灵性独具的解会与妙悟，从而生发出新鲜而具有启示性的趣味。

为了表达理趣，诗人们常以茶与“琴”、“竹”、“松”、“棋”、“鹤”等诗歌意象连用，以增强其清趣。我们知道，上述诗歌意象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积淀中都有其象征意义：或高洁，或挺拔，或清闲，或祥和，洋溢着无限的情趣与理趣。如：“茶烹松火红，酒吸荷杯绿。解佩临清池，抚琴看修竹。”（戴叔伦《南野》）茶、松、琴、竹合用，在二十个字中浓缩这四个意象，可知酒力再大也敌不过一个“清”字，其清趣真耐人寻味。再如：“竹声输我听，茶格共僧知。……险事销肠酒，清欢敌手棋。”（郑谷《咏怀》）茶、竹、棋合用，此二十字浓缩三意象自不必多说，而“销酒肠”者必是茶，此“清欢”必是茶、竹、棋带来的，其清趣显见。其他如“雪长松柽格，茶添语话香”（齐己《寄孙辟呈郑谷郎中》），为“清吟”增添了无限情趣。又如“琴弹三峡水……竹风来枕簟，药气上衣巾。茶谱传溪叟，棋经受羽人。清虚虽得趣，献替不妨陈”（李中《献中书潘舍人》），茶、琴、竹、棋四意象的连用，道尽了无限“清虚趣”。而“策杖寻幽客，相携入竹扃。野云生晚砌，病鹤立秋庭。茶美睡心爽，琴清尘虑醒”（李中《访山叟留题》），不仅以“竹扃”、“病鹤”、“茶美”、“琴清”透出了耐人寻味的清趣，还以“琴”道出另一层寓意，即道教所谓“琴心三叠舞胎仙”（《黄庭内景经·上清章》），指通过身心的修炼，达到心和神悦的境界，其清趣似乎又深了一层。正因为如此，诗人才直呼“趣无穷”：“岸帻栖禽下，烹茶玉漏中。形骸忘已久，偃仰趣无穷。”（刘得仁《夏夜会同人》）才于“茶中见鸟归”：“饭后嫌身重，茶中见鸟归。”（薛能《寄终南隐者》）才能“千古见清机”：“栋危猿竞下，檐回鸟争归。烟冷茶铛静，波香兰舸飞……琼瑶一百字，千古见清机。”（吴融《和睦州卢中丞题茅堂十韵》）在这里，薛、吴两诗自然包含了陶渊明“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诗意。也许，诗人们正是从上述真趣中悟出了人生真谛。在这里，诗人由“一片新茶破鼻香”，深切体悟到“莫合九转大还丹，莫读三十六部大洞经”；因为有茶在，就足以“长生”，何须去“求神仙”：“闲来共我说真意，齿下领取真长生。不须服药求神仙，神仙意智或偶然。”（卢仝《忆金鹅山沈山人二首》其二）这也许就是杜荀鹤所谓的“悟了然”：“浮生自是无空性，长寿何曾有百年。罢定磬敲松罅月，解眠茶煮石根泉。”（《题德玄上人院》）正因为大彻大悟了，诗人才这样说：“书幌飘全湿，茶铛入旋融……高才兴咏处，真宰答殊功。”（黄滔《和吴学士对春雪献韦令公次韵》）这一“殊功”应有茶的一份吧！

这种崇尚理趣的艺术追求对凝炼沉潜、以理为主的宋诗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诗外别有事在”成为多数宋人的共识。上文我们谈过中晚唐“哲学的突破”，主要表现为三教重新被反省、宇宙本质、人的处境、历史文化的发展等主题。可是这一突破并未完成，因为当时的知识阶层在宦官、贵族、藩镇的夹击下流离殒灭，无法构成政治文化上的中心势力，会昌法难又摧毁了突破所依据的三教思想基础。因而真正的突破是由宋初知识分子来完成的——知识阶层的兴起、建立新秩序的要求、传统文化的肯定等，都与贞元元和情况相似，反省回眸之际特有会心。从宋初的以贾岛为典范到法李商隐的西昆体的出现，再到欧梅推尊韩李不谈老杜，再到王安石的推杜抑李，最后老杜定于一尊，宋诗改革正式完成。可是，宋诗虽尊杜甫为“祖”却往往是通过中晚唐诗而学之的（如王安石即通过韩愈、李商隐而学老杜），已初露尚理尚意倾向的中晚唐诗有助于宋诗特点的形成：它外示枯槁，无风云月露之点缀；它力涉理路，藉言论道——呈现出主意主理的创作型态与知性反省的时代精神。当然，宋诗自有它自己的特点，但不可忽视的是：中唐才出现的茶诗一味、茶诗一理不仅为彼一时代的诗人体悟人生真谛提供了一个易得的法门，而且直接启迪了宋诗。

（原载《文史哲》2003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