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风格就是人”。李白、陶潜的诗真率地展示着其人格。李以狂为主、陶以狷为主的人格分别孕育出了“清真”与“真”的诗风。李、陶的诗酒沉醉是悲壮的、审美的，其旨归分别是“清水芙蓉”与“清雄奔放”和“平淡之真”与“豪放之真”两个对立统一的艺术追求。虽有“情真”、“性真”的差异，而李、陶以富有“真情”的诗歌，对讳避“真情”的儒家诗教作了强有力的反拨却是共同的，并以此臻于不朽。

关键词： 狂；狷；清真；真；反拨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李白与陶潜以其独特的诗歌创作，为中国诗坛塑造了两座不朽的纪念碑。李以狂为主、陶以狷为主的人格，分别孕育了相应的审美历程：沉醉→孤愤→悲壮；沉醉→孤愤→悲壮→“逃走”。同时创造出了相应的诗风：李诗“清真”统摄下的“清水芙蓉”（柔美）和“清雄奔放”（壮美），陶诗“真”前提下的“平淡之真”与“豪放之真”。“清真”与“真”的不同点是前者侧重于情真，后者偏重于性真；相似点是表现于创作客体的真朴自然和创作主体的“真意”、“真心”、“真骨”、“真趣”和“真情”。李白以奔放的狂气抒发“真情”，陶潜用内敛的意趣舒扬“真情”，二人都用心灵感知自己，对排斥“真情”的儒家诗教作了强有力的反拨。

一、狂与狷的人格取向

狂与狷属于同一伦理及审美大范畴，源自孔子“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i]]（《论语集注·子路第十三》）孔子对“进取”、“有所不为”的品格是并重的，难怪朱熹这样阐释：“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狷者，知不及而守有余。”[1]狂者的可贵在于高扬“行不掩”（“不掩”即不符）的异端人格，偏重于道德自由的追求；狷者的可贵在于不肯同流合污而逃向自然，偏重于审美自由的追求。李白与陶潜堪称二型诗人之代表，其“狂”与“狷”根植于传统文化的人格模式中，又是诗人各自所处时代与社会以及个人性格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

（一）李白之狂且狷

李白生当“大道如青天”的盛唐，却“独不得出”[[ii]]（《行路难》其二）。可他“心雄万夫”[2]（《与韩荆州书》），屡以吕尚、鲁仲连、张良、谢安自况。据统计，李白诗文中出现的历史人物（唐代不计）凡158位，出现10次以上的26位，其中政治人物就11位[[iii]]。黑格尔说，抒情诗特有的内容是“心灵感知心灵自己”，即“倾听自己的‘心声’”[[iv]]（《美学》卷三下册）。所以，李白大量展示英雄就明显带有英雄崇拜意识：或对英雄功业的钦敬，如景慕吕尚“投竿佐皇极”[2]（《赠坊州司马与阎正字对雪见赠》），赞赏张良“终与安社稷”[2]（《赠韦秘书子春》），倾倒谢安“一起振横流”[2]（《赠常侍御》）；或对英雄才具与人格的崇仰，如对既有济世之才，又有功成身退之志的范蠡、鲁仲连、张良推崇备至；或对英雄机运的羡慕，如起自布衣的吕尚、郦食其等，一旦“虎变”，便可出将入相，大济苍生。李白的这种英雄崇拜，本质上是一种英雄自居心态，即自我崇拜。然而，把李白视为政治家或英雄却是迂阔的、可笑的。正是基于此，李白狂者的形象才显得特出，而其狷的一面就相对内敛了。

检太白集，咏及渊明处凡20次，所咏主要囿于琴书与酒，于其不为五斗米折腰极为赞赏，对其毅然返归自然不以为然。他一方面欣赏、玩味陶潜的平和洒脱：“素琴本无弦，漉酒用葛巾。”[2]（《戏赠郑溧阳》）“我醉欲眠卿且去，明朝有意抱琴来。”[2]（《山中幽人对酌》）另方面又嘲讽陶的归隐，在表示不羡慕渊明“桃花源”的同时，明言“龌龊东篱下，渊明不足群！”[2]（《九日登巴陵置酒望洞庭水军》）所以言渊明“龌龊”，是因为以天下英雄非我莫属的李白，连尧舜之事都不足惊，还能让谁呢？而崔宗之的《赠李十二》更给了我们答案：以其袖中匕首剑、“怀中茂陵书”，来分明“王霸道”；天下太平之后用礼乐治之：“季父拥鸣琴，德声布云雷。”[2]（《陪族叔当涂宰游化成寺升公清风亭》）王琦引《说苑》注云：“宓（按，宓当为虙）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这是李白功成身退思想的体现，是其狂中之狷、奔腾中见内敛和理性反思的有力展示！

（二）陶潜之狷且狂

陶潜生当“八方同昏，道路伊阻”[[v]]（《停云》）之世，带着“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的体悟而“归欤”[5]（《归去来兮辞》），他不与物竞，以沉静的心情，去追求内心理想的世界。在这转向过程中的一件大事是他与佛教净土宗创始人慧远的交游论道，儒家出身的陶从而“形成他自己独得的人生见解，在他文学作品中，充分表现出来。”[[vi]]他在《饮酒》其十一中竟提出“裸葬”的思想来：“死去何所知？称心固为好”；“裸葬何必恶，人当解意表。”这“人当解意表”很是发人深思：若没有透视人生，他就不会放弃彭泽令甘心归田，也不会提出“裸葬”思想来。观其《拟挽歌辞》、《自祭文》，见其更透视死亡，“这三首诗一篇文，绝不是像寻常名士平居游戏故作达语”[6]，而是彻悟之语。他既已透视人生与死亡，看穿富贵荣辱则属必然了，其《饮酒》其一所论秦时的邵平以东陵侯沦为种瓜人便是明证。这种洞察，恐怕比出家人还透彻，因为出家人只是一个人，陶潜还得使家小生活无忧，居然能如此安贫若素！古《谥法》云：“宽乐令终曰靖，好廉自克曰节。”颜延之询诸友好，谥渊明为“靖节征士”。此“靖节”得来，岂非偶然！

然而，他始终直面人生，正视现实。虽缺少了李白“长剑一杯酒，男儿方寸心”[2]（《赠崔侍御》）的狂气，可他笔下出现了这样两种形象：报国济民的贤士和勇士，如功成自去的二疏，从主而死的三良，视死如归的荆轲，冒死托孤的程婴、公孙杵臼等；不安于命运摆布而敢于反抗的斗士，如追日的夸父、填海的精卫、舞干戚的刑天等。这不能不让我们深味：陶潜身上自有其江湖侠骨、金刚怒目、愤激不平。正是基于这种体认，龚自珍《舟中读陶诗》才称赞他“酷似卧龙豪”，“二分梁父一分骚”。但他这种狂与李白的有行动的狂是不同的，也难确定为他人格的主要方面。

德国文论家威克纳格《诗学·辞学·风格论》曾说，布封的名言“风格就是人”是指风格的主观方面。诗人们无论具有怎样的同族相似，总是跟其他诗人有所区别，审美批评首先应抓住这一点去比较并区别他们。此说甚是。风格是人，人格亦是风格。李与陶把整个生命都溶到诗里，他们的诗真率地展示着他们的人格；他们的人格又孕育出了“清真”与“真”的诗风。这是从狂与狷的比较着手，辨出“清真”与“真”诗风异同的切入点。

二、悲壮与“逃走”的审美律动

李诗以气夺人。李白“受五行之刚气，叔夜心高；挺三蜀之雄才，相如文逸。瑰奇宏廓，拔俗无类。”[2]（《唐左拾遗翰林学士李公新墓碑》）气的充沛与浩大是李诗风格的重要内涵。陶诗以趣摄人。“渊明最有性情，使加藻饰，无异鲍、谢，何以发真趣于偶尔，寄至味于澹然？”[[vii]]（《四溟诗话》卷二）趣的隽永与厚朴是陶诗风格的重要内涵。气与趣的审美律动一经升华，便演绎出了相应的审美层次及其核心。

（一）李诗审美层次及其核心：沉醉→孤愤→悲壮

尼采认为，古希腊悲剧的本质是酒神状态，“把它比拟为醉乃是最贴切的”[[viii]]（P5），又认为，酒神状态是一种痛苦与狂喜交织的颠狂状态。醉是日常生活中的酒神状态。李白在诗学上追求和实践着这一沉醉悲壮的境界，这首先表现于美酒的沉醉：“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2]（《陪侍郎叔秋游洞庭醉后》其三）又是一种迷狂，杜甫曾惊叹李白的醉里英姿：“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ix]]（《赠李白》）李白亦谓酒为“狂药”：“昨遇故人，饮以狂药，一酌一笑，陶然乐酣。”[2]（《上安州李长史书》）但是，美酒沉醉只是其人生审美的表层的东西，不是其核心所在。李白的沉醉又是诗意的沉醉。他一生都在山光水色中纵情诗酒，豪兴干云，妙语连珠，顷刻万言。因为他认为自然美体现了造化本身自由创造的本质力量，因此他欲“罄宇宙之美，殚造化之奇”[2]（《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在自然与酒兴的相互促动中，诗人往往对山水之美作静观的契悟：“宴坐寂不动，大千如毫发。湛然冥真心，旷劫断出没。”[2]（《庐山东林寺夜怀》）由群动万象的众妙静观，进入本体至乐的体验：“灭见息群动，猎微穷至精。”[2]（《秋夕书怀》）李白这种对自然本体的审美，归根结蒂是主体对自我人格的真善内涵的体味，即“清水芙蓉”和“清雄奔放”的统一，从而创造出“清真”的艺术美来。

李白的诗酒审美中，充满了痛苦人生的愤怒与呼号，这正是诗人酒诗的旨归。请听李白的呐喊与悲号：“烈士出玉壶，壮心惜暮年。”[2]（《玉壶吟》）孤愤之情何其深沉！“心寂历似千古，松飕飗兮万寻。中见愁猿吊影而危处兮，叫秋木而长吟。”[2]（《幽涧泉》）诗人又多么孤哀，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只好与月为伴：“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2]（《月下独酌》其一）这种孤愤的根源在于诗人人生价值的幻灭。李白平生最珍惜孤洁豪放的人格，最致力于对自由平等的追求，并以此作为人生的审美理想：“出则平交诸侯，遁则以俯巢、许。”[2]（《冬夜……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这种走向极端的狂或狷的人格实践必然导致他匡扶社稷理想的失败，个人生命价值的被否定、被毁灭。因此他发出这样的悲慨：“误逐世间乐，颇究理乱情。……学剑翻自哂，为文竟何成！”[2]（《经乱离后……赠江夏韦太守良宰》）将自我价值全盘否定，这种否定本质上是对自我人格的肯定与对现实社会的愤激批判。现实人生的幻灭，使他面对苍茫的宇宙，更觉人生的短促与惆怅：“白日何短短，百年苦易满。”[2]（《短歌行》）正是对人生的悲慨，他才在诗酒中长歌当哭：时而悲怆壮怀，时而唏嘘轻叹，时而扼腕冲冠，时而万念俱焚，时而悲歌自怜、孤愤难托，时而……也正是这种悲剧人生，使李白的沉醉成为悲壮的审美沉醉，而且外射着不可遏止的壮大之气：“精神回飞扬，如出天地间。”[2]（《游泰山》其三）这种悲壮豪放恰恰构成他生命沉醉的核心：进取的、审美的，而非消极的、纯享乐的。

（二）陶诗审美层次及其核心：沉醉→孤愤→悲壮→“逃走”

陶潜，不管他如何接受“独化”观、彻悟观，他的充实始终没有泯灭过，甚至能于接受中获得一种充实，他的“逃走”（返朴归真）也有他自己的充实在。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陶潜的酒中“深味”了。渊明的人生沉醉有喜乐。或抚琴饮酒，或忘乎所以、没有伦序，或酒中沉醉，都是审美的精神享受：“挥兹一觞，陶然自乐。”[6]（《酬丁柴桑》）可谓“深味”无穷：当他见南山、观飞瀑、数星辰、赏松菊、望稚子归、与朋友饮时，心旷神怡、了无窒碍、灵想奔涌、忘忧忘失，人与物、人与人、大我与小我，界限泯灭，有不胜其乐之慨。难怪他一方面透视人生，一方面又感叹不已：“但恨在世时，饮酒不得足。”[6]（《拟挽歌辞》其一）陶潜的沉醉也表现出孤旅之悲。在“气变悟时易”之体悟中，他只好“挥杯劝孤影”[6]（《杂诗》其二）。在广袤而瞬息万变的宇宙面前，他只能慨叹：“鬓边早已白。”[6]（《饮酒》其十五）人生有涯、宇宙无限在他心理上造成极大的反差与巨大的“空洞”，其诗歌中自然也就流露了无常的感伤与对虚幻的某种程度的认可，正如萧统所谓的“逆旅”。在隐怀填海志的渊明面前，这种孤旅之悲与“逆旅”之叹发展成了悲壮。 陶诗的悲壮，集中表现在一个哲人对人生和宇宙的透彻的洞察，一个诗人为了保全独立人格进行的悲剧性挣扎：填海志难酬，归鸟变冤禽。从这一挣扎中，不难探掘出两个信息：一是其诗化人生经历了一个深刻的变化：“大济苍生”的“猛志”由强烈、信仰→怀疑、动摇→减弱、幻灭；“始得返自然”的“归去来”由弱小、次要→强化、主要→信仰、依归。二是这个转化是不甘心的，归鸟是“归去来”了，却是冤禽。一个“冤”字足以突现渊明的悲剧人生！如《饮酒》其四连用了“失群”、“独飞”、“徘徊”、“无定”来写“失群鸟”的孤悲，这一最终栖息在“孤生松”上的“失群鸟”，正是诗人自身的写照。另外，陶诗中的“寒风”意象——或惨、或凄、或悲、或哀，也都有力地加剧了这种悲壮。陶潜的悲壮，更表现在他的“逃走”上：由一种人生追求的幻灭转向另一种人生境界的向往与企盼，或者说他终于逃离了那条污秽的川流（“尘网”），进入了一个天性不泯的审美天地，同时获得了一种充实。诚如尼采所说，在新价值的创造者的生命中，“必有许多痛苦之死”，“需要许多苦痛与转变”，但是，“创造——这是痛苦的大解脱与生命的希望之光。”[[x]]（P362）于是，如同涅槃的凤凰得以再生，陶潜在痛苦的超越中获得了永生。这种创造，不仅透出了他“贞刚自有质，玉石乃非坚”[6]（《戊申岁六月中遇火》）的伟大人格，也新增了审美对象、新拓了审美领域，使人生更丰富、更广阔、更具诗趣。

三、清真与真的艺术追求

“清真”不仅是李白的政治理想、诗歌主张，也是他的诗歌风格；“真”既是陶潜的社会理想、人生真谛，又是他的诗歌风格。就诗风而言，李白的“清真”，主要是指超凡脱俗、自然清新、反对粉饰的创作心理与艺术追求。“清”与“真”是两个平行的概念，“真”主要是指感情真实，“清”主要是指审美倾向，均含有乐观向上、蓬勃自信、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意蕴，是较为典型的狂者之“真”（也不排除其狷趣）。陶诗之“真”，则主要是对人的自然本性、静穆和平生活的反映，是对人生真谛的体悟，是与伪薄、矫厉相对立的淳朴，是“有所不为” 的狷者之“真”（也不排除狂气），这种“性真”与李白的“情真”具有明显的差异。而以非事功作为“真”的前提，把“真情”作为诗歌的生命则是相同的。

（一）清真论

论者论李诗风格，喜用“清水芙蓉”或“清雄奔放”（或“豪放飘逸”），这只论及了李诗风格的一面，不若以“清真”统摄二者为佳。

先论清水芙蓉之美。李诗云：“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2]（《经乱离后……赠江夏韦太守良宰》）此二句是平行的：“天然去雕饰”是一个完整的意象，倡天然而斥雕饰；“清水出芙蓉”也是一个完整的意象，其中，“清水”象征“清真”，指感情真实，主体高扬，自然天成和意象流朗，而“芙蓉”则喻示明丽和柔美。《南史·颜延之传》云：“延之尝问鲍照，己与灵运优劣，照曰：‘谢五言如初发芙蓉，自然可爱。君诗若铺锦列绣，亦雕绘满眼。’”这里鲍照突出“自然可爱”一义，正道出了“出水芙蓉”（或“清水芙蓉”）的完整内涵。

李白往往直接以“清水芙蓉”表现明艳女性化的柔美：“芙蓉娇绿波，桃李夸白日。偶蒙春风荣，生此艳阳质。”[2]（《古风》其四十七）由此我们想到了李诗中的女性，不论是宫女、征妇，还是民间庶女，都具清新自然之美。如《玉阶怨》为典型的宫怨诗。此宫女虽满怀幽怨，虽不见人物姿容，诗人也似乎无动于衷，却美丽、可爱、可怜，而且不露丝毫脂粉气，可谓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再如《子夜吴歌》其三，这是典型的征妇诗。此思妇可视为长安女子群像的代表，她的善良美好跃然纸上：月照长安万户，风送砧声，化入玉门关外荒寒的月景，插入美好的愿望：“何日平胡虏，良人罢远征。”而李白笔下的庶女形象，如《越女词》其三则是抓住“采莲女”见客后的三个动作：“棹歌回”、“笑入荷花去”、“佯羞不肯来”，巧妙展示她的羞怯之美。

次看有力展示“清水芙蓉”美的重要意象：月。李白对月情有独钟，咏及月的诗特多。据统计，在李白现存千首诗中，涉及月的凡382首，月及其别称如金魄、顾兔、金波、明镜、白玉盘等，凡499个，平均每两首一个，又常常与色彩、形状、周围其他景物、所游之地名、节候四时等相联系，构成新的意象。尤其美妙可爱者在于对月施加了主体的举动，如“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2]（《襄阳歌》）的“买月”，“湖心泛归月”[2]（《陪侍郎叔游洞庭》其二）的“泛月”，“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2]（《月下独酌》其一）的“醉月”，“暮从碧山下，山月随人归”[2]（《下终南山》）的“步月”，“耐可乘明月，看花上酒船”[2]（《秋浦歌》其十二）的“乘月”和“我寄愁心与明月，随君直到夜郎西”[2]（《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的“寄月”等。从诗人对月的热爱中，我们能体味出李诗“清真”的特色。

再论清雄奔放之美云：“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彻，句句动人。”[2]（《上安州裴长史书》）我们借用“清雄奔放”作为“清真”的另一面似乎异常贴切。李白在展示其“清雄奔放”之美时，运用了特有的意象群，如大鹏、凤鸟、槛中虎、韝上鹰、騄骥、酒、黄河、雄峰、大江、瀑布等，现以大鹏、凤鸟论之。

李白在大鹏身上，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寄托了自己的理想：“大鹏一日同风起，抟摇直上九万里。”[2]（《上李邕》）这具有雷霆万钧之力的大鹏就是“清雄奔放”的李白的化身，它“怒无所搏，雄无所争”，它“蹶厚地，揭太清……激三千以崛起，向九万而迅征。”[2]（《大鹏赋》）可知，大鹏这一意象寄寓了诗人雄放的个性，即使在“中天摧兮力不济”、“游扶桑兮挂左袂”的绝望中，也没有忘却曾经奋飞“振八裔”的大鹏。正因为大鹏意象象征了李白纵横慷慨、不可一世的宏伟抱负和直干云霄的壮志，古人才这样评价他的《大鹏赋》：“太白盖以鹏自比……又以豪气雄文发之，事与辞称，俊迈飘逸，去骚颇近。”[2]

如果说大鹏主要表现李白放旷的情怀、不羁的个性、高蹈的志趣，具有反个性异化的冲击力量，那么，凤鸟则暗示出李白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及圣君贤臣风云际会、实现理想的社会图式。据统计，李白诗中仅以“凤”字单独构成的句子就有20余个，另有“孤凤”、“高凤”、“鸣凤”、“彩凤”等意象10多个。在数以千计的李白诗文奇禽王国中，凤鸟可谓独点鳌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凤，神鸟也。天老曰：凤之象也，鸿前麟后，蛇颈鱼尾，鹳■鸳思，龙文虎背，燕颔鸡喙，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莫宿风穴，见则天下大安宁。”[[xi]]李白用这个神性意象寄寓他峻洁的人格和崇高的理想，凤鸟已超出了其原型特点，而闪耀着李白个性化的光辉。

（二）真论

论者论陶诗多侧重于自然平淡，似有偏颇，不如以“真”统摄“平淡之真”与“豪放之真”为佳。这同他以狷为主、狷中有狂的人格及尚趣、“逃走”的审美意念相一致。

先论平淡之真。“平淡之真”就是于平淡之中表现出“真意”、“真情”。其创作态度是“常著文章自娱”，“忘怀得失”[5]（《五柳先生传》），其生活理想和艺术追求是“无心于非誉、巧拙之间”[7]（《■溪诗话》卷五），陶潜为了展示其诗的“平淡之真”，也用了特有的意象群，如琴、书、松、菊、酒、鸟、风等，现仅以鸟、风二意象说明之。

陶诗中的鸟是自由的象征：或羡飞鸟之自由，或怜羁鸟之受困。热爱自由是陶诗的重要内涵，诗人有感于“久在樊笼里”[5]（《归园田居》其一），才自责“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5]（《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并有意突出鸟属于自然、热爱自由的天性，这是愿与大自然求得和谐一体的诗人自己的写照。与之相反，不自由的鸟当然是可怜的，所以“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5]（《归园田居》其一）便从反面展示了充满生机的生命意象：鸟飞鱼跃。在诗人看来，人的生活本应如飞鸟般自由自在；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人们为了名利常常失却了精神家园。也正是由于对精神乐园的召唤，陶潜才特别珍视归鸟这一意象，进而庆幸鸟之“有托”，正如吾之有庐一样：“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5]（《读山海经》其一）搞清了这种同病相怜的心理机制，就不难领悟他为什么那么愉悦地描写归鸟了。

次看风这一意象。风是一种自然现象，陶潜信手拈来，融入诗中，平淡中寓有妙趣。风在陶诗中基本上呈现着两种情感方式：一种是暖风，有“好风”、“暄风”、“南来风”、“和风”、“凯风”、“南飔”等表现形式，以暗示心灵的抚慰与自我的获得。可是，在陶潜一生中，“和风不洽”[5]（《归鸟》）、“露凄暄风息”[5]（《九日闲居》）的遭际还是纷至沓来，于是出现了表示寒风的意象：“凉风”、“惨风”、“长风”、“凄风”、“寒风”、“悲风”、“哀风”、“肃风”、“西来风”等，它们常常暗示陶潜生活的印迹和不幸的遭际以及同自我内修美的对立、无奈的感喟，在“四时相催迫”、“玄鬓早已白”的情势下，身“如当去客”的诗人只好躲进“南山旧宅”了。所以我们能从“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5]（《九日闲居》）的心态下，通过对风这一意象的品味，体认出一个真率而又平淡的陶渊明。

再论豪放之真。论者论陶诗的豪放爱引朱熹的论述，而忽视了以李白的“和缓”作对比的一句话：“李太白诗不专是豪放，亦有雍容和缓的。”[[xii]]（《朱子语类》卷一四〇）此一反衬实在使陶潜的“豪放”更有力量。《咏荆轲》一诗把陶潜的豪情壮志表现得淋漓尽致，荆轲那“提剑出燕京”的英气、“饮饯易水上”的悲壮、“豪主正怔营”的壮举、“千载有余情”的震响，激发后人由衷的赞叹：“何等感慨！何等豪宕！”陶潜真乃“伉爽高迈之人，易与入道，夫子言‘狂者进取’正谓此耳”。[[xiii]]（顾炎武《菰中随笔》）就连力主“温柔敦厚”诗教的沈德潜也评批此诗云：“英气勃发，情见乎词。”[[xiv]]再如《拟古》其二所写“生有高世名”的田畴，更是“节义为士雄”。至于其《拟古》其八与《杂诗》其五所激赏的“抚剑独行游”的“猛志”，及《读山海经》之“夸父诞宏志”、“精卫衔微木”的俯仰慷慨，幽愤沉郁，更现出陶诗“豪放之真”。因此，施补华才云：“陶公诗，一往真气，自胸中流出，字字雅淡，字字沉痛。”[[xv]]而“雅淡”与“沉痛”并举也暗示我们论陶诗切不可将其“平淡之真”与“豪放之真”割裂开来。

元代陈绎曾云：“（陶潜）心存忠义，心处闲逸，情真景真，事真意真，几于《十九首》矣，但气差缓耳。至于工夫精密，天然无斧凿痕迹，又有出于《十九首》之表者。盛唐诗家风韵皆出此。”[7]（《诗谱》）所论言简意赅，它一方面楬橥了陶诗“平淡之真”与“豪放之真”的成因；一方面隐约道出了李诗与陶诗的承传关系：李诗的“清真”“风韵”中灵动着陶诗“情真景真，事真意真”的影子。一个“真”字将李、陶推向了不朽。

（原载《文史哲》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