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李贺其人其诗是诗歌史上的一个特殊存在，它表现的是诗人的人生追求，即建功立业的渴望、报国无门的苦闷与不甘心的奋争，其结果是：愿望和追求终归一梦。因此，唐诸王孙的身份与潦倒一生的现实形成了巨大的反差，他只能在艳羡与描写人间豪奢的同时，把期盼寄托给了上帝，这正是一个天才诗人的自叙传，即被残酷现实扭曲了的灵魂的自我发掘。因而，美感与道德相悖，妍丽与可怖并存，美与丑对出，构成了长吉诗理的审美内核。

关键词：诗理 梦 自叙传 发掘灵魂

千余年来，“鬼才”李贺的诗歌之“理”，一直是争论的焦点。最早为李贺集作序的杜牧谓之“骚之苗裔”，“少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然而自宋以来，多数论者对杜牧之赞誉不以为然，如陆游说：“贺词如百家锦衲，五色炫耀，光夺眼目，使人不敢熟视，求其补于用，无有也。杜牧之谓‘稍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岂亦惜其词胜！”[1]（P422）杨慎引《孙器之评诗》云：“李长吉如武帝食露盘，无补多欲。”[1]（P791）李东阳说：“通篇读之，有山节藻棁而无梁栋，知其非大道也。”[1]（P1381）陆时雍亦云：“贺有异才，而不入于大道，惜乎其所之之迷也。”[1]（P1422）这些论述都未洞见贺诗之核心。长吉歌诗之“理”究竟指什么？一言以蔽之曰：发掘自己的灵魂。

一

古今论长吉诗者，如上所述，较多地着眼于杜牧的《李长吉歌诗序》，而忽视了李商隐的《李长吉小传》，即使提到亦多以荒诞不经或附会之说视之。笔者以为，从其“小传”入手会有新得： 长吉将死时，忽昼见一绯衣人，驾赤虬，持一板书若太古篆或霹雳石文者，云：“当召长吉！”长吉了不能读，歘下榻叩头，言阿●老且病，贺不愿去。绯衣人笑曰：“帝成白玉楼，立召君为记，天上差乐不苦也！”长吉独泣，边人尽见之。少之，长吉气绝。……王氏姊非能造作谓长吉者，实所见如此[2]（P14）。

关于李贺临终的“白玉楼”传说，其来龙去脉（即李商隐所记，李贺姐所言）本身具有较高的可信性，内容方面与李贺好作超越时空的幻想相对应，与杜甫临终说“牛肉白酒死”→“溺死”→“舟中病死”的变化相比，此“白玉楼”的传说却是一以贯之，没有变化，这意味着从李贺时代至今，对李贺的诗与人生的印象和评价基本上没有变化。此传说的主要成因，无疑源自李贺的性格与作品的个性。作为诗歌天才与病态畸形儿的结合，李贺性格乖异而感情胜于理智，作品个性即是对幽冥世界＝鬼的世界的共鸣与关注，这为“白玉楼”传说——象征李贺具有与死后世界灵魂交往能力——的形成与流传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其可信性在于它有存在的基础：李贺自负地相信，自己非凡的才能终会赢得赏识，“即使得不到统治人间的天子的青睐，也会得到统治上天的天帝的激赏。他临终前产生的幻觉，正是他多年期冀于人君的，不过把召唤者从人世改到了天上而已”[3]。

据我们掌握的材料，解析此梦之得要领者当推上世纪创造社成员洪为法，朱自清《李贺年谱》引其语云：“贺惟畏死，不同于众，时复道及死，不能去怀；然又厌苦人世，故复常作天上想，《李传》所记，曰白玉楼，应是贺意中乐土，召之作记，则贺向全力以赴之者，乃有自见之道。濒死神志既亏，种种想遂作种种行，要以泄其隐情，偿其潜愿耳。”[4]洪氏所论甚是，只是对贺之“意中乐土”、“隐情”、“潜愿”未加详析，对李贺真面目的认识还存在着模糊性。

那么，李贺的“意中乐土”、“隐情”、“潜愿”到底是什么呢？弗洛伊德说：“昼梦是幻想的产物，是很普通的现象，在健康的或病人身上都可以看到……这些幻想的内容很明显受动机的指挥。昼梦中的情景和事件，或用来满足昼梦者的野心或权位欲，或用来满足他的情欲。”[5]（P70）又说：“我们可以把梦的元素与对梦的解释的固定关系，称之为一种象征的关系，而梦的元素本身就是梦的隐意的象征”[5]（P112），并断言“象征作用或许便是我们梦的理论中最引人注目的部分。”[5]（P113）。李贺此梦的核心是：一绯衣人驾赤虬持板，召之为帝之白玉楼作记。这一梦是皇上颁旨召见某人实况的翻版，综合考量，其实质就是象征功名利禄与荣华宝贵。李贺的这一梦想本有实现的可能，而且甚为自负。可是在现实生活中，他到处碰壁，功成名遂的宏愿只剩下一个“精神胜利”，那“客帐梦封侯”[2](P111)的热望只好到梦境里去寻求达成了。因而，沉溺于梦境、幻想以及种种神秘的内心体验，乃是李贺在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李贺在弥留之际单单梦见“绯衣人”，而非绿衣人或青衣人或白衣人，很值得深思。翻开《旧唐书·舆服志》，我们可见唐代的品服制度异常精细，如“文武三品已上服紫，金玉带。四品服深绯，五品服浅绯，并金带。六品服深绿，七品服浅绿，并银带。八品服深青，九品浅青，并鍮石带。”[6]“自（开元九年）后恩制赐赏绯紫，例兼鱼袋，谓之章服，因之佩鱼袋、服朱紫者众矣。”[6]至中晚唐，皇上赐绯紫之举更是泛滥成灾，唐宋典籍中多有记载，兹不列举。少懂得点服饰史的人都知道，以紫、绯、绿、青四色定官品之高卑，乃唐服饰之一大特色。因之，服“紫绯”就成为高官的替代物，成为荣华宝贵的象征，正是杜甫所谓“服饰定尊卑”[7]。

我们知道，李贺是唐高祖从父郑孝王亮的后裔，这一支疏淡了的血脉，当然不可能给李贺家多少沾溉。不过，在长吉的眼光里，远祖的阔绰就意味着自身的尊严，家境的困顿则易生怀旧的热情，这一份光荣家世终究是值得矜夸的。因此，他力图挽回一个皇室后裔理应享有的努力一刻也未停止过，他每以唐王孙自居，并加以炫耀：“眼大心雄知所以，莫忘作歌人姓李。”[2]（P47）“欲雕小说干天官，宗孙不调为谁怜？”[2]（P83）并在《铜雀仙人辞汉歌》的序里自称“唐诸王孙李长吉”[2]（P66），即使是在谋求仕进受挫，跼蹐愁苦返回故里时也未曾忘却：“刺促成纪人，好学鸱夷子。”[2]（P133）按：汉将军李广为陇西成纪人，唐主李氏系出于李广，李贺诗中用郡望，自称成纪人。可知，他个性高傲，即使在穷愁潦倒之中还在摆空架子。康骈《剧谈录》记载，元稹明经擢第以后去拜访他，李贺竟然揽刺而不答，这种行为不只是礼仪上的失检，而是反映了这位贵族青年的虚荣轻嫚和天真的势利心。李贺唯恐别人忘记他高贵的身价，便一再以“唐诸王孙”、“皇孙”，“宗孙”自称，对自己的诗歌亦极尽其吹嘘之能事，象他这样兼有诗人和贵公子双重身份的，只有曹植方能与之比拟：“峨鬟醉眼拜诸宗，为谒皇孙请曹植。”[2]（P168）在娇艳的女性面前夸扬自己的才气与身价，显然被长吉视为一件最得意的事。

不仅如此，因为那配有“金鱼”者，其服饰非紫即绯，一定是高官，所以李贺每每对配带“金鱼”的贵人流露出艳羡之情：“金鱼公子夹衫长，密装腰鞓割玉方。”[2]（P101）并对“脉脉辞金鱼”的老臣深表惋惜，因为“羁臣守迍贱”，即此臣“白发身老，不堪再仕，当永辞荣禄，守贫贱以终身也。”可是吴正子却这样来注释：“金鱼，袋也。《炙毂子》云，鱼袋，古之算袋，魏文帝易以龟，唐改以鱼。长吉咏梁事用金鱼，恐是用别事。”[2]（P37）看来清人已不知“金鱼”之真实意义。其实，“金鱼”就是一种“明贵贱”、防止冒名作假的金制的鱼符，详见《新唐书·车服志》。武则天时，一度改佩鱼为龟，中宗初，复旧以鱼。因而，《唐会要》卷三十一“鱼袋”云：“景云二年四月二十四日敕文：鱼袋，着紫者金装，着绯者银装。”所以有鱼袋、龟袋、金龟、龟紫、金紫等多种称法。所谓“龟紫”、“金紫”就是金龟袋或金鱼袋与紫袍，是三品以上服饰。《欧阳文忠公集》卷95《回贺环庆帅天章滕待制谢赐龟紫启》：“伏以龟紫之重，唐制所难，武元衡、牛僧孺为宰相，裴度为中丞，李宗闵为学士，方有是赐。”可见其尊贵。

李贺不仅对金紫充满艳羡之情，他还常常慨叹自己的“衣如飞鹑”[2]（P121），并以“葛衣”、“葛布”、“麻衣”、“白衣”、“青袍”、“绿衣”等来对抗“紫绯”，如：“麻衣黑肥冲北风，带酒日晚歌田中。”[2]（P164）这里所写“麻衣”乃唐时举子所着之白衣，用苎葛料子制成，所谓“白衣秀才”是也。如“太行青草上白衫，匣中章奏密如蚕。”[2]（P81）这里用“白衫”写张彻初释褐入仕。如“青袍度白马，草简奏东阙。”[2]（P135）诗中所写“正字”为从九品官，当服“青袍”。如“凭轩一双泪，奉堕绿衣前。”[2]（P157）这时皇甫湜为侍御，为七品官，当衣浅绿，故云“绿衣”。

从上面的诗例中可以看出，这种分别地位高卑的服色深深地刺激着李贺本来就已受了伤的心，在其心灵深处造成了极大的反差，“因此，这个心理成分本身即可视为一个情结的派生物，所以我们若假定梦的各成分的联想即为产生这一特殊成分的情结所决定，从而由这些成分便可发现这个情结，就不算是异想天开的了。”而“含有强烈的情感价值的思想和兴趣”的“情结”[5]（P80、79），对李贺来说是什么呢？这就是他的自负：“帝家玉龙开九关，帝前动笏移南山。独垂重印押千官，金窠篆字红屈盘。”[2]（P153）即宰辅之位的炙手可热与豪奢；可是他的自信心本来就是一种虚假现象，就是为了掩盖他的怯懦。笔者觉得，李贺的白日梦，从这里可以直接找到解释和答案：衣紫绯，配金鱼袋，“帝前动笏”，“独垂重印”是他梦寐以求的，是其“思想变为视象”并且“呈现了一种异样的形态”罢了[5]（P132）。李贺的这一心态，在“秦王不得见”，“不得与之游”的煎熬中尤显突出，难怪他深叹“歌成鬓先改”[2]（P87）。李贺临终梦的隐念，正是这一心态的曲折反映，其“价值和任何精神的冲动及理智的活动不相上下。我想给这些隐念以一种较前更有限制的名称，而称之为前一天的遗念（the residue from the frevious day）”，“前一天的遗念之外，还有一种强有力而被压抑的潜意识欲望的冲动，正是这个冲动使梦有造成的可能。因为，这个欲望的冲动对那所谓遗念在起作用，所以隐念的其他部分，即非醒时所可理解的部分，也就随而造成了。”[5]（P177、178）。这“前一天的遗念”，对李贺来说，大概具有“我们先前阔多了”的“潜意识欲望的冲动”吧。

二

与同时代柳宗元、刘禹锡、白居易等富于政治理想的作家相比，李贺的功名愿望明显带有一些近乎本能冲动的性质。他尽管一再自我标榜“先前阔多了”，有时反而会招致别人的厌烦，但无疑是他的一帖兴奋剂。当这个生活得很不如意的“唐诸王孙”在确切体认自身的价值时，就极易进入一个由他自己心造的境界，专断而固执地认为：致身通显并享受与之相称的物质待遇，本来就是他理所当然的一份人身权利。他的歌诗集子中特多宫体乐词，如《难忘曲》、《贵公子夜阑曲》、《夜饮朝眠曲》、《梁台古意》、《贾公闾贵婿曲》等，都专意摹写五光十色的贵胄宴游生活，夸扬形容，淋漓尽致，真好象置身其中而所有的感官都充分扩张开来一样。因此，李贺诗“隐念的其他部分”就突出表现在一些与宫词有关的诗歌意象上，诸如龙、凤、鸾、玉、金等细致入微的描写中所展示的热望之情。

先看龙。龙，在李贺诗歌中是一个重要意象，其诗句中共出现60次。或用作“麟、凤、龟、龙，谓之四灵”之一的龙，限于篇幅，有的只得以词语的形式来表现，诗题也省略，如“斩龙子”、“鸿龙玉狗”、“赤帝骑龙来”、“迂龙辔”、“呼龙耕烟”、“吟古龙”、“龙为愁”、“水中龙”、“斩龙足”、“嚼龙肉”、“鱼龙死”、“蛇作龙”、“悲龙梭”、“青龙去”、“龙惊起”等。或以龙喻皇帝（或帝子），如“直犯龙颜”、“赤龙子”、“帝家玉龙”、“雌龙怨吟”等。或以龙喻非常之人，如“龙头人”、“龙材”等。或以龙代指骏马，如“走龙媒”、“解龙马”、“龙脊贴连钱”、“如今不豢龙”等。或以龙喻宝剑，如“提携玉龙为君死”、“舞蛟龙”、“剑龙夜叫将军闲”等。或以龙为纹饰，如“绕堤龙骨冷”、“龙堂”、“龙头泻酒邀酒星”、“龙帐”、“烟雾湿画龙”、“铜龙啮环”、“台前斗玉作蛟龙”等。或与“脑”字连用，表示名贵的香料，如“钿合碧寒龙脑冻”、“龙脑入缕罗衫香”等。另外，诗题中出现龙的还有《假龙吟歌》和《龙夜吟》，按李贺存诗240首计，平均每4首诗中就出现一次。

再看凤（凰）。“凤”在李贺诗中出现21次。关于凤凰，《说文解字》四上鸟部这样解释：“凤，神鸟也。天老曰：凤之象也，鸿前麟后，蛇颈鱼尾，鹳颡鸳思（腮），龙文（纹）虎脊，燕颔鸡啄，五色备举，出于东方君子之国。翱翔于四海之外，过昆仑，饮砥柱，濯羽弱水，莫（暮）宿风穴，见则天下大安宁。”在李贺诗中，凤的原始文化意义几乎全无踪影了，而多数成了富贵享乐的附属品，这同李白、杜甫诗中颇具原始文化内涵的凤鸟意象——暗示出李、杜崇高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及圣君贤臣风云际会、实现理想的社会图式——大为不同。李贺诗的凤（凰）意象大致有以下几种类型：或以凤饰繁华、贵重物品，如“金凤刺衣”、“鸾裾凤带”、“宫如凤凰翅”、“凤扇迎秦素”、“奁镜幽凤尘”、“捍拨装金打仙凤”等。或以凤鸣喻乐声之美妙，如“昆山玉碎凤凰叫”、“蜀国弦中双凤语”等。或以凤喻美味，如“丹穴取凤充行庖”、“烹龙炮凤玉脂泣”等。或以凤喻美人，如“花楼玉凤声娇狞”、“离鸾别凤烟梧中”、“钱塘偕凤羽”、“夜光玉枕栖凤凰”等。从中我们可以看出，李贺诗中的凤很好地反映了他的趣味与追求。

次看鸾。“鸾”这一意象在李贺诗中出现20次，先看《说文解字》四上鸟部怎样解释鸾：“亦神灵之精也。亦色五采，鸡形，鸣中五音，颂声作则至。”可见鸾之文化内涵与凤极为相似，而李贺诗中，有关鸾的表现与凤亦大致相当，多用作贵人，尤其是贵族女性所用物品上的装饰，如“鸾佩相逢桂香陌”、“银鸾睒光踏半臂”、“彩鸾帘额著霜痕”、“正室劈鸾钗”、“铜镜立青鸾”、“鸾篦”、“舞佩剪鸾翼”、“为君挑鸾作腰绶”、“双鸾开镜”等等。另外，还有几个特例，如“孤鸾惊啼商丝发”，喻李夫人死后，相思中的汉武帝。“离鸾别凤烟梧中”，以喻舜之二妃。“随鸾撼玉珂”以喻天子的车辇。“玉鸾声断续”以喻铃声。从中又可看出李贺的心态与好尚。

次看玉。玉这一诗歌意象在李贺诗中出现96次，平均两首半诗中就出现一次。先看《说文解字》一上玉部的解释：“石之美。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角+思]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桡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技，絜之方也。”这里，许慎既析出玉之本质特征，又以玉比德兼比美。李贺诗中所用之玉固然离不开这两层内涵，但他更多的还是侧重于以下几点：或用作修饰物，以增强其洁美豪华之气，如“玉钩”、“玉碗”、“玉轸”、“玉沙”、“玉肌”、“夜天如玉砌”、“玉壶银箭”、“天官玉琯灰剩飞”、“玉宫桂树”、“漏催水咽玉蟾蜍”、“寒鬓斜钗玉燕光”、“玉锦堪截云”、“玉藕”、“玉漏”、“玉衣寒”等。或以之直接描绘富贵、美好，如“长安玉桂国”喻富贵、豪奢，“昆山玉碎凤凰叫”喻乐声清越，“帔拂疏霜簟秋玉”喻竹簟之清凉，“神光欲截蓝田玉”喻宝剑之光芒，“玉冷红丝重”喻鞭柄之华贵，“风过池塘响丛玉”喻丛竹之葱葱，“叠玉生文翰”喻富有文彩，“春营骑将如红玉”以“红玉”喻美人，“江山团团贴寒玉”喻月之晶莹剔透等等。而《贵公子夜阑曲》之“腰围白玉冷”则摹述触觉尤其灵敏真切，非常符合李贺的生理特点与虚荣心理。

与玉相联系，李贺对与之有关的意象也特别感兴趣，其诗中用玉的别名的意象特别多，如“琅玕”，或单用“琅”：“热粉生香琅玕紫”、“军装武妓声琅珰”。“玦”出现5次，如“宝玦”、“宝玦光”、“宝玦麒麟起”、“金玦”、“佩玦”等。“珠”15次，如“真珠裾”、“珠帷”、“明珠”等。“瑶”11次，如“琼瑶台”、“瑶席卷香葱”、“罗床倚瑶瑟”等。“珮”9次，如“水为珮”、“珮珠断”、“舞珮剪鸾翼”、“垂珮缨”等。另，“玲”出现1次，“珂”1次，“珍”1次，“珀”3次，“玳”2次，“珊”2次，“玻”1次，“璧”2次，“环”11次，“琼”4次，“珑”4次，“琥珀”3次，“琉璃”3次等等，而作为乐器的琵琶琴瑟也有所用，如“金槽琵琶夜枨枨”，“湘神弹琴迎帝子”，“玉瑟调青门”等。从李贺对玉及与玉有关的描绘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出他的心态与好尚——虽穷困潦倒，却处处闪烁着惨淡的珠宝之气。

次看金。先看《说文解字》：“五色金也。黄为之长，久埋不生衣，百鍊不轻，从革不违西方之行。”“金”这一意象在李贺诗中出现86次，其用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以金作质地，修饰他物，以示其贵重，如“金钗”、“金鱼”、“金镜”、“金泥”、“金鳞”、“黄金台”、“金翘”、“金塘”、“金铺”、“金井”、“金凤刺衣”、“金屈卮”、“金鹅屏风”、“金鞭”、“金络脑”、“金甲”、“金门”、“金虫”、“金墉”、“金炉”、“金斗”、“金鞍”、“金铃”、“金屋”、“金楼子”、“金蟾”、“金风”、“金环”、“黄金轭”、“金丝裙”、“金窠”、“金枪”、“金爪”、“金印”、“金流苏”、“金丸”、“金盘”、“金翡翠”等等。“金”作为独立意象使用的，在李贺诗中极为少见，现择其罕例：“掷置黄金解龙马”、“堆金买骏马”。李贺诗中还有几个特殊的用法：如“横茵突金隐体花”中的“突金”，指金线刺绣的花纹。“新诏垂金曳紫光”中的“金”指金印（紫指紫绶带）。“寒光鸣夜刻”中的“金”军中所用的刁斗之类的警器。“舞席泥金蛇”中的“金蛇”指用金画的蛇形的花纹，在这几例中，“金”所饰之物省略。李贺看到的好似一金饰的世界，其吸引力是不小的。

还有一种有趣的现象是，李贺因烦厌鬓发斑白和凋落这一缺陷，他特别倾心于摹写青年女子美好的头发。如《恼公》之“发熏疑盘雾”，《咏怀二首之一》之“春风吹鬓影”，《兰香神女庙》之“密发虚鬟飞”，《残丝曲》之“绿鬓年少金钗客”，《大堤曲》之“青云教绾头上结”，《洛姝真珠》之“寒鬓斜钗玉燕光”，《湖中曲》之“蜀纸封巾报云鬓”，《屏风曲》之“将鬟镜上掷金蝉”，《江楼曲》之“晓钗催鬓语南风”，《追赋画江潭苑四首之一》之“小鬟红粉薄”，《冯小怜》之“鬓湿杏花烟”，《神仙曲》之“垂雾妖鬓更转语”，《夜来乐》之“绿蝉秀黛重拂梳”等，大率都应属于上述所说的这种情况。又《美人梳头歌》一篇，则专以细致摹状少女浓密沉腻的美发而著称，其中所谓“双鸾开镜秋水光，解鬟临镇立象床”，“一编香丝云撒地，玉钗落处无声腻”，“纤手却盘老鸦色，翠滑宝钗簪不得”，真是把人体这一装饰性的部分写得美极了。此诗全篇“奇藻蒨艳，极尽形相”，固然是出自他耽欲的天性，急于品尝一下男欢女爱所带来的快乐，亦凝聚着生活枯槁而又受疾病侵害的李贺多方面的欣羡和渴望。

与此相联系，李贺好用六朝的艳丽记闻来刺激自己的灵魂，这些艳体乐府诗所做的大胆轻亵的艺术描摹，一定程度上也代表着他那好奇的狎妮欲望在幻景中的实现。如《宫娃歌》、《荣华乐》、《上云乐》、《秦宫诗》、《牡丹种曲》等，极力铺陈前朝宫闱及豪贵之家的生活场面，在羡慕的同时带有几分嘲诮，他深恨这样的奢侈生活属于他人而非自己。这类诗中曾写到许多宫嫔姬妾，诗人对她们任人摆布的遭遇不无同情，但隐含着的“潜愿”则是全让她们归属自己。至于《天上谣》和《梦天》两首游仙诗，则是从更高层次上升华自己的世俗欲望：神游于没有死亡胁迫的寥廓天界，并有遇合弄玉、嫦娥等仙姝的赏心乐事，他似乎已进入一个体现着其人生憧憬的理想乐园。于是，诗人在实际生活里碰到的各种矛盾和苦恼似乎得到了片刻的调和，贵胄的失落也得到了片刻的平衡，可视为“白玉楼”梦的自我阐释。

上举几个诗歌意象都是李贺情有独钟的。可是，一般说来，这几个作为物品或其象征意义的意象是为皇家所垄断的，而李贺却俨然自家物，他那享受唐诸王孙应有的荣耀的美好期盼的心态已跃然纸上，在想象中他俨然就是皇孙了。可此情此景毕竟与他的实际生活总是隔着一堵高高的墙，而他一生也总处于幻想和现实的无休止的对撞之中，时刻流露着浓重的世纪末情调。

三

象李贺这样的世家子弟，仕宦当然是其理想的进身之阶，而且唯因其迫切希望改变家庭的没落境遇，所以他的功名欲望要比一般士子更为强烈：他需要获得一般人所得不到的高官厚禄，以便让他能亲自体验人世间最豪华的生活方式，即如上文所说的金玉珠宝、如云美女，对能否得到这一切，他不抱多少怀疑；在他看来，这一切应是属于他的。

于是，李贺于元和五年（810）参加河南府试，赋成《十二月乐词并闰月》十三首获隽，被选送长安参加当年举行的进士考试。这一阶段，是他一生中难得的快意生活的高涨期。但这种踌躇的心情未能维持多久，他的入仕通道马上就被一件意外的事情堵塞了——李贺应避父讳（李晋肃之“晋”与进士之“进”同音），不能参加进士试。长吉最后被剥夺应试的权利，这是诗人平生所遇到的一大挫折，其内心潜抑着的不安全感此时又重新占了上风。

就在名讳事件创伤未愈时，李贺的仕途出现小小的转机。元和六年（811）春，朝廷征召他去长安担任奉礼郎一职，掌执朝会、祭祀和巡陵活动仪式的调排，在百官跪拜时充任赞导。这一品位低下、委琐刻板、容不得半点自由的职务，对于内心世界异常躁动活跃，又一向自视甚高的李长吉来说，简直是一种屈辱。况且这几年来他为追逐功名不辞辛劳，身上的宿疾有增无减，苦于体力方面的衰竭，也会对丝毫不感兴趣的职事感到厌倦，于是大发牢骚：“礼节乃相去，憔悴如刍狗。风雪直斋坛，墨组贯铜绶。臣妾气态间，唯欲承箕帚。”[2]（P112）这些话出自一位屡好矜夸的“宗孙”之口，听起来未免太寒酸了，但同样也是他虚荣夸诞心境的诚实鸣响。李贺一方面妄自尊大，强烈要求确立自己的独立人格，另一方面又顾影自怜，冀求别人的提携和保护，这对矛盾是他求仕过程中病态心理的主要特征。他在自大和自卑这两个极端中间，始终没有找到一个真正的平衡点。

将自己的生命和诗歌完全地融为一体，于光怪陆离中凸现出自我精神、性格，是李贺的特长。与其象清代某些诗论家那样把长吉歌诗当做中唐时代的“诗史”来读，毋宁将其视为诗人不断震荡着的心灵活动轨迹的记录与自叙传。其实，李贺的襟怀是比较浅的，他过多地注意自己的感觉，理性思维则欠成熟，他不可能象杜甫那样赋予其作品严肃的政治、伦理色彩，而其天才主要是用来表现自己精神上的伤痕和缺陷，去发掘自己的灵魂，把深藏在自己心灵深处的东西充分解剖给读者。

一般说来，贵族观念是很容易和享乐思想连在一起的。李贺的欲望表现出孩子般的热烈与固执，诸如他企羡丰盛豪华的物质享受，冀望获得荣宠的际遇，把功名视为一种人生权益，同时他有紧迫的求生意志，面对着不断逝去的光阴反应至为敏感，一想到人有死亡这个大限就慌恐不安，留有对人世的深挚眷恋。诗人这种生命的惶惑，不仅体现在《秋来》、《感讽》、《浩歌》、《苦昼短》、《日出行》、《铜驼悲》、《相劝酒》等感叹生年短促的诗篇里，而且象《公莫舞歌》、《雁门太守行》、《老夫采玉歌》等现实性较强的作品，也隐匿着对于生死问题所作的思考。我们还可从《恼公》、《蝴蝶舞》、《荣华乐》、《花游曲》等一连串宫体诗歌中，也可见出他对贵公子的纵欲生活十分向往，甚至由于得不到他应得的一份而产生愤激和嫉恨。长吉的思想是朝着这个方向流淌的，即不能合理地调节自己的感情，内心深处绝少顾及到伦理道德的约束，而是肆志任性地让功名、长生、衣食、男女等各种欲望充斥着他整个灵魂。然而，人生这个疑团委实不是靠敏感心灵的思考所能解开的，习惯于从消极方面去透露宇宙人生消息的思维方式，是永远不能正确地看待现实与理想之间存在的巨大反差和矛盾的。为了更好地揭示长吉歌诗之“理”或其灵魂，这里再援引李贺死后，其母亲的一个梦：

其先夫人郑氏，念其子深，及贺卒，夫人哀不自解。一夕，梦贺来，如平生时，白夫人曰：“某幸得为夫人子，而夫人念某且深，故从小奉亲命，能诗书为文章。所以然者，非止求一位而自饰也；且欲大门族，上报夫人恩。岂期一日死，不得奉晨夕之养，得非天哉！然某虽死，乃上帝命。”夫人讯其事，贺曰：“上帝神仙之居也，近者迁都于月圃，构新宫命曰白瑶。以某荣于词，故召某与文士数辈，共为《新宫记》。帝又作凝虚殿，使某辈纂乐章。今为神仙中人，甚乐，愿夫人无以为念。”既而告去[8]。

这个故事可能亦是小说家言，可是它不仅照应了“白玉楼”之梦，重要的是进一步表露了李贺的心灵。李贺纵然无法在现实生活中实现自己的宏愿，也决不会放弃通过诗文创作来寻求某种缺陷的补偿，他又具有惊人的创造象征的能力，善于借助幻想和直觉，把自身的特长或缺陷以一种想象性的愿望形态敏锐地传达出来。

因而，我们会发现，长吉歌诗中的梦幻世界来源于他心灵极度苦闷而产生的幻影，标志着诗人的精神冲突发展到了最后的迸裂。不论李贺怎样沉湎于丰富的梦幻，这些凭主观愿望臆想出来的乐土毕竟缺少生命力，一旦从幻觉中清醒过来，他就会感到失魂落魄，不能指望生命的长在，就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到死亡的神秘体验中去；因为“梦因愿望而起，梦的内容即在于表示这个愿望，这就是梦的主要特征之一。此外还有一个不变的特性，就是梦不仅使一个思想有表示的机会，而且借幻觉经验的方式，以表示愿望的满足。”[5]（P95）此“白玉楼”梦，李贺在临终的一刹那间，仿佛感到通向天上乐境的大门已向他洞开，自己久藏在心中的隐情和愿望得到了满足，同时也反衬出诗人一生遭遇的不幸和悲惨：以唐诸王孙自居的李贺对荣华宝贵有一种病态的热爱；但是他的愿望和追求终归一梦，无奈之下，他在艳羡与描写人间豪奢的同时，把希望寄托给了天上，并以他想象中的天上仙境来幻化人间，有时甚至是对抗，这是一个天才诗人被扭曲了的心灵的诗化再现，正是诗人的“自叙传”；李贺临终之梦与李白的《临路歌》非常相似，既是坎坷一生的总结，亦是对不平命运的最后的抗争。基于此，美感与道德相悖，妍丽与可怖并存，美与丑对出，三者构成了长吉歌诗之“理”的审美内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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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1]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三家评注李长吉歌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3]袁行霈.中国诗歌艺术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1987：307.

[4]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下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521-522.

[5]高觉敷译.精神分析引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6]刘昫等.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1952-1953、1954.

[7]仇兆鳌.杜诗详注[M].北京:中华书局,1979：1159.

[8]李昉等.太平广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247.

（原载《安徽大学学报》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