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敦煌这座文化宝库的不断开发，我们对深藏于其间的唐人诗歌特别是有关婚俗的诗歌才有认识的机会。我们在对以《下女夫词》为代表的敦煌唐人的“婚歌”加以梳理的时候，会发现这里面蕴藏着丰厚的敦煌民俗文化——华夏族的、少数民族的，堪称为“婚俗奇葩”。其“奇”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喜用吉利数字

数字具有较强的神秘性与民俗性。敦煌婚歌中常用数字有“一”、“二”、“四”、“九”及其变相说法。一、二之用，具有“合二为一”的意思。前文之“合卺”就是“合二为一”。如，进行婚礼时新人合唱的“撒帐诗”有“一双青白鸽，绕帐三五匝”，“一双”就是二，即成对。催妆时所唱“两心他自早相知，一过遮阑故作迟。”（《催妆》）“两心”“早相知”，亟待成一心。牵巾时要唱“束带结凝妆，牵绳入此房。”（《下女夫词》）此“带结”须扎成“双同心结”，正如宋人吴自牧《梦粱录》卷20云：“男执槐简，挂红绿彩，绾双同心结，倒行，女挂于手，面相向而行，谓之‘牵巾’。”也是“合二为一”。敦煌民俗惯用谐音法。如喜庆时要唱“四”，以谐“事”，也是一个吉祥与圆满的概念（与今“四”谐“死”颇为不同），如新郎新娘至“堂基”要唱：“琉璃为四壁，磨玉作基阶。”宣扬富丽堂皇。至“堂门”要唱：“堂门筑四方，里有四合床。”都暗喻“四四如意”。婚礼成，夫妻双双“去离心”，要唱：“四畔傍人总远去，从他夫妇一团新。”也是“四”字当头。“四”为圆满的概念，贯彻到与婚俗有关的喜事中，就出现了“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的“四喜”诗。如“九”，与“久”谐音，在其婚俗中常用，如在合卺婚礼中，要咏韭菜：“舍后一园韭，刈却还如旧。即问二姑●，因何行药酒？”（《下女夫词》）“韭”谐音“九”，代表“久”之意。以“韭”谐音“久”，喻意“长久”，来源甚古，周代将韭菜列为祭品，故《诗经·豳风·七月》云：“四之日其蚤，献羔祭韭。”汉代将韭菜列为仙药，旧传《汉武内传》云：“西王母曰：仙次药有八阮赤韭。”《说文》云：“菁韭，华韭，菜一种，久而生也。”故谐音“久”。这些婚歌以其朴实无华的形式传达出浓郁的情爱。

二是惯用植物以通媒、通情

敦煌婚俗自然与植物颇有密切关系。据《婚事程式》载：在定婚送的彩礼中就必须有“果子”、“椒姜”、“葱蒜”等植物作媒。果子是象征未来家庭幸福，多子多孙之意。“椒姜”象征意义更为有趣：“椒”者象征“男女结情好也”[[1]]，“姜”象征“姜桂之性，到老愈辣”[[2]]；合起来即为白头偕老、忠贞不渝。“葱蒜”象征“葱蒜为媒”。以植物为媒介体现于婚礼全过程，所采用的植物主要有以下数种：

一为树。在唐代之敦煌，新郎迎请新娘，进女家大门要念《论女家大门词》：“柏是南山柏，将来作门额。门额长时在，女是暂来客。”“南山柏”之民俗沿南山寿而来[[3]]，用于婚俗即表示建立永久家庭，故云“长时在”；同时表明敦煌唐人流行着一种用柏木作门额的风俗，以期新家长时吉安，这是婚俗与居住风俗相交织的例证。敦煌唐人，新娘娶回来，新郎为她梳头时要念《梳头诗》：“月里婆罗树，枝高难可攀。暂借牙梳子，筭发却归还。”婆罗树以其“子似椒”，而“椒”象征男女结情好，故用之。

二为花。敦煌唐人婚礼程式中用花朵的艳丽烘托青春的美好，用花朵的浓香象征人的生活之甜美。如去扇时须咏花：“青春今夜正方新，红叶开时一朵花。分明宝树从人看，何劳玉扇更来遮。”（《下女夫词·去扇诗》）将新娘赞为艳丽的花。在去帽、去花婚礼中都要咏花。如“璞璞一颈花，蒙蒙两鬓遮。少来鬓发好，不用帽或遮。”（《下女夫词·去帽惑诗》）再如“一花却去一花新，前花是假后花真。假花上有衔花鸟，真花更有采花人。”（《下女夫词·去花诗》）总之，花与婚俗不可分割，花将婚俗点缀得更加美丽。

三为果子。如“撒帐”时的索果子、撒金银之俗。撒后还有祝愿：“从兹祝愿已后，夫妻寿命延长。”撒果子象征新的家庭往后子孙满堂，年年兴旺。

三是男子就妇家成婚

敦煌写本《下女夫词》采用新妇新郎相为问答的形式，主要反映的是晚唐时期的敦煌民俗，简言之，是北方胡族与汉族婚俗相结合的产物。有些研究者认为《下女夫词》是一种“愿嫁歌”——它的主要特征不是一个“哭”字，而是一个“愿”字。这是不错的。我们的着眼点不在这里，而是侧重于男子来就女家，一切婚礼都在女家举行的有趣的婚俗，可以说这是最具敦煌特色的。请看下面这段对话：

女答：本是何方君子，何处英才？精神磊朗，因何到来？

儿答：本是长安君子，进士出身。选得刺史，故至高门。

女答：既是高门君子，贵胜英流，不审来意，有何所求？

儿答：闻君高语，故来相投。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女答：金鞍骏马，绣褥交横。本是何方君子，至此门庭？

儿答：本是长安君子，赤县名家。故来参谒，聊作荣华。

女答：使君贵客，远涉沙碛。将郎通问，体内如何？

儿答：刺史无才，得至高门。皆蒙所问，不胜战陈。

通过这彬彬有礼的少女的询问与男子的彬彬有礼的回答，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少男是“远涉沙碛”来“参谒”这个姑娘的。参谒这个词，固然显示了这位敦煌少女地位的尊贵，受到男子高度的尊敬，重要的是表示这位男子是来女家的，所谓“得至高门”。这种来女家就婚的习俗，同我们今天的“上门女婿”虽不完全相同，可是，它表现的正是敦煌特有的婚姻风俗；所谓“下女夫”，其称呼本身大概已标明了这里的婚姻是以女子为中心的。

这里可以用敦煌S.1725号书仪来加以印证。此书仪中有一段解释妇女与夫家的人通信时所用的名称——“相识曰书，不相识曰疏”。妇女怎么会与夫家的人“不相识”呢？书仪云：妇人亲迎入室，即是于夫党相识。若有吉凶觐问，曰即作书也。近代之人多不亲迎入室，即是遂就妇家成礼，累积寒暑，不向夫家。或逢诞育男女，非止一二。道途或远，不可日别[？]通参舅姑。其有吉凶，理须书疏。妇人虽已成礼，即于夫党元不相识，是名疏也。

这种“遂就妇家成礼，累积寒暑，不向夫家”的婚俗，与今天女婿倒插门是有一定的不同，但它跟中原地带以男子为中心的婚姻风俗是大为不同的。又，P.3442号杜友晋《吉凶书仪》舅姑丧告答夫书云：“先舅（先姑）年虽居高，以某患疹（小注：若不见病人，不用此语），冀就痊除。何图不蒙灵佑，以某月日奄钟弃背。”（小注：若身不在夫家，即云“年虽居高，冀延遐寿。何图不蒙灵佑，奄遘凶祸。”）所谓“身不在夫家”，当与“累积寒暑，不向夫家”意同，这是母系氏族社会婚俗的遗风。《下女夫词》从新婿叩门的话“贼来须打，客来须看，报道姑嫂，出来相看”开始，到婚礼过程各细节完毕后，“四畔旁人总远去，从他夫妇一团新”，“征[？]心欲拟观容貌，暂请旁人与下帘”结束，整个婚礼过程都在女家举行，这正是“妇家成礼”婚姻形式的写照。这从唐人小说与敦煌壁画中可以找到佐证，如《游仙窟》写男子投到女子家中，结为夫妇，也是“不亲迎入室”、“就妇家成礼”风俗的反映。再如晚唐12窟的《婚礼图》描绘新婚夫妇拜天地时，男拜女不拜，又可以作为一个例证。这种婚俗其实是北朝胡族（特别是鲜卑族）的遗风——在具有“劳务婚”传统的胡族中，他们的婚礼都是在女家举行的，这是他们的传统婚俗，它反映了母权制的残余。这一点在举行婚礼时也能得到确证：

女答：何方所管？谁人伴换？次第申陈，不须潦乱。

儿答：敦煌县摄，公子伴涉。三史明闲，九经为业。

女答：夜久更阑，星斗西流。马上刺史，是何之州？

儿答：金雪抗丽，聊此交游。马上刺史，本是沙州。

女答：英髦荡荡，游称阳阳。通问刺史，是何之乡？

儿答：三川荡荡，九郡才郎。马上刺史，本是敦煌。

女答：何方贵客，浸宵来至。敢问相郎，不知何里？

儿答：天下荡荡，万国之里。敢奉来言，具答如此。

女答：人须知宗，水须知源。马上刺史，望在何川？

儿答：本是三州游奕，八小英贤。马上刺史，望在秦川。

这段对话的思想性强自不必说，也是以女子为中心的：她首先命令她的意中人对她“次第申陈，不须潦乱”。其次，她又询问他是什么州什么乡的人。最后，她以教训口吻严肃提出“人须知宗，水须知源”问题——这里包含着一个民族标准问题，也就是提醒男方，不要忘记自己的汉祖唐宗，不要忘记自己是中华炎黄的子孙。新郎官是汉族人，对于这位尊贵的姑娘来说还是不够放心的，因此还要追问他“望在何川”，也就是提醒她意中人每时每刻心系故土，当这一切得到亲口满意的答复以后，她才确定“请君下马来”，“展褥铺锦床”，和他永结百年之好。当然，在这种以女子为中心的婚礼中，自然也有华夏文化的深远影响，“三史”、“九经”云云，便是例证。总而言之，敦煌民间婚俗是中国古老的光辉灿烂的历史文化与胡族遗风的产物，二者的结合，使它表现出既古朴又活泼的特有婚风。这种婚俗所体现的高度文明与特殊的民俗风格是那样优美、雅致，每一个环节都使用诗歌，这些诗歌又都具有概括力象征性，具有明显的民间文学价值，是唐代珍贵的“婚歌”。也许，只有在诗国高潮的唐代才能孕育出这样既颇有敦煌民俗特色，又颇具唐朝“时代精神”的“婚歌”。

（原载《名作欣赏》2005年第1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