职业兴趣观念, 是指人们在职业追求和选择方面的思想观念。它关系到社合上每个人的前程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因此, 它是社会价值体系因而也是社会文化传统的有机组成部分之一。当代著名英国社会学家, 科学社会学奠基人之一默顿在他那篇分析世纪英国的科学、技术与文化互动关系的著名博士论文里, 就是把职业兴趣观念的转移作为影响科学发展进程的关键性社会文化因素的。我们发现, 世纪之交的中国近代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分析传统文化与科学的关系时, 事实上就已经敏锐地抓住了职业兴趣观念这一重大视角,并且以此作为传统价值观念与科学关系的一个典型案例进行了分析。这一点, 过去长期未引起学术界的应有注意, 下面试作一初步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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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指出, 中国社会的职业形形色色, 但粗略地说, 除“ 官”、“ 兵” 以外, “ 民” 大致可分为士、农、工、商几类。“ 今夫民之为类众矣!顾以大分言, 则亦如古人所区之士农工商足已。”(《原贫》《严复集》, 中华书局,1986 年, 第293页。)在所有这些职业中。最受人们青睐的, 唯“ 官” 莫属。换言之, 中国人的职业兴趣观念, 往往集中于“ 做官” 一途。“ 中国重士, 以其法之效果, 遂令通国之聪明才力, 皆趋于为官。百工九流之业, 贤者不居。即居之, 亦未尝有乐以终身之意,是故其群无医疗、无制造、无建筑、无美术, 甚至农桑之重, 军旅之不可无, 皆为人情所弗欲, 而百工日绌。” （《< 法意>按语》, 《严复集》第1000页）中国上上下下“ 顾功名之士多有, 而学问之人难求” 。(《原强修订稿》, 《严复集》第29页)读书人更是心系做官, 无暇它顾。“ 士自束发受书,咸以禄仕为达, 而以伏处为穷。若孟轲所谓无恒产有恒心者, 厥几人哉！” （《大学予科< 同学录>序》, 《严复集》第292页）古人如此, 今人亦然。问前清之士, 何事而习举业、纳资粟。“ 曰:以做官故” 。问今之士“ 何事而入学校。谋出洋。日:以做官故” 。问前清之士和今之士“ 何事而皆勤运动, 结政党, 日亦以做官故” 。(《原贫》, 《严复集》第294页)做官须读书, 读书为做官。读书人“非群聚于官, 觅差求任, 则无从得食” （同上）。与做官相比, 其它任何职业都未免黯然失色。尤其那些从事科学技术研究, 企求做一名纯粹的科学家或技术专家的人是没有社会地位的。严复慨然兴叹：“ 故鄙人居平持论, 谓中国欲得实业人才, 如英之大斐Dery(戴维)、法拉Farady、瓦德James Watt(瓦特)、德之杜励志Dreyse、克鹿卜Krupp等, 乃为至难。何则?中西国俗大殊, 吾俗之不利实业家, 犹北方风土之难生桔袖也”。(《实业教育》, 《严复集》第206页)就连外国人也看到了这一点。当时一位外国友人曾指出, 中国的一大弊端是“ 今子之国, 承专制之余, 民稍俊秀, 即莫非官”。(《原贫》,《严复集》第294页)中国人以做官为中心的职业兴趣观念之强烈, 令人叹为观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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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以做官为中心的职业兴趣观念是如何形成的呢?在严复看来, 从社会根源上说, 当与中国封建社会的根本属性有关。严复一向认为, “ 夫中国亲亲贵贵之治, 用之者数千年矣, 此中之文物典章与一切之谣俗, 皆缘此义而后立。故其入于吾民之心脑者最深而坚, 非有大力之震撼与甚久之渐摩,无由变也。” (《主客平议》, 《严复集》第119一120页)就是说, 包括以做官为中心的职业兴趣观念在内的文物典章与一切谣俗, 皆缘于中国“ 亲亲贵贵之治”。而所谓亲亲贵贵之治, 要言不过是中国封建社会宗法本性的具体表现而已。严复认定,中国封建社会具有浓重的宗法本性:“ 中国社会,宗法而兼军国者也。” (《< 社会通诠>按语》,《严复集》第925页)宗法社会, 别尊卑, 重阶级,事天尊君, 人与人之间, 无平等可言。用严复的话说即是“ 古宗法之社会, 不平等之社会也。不平等,故其决异议也, 在朝则尚爵, 在乡贝尚齿, 或亲亲,或长长, 皆其所以折中取决之具也。” （同上, 第928页）在这不平等的人际关系中, 官贵民卑, 是绝对的、不可动摇的。这一点, 充分地表现在中国封建社会“ 以吏为师” 的特点之中。严复认为, 以吏为师是随着中国封建社会的诞生而诞生的现象, 所以,他说：“ 若秦所为, 以吏为师。” （《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 《严复集》第279页）而且, 这一点一直是中国社会有别于西方社会的有代表性的特点之一：“ 盖西国之王者, 其事专于作君而已；而中国帝王, 作君而外, 兼以作师。⋯ ⋯中国帝王, 下至守宰, 皆以其身兼天地君亲师之众责。兵刑二者, 不足以尽之也。于是乎有教民之政,而司徒之五品设矣；有鬼神郊悌之事, 而秩宗之五祀修矣；有司空之营作, 则道理梁杠, 皆其事也；有虞衡之掌山泽, 则草木禽兽, 皆所咸若者也。卒之君上责任无穷, 而民之能事, 无由以发达。使后而仁, 其视民也犹儿子耳, 使后而暴, 其过（遇）民也犹奴虏矣。为儿子奴隶异, 而其于国也, 无尺寸之治柄, 无丝毫应有必不可守之权利, 则同。”（《< 社会通诠>按语》, 《严复集》第928一929页）既然“ 官” 与各种职业的“ 民” 在地位和权益的差别上, 这样高低悬殊和恨深蒂固, 那么, 人们在择业心理上造成向“ 官” 方向的严工倾斜就是毫不奇怪的了。

其次, 从体制根源上说,严复认为,之听以形成以做官为中心的职业兴趣观念, 中国的科举制度是难逃其咎的。中国的科举制度萌芽于汉代, 隋以后正式制定和采用分科取士制度, 宋以后科举均用经义, 明清两朝则规定应试文章一律以《四书》、《五经》文句为题, 以八股为格式, 以朱熹《四书集注》等书为立论准绳。所以, 严复说：“ 汉代有射策甲科, 公车上书, 至隋唐则有科目, 及赵宋则易词赋为经义。由是八股乃人官正途, 而其弊至于本朝而极” 。（《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 《严复集》第281页）八股取士束缚和限制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视野, 致使他们以为除八股应试工具以外, 再无别的学问。“他书一切不观”（顾炎武语）, 更使他们认定, 除科举入仕以外,别无前程。在漫漫数千年的封建中国里, 全社会职业兴趣观念畸形发展, 完全倾向做官一边。您看,“ 士之当穷居, 则忍饥寒, 事占毕。父兄之期之者,曰：得科弟而已。妻子之望之者, 日：得科弟而已。即己之寤寐之所志者, 亦不过日：得科弟而已。”（《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 《严复集》第88页。）其实, 在所有的八股之士中, 真正爬上去, 达到做官目的的, 毕竟凤毛麟角。究其实质, 科举取士不过是一种统治术或一场骗局而已。严复酣畅淋漓地写道：“ 悬格为招矣, 而上智有不必得之忧, 下愚有或可得之庆, 于是举天下之圣智豪杰, 至凡有思虑之伦, 吾顿八粒之网以收之, 即或漏吞舟之鱼,而已暴鳃断鳍, 颓然老矣, 尚何能为推波助澜之事也哉！嗟乎！此真圣人牢笼天下, 平争泯乱之至术, 而民智因之以日窥, 民力因之以日衰。”（《论世变之亟》, 《严复集》第2页）但是, 科举制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一种特殊建制, 它毕竟从体制上把中国文人挤到了一条狭窄的“ 做官” 路上去, 进而助长了以做官为中心的职伙兴趣观念的滋生、蔓延和泛滥。

若从较深层次看去, 中国以做官为中心的职业兴趣观念的形成, 恐怕还要追溯到中国人传统价值观的核心中去。严复认为, 在一定的意义上中西之间的许多差异可以归结为如下一点：“ 中国以学为明善复初, 而西人以学为修身事帝” 。（《救亡决论》, 《严复集》第49页）“ 明善复初” （寻找和培养人性中固有的善）和“ 修身事帝” （人的天职乃侍奉上帝）。短短八字, 异常恰切而透彻地概括了中西价值观在根源和基本精神上的差异。在中国古代思想家中, 关于价值观的主张不尽一致, 但大致说来, 崇尚义、德, 明善复初, 也还是占主导地位的。与此同时, 许多思想家, 尤其是儒家学者, 在明善复初的任务、途径和方式等问题上, 区分了君子与小人、劳心者与劳力者、工匠和士等阶层的差异, 积极宣扬等级特权的合理性。勿宁说, 在他们的价值观念中, 维护和追求等级特权乃是主旨之一。最终诱发形成了强大的所谓“ 世俗价值观” 。“ 唐宋以来, “ 有福、禄、寿”三星之说, 就是表示人们所追求的是福禄寿三项。这可以说就是世俗的价值观。⋯ ⋯世俗的价值观在汉晋唐宋明清时代, 持续不绝。一般人所追求的‘ 富贵荣华’ 、‘ 声色货利’ , 也就是‘升官发财’ 。（张岱年《试谈价值观与思维方式的变革》, 《现代化》杂志1986年第10期）由此可见, 中国以做官为中心的职业兴趣观念既是传统价值观的一部分, 又深深地根植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整体和核心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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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复深刻地认识到了以做官为中心的职业兴趣观念对中国社会尤其对中国发展科学的危害。

首先, 从社会需要来说, 官员的设置宜简不宜繁, 否则将会给科学和其他事业的发展甚至整个社会发展, 造成危害。在严复看来, 不独官宦, 而且整个士大夫阶层都“ 开口待哺” , 是不劳而获的寄生虫。“ 是故士者, 固民之囊地。唯其囊民, 故其选士也, 必务精, 而最忌广，广则无所事事, 而为游手之民, 其弊也, 为乱为贫为弱。（《救亡决论》, 《严复集》第42页）事情远不止如此, “ 此不独财用不足之可忧, 而奔竞成风, 廉耻道丧, 他日政之改良, 几何可予计已。且如是将使农工商之中,无秀杰挺出之家。虽所居之士, 得天最厚, 然欲使富媪不闭精华, 编户悉资饱暖, 不亦甚难也哉！不亦甚难也哉！” （《原贫》, 《严复集》第294页）政繁官冗, 不仅加重了社会负担, 而且有可能助长腐败, 妨碍政治清明。因此, 严复坚决反对厂选士、叠置官。“ 呼乎！官之众, 国之衰也” 。（同上）同时, 提倡有更多的人研究农工商等专门学问。“ 农工商各业之中, 莫不有专门之学。农工商之学人, 多十入仕之学人, 则国治农工商之学人, 少于入仕之学人, 则国不治。野无遗贤之说, 幸而为空言, 如其实焉, 则天下大乱。” （《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 《严复集》第89页）

其次，从个人发展的角度看, 有的人适宜做官, 有的人可能更适宜于从事科学研究或做其他事情。如果不分清红皂白, 都争着去做官, 势必会造成人才浪费。既不利于个人的发展, 也不利于社会, 不利于科学和其他事业的发展。“ 使强奈端（牛顿）以带兵, 不必能及拿破仑也, 使毕士马以治学, 未必及达尔文也”（ 同上）为此, 严复意味深长地说：“ 假使治泰西学校之所治, 而以之为仕进之梯,将使精于化学之士, 听民讼狱；学为制造之家, 司国掌故。虽八股无用之学, 由之而弃, 而如此所学非所用何哉？吾未见一国之遂治也。（《< 原富>按语》, 《严复集》第903页）八股时代, 仕学不分,糟塌人才, 固然可惜;新式学校建立以后, 仕学不分, 所学非所用, 更是可叹。

第三, 从治学的角度说, 学问贵在专心和富于献身精神。一个人一旦为升官发财所迷惑, 学术生命, 就难以为继了。严复谆谆告诫他的儿子:“且妻子仕官财利之事一诱其外, 则于学问终身门外汉矣。学既不明, 则后来遇惑不解, 听荧见妄, 而施之行事, 所谓生心害政, 受病必多, 而其人之用少矣。” 《与长子严璩书》, 《严复集》第780页）从全社会看, 当官的人多了, 做学问的人就少了，从个人看, 在一定限度内, 学问人当官后可以利用手中特权获得某些做学问上的便利条件, 但是,从根本和长远上说, 当官与做学问之间通常有个函数关系, 二者成反比例。无数事实证明, 不当官而出学术成就的是多数, 既当官又出学术成就的是少数，当官而又有学术成就的人, 其代表性成就, 往往是在不当官的时候做出的。严复洞察官与学的相斥性, 是其思想深刻过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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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 为了给科学的发展, 乃至整个社会的发展创造良好的文化环境, 应当坚决纠正以做官为中心的传统职业兴趣观念。这方面, 严复发表的许多言论, 依然熠熠生辉。

首先, 严复提倡实行“ 名位分途” 。这实际上是从体制和政策上根绝以做官为中心的职业兴趣观念作祟的一种对策。他说“ 学成必予以名位, 不如是不足以劝。而名位必分二途：有学问之名位,

有政治之名位。学问之名位, 所以予学成之人；政治之名位, 所以予入仕之人。若有全才, 可以兼及； 若其否也, 任取一途。如谓政治之名位, 则有实任之可见, 如今日之公卿百执事然, 人自能贵而取之。”（ 《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 《严复集》第89页）这里, 严复实际上是在提倡行政和业务按不同系列确定职务和职称。其用意在于冲破官中心或官本位观念的束缚, 在名份和实际利益上给予业务人员以适当的承认和鼓励。通常, 国家提倡什么,鼓励什么, 对于职业兴趣观念的合理化影响重大。过去, 中国之所以职业兴趣观念失重, 要害就在于封建政权对官在名份和实际利益上的大幅度倾斜。要纠正上述偏向, 需要政策上的倒转, 对于热心从事科技和其他实业的人员在名份和实际利益上予以公正对待。鉴于一定数量的人当官也还是有必要的。因此, 根据社会需要和从业人员的具体情况,实行名位分途, 各得其所, 当不失为一项合理之举。

在实行名位分途时, 严复强调一定要对官吏和专业技术人员一视同仁, 不可失之偏颇。他说：“ 国家宜于民业, 一视而齐观, 其有冠伦魁能, 则加旌异, 旌异以爵不以官。爵如秦汉之封爵, 西国之宝星, 贵其地望, 而不与之以吏职。吏职又一术业, 非人人之所能也。如是将朝廷有厉世摩钝之资,而社会诸业, 无偏重之势, 法之最便者也”。（《< 法意>按语》, 《严复集》第1000页）有成就的专业技术人员一定要予以奖励, 但最好不是委以官职, 而是采取封爵、授勋之类的办法, 在政治地位、社会声望和经济利益上给予提高或补偿。

严复对于优待和保护专业人员给予了热切关注和高度评价。他认为, 这样做, 不仅能使专门人才学有所成, 成有所归, 充分施展才华, 而且, 也含有民权的意味在里面。他说:“ 今即任专门之学之人, 自由于农、工、商之事, 而国家优其体制, 谨其保护, 则专门之人才既有所归, 而民权之意亦寓焉。天下未有民权不重而国君能常有者也。治事之官, 不过受其成而已, 国家则计其效而尊辱之。如是, 则政治之家亦有所凭依, 以事逸而名荣, 非两得之道哉?(《论治学治事宜分二途》, 《严复集》第89一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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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 严复认为, 要彻底纠正以做官为中心的职业兴趣观念,也还有一个思想认识的变革问题。其中, 主要是在实业界和全社会树立如下观念:

(1)实业可贵。

严复指出, 实业, “ 西名谓之industries” ,“ 主于工冶制造之业” 。“ 大抵事由问学,sience,施于事功, 展用筋力, 于以生财成器, 前民用而厚民生者, 皆可谓之实业” , (《实业教育—侯官严复在上海商部高等实业学校演说》, 《严复集》第203页)简言之, 实业与今天所说的“ 工业” 相当, 但却包含了更多的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经济部门。世纪之交的中国, 内优外患, 贫弱交加。当此之际, 严复十分看重实业对于救亡救贫的重大意义。他主张, 相对于官场的争权夺利, 勾心斗角, 唯实业乃有救贫之实功, “ 至于政治为学, 不得其人,则徒长嚣风, 其于国尤无益, 皆不若实业有明效之可言也。” (同上, 第209页) 实业功效, 大者如矿、路、舟车、冶炼、纺织、兵器等, 有目共睹,“ 乃即言其小小, 至于缄线锥刀、琉璃瓷纸” 等,也功不可没。“ 故吾谓实业为功, 不必著意于重且大, 但使造一皮箱、制一衣扣、一巾、一镜之微谫,果有人焉, 能本问学以为能事, 力图改良旧式, 以教小民, 此其功即至不细, 收利即至无穷耳 。（同上, 第209页）严复关于官场政治与利民实业的鲜明对比, 给人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2）实业人才尤为可贵。

严复认为, 两千年来, 中国教育基本上是失败的。“ 二千余年, 非志功名则不必学, 而学者所治不过词章, 词章极功, 不逾中式, 揣摩迎合以得为工,则何怪学成而后, 尽成奴隶之才。”（ 《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 《严复集》第281一282页）中国两千年培养出的人才, 说它“ 尽成奴隶之才” , 未免言之过激, 但如果说“ 中国前之为学, 学为治人而已。至于农、商、工、贾, 即有学,至微, 谫不足道” （《大学予科< 同学录>》序》, 《严复集》第292页, 则要中肯的多了。中国的人才状况如此, 而社会的生存与发展又迫切需要大批实业人才, 所以, 严复反复强调实业人才的难得与可贵。他说“ 使人才如瓦德、如法拉第、如大斐者,而可以财易得, 则英国虽人以兆金为价, 其为廉犹粪土耳。呜呼是三人者, 皆实业家也。” (《实业教育—侯官严复在上海商部高等实业学校演说》, 《严复集》第210页)严复对瓦特、法拉第、戴维一类科技人才的看重, 使人不禁想到年代一位美国梅军次长对当时留美火箭专家钱学森的评价,钱“ 无论在哪里, 他都抵得上五个师”。应当说严复对于科技人才价值的估计, 眼光之敏锐,毫不逊色于那位美国军界首脑。甚至说, 在认识的真切和深度上, 更胜一筹！顺便指出, 严复对科技和实业人才的高度评价, 决非出于一时的冲动, 而是有其充分根据的。如下的一段表白, 清晰地表达了严复对于科技和实业人才的深刻认识：“ 盖言禹之功, 不过能平水土, 稗民奠居而巳； 言稷之功,不过教民稼措, 免其阻饥而已。实业之事, 将以转生货为熟货, 以民力为财源, 被之以工巧, 塞一国之漏危, 使人人得饱暖也。言其功效, 比隆禹稷,岂过也哉！” （同上, 第207页）功过于治水之大禹和五谷神之稷, 足见严复对于科技和实业人才的厚爱了。

（3）实业人员自尊自爱和提倡求真精神。

实业人士应该最懂得实业的重要和实业人才的可贵。因此, 严复指出, 一个从事实业的人, 假如“ 不自知操业之高尚可贵, 惟此有救国之实功, 耻尚失所, 不乐居工商之列, 时时怀出位上人之思, 将其人于实业终必不安, 而社会亦无从受斯人之庇也。” （同上, 第206页）既然有志于实业, “ 必先视其业为最贵, 又菲薄仕宦而不为者, 而后能之。” （同上, 第207页）为此, 严复面对一班就读于上海商部高等学校的萃羊学子, 语重心长地说“ 诸君子既已发愿, 置身实业界中, 则鄙人有极扼要数语,敬为诸君告者。一、当早就实行之阅历, 勿但向书籍中求增知识。二、当知此学为中国现今最急之在务。果使四百兆实业进步, 将优胜富强, 可以操券,而风俗民行, 亦可望日进于文明。三、当知一己所操, 内之有以赡家, 外之有以利国, 实生人最贵之业, 更无所慕于为官作吏, 钟鸣鼎食, 大鑫高轩。四、宜念此业将必有救国利民之效, 则吾身宜常与小民为缘。其志欲取四万万之众, 飨而襦袴之,故所学所能, 不但以供一己之用已也。行且取执工能够对传统职业兴趣观念与科学的关系问题给予较劳力之众, 而教诲诱掖之, 使制器沱材, 在在有改良之实” 。(同上, 第207页)他认为, 有志青年应尽可能地献身于国家最急需的实业工作。他对当时留洋学生不能有更多的人选择理工科而深表遗憾: “ 观于今日出洋学生, 人人所自占, 多法律、政治、理财诸科, 而医业、制造、动植诸学, 终寥寥焉！”治西学者, 每不欲学工程, 以学之往往成屠龙之技故, 此亦弊之必见于十年以后者也, 可慨也夫。（《< 法意>按语》, 《严复集》第1001页。）

严复认为, 光大求真精神对于抵制以做官为中心的职业兴趣观念十分重要。在《论今日教育应以物理科学为当务之急》一文中, 他对中国两千年来以“ 学古入官” 和“ 非志功名不必学” 为特征的传统教育, 进行了猛烈抨击, 并提出以“ 勤治物理科学” 作为改变旧教育培养的不良心习的基本对策。为什么勤治物理科学能达到此目的呢？ 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 自然科学是求真的, 而且能培养人的求真精神。他热烈地赞扬了西方科学界的求真精神：“当此之时, 所谓自明而诚, 虽有君父之严、赍、育之勇, 仪、秦之辩, 岂能夺其是非！故欧洲科学发明之日, 如布卢奴（布鲁诺）、葛理辽（伽利略）等, 皆宁受牢狱焚杀之酷, 虽与宗教龋龉,不肯取其公例而易之也。” （《严复集》第232页）严复一贯高度评价求真精神。他十分推崇亚里士多德的如下名言：“ 吾爱吾师柏拉图, 胜于余物, 然吾爱真理, 胜于吾师。” （《< 群己权界论>译凡例》, 《严复集》第134页）并且, 把求真精神和提高中国民智民德的水平联系起来, 断定“ 使中国民智民德而有进今之一时, 则必自宝爱真理始。”

(同上)

诚然, 由于时代条件的限制, 严复在对传统职业兴趣观念问题的看法上, 也还是有一定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的。例如, 他对于以做官为中心的传统职业兴趣观念产生根源的分析尚嫌单薄。这一观念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并未根绝的事实证明, 必定有更复杂和更深刻的根源存在。再如, 如何纠正以做官为中心的传统职业兴趣观念, 绝非一个简单的问题。严复在这方面提供的见解很重要, 但远不是全面的和彻底的。不过, 总的看, 严复关于传统职业兴趣观念与科学关系的论述比较新颖, 也有一定的深度。严复在传统文化与科学之间千头万绪的联系里面,能够对传统职业兴趣观念与科学的关系问题给予较特别的关注, 已属不易, 而他身处封建文化的重重包围, 却能够对重官轻学的传统心习有较冷静的观察和客观分析, 更是难能可贵。

严复的上述思想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当前,我国正处在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转变的过渡时期。市场经济是以市场而非以权力作为调节资源、生产、流通和分配手段的。因此, 客观上, 它要求政府在大幅度精减官员的同时, 实现由单纯的领导或指挥向宏观调控和服务的方向在职能上转变, 以及结构上的相应调整。这样, 一方面, 社会将不再象计划体制下那样需要较多的人当官, 而需要尽最多的人去从事科学技术和其他实业部门的工作, 另一方面, 市场体制下的“ 官” 要有真才实学和浓厚的服务意识, 养尊处优、长官意志的一套行不通了。这些转变不可阻挡, 但转变的实现有一个速缓的问题。欲使转变少些曲折和反复, 亟待尽快实现人们在有关“ 官” 的传统观念上的彻底变革。显然, 对于实现此一观念变革, 严复有关纠正重官轻学心习的一系列思想, 将是一笔极可珍贵的精神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