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憎恶：可能潜存的一种态度

一说到宗族，人们总是会强调宗族的团结理念，它与宗族的延续理念共同支撑、维护了中国的家族制度。宗族相对姻亲关系来讲，是有族谱表述的，其制度性也远远高于姻亲关系。的确，一份族谱即使是单单考虑它的形式，也足以说明人们对家族的所有理念。全部家族成员共有同一份重要文献——族谱，首先它可以确立并强化家族边界，即“血缘边界”、“地理边界”和“伦理边界”[1]；其次，作为继嗣制度的外在符号，族谱既可以标志出所有成员均源自同一祖先，又能通过固定的行辈来联系所有成员并规定他们之间的秩序；再次，谱末明明书写了“余庆录”的字样，其下却是空白，乃是表示本族子孙绵延不绝。

当这种理念落实到具体的运行过程中，我们也会发现，家族制度的具体运行存在一种分裂倾向，宗族的理念和现实之间具有不同一性，或者说现实在某些时候对理念有不同程度的背离。这种分裂倾向既有给出妻子集团的参与，也有家族内部的自然表现。只是这种家族内部的自然表现，也是在异姓女人的介入之下引发起来的，因此我们说家族的分裂倾向和异姓女人有莫大的关系。尤其是在个体家庭之间面临利益之争时，彼此也会暂时压制团结理想，借助姻亲的力量来与兄弟家庭进行激烈的竞争。此时，姻亲关系就成了一个有意或无意的加剧甚至挑起竞争以致影响家族团结理想的因素。

华若璧（Rubie S．Watson）[2]通过对香港一个宗族的研究表明，农民和地主－商人这两个明显的阶级为了防止宗族内部产生区别，都遵循同样的婚姻仪式，但是他们在婚姻偿付和姻亲关系上有着显著不同的系统。在农民阶级中，姻亲之间的关系以敌对为特征，是女人而非男人和姻亲保持联系。因为他们认为姻亲关系可能导致潜在的和外来人的破坏性联系，而且也使得宗族内部的经济和社会区别明显起来。姻亲因此被他们视为一个分离力量，这实际上是与兄弟团结的理想有关。农民被宗族包围，各种需求都可以在这个范围内得到满足，结果他们越依赖宗族，就会越强调兄弟团结。地主－商人却总是保持着与姻亲的亲密关系，华若璧指出，这种关系正是保持他们的地位的基础。

华若璧的这种同一宗族区分成两个阶层，彼此姻亲关系大相径庭的现象在山东南部红山峪村附近并不存在。社会分层的现象当然在村落的早期历史上曾经存在过，比如田姓家族在田忠吉时期的通婚状况[3]就如同华若璧笔下的富人阶层那样，总是与周围的大族通婚，并且彼此相互依赖。华若璧笔下的穷人与姻亲之间的关系状况就比较难以理解。男人与姻亲之间几乎没有联系和女人与自己的出生家族保持密切联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穷人为了维护宗族的团结理想而把姻亲视为敌对力量，难道富人就不顾宗族的团结、不担心与姻亲之间的频繁往来会导致家族的分裂吗？事实上，红山峪村民不管处于哪一个阶层，都采取各种手段，尽力去扩展自己家族的姻亲关系，在实践中把姻亲关系当作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只是处于不同经济阶层的村民，由于对经济资源的占有程度不同，导致了他们与外界的往来有不同的限制而已。

尽管穷人对宗族有很深的依赖，但是宗族并不是一个全能的保护者，所以看起来男人在仪式上和姻亲的联系非常之少，而女人与娘家始终保持密切关系。但是男人与姻亲的关系在日常生活中的表现如何呢？华若璧对此并未加以注意。并且，究竟在穷人心目中姻亲如何妨碍家族团结的理想，华若璧也未给予详细的例证和说明。

笔者认为，人们对姻亲可能抱有敌视态度，但是，第一，这种敌视态度不是一个阶层的村民所独有的，而是全体村民共有的心理；第二，由于姻亲同时还是一个重要的来自异姓家族的支持力量，因此这种敌视几乎不能得到凸显，即使表现出来也是十分委婉。事实上，当笔者就这个问题进行访谈的时候，所有的访谈对象对此都表示反对，他们认为对姻亲非但没有任何敌视，反而对给出妻子集团给予了无以复加的尊敬，一些粗口根本不能当着亲戚的面说出来，否则将引起联姻家族之间的械斗。但这并不能完全否认姻亲关系不具有潜在的分裂宗族统一性的倾向。

人们对姻亲的警惕、怀疑与敌视的态度只是潜藏在人们的心理当中，在适当的环境下才可能会表现出来。人们在咒骂别人的时候，往往会不自觉地使用“老丈人”、“妻侄”、“小舅子”这样的詈语，比如“滚你个老丈人！”、“我揍你个小舅子！”、“你个熊妻侄！”。口语中的“老丈人”、“妻侄”、“小舅子”，单从字面上讲是“妻子的父亲”、“妻子的弟弟”或“妻子的侄子”，实际上暗寓了对对方“女儿”、“姑母”或“姐妹”的性占有或性侵犯。对妻族的人，当面是不能使用这两个词的。这是对第三者的挑衅，表示极为强烈的憎恶时才会使用的詈语。如果是当着给出妻子集团的人说这种“粗口”，其中所蕴含的大不敬的态度将会引起一场激烈的家族战争。

一般情形下，即使是在给出妻子集团之外的人面前，也不能使用“老丈人”、“妻侄”、“小舅子”。否则，别人会认为你轻浮，斥责为“不知道里表”，即不知道远近亲疏。平时提及小舅子，人们一般说“媳妇他兄弟”，或“小孩他舅”；提及“妻侄”，则称作“媳妇他侄儿”、“媳妇她哥的孩子”，或“小孩他表哥”、“孩子他舅家的孩子”。而“老丈人”只能是在非常亲密的朋友之间以开玩笑的语气来使用。

当地文化对姻亲尤其是给予妻子集团非常尊敬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这样一个尊重姻亲的文化居然创造出一种以姻亲为内容的詈语，不能说是毫无因由[4]。美国人类学家、语言学家萨丕尔·E在《语言论》中有一段非常经典的论述：“语言有一个底座……语言也不脱离文化而存在，就是说，不脱离社会流传下来的、决定我们生活面貌的风俗和信仰的总体”[5]。詈语既是一种言语习俗，更是一种社会行为，表面看来是一种情绪宣泄，实质上却是受到了社会文化因素的深刻影响。可能是由于姻亲尤其是给予妻子集团对宗族制度有意无意的分裂倾向，人们才创造出了以给出妻子集团的关键人物为内容和指向的詈语，以此来表达对姻亲关系的憎恶。

人们如果存在对姻亲关系的憎恶的话，不管是在实际层面还是象征层面，都是由于姻亲关系有可能被接受妻子集团视为己方宗族的一个分裂力量。本文在下文将从两个方面论述姻亲关系存在的对家族的分裂可能及其相关表现。

二、分家：给出妻子集团的暗中参与

当一个男人面临与家族内部成员的竞争时，从自己最直接的姻亲——妻子的娘家寻求帮助是一件非常自然的事情，这种征兆在分家时就已经出现了。

人们将家族的统一性置于首要地位，使给出妻子集团不能对女儿分家发表任何意见，这是观念上给给出妻子集团设置的障碍，防止他们参与对方家族的内部事务。但是，社会文化的规定禁止分家时给出妻子集团的参与[6]，也恰恰从一个侧面证实确实存在着给出妻子集团干涉接受妻子集团内部分家事宜的可能性。

分家显然主要是几个兄弟之间对财产的分割。兄弟之间在经济方面的矛盾早在订婚时就出现了。如果一个做父亲的给未来的儿媳太多的聘礼，必然会影响到下一个儿子的婚姻。但是无论是即将嫁过来的儿媳还是即将娶媳妇的儿子都知道，必须尽可能地多争取一些聘礼，因为嫁奁和家产之间还是有严格区别的。财物以聘礼的形式到了女方那里，等于这些财物就铁定属于女方所有，当女方把它们作为嫁妆带过来的时候，是不算在分家时所分的家产之内的。从尽可能多地争取聘礼上可以看出，女性的嫁奁权也对家庭分裂产生了重要影响。女性对家庭分裂的影响大概就是从下通书时开始无意识地出现的，这就等于是说，每一次新的联姻都往大家庭里植入了一个潜在的分割力量。

嫁奁是给出妻子集团为一对新夫妇的独立所建立的经济基础，同时也由于一个女人和这个家庭的一个男人的结合，开始产生了玛格瑞•沃尔夫（Margery Wolf）[7]所说的子宫家庭。沃尔夫分析中国父系社会中女人的地位与扮演的角色，认为在一个父系世嗣群内有多个子宫家庭的存在是引起家庭分裂的原因[8]。

给出妻子集团给出的女人为接受妻子集团生育了可以延续家族香火的后代，然而当她在履行妻子和母亲的责任的同时，她也在不断地加强她的丈夫作为家族继承人之一的核心位置与权威。围绕着这个核心位置的是女人的小家庭，它迫切要求大家庭的分裂。从这个角度来说，一个女人把她的责任履行得越成功，她对接受妻子集团来说就变得越危险[9]。

分家通常都是由女人提出。女人在婚后两三个月，在家庭生活中逐渐寻找机会借机生事、制造矛盾[10]，这种表现往往就是想分家的兆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她们不能直接地、公开地提出分家的愿望，否则那样会让自己的娘家丢脸。在地方观念中，刚嫁到婆家就想分家，是一件让给出妻子集团非常“丢脸”的事情。

但我们不能因为分家由女人提议或首先表露出意图，就认为是女人导致了分家。退一步来说，如果男人不想分家，难道女人就能够左右男人的决定吗？社会性别制度、家族制度决定了女人根本不可能获得家庭事务尤其是分家这样重大事务的完整决定权。正如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所表明的那样，兄弟之间对于家庭财产享有平等的权利（长子在祖先祭礼中享有特权的情况除外）。他们根据这个权利希冀着自己的那份财产是否能够获得足够的分割，由此而产生了彼此之间的竞争。兄弟的妻子从出嫁的那天起，就被看作完全而合法地让渡到了夫家，为了自身及其子女与丈夫的利益，主动积极地参与到这种家庭内部的竞争中来[11]。一般而言，分家的意图一旦表露出来，总是女性在前台表演，而男性在后台操纵，如此才造成了似乎是女人想分家的表象。妯娌之间的矛盾或婆媳之间的矛盾是显在的，而兄弟之间的矛盾却是隐在的。男性如果跑到了前台，就把家族的统一和团结理想置于次要地位，而这是家族的团结观念绝对不能允许的。实际上，即使是男性要求分家，他们也总是使自己的意图巧妙地通过妻子传达出来。

从表面上来看，一个男人是不能对女婿与其兄弟的分家发表任何意见的，但是联系到分家之前的征兆通常都是由女人表现出来，就不能不让人想到女人的这种明目张胆的表现一方面是肯定已经得到了丈夫的暗中支持，，另一方面，女人的娘家也非常有可能在其中提供了某种策略性的帮助。事实上，当一个女人想分家的时候，一般来说她首先会和娘家父母商量，征得他们的同意。如果一对年轻夫妇对分家结果不满意，甚至会直接借助女人娘家的势力来干预分家进程和结果。

2004年2月1日，杨起洪：俺老爷组织给一家的兄弟俩分家，分家先把地都搭配成大体平均的两份，抓阄时老大说不如老二抓的好，老大媳妇意见最大，主张另外抓阄。谁知道连拾三次阄，都是人家老二抓得好，老大怎么都有意见。俺老爷还是老大的干爷呢，他都烦了，最后就确定按抓阄结果分家。老大媳妇不满意，就找来娘家人，好家伙，一下子来了二三十口子，来干吗的？来打架的。老二给本家的侄子商量，他侄子这个人耿直，人家经常找他当写约的中人，分房产、土地都找他。他说婶子恁都别害怕，我上俺姥娘家拉人。好家伙！他更厉害，80多口子人，老大那边害怕了。末了，老大媳妇没局了，还是按抓阄结果分家。从那以后，老大媳妇没法出气，她自己的院子前边是老林，她挖了个井窖，想破坏风脉。以后老二那一支子不断出事，有点事就装不了，自杀，神经病，都有。

在这个个案里，当兄弟中的老大对分家结果不满意时，直接由女人求助于娘家，借助娘家的力量来干预分家的进程，结果老二也从给出妻子集团寻求到了帮助对象，力量对比的悬殊让老大放弃了按照自己的意愿分家的愿望。似乎分家之事就此结束了，然而由于分家导致的矛盾却造成了兄弟之间更严重、更持久的斗争。

分家后娘家通常会立刻做出反应，比如河南淅川县就有小家庭建立之后女人的娘家来“添仓”的仪式，进一步确认了一个男人与丈人家的亲密关系，使得以后丈人家对他的帮助或者他对丈人家的馈赠都不再受到任何影响或者干涉[12]。台湾地区也有这种习俗，“分伙成立新家时，女方的娘家应负责提供新家庭的炉灶炊具”[13]。红山峪村附近村落类似的习俗，只是更加明显地针对女儿的小家庭的经济生活，这就是近些年兴起的“送拍子”习俗。

拍子作为一种生活用具，既能够盛煎饼、馒头、烧饼等食品，还能用来盖东西，例如盖锅、盖筐子。当锅里的东西很多的时候，拍子就无法把锅里的东西盖严实，这个时候一般就用手使劲拍一拍，发出的声音类似“拍拍拉拉”。因此，人们常说“谁家办事[14]剩那些东西拍拍拉拉的，”以此来形容仪式上筵席的丰盛。

2003年腊月二十日，村民田传霞出嫁前一天，她的姑妈来喝喜酒，抽空给她给穿拍子，说是要给她带到婆家去，但她的叔伯哥哥认为“没分家不能给拍子！多不合适！”可见娘家给女儿送拍子不是给尚未分家的大家庭送，而是送给分家后的小家庭的。虽说现在儿子一结婚，几个月内很快就分家了，但是田传霞尚未分家娘家就送拍子有点不合适。给出妻子集团在女儿未分家时送拍子，明显有盼望女儿赶快分家之意，这当然影响到了接受妻子集团的家族团结。

送拍子的意义应该是给出妻子集团对女儿的小家庭在经济方面的一种象征性支持。这种习俗是伴随着婚后不久即分家的趋势产生的。闺女分家了，娘家才去送拍子，象征性地表示娘家对女儿小家庭的祝愿和帮助。虽然分家的时候男子的父母会把几乎所有的生活用品准备齐全，但是小家庭仍然离不开给出妻子家庭的帮助。过去“不兴送拍子”，因为人们观念中以为“分家是丑事”，给出妻子集团明知道女儿闹分家，也不能公开表示支持。现在婚后很快就分家已经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人们则名正言顺地给闺女送拍子。

事实上娘家对闺女家的支持不仅仅在象征意义上，在实际意义上也存在具体的经济支持。丈人是女婿的顶门亲戚，对女婿来说，“麦子好粮食，丈人好亲戚。”虽然女婿对丈人家的困难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但是当女婿遇到困难的时候，首选的求助对象是妻子的娘家。而给出妻子集团在帮助女儿女婿的小家庭上也是不遗余力[15]。

送拍子仅是一种象征，但由于娘家对女儿的支持是以女儿的子宫家庭为基础，针对的是分家后的核心家庭，促进了小家庭的发展，等于在实际上加剧了兄弟家庭之间的竞争，因此这种支持就显得具有了分裂接受妻子家族的意味。给出妻子集团对女儿小家庭的支持不仅是在象征和经济方面，也包括与日常生活相关的许多内容，这也在事实上促进了女儿的小家庭与兄弟家庭的分裂与竞争。

三、日常：给出妻子集团的公开参与

根据庄英章的研究，由于年轻人经济上的独立，使女人与娘家经济上的互助逐渐转为密切。独立的经济预算使得公婆的约束力或影响力减弱，女人与娘家财物互赠的频率增加。经济地位的独立对娘家财物互赠的自由度及频率有显著的影响关系[16]。分家以后，小家庭与兄弟家庭在经济上完全脱离，也不再受到大家庭的约束，而且由于分家明确了姻亲资源的指向，直接定位到新成立的小家庭，因此给出妻子集团对接收妻子集团的帮助也是以小家庭为主。

从红山峪目前的现实情况来看，的确年轻人结婚后分家的速度越来越快，核心家庭越来越多，但是在实际生活中，呈现出来的还是网络家庭[17]的形式。网络家庭从外观上看起来，父母与已婚儿子别居另灶，似乎是两个不同的家庭。但从实际来看，不管是兄弟分家，还是父子分家，并没有分“亲戚”，网络家庭在姻亲往来上并没有明显的区分，对外仍然是一个利益和情感的综合体。尽管老人与儿子的家庭总是有许多的联系，但由于是年轻一辈在实质上主持着家庭的经济生活，因此对于给出妻子家庭来说，与他们进行实际交流的还是女儿的核心家庭。从已婚女人的角度来说，尽管她与娘家终生保持非常密切的关系，但是毕竟婆家才是最终的归宿，因此她们最重视包含了孩子和丈夫的小家庭，几乎全部精力都投入到这个家庭上来，这也是一个使给出妻子集团和女儿的小家庭联系密切的因素。

在村民的记忆中，惟有集体农业时期宗族组织和姻亲关系的重要性似乎要小一点，许多问题都可以在生产队中得到解决。谁家有儿子结婚，队里给木材打喜床；有女儿出嫁，队里给打制柜子和杌子当嫁妆，抬嫁妆的有青年团员。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出现以后，这种局面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人们对家族和姻亲的依赖重新得到恢复，甚至有所加强。

在老人对年轻人婚后急于分家的想法越来越宽容、年轻人婚后很快分家的现象越来越普遍的情形下，分家显然是越来越容易了。新分出来的小家庭尽管有双方父母给予的实际经济支持（比如房屋和嫁妆），但是与过去经过一段时期的实力积累以后再分家的小家庭相比，经济实力还是脆弱得多，因此他们对于家族和姻亲的依赖更大，尤其是对给出妻子集团。

姻亲的重要性在过去20年有所增加，这与妇女在商品生产和农耕中的重要角色有关[18]。目前，由于越来越多的男性青年到大城市寻求临时工作，他们的妻子不得不承担起生产与家务的双重担子。这样繁重的工作常常迫使女人去娘家求助，虽然娘家也是面临同样的情况，但是年老的父母总要给予女儿或大或小的一点帮助。因此，近些年来新亲[19]的位置越来越重要，而老亲在家庭的人际网络中逐渐“隐退”[20]。

正如前文所表明的，姻亲关系无论何时都是一种重要的社会资源。与妻子一方的亲属的联系对许多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当女人与公婆发生矛盾，或者丈夫与其兄弟发生矛盾的时候，女人总是首先就诉诸于娘家，从娘家寻求保护。而娘家人也感到义不容辞，总是竭力相助。这种现象在村里非常普遍。

2003年12月31日，田东海：咱村田大壮兄弟三个，只有他二兄弟有媳妇。前年的腊月底，田大壮与兄弟媳妇宋丽华闹矛盾。田大壮是个光棍汉子，挣钱都花别的女人身上去了。弟媳妇生气，她生嘛气？田大壮一直说不上家口，那就没有子女，没有子女，钱自然都花到她的孩子身上去，那样宋丽华多高兴啊。可是现在田大壮挣钱都花到别的女人身上去了，宋丽华就不高兴，就骂空呗。骂空就是不好明骂，只骂人，不提名。骂的时候长了，田大壮就接上了.两边就打骂起来了。宋丽华直接就把娘家人叫来了，把田大壮打了一顿，扬言如果再欺负人，还要再来打。

女人与公婆发生矛盾寻求娘家的帮助，和其丈夫与兄弟发生矛盾时借助娘家人的力量参与矛盾进程，这是不同的性质。给出妻子集团对前者的参与毕竟还可以在情理上说得过去，对后者的参与则是直接干涉了接受妻子家族的内部事务。事实上，习俗中也有一些禁忌暗示了娘家人对女儿的小家庭及其与大伯子/小叔子之间关系的参与。

当地有一禁忌，嫁出去的女儿不能在娘家过二月二和腊八节，因为吃娘家的蝎子爪[21]和腊八枣容易导致妯娌不和。据说兄弟两个吵架的时候，往往是妯娌之间互相对骂。兄弟媳妇骂：“俺吃娘家的腊八枣，先死大伯后死嫂”，大伯嫂接着骂：“俺吃娘家的蝎子爪，一死恁公母俩”。不在娘家过二月二和腊八节的禁忌暗示出给予妻子集团参与了女婿的小家庭和兄弟家庭之间的竞争。

人们笃信房子的高矮与家庭实力的发展之间有某种神秘的联系。屋旁不盖矮屋，因为“人不在人眼下，屋不在屋檐下，树不在树底下”。配房不高于主堂屋，高于主堂屋叫“欺主”，房子不高于东首或后院房子，否则“欺邻”。田东海和田东河两家既是叔伯兄弟，又是一墙之隔的邻居，田东海在东，田东河在西。两人虽说不是亲兄弟，但是平常感情非常融洽，无论大事小事都互相帮忙、互相商量。可是在关键的事情上，田东河并没有遵守习俗规定，尽管田东海还是“大字”[22]。

2004年11月20日，田东海：咱在这里说这个事，我都不好意思说。那年他盖屋，垒墙的时候，从丈人家拉了大舅子小舅子一大堆人，一下子就把墙垒高了[23]。按说他不能这样，他在我下首。我在这边清看着，一点法没有。你说给他讲道理，白搭，这个道理谁不明白？你上前打去闹去？那也不行。要是喊的旁人，还好说，你说他喊丈人家的人，咱怎么办？我只能干憋着。

即使是亲兄弟，分家以后在很多方面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失去了大家庭的一体性。兄弟一旦分家，虽然长子在某些仪式上具有相当的权威，但是这种权威并不能导致在其他方面的相应变化。“分家三天如邻居”，这说明兄弟之间的联系何等的脆弱！既然“分家三天如邻居”，分家实际上就拉大了兄弟之间的亲属距离，也等于是给兄弟家庭发挥各自潜能的机会。彼此能力的高与低，在分家不久即可逐渐显示出来，而如果媳妇的娘家“沾闲[24]”，那么兄弟家庭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将会迅速地拉开距离。兄弟之间的竞争由于媳妇的娘家的介入而变得更加剧烈了。李银河在浙江余姚南阳村的调查获得这样的印象，即族亲之间的关系还不如姻亲。族亲众多有利益冲突，姻亲却是利益加感情的结合。姻亲是夫妻的合而为一，族亲却是兄弟的一分为二[25]。夫妻的合而为一，不仅是夫妻合一，更是与给出妻子集团的合一。

四、余论：姻亲对宗族理想的维护

由于异姓女人的介入，家族的延续得以实现，而她的介入也可能会加剧兄弟之间的竞争，导致了家族的分裂。但是异姓女人所带来的姻亲关系却也有一些协调性的助益。因此本文还要补充一点，那就是姻亲对宗族的团结理想也是有维护作用的。给予妻子集团的人能够协调接受妻子集团的矛盾和分歧，换言之，后者的秩序在部分意义上是要依靠前者来维持和稳定的。姻亲关系对于宗族制度团结理想的维护意义就在于此。

舅舅对于接受妻子家庭来说，是在任何重大的时刻都不能忽略的，必须要请他来出席每一个仪式，不管是嫁女还是娶媳，否则等于是藐视他的权威和地位，很容易造成姻亲关系的矛盾。但是这种事情从未发生过，因为所有的人家不管嫁女还是娶媳，都会请舅舅来，没有亲舅舅，叔伯舅舅也要请来。舅舅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父母去世，舅舅家来的花圈得摆在最前头，帐子也放在客屋的显要位置，“坐席得在当中，什么都得敬着他”。

舅舅具有如此显要的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其权威甚至超过了父亲——儿子可以打父亲，但是不能打舅舅[26]。

马丁（Emily M．Ahern）指出，葬礼清楚地揭示了娘家大部分的权力和权威，认为一个男人在姐姐和姐夫的葬礼上扮演同样角色，就不能仅仅用姐弟感情来解释舅舅的权威[27]了[28]。一个男人之所以能在姐姐和姐夫的葬礼上发挥同样的作用，因为他具有给出妻子集团之代表的身份，这种身份使得舅舅有权力来处理姐妹家那些容易引起争端的事务。葬礼不是一个体现舅舅权威的惟一场所，在分家的时候，舅舅仍然可以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分家可以分财、分灶，但是亲戚是不可能分的。正因为此，舅舅才能站在一个固定的位置和每一个外甥都保持平等的关系，从而他才有可能以一个公正的形象利用其作为给出妻子集团的代表的权威来见证兄弟分家的事实并协调兄弟分家中的矛盾。

2004年1月2日，段成法：俺弟兄三个分家，没写约，舅来了，觉着舅舅掌握正义，说句话算句话，是个公道人，证明人。房子是俺爷说的，一说都没意见就完了。有的都搭配好，抓阄，那是不团结说的，免得以后麻烦。有的就一个儿子也得找他舅舅。我给俺三个儿分家，也找小孩舅舅来了，舅舅是个证据，省的我落埋怨，有过让他舅舅担着了，免得说老的偏向哪个了。因为分家不公，兄弟闹矛盾的多的是。

可见，舅舅的形象也具有公正的品质，既是证明人，又是公道人。分家经过舅舅的同意，那就具有无上的效力。舅舅是一个公道人，因此可以调解兄弟之间对于财产分配的争执。父子已经把财产都分配完毕，仅仅让舅舅在场来做证明人，这是利用了舅舅的公正性和公道人的作用。如果是找舅舅来具体参与财产的分配，本身就说明弟兄之间可能会或者已经产生了分歧，父亲已经处理不了这些分歧了。这在村民的心目中，等于是说兄弟不和睦、不团结，这个大家庭的社会评价很容易就因此降低了。

2004年1月2日，周振法：1987年，俺爷到康宅村给外甥分家，他们来请的，主要是分老宅子。因为兄弟们分不清，后来让当舅的来调解。俺爷查看完了，觉得得让老三拿60块钱。老三不拿钱，当舅的说公道话，结果他就把俺爷抗了一膀子。俺爷摔倒了，爬起来就跑了，连酒席都没吃。从此老三和俺爷就关系不好了。家也没分成，到现在还有没分的老宅子。我花了70多块给俺爷看病。

尽管舅舅具有无上的权威，但仍然有外甥会和舅舅“别楞”，来挑战他的权威。挑战舅舅权威的人在乡邻心目中的威信和社会评价急剧降低。故而人们对一个连舅舅都管不了的人会说，“你看这人，连他舅都别楞，咱都别问了”。

舅舅具有高于父亲的权威和众所周知的公正性，这就决定了他有资格有权力来见证兄弟分家，或者处理兄弟在分家中的矛盾。舅舅在分家时体现的这种作用也体现在父母的丧礼上，那个时候需要舅舅当内柜，保证一切收支的公平和妥当。舅舅不在，舅表兄弟就可以代替这种形象。人们仅是出于礼貌请来孝子的丈人充任内柜，对他并没有赋予充分的信任。事实上，舅舅对外甥家的许多事情都有权力干涉。例如外甥不孝顺父母，父母也要找当舅舅的来处理，同时舅舅对外甥的工作和婚姻的关注远远大于其他亲戚。因此，给予妻子集团的人能够协调接受妻子集团的矛盾和分歧，换言之，后者的秩序在部分意义上是要依靠前者来维持和稳定的。本文的前三部分，指出“姻亲”被视为一种将兄弟分开的离心力。这里所说的姻亲不是一个家庭的所有姻亲，而是将要分家的几个兄弟的“顶头亲戚”——丈人家。在兄弟分家时，舅舅是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协调力量，但在不同的时期这个角色所起的作用也不同。

姻亲关系的代际变化和家庭模式的变化近乎一致。分家是借助了舅舅的力量来制衡兄弟之间的矛盾，但是分家以后，舅舅对外甥家庭的参与程度逐渐降低，让位于下一代的舅甥关系，并且后者逐渐形成并趋于成熟，此时的“舅舅”有可能在维护从自己家族嫁出去的女儿的利益时，客观上对接受妻子宗族产生分裂作用。新的一代成长以后，曾经产生分裂作用的舅舅又会起到维护和协调接受妻子宗族的整体秩序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