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近代汉语里的“若”系性状指示词有“若（子）”、“惹（子）”和“日”几个词形。“若”在中唐时期的诗歌里可以见到，“若子”见于五代时期的禅宗文献，“惹子”和“日”最早见于晚唐时期的敦煌变文。语料调查和分析表明，这几个性状指示词形之间具有“若（子）”＞“惹（子）”＞“日”的演变关系。用于指示性状的“若”可能跟上古汉语里就有的、由“像似”义动词变化而来的“若”有同源关系；“惹（子）”来自“若（子）”的词汇音变，“日”则是由“惹子”词汇音变导致的缩约形式,“日”这个指示词形在“若（惹）”后有词尾“子”的时期出现恐非偶然。

关键词 性状指示词；若（子）；惹子；日；形成

一 引 言

本文试对近代汉语里的“若”系性状指示词的形成或来源问题加以探讨。所谓“若”系性状指示词，是指近代汉语里用于指示性状或样态的“若”、“若子”、“惹子”和“日”这类指示代词。就目前可见的例子而言,“若”出现于中唐诗人的作品，“惹子”和“日”最早见于晚唐时期的敦煌变文，“若子”则见于五代时期的禅宗语录汇编《祖堂集》。对于这类指示词的历史来源或形成问题，汉语史学界迄今未见有深入研究，仅吕叔湘先生（1985，297－298）曾对“若(子)”、“惹(子)”的关系及其语源问题作出过简要的分析。但是探讨这类指示词的历史演变，对汉语史、尤其是汉语方言史的研究而言，显然是必要的。本文依据语料的调查及对相关问题的观察,在吕先生（1985，297－298）的基础上，对“若(子)”、“惹(子)”和“日”的形成问题加以分析、讨论。（1）[①]认为：近代汉语里的性状指示词“若”可能跟上古汉语就有的具有指示作用的“若”有同源关系，但是古代的这个“若”可能来自“像似”义动词的“若”在特定语法环境中的演变；“惹（子）”应该是“若(子)”词汇层面音变的结果，“日”则是“惹子”缩约音的记写形式，“惹（子）”和“日”的形成都与词化程度及其原词的词音特点有密切关系。

二 “若（子）”的来源

本节首先简略地分析“若（子）”的用法，然后讨论性状指示词“若（子）”的来源问题。

2.1 “若（子）”的用法

在中唐时期的诗歌里，可见到指示性状或样态的“若”（引自张相1953，79）： （1）桃源若远近，渔子棹轻舟。（奚贾[唐玄宗时]《寻许山人亭子》诗）

（2）函关若远近，紫气独依然。（皇甫冉[公元717?－770?]《登玄元庙》诗）

（3）汉宫若远近，路在沙塞上。（戴叔伦[公元732－789]《昭君》词）

（4）望乡心若苦，不用数登楼。（白居易[公元772－846]《见敏中初到邠宁诗中颇多

乡思寄和》诗）

上面例子里的“若”用在形容词前指示性状或样态(经调查目前我们还没有发现出自散文的例子)。指示性状的“若子”(“若”后有“子”尾)见于五代时期静、筠禅师所编《祖堂集》,共3例,均用在形容词“长大”或者“大”的前面：

（5）公四大身若子长大，万卷何处安著？（《归宗和尚》：573）

（6）久向疏山，元来是若子大。（《疏山和尚》：329）

（7）两脚若子大，担得二硕从独木桥上过，亦不教伊倒地。（《福州西院和尚》：626）

“若子长大”就是“若长大”，“若子大”也就是“若大”,比较唐人诗里的“若远近”、“若苦”之类，表明“若子”应该就是“若”缀以词尾“子”的形式。不过由“若子”、“惹子”（“惹子”例请见下文）的实际用例来看,它比唐代诗歌里可见的无词尾的“若”所修饰的形容词范围更窄一些。

2.2 “若（子）”的来源

指示词“若(子)”以及稍后一些的“惹(子)”后来又写作“偌”，因此吕叔湘先生（1985，297）把“若(子)”、“惹(子)”归为一个“偌”，进而又提出：“最早的例子出现在晚唐五代，写作‘惹’或‘若’（应是人者切，与‘惹’同音），后边还带个子尾；元代才开始写作‘偌’（《集韵》人夜切，姓）”；吕先生并且认为，“这个‘惹～偌’很明显就是古汉语若的遗留”。关于近代汉语里“若”系指示词的来源问题，我们从总体上同意吕先生的意见，认为见于唐至五代时期的指示词“若(子)”、“惹(子)”可能就来自古代汉语里就有的具有指示词性质的“若”。不过，据我们的调查分析,“若(子)”、“惹(子)”、“日”这几个同词的异形之间也存在着先后的历史变化关系,还不能把它们笼统地视为一体，或者说不能认为它们与古代的“若”都有直接语源关系；再者，本文与吕叔湘先生对作为近代汉语指示词“若(子)”的语源、即古代汉语里“若”的性质的分析结论不同。

吕叔湘先生认为，远指代词“那”来源于古代汉语里指示兼第二身代词的“若”，又指出：“有别择作用的疑问词哪也是从若字变来的”，“最初出现的形式是若箇”。（1985，246-247）表明吕先生认为近代汉语里远指指示代词“那”、用于性状指示的“若”来源于古代汉语的“若”，别择疑问代词“那（哪）”来自“若箇”，而且疑问代词“若箇”、“若为”也都是出自同一个“若”（1985，264－265）。根据吕先生的论述,可以知道这个“若”就是上古汉语里一般认为是指示兼第二身代词的“若”（吕先生所举的例子是《论语·公冶长》“君子哉若人”。1985，186－187），而这又就是跟性状指示词“若”有语源关系的古代汉语里的“若”。（吕叔湘1985，297）

显然，吕叔湘先生的分析为我们探讨近代汉语“若”系性状指示词的语源及其历史变化奠定了基础。但是，像吕先生提到的《论语》里那样的、或者可看作同一大类的“若”字例,古代汉语语料里还有一些，其性质到底是怎样的,这关系到近代汉语“若”系性状指示词及其他相关代词的实际语源问题。因此，这个问题还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

在古代汉语里,可以见到下面这样的“若”的例子：

（8）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曾无君子者，斯焉取斯？”（《论语·公冶长》：下·2473）

（9）南宫适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论语·宪问》：下·2511）

（10）有明天子，则襄公得为若行乎？（《公羊传·庄公四年》：下·2226）

（11）曷为以外内同若辞？（《公羊传·僖公二十六年》：下·2260）

（12）蔡非有罪也，楚人为无道。君如有忧中国之心，则若时可矣。（《公羊传·定公

四年》：下·2337）

（13）不通于若计者，不可使用国。（《管子·八观》：74）

（14）故虽有至圣大贤，岂能胜若谗哉？（《晏子春秋》内篇《谏上》：12）

（15）若法若言，行若道，则王公大人行此，则必不能蚤朝。（《墨子·节葬》：107）

（16）以若所为，求若所欲，尽心力而为之，后必有灾。（《孟子·梁惠王上》：下·2671）

（17）为天下之长患，致黔首之大害者，若说为深。（《吕氏春秋·荡兵》：69）

以上例子里的“若”具有指示词性质,均用在名词性成分前(例（16）“若”用在“所”字结构前)。古代注释家一般把这类“若”解释为“此”或者“如此”、“若是”。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七：“若，犹此也。”例（8）注引包氏：“若人者，若此人也。”例（10）原注：“若，如也。犹曰得为如此行乎？”例（12）原注：“犹曰若是时兴师矣。”而《穀梁传》径作“则若此时可矣”。（另参看高名凯，1985，290）因此，以上的“若”不一定看作远指,并且具有性状指示词的性质。再请看下面的例子（例（18）引自张玉金2006，277；《尚书》“王若曰”的例子频见，不引录）：

（18）王若曰：扬，作司工（空）。（《扬簋铭》）

（19）尔惟旧人，尔丕克远省，尔知宁王若勤哉！（《尚书·周书·大诰》：上·199）

（20）故人苟生之为见，若者必死。苟利之为见，若者必害。（《荀子·礼论》：232）

上面例子里的“若”或者用在动词、形容词之前,或者构成“者”字结构,更明显具有性状或样态指示词的性质，所以注释家一般就解释成“如此”、“若此”(不必再解释为非样态指示的“此”)。王引之《经传释词》卷七引《史记·礼书》正义曰：“若，如此也。”解释《孟子》例为：“言如此所为，如此所欲也。”“若曰”、“若勤”就是“如此说”、“如此勤”，“若”用在谓词前；例（20）组成“若者”结构，“若”也是“如此”的意思。

经对相关语言现象的分析，我们比较倾向于这些“若”（尤其是用在谓词前的“若”）来源于“像似”义动词的“若”，而不认为一定要把它看作属于指示兼第二身代词。这一点除上文谈到的可以由古人注疏和清代学者的解释证明以外，还可以从语言变化的角度来分析。“像似”义动词本身就具有某种指示性（在汉语的历史上“像似”义动词跟指示代词关系很深），因此当“若”不用于比拟而用于纯粹相类性指示时，“若”便具有了某种指示词的性质。如果这种“若”用在指人或者指物名词之前时，就有条件转化为体词性指示词（或相当于具有体词指示性质的词）：如“若[此/彼]人＞若人”，“若[此/彼]时＞若时”等。如果“若”用在谓词前或者“所”字结构及“者”字前时，就有条件转化成样态指示词（或相当于具有样态指示性质的词）：如“若[此/彼]所为＞若所为”，“若[此（之）]勤＞若勤”，“若[此（之）]者＞若者”等。显然，由于“像似”义动词的“若”跟可能出现的指示词（“此/彼”）的语义都是指向后面的名词或形容词，这时指示词的作用即有可能被抵消，所以在语法形式上就可以隐而不现。这样，也就形成了“若人”、“若勤”、“若者”之类的结构，同时也使得“若”获得了指示词的性质；也就是说,正是基于“像似”义动词的语义特点，所以“若”出现在这类语法环境里才获得了包括指示性状或者样态的指示词性质。(参看冯春田，2008)至于这种“若”跟第二身代词的“若”有无直接关系或者是怎样的关系，这是涉及到上古汉语指示跟人称代词体系的大问题，还有待深入研究。

近代汉语里的“若苦”、“若远近”、“若子长大”、“若子大”,比较古代汉语里的“若曰”、“若勤”之类, 可以知道古代汉语里的“若”既可以用在体词前、也可以用在谓词前，而前者更为多见；但是到近代汉语里，只存在用在谓词前的一类，并且谓词也只有形容词。由此我们认为两者之间可能具有亲缘关系,或者说认为近代汉语性状指示词“若”来源于古代汉语由“像似”义动词“若”变化而来的指示性质的“若”不是毫无根据的。

不过，从先秦到唐代，中间有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在中古汉语里还暂未发现其他的“若人”、“若勤”之类的组合（沿袭及引文除外），因此如果说唐代的“若苦”、“若远近”是继承了上古“若人”、“若勤”的“若”，这种历史的联系我们目前不能解释，只是还有另外一个疑问,在这里提出来向读者请教：除直接的继承关系外，是否也有具有同样意义、同样语法功能的词在不同时代发生相同或者相近语法变化的可能呢？即前期近代汉语里“若苦”、“若远近”与古代汉语里“若勤”、“若者”、“以若所为，求若所欲”之类的“若”,会不会是都来自“像似”义动词“若”，但又是在不同历史时期出现的类似的语法化现象？这类问题也还有待于进一步考察。

三 “惹(子)”和“日”的形成

现在再在分析“惹(子)”和“日”的用法的基础上，对性状指示词“惹”和“日”的形成问题分别进行讨论。

3.1 “惹(子)”和“日”的用法

上文提到过，用于指示性状的“惹”和“日”最早见于敦煌变文，“惹”均缀“子”尾作“惹子”。例子是：

（21）念君惹子大童儿，便解与吾论志道。（《维摩诘经讲经文》：下·610）

（22）雀公身寸(才)惹子大，却谦（嫌）老鵄没毛衣。（《百鸟名》：下·852）

（23）皇帝亦（一）见，衾虎一十三岁，妳腥未落，有日大胸今（襟），阿奴何愁社稷！

（《韩擒虎话本》：上·199页）

到元代，有“惹”（“惹”后没有“子”尾）和由“惹”后缀“来”形成的“惹来”,“来”表示一种估量或在某种范围内（参看吕叔湘,1985,298）。下面是《元刊杂剧三十种》里的一些例子：

（24）九尺躯阴云里惹大，三缕髯把玉带垂过，正是俺荆州里的二哥哥。(《关张双赴

西蜀梦》：上·13）

（25）我问甚玉杯筊下下，惹大个东泰岳爷爷，他闲管您肚皮里娃娃。（《公孙汗衫记》：

上·368）

（26）暗想高祖创立起惹大汉朝天下，也非同小可呵！（《霍光鬼谏》：下·563）

（27）俺哥哥恰路上受苦辛，干事忒谨勤，俺哥哥惹近远也刚道了往来劳困。（《张千

替杀妻》：下·761）

（28）自太师差自家东南第一山勾呆行者叶守一去,不想去惹多时节!（《东窗事犯》：

下·552）

（29）儿呵！俺从那水胡花抬举的你惹来大，交俺两个老业人索排门儿叫花。（《公孙

汗衫记》：上·370）

（30）肚岚躭吃得惹来胖，没些君臣义分，只有子母情肠。（《李太白贬夜郎》：下·440）

在宋金元时期, 性状指示词“日”单用的例子难得见到，而是往往用在“日+许”或者“日+许+多”的格式里。如（下例（31）、（32）、（34）、（35）摘自张相1953，343）：

（31）怎知道，冤家误我，日许多时。（吕滨老《沁园春》词）

（32）花前月下，好景良辰，厮守日许多时。（石孝友《声声慢》词）

（33）忆自伊家赴上都，日许多时，夜夜魂劳梦役，愁何似？（《古本董解元西厢记》：

228）

（34）一般最后知何故，日许时间独不来。（杨万里《过吕城闸》诗）

（35）追忆当初，绣阁话别太容易，日许时犹阻归计。（柳永《梦还京》词）

例（34）、（35）“日许时间”、“日许时”都是“日许”后面省去了形容词“多”的形式。由以上例（21）－（30）可见，“惹（子）”、“惹（来）”或者“日”（单用）与“若（子）”性质一样,是样态、性状指示词，都用作形容词修饰语。

吕叔湘先生（1985，297）曾分析过“偌”(包括“惹”与“若”)在用法上的特点：“只用来指示积极方向的性状，只有‘偌长’、‘偌大’,没有‘偌短’、‘偌小’。”现在看来，这个结论可以概括宋元以后这类指示词的特点，而对近代汉语前期的例子而言则并不完全适用。如变文例（21）“念君惹子大童儿”、例（22）“雀公身寸惹子大”，“惹子”虽然都用在形容词“大”之前，但实际上却都是指的小，“惹子大”犹“惹子（如此，这般）大小”。表明“若”系指示词在早期是一个具有强调或夸张色彩、主观化程度很高的性状指示词，但并不专在积极方向的指示,后来才固定为指示积极方向的性状。下面再回到本节的主题: 指示词“惹”、“日”到底是怎样形成的？

3.2 “惹”的形成

吕叔湘先生（1985，297）认为：“偌”字一系的指示词“最早的例子出现在晚唐五代，写作‘惹’或‘若’（应是人者切），与‘惹’同音，后边还带个子尾”。由此可知，吕先生主张用于指示的“若”并非“而灼切”，而是跟“惹”同音的“人者切”。也就是说，吕先生认为“若”、“惹”的词音都是 “人者切”。《广韵》“若”、“惹”都分属上声马韵和入声药韵，即都有“人者切”、“而灼切”两个音(马韵“若”下注：“干草；又般若，出释典；又虏复姓……；人者切，又人勺切。”“惹”下注：“乱也。”药韵“若”下注：“如也，顺也，汝也，辞也；又杜若，香草；亦姓。”)，我们认为吕先生指出的指示词“惹”音“人者切”是正确的。但是马韵的“若”非一般词汇音，所以它的指示词本音不排除是药韵的“而灼切”。也就是说“而灼切”是“若”一般词汇的词本音，“人者切”是其变音。因此，我们现在提出由“若”到“惹”(即由原词音“而灼切”到变音“人者切”)的另一种分析,认为这属于词汇层面上的特殊音变:“惹子”的“惹”原本词形应该是“若”,“若”、“惹”作为指示词的中古音（隋唐五代音）分别是“而灼切”、“人者切”；由“若”到“惹”，差别在于“惹”失去了入声[k]韵尾。之所以发生这种词音的变化，不排除有词化程度的因素。如前所说，“惹子”多用于强调，则主观化的增强便有可能导致词素界限的模糊（词化程度更高），因而也就更有可能使口语里词音发生变化，在这种情况下“若”失落韵尾是极有，能的，而“若”失去韵尾则字面上就写成了“惹”。就词音的方面说，由上文可以看到，指示词“若”和“惹”较早期的例子缀“子”尾作“若子”、“惹子”。从音理上看，“若子”＝[ɽǐak-tsǐə]，在词音上“若”的[k]尾紧接“子”的声母[ts]。由这样一个以舌根塞音[k]为韵尾的音节过渡到一个以舌尖塞擦音[ts]为声母的音节,在词化程度更高的因素的促动下,语音的自然需求就有可能导致“若”的韵尾[k]磨损或消失而音“惹”。也就是说，由“若(子)”到“惹(子)”是词汇音变的结果，即：若子[ɽǐak-tsǐə]＞惹子[ɽǐa-tsǐə]。吕叔湘先生（1985，297）已指出，“若子”的“若”应是“人者切”（与“惹”同音，《祖堂集》里的“若子”在词音上不排除已同于“惹子”）。另外，“若”开始写作“惹”的时期，也正是“若/惹”后边都有词尾“子”的时期，这也能透露出“若＞惹”的音变确与“子”尾有关的信息。至于宋元以来“惹”又不带“子”尾，那是“若＞惹”形成后的又一变化(失落“子”尾)。

3.3 “日”的形成

上文提到过,指示词“日”最早见于敦煌变文,它跟“若子”、“惹子”一样,都用在形容词前。对于这个词形以往罕见论及，我们注意到项楚先生(2006，404)注[二二]解释变文“日大”时有这样的见解:“日大：即‘尔大’，如此大。‘日’与‘尔’一声之转。宋孔平仲《孔氏杂说》：‘俗所谓日许者,尔许也,声之讹也。’《启颜录》咏短人云:‘城门尔许高,故自匍匐入。’”由此可知，项先生认为“‘日’与‘尔’一声之转”，或者说“日”是由“尔”而来的。如果纯粹从意义解释角度看，应该说得过去。但是问题在于，《广韵》“日”音“人质切”（质韵），有入声[t]韵尾；“尔”音“儿氏切”（纸韵），无辅音韵尾。那么，如果是由“尔”变为了“日”，那就等于说是无入声韵尾的字变成了带入声韵尾的字，而这样的变化应该是不合乎音变的规律。当然这里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词汇音变往往并不受音系变化规则的限制,不过词汇音变是否还可以“阴转入”呢？

从另一个方面看，“尔”的基本功能是用于事物的指示（如魏晋南北朝时期常见的“尔N”结构“尔时”、“尔夜”等），在敦煌变文以及其他文献里也尚未见到“尔大”这样的由“尔”修饰形容词“大”的组合；《敦煌变文集》里仅见到1例“尔多”，也还应该是“尔许多”的缩略式。请看下面同样出自敦煌变文的几个可直接比较的例子：

（36）不知甚生道安，讲赞得尔许多能解。（《庐山远公话》：178）

（37）世尊，維摩居士，说尔许多东西，我于当日都无祗对。（《维摩诘经讲经文》：

598）

（38）有如斯之德行，好对维摩；具尔许多威名，堪过丈室。（《维摩诘经讲经文》：

635）

（39）持世告假帝释曰：“我是修行菩萨，我是出世高人，一身尚自有余，何要你许

多天女？……我以修于佛果证取真乘，不居尘世之中，不循事情之内，修禅

观行，宜合寂静省缘、练意澄心，何要尔多众人（人众）？（《维摩诘经讲经文》：

627）

例（36）－（38）作“尔许多”，例（39）一作“许多”、一作“尔多”。由此可以看出，“尔许多”＝“尔多”＝“许多”。值得注意的，这是由“尔许多”发生两种变化分别形成了“尔多”、“许多”：“尔许多”缩略“许”成为“尔多”（“尔”具有或代替“尔许”的功能），缩略“尔”成为“许多”（“许”具有或代替“尔许”的功能），“尔多”、“许多”都是“尔许多”这一结构式的省缩变化形式。再请看下面的例子：

（40）然须（虽）尔多恩[爱]，作罪还须自当。（《敦煌变文集补编·悉达太子修道因

缘》：94）

（41）既有许多恩德事，争合孤（辜）负也唱将来。（《敦煌变文集·父母恩重经讲经

文》：下·681）

例（40）“尔多”(《敦煌变文集·太子成道经》校者据乙、庚本作“示多”，当误，应校改作“尔多”），等于（41）的“许多”，而例（41）“许多”项楚《选注》本作“尔多”（原文录自《敦煌变文集新书》卷二）。可以认为，“尔多”不是指示词“尔”跟形容词“多”的直接组合，而是来自结构式（例如“尔许多”）的特殊变化（值得注意的是，与“尔多”同义的、具有指示词性质的“许多”也不是指示词“许”跟形容词“多”的直接组合，而是来自“尔许多”或者“如许多”的省缩，即使研究形容词“许多”的来源时也不能忽略这一重要环节）。这一现象符合指示词“尔”用于事物的指示而非指示性状的功能特征。

此外，我们至今在中古到晚唐五代之前的文献里还没有发现“尔多”或者“尔”用在其他形容词前这一类的组合形式,“尔大”的例子至今未见。我们也注意到梅祖麟先生（1983）曾经举出过《世说新语》里“尔多”的例子，但此例恐误，（2）[②]这与“尔”的功能特点是相符合的。因此，从词音和用法或功能方面来看，我们还不能证明最初出现于敦煌变文、用于性状或样态指示的“日”是指示词“尔”的音变形式。

通过对语言材料的观察分析，我们认为“日”是指示词“惹子”的词汇音变形式。如前面所说，唐五代时期的“若(子)”、“惹(子)”跟“日”都用在形容词前指示形状或样态,根据语法特点和词音，可以认为它们应该是同一个词的不同变式。“惹(子)”来自“若(子)”的词汇音变，“日”也应该是来自“若（子）”或者“惹(子)”。问题是，指示词“日”跟“惹（子）”、“若(子)”这几个相关的词形在字音上却呈现出比较复杂的局面：“若”(而灼切)有入声[k]尾，“惹”(人者切)无辅音韵尾，但是“日”(人质切)有入声[t]尾。如果“日”来自“若”，且不计元音改变，主要是由“若”的[k]韵尾怎么能变成“日”的[t]韵尾？假设认为“日”来自“惹”，可是“惹”本无辅音韵尾，“日”的塞音韵尾又从何而来呢？

根据“惹子”和“日”的意义、用法以及都是出自晚唐时期同类文献（敦煌变文）和词音关系来看，可以认为“日”和“惹子”应该是关系更近的一个词形,或者说“日”应该是直接来源于“惹子”，敦煌变文里的“日大”就是同一文献里的“惹子大”，“日”的入声韵尾[t]当别有来历。我们认为，“日”是“惹子”的词汇缩约音，“日”的[t]韵尾是“惹子”在发生词汇缩约音变时词尾“子”声母[ts]的残存音（[ts]擦音因素消失成为[t]）。这种变化显然也是受到词化程度更高因素的促动：当“若子”变化为“惹子”，“若”的词汇意义已不可分辨，“惹子”的词化程度就更高，而当词尾“子”弱化或轻读，便容易因此失去韵母以及使声母变形或残存，这一特殊变化式在字面上就标写成了“人质切”的“日”：惹子[ɽǐa-tsǐə]＞日[ɽǐět]（这一变化也导致前一音节的主元音有所调整）。以上的分析主要着眼于“惹子”、“日”产生之初、即唐五代时期的有关语言现象进行分析和讨论，在分析“若（子）”＞“惹（子）”＞“日”的变化线索时特别注意了词汇变化过程中的词音变化问题。顺便提到，宋元时期的“日+许+[形容词]”（＝“若/惹/偌+来+[形容词]”，“许”的作用已同于“来”）在结构上已经趋于固定（元代汉语的入声系统也已解体，当时指示词“日许”里的“日”难说还保留入声韵尾）,是汉语发展到当时发生的新的变化，本文对此不再过多涉及。 四 结 语

古代汉语里可用在体词和谓词前有指示作用的“若”可能来自“像似”义动词“若”在特定句法环境中的变化。近代汉语里的性状指示词“若”可能就来源于古代汉语里就有的指示词“若”，但这一假设在历史语言事实的联系上遇到的困难是中古汉语里相关的“若”字例很难见到（袭用、引文除外）。另一种可能，就是古代、近代汉语里的“若”各自形成于不同的历史时期，但形成途径相似（即都是形成于“像似”义动词“若”在特定语法环境里的变化）。如果假设近代汉语里的“若”系指示词来自古代汉语的“若”或者是经由同类变化途径形成，那“若”系的这几个指示词在语源上也不是平行的关系：“惹（子）”出自“若（子）”的词汇音变（“若”失去[k]韵尾），“日”则又是在词汇层面上“惹子”的特殊音变，“若（子）”、“惹（子）”、“日”之间具有变化关系，即：“若（子）”[ɽǐak-tsǐə]＞“惹（子）”[ɽǐa-tsǐə]＞“日”[ɽǐět]。“日”的来历特殊在它是“惹子”的缩约音，“日”的[t]韵尾是在词汇音变过程中“惹子”词尾“子”的声母残音，否则难以解释由“惹”（无入声韵尾）何以变为用[t]韵尾的“日”字来标写的词。词汇音变与词化程度有关，词化程度越高则词音发生变化的可能性就越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