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 随着对外贸易的扩大, 中国蚕丝业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至本世纪20年代末达到历史最高峰。然而, 在30年代前期, 中国蚕丝业开始了全面衰落。关于其衰落原因及后果, 学术界至今尚缺系统而深入的专题研究。本文试图就这个问题进行全面探讨, 以期抛砖引玉。

一

30年代中国蚕丝业的衰落和当时发生的世界经济大危机有着密切的关系。

1929年10月美国纽约证券市场股票价格的暴跌, 标志着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到来。这场危机规模之大、影响之深, 都是空前的, 它几乎使所有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体系深深地陷入全面崩溃的境地。经济大危机造成了资本主义国家生产萎缩, 购买力下降, 生丝消费大大减少。首先我们来看看美国的情况。美国自世纪末特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 近代机器丝织工业迅速发展, 取代了法国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丝消费国, 至本世纪20年代后期所用生丝占世界生丝运销额的80%以上。经济危机爆发后, 美国生丝消费量迅速下降。请看下表：

1929-1934年美国生丝消费额 （单位：包=百斤）； [1]

年份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消费额	619 747	582 226	594 889	553 813	469 427	461 704

法国是当时世界上第二生丝消费大国, 它所消纳的生丝以华丝为主。经济危机期间, 法国丝织工业萎靡不振, 对华丝的需要量大大减少。1934年法国消纳华丝量较诸1930年减少了1/3。[2]

危机所造成的各国生丝销路急剧减少, 导致了国际市场上丝价的迅速下跌。纽约是当时的国际生丝贸易中心, 其丝价下跌如下表:

1928-1934年纽约丝价表 （单位：磅；价值：美元）[3]

年份	1928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平均丝价	5.03	4.56	2.80	2.61	1.57	1.53	1.40

纽约丝价的下跌, 严重地影响了华丝的国内市场。试以上海为例:高等白厂丝在1930年每担售价为1538元, 1931年跌为1441元, 1932年跌为909元, 1933年跌为690元, 1934年跌为530元, 1935年更跌为480元。[4]

为了摆脱危机, 资本主义各国纷纷采取措施, 其主要措施之一, 就是高筑关税壁垒。“按照美国商务部的统计, 从1931年7月1日至1932年5月1日,有75国增加了关税” [5] 。原来生丝进口免税的美国, 这时开始征收25%以上的生丝进口税, 加拿大也继起仿效。[6]瑞士本为中国辑里丝的老主顾, 每年进口1000多担, 织成丝织品后输往英国, 这时期由于英国放弃了传统的自由贸易政策而实行保护贸易政策, 对一切丝织品征收入口税, 造成了瑞士生产的丝织品成本增加, 销路不畅, 从而导致了瑞士生丝原料进口锐减。1931年, 瑞士来电订购辑里丝只有百余担, [7] 仅及往年的10%。

外汇倾销是资本主义国家摆脱经济危机, 嫁祸于人, 争夺国际市场所采取的特殊手段。在1929一1934年世界经济大危机期间, 绝大部分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了外汇倾销政策, 这对华丝输出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影响。19世纪70年代以来, 由于世界黄金产量减少, 白银产量增加, 金贵银贱日趋明显, 形成了以19世纪末和20世纪30年代初为代表的两个高峰。由于这时世界各国基本上都实行了金本位制, 只有中国仍然采用银本位制, 因此, 金贵银贱造成了中国汇兑的巨大损失即所谓“ 镑亏”, 严重地影响了中国社会经济。但是, 另一方面,由于中国实行银本位制, 银价的相对下降能限制进口, 刺激外销, 这对中国生丝输出来说是一个有利条件。世界经济大危机爆发之后, 各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倾销产品, 限制进口, 纷纷放弃了金本位制, 实行外汇倾销, 对华丝输出造成了极其不利的影响。首先, 它使由于中外汇兑而造成的有利于华丝输出的优势顿时丧失, 华丝输出量受到限制。其次, 它还使华丝在国际市场上同日丝竞争处于劣势。1931年日本放弃金本位之前, 日美汇率为100日元合49.37美元, 中美汇率为100银元合22.24美元。假定每担华丝国内市价为1000元, 折合美金为222元；假定每担日丝在其本国市价为500元, 折合美金为246元。这样, 华丝国内市价虽高于日丝国内市价, 但在美国市场上却低于日丝, 从而有利于华丝销美。这种情况在日本放弃金本位制、尤其是美国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之后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934年, 日美汇率跌至100日元合29美元, 中美汇率却因美国通货膨胀政策而升为100银元合33.78美元。假定此时日丝国内市价仍为每担500元, 而折合成美金却降为145元, 假定华丝国内市价跌为500元, 但折合美金则为169元, 反而贵于日丝。[8] 如果这时华丝在美国市场按照日丝同一价格销售, 势必亏赔。这种情况使得日丝能够顺利地控制美国市场, 排挤华丝。

危机期间, 美国实行的白银政策和通货膨胀政策也使中国蚕丝业蒙受了巨大损失。首先, 这些措施严重地限制了华丝输美数额。如上所述, 由于实行通货膨胀政策, 致使中美汇率上涨, 从而影响了华丝在美国市场上的价格和销路, 同时, 白银政策造成的银价飞涨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其次, 白银政策还深深地冲击了中国缫丝工业。中国缫丝工业的发展有一个突出的特点, 即丝厂资金短缺, 尤其是在江浙一带包括上海, 绝大部分丝厂都是租赁而来。由于资金短缺, 每当茧汛来临而需要大量资金用以周转之际, 各丝厂纷纷向钱庄、银号及银行、洋行大量借款, 造成了丝厂资金几乎完全依赖于借贷, 甚至有的丝厂工人的工资亦需由钱庄代发的现象。因此, 可以说中国缫丝工业的发展与金融业有着密切的联系。由于美国实行白银政策, 人为地抬高银价, 引起了世界银价飞涨, 致使中国国内存银大量外流,通货紧缩, 金融梗塞, 工商各界资金周转困难。在生丝销售非常迟滞的情况下, 金融机构对于丝厂贷款格外持重。1934年, 上海丝厂因资金缺乏而停业者达一半以上。[9]

这时期, 日本的竞争和侵略进一步打击了中国蚕丝业。日本的蚕丝业渊源于中国, 在明治维新以前基本上属于家庭副业, 发展缓慢, 生丝输出几乎阙如。明治维新以来, 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 举国上下, 朝野内外, 一致开始注意发展蚕丝业, 扩大生丝输出, 使日丝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至1909年, 日丝输出超过华丝一举而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生丝输出国。经济大危机爆发后, 由于美国丝织工业萧条, 生丝消费减少, 日本蚕丝业也受到了巨大的打击, 但是为了排挤华丝, 控制国际市场, 日本不惜采取了政府补贴以进行生丝倾销的政策。“1930年, 日本在海外屯丝, 积有万担之多, 而国内的屯积, 亦有10万余担。丝价一落再落, 每担竟低至500两左右。本年（1933）年春, （日本）政府乃颁布救济丝业法规, 规定以3000万元为限, 三年为期, 为补偿银行受抵生丝之损失。3月8日,政府决定以每担1250元之丝价, 受抵标准级以上之生丝15万箱（7万5千包）, 是年3月终, 帝蚕公司已收足5万箱,6月10日止, 各银行亦收足15万箱, 两共收受生丝11万2千包” [10] 。之后, 在日本政府支持下的“帝国蚕丝公司” 将积存生丝分别储存于国内和美国,“又将部分存丝故意削价出售, 所有损失, 由日政府及中央丝商协会补助之。一方笼络外商, 不购他国之丝, 一方贬价售出, 借以压倒华丝。于是华丝销路一落千丈” [11]。通过这些措施, 日丝在危机期间销美数额虽然略有下降, 但在美国生丝消费中所占比例却大大加强,几乎完全垄断了美国市场, 致使华丝在美国的销路濒于断绝。请看下表：

1929-1934年美国消费各国生丝数量及比例 （单位:担=百斤）[12]

年份	美国生丝消费额		华丝及所占比例		日丝及所占比例		欧洲丝及所占比例
1929	619 747	100%	66 372	10%	540 608	87%	12767	2%
1930	582 226	100%	89 788	15%	475 430	81%	17068	3%
1931	594 889	100%	66 165	11%	505 760	85%	22964	3%
1932	553 813	100%	22 047	4%	518 764	93%	12977	2%
1933	469 472	100%	26 200	6%	426 358	90%	16969	3%
1934	461 704	100%	------	----	446 001	96%	-----	--

日本在垄断美国生丝市场的同时, 并不忘情法国。中国生丝销场向以法国为大宗, 20世纪以来, 法国生丝消费量在国际上的霸主地位虽被美国取代, 但余势犹在, 居世界第二位, 其生丝来源主要是华丝。然而这种情况到危机期间发生了变化。据统计, 1930年里昂输入各国生丝共135.8万公斤, 其中华丝只有21.6万公斤, 而日丝却有22.2万公斤, 竟然超过了华丝。[13] 1934年7月21日里昂出版的《丝织业周刊》记载了该星期经过里昂有关方面烘验及公量检查过的生丝, 其中日丝514包, 华丝仅40包。同时, 该刊还记载了当时里昂市面生丝现货的价格:华丝“月兔”牌(条份13/15)售价57法郎, 日丝“*** ”牌(条份13/15, 与“月免”牌相等)售价45法郎。通过廉价倾销, 日丝又侵夺了华丝大本营法国里昂市场。[14] 日本除了在国际市场上排挤华丝之外, 还在中国境内采用种种卑劣手段打击中国蚕丝业, 如从中国套购生丝、蚕茧, 直接在华设立丝厂, 操纵中国蚕茧售价, 以及大量地输入人造丝, 等等。

众所周知, 从年开始的日本对华军事侵略是日本帝国主义为摆脱国内危机所采取的措施之一, 它给中国蚕丝业带来了极其不利的影响。“ 九一八事变” 之后, 日军侵占了我国东北, 使当时在我国蚕丝业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东北柞蚕业沦于侵略者的铁蹄践踏之下, 不归我有。据统计,“九一八事变” 使中国丧失了70%以上的柞丝。[15] 事变前, 蚕丝业发达的烟台每年从东北运入柞茧达10万笼, 占当地柞茧消费量的2/3以上；事变发生后, 烟台乡纩丝原料断绝, 偶尔有东北柞茧运入, 竟要征收关税。由于原料断绝, 成本提高, 烟台丝厂和绸厂几乎全部停工。[16] 1932年“ 一二八事变”中日军挑起的淞沪战火,又使江浙一带蚕丝业受到严重摧残。不仅如此,日军的这些军事侵略活动还造成了各地交通梗阻,金融窘迫,丝销断绝，致使本来就运销不便,资金不足的中国蚕丝业更加雪上加霜,一落千丈。

人造丝的迅速发展是中国蚕丝业衰落的又一重要原因。人造丝的勃兴, 一方面是科学技术发展的结果, 另一方面它和当时发生的世界经济大危机有着密切的联系。人造丝萌芽于19世纪中叶,到19世纪末正式产生。由于人造丝以植物纤维制成, 成本较低,价格一般只及生丝的1/3到1/4,所以它自产生和运用的那天起,就以价格低廉这一优势在国际市场上与生丝分庭抗礼。危机爆发后,资本主义各国经济萎缩,几乎所有的工业部门都停滞萧条, 唯独人造丝却在迅猛发展。请看下表：

1929-1935年世界人造丝产量 （单位：千吨） [17]

年份	1929	1930	1931	1932	1933	1934	1935
产数	198.6	192.0	224.0	239.0	340.7	354.0	455.0

按：其中不包括苏联产量

上述奇特现象的出现和当时发生的世界经济大危机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危机期间，人造丝迎合了社会上一般人士购买能力低、难以消费天然丝绸这类奢侈品而较喜爱外观华丽、价格便宜的人造丝织品这种消费心理，从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日益在国际市场上排挤着生丝。

人造丝发展的结果, 首先造成了各国对华丝需要量的减少。危机之前, 美国生丝和人造丝消费量逐年增长, 但其中生丝在用丝总额中所占的比例却逐年下降。1920年美国消费的生丝占用丝总额的75%,人造丝只占25%,到1929年生丝消费占38.6%,人造丝消费却占61.4%。危机发生后,美国生丝消费量减少了1/4,而人造丝消费量却激增一倍以上。到1933年,美国生丝消费量只占用丝总额的23.3%。[18] 这种情况对华丝销美带来了不利影响。当时美国的丝织业分为三大类, 即丝织厂(绸厂)、针织厂、线织厂。这三类工厂以往都以生丝为原料。进入30年代后, 丝织厂、线织厂所用原料有70%改为人造丝。丝织厂中的丝绒制造业历来使用广东丝, 这时广东丝的用场已经一落千丈, 大多改用人造丝, 线织厂所制之丝线、丝边向用我国辑里丝, 这时也大都改用人造丝。结果, 华丝在美国的销路, 仅针织业中的丝袜厂是赖。[19]

危机之前, 除美国之外还有法、意、德、英及瑞士等国为主要的生丝消费国家, 这些国家也是华丝的老主顾。可是到了20年代末, 特别是危机期间, 上述国家都积极发展人造丝, 以抵制生丝进口, 影响了华丝在欧洲的销路。如, 南浔仝昌经行所产的纺织牌生丝在20年代末曾经风行于法国、瑞士一带, 几乎每月都有来电订货, 平均每月15担,年销200包,颇有常规可循。除此之外, 该地所产的次等丝,行销法国,为数亦巨。自30年代开始, 由于人造丝的勃兴,南浔产丝在法国、瑞士的销场遂为所夺。[20]

迅速发展的人造丝不仅使华丝销路在国际市场上受到限制, 而且还大量地涌入中国, 冲击华丝的国内市场, 致使华丝后院失火。在30年代之初, 各国大量生产人造丝, 其中美国居于首位, 其次分别为日、英、意、法、德等国。这些国家所产人造丝不仅供给本国丝织用户, 而且还大量地向外倾销, 首当其冲的当然是实际上丧失了关税自主权的中国。中国大量地进口和使用人造丝开始于年代后期, 此后迅速增长。据估计,在30年代之初, 我国生丝每年消费数量最多不过12万担, 而同期人造丝进口数量却达13万担左右。[21]实际上, 这还不包括各国冒险家为了逃漏关税而进行的人造丝走私数目。可以肯定, 在30年代之初人造丝进口数量超过了或至少是相当于国内生丝的消费数量, 这对于我国当时的蚕丝业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二

中国近代蚕丝业是在对外贸易需要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在这种情况下, 国际生丝市场的涨落成为中国蚕丝业发展的重要杠杆, 它不仅决定了中国生丝出口贸易的盛衰, 而且还深深地影响了国内的缀丝、栽桑、制种、养蚕乃至有关的各个行业。1929一1934年爆发的世界经济大危机沉重地打击了中国蚕丝业, 导致了中国蚕丝业全面衰落。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 生丝输出数、价值和产量日益减少 中国生丝输出数量和价值在1929年达到历史最高峰, 随着经济大危机的发生, 中国生丝出口贸易日趋恶化, 从1930年开始, 无论是输出数量还是价值都迅速下降, 1934年达到历史最低点。此后, 由于世界经济开始复苏, 中国生丝出口贸易状况才略有好转。请看下表：

1929一1936年中国生丝输出量、价值一览表[22]

年份	数量（千担）	价值（百万元）	年份	数量（千担）	价值（百万元）
1929	190.0	230.09	1933	77.1	48.25
1930	151.4	170.10	1934	54.5	23.52
1931	136.2	131.93	1935	76.3	35.69
1932	78.2	51.31	1936	62.7	36.71

这时期, 我国的生丝产量也迅速下降。经济危机之前,我国的生丝产量究竟有多少呢？由于缺乏精确的统计资料, 我们只能作一个大体的估计。根据《中国丝业》作者曾同春推测,在20年代前7年中,中国的生丝年产量波动于22一27万担之间；[23] 根据国民党政府贸易局及日本蚕丝业同业组合中央会的调查,20年代末中国生丝年产量为25.2万担,[24] 另据1934年5月出版的《中国经济年鉴》所载,“往常(指二十年代后期)春丝产量,约300 000担”[25],若加上秋丝,年产生丝当在30万担以上。上述数据,出入较大,但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 即在本世纪20年代,我国生丝年产量基本上围绕着25万担上下波动。危机爆发后,我国生丝产量迅速下降:1931年全国春丝产量仅13万担,[26] 1933年全国产丝也只15万担左右。[27]

(二)中国缫丝工业的衰落 江浙地区是我国近代缫丝工业的中心之一。甲午战争后,这里的缫丝工业有了迅速的发展, 到本世纪20年代末进入了繁盛阶段。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发生使这里的缫丝工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各地丝厂停业者犹如秋风扫落叶。上海丝厂在最盛时有107家,丝车25 395架,但是到了1930年9月, 丝厂开工者只有32家,丝车6791架。1931年5月至7月,时值每年蚕业旺季, 丝厂开业者略有回升,计有70家,丝车18 326架,但到同年9月随着蚕业转入淡季,丝厂开工者又迅速下降为30家,丝车7097架。1932年5月至7月, 丝厂开业者虽回升为46家, 丝车12262架,[28] 但较诸上年蚕业旺季仍减少35%。上海在20年代末曾有7家双宫丝厂, 由于连年经济萧条, 欧美销路断绝, 至年底全行倒闭。[29] 由于丝厂关闭, 造成了大量的失业工人。在1932年5月至7月的蚕业旺季, 上海至少有3万多名丝业工人失业。[30] 无锡是当时江苏省最大的缫丝工业基地,20年代末全县约有50多家丝厂开工,然而到1934年底全县丝厂勉强开工者只有23家,至1935年4月更减至家,失业工人达3万余人。[31] 上海和无锡丝厂大都采取租赁制经营, 一般以一个年度为期, 在缫丝工业兴旺之际, 每架丝车租金为4一4.5两白银。进入30年代,随着丝厂停业,每架丝车租金逐渐跌至2两以下,1933年更跌为1.5两左右,尚且无人问津。[32] 于是有些厂主变更办法, 将租期缩短为半年, 或者3个月,但也无济于事。由于丝场租赁无利可图, 一些厂主便改祖赁丝厂为建筑公寓,或干脆在那里经营房地产。据调查,在30年代之初上海至少有21家丝厂是因此而废弃的。[33] 除上海和无锡而外, 江苏省的苏州、镇江等地丝厂停业的消息也时有所闻。至于浙江省的缫丝工业状况, 据1933年春调查, 当时杭州市“ 虎林、纬成、天章3厂已告停歇, 只存杭州、庆成、开元3家, 仅能维持现状, 自无发展可言。海宁县之双山、长安两厂, 虽继续开工, 但以市况不振, 缩小范围, 减少生产。双山丝厂当创办时, 资本原有3万元, 近已减至1万元。嘉兴之纬成公司裕嘉分厂、厚生丝厂、秀纶第一改良缫丝厂, 于年春均告停歇。海盐天成缫丝厂于初创时营业尚称发达,后以丝价暴跌,亦于去年年冬宣告停业”[34]。

与此同时, 我国其他各地的缫丝工业也不能逃脱衰落的厄运。广东在20年代丝业发达之时, 规模较大的丝厂有210家,[35] 1930年全省丝厂开业者121家, 1931年111家, 1932年58家, 1933年69家, 1934年开业者仅37家。由于销路不畅, 丝厂时开时歇, 没有定例。当时南海境内有数家丝厂因停业日久, 致使釜锅锈坏而被废弃。[36] 顺德是广东省蚕丝业最发达的地区, 在鼎盛时期, 计有大小丝厂(场)328家,缫丝女工27万, 30年代初, 勉强能维持常年开工者只有11家, 缫丝女工失业者不下万。[37] 四川缫丝业在繁盛时期, 丝厂机房林立,规模较大的铁机丝厂有20余家, 至于大车及扬返木机之丝厂为数更多, 尤以川北为最盛。危机发生后, 四川丝厂机房相继倒闭。1934年四川铁机丝厂几乎全部停歇。南充缫丝业在四川独树一帜, 20年代末全县有木机丝厂30余家, 铁机丝厂4、5家, 每年产丝2千余担, 直接间接以此为生者约20多万人, 至1935年, 各铁机丝厂全行倒闭, 木机丝厂减少1/3,全年产丝量不及鼎盛时期的1/10。[38] 山东周村丝厂以同丰、新记、恒兴德、德元丰四家为最大, 到1932年, 这4家丝厂全部倒闭, 至于规模较小的手工缫丝工厂（场）歇业者更多。当时周村各丝厂（场）失业工人合计有4一5万。临朐的丝厂也亏折不已, 完全依靠政府救济才得以勉强维持。这一年山东厂丝在上海积压者达3800箱。[39] 山东柞茧扩丝业集中在胶东, 最盛时期烟台有纩丝厂42家, 附近文登、牟平、丰妻霞、海阳等地共有纩丝厂(场)100多家。1931年, 烟台纩丝厂几乎全部停工, 其它各县的柞丝生产规模也大为缩小。[40] 湖北缀丝厂以光绪中叶张之洞创办的官丝局为最早, 民国初年尚能维持, 20年代以后因事中辍, 然则当时尚有成昌和等2、3家丝厂继起。后来, 在经济大危机浪潮的冲击下这几家丝厂全部倒闭。[41] 广西平南、丹竹、檬江等处, 在20年代蚕丝业最盛时期共有大小丝厂50多家, 到三十年代之初, 随着丝价一落千丈, 各地丝厂相率停歇。[42]

(三)各地农村蚕桑业的破坏 30年代前期, 受世界经济大危机的影响, 中国生丝出口日益减少, 生丝价格迅速下跌, 缫丝工厂纷纷关闭, 这些极大地破坏了我国各地农村蚕桑业。这首先表现在我国蚕茧产量大大下降。在20年代蚕丝业鼎盛时期, 我国的蚕茧产量究竟有多少呢？据《中华年鉴》统计, 1926年左右我国蚕茧产量为333万担,[43] 又据日本人上原重美1927年估计, 当时我国蚕茧产量为366.2万担,[44] 此外,还有一条材料讲到,“浙江为中国蚕丝最发达之省份, 年产鲜茧最多时达120余万, 占全国丝茧产额1/3”[45]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认为, 20年代蚕丝业鼎盛时期我国蚕茧产量(不包括柞茧)每年不下350万担。进入30年代之后,我国蚕茧产量迅速下降。1933年,全国干茧产量约80万担左右, [46] 如果按烘拆1:3计算, 则是年全国鲜茧产量为240万担左右。至1935年, 全国蚕茧产量为140余万担, 仅及危机前的40%,[47] 可谓一落千丈。

世界经济大危机的爆发, 还造成了我国各地农村桑蚕价格迅速下跌, 桑园面积急剧减少。浙江吴兴是我国著名的辑里丝产地, 该地桑田面积达50多万亩, 长期以来, 这里的农民以蚕桑为主业, 视蚕丝为生命线。在繁荣时期, 吴兴每担桑叶最高售价达4.5元, 最低亦值1.5元。1932年桑价惨跌为每担0.8至2.8元, 1933年虽回升为1.5至3元, 1934年又惨跌为0.3至1.2元。同时期吴兴蚕茧产量和价值也迅速下降。1930年茧产30万担, 每担售价60多元, 总值2000多万元；1931年产茧20万担, 总值900多万元, 1932年产茧12万担, 总值300万元；1933年产茧15万担, 总值375万元, 1934年是最糟糕的一年, 产茧不及10万担, 最好的茧价每担25元, 最差的仅售12一13元, 以每担平均18元计, 总值不及180万元。吴兴的蚕丝业由黄金时代进入了锈铁时代。江苏以太湖附近的无锡、江阴、武进为主要的蚕桑区。1930年无锡鲜茧产额为10万担, 1932年减为5.7万担。[48] 与此同时, 无锡桑园而积迅速减少。1930年, 全省桑田面积约25万亩, 1931年减为15万亩, 1932年再减为8.4万亩。同期, 江阴县的桑田面积也逐年递减, 分别为12.4万亩, 8.2万亩, 5.4万亩。鉴于栽桑养蚕无利可图, 甚至有亏赔之虞, 许多农民愤而伐桑, 改种水稻或其他经济作物。当时武进有1/4的桑树被砍伐。无锡由于农民伐桑, 1931年桑田及桑园面积减少了1/3, 至1934年减少了3/5, 同期无锡育蚕户数减少了一半左右。素有“广东丝库”之称的顺德在30年代之初, “因茧价由每斤2元跌至2毫, 桑叶价格也从每担5元跌至6毫。摘桑叶的工资每担还要付出6毫至6毫半,因此农民宁可弃桑而不采。······而桑田完全被废弃了的达3/10”[49]。四川在繁荣时代每年产茧50万担左右,经济危机期间, 由于丝价低落, 销路疲滞, 丝厂倒闭, 茧无人收, 农民纷纷伐桑, 尤以川北为甚, 几乎砍去2/3, 川南由于蚕丝运往缅甸、印度而有特殊的销路, 所受影响较小, 但也砍去桑树。[50] 山东周村往昔每年产茧约百余万斤, 茧价最高时达每斤8角,1932年产茧只有20余万斤, 茧价低至一角几分, 尚且无人问津, 致使许多农民拔桑种烟。[51]广西苍梧县长洲以前桑田面积占耕地面积的60%, 几乎家家种桑养蚕, 30年代以后, 由于每担鲜茧从100元跌到20元, 农民养蚕无利可图, 许多人便将桑田改种杂粮和瓜菜, 到1934年该地桑田面积减少了一半, 而且剩下的也都荒芜不堪。[52]

茧产下降, 茧价下跌, 桑田减少, 导致了各蚕桑产区农村经济残破不堪。吴兴南浔曾以盛产辑里丝而富庶闻于天下,该地农民收入以产丝为大宗, 一般人士以吃“ 丝饭” 为荣幸。可是到了1932年, 这里的人再也吃不上引以为自豪的“丝饭”了, 而是纷纷前往救济机关设置的粥厂就食。这年春天, 小小的南得一镇竟设有三家粥厂, 粥厂前就食者人头攒动,[53] 其丝业衰落, 经济残破, 于此可见一斑。由于蚕农破产, 生计无靠, 啼饥号寒, 许多地区例如无锡和吴兴曾经因此而多次发生抢米风潮。不仅如此, 各地因蚕价下跌而造成的农民愤而伐桑还带来了严重的后遗症。1935年, 随着世界经济大危机的结束, 欧美诸国经济逐渐复兴,对生丝需要量迅速增加, 世界市场上生丝价格开始上涨。在这种形势下, 和国际市场有着密切联系的中国缫丝工业按说应该获得迅速的恢复和发展, 然而实际情况却不完全如此。江浙一带丝厂除少数几家而外, 绝大部分都因无茧可缫而开工不足。这年2月至5月, 沪锡两地, 存栈求售之干茧, 不足千担, 仅敷两地丝厂半月之用”[54]。农民在危机期间愤然伐桑及在危机之后对栽桑养蚕仍怀戒心, 可以说是造成这时期丝厂原料缺乏、开工不足的主要原因之一。

(四)对其他行业的影响 世界经济大危机期间, 由于各地蚕丝业的衰落, 其他各个与之相关的行业, 如新种制造、丝茧交易以及商业、金融等, 都受到一定的影响。我国新种制造业, 即改良蚕种制造业发韧于林迪臣创办浙江蚕学馆(1897年)。蚕学馆于1898年春制造新种500张,分送农民试育, 开近代改良蚕种制造之先风。此后, 各地公私机关经营改良蚕种制造业者逐渐增加, 但规模不大, 其初总产量仅以千计, 直到本世纪20年代前期, 每年产额不过数万张而已。20年代中后期, 随着杂交蚕种试育成功以及政府竭力提倡推广, 改良种制造业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尤以浙江、江苏两省为甚。据调查, 两省共有新种场近300所, 制种额由数万张上升为427万张, 规模亦由小到大, 颇极一时之盛。30年代之初, 随着蚕丝业衰落, 各地新种制造业大受影响, 相继倒闭者十有八九, 其他继续经营者也缩小范围。[55]

蚕丝业的衰落, 造成了以买卖生丝、蚕茧为营业内容的经行、茧行数量的减少及规模的缩小。经行(或称丝行)是随着专业机户的产生而出现的, 其数量增减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生丝生产规模的大小。南浔在1931年尚有辑里丝经行16家, 各家资金自5万至10万元不等,到1932年春只剩下12家开业, 其资金总额仅及往年的4-5家而已。当时震泽虽有16家经行开业, 但亏本几达百万元。[56]蚕行的出现是蚕茧商品化的结果, 它兴起于19世纪末缀丝工业迅速发展之际, 主要集中于江浙地区。茧行的经营在清末民初虽然带有一定的垄断性, 但它在一定的程度上加速了蚕茧商品化, 为丝厂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原料。1924一1925年期间,江浙共有茧行1115家, 进入30年代,由于丝厂倒闭, 茧价下跌,许多农民或者停止、减少养蚕, 或者留茧自缥, 致使以经营蚕茧买卖为业的茧行也纷纷随之闭歇。到1935年, 江浙两省茧行只剩下676家。[57]

蚕丝业的衰落, 还影响了许多地区的金融和商业。浙江“崇德为蚕桑之区, 其利息最高之时厥在蚕汛初起。当其时养蚕之家, 皆需购买蚕种, 需要资金者多, 年利常达3分左右。今(1934年)虽给以4分5分之利, 亦无贪图高利从事放借之人”。吴兴“近年农村衰落, 丝茧贬价, 农民因急需而向当铺抵押。当铺因感贷多赎少, 致有限制之举”[58]。农民银行吴江分行在1932年2-5月曾给该地农村合作社发放蚕业信用贷款7.5万元, 而如期偿还者只有1/10。该地江丰银行也曾发放蚕业贷款4一5万元, 如期偿还者也只有1/3左右,[59] 致使该地农民于银行方面信用破产, 其后果是严重的。由于丝业萧条, 偌大一个以产辑里丝而闻名中外的南浔镇到1935年只剩下一家钱庄和一家银行, 破落之象不堪入目。[60] 平湖因桑茧价格惨跌, 商人资本在农村流行的“寒叶” 交易早已停止, 向来放“加一钱”的高利贷者也不敢任意出贷了。山东临朐由于丝业破产, 金融枯竭, 农民常以四分之利贷款也找不到贷主。[61]广东顺德在丝业发达之时, 金融业务在全省首屈一指, 每届蚕丝交易时平均每日由广州运银赴顺德各属购丝者有30万元,总计县内每月有上千万元之现款流动周转,不但丝商获利丰厚, 而且使该县大良、陈林、容奇、勒流、水藤等地专营汇划业务的银号大加扩展, 达数百家之多。后来随着丝业一落千丈, 这些银号闭歇者十有七八。[62]此外, 四, 、河南等地的许多商业集市也因丝业交易萧条而呈败落之状。[63]

三

长期以来, 生丝是中国大宗的出口商品, 其价值在本世纪年代末以前一直属于出口商品中的首位。不仅如此, 缀丝工业还是我国近代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 而蚕桑业则是我国各地尤其是浙江、江苏、广东、四川等地农村经济的主要支柱。因此, 蚕丝业和我国的国民经济有着密切的联系。世界经济大危机造成的我国蚕丝业衰落, 不仅大大地减少了我国的外汇收入,而且还造成了我国缫丝工业衰退, 农村经济崩溃, 以及金融危机, 带来了严重的社会间题。正因为如此, 中国蚕丝业的衰落引起了许多人士的严重关切, 他们纷纷要求政府采取相应的措施, 挽救垂亡的蚕丝业。当时的政府为了减少外汇损失, 安定国内经济, 在丝业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下, 采取了一系列挽救和改良蚕丝业的措施, 使中国蚕丝业即使在世界经济大危机期间也出现了某些新气象。

面对着中国蚕丝业日趋衰落, 政府采取了“治标”和“治本”的办法。现分别叙述如下。

所谓“ 治标”，就是针对当时丝销不旺, 丝厂停工, 金融梗阻而采取的救济措施, 以解燃眉之急。其主要内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发行丝业公债 1931年, 政府鉴于江浙地区生丝积压, 丝厂停工, 以及丝茧抵押于银行、钱庄而影响了金融界资金周转,乃由财政部和实业部联合出面发行江浙丝业公债800万元, 以其中2/4为奖励生丝出口救济丝业之用, 按两部丝车折一担丝补助公债160元, 以1/4为改良蚕桑之用, 充中央农业试验所改良蚕桑设备之用, 以1/4为改良丝厂器械之用(后因基金问题没能解决, 此项公债并未发行)。这次公债基金由每担生丝出口征收特捐元作为偿本还息之用。[64]公债发行后, 收效不大, 江浙等地的陈经陈茧在上海仍然堆积如山。至1932年, 上海积压陈茧10万担, 陈丝3万担, 全部抵押于金融界, 押款总额达2000多万元。政府鉴此危状, 多次邀集金融、丝茧二界人士商讨对策, 决定组织陈丝陈茧整理及推销两个委员会, 同时由行政院咨请立法院议决发行救济丝业短期公债300万两,专为奖励生丝出口之用,其基金来源于中央拨付江、浙两省裁厘协款, 规定以8个月为整理期。在此期间, 陈丝出口每担补助白银百两, 结果共补助20000多担生丝出口。[65] 除江浙之外, 山东省政府鉴于丝销大减, 也于1934年议决发行公债40万元以挽救丝业。[66]

(二)减免生丝各种捐税及提离人造丝进口税 丝业捐税在鸦片战争前早已有之, 战后日益增加。五口通商时期, 生丝出口每包(百斤)纳税银10两。厘金制度推行后, 内地生丝运销也需纳厘捐。1866年,生丝从内地运往通商口岸每包纳税在30两以上。[67]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 生丝出口除纳正税外, 尚须纳子口税。1931年, 政府颁布了新的出口税则, 规定在丝经类出口税当中, 白丝由每担征银10两增至15两, 灰丝由2.5两增至7.5两, 黄丝由7.5两增至10.5两, 同宫丝由5两增至7.5两。[68]由于政府滥征生丝捐税, 致使华丝在国际市场上与日丝竞争处于更加不利的地位。在这种情况下, 丝业各界人士纷纷奔走呼吁, 呈请政府减免生丝捐税。政府迫于舆论, 同时也为了奖励生丝出口, 挽救江河日下的中国蚕丝业, 乃在出口新税则颁布的第三年, 即1932年下令暂行停征生丝出口税及特税(其中包括1931年发行丝业公债时为筹集基金而征收的每担出口生丝交纳30元的特捐), 并酌给补助费。[69] 1934年,全国经济委员会蚕丝改良委员会成立后, 又呈准政府通令各省镯免一切丝业捐税。在减免生丝捐税的同时, 鉴于人造丝大量地涌入中国, 严重地影响了生丝的国内销路, 政府从1933年5月开始增收人造丝进口税, 由原来的每担征收58金单位增加到73金单位。[70]

上述措施虽然稍微推动了华丝出口, 减少了丝厂损失, 但由于世界经济不景气, 丝价奇廉, 华丝仍然销路疲滞, 丝厂亏赔不已, 因此,中国蚕丝业衰败的局面仍无根本的改观。

为了挽救中国蚕丝业, 在采用“治标”办法的同时, 政府在丝业各界人士的强烈要求下还采取了“治本”的措施。所谓“治本”,就是对中国蚕丝业进行全面改良。中国蚕丝业的改良并非始于此时, 它肇端于1897年杭州太守林迪臣创办的浙江蚕学馆, 此后, 各地陆续仿效。然而在此期间的蚕丝业改良都是以各地地方官绅为主角, 以制造新种为主要内容, 时兴时废, 规模不大, 领域不广, 因而收效有限。真正的大规模地由政府组织的并得到丝界人士广泛响应的蚕丝业全面改良运动, 应该说是开始于本世纪30年代。在此期间江浙两省实行的蚕业统制及1934年全国经济委员会蚕丝改良委员会的成立, 将中国蚕丝改良运动推向高潮。蚕丝业改良运动主要在江浙一带进行, 此外, 广东、四川、山东等省也有相应的举动, 但规模及成效都不如江浙引人注目。那么, 蚕丝业改良运动的内容和成效究竟如何呢?它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推广改良种, 取缔土种 长期以来, 我国蚕种均系土法制造, 品质既劣, 病毒又多, 亟待改进。至本世纪20年代, 随着杂交种试育成功, 改良种开始引人注目, 时有“ 打倒土种”,“ 提倡改良种”的口号, 各地新种制造场纷纷设立, 颇极一时之盛。由于其中不乏粗制滥造、唯利是图之辈, 影响了改良种的生产和推广。1931年江浙发生数十年未见之大水灾, 更使江浙蚕种制造业一度陷入萧条状态。在这种情况下, 政府从1933年春开始实行蚕种统制, 其目的在于以行政力量严格取缔劣种劣茧,使出品优良, 整齐划一。所采取的具体办法是, 首先,就土种和改良种各指定二种为标准种, 从1933年秋开始, 各制种场制种出售及农民购种饲育概以所指定的品种为限同时, 鉴于夏种每多低劣者,而投机商人因贪图厚利每以夏种夹杂春秋种中出售, 于是决定从来年开始严格禁制夏种并禁饲夏种。其次, 督促各地种场改进产品质量, 确定其制造蚕种所应具备的条件, 规定除江、浙两省省立原种制造场外, 所有私人设立的制种场以及蚕桑试验机关无论公立或私立如欲制造原种, 概须向江浙蚕业联合统制委员会申请登记, 并经审查具备相应条件方可制造。第三, 对蚕种价格及产销数量进行统一管理, 以使供求适应, 价格平衡, 免致种商操纵而影响蚕农经济及丝商血本。[71]等等。由于蚕种统制是通过行政手段来进行的, 加上有的人在推广改良种、取缔土种的过程中方法失当,酿成一些风波, 因此, 蚕种统制在实施过程中曾遭到不少人的非议和农民的反对。不过, 总的来说, 蚕种统制的确起了积极作用, 它使江浙两省新式制种场大大增加,制种数量与日俱增, 改良种日益取代土种而为农民所采用, 到抗战前夕, 江苏土种几至绝迹, 浙江土种也大为减少。[72] 改良种的采用, 首先提高了蚕茧质量, 减少了制丝耗损。当时制丝百斤, 采用土种蚕茧烘折一般在300斤以上, 缫折在500一700斤之间, 而采用改良种蚕茧烘折降为280斤左右,缫折只有360斤。其次,还提高了蚕茧售价。1936年春, 江、浙二带鲜茧土种每担扯价为21元, 而改良种每担扯价达30元。[73]

(二)设立各种蚕业指导机构 我国蚕丝业向为农民自家经营, 缺乏相应的指导机关。本世纪20年代, 江浙等地虽设有蚕业试验场, 但多为研究性机构, 其重点不在于指导农民栽桑养蚕。危机爆发后, 政府开始意识到对各蚕区农民进行指导的重要性, 于是在各蚕区设立了许多蚕业指导机构。这项工作主要由全国经济委员会蚕丝改良委员会进行, 所获成效有:1.育蚕指导。在江苏成立金墰改良蚕桑模范区, 在浙江成立杭县及萧山两个改良蚕桑模范区, 此外还分别在江、浙、皖、鄂、鲁等省设立蚕业指导所共达余处, 派遣技术人员从事实际指导。其指导工作大致分为领发蚕种、稚种共育、改良上簇、蚕室蚕具消毒、技术指导、合作烘茧及产销合作等数项。2.训练蚕业人才。1934年3月在江苏设立了蚕桑指导人员养成所及蚕桑试验部。无偿散发桑苗。鉴于1930年以来丝业衰落, 农民无心养蚕, 任由桑树老废, 甚至有伐桑之举, 深恐丝市繁荣之日反有桑料缺乏之虞,于是订立无偿配给桑苗办法,规定凡是老废桑园及荒山废地而宜于栽桑者, 均可向政府无偿领种优良桑苗。1934一1936年各省领种桑茧共计500万株。[74]

(三)设立农村蚕业合作组织 为了维护蚕农的利益, 稳固蚕茧质量, 减少养蚕费用及防止商人垄断操纵,政府在江、浙、鲁、粤等省设立了蚕业合作组织, 其中以浙江省为最多。1933年浙江省仅设有77所养蚕合作社, 1934年则增至262所, 1935年更增至333所, 颇极一时之盛。江苏省从1936年春开始, 也多方组织, 设立70余所。山东省从1934年5月开始宣传成立蚕业合作组织, 选定在该省蚕丝业最发达的临朐、益都两县进行, 当年即成立有限、无限蚕业生产运销合作社所, 另外尚有2家蚕业联合社, 到1936年虽然减少了56家, 但其规模仍属不弱。广东省从1935年开始提倡, 第二年组成11所, 另外还有不少处于筹备之中, [75] 可谓方兴未艾。

(四）更新缫丝设备 我国缫丝，向恃人力木机煮茧烘茧, 仅靠炭火。由于设备落后, 缫法不良, 制成之丝, 粗细不匀, 胶质坚硬, 运销欧美之后往往要进行再缫, 19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 广东、上海等地出现了一批新式机器缫丝厂, 采用法国和意大利直缫机, 以蒸汽为动力及代替炭火烘茧煮茧, 开中国缫丝之新纪元。然而, 随着科学进步, 缫丝设备更新换代, 到本世纪20年代末, 各地丝厂器械日益落后于时代, 当时我国只有无锡华新丝厂、浙江省立杭州丝厂拥有最先进的多绪机,[76] 其余丝厂则仍然完全采用多年前引进的意大利式直缫机。设备的落后, 造成了华丝品位远远落后于日丝。因此, 从30年代开始, 提高华丝品位成为丝业各界共同关心的课题。在这种情况下, 江浙两省开始更新缥丝设备。江苏丝厂的设备更新, 主要是依靠民间资本的力量进行的。据调查, 抗战爆发前夕无锡已有2/3的丝厂拥有升降机, “即使说无锡蚕区至少在事变前直缫式的工厂已经绝迹也毫不过言”。1927年, 整个江苏省只有1台煮茧机, 而到1936年则已有56台。[77] 与江苏的情况稍有不同, 浙江丝厂的设备更新主要是依靠地方政府的支持而进行。1934年, 浙江蚕丝统制委员会购买了最先进的多绪缫丝机部及一批扬返车、煮茧机借拨给本省各地丝厂使用。1936年春, 又购买多绪机1200部、扬返车900部、煮茧机7台, 借拨给杭州、庆云等12家丝厂。[78] 通过这些措施,“抗日战争前的浙江制丝业超过了无锡, 面貌焕然一新。1937年春季与1930年比较, 丝厂由25家增加到32家,还有一家丝厂正在建设中。过去一釜也没有的多绪机增加315到釜, 占总釜数的25%, 超过了无锡。同时, 拥有起重机(升降机—引者)的丝厂由8个(32%)增加到20个(62.5)。煮茧机也由5台增加到32台。2/3的丝厂设置了煮茧机” [79]。新式设备的采用, 大大提高了缫丝效率及质量,“在昔旧式丝车每日产丝不过八、九两, 使用是项新式丝车后, 已可增至20余两, 旧式丝车缫七十八分匀度之丝已感不易, 新式丝车缫八十五分匀度以上不甚难”[80] 。这一成绩超过了当时美国绸厂要求的所用生丝匀度必须在80分左右的标准, [81] 足以和日丝抗衡, 从而提高了华丝在欧美市场的竞争能力和信誉。

(五)改替生丝外销 中国生丝通常由上海、广州运往国外市场。长期以来洋行控制了中国生丝出口贸易和生丝检验。根据中国生丝出口贸易习惯, 无论是土丝还是厂丝一般都由地方丝商收集, 转卖于输出商人, 而输出商人又托丝行、丝号、丝栈等机构或买办与洋行商议,由洋行或洋商组织的检验机构进行生丝检验, 划定产品等级, 成交后由洋行运销海外各生丝消费市场。由于生丝从生产到运往国外织造, 数易其手, 不仅使生丝每次转手价格随之增加, 而且还造成了生丝生产者与国外用户相互隔膜, 生丝的质量、规格不符合国外用户的要求。从20年代开始, 中国丝商和丝厂为了摆脱这种不利局面, 特别是摆脱洋行的控制和操纵, 华丝直接运销国外的声浪逐渐涌起, 先后有华通、绪成、虎林等丝厂或公司设立了生丝出口部。截至1930年,上海华商生丝出口公司有华通、通运、景星、纬成、虎林等五家, 直接运销亚洲、非洲及美国的生丝共计7300包, 占当时上海生丝输出总额的18%左右。[82] 不久, 由于丝销不景气, 上述五家生丝出口公司只剩通运一家继续营业, 其余相继歇业。尽管如此, 为了扩大生丝销路, 减少售丝损失, 摆脱洋行操纵, 丝业各界人士仍在积极组织华丝直接对外推销公司, 如无锡丝业巨头薛寿营创办的华新、永泰、锦记等丝厂, 都特派专员赴美常驻, 负责产品宣传与推销。[83] 1935年4月, 浙江蚕丝统制委员会成立生丝推销委员会, 设办事处于上海, 将会中缴成生丝集中起来, 检定品位, 按同一规格包装整理, 推销国外。总计该会当年向国外推销生丝不下八九千担, 颇得信誉。1936年, 为谋直接对外推销, 浙江蚕丝统制委员会又将生丝推销委员会加以充实, 特别添设出口部, 并派人在国外调查联络。在浙江的带动下, 苏、粤等省也多注意及此, 以图改进。[84] 在发展生丝直接对外贸易的同时, 为了摆脱洋行的控制, 政府进一步完善生丝检验制度。1929年7月, 成立生丝检验处, 隶属于上海商品检验局, 同年10月又将由外商掌握的“上海万国生丝检查所”收归国有。1930年4月, 实行公量检验制,从此上海外销生丝均以该处公量检验的结果为计量依据。从1933年开始, 为了唤起缫丝厂家注意质量, 举办生丝品质检验。1936年7月, 正式实施品级检验, 规定我国丝商、厂商与出口商绝大数属外商之间的生丝交易基本上按上海商品检验局所出品级证书的等级计价。[85] 除上海之外, 广东省建设厅亦于1930年11月设立了生丝检查所, 对出口生丝进行检验。通过这些措施, 长期以来我国生丝外销由洋商操纵的局面开始改观。

除了以上的内容, 当时的蚕丝改良运动还包括茧行统制、茧价统制、推广秋蚕、丝厂联合, 等等。由于这些活动规模有限, 收效不大, 此不一一述评。

全面评价以蚕业统制为主体的蚕业改良运动不是本文的目的所在。不过, 有一点我们可以肯定, 总的来说, 这场运动对于挽救衰败中的中国蚕丝业无疑起了积极作用。

20世纪30年代, 这是中国近代蚕丝业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由于中国近代蚕丝业是在对外贸易需要的刺激下发展起来的, 国际丝市的波动决定着中国生丝出口贸易的盛衰, 而生丝出口贸易的盛衰又制约着国内蚕丝业的兴废, 这种状况造成了中国蚕丝业依赖于国际市场。同时, 由于封建主义、资本主义的剥削、压榨, 造成了中国人民大众的贫穷落后, 消费低下, 限制了生丝的国内消费, 加深了中国蚕丝业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关系。在这种特定的环境下, 中国蚕丝业走上了以出口→缫丝→养桑→栽桑为主要途径的道路。在这条道路上, 随着国际市场对生丝需要量的增长, 中国近代蚕丝业逐步发展, 在本世纪年代末踏上了它的顶峰同时, 也是在这条道路上, 随着1929一1934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爆发、国际市场对生丝需要量大为减少, 中国近代蚕丝业又迅速跌入了全面衰退的深渊。这是30年代中国蚕丝业的一个转折。

中国蚕丝业虽然有着悠久的历史, 但是长期以来, 制种、栽桑、养蚕、缫丝、外销等各个领域, 技术落后, 设备陈旧, 经营不善, 然而这些弊端在经济大危机之前并没有充分地暴露出来, 也没能引起各界人士的足够重视。1929一1934年世界经济大危机的爆发, 造成了中国蚕丝业的全面衰落, 也暴露了中国蚕丝业的所有弊端, 从而引起了丝界人士和政府的深思与反省, 针对暴露出来的种种问题, 采取相应的措施, 提高技术, 更新设备, 改善经营, 使中国蚕丝业出现了一些振兴的新气象。这是30年代中国蚕丝业的又一转折。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有理由认为, 随着世界经济危机的结束, 国际市场对生丝需求量的回升, 中国蚕丝业完全有可能走上较诸经济大危机之前更加迅速发展的道路。然而,1937年的卢沟桥炮火使中国人民艰难开辟出来的这条道路毁于一旦, 中国蚕丝业在万劫不复的窘境中走完了它的近代历程。这是中国近代蚕丝业的悲剧。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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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钱承绪前引文,页29。

[5]《一九三二年上半年之世界经济》, 载《东方杂志》第29卷第4号,页75。

[6]高景岳:《无锡缎丝工业的发展和企业管理的演变》, 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页104, 1983年第一期。

[7]赵鼎元:《辑里湖丝调查记》, 载《工商半月刊》第4卷第23号,页20,1932年12月1日出版。

[8]章有义:《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3辑, 页401一402。

[9]石毓符:《中国货币金融史略》, 页270, 1984年出版。

[10]朱美予:《世界丝业概况》, 1934年版,页125；转引自周匡明《中国近代蚕业史概论》（3），页15，载《中国纺织科技史资料》, 第11期, 1982一1983年。

[11]1934年1月27日《中华日报》, 转引同上。

[12]张任侠:《中国丝业及其对外贸易之史的回顾》, 载《中国实业杂志》第3卷第1期,页2414, 1936年1月。

按，日丝1929年及1934年的输美数量,采用杨大荒前引文所列表,原表单位为包，每包=百斤。

[13]张任侠前引文,页2413。

[14]钱承绪前引文,页19。

[15]周匡明前引文,页16。

[16]《山东蚕柞业之调查》, 载《工商半月刊》第7卷第3号,页63-64,1935年12月1日出版。

[17]瓦尔加:《世界经济危机(1848一1935》,页429, 世界知识出版社,1958年版。

[18]王天予:《人造丝与蚕丝》,载《中国实业杂志》第1卷11期,页2000,1935年一年版。

[19]缪钟秀:《美国丝业考察记》 ,载《国际贸易导报》第5卷第8号，页29一31,1933年8月31日出版。

[20]赵鼎元前引文,页20。

[21]王天予前引文,页2004。

[22]D.K.Lieu:《The Silk Industry of China》,P.265,1940年版。

[23]曾同春:《中国丝业》,页82, 1933年商务版。

[24]戴礼澄:《蚕丝业泛论》,页35,1938年商务版。

[25][26]: 《中国经济年鉴》第11章, 工业,页267,1934年5月出版。

[27]1935年续编《中国经济年鉴》第5章,农业,页121。

[28]D.K.Lieu前引书, 页121一122。

[29]《工商半月刊》第4卷第24号,国内经济,页4,1932年12月15日出版。

[30]D.K.Lieu前引书, 页121一122。

[31]陈真:《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5辑, 页139一140。

[32]刘大钧:《中国工业调查报告》,上册,页55,1937年版。

[33]D.K.Lieu前引书, 页93。

[34]《中国实业志· 浙江省》第7编,页40, 1933年版。

[35]饶信梅《广东蚕丝业之过去与现在》, 页8, 载《国际贸易导报》第1卷第7号, 1930年10月出版。

[36]刘大钧前引书, 页48-49。

[37]《粤省之蚕丝业》,载《国际贸易导报》第6卷第6号,页265,1934年6月10日出版。

[38]章有义前引书, 页478。

[39]《鲁省丝业衰落》,载《工商半月刊》第5卷第8期,页77-78,1933年4月15日出版。

[40]《山东柞蚕业调查》, 载《工商半月刊》第7卷第3号,页64,1934年2月1日出版。

[41]刘大钧前引书,上册,页48。

[42]陈鼎新、张其俊:《广西平南县之蚕丝业》,载《农声》第230期,页6, 1943年出版。

[43]章有义前引书, 第2辑,页222。

[44]周匡明前引文（2）, 载前引杂志, 第10期,页95。

[45]钱承绪前引文, 页165。

[46]1935年续编《中国经济年鉴》第5章,农业,页121。

[47]钱承绪前引文,页130。

[48]D.K.Lieu前引书, 页7、10、54。

[49]章有义前引书,第3辑, 页626一627。

[50]尹良莹《四川蚕川改进史》,页31,1947年版；章有义前引书,第3辑,页628。

[51]《鲁省丝业衰落》, 载《工商半月刊》第5卷第8号,页77；章有义前引书,第3辑,页628。

[52]章有义前引书,第3辑,页627。

[53]赵鼎元前引文,页18。

[54]钱天达：《景气声中之蚕丝业》,载《国际贸易导报》第5卷第8号,贸易动向, 页5,1987年3月15日出版。

[55]戴礼澄前引书, 页90一91。

[56]赵鼎元前引文,页18。

[57]唐传洒、欧阳侃《江浙两省茧行家数及浙江丝行的家数》, 载《经济学术资料》, 1982年第11期,页57。

[58]章有义前引书,第3辑,页478。

[59]赵鼎元前引文,页17一18。

[60]甫人：《南浔丝业之衰落》, 载《绸缪月刊》第1卷第12期, 经济通讯之一，页28,1934年8月15日出版。

[61]章有义前引书, 第3辑,页679。

[62]《粤省之蚕丝业》, 载《国际贸易导报》第6卷第6号,页247,1934年6月10日出版。

[63]尹良莹前引书,页46； 《河南蚕丝业现状》, 载《国际贸易导报》第7卷第11号,页111,1935年11月10日出版。

[64]夏道湘:《中国蚕丝业概况及其复兴之我见》, 载《中国实业杂志》第1卷第8期,页1411,1935年。

[65] 《去年苏浙丝业不景气之情况》, 载《工商半月刊》第5卷第2期,国内经济, 页71,1933年1月15日出版；夏道湘前引文,页1421。

[66]戴礼澄前引书,页155。

[67]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2册,页772、838。

[68]章有义前引书,第3辑,页237。

[69]戴礼澄前引书,页155。

[70]陆辉《人造丝进口贸易的观察与瞻望》, 载《工商半月刊》第6卷第18期,撰述,页30,1934年9月15日出版。

[71]《江浙蚕业实行联合统制》, 载《工商半月刊》第5卷第19号, 国内经济,页91一92,1933年10月1日出版。

[72]谭熙鸿、夏道湘《十年来之蚕丝事业》,页7, 载《十年来之中国经济》, 1947年版。

[73]钱天达:《景气声中之蚕丝业》, 载《国际贸易导报》第9卷第3号, 贸易动向, 页4。

[74]戴礼澄前引书, 页165一166。

[75]戴礼澄前引书, 页152。

[76]奥村哲：（日文）《恐慌下江浙蚕丝业之再编》, 载《东洋史研究》, 第37卷第2号,页90, 1978年出版；《新式杭州缫丝厂》, 载《国际贸易导报》, 第3卷第7号,1930年10月1日出版。

[77]奥村哲前引文, 页90。

[78]钱承绪前引文, 页167。

[79]奥村哲前引文, 页99。

[80]钱承绪前引文, 页167。

[81]赵鼎元前引文, 页17。

[82]缪钟秀、李安：《二十年来之蚕丝业》,页15、30, 载《国际贸易导报》第2卷第1号,1931年1月1日出版。

[83]《工商半月刊》第5卷第21号,国内经济,页67,1933年11月1日出版。

[84]钱承绪前引文， 页167；戴礼澄前引文，页179。

[85]戴礼澄前引书， 页149；蔡无忌：《解放前的上海商品检验局工作概略》，载《文史资料选辑》第18辑，页138-139，文史资料出版社1983年版。

原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