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蚕丝业有着数千年的灿烂历史，一直是广大农民的主要家庭副业之一，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国计民生的一个重要支柱。然而，千百年来，中国蚕丝业长期徘徊不前，几乎没有重大改进。蚕农墨守旧法，陈陈相因，技术落后，设备简陋，既限制了蚕丝生产的发展规模，又影响了蚕丝的质量和价值，使之日渐难以适应欧美工业革命以后国际市场的新需要，这种状况到了鸦片战争以后才开始有改善。民国初期（1912-1927），中国蚕丝业借着辛亥革命以后政治、经济、思想、文化诸方面出现一系列变化的有利时机，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了大规模的改良，初步形成了我国蚕丝业近代化的基本格局。在中国蚕丝业由传统向近代迈进的历程中，民初蚕丝业改良起到了承前启后的历史作用。一

自古以来，丝货是我国最重要的输出物品之一，一直完全垄断着国际市场，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生丝输出随着西方丝织工业的发展、国内一批通商口岸的开放而逐年增长。1883年中国生丝输出量为9920担，1845年为10576担，1856年为63357担，1876年79385担，1899年为148100担。1生产输出的急剧增长，刺激了国内蚕丝业的发展，不仅浙江、江苏、广东、四川这著名四大蚕丝产区蒸蒸日上，而且其他省份的蚕丝业也有了一定程度的在发展，就连一些偏远的地区也出现了许多新的蚕丝产区。整个中国蚕丝业呈蓬勃之势。

然而，在这繁荣的背后，隐藏着严重的危机。中国缫丝向恃人力木机，由于设备简陋，缫法不良，产丝粗细不均，胶质坚硬，运销美后需要再缫才能上机织造，这一问题随着欧美丝织机械花化的提高而日益引人注目。一向大批进口中国生丝的西欧商人在19世纪70年代不止一次抱怨中国生丝缫制和包装的粗劣，指出：“除非在这两方面采取改进措施，他们（中国）生丝就必须从我们的消费中排除出去。”②与此同时，在遭受灾难性微粒子蚕病的法国和意大利，科学家在使用刚刚发明的显微镜检查欧洲蚕瘟的过程中发现“中国蚕子亦有瘟病，以致出丝不旺”。当时的宁波海关税务司德国人康发达还曾筑著有隶一书，对中国蚕丝业发出警告：“中国若不讲求蚕瘟，倘遇年岁不好，传染日深，将来病蚕生子，蚕种相传，蚕子将有灭绝之一日。”③面对危机，有识之士开始谋求改良中国蚕丝业的良策。19世纪70-80年代，广东、上海出现了一批采用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的基机械缫丝厂，首先开始了缫丝改良。1897年，杭州太守员林迪臣创设了我国第一所蚕业专科学校——浙江蚕学馆，开启了以教育为中心而对蚕丝业进行根本改良的先河。清末新政时期，由于丝界有识之士的大力提倡和清政府采取了一些发展工商业的措施，蚕丝业改良的规模得以向更深的层次和更广阔范围辐射。这一切，为民初蚕丝业改良全面展开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辛亥革命以后，共和体制的确立，封建帝制的倾覆，曾给许多人带来莫大的鼓舞，人们似乎已经看到了振兴中华的一线曙光。“实业救国”，“教育救国”一时成为许多人士由衷的共识和真诚的追求。而1914-1918年，欧战又为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好机运。在此情况下，丝界人士对政体焕新的中华民国政府寄托着复兴蚕丝业的殷殷厚望，呼吁政府加快蚕丝业与改良步伐。民初政府为了消弭人们的不满，缓解来自丝界的压力，尤其是为了扩充其中窘迫不堪的财政来源，对与国计民生关系匪浅的蚕丝业生产采取了一些改良措施和扶植政策。与此同时，广大丝业教育和科研人员为了复兴有数千年传统的中国蚕丝业，呕心沥血，历尽艰辛，积极投入了蚕丝业改良的活动。

尤其使人感奋的是，孙中山对振兴中国蚕丝业曾称倾注了巨大的热情。早在1890年，他又对“今天下农桑之不振”发出感叹，要求当局“鼓励农桑”④。1894年，他在《上李鸿章书》中表示：“文今年拟有法国之行，从游其国之蚕学名家，考究蚕学新法，医治蚕病”⑤。尽管此愿未遂，但他并不气馁。次年，他与陆皓东、区凤墀等人在广州创立“农学会”，拟定该会之要举为“首以翻译为本，搜罗各国农桑新书，译成汉文，俾开风气之先”⑥。1912年他以临时大总统的身份拟定了一份生产蚕茧85万吨，生丝7.1万吨，绸缎12500万米的计划⑦，并针对清末以来丝绸捐税繁重的状况，“鉴及我国蚕丝一项无独攸关国计民生，其在国际贸易地位又极其重要、力主干茧捐率不易增高，遂订定每干茧100斤捐以16元为率”。⑧这一税率的厘定，一直受到丝界的欢迎和称道。1919年他在制定《实业计划》时，专门谈到了改进我国蚕丝业的具体方案。这些，对于民初我国蚕丝业的改良与发展，具有重大的推动作用和指导意义。

民初蚕丝业改良得以大规模地展开，还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外部因素，即后来居上而又咄咄逼人的日本蚕丝业，对于发展缓慢的中国层蚕丝业已经构成了致命的威胁。日本蚕丝业向来远远落后于中国，但明治维新以后，由于日本政府的扶持与鼓励，日丝在国际市场上开始崭露头角。1870年，日丝出口量7000担，仅及华丝出口量的七分之一；1880年日本蚕丝出口量为15000担，为华丝出口量的五分之一强；1890年，日丝出口量为21000担，为华丝出口量的四分之一强； 1900年，日丝出口量为46000担，几及华丝出口量的二分之一；1909年，日丝出国量为135000担，已经完全超过了华丝出口量⑨。在此后的几十年当中，日丝出口量一直远远超过华丝出口量，而且双方的差距越拉越大。面对此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有识之士莫不震惊，莫不悚然而思改进。

面对国内外的形势，民国初期的蚕丝业改良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地展开。

二 进行蚕业改良，首先需要有一大批掌握着近代科技知识的专业人才基础，而这个基础的建立，立功开进在蚕丝业教育。中国近代蚕丝业教育肇端于1897年创办于杭州的蚕丝馆。稍后，在清末新政时期，南京、保定、上海、成都，济南，广州、淮安、武汉等地出现了一批蚕业学堂或附设有蚕科的农业学堂。不过，此时尚未出现由中央政府统一规划的近代蚕丝业教育体系。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各行其是，限制了近代蚕丝业教育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这种情况，当年初得以改善。1912年12月7日，北京政府教育部在部令三十号文件中，“正式公布专门农业学校之规模，共计十条，宗旨在养成农业专业人才，（其中）关于蚕业学校之订定甚详”⑩。各省遵令，纷纷设立农业学校，其中许多农校均设有部定农学五科之一的蚕学。至1918年，据调查，全国甲种蚕校及甲种农校设有蚕科者共27所，乙种蚕校及乙种农校设有蚕科者共114所，女子蚕校或女子职业学校设有蚕科者共5所，蚕业讲习所8个。此外，还有一批专供地方急需的蚕业速成班和补习班。11 至此，我国正式形成了由中央政府统一筹划、地方政府纷纷响应的近代蚕丝业教育体系，其意义不容低估。 在民初蜂拥而起的蚕校及设有蚕科的农校中，虽有不少后因句法混战、时局动荡、学制更迭而随即停废，但也有许多一直保存下来，并且卓有成效，其中最有名的是浙江蚕学馆和江苏女子蚕业学校。浙江蚕学馆（民初易名为“ 浙江省立甲种蚕校”，该校先后易名十余次）为为我国培养了最早一批掌握着近代蚕丝科技知识的专业人才，“不仅对浙江的蚕丝事业发挥了一定作用，即从全国来说，也有了很大影响”12。江苏女子蚕校在辛亥革命前由史量才等人创办，1918年该校聘浙江蚕学馆第三届毕业生、并曾赴日本学习蚕业的著名专家郑辟僵担任校长。郑氏接任后，锐意改革，强调“蚕桑丝绸的系统教育”。1985年，该校毕业生、我国当代著名的蚕丝业专家费达生回忆起60多年前的这段经历时还深有感触说：“这种教育使我受用一生”13郑氏还率本校师生深入乡村巡回指导，成果显著。由于他对江苏女子蚕业学校的突出贡献，他本人担任该校校长达51年之久，为我国教育史所罕见14。在浙江蚕学馆和江苏女子蚕校的推动下，“苏浙两省初等蚕丝教育乃以育蚕指导为中心，而日渐发达”，两校的丰硕成果，博得了人们普遍赞誉，称之为“成绩最著”，“其有助于我国蚕丝业之改进甚巨”15。除了设有众多的蚕校和设有蚕科的农校外，至20年代，我国蚕丝业教育还发展到高等教育，迈入了大学的殿堂。当时的国立中央大学、中山大 学、浙江大学以及南京金陵大学、广东岭南大学都设有蚕桑系。

总之，辛亥革命后的几十年，我国已经形成了一个初具规模、拥有各个层次、比较完整的蚕丝教育体系。我国现代蚕丝教育的基本布局和结构主要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16。可以说，近代蚕丝教育体系的建立，是民初蚕丝业改良的最大成果，它为蚕丝业改良与发展向深度和广度进军，乃至为解放以后蚕丝业的振兴，提供了必不可少的人才基础。

进行蚕丝业改良，需要一定的技术条件，民国初期，蚕丝业研究队伍进一步扩大，在一些蚕丝产区出现了一批独立的专业化研究机构，其中规模最大的有浙江省立原种制造场、江苏省立扬州蚕桑模范场、湖北省立桑蚕试验总场、广东丝业研究所。17据1924年中国年鉴记载，当时全国有专业蚕桑试验场10所。18此外，在许多蚕校和蚕丝业官方组织和民间机构中，也附设有相应的研究机构。如山东省临朐县农会1919年创设了山东第一家蚕种制造所，稍后各地仿效，建立了10余家蚕种制造所。18鉴于中国蚕丝有一最大缺点，即为蚕种病毒之多，……所含病毒，常在90%以上20，因而当时蚕丝业主要任务是研制和推广改良种。到20年代中期，新蚕种的研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为蚕丝业改良的进行提供了必要的技术条件。

中国传统蚕丝业的特点在于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缺乏合作与交流，从而影响了生产技术的提高。为谋蚕丝业的根本改良，必须进行有计划的管理和有意识的指导，并建立相应的管理机构和民间组织。1914年，北京政府颁布了“振兴实业法”，各地出现了专门管理实业的部门，管理蚕丝业的机构也应运而生。迟至1917年，成都出现了“四川蚕务局”21。1919年 ，浙江实业厅会同省议会及丝界代表曾拟设“蚕务总局”，各县设分局22。1923年广东在省长廖仲恺的支持下，成立了“广东全省改良蚕丝局”23。此外，这时期兴办的中央和地方的农业、蚕丝试验场，除负责蚕丝业的研究和推广外，在某种程度上也具有行政管理职能。与此同时各地出现了一批蚕丝业民间组。在浙江，1918年前后成立了“浙江丝会”，1919年由省议会教育会绸业会实业机构等15个团体发起成立了“浙江蚕桑改良会”，各县也出现了一些民间团体。24在江苏，缫丝工业后来居上的无锡于1915年成立了“丝厂事务所”，1925年又成立了“丝业指导所”25；吴江县与1923年成立了“蚕丝改进社”26。在上海，1916年成立了“江浙丝绸机联合会”，1924年江浙丝绸会馆改组为江浙丝经同业总公会。在广东，民初出现了“蚕丝合作社”27。在四川，1915年重庆成立了“四川丝业公会”28。这些民间组织的宗旨与活动，皆在于蚕丝业的改良与合作。

民初蚕丝业改良活动还出现了一个新的动向，即中外合作。1917年欧美驻沪丝商因欧战即将结束，国际生丝消费渐次恢复，“感于日丝供给之垄断，丝价之暴涨，乃力谋改进华丝，以资抵制”。因而在上海成了“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该会由法国驻沪商会与江浙皖丝茧总公所倡议，邀请英、美等国丝商，共同捐资，推举代表而组成，并由中国政府派员监督。该会在江浙皖重要产茧区均设有蚕种制造场、蚕业指导所、讲习所。1918年，广东丝业研究所邀请美法丝商协会及岭南大学，在广州成立了“万国生丝改良会”，其性质与“中国合众蚕桑改良会”相仿，但因经费枯竭而未见发展。为了使中国生丝符合国际市场的通用标准，中美丝商还于1924年合办了上海“万国生丝检验所”，使用的检验发放和机械设备均已当时最先进的美国纽约生丝检验所为依据29。它的建立，为我国生丝的等级划分、均度确定，提供了得到国际市场认可的通用标准，从而推动了我国缫丝技术的改进。

对于上述中外丝商的合作活动，以往有些论者多加指责，认为外商的目的在于更好地掠夺中国生丝原料，控制中国的蚕丝生产，使之纳入世界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而中外丝商合作的结果是使中国丧失了更多的主权。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在中国蚕丝业生产技术落后、改良起步较晚的情况下，积极地进行中外合作，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缩小中外之间的差距，未尝不是一种进取的途径。外商合作的目的当然是为自身的利益，然而通过合作，中国蚕丝业改良加快了步伐。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外商并未能通过合作而操纵蚕丝业改良的主动权，不仅中国丝商一直对上述机构和活动分理其职，参与其事，而且 中国政府也一直行使着监督权和管理之权，并在后来将上述民间机构收归国有，继续为蚕丝业改良服务。

三 民国初期，由于丝届人士的呼吁和提倡，蚕丝业教育和科研人员的参与和推广，以及政府采取了一些相应的政策和措施，我国丝业改良取得了一系列新进展，按行业可叙述如次。 一、蚕种业。蚕种的优劣不仅影响到蚕茧产量，也影响到缫丝质量，乃至影响到华丝在国际市场的地位。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蚕农重要采用自留种，或就近购买土种。由于蚕种日渐退化，含有大量病毒，因而所收蚕茧质量粗劣，传统的蚕种制造业已经日益难以适应近代缫丝工业的需要，改良蚕种以成为当务之急。中国蚕种之改良，以清末浙江蚕馆的创办为嚆矢。进入民国后，浙江省立甲种蚕桑学校在杭州城外设立原种制造场，研制改良蚕种推广于蚕乡。1921年，东南大学与合众蚕桑改良所合作，研制诸桂及新圆无母体传染微粒子病毒的纯种3000张，推广后，收茧量高出土种饲育者倍许30。不过初期的蚕种改良还局限于制造无母体传染病毒的纯种，这种改良纯种虽优于农民自制土种，但虫质不堪强健，倘遇饲育环境不良，亦易遭失败。到20年代中期，蚕种改良取得突破性进展。1925年，浙江首先购进日本优良原种，从而研制出诸桂与赤熟的一代杂交新品种，制种万余张，饲育后获显著成效31。紧接着，江苏有关方面闻风而起，在短短的一二年内，一方面采用一代杂交种，并引进日本的二化性华一、华二、华三、华五等品种，制造出一二化性杂交种，另一方面又采用冷藏法，实行人工抑化，制造夏秋种，为日后江浙一带推广二化性夏秋种创造了条件。由于新蚕种收效显著，逐渐成为专业化的生产，江浙两省蚕种场之设立呈风起云涌之势，其产量亦由起初的每年数千张、数万张而增至一二百万张32。 二、养蚕业。长期以来，养蚕业属于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蚕农恪守千年古法，听天由命，迷信色彩浓厚。即使到20世纪20年代初，江浙一带的蚕农在蚕儿生长时节，“每禁人窥视，六亲绝往来”33，生怕因冲撞了“蚕娘娘”而遭致厄运。因此，为谋农村养蚕业的改进，首先要破除迷信思想，灌输以科学的养蚕知识，在条件合适的地区将蚕农组织起来。1923年冬，江苏女子蚕校成立推广部，校长郑辟疆率教员，“呆了各种改良蚕具、图表和改良木缫丝车，前往（吴江县）震泽镇及其附近各村，作改良育蚕和缫丝的宣传，为时两周，取得良好效果。1924年春，在震泽镇开弦弓乡开始了于蚕指导，深受蚕农欢迎”，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我国第一家烟蚕合作社。同年秋，又在无锡洛社建立了育蚕指导机构，后来，推广部师生通过该机构“指导蚕户共同暖种、稚蚕共育及其它有利合作事业，并改良养蚕上一切技术，蚕户经一度指导，略有门径。”34金陵大学蚕桑系（初称蚕科） 于1923年成立后，在附近各蚕区设立了指导所，“以供实地指导农民养蚕栽桑新法，并自饲养以作模范”，除向蚕农印送养蚕通俗读物，代蚕户消毒蚕具，指导蚕农除沙、分箔、给桑及调剂空气诸法外，为了破除当地不准胜任进入蚕室的陋习，他们还鼓励蚕农到指导所实地考察，“农民之来参观者，日必有十余起”35，此外，“苏州二农（校）所属之蚕科，浙江省立西湖蚕桑学校，均渐能注重蚕业之改良推广，而各以办理蚕业指导所为务”36。通过上述活动，农村的养蚕技术得以大大提高。 三、缫丝业。缫丝业是我国整个蚕丝业领域中最早采用西方先进技术和设备的行业。19世纪70-80年代广东上海出现的机器缫丝工厂，标志着我国缫丝业出现了一个质的飞跃。进入民国以后，机器缫丝业迅速发展。广东1926年共有丝厂202家，丝车95125架；上海1927年有丝厂93家，丝车22168架37；无锡缫丝工业起步较晚（最早一家丝厂创于1904年）但发展极快，至1928年有丝厂37家，丝车10166架，38在短短20多年内成为我国又一著名的缫丝工业中心；苏州镇江两地1928年共有丝厂8家，丝车1544架；39浙江省在1922-1928年先后设立的丝厂有20多家40。此外，四川山东福建广西等省也出现了一批新的机器缫丝厂。总之，这时期我国机器缫丝厂的出现犹如雨后春笋，其发展规模已基本上接近我国近代缫丝工业的最高水平。在缫丝工厂迅速增加的同时，有些地方还引进了新式缫丝机器。从20年代中期开始，江浙一些丝厂淘汰了原来所采用的意大利、法国在19世纪中叶研制的缫丝机器，而引进了比较先进的日本缫丝机器，并运用新法缫丝。进入30年代 ，江浙一些丝厂又进一步引进和仿制了刚刚发明的、在当时属世界最先进的日本多绪立缫式丝车，从而基本上完成了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是我国的缫丝工业又重新跟上世界先进水平。由于缫丝工厂的增加和设备的更新，在我国生丝总产量中，厂丝和土丝各占的比例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890年厂丝产量为12575关担，占总产丝量的9.5%，土丝产量为119847关担，占总产丝量的90.5%；到 1928年，厂丝产量为141463关担，占总产丝量的52.7%，土丝产量为127022关担，占总产丝量的47.3%。41这表明，到 1928年，经过我国丝界人士的努力，在我国有数千年历史的缫丝业已经成为了以工业化为主的的整体格局。

四、生丝出口业。中国近代蚕丝业是在对外贸易需要的刺激下迅速发展起来的，走上了一条以出口→缫丝→养蚕→制种、栽桑为主要途径的道路42。这一系列环节中，对外贸易是整个生丝生产过程中的龙头。然而，长期以来，中国生丝外贸由洋行把持，属于一种间接贸易，而从来没有生丝直接外贸的机构。洋行操纵了中国出口生丝的价格、外汇结算、品级鉴定，中国丝商深受其害。不仅如此，简介贸易还造成了华丝生产厂家与外国丝织用户之间相互隔膜，信息不通，供需双方从不见面，使华丝品种、质量难以符合国外用户的要求，限制了华丝出口数量和价格，乃至影响到了整个缫丝业的改进。为了改变这种不利 的局面，中国丝商和生丝厂家开始谋求对外直接贸易，到20年代，先后有了“华通、纬成及虎林等公司生死出口部之成立。华通公司成立于民国十年。前有沈氏兄弟，曾开始谋中法间生丝直接贸易，既而失败。同时而成华通贸易公司，此为我国人自办生丝出口公司，以谋直接贸易打通之嚆矢。迨民国十四年六月，而杭州讳（应为纬——引者）成公司复在沪设立生丝出口部。民国十五年二月，虎林公司即机继之而起。于是向日华丝之输出，纯恃洋行为原动力者，今（1931年）乃渐有改善之势”43。这些公司的活动，起初其我收效虽然有限，但它毕竟是改善华丝对外贸易从而推动整个蚕丝业生产的一种新尝试，新途径，为我国近代蚕丝业改良运动中力图建立的产销一条龙的生产体系，在一定意义上安上了龙头。

四 中国近代蚕丝业在国际市场上的劲敌是日本，而民初蚕丝业改良所效法的目标也是日本。当时有识之士已经开始密切注视日本蚕丝业的发展状况，并通过对比日本，人们找到了自身的差距，从而为中国蚕丝业改良确定了目标。民国初期，由于丝界人士的竭诚努力，以及中国政府在某些方面予以的扶持，我国蚕丝业改良活动得以全面展开，从而使制种、养蚕、缫丝、外贸等各个领域出现了一些新气象。到20年代末，我国“各产丝主要区域，皆有蚕桑学校、蚕桑试验场、制种所、新式缫丝试验所等私人组织或公家经营机关之出现”44。可以说，经过民国初期的全面改良，在我国已有数千年历史的蚕丝业虽然尚不能与当时的头号蚕丝强国日本并驾齐驱，但已发生了巨大变化，基本上跨入了近代化的行列。 然而，综观民初蚕丝业改良，它尚处于一个较浅的层次，同时，各个部门的发展也不是平衡的。这时期，除了建立初具规模的近代蚕丝业教育体系、并在蚕种改良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而外，养蚕、缫丝、生丝外贸等领域的改进则相对薄弱，而栽桑方面的改进几乎付诸阙如。尤为重要的是，广大蚕丝界人士在改良过程中苦心探索出来的系统性改造工程方案还没有充分地深化到广大乡村和企业，使之普遍推广，全国施行，产生一系列的连锁效应；而北京政府除了一般性的倡导和扶持外，既无蚕丝业改良的整体方案以及中央的统筹机构，又没有对这项于国计民生关系甚巨的蚕丝业发展予以特别的优惠政策。所有这一切使得民初我国蚕丝业改良与发展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很大的差距。进入30年代，我国蚕丝业改良运动进入高潮，为日后蚕丝业的全面复兴带来了一线生机。不幸的是，后来日本侵略者的八年铁蹄蹂躏与国民党反动派挑起的三年诶站烽火，使中国蚕丝业与中国经济一起沦入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在无可奈何中走完了它的进大历程。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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