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蚕丝业有悠久的历史，早在商周时代已达到了相当的水平。春秋战国以降，有关“齐鲁千亩桑”的记载不绝如缕，齐纨鲁缟成为中国丝绸精品的象征，“齐鲁衣履冠天下”的兴旺景象一直持续到盛唐时期。宋朝以后，随着全国经济中心的南移，山东桑蚕业渐渐落后于浙江、江苏、四川、广东而居全国第五位，但柞蚕业一直居全国之首。可以说，数千年以来，蚕丝业在山东经济发展的历程中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山东蚕丝业一直属于农民的家庭副业，在长期的过程中几乎没有重大的改进，从栽桑、制种、养蚕到烘茧、缫丝、交易，从未出现过专业分工，生产技术陈陈相因，生产设备简陋落后，经营范围狭窄局促。这种状况到了近代才有了根本性的改进。一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蚕丝业在国际市场需求孔亟的刺激下出现了空前的繁荣，但同时也面临着新的危机。欧洲工业革命以后，一直大批引进中国生丝的资本主义国家在丝织业领域纷纷采用了机械化生产，对生丝的条份、匀度要求日益严格，使中国传统的以手工缫丝制的生丝日渐难以适应国际市场的新需求。尤其是明治维新以后，日本机制生丝在国际市场上的崛起，更使中国生丝遭到了强有力的挑战。在此形势下，从19世纪70—80年代开始，以广东、上海一批近代缫丝工厂的出现为契机，中国蚕丝业走上了近代改良的道路。此后，随着近代蚕丝业教育的兴起，蚕丝业研究机构的创办，蚕丝业管理机构和民间组织的建立，以及生丝直接外销行业的出现，到20世纪20—30年代，中国蚕丝业改良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果，建立起了近代化的基本格局。

在内外形势的压力下，山东蚕丝业开始走上了改良的道路。和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山东蚕丝业的改良也是以缫丝技术的改进为肇端，稍有不同的是，它不是开始于桑蚕业，而是发轫于柞蚕业。

中国柞蚕业发源于山东。早在《禹贡》一书中关于山东柞蚕业就有明确的记载，晋代崔豹的《古今注》有关汉元帝永光年间东莱郡居民已知利用柞蚕制作棉絮的描述，表明当时放养柞蚕已较普遍。到明代，山东柞蚕放养技术已臻完善，清朝前期，山东柞蚕的放养、缫制技术先后传到陕西、河南、河北、贵州、四川、辽宁、安徽等省。长期以来，尽管山东柞蚕业居全国之首，但缫制设备和技术却相当落后：使用一周长一丈六的木制大框，以铁片凿孔，作集绪器，二人操作，其中一人踏车，一人索绪。所缫之丝，条份粗，色泽黯，纤度不匀，丝缕紊乱[1]。这种土法生产的大纩丝只适用于国内织造土绸，而不适用于国外机器织绸。“西人所用之纺车，直径仅有16—18英寸，华工所用之车则有77英寸之长”，加上“华工往往用蚕十个至二十个一抽，杂乱无定，以致精粗不能一律，西人因而不愿购用”[2]。尽管19世纪60年代烟台已辟为对外通商口岸，但各地普遍落后的纩丝业限制了山东柞丝的外销。

市场的需求是生产改进的杠杆。为了适应国际市场的需求，烟台首先开始了设立机器纩丝厂的尝试。1877年，德商设立了烟台缫丝局（Chefoo Filanda）,这是山东第一家机器缫丝厂，也是全国第一家专缫柞丝的近代机器工厂。该厂的设备均从外国进口，使用法国“开奈尔式”缫丝机及其他配套设备。在生产技术方面主要有两项改进：一是在缫丝方面，缩小丝车直径，将山东传统的70多英寸的丝车直径缩小为22英寸，同时将以往每绪用茧10至20个固定为5至6个，所产的小纩丝克服了传统的大纩丝粗细不匀的缺点[3]。二是在染色方面，对丝线进行了化学处理，使之易于上色[4]。1882年，该厂改组为股份有限公司，由中德合办，德方任经理，但大部分股东却是中国人。1885年，该厂由于负债过巨而歇业。次年，北洋大臣李鸿章委派东海关道盛宣怀收买该厂，但将机器设备闲置了五六年，致使蒸汽机开始生锈。1892年，该厂再度部分装置动力设备，“开始一半使用蒸汽机，产量增至每日70斤”[5]。1895年，该厂租给烟台华商顺泰商号经营，改名为华丰纩丝厂，全部使用蒸汽机。到1900年左右，该厂已有法国式丝车550台，蒸茧锅38台，占地38亩，雇用职工600多人，每日产丝250斤[6]，已有了相当的规模。

1899年，烟台又出现了华泰纩丝厂，规模为占地20亩，汽机32马力，煮茧器28个，缫车530台，职工578人。1902年，益丰纩丝房在炲台设立，规模较大，据1903年烟台《海关关册》记载：“内中规模胥以新法，普遍布电灯，气象至属壮丽。计本埠机器纩丝厂已鼎足而三矣。”[7]

同时，青岛也出现了柞丝厂。1901年德商在柏林成立了“胶州华德缫丝公司”，并于1902年至1903年间在青岛沧口开办了“一家大规模的蒸汽缫丝厂，用新法缫制野蚕丝（柞丝）”，至1907年，该厂已培训了1200名熟练工人，“能以质量符合开办时所希望的精美无比的柞丝应市，这种柞丝使织户和染坊能制造出前所未有的颜色鲜艳、质料匀涤的新型柞绸”[8]。1910年，青岛和烟台的华商接办了该厂，组成有限公司。次年，因当地流行病暴发，该公司宣布解散。

综观清末烟台、青岛先后出现的四家规模较大的近代柞丝工厂，尽管其经营状况不佳，但引进了外国先进的机器设备，采用了先进的生产技术，其意义仍不容低估，对于山东缫丝工业的改进起了推动作用。

近代山东蚕丝业的改良以缫丝技术的改进为嚆矢，但它是由个体经营者来进行的，最初对蚕丝业其他领域尚未产生直接的推动作用，尚不能称得上为一种社会的自觉行动，完整意义上的蚕丝业改良应具备广泛的社会性，全盘统筹的自觉性。从这个角度看，清末山东蚕丝业教育、科研的兴起，以及有关的一些社会组织的出现，才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蚕丝业改良。

甲午战争以后，内忧外患的日趋紧迫促使清政府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政策。戊戌变法与清末新政，促进了工商业的发展。在“振兴实业”浪潮的推动下，振兴有数千年传统，且在国计民生中占有重要地位的蚕丝业，成为社会各界有识之士所关注的重要课题之一。在这种形势下，山东茧丝业改良开始全面展开。

进行蚕丝业改良，需要有一支掌握着有关科学知识的人才队伍。中国素有蚕丝业，但从无系统的蚕丝业教育。清末新政时期，伴随着学制改革，废科举，设新学，蚕丝业教育受到了社会的重视，成为一门新兴的学科。1901年，山东巡抚周馥在青州（益都）设立中等蚕桑学堂，拨银五千两作创办经费，建造宿舍，置备仪器图籍，延聘教习，于1904年夏正式开办。这是山东省第一所蚕桑专业学校。经过一年的学习，该校学生“颇有成效”，“经日本农学士谷井恭吉前往考验，极为称许”。由于办有成效，次年在附近10县扩大了招生范围[9]。随后，济宁、剡城、兖州、蒙阴、黄县、齐河、阳信、平度、禹城等地均开办了蚕桑学校或附设蚕科的农业学校[10]。鉴于山东尚无高等农业教育，1906年，山东巡抚杨士骧在省城东关设立了山东高等农业学堂，延聘日本农学教习，招集当地子弟入堂学习。1909年，该校高等农科正式开办，蚕科为其主要科目之一[11]。到1911年清政府垮台时，初等、中等、高等蚕丝业教育体系在山东基本形成。

进行蚕丝业改良，离不开相应的科学技术的研究与推广。1903年，山东农事试验场设立，占地1顷80亩，以日本谷井恭吉为农桑教习[12]，同时，山东林业试验场也告成立，两者于1905年报清政府农工商部核准立案[13]。这是山东第一批近代农林研究机构，改良蚕桑是其研究的重要课题。稍后，专业化的山东省立蚕桑试验场在青州设立[14]，县立的蚕桑试验场也开始在各地相继出现。在蚕业研究方面，最初主要是在选种和催青方面有所进展。微粒子蚕病是对蚕种危害很大的一种病毒，但长期以来农民对此一无所知。随着近代科技的传入，19世纪末山东农民已知该病毒通过母体传染，因而采取了选蛾法以期预防。至于催青、传统土法不能保证适宜的湿度，致使蚕卵孵化不齐，蚁蚕瘦弱。清末，著名蚕桑业教育家郑辟疆曾到山东高等农业学堂讲授新法催青，提倡炭收加温，备以检验仪器，以保证适宜的温湿度。与此同时，山东还开始从江南一带引进了较为先进的新蚕种和新桑种，逐渐推广于各县[15]。尽管清末山东的蚕丝业研究与新品种的推广尚未有明显的收效，但无疑具有渐开风气之用。

进行蚕丝业改良，需要有相应的管理机构和协调组织，以便统筹安排，指导普及。虽然蚕丝业与国计民生密切攸关，为历代政府所重视，各级官吏均有劝保农桑分理贡赋的职责，但历朝政府从未管理蚕丝业的专门机构，这种状况直至20世纪之初才有改变。清末新政时期，中央成立了农工商部，各地成立了农工商局，以管理有关事宜。此外，各地的农会、商会对改良与推广蚕丝业均有襄理职责。1901年，山东巡抚袁世凯奏设农工商务局，管理各项实业适宜，同年继任巡抚的周馥“尤重农桑，通饬各属设立农桑会”[16]。1904年，周馥又在省城设立了农桑总会，分理蚕桑生产。随后，各府、州、县纷纷响应，到1911年，泰安、沂州、济宁、平度、博平、长山等府县先后设立了农桑会、蚕桑局（所）等机构[17]。同时，历城、章丘、临清、冠县、牟平、鱼台、东阿等20余县设立了农会或商会[18]。上述官办机构或民间组织均以发展农桑为其主要职责，对于山东蚕桑业改良起到了渐开风气的作用。

总之，到清朝末年，由于地方当局的提倡，蚕桑各界有识之士的努力，作为一种系统工程的山东蚕丝业改良，已经揭开了序幕。尽管这时的成效尚不明显，但具有广开风气的社会意义，并为民国初年的进一步改良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二 辛亥革命的胜利，封建帝制的倾覆，曾给许多中国人带来了巨大的鼓舞，“振兴实业”、“发展实业”一时成为许多人士的由衷呼唤和真诚追求。1914—1919年欧洲大战，给中国工商业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好机会。而后来居上的日本蚕丝业这时已登上了国际丝市的霸主地位，给有着数千年传统的中国蚕丝业以莫大的刺激。这一切，催促着民初蚕丝业加快了改良步伐，山东蚕丝业改良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民国初期，山东缫丝业改进的规模进一步扩大，这不仅表现为出现了一批拥有近代机器的桑蚕缫丝工厂，而且还表现为缫丝技术已有明显改进的小纩丝房在各地大批涌现。

山东以蒸汽为动力的桑蚕缫丝工厂出现于1911年以后，主要集中在周村。1911年周村出现了裕厚堂缫丝厂，拥有意大利座缫机100台，国产卧式三节锅炉2座，年产丝30余箱（每箱百斤）。1912年周村设立了恒兴德缫丝厂，起初用足踏木框机，1925年改用机器缫丝，有意大利缫丝机160台，兰开厦式三节锅炉2座，年产丝160箱。1919年周村同丰丝厂设立，起初只有100余支小蹬框，3年后改用机器缫丝，有意大利座缫机200台，锅炉2座，年产丝180箱。1924年周村元丰丝厂设立，有仿日式缫丝机50台，仿日式改丝机18台，锅炉1座，年产丝50箱。民国初期，山东规模较大的桑蚕丝工厂即此4家[19]。此外，尚有一些规模较小的桑蚕缫丝工厂，如周村的义泰昌、元亨、太公纪、义丰德、新纪等丝厂，博山有福春恒等丝厂，益都有德昌福等丝厂[20]。

除了机器缫丝厂对缫丝技术有了根本性的改进以外，山东各地新出现的一大批小纩丝房和丝场对于缫丝技术的改进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山东小纩丝房、丝场始于光绪末年，而兴旺于民国初期，全盛时期有柞蚕小纩丝房400余家，主要集中在胶东一带[21]；有桑蚕小纩丝场300家左右，主要集中在胶济铁路沿线[22]。这些小纩丝房、丝厂虽然没有蒸汽机、铁制缫车等设备，但均采用了西式脚踏车，缫成之丝洁白光亮，条份均匀，质量远远超过了传统土法缫制的大纩丝，而与机器缫制的厂丝大体一致，可供出口之用，因而人们习惯上将小纩丝也称为厂丝，其产量逐年增长。

山东蚕桑业教育在民国初期得到了大规模的发展。1912年，北京政府教育部“正式公布专门农业学校之规模，共计十条，宗旨在养成农业专门人才，关于蚕业学科之订定甚详”，次年又具体地将农校分为甲乙两种实业学校，蚕学列入其中主修的五科之一[23]。各省遵令，纷纷设立各种农业学校和实业学校，蚕丝业教育颇极一时之盛。山东也不例外，蚕桑业教育随各种专业学校的设立而逐步普及，截至1919年，在全省百余县中，共设有各类农业学校、实业学校、蚕业学校、蚕桑讲习班，计60—70所[24]。另外，1921年设立的烟台蚕桑学校则是我国柞丝业教育规模最大的一所学校。这些学校均以推广栽桑育蚕新法为圭皋，如滋阳县“农校成立有年，人民历受熏陶，于桑树栽培法颇注意”，“境内养蚕，惯用旧法，仍以三眠及四眠为多。惟农校所养，均系诸桂新园等类（江南新蚕种——引者注），是项蚕种出丝最多，且富强力而有光泽，故城乡各区，多有采用以图改良”，“是皆教育之成效也。”即使在蚕丝业向不发达的曹县，由于普及蚕丝业教育，“近来始有蚕桑思想，渐渐一年多一年”[25]。民初山东蚕丝业教育的盛况不仅是空前的，同时也是绝后的。二三十年代以后，由于军阀混战，政局动荡，学制更迭，山东各县的蚕丝业教育大都停废，但各地因此而进入了新的风气，新法育蚕渐渐为农民所接受。

在蚕丝业研究方面，除了原有的几家机构以外，民国初期山东各地创办了一批新的机构，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有三家，即山东省立蚕业劝业场，省立模范蚕业讲习所和烟台丝业改良会。山东省立蚕业劝业场于1918年创办于益都，设有制丝、养蚕两部，并有贩卖、讲演、调查三个附设机构，主要活动有：培育新桑苗与新蚕种，改良养蚕与缫丝方法，进行蚕丝业调查，并派员下乡对农民进行巡回指导。到1922年，该场的主要成绩有：“养种部每年培养桑苗六万余株、制蚕种五千余张分配各县，制丝部每年缫丝四十箱左右发上海出售，价格较优”[26]。省立模范蚕业讲习所1918年创设于济南东关，兼具教育与研究的职能，所内除普通教室外，还设有养蚕室、调理室、贮桑室、制丝室、干茧室、陈列室及显微镜室，等等[27]。烟台丝业改良会成立于1920年左右，也称“芝罘万国蚕丝业改良会”（The Chefoo International Commission for Silk Improvement），是民国初期我国北方唯一的一所柞蚕业改良与研究机构，中外合办，下设5个分场，每年向农民分发柞蚕种约5—6万枚，“历年成绩，颇有可观”[28]。除防治柞蚕微粒子病毒外，该会还研究山东地质，创办了蚕桑学校、缫丝实验所、蚕桑实验场，“其规模之大，在中国尤当屈一指”[29]。

与此同时，山东蚕丝业管理机构臻于完备，同业团体也从无到有，推动了蚕丝业改良有组织、有计划地进行。1912年，山东省农桑总会改组为山东省农会，负责全省蚕丝业改良与推广。各县也纷纷建立了农会，分理农桑指导事宜，迟至1919年，新设有农会或对前清农会进行改组的有60余县[30]。除农会之外，各级实业机构也负有蚕丝业改良与推广的职责。民国建立以后，山东省政府设置了实业厅和建设厅，各县则相继建立了劝业所和建设局，以负责当地蚕丝业改良与推广的具体事宜，如济阳等11县的劝业所于1920年成立以来，开办各类蚕业讲习会和蚕种制造所，不时派员下乡讲演蚕桑之利，获有成效。这时期，蚕丝业民间同业联合团体也开始出现。1921年，烟台海关税务司苏古敦组织了“华洋丝业联合会，聘请蚕丝专业人员，切实计划鲁东柞蚕丝业推广与改良实施之方法”[31]，并呈准免征柞茧从安东运入烟台的进口税，以保护当地的柞丝工业。除此之外，临朐、益都、长山、博山、蒙阴、沂水、莱芜、安邱等产丝各县均设有丝业公会[32]，周村的茧丝公会、丝麻织业同业会，烟台的绸业代理店同业会，上海的山东丝业公会亦先后成立。这些同业联合组织的出现，既是山东蚕丝业日趋兴旺的标志，也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山东蚕丝业改良有组织地协调发展。

综观民国初期的山东蚕丝业改良，在清末的基础上已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不仅表现为在栽桑、制种、养蚕、缫丝等领域出现了一些新气象，而且更主要表现为近代蚕丝业教育体系大体形成，研究机构初具规模，管理机构基本完备，同业组织从无到有，从而使蚕丝业改良形成为一种比较完备的社会系统工程。尽管这个系统工程有待于完善，但从总体来说，山东蚕丝业改良已开始从官方扩展到民间。从城镇辐射到乡村，从工商业推广到农业，从而使有数千年历史的山东蚕丝业大体上迈入了近代化的门槛。

三 中国近代蚕丝业是在对外贸易需要的刺激下急剧发展起来的，其兴衰与国际丝市的起伏息息相关。1929—1935年世界经济大危机期间，国际市场极度疲软，丝价暴跌，销路停滞，给中国蚕丝业以空前打击，山东蚕丝业也由高峰跌入低谷：蚕茧年产量20年代为40.5万担，达历史最高峰，1930年下跌为11.5万担，此后更是逐年下跌[33]。在缫丝业工业方面，周村4家规模较大的蒸汽机缫丝工厂于1932年全部歇业，人力机缫丝工厂在鼎盛时期全省共有300多家，到1933年仅存160余家[34]。在柞蚕丝集中的胶东，最盛时烟台有纩丝厂42家，附近的文登、牟平、栖霞、海阳等县共有纩丝房100多家。1931年，烟台纩丝厂几乎全部停工，其他各县纩丝房开工者寥寥无几[35]。总之，整个山东蚕丝业的发展面临着空前的危机。

随着危机的加深，传统育蚕缫丝方法的弊病全盘暴露，社会各界振兴蚕丝业的呼声日益高涨，改良的步伐大大加快，山东蚕丝业迎来了全面更新的大转机。大危机与新转机同时并存，构成了30年代前半期山东蚕丝业的一大特色。与清末民初相比，其改良的主旋律在于新品种的推广，对农村养蚕大规模的巡回指导，研究机构的整顿与完善，新式烘茧炉的采用，农户蚕业产销合作社的组建，等等。这些内容既有原来规模的扩大，更有新气象的降临。

山东农民育蚕均用自留土种，其微粒子病毒含量常在20%以上。含此病毒的蚕虫在生长时一般都会中途死亡，加上农民制种不得法，因而养蚕量虽多，但成茧量甚少。清末民初，山东各地虽已开始用新法研制的改良种以代替土种，但尚未普及推广。1932年，山东省实业厅训令历城、莱芜、临朐、益都等44县建设局，鉴于“近几年来蚕户多用土种，以致蚕病日滋，茧收多歉，丝质驳杂”，要求各县推广使用改良种[36]。改良种的推广曾取得一定的成效，如临朐县1935年推广2万张，1936年推广4.4万张，“两年以来之成绩，甚为优良，……（收蚁量）较饲育土种，计增产三成以上。又土种茧制丝一担，平均需茧一千四百斤左右；而改良之茧种，则仅需八百斤左右。改良蚕种，舒解容易”[37]。

长期以来，山东缺乏专业的养蚕指导机构。1935年，山东省建设厅为谋指导农民用新法养蚕，在临朐设立蚕业指导总所1处，分所10处。到1937年，共推广改良种2万张，“系该总所首用新法催青，再由各分所分发各蚕业合作社饲育，并由各技术人员为各领种社员作蚕室及蚕具之消毒与指导改良蚕室、切桑方法、用网除沙、麦秆制簇、室内上簇等工作。……两年中之指导工作，颇称顺利”。益都省立蚕业实验场除在当地推广改良种外，并代农民新法催青，巡回指导，“凡饲育该场蚕种及受指导之蚕户，每张蚕种结茧量可达三十斤左右，较之饲养土种及未经指导者，增加茧产达一倍有余”[38]。

蚕业研究机构这时期也得到了整顿与完善，1933年4月，山东省实业厅训令各县“尚未设有蚕桑试验场研究机关者，亟应妥为筹画，切实进行，其已实置者更应实事求是，力加整顿”，宜蚕各县临朐、长山、昌乐等均奉令“先后设立蚕种制造所，负各县改良普及并指导之责”[39]。蚕业研究也有了新的成果，1934年，球蚕饲养首先在临朐试行，从而开始克服了养蚕季节短促的局限。1935年，临朐饲育了当时较为先进的一代杂交种4.4万张，次年饲育6.2万张，计划1937年扩展到莱芜、益都，推广一代杂交种10.2万张[40]，后因“七七事变”爆发而中止。

与此同时，杀茧技术有了明显的提高。以往山东农民杀茧一般采用盐水腌泡，此法既伤茧质，又费盐耗资。1935年，临朐蚕业合作社联合设立了1所最新式烘茧灶，购置日本大和式烘茧机1部和带穿式烘茧机2部，次年新法烘茧60余万斤，全为无锡永泰丝厂购去，获价较土法烘茧高出四分之一。由于新法烘茧品质优良，同年，山东省建设厅训令各地所产改良茧一律送往该烘茧厂烘制[41]。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时期出现了农民育蚕的合作组织。长期以来，山东农民养蚕属于一家一户的分散经营，这种状况使农民既无力摆脱茧贩的盘剥，又不利于乡村蚕业改良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1931年，山东省实业厅与农矿厅联合训令各县举办蚕业合作社事宜[42]。首先指导农民组织这种合作社的是邹平“山东乡村建设研究所”。该院1932年指导农民组织蚕丝合作社10个，社员271户，推广改良种593张，此后规模逐年扩大，并指导农民催青、烘茧、缫丝、运销等[43]。为谋统筹指导，1934年建设厅在益都及临朐指导农民成立蚕业生产运销合作社400余个，社员1万余人，并在两县各设1处联络社，“建设厅蚕种推广及养蚕指导，乃就各合作社努力推行”[44]。乡村蚕农之间相互合作组织的出现，具有重大的意义，它第一次把蚕农组织联合起来，克服了一家一户分散经营的弱点，有利于蚕业改良有计划地统一推行。

除上述内容外，30年代山东蚕丝业改良的新动向还有缫丝领域股份有限公司的创立、各种县立短期蚕业培训班的设立、模范缫丝工厂的组建、蚕种制造条例的颁布、丝茧捐税的减免，等等。这一切不仅大大加快了山东蚕丝业改良的步伐，也为衰落中的山东茧丝业注入了全面复兴的勃勃生机。然而，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山东迅速沦为日军铁蹄践踏之下，蚕丝业遭到毁灭性打击，本可望有所成就的蚕丝业改良运动不幸夭折。此后，在日伪统治时期和国民党挑起的内战时期，山东虽然间歇性的出现和保存了几家蚕丝业改良机构，但其成效均微不足道，山东蚕丝业在无可奈何中走完了它的近代历程。

四 综观近代山东蚕丝业改良的历程，它发端于清末，成形于民初，到30年代达到鼎盛。从其内容山看，它以缫丝工业的兴起为先导，继之以教育、科研、管理、协调等改良机构的出现为主干，然后以农村合作组织的兴起为深化，从而形成了一项规模渐渐扩大的社会性系统改造工程。从其发展过程来看，它经历了由民间个体经营者自发的行为演化为官方提倡、专业人员指导、民间响应三体一位的社会自觉行动的过程。从其行业来看，它涉及了工业、农业、教育、科研等部门。从其领域来看，它以烟台、青岛这两个山东最早开埠的城市为龙头，以胶济铁路、津浦铁路为主干道，渐渐地向各地展开。总之，改良是山东蚕丝业在数千年以来的历史中所发生的一次重大变化，是山东社会由传统走向近代的一个组成部分。

山东蚕丝业改良在取得一系列成效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制约因素，表现在以下方面。

一、日本的经济侵略冲击了山东缫丝工业。民国初期，日本在山东设立的丝厂共有3家：青岛铃木丝厂、张店铃木丝厂、钟渊丝厂，其中对山东缫丝工业冲击最大的是张店铃木丝厂。该厂“资本定位日币二十万元，买茧之季，日本正金银行充量供给其用款，等于无利息之贷款，……取之不尽，用之不竭”[45]，其结果，导致“山东之蚕丝业大受其影响，茧市几全为该厂所操纵”[46]。与此同时，胶东柞蚕纩丝工业也受到日本的冲击。清末民初胶东纩丝工业极为发达，但其柞茧原料则有一半以上来自辽东，从清末开始，日商就在辽东收购柞茧，到1922年渐渐控制了辽东的柞茧市场。“九一八事件”东北沦陷后，“东北柞茧不再输入烟台，烟台各丝绸厂之原料三分之二以上自东北入口者，今（1935年）以原料缺乏，柞茧丝绸工厂皆行停工”[47]。日本经济侵略对山东缫丝工业的冲击，无疑地限制了缫丝技术的改进与推广。

二、军阀混战、官场腐败影响了蚕丝改良的成效。民国以来，山东军阀林立，战争频仍，匪祸连绵，“全境人民，苦于乐土，弃家舍业，耕耘不暇，田园荒芜，已成普遍，而于桑树之栽培，肥料之施用，养蚕制种缫丝方法之改进，更不暇计之”[48]。同时，官场恶习也影响了蚕丝业改良的成效。二三十年代山东设立的实业局、农事实验场、蚕种制造所、蚕业劝业场等机构，均负有改良与推广之责，“但各机关人员对于农民，究少联络，且未全尽指导之责，故蚕业机关之过去成绩甚少”[49]。1921年成立的“芝罘万国蚕丝改良会”经费充足，“本来对蚕丝改进事业很可能有许多的作为，但最多仍旧因一切举措中了官僚化的毒只做到浅尝而止的地步，未能深入”[50]。

三、缺乏生丝直接外贸与品级检验机构。长期以来，洋行控制了生丝外贸和品级检验，中国生丝运往国外数易其手，不仅使每次转手价格随之增加，而且还造成生产者与国外用户相互隔膜，信息不通，供需双方意见不一，从而影响了中国蚕丝业的发展与改进。为了了解国际市场，摆脱洋行控制，江浙两省20—30年开始了生丝直接外销，并派专人常驻国外。同时，上海、广东两地还设立了出口生丝品级检验机构，采用国际通用标准，打破洋行的垄断。遗憾的是，山东茧丝业各界对于生丝直接外销与品级检验这两项至关重要的内容，始终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不仅一直没有设立专门的机构，甚至没有把它提到议事日程，这是山东蚕丝业改良运动中的一个重大缺陷。

尽管山东蚕丝业改良存在一些问题，但从整体上说跟上了全国的步伐，其规模稍逊于江浙，大体可与川粤并驾齐驱，而居于除此之外的全国其他省份之上。“七七事变”之后，山东蚕丝业改良基本上中止，但它既已取得的成果对于改变农村养蚕风气，提高养蚕缫丝生产技术，换起社会各界对蚕丝业的重视，产生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并为解放以后山东蚕丝业的全面复兴打下了一定的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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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商各关华洋贸易总册》，1894年，烟台，第46页。

[3][5]姚贤镐：《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第三册，第1494页、1493页。

[4]孙毓堂：《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一辑，第76页。

[6][7]徐新吾主编：《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509、511页。

[8]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二辑上册，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281页。

[9]朱有献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华东师大出版社1989年版，第182—183页。

[10]参见《山东省志·丝绸志》第258页，以及齐河、阳信、平度、禺城等清末民初时修纂的县志。

[11]张洪生《晚清山东高等教育概览》载《山东史志资料》，1983年第三辑，第81页。

[12]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一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874页。

[13]《农工商部统计表》上，农政总表，光绪三十四年编订。

[14]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第184页。

[15]《山东省志·丝绸志》，第51、60、79页。

[16]朱有献：《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二辑下册，第184页。

[17]参见《山东全省实业表》有关部分，光绪三十四年编；以及《农工商部统计表》第二册，农政，农务分会表，光绪三十四年编。

[18]参见《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有关各卷，民国八年编。

[19]《山东省志·丝绸志》，第154页。

[20]参见杨大金：《现代中国实业志》，上，第一辑第四章，第143页，1940年版；徐新吾：《中国近代缫丝工业史》，第269页；《山东省志·丝绸志》，第154页。

[21]《胶济铁路经济调查报告汇编》，二，栖霞县，第6页，1933年调查。

[22]《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第八编第二章，第58页，1933年编。

[23]戴礼澄：《蚕丝业泛论》，商务印书馆1938年版，第145页。

[24]参见《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有关各卷，民国八年编。

[25]参见《山东之农业概况》，“济宁道属”章节中的滋阳与曹县的概况，民国十一年编。

[26]《山东之农业概况·附调查》，民国十一年编。

[27]庄维民、吕景林：《近代山东蚕桑技术的改进》，《丝绸史研究》，1991年第8期。

[28]繆钟秀、李安：《二十年来之蚕丝业》，第11页，载《国际贸易导报》第二卷第一号，1931年1月1日出版。

[29]曾同春：《中国丝业》，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176页。

[30]参见《山东各县乡土调查录》有关各类，民国八年编。

[31]李文治：《中国近代农业史料》第二卷，第163页。

[32]《工商半月刊》，第六卷第九号，国内经济，第147页，1934年5月1日出版。

[33]《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第五编第十一章，第212—213页。

[34]《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第八编第二章，第57—58页。

[35]《山东柞蚕业调查》，《工商半月刊》第七卷第三期，第64页，1934年2月1日版。

[36]《山东实业公报》，第七期，训令，第9页，1932年1月。

[37]张鸿烈：《改良山东蚕丝问题》，《进德月刊》第二卷第六期，论述，第1页，1937年2月1日出版。

[38]张鸿烈：《改良山东蚕丝问题》，《进德月刊》，第二卷第六期，论述，第4—5页，1937年2月1日出版。

[39]《山东实业公报》，第二十二期，呈文，第11页，1933年4月版。

[40]《山东省志·丝绸志》，第51—52、63页。

[41] 《山东省志·丝绸志》，第117页。

[42] 《山东实业公报》，第五期，训令，第14—15页，1931年11月出版。

[43]章楷：《冀晋豫鲁四省近代蚕丝业概述》，《丝绸史研究》1991年第4期，第28页。

[44]张鸿烈：《改良山东蚕丝问题》，《进德月刊》第二卷第六期，论述，第5—6页，1937年2月1日出版。

[45]《日本经济侵略中山东丝业状况》，《国际贸易导报》，第三卷第六期，一月来之丝业，第5版，1931年6月1日出版。

[46]《中国实业志·山东省》第八编第二章，第58页，1934年版。

[47]《山东柞蚕业调查》，《工商半月刊》第七卷第三期，第63—64页，1935年2月1日出版。

[48]《山东丝业之今昔观》，《中行月刊》，第九卷第四期，第120—121页，1934年10月出版。

[49]吴英若：《山东蚕业失败之原因》，《山东实业公报》，第八期，著述，第7页，1932年2月出版。

[50]方柏容：《我国柞蚕丝业的回顾》，《纺织建设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第28—29页，1948年2月15日出版。

原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