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明朝中叶，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以贿赂、欺诈的方式获准在澳门居留。清朝末年，葡人趁清廷国运衰微之机，通过《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正式获得了在澳门的永驻和管理权利。民国时期，中葡双方关于澳门问题曾有多次交涉，但始终未能解决这个历史遗留问题。新中国成立之后，几代炎黄子孙的澳门回归之梦方式现实。澳门问题的最终解决，根本原因在于新中国的强大及“一国两制”方针的巨大作用。澳门回归的历史意义在于它雪洗了四百多年来的民族耻辱，彻底结束了外国在中国的殖民统治，加快了祖国和平统一的步伐，为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并有利于推动中国的四化建设。 【关键字】澳门问题；一国两制；和平统一；中葡关系 随着澳门回归历史步伐的日益逼近，中华民族又将迎来一大盛事。值此世纪之交，回顾澳门四百余年来所经历的风雨沧桑，总结澳门问题在旧中国一直悬而未决的历史教训，不仅有利于我们深刻理解新中国顺利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的伟大意义，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方针，加快祖国统一步伐，而且有利于我们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 一 澳门，在中国史籍中有多种称谓，如“蚝镜”、“豪江”、“马交”、“镜湖”[1]、“妈港”，等等。在葡萄牙语和西方语言中，称之为“Macau”。现在的澳门地区，包括澳门半岛、凼仔岛和路环岛，面积约24平方公里，人口43万。在中国的版图上，澳门不过是弹丸之地，但它像一朵盛开的莲花座落在富饶的珠江三角洲南端，是上海交通运输的优良港口，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自古以来，澳门就是中国神圣的领土，我们的祖先早在新石器时代就在这里生息繁衍。近年来在澳门出土的文物当中，有5000多年以前的彩陶、石斧等，经专家鉴定与广东珠海出土的文物同属一个文化体系。[2]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澳门归属于南海郡番禺县。宋代，广东人已在澳门定居。明代，澳门被我国辟为进行中外贸易的“互市”地点，成为东西方海运贸易的主要集散地之一。[3]正当澳门日渐开发并显示它重要位置的时候，葡萄牙殖民主义者来到了中国东南沿海，开始了对澳门的逐步侵占。

葡萄牙是欧洲最早向世界各地进行殖民扩张的国家之一，也是最早侵占我国的西方国家。早在1474年，葡萄牙国王就曾向意大利地理学家查询有关中国的情况。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绕过非洲好望角抵达印度，开辟了欧洲至亚洲的海上航线。1511年以后，葡萄牙海盗商人通过马六甲海峡来到中国东南沿海，从事非法勾当，并企图在澳门登陆，遭到中国沿海驻军的查禁和拦截。1535年，葡萄牙人通过贿赂明朝官员，取得了商船在澳门停靠的便利；1553年，借口商船触礁，波涛入仓，贡品浸湿，请求在澳门借地晾晒，并贿赂广东海道副使汪柏，获准在澳门登陆。[4]1557年，葡萄牙人在澳门开始大兴土木，建筑房屋，长期定居，正式占据澳门。这一年，被定为澳门正式开埠之始。此后，葡萄牙人在澳门驻炮台、设据点、建高楼、修城池，俨然以主自居。

明朝政府虽然允许葡萄牙人在澳门居住，但一直对澳门行使主权和治权，严格掌握澳门的土地所有权（居澳葡人每年交纳地租500两，由香山县代征），设立专门管理机构，驻军把守，禁止随意越界。这时期，居澳葡人获得了三种权利：一、居留权；二、贸易权；三、自治权。[5]清朝建立之后，基本上沿袭了明朝对澳门的管理方式。总之，鸦片战争以前，澳门是在中国政府拥有主权并进行某种管理和监督的前提下，一个由葡萄牙人经营的港口。

鸦片战争以后，葡萄牙人借《南京条约》使清政府大失权威之机，企图破坏中国对澳门的主权，使自己由原来的居留者变为对澳门的统治者。1843年，葡萄牙人照会两广总督，企图改变澳门的地位，使之成为葡方的殖民地，遭到清政府的拒绝。1845年，葡萄牙政府悍然宣布澳门为“自由港”，任命海军上校亚马勒（Amaral）为澳门总督，训令他“要维护这个殖民地的绝对主权”。1849年，澳门总督亚马勒挑起事端，率兵袭击澳门海关，砍倒飘着中国旗帜、象征中国主权的旗杆，驱逐中国海关官兵。清政府官员在此事件中处置失当，当地愤怒的爱国青年沈志亮等人打死了澳门总督亚马勒。葡方借口这一事件，拒绝交纳地租，并且越界扩张，1851年占领凼仔岛，1864年占领路环岛，从而形成了现在澳门界址。

然而葡方此时仍未从公认的国际法角度获得在澳门的“永居权”和管理权。形势的逆转发生在1887年。当时清政府经历中法战争之后，国库空虚，但筹办海军和洋务需要大量资金，不惜饮鸩止渴，派员与港英当局协商征收鸦片税厘、查禁港澳鸦片走私等事宜。港英当局提出鸦片在关并征税厘需与澳门同时办理。在谈判过程中，清政府聘英国人、中国海关总税务赫德（Robert Hart)为中方代表、顾问。赫德派其亲信英国人、中国海关驻伦敦代表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赴葡萄牙首都里斯本秘密谈判，竟以承认葡人永远占据澳门来换取葡方在征税方面的暂时合作。[6]在赫德“连哄带骗”的撮合下，[7]清政府征收鸦片税厘心切，听任摆布，于1887年3月27日由金登干代表清政府，在里斯本签订了《会议草约》，准许葡萄牙人永驻、管理澳门及属澳之地，与葡国治理他处无异。[8]同年12月1日，中葡双方在草约的基础上正式签订了《和好通商条约》，正式承认了葡萄牙占领澳门的现实。

二

毛泽东同志指出：“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9]在澳门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中国人民不仅直接进行了反对葡萄牙殖民主义者的斗争，还利用它的特殊条件开展了各种反帝反封建的斗争。1839年，林则徐挟虎门硝烟之余威，以钦差大臣的身份，在两广总督邓廷桢的陪同下，亲自巡视澳门，代表中国政府，郑重地行使了对澳门的主权。[10]19世纪70~80年代，早期改良思想家郑观应多次返往澳门，在这里经过欧风美雨的冲击，形成了对外国“兵战不如商战”的思想，完成了名作《盛世危言》。孙中山也与澳门有着不解之缘，从某种意义上说，澳门是孙中山迈向世界的门户和踏进社会的舞台，而他在澳门的反帝反封建活动，又为澳门书写了光辉的篇章。[11]抗战时期，澳门各界支援祖国抗战，大批热血青年还奔赴内地抗战前线，与日寇浴血奋战。解放战争时期，一批爱国人士告别蒋介石政权，借道澳门，北上解放区，投入新中国的怀抱。1925年，爱国诗人闻一多曾写下了不朽的组诗《七子之歌》，其中《澳门》篇章表达了澳门同胞渴望已久的心愿：“你可知‘Macau’不是我的真姓名,/ 我离开你太久了，母亲！/虽然他们掳去的是我的肉体，/你依然保管着我内心的灵魂。/三百年来梦寐不忘的生母啊！/请叫儿的乳名：澳门！/母亲，我要回来，母亲！”

澳门回归祖国，这是历经明朝、清朝、民国三个朝代近四百年来炎黄子孙的梦想。然而，这个梦想在旧中国是实现不了的。清朝末年，中葡双方曾经围绕着划定澳门属地及界址、修建广澳铁路、“二辰丸事件”、路环血案、浚海交涉案等问题，进行过多次交涉。有的迄无定义，有的谈判破裂，有的达成和解，但澳门的地位始终未能改变。民国时期，中葡双方关于澳门问题曾有过多次交涉。在1919年巴黎和会及1921年华盛顿会议上，中国关于澳门问题的正义要求没有被接纳，中国政府从此谢绝第三国调停澳门界址问题[12]。1924年，孙中山发表宣言，要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1928年12月中葡双方重订《中葡友好通商条约》。虽然从国际惯例和国际法的角度葡萄牙已经丧失了继续占据澳门的依据，但是葡人占据澳门的现实却没有什么改变。抗日战争爆发后，全国各界掀起了要求收回澳门运动的新高潮，并发生了1945年11-12月张发奎部队武装封锁澳门事件，但民国政府阻止了事态的发展。1947年4月，中葡双方就废除领事裁判权问题进行换文，但回避了澳门问题。这样，全国人民收回澳门的强烈愿望始终未能实现[13]。

新中国成立之后，澳门问题的解决掀开了新的一页。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将审查历届政府与外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并根据条约的内容分别予以承认、废除、修改或重新谈判[14]。不言而喻，新中国对于清朝、民国与葡萄牙签订的不平等条约将不予承认。1955年1月，葡人为炫耀殖民历史，积极筹备所谓“澳门开埠四百年纪念”活动，并进行一系列挑衅活动。对此，《人民日报》10月26日以《警告澳门葡萄牙当局》为题发表评论员文章指出：“澳门是中国领土，中国人民从来没有忘记澳门，也从来没有忘记他们有权利要求从葡萄牙手中收回自己的这块领土。”[15]1972年3月8日，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主席，郑重声明：“香港和澳门是被英国和葡萄牙当局占领的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化’范畴。”[16]同年11月8日，根据中国政府要求，第27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将香港和澳门从殖民地名单中删去。中国政府这一举动的意义在于，堵住了某些国家企图以“殖民化问题”策划港澳独立或把港澳问题国际化的险恶图谋。

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开始，收回澳门的时机逐渐成熟了。尤其是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谈判，更为中葡双方和平解决澳门问题提供了成功的范本。邓小平于1984年10月3日和6日两次接见港澳同胞国庆观礼团时，指出澳门问题的解决也是按照“一国两制、澳人制澳”的原则。1985年5月中葡双方发表联合公报，表示将于近期内通过外交途径就澳门问题举行谈判。1986年3月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周南在里斯本与葡国外长再次就举行谈判问题进行磋商。至此，澳门问题的解决已经是箭在弦上了。

1986年6月30日，中葡双方开始就澳门问题正式举行外交谈判。期间，中方表示希望1997年收回澳门，甚至认为还可以提前一些。因为澳门问题比香港问题简单，理应比较容易解决。然而，葡方表示澳门政权的移交最适当的时间是在2017年[17]。对此，邓小平明确表示：澳门问题的解决不能拖到二十一世纪。1986年12月31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宣布：“在2000年前收回澳门是中国政府和包括澳门同胞在内的十亿中国人民的不可动摇的坚定立场和强烈愿望，任何超越2000年后交回澳门的主张，都是不能接受的。”[18]中国政府作出强硬的表示之后，葡萄牙政府只得从其立场后退。1987年3月27日，在中葡里斯本草约签订100周年之际，中葡双方在北京举行关于澳门问题联合声明草签仪式。4月13日，两国总理正式签字，发表联合声明：“澳门地区是中国领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将于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19]1988年1月15日，中葡两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正式生效。至此，澳门问题基本圆满解决，澳门同胞在经历了与祖国漫长的分离痛苦之后，踏上了回归倒计时之路。

三

澳门问题历经明朝、清朝、民国三个朝代，持续400多年，一直悬而未决。新中国建立50周年之际，澳门将回归祖国。综观澳门问题圆满顺利解决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中国的强大，日益在国际舞台上发挥重要作用，这是澳门问题圆满顺利解决的根本原因。自古以来，“弱国无外交”。中国近代史也一再昭示国人：“落后就要挨打。”在当今世界，充满着无数的以强凌弱、大国操纵和欺辱小国的事例。有鉴于此，邓小平同志再三告诫我们：“发展是硬道理”。假如中国仍然是一个“东亚病夫”的形象，那么在当今国际舞台上就不可能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澳门问题就不可能如此圆满顺利地得以解决，葡方就有可能将这个问题借故拖延，或使之国际化，同时某些国家也可能乘机插手干涉，使之复杂化，从中渔利，留下无穷后患。如今，东方的睡狮已经猛醒，强大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已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澳门问题圆满顺利解决，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把一个高度文明、民主、繁荣、富强的现代化国家全面推向21世纪的根本保证。

（二）新中国的三代领导人在解决澳门问题方面采取了积极务实、切实可行的方针政策。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多次重申了中国政府对澳门的主权，指出解决这类历史遗留问题应该通过和平谈判的方式，在正式解决的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暂时维持现状。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制定了“一国两制，澳人制澳，高度自治，50年不变”的方针，这既考虑了澳门的历史，也完成澳门政权的平稳过渡，保持繁荣与稳定，提供了法律保障。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共第三代领导人继续贯彻执行“一国两制”的方针，成功地纾解了亚洲金融危机给香港造成的不利影响，这将为澳门的正式回归和进一步繁荣发展创造有利的条件。

（三）在解决澳门问题过程中，葡萄牙政府采取了务实与明智的态度。1974年4月25日，葡萄牙发生政变，新政变宣布了“非殖民化政策”，放弃海外殖民地，公开承认澳门不是葡国政府管理，这是一个历史上遗留下来的问题，在适当的时期，中葡两国将通过友好协商来解决。”不过这一协议，中葡双方在建交时均没公布[20]。随后，双方开始频繁的高层次领导互访。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发表时，双方“满意地回顾了两国建交以来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友好关系的发展”[21]。应该说，葡方的姿态，不是澳门问题圆满顺利解决的根本原因，但在一定程度上也避免了某些不必要的麻烦。

澳门问题圆满顺利地解决，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一）解决了持续四百余年的复杂历史遗留问题，彻底结束了外国在中国的殖民统治。历史上，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俄国、德国、日本、美国等十几个国家曾对中国进行过殖民统治或武装侵略，造成了中国社会的贫穷落后，动荡不已。面对外敌入侵，中国人民进行了不屈不饶的斗争，捍卫了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最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彻底地推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澳门问题的解决，雪洗了中国历史上遭受外敌侵略、民族耻辱的最后一个象征，显示了中华民族不可战胜的伟大力量。

（二）推动了祖国和平统一的步伐。由于历史的原因，全国大陆基本解放以后，尚有香港、澳门仍在异族的殖民统治之下，台湾则与祖国大陆分离。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祖国，完成了和平统一大业的第一步。1999年12月20日，澳门将回归祖国，这是和平统一大业的第二步。这样，祖国和平统一的大业只剩下台湾问题。“目前，台湾局势正处于重大的变化当中，尤其是‘台独’思潮有蔓延之势，需要严重注意和警惕。形势的发展，把结束两岸分裂局面、实现祖国统一的任务更加突出地摆在全体中国人民面前。”[22]香港、澳门问题的顺利解决，将有利于推动台湾问题的顺利解决，最终完成祖国和平统一大业。

（三）为解决国际争端提供了一个成功的范例。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流，人心所向，然而依然存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国与国之间的摩擦时有发生，小规模的地区冲突从未间断，武力威胁、兵戎相见的现象层出不穷。这些做法违反了人类的根本共同利益。中国人民历来主张用和平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反对诉诸武力。当年，葡萄牙殖民主义者以海盗的方式，采取武力恫吓、贿赂、欺诈、挑衅，以及勾结其他大国等不光彩的手段，占据了澳门；如今，中国政府以和平谈判的方式，“不战而屈人之兵”，防止第三国插手干涉，圆满顺利地解决了澳门问题，这是对人类和平发展事业的重大贡献。

（四）体现了“一国两制”政策的巨大作用。“一国两制”政策最初是在70年代末80年代初针对解决台湾问题而提出来的[23]，后经发展与完善，成为解决台湾、香港、澳门问题的指导方针。可以说，澳门的回归，是香港回归之后“一国两制”的再实践，谱写着祖国和平统一大业的新篇章。“一国两制”是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同我国和平统一大业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项方针政策在澳门的实施，既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愿望，也是现实的需要，时代的要求，并将在实践中经受检验，从而极大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国家学说，具有实践和理论的双重意义[24]。

（五）将有利于推动祖国的四化建设。澳门在历史上曾有过辉煌的一页，明清之际它是华南地区重要的商港，也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四个口岸之一。在鼎盛时期，澳门作为广州的外港，是唯一的来华贸易洋商的留居地，远东贸易的中继站。但是，自从香港开埠，澳门经济逐渐萧条。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澳门踏着四百余年的苍茫烟雨，再一次焕发青春活力，迅速崛起，发展了加工业、旅游博彩业、房地产建筑业、金融业，以崭新的面貌跻身于世界都市之林，成为亚洲正在腾飞的一条“小龙”[25]。可以肯定，澳门回归后将进一步加强与祖国内地的密切联系，彼此促进，相得益彰，为祖国的四化宏图增光添彩。

目前，澳门回归正在进行。1993年3月，全国八届全国人大会议通过了《澳门基本法》。1998年5月，澳门特别行政区筹备委员会成立。1999年5月，澳门同胞按照自己的意愿推举产生了四百多年来第一任华人行政长官。其他一些与澳门平稳过渡和政权顺利交换的有关工作也都在有条不紊地进行。尽管在此过程中，中葡双方在“公务员本地化”、“法律本地化”、“中文成为官方语言”、公务员退休薪金、社会治安、“土生葡人”的社会地位、澳门驻军等一些具体问题上尚有意见分歧[26]，然而这些小小的风浪根本无法阻挡澳门回归的历史巨澜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向我们涌来。“九九归一”，澳门在与祖国分离了四百多年之后，终于要回到祖国的怀抱了。

参考文献：

[1 ][12][25]《港澳大百科全书》，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第631—632、846、648页。

[2]鞠庆友、杜希福：《可爱的澳门》，红旗出版社1999年版，第6页。

[3][24]王启人：《九九终归一，共迎新世纪》，《人民日报》1998年12月21日第三版。

[4]《“澳门问题”的由来》，《港澳经济》1985年第1期。

[5]黄鸿钊：《澳门问题的历史回顾》，《南京大学学报》1987年第1期

[6]徐剑英：《澳门沦丧略述》，《沈阳师范学院社会科学学报》1985年第2期。

[7]《中国海关与中葡里斯本草约》，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84、95页。

[8]《中外旧约辞典》，青岛出版社1993年版，第69页。

[9]《毛泽东选集》合订本，人民出版社1967年版，第595页。

[10]方志钦：《林则徐与澳门》，《历史研究》1990年第6期。

[11]盛永华、赵文房、张磊：《一个巨人的外向门户和活动舞台》，《广东社会科学》1990年第2期.

[13][16][17][18][19][20]黄鸿钊：《百年来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交涉》，《南京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

[14]徐彬：《’97香港回归风云》，吉林摄影出版社1996年版，第45页。

[15]《警告澳门葡萄牙当局》，《人民日报》1955年10月26日。

[2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葡萄牙共和国政府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1987年4月13日。

[22]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七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1991年7月1日），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9页。

[23]《中国台湾问题》，九州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66—68页。

[26]林昶：《澳门回归道路遇到困难》，《广角镜》1998年12月16日，总第315期。

原载：《理论学刊》1999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