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的鸦片战争，是中国由封建社会逐渐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一个历史转折点。从此，中国的社会性质开始发生了根本的变革。鸦片战争以后地处沿海、拱卫京师的山东省成为帝国主义觊觎的目标，先后长期遭受法国、日本、德国、美国等的直接武装侵略或殖民统治，这在近代中国较诸其他各省是罕见的。

早在鸦片战争以前，自然地理条件优越的烟台港湾就引起了西方侵略者的注意。1835年（道光15年）英国的舰船曾游弋在烟台洋面一带，因登州府派船堵截而未获登岸。此后，西方国家的走私船只只在胶东洋面往来不绝。1840年7月，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英国攻陷浙江定海后，在纠合其舰队北犯天津的途中，层屯泊于烟台，以补充给养。1856年，英法联军挑起了第二次鸦片战争。1858年，英法强迫清政府签订了《天津条约》，规定山东登州（今莱州）开辟为通商口岸。1859年，英法联军以换约为名，强闯大沽口，重新挑起战火。考虑到这次军事行动可能会旷日持久，法军决定占领烟台以作为在上海、天津之间运送食品和军火的中转站。1860年6月18日，法国军舰驶至烟台山下，三、四千名法国士兵登陆上岸，占领了烟台港一带，释放枪炮、强占民房，构筑工事，作为进攻北京的军事基地。这是山东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受西方列强大规模的武装侵略。根据《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登州府城口的蓬莱港应辟为商埠，但英法两国代表根据实地考察，认为登州府港口不适于开埠通商，要求以烟台港取代蓬莱港。1861年8月22日，烟台港正式开关，称为东海关。这是山东设立的第一个海关。从此，西方列强侵略势力开始常驻山东。

进入19世纪70年代，西方侵略实力以不满足于他们的在华权益局限于中国沿海一带，要求向内地扩张。1875年，英国借口“马嘉里事件”，向清政府提出了新的无理要求。英国和清政府先后在北京、上海多次交涉而未果，乃与1876年8月在烟台再续谈判。在英国的武力恫吓之后，清政府被迫签订了《烟台条约》，进一步扩大了英国在华的侵略特权。

19世纪末，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进入了帝国主义阶段，后起的东方帝国主义强国——日本，不仅把侵略势力伸入朝鲜，还把战火烧到中国，挑起了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后，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了使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程度大大加深的《马关条约》。

以《马关条约》的签订为契机，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开始在中国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在这股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山东首当其冲，而德国则充当了急先锋。德国是欧洲后起的帝国主义强国，随着其政治、经济、军事实力的增强，他的侵略本性也日益暴露。在德皇威廉二世“要求获得阳光下的地盘”的方针下，德国的殖民扩张势力伸到了山东。1897年11月，德国借口在山东曹州府发生“巨野教案”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毫不理会清政府为了结教案已经采取了“保教”、“惩凶”等措施，悍然派军舰在青岛登陆，强占了胶州湾。不仅多次逼令一再退让的清朝守军后撤，而且还将登州总兵章高元扣押在德舰上达半月之久。随后，德国政府军事恫吓与外交威逼双管齐下，在议结教案时又横生枝节，提出了租界胶州湾的无理要求。1898年3月6日，德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胶澳租界条约》。该条约使山东省沦为德国在华的势力范围，并成为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狂潮的第一个信号。

在19世纪末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中，老牌殖民主义国家英国自然不甘落后，它不仅借此机会拓展了香港殖民地界址，扩大了在整个长江流域的特权，还直接染指了山东威海卫。1898年3月，沙俄强迫清政府签订了《旅大租地条约》，租用旅顺为军港，大连为商港，租期25年。英国以“东方均势之局完全打破”，防止沙俄势力南下等为借口，向清政府提出要求，“非租界山东之威海卫停泊兵轮不足以资抵制”，同时，派遣兵舰十余艘集中于烟台洋面进行示威，大有非租不可之势。经过双方多次磋商，1898年7月1日，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了《订租威海卫专条》，规定英国租借威海卫25年，“租期应按照俄国驻守旅顺之期相同”。从此，威海卫又成为英国的殖民地。按照条约规定，25年租期届满之后，威海卫的主权应交还中国。然而，英国政府多次借故延宕，使威海卫沦为殖民地达32年之久，直到1930年10月才回到祖国怀抱。即使如此，此后英国海军还享有每年夏天到刘公岛避暑的权利，直到1940年11月正式宣布撤退。

1911年的辛亥革命，导致清廷倾覆，政体焕新。然而，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并未能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地位，山东仍然饱尝着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铁蹄蹂躏。1914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日本帝国主义趁着西方列强忙于欧洲疆场的厮杀而无暇东顾，迅速扩张它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以取代德国在山东的权益。8月23日，日本北洋政府宣布的“局外中立”，正式对德宣战，以5万多兵力投入山东。9月，日军先在龙口登陆，尔后长驱西进，占领了整个胶州铁路及其沿线地区。从此，德国在青岛的殖民统治和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又为日本替代和抢占了。直到1923年，在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和坚决抵制下，日本武装侵略势力才暂时撤离山东。1927年，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次年，国民党军队开始了“第二次北伐”。然而，这一行动遭到了日本政府的阻挠，并制造了骇人听闻的“济南惨案”。

在1937－1945年的抗日战争中，日军在山东犯下的滔天罪行更是罄竹难书。“七七事变”发生两个月以后，日本侵略军的铁蹄便踏入山东，到1938年5月下旬徐州会战结束时，日军完全侵占了山东。日军占领山东期间，为推行其法西斯统治，采取了种种的残暴野蛮手段，主要有：一、对抗日根据地的军事进攻；二、推行“治安强化运动”；三、开展奴化教育国民运动；四、残害抗日志士；五、进行疯狂的经济掠夺。日本侵略者在山东的军事屠戮，法西斯暴政，导致了山东人口的巨大损失。8年中，山东人口死亡89.5万余人，伤残161万余人，被抓126万余人。三项总计376万余人，占山东当时总人口的12％以上。

在鸦片战争结束以后的百余年历史当中，帝国主义对山东地区除了进行武装侵略、殖民统治之外，还把经济侵略和文化侵略的触角从通都大邑伸向穷乡僻壤。它们在山东各地铺建铁路、开辟港口、开采矿山、建立工厂、广殖移民、侵占民田、遍设教堂、发展教徒、排起教案。凡此种种，造成了近代山东的贫穷落后和动荡不安。帝国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构成了山东近代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

“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主义相结合，把中国变成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595页），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近百年来山东人民前仆后继进行了英勇无畏的反抗斗争，写下了一页页可歌可泣的篇章。

晚清时代，发生在山东地区的一系列反洋教斗争，其持续时间之长、地域之广、规模之大，为全国所仅见。晚清教案之迭起，是西方列强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和宗教侵略的产物。在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列强强迫清政府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中，《虎门条约》规定了外国人在五口通商口岸享有租地建屋和永久居住的权利，并享有治外法权，外国传教士据此大批涌入中国。1858年签订的《天津条约》更进一步规定外国传教士可以进入中国内地自由传教。据此，西方天主教和耶稣教的传教士纷纷进入了山东地区。到19世纪末，天主教已在山东建立了北、南、东三个教区，分别在济南、兖州、烟台设立了三个总堂，全省各地共有住堂、会所、公堂等1202处，发展教徒8万余人，约占全国天主教教徒总数的的1/10。到1900年，各国耶稣教会的势力也深入到山东全省107个州县中的72个州县。各国派驻山东的传教士总数共有150多人。有些传教士为发展其教务，不惜以金钱招揽一些无赖之徒入教，倚为心腹，充作爪牙。他们为所欲为，武断乡曲，包揽词讼，借各种教案挟制官府，干预地方行政，欺压百姓，鱼肉乡民，轻则勒索赔款，重则要求割地。他们的一系列恶行，引起了山东人民的极大愤慨，反洋教斗争随着外国传教士进入山东时就不断发生。甲午战争以前山东地区的反洋教斗争一般是个别的、零散的，尚未酿成波及全省乃至全国的大规模运动。甲午战争以后，在民族危机日益加剧的情况下，各地人民反帝爱国斗争风起云涌。山东人民在反洋教斗争发展成为由民间结社领导的大规模的武装反抗，并汇成了一场影响全国的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深刻的影响。

除了反洋教斗争之外，山东人民其他形式的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爱国运动也绵延不绝，贯穿山东近代百年历史的始终。

1895年1月中日甲午战争时期，面对日本海陆军的联合进攻，两面夹击，困守在刘公岛的北洋水师广大爱国官兵在敌我力量绝对悬殊的情况下，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抵抗。水师提督丁汝昌断然拒绝了日军下达的投降书。2月11日，丁汝昌在援军无望，势难持久的形势下，召集会议，命令残存各舰拼死突围，以求万一生机，结果遭到一些贪生怕死官员的极力反对而未果。之后，丁汝昌又下令炸毁“镇远”等舰，以免资敌，但仍无人下手。事势至此，丁汝昌与当天晚上服药自杀，以身殉国。在此前后，右翼总兵刘步蟾、护军统领张文宣、“镇远”管带杨用霖等也相继自杀殉国。他们的行动，虽然未能挽救甲午战争的败局，但表现出了广大爱国将领宁死不屈的精神。

在19世纪末帝国主义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面对德国、英国强租胶澳、威海卫，进行殖民统治的行径，山东人们进行了自发的抵制和反抗。1898年冬，威海西乡以秀才崔寿山为首的当地士绅成立了抗英殖民统治的“疃联会”。次年4月，崔寿山等人在西南组织2000余人举行抗英集会，英军将崔寿山逮捕入狱。崔寿山在囚室里以民族英雄文天《正气歌》勉励自己和鼓舞难友。两个多月后崔寿山被保释出狱，他出狱后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宁死不当鬼子使!”表现了中国人民的铮铮铁骨。随后，威海西南乡、东南乡的村民在于冠敬、刘荆山的领导下举行了抗英埋界石的斗争。在1899－1900年胶济铁路修筑时，高密人们进行了反对德人筑路的斗争。李金榜、孙文等人率领当地群众200余人执旗招炮，阻工毁价，迫使德人在高密的筑路工程拖延半年之久。尽管李金榜、孙文等人很快被镇压，但高密人民的反抗斗争坚持不懈，后来汇入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

1919年，发生了一场作为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五四运动”。而这场运动的发生，与山东问题有着直接的联系。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趁机强占青岛，提出“二十一条”以来，山东人民要求收回青岛主权的反日爱国运动就从来没有停止过。1918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济南就组织了“山东学生外交后援会”，开展了收回青岛的爱国运动。1919年2—3月巴黎和会召开期间，山东省议会、教育会等团体联电北京政府、巴黎和会和中国代表团，要求废除“二十一条”，收回山东主权，并派出代表参加巴黎和会，成为全国唯一向巴黎和会直接派出请愿代表的省份。随后，山东学、工、商、农各界群众在济南召开10万余人的请愿大会，首次提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收回青岛”，“废除非法卖国条约”的鲜明口号，其斗争矛头直指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成为“五四运动”得先奏和前声。山东各界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在全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点燃了“五四运动”爆发的导火线，成为这场伟大革命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爆发以后，山东人民又率先响应，以代表请愿、致信通电、罢课罢市、抵制日货、游行集会等各种形式支持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成为“五四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全国人民和山东人民的共同努力，1923年终于取得了收回胶济铁路和青岛主权的斗争胜利。

收回胶济铁路和青岛主权之后，日本仍利用其特权，控制了青岛的棉纺、火柴、面粉、榨油等行业和全部的商业，操纵青岛的经济命脉。山东人民继续进行着反日爱国运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积极在山东各地开展工人运动。1925年4月开始，青岛1万多工人连续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罢工运动。5月29日，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军阀共同制造了青岛“五·二九”惨案。第二天上海又发生了“五卅惨案”。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省港大罢工，一场更大规模的反帝爱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1937年的“七七事变”爆发后，山东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滚滚洪流。1938年春天，日本侵略军长驱直入，大举进犯鲁南地区以便进行徐州会战清除外围障碍，实现其速战速决，短期内灭亡中国的野心。3—4月间，中国军队浴血奋战，取得了举世闻名的“台儿庄大捷”，共歼灭日军第五、十两个师团的主力1万余人，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极大的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和决心。在这场战役中，山东人民做出了应有贡献。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山东大地与日本侵略军进行了英勇卓绝的斗争，成为山东抗日斗争的中流砥柱。在山东腹地，1938年初，中国山东省委在徂徕山成立了“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第四纵队”，举行武装起义，建立抗日根据地。在胶东半岛，成立了“八路军山东纵队第一支队”。在黄河北岸，成立了“华北民众抗日救国军”。在黄河以南，成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五军”。在鲁南地区，各县民众成立了“抗日义勇队”。到1938年底，北起冀鲁边，南到苏鲁边。东从黄海之滨，西至鲁西平原，山东各地人民抗日武装起义风起云涌、如火如荼，汇成了汹涌澎湃的抗日洪流。这些队伍与1939年陆续进入山东的八路军一一五师一起，为开辟、发展山东抗日根据地，为抗日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抗日战争刚刚胜利，美国便想将其势力伸入山东解放区。1945年10月1日清晨，美国太平洋舰队的5艘军舰，在支队司令赛特尔少将的率领下，突然驶进烟台海区，停泊在崆峒岛附近，企图侵占已为八路军解放的烟台，新成立的烟台外事办公厅在中共胶东区党委的领导下，根据中共中央的精神，与美国舰队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起初，对于美舰再三表示的来烟台只是作友好访问的态度，中共胶东区党委和八路军胶东军区对来访的美舰给与了友好的接待。几天以后，美军突然在烟台海面增派军舰，提出了要在烟台登陆、八路军撤离烟台而由美军接管等项无理要求。胶东区党委和军区与美军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烟台人民举行了千万多人的抗议集会。中共中央和八路军总部也立即发表严正声明。在我党政军民的坚决斗争面前，美军在烟台登陆的企图遭到彻底破产。这场斗争的胜利，在国际国内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这是获得解放的胶东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第一次取得外交斗争的胜利。这一胜利，也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胶东人民新生政权从事外交斗争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鸦片战争以来，山东人民以其前仆后继、英勇无畏的精神，在百余年的历史过程中，先后与法、德、英、日、美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捍卫了自己的主权与领土完整。最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迎来了新中国的建立。

近代百年山东的外交史，是一部帝国主义侵略山东的历史，也是一部山东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历史。同时，从一定意义上说，还是一部山东走向世界，对外开放，外事工作近代化的历史，对于这一点，应该采取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予以实事求是的认识。

山东海岸线之长居全国之首，对外交往具有很大的天然优势。但山东在鸦片战争以前从未设立专门办理外事的机构，即便是管理对外经贸的专门机构亦付诸阙如。鸦片战争以后，这种状况有所改变。1861年8月22日，东海关在烟台正式成立。起初，东海关管辖范围仅限于烟台港区，管理活动也仅仅是港口税收。1862年3月，由于东海关涉外事务渐趋繁忙，而烟台当时又不是地方政府所在地，于是清政府将登莱青道由莱州移到烟台，该道台同时兼任东海关监督。这样，东海关成为一个带有涉外行政管理性质的机构。而严格意义上的管理山东全省涉外事务的行政机构则出现在19世纪末。1898年2月12日，清政府批准在济南设立山东省洋务局，以执掌山东各地的外交、对外贸易、外人游历、外侨寄居及一切涉外事务。这是山东省历史上第一个统管全省外事的专职机构。民国时期设立的山东外交司、特派山东交涉员公署、山东外交公署等机构，其性质均与前者相同。

1900年义和团运动以后，清政府在内外压力的促使下，开始采取一系列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措施，史称“清末新政”。在这一场运动中，山东积极响应，并在对外开放方面采取了主动措施。1904年，由直隶总督袁世凯和山东巡抚周馥奏请，经清政府批准，济南、周村、潍县三个地区同时由中国自行辟为商埠，实行对外开放。由地方督抚奏请，中国自主开放铁路枢纽地区和内陆经济中心城市，在一省中同时开放包括省城在内的三个城市为商埠，这是中国近代商埠沿革史上的创举，是山东地方当局为防止因修筑胶济铁路后出现德国势力向内陆扩张，中国主权再失而采取的重大举措，在近代中国对外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后来，龙口、济宁也主动对外开放，自辟为商埠。这些举措，对于山东地方经济的发展，扩大对外交流，起到了相当的推动作用。

鸦片战争以后，随着烟台、青岛等港口的建立，胶济铁路、津浦铁路的通车，山东对外的经贸与文化交往逐渐增多。以外贸而言，既有山东当局派遣的工商各界代表团，分赴海外各国考察经济，也有工商各界自行组织的团体参加世界各种商品赛会，并屡获大奖。山东各地的土特产品如丝绸、花边、草编、发网、花生、粉丝等远销东南亚、欧美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青岛、烟台成为中国北方对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就对外文化交往而言，不仅有山东当局选派的学生分赴英、法、美、德、日等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也有一大批学生自费出国留学。他们学成回国后，对于山东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在各自的领域崭露头角。与此同时，在与山东进行交往的外国人员当中，也不乏有一批对中国人民怀着深厚感情的友好人士和知名人士，他们在山东的活动，推动了山东人民和各国人民的相互了解和友谊，有人为了山东的抗战事业甚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此外，一批外国人员在山东设立了各种工商企业和文教事业，他们的活动尽管各自的主观动机不一，但客观上在某种程度推动了山东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近代化进程。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山东外事工作在新中国成立以前，已经得到了锻炼，并积累了一些成功的经验。早在抗日战争时期，我党我军在烟台成立了较早的涉外统一战线组织——“在华日人反战同盟”。1945年8月24日烟台第一次解放后，当时的胶东行政公署在烟台成立了外事办公厅。这是胶东行政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最早的外事机构。外事办公厅在党中央和胶东区党委的领导下，成功地处理了“阻止美军企图在烟台登陆事件”（1945年10月）和“杨禄奎事件”（1947年5月），谱写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外交史上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尊严、维护人民利益的新篇章。在这一时期，胶东外事办公厅还做了其他方面的大量工作：创办了英文周报《芝罘新闻》，向国内外宣传解放区人民民主政府的各项方针政策，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广造舆论；接待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驻烟办事处人员并接受了该署提供的救援物资；参与了外侨在烟台资产的处理工作，等等。这一切，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山东外事工作的开展做了必要而又充分的准备，奠定了全面而又坚实的基础。

原载《中外天地》199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