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揭起“三无两各”大旗（无政府、无宗教、无家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否定专制权威，反对宗教迷信，鼓吹绝对自由，倡导平等博爱，批判夫权父权，主张毁家废家，寻求妇女解放，宣传道德革命，对传统家庭制度进行了大面积颠覆性的批判与反思。一方面，他们把家庭革命和社会革命结合起来，充当了晚清社会转型时期家庭观念变化的激进承担者，推动了“女界革命”的历史进程，对辛亥革命和后来的先进人物都产生过重要影响。另一方面，他们立足于极端个人主义世界观，理论上摇摆不定而迷恋空想，观点上自相矛盾而天真过激，在一系列理性与非理性纠缠难解的政治诉求中，既推动了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又暴露了自身无法求解的理论缺陷。不过，他们当年提出的许多问题，在工业化和后工业化的今天，仍然值得我们思考。

[关键词] 晚清社会；无政府主义；家庭观；

[中图分类号]K25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8353（2008）06-0148-06

家庭是以婚姻和血缘、亲缘关系为纽带而形成的初级社会群体，是社会的细胞。家庭的组织结构、权力系统以及伦理观念反映了社会生产关系各个方面的特定要求。每当社会处于重大历史转折时期，每当社会组织结构与权力系统以及思想文化出现重组、分化和嬗变的时候，作为社会结构中最基本的单元——家庭便不可避免地会随之发生重大的变化和转型，尤其是与之相关的法律制度和思想观念便不可避免地遭到集中的反思与批判，有时甚至达到惊人的高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20世纪初年，无政府主义家庭观在中国思想文化界喧嚣一时，便体现了社会历史重大转型通过家庭这个社会细胞而折射出时代的风云变幻。一

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显然是一个舶来品。自从19世纪中期无政府主义在欧美国家产生以来，它就逐渐被一批又一批急于从西方寻找救国富民真理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所关注，通过欧洲和日本这两个殊途同归的管道，连同其他一些西方文化而未加咀嚼消化地移植到了中国。根据蒋俊、李兴芝的研究，早在19世纪晚期，国内已有关于各国无政府主义及其活动的零星报道，一些清政府外交官和留学生在其著述中也有提及。但作为一股政治思潮，无政府主义于20 世纪初年才正式传入中国，并与当时中国的政治运动联系起来，逐渐形成了三代分化与重组的代表性人物[1]（绪论及第一章）。本文所论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以他们当中第一代人物的思想为主。

早期无政府主义在中国是一个庞杂乃至矛盾的思想体系。它揭起“三无两各”大旗（无政府、无宗教、无家庭，各尽所能、各取所需），反对一切专制，否定任何权威，破除宗教迷信，鼓吹绝对自由，倡导平等博爱，等等，在一系列理性与非理性纠缠难解的政治诉求中，对于在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传统家庭制度及其思想观念，进行了大面积颠覆性的批判与反思。其主要思想集中发表在两大舆论阵地，其中《天义报》由何震、刘师培在1907年创办于日本东京，《新世纪》则由张继、李石曾、吴稚晖等人同年创办于法国巴黎。他们遥相呼应，借异域之地，唱本土之音，以舶来学说，破传统观念，重要论著有《无政府主义之平等观》、《人类均力说》、《毁家论》、《毁家谭》、《废婚姻主义》、《废家族主义》、《女子解放问题》、《三纲革命》、《祖宗革命》，以及散见于国内外其他刊物和著作中的文章或者相关论述。探讨家庭问题，其起源和本质不可回避。然而，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对此着墨并不浓厚，只是粗略涉及而未深加考究。一般说来，婚姻是家庭的起点，家庭是婚姻的结果。关于古代婚姻问题，他们认为：“上古之初，行共夫共妻之制”[2]（P922）。野蛮时代，女子因“生理上弱于男子”，“处于被征服与被保护地位，一举一动，皆仰男子之鼻息”。“女子既属于男子，一男多女，多男一女，各欲得美女子而不免于争，既争而得，恐为他人所夺，于是欲解决此问题，遂不得不以婚姻之制而定男女之配合。”“婚姻者，即断定某女子属于某男子”[3]（P181）。关于家庭问题，鞠普的文章《毁家谭》认为：“原人之始，本无所谓家也，有群而已。”自有家而后，于是有夫权、父权和君权。“故家者，实万恶之源也。”[3]（P212-213）此前《天义报》为了否定家庭，发表《毁家论》一文，从文字学的角度抨击了家庭的起源：“考《说文》：‘家，居也，从宀，豭省音。’段注：家字‘本义，乃豕之居也，引申之而罪人拘系之所为牢。家字庸有异乎？盖豢豕之生子最多，故人居聚之所，借用其字。’”“考今之俗语，谓结婚曰‘成家’”。“然则家字之义，尚含有以女子喻畜之微义矣。”[3]（P186）毫无疑问，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注意到了历史上夫权、父权和君权三者与家庭之间的某种关联，但他们对于家庭起源的解释纯属望文生义、断章取义，或者牵强附会于其政治主张而已。事实上，历代哲人、思想家、社会学家孜孜不倦探讨的家庭起源这个千古之迷，在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中既未占据正本清源的理论依据地位，也没有找到击中要害的破解之方。

消解传统的家庭功能尤其是其中的权力体系，这是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政治诉求中一个不可绕过的核心义项。在传统社会，家庭在历史演进中形成了几大功能：婚姻保障，生理需要，人种繁衍，物质资料生产，抚育和赡养，消费与消遣，教育，情感寄托，以及连接着个体与社会的权力分配，等等。然而，在无政府主义者看来，“盖家也者，为万恶之首”[2]（P916）。他们依据西方的“自由”、“平等”、“博爱”理念，抨击了传统的家庭功能，提出了激进的“毁家”主张，设计了未来社会的理想方案。如，他们认为家庭的罪恶有：一，限制了人们天地之间独来独往、无畏无惧的自由；二，造成了人们富贵贫贱的差别、阶级分化的不平等；三、阻碍了人人自立、人人博爱的世界进化。既然如此，则必须“毁家”。因为婚姻是家庭的起点，因而“不婚”就成了“毁家”的不二法门：“使世之为父母者，不强迫其子女结婚，而世之为男女者，复知结婚之自累，不数十年，婚姻一事，已可绝迹于天壤矣。” [4]（P197）对于那些已婚者，无政府主义者提倡“须以二人之同意解除夫妻名义”。[5]（P236）那么，如何解决人们日常生活中对家庭功能不可或缺的需求呢？《毁家谭》作者开出了一剂药方：一是多设会场旅馆，为男女相聚之所，相爱则合，相恶则离，俾各遂其情；二是大倡男女同校、男女同业之义，俾女子均能自立而不受压迫；三是为了解决生养疾病老死等问题，广设协助公会，多兴慈善事业[4]（P197）。表面看来，无政府主义“毁家”“废家”理论显得浅陋琐屑，但它的核心目标实际上是主张绝对自由，反对任何强权，是在为颠覆传统家庭功能中的权力体系——夫权、父权，以及由此而延伸的君权——而张目。因为传统中国是宗法社会，一个家庭或者家族就是一个小的权力机构，是一个维系和传递政治权力的宗法系统，其主要特征是父系、父权、父治[6]（P3）。对此，无政府主义进行了猛烈抨击：“自有家而后各私其妻，于是有夫权。自有家而后各私其子，于是有父权。私而不已则必争，争而不已则必乱，欲平争停乱，于是有君权。夫夫权、父权、君权，皆强权也，皆不容于大同之世也，然溯其始，则起于有家，故家者，实万恶之原（源）也。”正是从伐木拔本的逻辑角度，他们提出了一个核心命题：“去强权必自毁家始。”[4]（P193）因此，毁家是他们的一种手段，而废除存在于家庭之中的并且延伸到社会领域里的强权专制则是他们的终极目标。从婚姻、家庭诞生之时起，女子地位问题便与之相伴而生，如影随形。无论在家庭里还是在社会上，女子地位低下已成中国几千年之痼疾。近代以降，一些有识之士或多或少地提出过妇女解放的主张，但是从来没有像20世纪初期无政府主义那样形成一次痛快淋漓的“女界革命”思想的集中宣泄，“其情形犹如一次猛烈爆发的井喷”[7]（P311）。在“女界革命”鼓吹者队伍中，既接受了新式教育又有国学根基的青年女性何震无疑最引人注目。何震与丈夫刘师培创办《天义报》时，在“宗旨及命名”中首先强调的是：“以破坏固有之社会，实现人类之平等为宗旨，于提倡女界革命外，兼提倡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3]（P18）。他们把女界革命置于种族、政治、经济诸项革命之前，视为社会变革的重中之重，这不仅有别于当时引领革命思潮主流的同盟会，也与其他无政府主义者有所不同。基于“人类有三大权：一曰平等权，二曰独立权，三曰自由权” [5]（P72）的理念和“人类均力”的追求，他们把“实行男女绝对之平等”的思想发挥到极致。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们成立了“女子复权会”，历数中国数千年制度之罪恶：“以女子为奴隶者也，强女子以服从者也”；“男子私女子为己有，防其旁淫，故所立政教，首重男女之防”；“幽闭女子”[5]（P99）。他们抨击不平等的婚姻制度、蓄妾蓄婢宿娼制度、一夫多妻制度，反对女子的被动解放，提倡“必由女子之自求”、“当由女子抗争，不当出于男子之付与”[5]（P103）的主动解放。何震等人提倡的“男女革命”，还涉及到男女养育同等、教育同等、职务同等、工作同等、处女嫁配处男等内容，以及女子出嫁后不从夫姓、男女采取父母双姓，或者干脆取消各自姓氏，如何震署名何殷震（殷为其母姓），刘师培只署本人之字“申叔”而不署其姓，其他许多无政府主义者著文均不署姓氏而只署名字，这些都含有男女平等、父母平等或者种姓革命之义。由婚姻而产生的家庭并不一劳永逸，其维系除了法律的强制性保障之外，还需有人们的信念、习惯、传统和教育等项软性力量来帮助，亦即伦理道德的支撑。反之，如果要“毁家”“废家”或者“家庭革命”，则必须从思想上毁弃支撑着家庭的伦理道德体系。无政府主义者深解其中三味，不遗余力地鼓吹“道德革命”。 祖先崇拜是中国的文化传统，是家庭尤其是家族维系的纽带，而无政府主义者依据生物进化理论，从反对迷信和强权的角度，历数“祖宗迷信之四大罪恶”：一，反背真理，颠倒是非；二，肆行迷信之专制，侵犯子孙自有之人权；三，耗民力民财于无用之地；四，攘夺生民养民之源。因此，“家庭中最愚谬者，更莫甚于崇拜祖宗”。他们主张实行“祖宗革命”，甚至要采取极端手段----“平坟墓，火神牌”。他们既批判中国的崇拜祖宗，也批判西方的崇拜上帝，还注意到了敬奉祖宗与敬奉父母的区别：“父母乃生物，祖宗乃死物，不可并论。”[3]（P99）从本质上说，祖宗革命是宗法观念的革命，是要从根本上冲破封建家族制度的思想束缚。作为祖宗革命的副产品，他们还主张“种姓革命”，因为“人类远祖同出猿猴，五洲万国凡百族类莫非昆弟，又何一族一姓之可言哉？族姓者，自私之物也，……有族姓则有界限”[5]（P237）。对于“三纲五常”伦理观念，无政府主义者的批判则更加是直截了当。从自然科学的角度，他们否定“父为子纲”，指出：“父之生子，惟一生理之问题，一先生，一后生而已，故有长幼之遗传，而无尊卑之义理。就社会言之，人各自由，非他人之属物。”[3]（P128）因此，他们主张父子平等。关于“夫为妻纲”，他们视之为伪道德，不仅法律不公，而且理论亦不通。他们对“家庭革命”中男女平等问题，论述尤为透彻。关于妇女的“贞淫之说”，他们认为：“就科学言之，男女之相合，不外乎生理之一问题。就社会言之，女非他人之属物，可从其所欲而择交”。基于平等的原则，他们甚至不乏负气之论：“若夫得嫖，则妻亦得嫖。”[3]（P131）其本义虽然不是鼓励夫妻各自去嫖宿，但以此来论证夫妻平等，未免滑稽。何震认为：“佚则思淫，为男女自然之天性。”“女子之犯奸淫，由于幽闭，而非由于解放。”因此，“一夫一妻之制度，不过为宗教所缚束，复为法律及伪道德所牵制耳。”[5]（P101）总之，在他们看来，“家庭灭，纲纪无”[3]（P131），相关的伦理道德便随着家庭这个基础的消亡而消亡。

二

作为20世纪初年在中国思想文化界乃至政治领域、社会生活诸方面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一股思潮，无政府主义一直成为后来研究者重点关注的对象。概括言之，人们对于无政府主义家庭观的否定大于肯定，把它看作是小资产阶级极端个人主义的思想表现，重点批判其理论的空想性和反动性。近些年来，学术界对无政府主义家庭观的看法稍有转变，由一味批判转为多方考察，不乏纠偏之意，但大多属于就事论事、史料罗列，尚缺总体把握和深层次的分析思辨。事实上，评判该思想体系应该取决于三个要素：一是它如何反映了时代要求，二是它如何超越了前人或同代人的思想认识，三是它如何影响了当时和后来社会的发展。跨入20世纪门槛的中国，正面临一个风云激荡的局面，各种迹象表明，大清帝国的气数已在无可挽回地淡褪，民主共和的体制即将破茧而出。且不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通商口岸开放而兴起的资本主义工商业为建立一种新的社会体制积累了必要的经济基础，也不必讨论戊戌变法后新兴资产阶级代表一股初显朝气的政治力量而渴望按照自己的阶级意志改造中国，即使简单地点数20世纪初期中国所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或者时代新特色，如：日俄战争、拒俄运动、抵制美货运动、实业救国呼声渐起、废除科举制度、出国留学生剧增、五大臣出洋考察、预备立宪运动、抗捐抗税风潮、保路运动，尤其是同盟会成立之后各地革命起义风起云涌，等等，这些足以说明，辛亥革命前夜的中国已经处于一个重大历史转折关头。不仅如此，人们的思想观念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政治理念方面，虽然当时有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这类激烈的政体之争，但这是具体手段的差别，而他们的根本目标却殊途同归，分别从两翼包抄封建专制主义。另外，伴随着半个多世纪欧风美雨的浸润，外国传教士和洋商带来的异域风俗习惯，以及中国外交官和留学生对西方社会耳濡目染而带回的新观念，使人们对中国延续了几千年的僵化生活有了反思的参照。更重要的是，西方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天赋人权、人类进化等理念，为中国传统的公羊三世变异思想提供了新的嫁接依据和参照体系，使中国固有的价值观念面临着系统的重新估判。上述历史转型，引发了家庭观念随之发生颠覆性的变革，而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则成了这种家庭观念变革的激进承担者。一位西方学者认为：“中国传统的扩大家庭几乎延续了2000年而未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在这久远的年代里，……政权的稳固、法典的制订都是以家庭关系作为基础。一套刻板的结构性等级制度规定了处在不同社会地位的人们的适当的态度和行为。这种等级的支配性和不可冒犯性也体现在家庭内部，这是半封建经济体制的一种反映。”[8]（P392）这位学者所概括“中国传统的扩大家庭”的特点是比较准确的，然而他归之为“这是半封建经济体制的一种反映”，则大谬不然。因为“半封建经济体制”恰恰发生在鸦片战争以后，而这时期家庭结构和家庭观念正在呈现出日益变化的趋势。太平天国时期，洪秀全等人先是在起义纲领中宣传涉及家庭问题的平等博爱思想：“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9]（P164）继而在行军打仗中实行男女分营、男女分馆，以至以馆代家，废除家庭。此外，太平天国还改革婚姻制度，禁娼、禁淫、禁奴，实行过一些解放妇女的措施。尽管太平天国定都天京后不久，情况出现了反复与倒退，但它毕竟对中国传统家庭制度进行过一次猛烈的冲击，引发了后人关于家庭观念变革的思考。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从天赋人权、平等独立等原则出发，主张妇女自主婚姻，并且基于天下为公的考虑，构建了未来社会的大同世界，设计了废除家庭之后人们从摇篮到坟墓均由公共政府来公养、公教、公恤的理想蓝图。梁启超从保国保种的角度，提倡男女平等、妇女接受教育和经济独立，以及禁止早婚。谭嗣同宣传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猛烈抨击了维系封建家庭制度的三纲五伦，号召人们冲决罗网[6]（第1-3章）。总体而言，这时期人们对于封建家庭制度的批判尚处于点滴的积累阶段，还没有形成一股社会洪流，更没有形成一套系统的思想理论。然而，进入20世纪以后，情况发生了明显的改观，资产阶级革命派和无政府主义者分别形成了系统的家庭革命理论，尽管他们的终极关怀有所不同，但是现实面临的反清革命这个共同事业把他们一起推到了时代前沿，在批判封建家庭制度方面结成了临时盟友，从而把家庭革命和社会革命结合起来，提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当时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在此，我们姑且不论其理论之庞杂，观点之矛盾，但是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从近代中国家庭观念演变的历史来看，无政府主义者书写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一章。

妇女解放，或者说女界革命、女权运动、男女平等，这是20世纪初年中国社会变革的重要表征之一，这也是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和资产阶级革命派（事实上，当时两者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他们许多重要思想往往纠结在一起）有关家庭革命的主张经过实践积淀而留下的一项有价值的历史遗产。学术界现有的研究表明，早期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是这项历史成果的播种者，但无疑是主要的培育者，他们的舆论阵地《天义报》、《新世纪》为催生家庭革命理论提供了沃土。受马君武译介西方学者斯宾塞《女权篇》和约翰·弥勒“女权说”的影响，无政府主义者和一批激进知识分子都以提倡女权革命为己任，大力推进女子教育。根据1907年清政府统计，全国除甘肃、新疆外，22个省市有各类女子学校428所，学生15496人，教师1501人，职员622人。一批女性知识分子在1902---1912年间创办或参与创办了38所新式女子学校[6]（P69），其盛况可谓空前。作为女权革命的领军人物，何震在《天义报》刊登经过更正的《简章》“宗旨”中英文本时，特地将中文的“实行男女绝对之平等”翻译成“To realize absolute equality of man and Asia women ”[7]（P311）, 这表明他们的女权革命不仅仅局限于中国，而凸显了无政府主义的世界意识。值得注意的是，在晚清女权革命都是以西方妇女解放运动为楷模这个大背景下，何震的女权革命主张虽然完全服膺于西方“天赋人权”、“平等自由”理论，但仍然从多方面对于西方妇女解放运动的实质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她尖锐地指出：“今观欧美婚姻之制，一缚于权利，再缚于道德，三缚于法律。”对于西方女子的参政问题，何震考察了芬兰、挪威、英国、澳洲等地的情况，认为至少存在两个弊端：一是女子在获得选举权时，因为限以税额，必将导致“仅上流妇女受其益，若下级女子，则必罹害益深”；二是女子当选厕身国会之列，要么是仅获参政之空名而已，要么是“以少数参政之女子处于主治之位，使多数无权之女子受其统治，不独男女不平等，即女界之中，亦生不平等之阶级。”[5]（P107）可以说，基于平等理念基础上而倡导妇女解放，并将中国的妇女解放与世界妇女运动联系起来并且有自己的理性批判，这是何震等人早期无政府主义思想的主要特色和重要贡献，其影响和深度超过了同时代的其他女权主义者。

更重要的在于，早期无政府主义家庭观在20世纪初叶的中国社会转型时期作为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一股思潮，不仅呼应了当时风起云涌的民主革命运动，而且还影响了后来的许多先进知识分子冲破传统家庭的束缚而走上革命的道路。无政府主义家庭观泛滥之初，正是社会上鼓吹暴力、礼赞暗杀、倡言犯法、歌颂革命的极端主义思潮盛行的时代，其主旨在于振醒国人于沉梦之中，其核心价值在于追求人人平等，通过家庭革命而实现社会革命。因此，早期无政府主义家庭观体现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其一，把批判旧的婚姻家庭制度，同批判君主专制制度结合在一起，突出地反映了人们反对专制压迫，要求自由民主的愿望；其二，把争取个人解放（特别是妇女解放），同担负社会责任、反对外来侵略、挽救国家危亡紧密结合在一起；其三，把中国的家庭革命、妇女解放问题与西方的平等博爱观念结合起来，丰富了中国早期思想启蒙运动的历史内容[10]。此外，这股思潮还对后来许多先进人物的人生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为冲破旧家庭和旧式婚姻制度的束缚，往往是那个特定时代许多青年知识分子走向革命的第一步。如，毛泽东早年曾受无政府主义的影响，反对“四把刀子”（君权、族权、父权、夫权），其中包含对传统婚姻家庭观的反思与批判；他反对包办婚姻，追求恋爱自由，并且身体力行；他与父亲的对立与冲突，甚至可以看着是无政府主义家庭观在他身上的折射。恽代英在成为共产党人之前，信奉的却是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主张废国家、废法律；废私产，废金钱；废家庭；实现人人平等。周恩来、邓颖超在五四前后曾经相信过无政府主义，认为自由恋爱与结成夫妻应该截然分开。鲁迅、郭沫若反对包办婚姻，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而巴金早年则更是完全服膺西方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人物巴枯宁、克鲁泡特金，对中国旧家庭、旧礼教的束缚有着切肤之痛，从而走出小圈子，到外面“广大的天幕”下去开创属于自己的光明人生道路。

三

家庭是如何起源的？其本质是什么？它最终是否会消亡？这些千古之迷曾经引起历代哲人、思想家、社会学家孜孜不倦的探索。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这些方面曾经漫不经心地迈出了第一步，他在构建自己哲学体系和设计《理想国》方案的过程中，用“父权制理论”来解释家庭的起源和发展。他指出，男子统治的家庭是原初的社会基层单位，其余一切更复杂更庞大的社会和国家组织的产生，都是家庭联合的结果。亚里士多德批判了柏拉图《理想国》方案，但是始终一贯地发展了柏拉图关于男人统治妻子和儿女的家庭是社会原初的基层单位的思想，并把它看作社会交往的最初形式，从而完善了“父权制理论”[11]（P3）。到了欧洲漫漫长夜中世纪的后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新航路的开辟和新大陆的发现，人们的眼界大为开阔，理性知识和空想主张开始分两翼顽强地突破千年禁锢的宗教神学和金科玉律。早期空想社会主义者抨击了在中世纪占统治地位的父权制理论，并描绘了理想社会的家庭状况。《太阳城》作者康帕内拉认为，父权制家庭的存在与私有制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他主张未来社会实行公妻制度，以消灭罪恶的父权制家庭。另一位空想社会主义者、《乌托邦》作者莫尔，也在对未来家庭的设想中摈弃了中世纪父权家长制，而主张实行不限于血缘关系的家庭。在欧洲思想启蒙运动中，资产阶级思想家洛克、伏尔泰等人更是大胆承认除了父权制家庭之外，还存在其他的婚姻制度和家庭形式，抨击了父权制的亘古性。

然而，上述思想的火花并未形成关于家庭的本质与起源的系统理论，而真正耐心地敲开了家庭起源这个迷宫之门的则是19世纪美国社会学家摩尔根。他在时代条件所容许的限度内，第一次为婚姻和家庭的历史演变描绘了一个大体清晰的发展脉络：乱婚——血缘家庭——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父权家庭——单偶家庭[12]（第一章）。摩尔根的上述贡献，被恩格斯认为是“在原始历史的研究方面开始了一个新时代”[13]（P15），并将之与达尔文进化论和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的贡献相提并论。正是在摩尔根著作《古代社会》的基础上，恩格斯写成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分析了史前各文化阶段与家庭的起源、演变和发展，归纳了早期婚姻关系和从原始状态中发展出来的几种家庭形式，指出一夫一妻制家庭的产生和最后胜利乃是文明时代开始的标志之一，并进而阐明了家庭、私有制、阶级的起源与国家产生的关系，从而科学地说明了家庭的本质及其起源和发展变化规律。需要指出的是，19世纪晚期摩尔根著作《古代社会》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有关评论在西方世界风行传诵之时，正是无政府主义思想在欧美国家以及东邻日本流行泛滥之际，而稍后的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无论是在日本还是在法国，既接触了摩尔根著作，也介绍了恩格斯有关观点，然而他们在阐述家庭的起源和本质的问题时，却未能及时吸收这些有价值的科学研究成果，也未能正本清源地梳理家庭演变的脉络，反而避开了切中要害的关键问题，只是一味情绪化地发泄：“家者，实万恶之源也”，并不顾实际条件而幻想“毁家”“废家”、“无法无天无君无父”，这是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家庭观在理论上的先天缺陷。

我们知道，人类文明形成以来就从事着三种最基本的社会活动：物质再生产、人口再生产和精神财富再生产。无论历史上的具体形态如何，这三种基本活动都必然是首先存在于家庭、婚姻与性这个“人类初级生活圈”之内。同时，社会对于这三种再生产的广义管理，也必然不断地对家庭、婚姻与性提出不同的要求[14]（P215）。与此相关联的是，人们的家庭观念反映了现实社会的要求和未来理想的期盼，夫妻之间的关系及各自地位的确立则体现了家庭关系的基本内涵。然而，由于20世纪初叶中国社会处于急剧转型、动荡不安时期，人们的思想很容易陷入焦躁、矛盾、迷茫之中，这就引发了许多错综复杂的现象，如：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宣传者并不全部都是无政府主义分子，而当时许多人所宣传的无政府主义并不是完整的无政府主义[1]（P32），他们新旧思想杂糅，东西文化交错，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混战，理性知识的传布借助于非理性的诉求。流质易变的特点和理论上的混乱，致使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家庭观存在着许多荒谬缺陷，如：偏颇的判断——男子者，女子之大敌也；反叛的诉求——女子复仇，以暴力强制男子；过激的言论——杀尽结婚者；赌气的心理——若夫得嫖，则妻亦得嫖；荒谬的主张——如野兽般群居；天真的想法——处女嫁处男，二婚男只能娶二婚女，等等，不一而足。妇女解放思想是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家庭观的一个亮点。然而，妇女解放的基础何在？我们知道，妇女解放是社会解放的天然尺度，反过来，社会发展才是妇女解放的坚实基础。在这方面，何震等人的思考经历了由迷茫矛盾到清晰理性的过程。她起初竭力鼓吹“社会革命必自女界革命始”，后来经过思考，进行了自我修正：“如欲实行女界革命，必自经济革命始。”进而断言：“若经济革命不克奏功，而徒欲昌言男女革命，可谓不揣其本矣。”至此，妇女解放或者男女革命在何震无政府主义思想中的先决地位发生了动摇，而与种族、政治、经济诸革命并行不悖[7]（P320）。另外，何震反对由男人主导的“女子解放”，认为这是“被动解放”，而提倡由女子主导的“主动解放”，这有利于妇女摆脱依附思想。但是，这又容易走向另外一个极端——把男人放在天然敌对的位置。她曾经把男子从事女子解放事业的动机概括为三点：一，利用女子以成一己之名；二，为一己之自利计；三，使己身处逸乐[5]（P103）。且不说何震以己度人的偏颇、逻辑推论的欠缺，即使揆之于常理，已显荒谬。须知，在婚姻家庭问题方面，男女双方本来就是一个无法截然对立而处于相互关联、互动和谐的有机统一体当中。可以肯定，如果没有男方的参与合作，任何由女子单方面主导、纯粹的女子“主动解放”，断乎不可能获得真正意义上的解放。综观何震一生以女子解放为己任，孜孜以求，义无反顾，然而晚年却遁入佛门尼庵清凉世界求解脱，其原因除了当时女子解放的客观条件不具备、她本人的理想与现实有巨大反差之外，还应该归因于她的主张过于激进。尽管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家庭观存在许多理论缺陷，但是他们一百年前所提出的问题不仅在当时具有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意义，而且在工业化社会的今天，也仍然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我们知道，在工业化社会，家庭淡化了乃至丧失了它原有的教育和经济活动功能，普遍地导致父系权威的下降。同时，工业化之后，女性各方面状况和地位都发生了巨变，改变了原有的在家庭、婚姻与性之中的角色和作用，推动了整个初级生活圈运行方式的调整。 因此在社会转型时期，人们很容易重新审视现实的一切，诱发“无家意识”（homeless mind），引起“道德失范”[8]（P37、390），从而导致一系列新的家庭问题乃至社会问题，如：离婚率上升，单亲家庭增加，非婚同居，包二奶（重婚），未婚先孕，试管婴儿，无性繁殖（克隆），同性恋爱，网上家庭，等等。这些问题与一百年前中国早期无政府主义者所面临的问题相比，尽管表现形式大不相同，但是背后隐藏的实质内容和基本原理则是一致的，即：在社会转型时期，家庭、婚姻与性所涉及的生物、心理、社会这三种因素在相互作用的运行中，稍有不协调，就可能引发比过去时代更为严重的矛盾与冲突，甚至造成家庭这个初级生活圈的残缺或解体。单独一个因素的不良状态是否会造成整体的瓦解，实际上取决于其他因素对这一因素发挥着何种以及多大的作用[14]（P216）。因此，“家庭小世界，世界大家庭”。家庭问题从来就不是孤立的，它从本质上来说是社会问题，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历史传统与现实变化、生理本能与社会规范等多种因素的综合反映。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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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平生，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 教授；张秋菊，山东省图书馆 馆员。

（载《东岳论丛》，2008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