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唐代曾集中流传下深宫宫女秘密赠诗于外界男性，且大多终成佳偶的故事。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细致地解读这些诗和故事，可以清楚地看到唐代推重诗才、浪漫大度的时代氛围，以及王权至尊的封建思想烙印。尤其是借助于现代叙事学的理论，和对后世同题材文学作品的考察，更能发现历代文人对君主无上权威的尊崇。

关键词：宫女 帝王 文人 红叶题诗

宫女作为一个特殊的群体，因为和封建最高统治者紧密

相联而又地位悬殊的关系，常引起人们特别的关注。以今人的眼光看古代宫女的生活，其悲苦是不言而喻的。她们大多年轻貌美、聪秀灵慧，本该有更缠绵热烈的爱情、更幸福美满的生活，但一入深宫，便只有在枯寂无聊和压抑无奈中度过一生。“雨露由来一点恩，争能遍布及千门！三千宫女胭脂面，几个春来无泪痕？”（白居易《后宫词》）这首平易的诗歌深刻揭示出宫女们不可避免的痛苦的根源。但她们没有丝毫反抗的权力，却被种种宫闱道德和规矩严密束缚，而私与外界男性谈情说爱，无疑是其中最为大逆不道的。但在唐代却接连流传下深宫宫女因秘赠情诗而得与外界男子结成夫妻的故事。《全唐诗》卷九百九十七收录了这五位宫女的六首诗，诗前小传则记述了这些诗的产生过程。诗的内容 相似，叙述的故事也大体相同。五位宫女借由御沟流出的树叶，或亲手制作的军袍，秘密赠诗于外界男性，倾诉宫中 的苦闷和对情感的渴望，其中的四位宫女都得以和获诗男子结成夫妻。这样的诗和故事如此集中地出现，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这绝无仅有的一类自然有其特别的意义。本文即立足于文本，细致剖析这几首宫女诗以及相关故事所折射出的社会文化特质。

关于这些诗和故事的真实性虽然已难以确考，但应该不是完全地凭空捏造，因为对此的记载出现得很早。开元宫人事首见于唐孟棨《本事诗》，宣宗宫人事见于唐范摅《云溪友议》，天宝宫人事则两见于《本事诗》与《云溪友议》，德 宗宫人事见于南宋王铚的《补侍儿小名录·凤儿》，僖宗宫人事见于南宋计有功《唐诗纪事》。《本事诗》和《云溪友议》虽然所记多为传闻逸事，不是严格的历史史实，但作者作为唐代人，记录当朝先皇的宫廷秘闻，以期流播于当时后世，倘若全是空穴来风之言，自会受到官方的干涉。至于南宋人所录的德宗宫人、僖宗宫人事，则刻意加工的痕迹已颇明显。比如，获德宗宫人之诗的男子名贾全虚，明顾起元《说略》即云：“然其名贾全虚，或是乌有子虚，亡是之类。”又有得诗后“悲想其人，涕泗交坠”的心理刻画，显是文学性的描写。僖宗宫人在袍中藏诗的同时，还放上了一枚金锁，获诗男子马真在卖锁时被人发现，告于主将，主将奏闻僖宗，僖宗将宫人赐予马真。其余故事进行到赐婚便结束，此故事却又有“后僖宗幸蜀，真昼夜不觧衣，前后捍御”一段。金锁这一信物的出现和马真承恩报主的最终结局，都大大增强了故事化的程度。这两则故事可以视作是对唐代题诗流叶和藏诗军袍两个故事类型的进一步加工。而题诗于树叶之上，由御沟流出的方式较藏诗于远赐军袍，无疑更具有可能性和浪漫色彩。因此，天宝宫人、宣宗宫人、德宗宫人的三个题诗流叶的故事便成为著名的“红叶题诗”题材的源头，屡屡被后代文人采用，敷衍成小说、戏曲。尽管这些故事未必全部可信，然而以文本形式固定下来，尤其是成为一个家喻户晓的传统题材之后，却成为一个真实的精神存在，成为创作者对唐文化的形象解释，所以仍具有文化载体的价值。

这些诗和故事集中出现在唐代，而且也并未对后世形成一种引导效应，这就突出地反映出唐王朝迥异他朝的开放大度。除此之外，唐人的诗歌风尚和浪漫情怀也是显而易见的缘由。唐代是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鼎盛时期，鼎盛的标志之一，便是诗歌的普及和诗作者队伍的扩大。《全唐诗》所录之诗作者上至帝王公卿、名流大家，下至小吏寒士、僧道尼姑、船夫歌妓，几乎覆盖了各个阶层。爱诗作诗成为唐代的普遍风气，人们“沉醉于诗歌的创作，为吟风弄月推敲字句投入全部的热情和精力”[1]。唐代的君主大都能诗，太宗、玄 宗尤为出色。惺惺惜惺惺，武后曾赐锦袍于宋之问，奖他宴集 时赋诗最佳；代宗曾关心王维诗集的编纂工作，宣宗曾写诗悼 念白居易。在这样的传统中，对身边卑微却颇具诗才的聪慧宫 女，他们便不忍以杀罚之心相待，而是怀着怜悯和柔情赐与她 们一个好的结局。伴随着举国上下对于诗歌的热爱，一股浪漫气息也弥漫于都市乡野、宫廷内外。这是与吟风弄月的 诗歌风尚紧密联系的一种性情。唐明皇与杨贵妃的爱情故事在 社会上广泛流传，而文人们依然恐其“与时消没，不闻于世”， 故请白居易这“深于诗、多于情”的“出世之才”来“润色” 这“希代之事”（见陈鸿《长恨歌传》），这段帝妃爱情也的 确随《长恨歌》而传诵千古。唐人对浪漫情爱的推重由此可见 一斑。而宫女们以诗传情的儒雅，传诗方式的秘密，男子得诗 的偶然与巧合，莫不带有超越平俗的浪漫色彩。帝王对此的成 全，便使写诗传诗的浪漫情愫获得了合法的美满结局，形成一段佳话。尤其在开元宫人的故事中，面对虽私自赠诗，却又慨叹今生无缘，事泄露后自言万死的小小宫女，唐明皇没有为之龙颜大怒，而是深悯之，还在赐婚时说了一句：“朕与尔结今生缘。”简单记载并没有对唐明皇说这话时的表情心理作更多的描绘，但只此一句却足以刻画出开元盛世的风流天子那一份空前绝后的大度与浪漫。

在宫女和帝王身上都体现出唐代的诗歌风尚和浪漫情怀，而帝王尤其展示出唐王朝的开放大度，此三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正是赞赏诗才诗情，推重浪漫情爱的氛围，使几位帝王暂时摆脱了残酷专制的狭隘思想，对触犯其利益和尊严的宫女网开一面，而这种宽厚也必然推进爱诗重才和追求浪漫的风尚，大唐的气度便在这互相促进中更加浑融堂皇。

以上解读中所见的诗歌风尚、浪漫情怀和开放胸襟，这些唐文化中的积极因素，是整个封建时代所少见的，也是《本事诗》、《云溪友议》、《唐诗纪事》等记录这些故事和诗歌的作者所欣赏和想要传达给世人和后人的。但作为封建时代的文人，他们的记录和加工中不免烙上封建专制思想的印记，这又是他们为时代所局限而难以觉察的，同时也需今天的读者以更细致、更深人的解读方能领会。

首先，五位宫女尽管机智地采取了秘密传递诗歌的方式， 但其诗对情感的表达仍极为收敛。天宝宫人《题洛苑梧叶上》 诗云：“旧宠悲新扇，新恩寄早春。聊题一片叶，将寄接流人”； 《又题》诗云：“一叶题诗出禁城，谁人酬和独含情。自嗟不 及波中叶，荡漾乘春取次行。”德宗宫人《题花叶诗》云：“一入深宫里，无由得见春。题诗花叶上，将寄接流人。”宣宗宫人《题红叶》诗云：“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这几首题叶诗，除《又题》外，格局、内容都十分相似，甚至语词上也颇有承袭之处。她们只是希望这花叶和诗句能为“人”所得，这深宫中的苦楚能为“人”所知。在“耿耿残灯背壁影，萧萧暗雨打窗声”（白居易《上阳白发人》）的寂寞中，在“含情欲说宫中事，鹦鹉前头不敢言”（朱庆馀《宫词》）的压抑下，宫女的希望只是一份遥遥怜惜的人情，一种精神上的慰藉。这是深宫“那不得见人的去处”（《红楼梦》十八回贾元春语）里人生最基本的要求。他们不知道什么样的人能看到这花叶和诗句，但一般来说应该是男子，因为女子是更少外出的。然而，在这里性别似乎还并不是非常重要的，重要的是人之为人的对人的尊重和爱。这些正是宫女题诗时所盼望的，而她们煞费心机所要得到的也不过就是这样一点虚幻的安慰，至于现实的夫妇情爱，她们却想也不敢想，说也不敢说。天宝宫人即使在得到顾况的和诗之后，明白自己“遇”到了一个有情雅士，仍以“自嗟不及波中叶，荡羡乘春取次行”的心态作了无奈的了断。开元宫人的《袍中诗》虽满怀柔情地写道：“蓄意多添线，含情更着绵”，但对这段情感仍有着清醒的认识，“今生已过也，愿结后生缘”，完全否定了得到现实夫妻情爱的可能性。僖宗宫人的《金锁诗》云：“锁寄千里客，锁心终不开”，也同样是悲凄的清醒和无奈。由此可见，宫女们的行为本身虽越出了封建礼教的范畴，但其诗却依然遵循着“发乎情止乎礼”的制约和收敛机制，和民歌中“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妪”（北朝《捉搦歌》）；“老女不嫁，踏地呼天”（北朝《地驱乐歌》）对男女情爱坦荡与决绝的追求大相径庭。所以，这几首诗歌和相关的故事，透露出宫人，或是记录加工此事的文人，对于宫女地位的默认和对帝王至尊权威的推崇。

其二，五位宫女中，只有天宝宫人未能和获诗的顾况结成夫妇，其原因正是在于二人的唱和在更大程度上触犯了皇帝的尊严。

从表面上看，天宝宫人的诗歌和其他几位宫女相比，并没有什么更过分的地方。她虽然和顾况有过一番唱和，但和诗里也没有什么幽会、私奔之类唐传奇的定情诗里常出现的内容（参见上文所引天宝宫人诗）。《本事诗》只记录下两人唱和的经过便戛然而止，一段情缘似乎是无疾而终。在《云溪友议》中则成为“既达宸聪，遣出禁内者不少。”为何独独天宝宫人未得圆满结局？简单的记载中既没有现成的答案，依靠传统的分析技巧和手段也很难得出合乎情理的结论。但是，如果我们用现代叙事学的方法，对这五则故事的结构进行分析，就可以得出比较令人信服的结论。这五则故事中，宫女、获诗男子、帝王是主要角色，我们分别将其设为W、M、E。在开元 宫人、德宗宫人、僖宗宫人故事中，三者发生联系的顺序是： W一→M一→E—→W一→M 即宫女写诗给男子，男子得诗事为皇帝所知，皇帝审问宫女是 谁，然后将宫女赐予获诗男子。宣宗宫人故事中三者发生联 系的顺序是： W—→M 1 E—→W—→M 2 （M 1 =M 2） 即宫女写诗给男子，皇帝放出宫人，宫女嫁后知所嫁之人正是获诗男子。两个事件本无必然的联系，完全凭借巧合（M1=M2）组成一个故事。然而，巧合的发生却取决于皇帝出宫人的举动，皇帝是故事中一个重要的“行动素”[2]。而在天宝宫人故事中上三者发生联系的顺序是： W—→M—→W一→M一→E—→W 即宫女写诗给男子，男子和诗给宫女，宫女又和诗给男子，整个事件为皇帝所知，皇帝查问，遣出宫女。

由以上分析可知，开元、德宗、宣宗、僖宗宫人故事中， 皇帝居于主导地位，没有皇帝，宫女和男子不能再次发生联系，只能握一帧诗句作虚幻的猜想，皇帝是推动故事前进的重要因素。但在天宝宫人故事中，宫女和男子已以酬和赠答的方式接触，而把皇帝排除在外，在故事的结构中隐藏着对皇帝的轻视，为平衡这种轻视而使宫女的结局悲惨。这才是天宝宫人的结局与其他宫女不同的深层原因，其远不是喜怒无常的君王的一个偶然决断，而是王权至尊思想的迂曲反映。

其三，后世“红叶题诗”题材的文学作品，宣宗宫人的故事模式占了主流地位。正如上文所言，宣宗宫人的故事凭借皇帝出宫人而促成的巧合完成，这个巧合不但使本故事成为奇缘的代表，更使皇帝的利益和权威受损害的程度降到最低。

“红叶题诗”故事的基本框架定型于北宋张实的《流红记》，故事发生时间则改在了僖宗朝，男主人公卢渥换成了于祐，宫女也有了姓氏，称韩氏。故事写于祐在御沟中拾到了题诗的红叶，所题诗正是《云溪友议》中所录的宣宗宫人的诗：“流水何太急，深宫尽日闲。殷勤谢红叶，好去到人间。”祐别取红叶，题诗二句：“曾闻叶上题红怨，叶上题诗寄阿谁？”使其由御沟流入宫中。十年后，祐得取被遣宫女韩氏，成婚之日，二人出示所藏红叶，相对感泣，以为天意撮合。韩氏又写诗咏其事：“一联佳句题流水,十载幽思满素怀。今日却成鸾凤友，方知红叶是良媒。”元明时期韩宫女则有了名字——韩翠颦。元代白朴有《韩翠颦御水流红叶》杂剧，明代祝长生有《红叶记》传奇，均为残本。王骥德的《题红记》传奇则得以全本传世。剧作者根据当时的情况和各自的需要，又不断添枝加叶，但都是遵循宣宗宫人故事的基本模式。

对比开元、德宗、僖宗宫人的故事，写诗宫女和获诗男子的结合是靠皇帝的赐婚。传诗之事被皇帝得知后，皇帝经过一对一地查问，在情知宫女违犯宫廷大禁的情况下，因怜其才、悯其情而格外施恩，一对一予以赐婚。而在宣宗宫人的故事中，皇帝并不知传诗之事，更没有因此割舍侍奉自己的宫女。宫女得成佳偶，是因为碰上了“省宫人”的机会。遣放宫人在历代封建王朝屡见不鲜，其原因很多。或是在水旱、地震等自然灾害发生之后，放宫人以化解冤气；或为节约宫廷用度，减少宫女数量以行俭施德。至于象《流红记》中韩宫女因“得罪”被遣，则不多见。总之，这是君王为巩固统治而采取的主动措施，既然和成就诗情姻缘毫无关系，也就并未因此而损害自己的利益。后代文人在把目光对准这片浪漫红叶的时候，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它奇巧的一面，而它曾经展现过的下层宫女追求幸福的反抗精神和封建帝王难得的宽容大度风范，这些最为灿烂的的光芒却被他们在有意无意间悄悄遮掩。

正如一滴水里可以看到整个世界一样，透过这几首小诗及其相关的小故事，我们也可以感知一个时代的风尚，甚至是祖先在漫长历史中隐秘的思想。而其流波余韵在今日的社会中也不难发现，唯其如此，更需要我们理性的认识。

参考文献：

[1]胡林．试论为唐代文学的繁荣付出了牺牲科学的代价[J]．陕西师范大学学报，1996（2）．

[2]罗钢．叙事学导论[M]．云南人民出版社，1994：101．

发表于《东岳论丛》200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