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钱谦益是明末清初的文坛领袖，他建立了“通经汲古”的虞山之学，强调经史并重，主张诗史一家。他自己的诗作就有“以诗记史”的特点，晚年的代表作《投笔集》在反映历史的程度上甚至超过了杜诗。基于明确的“诗史”观念和卓越的创作实践，钱谦益的杜诗注本以“以史证诗”的鲜明特色，开创了杜诗学史的新局面。

关键词：诗史 以诗记诗 以史证诗

说到“诗史”，人们总会首先想到杜甫的诗歌，这样的称呼是赞赏杜诗真切的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现实。说到《钱注杜诗》，对杜诗学史稍有了解的人都知道，那是一部以“以史证诗”为鲜明特色的杜诗注本。其实，“诗史”只是杜甫在诗歌创作实践中表现出来的文学观念，他自己却并没有理论上的抽象说明。而钱谦益则不但对诗、史的关系有明确的阐述，更有直追少陵的诗歌创作，他的“诗史”观念和实践是他终于写出一部别开生面的注杜巨著的重要原因。

一

钱谦益是明清之际主盟文坛五十年的领袖人物，他的文学思想和学术思想都起到了转变一代风气的关键作用。为反拨明末心学末流造成的空疏学风，钱谦益首先提出“返经”的观点，主张以经学为根本，接着从经史一家的观念确定了史的地位。在《再答苍略书》中，他说：“六经，史之宗统也。六经之中皆有史，不独《春秋》三传也。六经降而为二史，班、马其史中之经乎。”[1]（卷三十八）他又在《汲古阁毛氏新刻十七史序》中充分肯定了史的作用：“史者，天地之渊府，运数之勾股，君臣之元龟，内外之疆索，道理之窟宅，智谞之伏藏，人才之薮泽，文章之苑圃。以神州函夏为棋局，史其为谱；以兴亡治乱为药病，史其为方。善读史者，如匠石之落材，如海师之探宝，其可以磔肘而量，画地而取乎？”[1]（卷十四）史可以为鉴，学史便可以稽古通今，明兴亡得失，知治乱之道。钱谦益家世授《春秋》，他本人亦有志史学，曾撰《开国功臣事略》，《太祖实录辨证》深受好评。他还曾撰成《明史》一百卷，惜毁于绛云楼火。精通历史的钱谦益深知治史对提高一个人学问识见的重要性，故对其格外重视。钱氏不仅把经、史有机地联系起来，还认为诗、史亦有一种本质的联系，他在《胡致果诗序》中说，“人知夫子之删《诗》，不知其为定史。人知夫子之作《春秋》，不知其为续《诗》。《诗》也，《书》也，《春秋》也，首尾为一书，离而三之者也。三代以降，史自史，诗自诗，而诗之义不能不本于史。曹之《赠白马》，阮之《咏怀》，刘之《扶风》，张之《七哀》，千古之兴亡升降，感叹悲愤，皆于诗发之。驯至于少陵，而诗中之史大备。天下称之曰诗史。”[1]（卷十八）钱谦益认为诗也是广义的史，二者密不可分。他自己的诗歌就有“以诗记史”的特点，这在他晚年的代表作《投笔集》中表现得最为突出。《投笔集》是以和杜甫《秋兴八首》的形式创作的十三叠，108首（其中4首不是和诗）诗歌，其沉雄豪劲、波澜壮阔，的确达到了学杜而化杜，深得杜诗神髓的境界。惜流传版本不多，现简介其主要内容，以观大略。

钱谦益在降清后又暗中参与复明活动，他和西南的永历王朝、东南的主要抗清力量郑成功都有联系。为便利通海，钱谦益还在顺治十三年（1656）由常熟移居白茆芙蓉庄。金鹤翀《钱牧斋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年谱》）“丙申”条云：“白茆之芙蓉庄，即碧梧红豆庄也，……白茆为长江口岸之巨镇。先生……故隐迹于此。一以避人耳目，一以与东人往还较便利也。”顺治十六年（1659），清军分三路攻永历于云贵，郑成功为牵制清军，便于六月发动攻长江的北征之役。因清军主力正在西南，而江南人心思明，松江提督马进宝有心反正，郑成功乘虚而入，一路进攻十分顺利，七月初，部队即达金陵城下。另一主要将领张煌言则由芜湖攻取长江上游诸路，亦取得重大胜利。一时间，东南震动，望风纳款者，密谋起义者，比比皆是，清朝的统治受到严重威胁，江南百姓沉浸在一种恢复故国的喜悦中。钱谦益亦是兴奋异常，以为南都收复在即，遂毫无顾忌地唱起了中兴凯歌。《投笔集》的第一叠《金陵秋兴八首次草堂韵》正表达了他这样的心情。在这八首诗里，钱谦益满怀激情地赞颂了郑成功，张煌言北征之师的威武雄壮，锐不可挡，充满了必胜的信心和热烈的期望。同时，也对入主中原的满清表示出极度的蔑视和仇恨。其一云：“龙虎新军旧羽林，八公草木气森森。楼船荡日三江涌，石马嘶风九域阴。扫穴金陵还地肺，埋胡紫塞慰天心。长干女唱平辽曲，万户秋声息捣砧。”其三云：“大火西流汉再晖，金风初劲朔声微。沟填羯肉那堪脔，竿挂胡头岂解飞。高帝旌旗如在眼，长沙子弟肯相违。名王俘馘生兵尽，敢道秋高牧马肥。”其五首四句云：“壁垒参差叠海山，天兵照雪下云间。生奴八部忧悬首，死虏千秋悔入关。”但郑成功并未象钱谦益希望的那样“杀尽羯奴才敛手”（其四），他对南京城采取了围而不打，坐待援军，以一举歼灭的战略方针，结果使士气低落，给敌人以可乘之机，又由于其他种种原因，七月二十三日，郑成功兵败南京城下。随即郑成功将水师撤至镇江，并决定放弃京口、瓜州，准备入海。钱谦益《后秋兴之二》题下注“八月初二闻警而作”，这叠诗主旨便在劝说郑成功莫为这次挫败所动，要鼓起士气，再接再厉，争取转败为胜。其四云：“由来国手算全棋，数子抛残未足悲。小挫我当严儆候，骤骄彼是灭亡时。中心莫为斜飞动，坚壁休论后起迟。换步移形须着眼，棋于误后转堪思。”

《后秋兴之三》题下注“八月初十日小舟夜渡惜别而作”，乃是钱谦益欲亲往郑成功军中为其出谋划策，而与柳如是惜别而作。这叠诗回忆了他们二十年来患难与共，携手同行的恩爱生活，充满了对柳如是的无限敬爱之意，并于依依惜别的深情中表达自己誓为国事奔走的决绝之心。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第三首“破除服珥装罗汉”句下自注：“姚神武有先装五百罗汉之议，内为予尽囊以资之，始成一军。”“娘子绣旗营垒倒”句下自注：“张定西谓阮姑娘，吾当派汝捉刀侍柳夫人。阮喜而受命。舟山之役中流矢而殒，惜哉！”点出钱、柳与姚志卓、张名振等抗清将领的联系。钱谦益独把这叠诗置于通行的《有学集》中，正是希望世人能体察其中“不独限于个人儿女离别之私情，亦关民族兴亡之大计”[2]（P1168）的微旨。读其三后再读其七“此行期奏济河功，架海梯山抵掌中”句，钱谦益此行之目的可谓昭然若揭。即使《投笔集》不得流传，仅凭此叠诗，人们也可窥知钱氏从事复明活动的蛛丝马迹《后秋兴》之四题下注：“中秋夜江村无月而作”，之五题下注：“中秋十九日暂回村庄而作”，之六题下注“九月初二日泛舟吴门而作”。此三叠题下注交待了钱谦益这一段的行踪，诗则记录了其时的闻见和无限感怀。金氏《年谱》“己亥”条载：“先是初四日国姓遣蔡政往见马进宝，而先生亦于初十后往松江晤蔡、马。十一日后，国姓攻崇明城，而马遣中军官同蔡政至崇明，劝其退师，以待奏，再议抚事。此时先生或偕蔡政往崇明，亦未可知。十八日国姓回师至浙江，而先生亦以十九日抵家。”陈寅恪先生认为金氏说钱谦益亦往崇明并无实据。[2]（P1178）孙之梅由《后秋兴之七》其四“帐殿咨嗟如宿昔，芒鞋奔赴转稽迟”句认为钱谦益曾到过崇明，并与郑成功运筹帷幄，还想随军，以便“芒鞋”见天子。[3]（P419）又由《后秋兴之五》其八“孤蓬信宿且逶迤，白水柴门返故陂”句，“推测钱谦益八月十五日荒江暗渡（见《后秋兴之四》），十六日到达崇明，‘信宿’之后正是十八日，送走郑成功，便踏上归途，十九日回到白茆。”[3]（P420）钱谦益怀着生离死别的情绪写下《后秋兴之三》与柳如是依依惜别，本是打算随军入海，亲自参加郑成功海师的军事行动。陈寅恪先生云：“牧斋《投笔集》之命名，自是取班定远投笔从戎之义。”[2]（P1168）而郑成功撤兵后，仍需有人在东南为抚局奔走，以图再战。故钱谦益复又返回白茆，九月初二日的泛舟吴门便应为此。

《后秋兴》之七、之八、之九，都作于庚子年，即顺治十七年（1660）。《后秋兴之七》作于是年中秋。去年中秋，钱谦益正为国事奔波，远离家乡妻儿。今年此日忆及此，仍对自己所从事的复明大业满怀信心。这叠诗便以昂扬热烈的笔调赞颂永历朝。其四云：“重华又报日重晖，中路何曾叹式微。高庙肃将三矢命，定陵快睹五云飞。即看灵武收京早，转眼亲贤授钺违。翘首南天频送喜，丹鱼红蟹亦争肥。”坚信永历领导的恢复大业胜利在即。其八以“薄海儿童知李令，肯教唐史独昭垂”的诗句，将永历著名将领，农民军领袖李定国此作唐中兴名将李光弼，坚信其功业将不逊于古人。《后秋兴之八》作于十月初一，情绪却因“遐方巡狩无消息”（其一）陡然转入低沉。其时，郑成功在清廷禁海迁界的策略下处境艰难，已无力谋求攻取南都之举。钱谦益对此不由发出“撼户秋声剥啄棋，惊心局处转伤悲”（其四）的哀叹。《后秋兴之九》作于十月望日，诗人又以“磨崖刻石老臣心”（其一），“吴侬莫向天南笑，铁树频年已放花”（其二）的坚韧和乐观重新鼓起希望。以“日角共传如烈祖，遐方遥喜御容肥”（其三）一类对永历帝的谶语传言聊自宽慰。

《后秋兴之十》题下注：“辛丑二月初四日夜宴述古堂酒罢而作。”金氏《年谱》“辛丑”条云：“顺治于正月初七夜亡，二月初一日哀诏至苏州，此先生之所以不能无诗也。”此时新主尚幼，正是复明良机，钱谦益希望郑成功与永历朝能抓住时机，挥师北上，收拾山河。其五云：“云台高筑点苍山，异姓勋名李郭间。整束交南新象马，恢张辽左旧河关。”其六云：“而今好击中流楫，已有先声达豫州。”此叠诗充满喜悦兴奋之情。《后秋兴十一》题下注：“辛丑岁逼除作，时自红豆村庄徙居半野堂绛云余烬处”。郑成功未象钱谦益和其他复明人士希望的那样趁此良机北上，却转而南下经营台湾，钱谦益大失所望，料其再难有北征之举，遂由白茆移入常熟城内。

《后秋兴之十二》题下注：“壬寅三月二十三日以后大临无时，啜泣而作”。这是得知永历帝被害消息后写的一叠诗。永历帝虽无多少作为，但在钱谦益和明遗民心目中，他毕竟是明的象征，是复明的一面旗帜。他的被杀标志着南明最后一个政权的灭亡。这叠的诗充溢着铺天盖地的痛苦和悲哀。“滂沱老泪洒空林，谁和沧浪诉萧森，”（其二）“凌晨野哭抵斜晖，雨怨云愁老泪微。”（其三）但在这样肝肠寸断的悲痛中，他仍表示“莫笑长江空半壁，苇间还有刺船翁”（其七），寄希望于“枕戈坐甲荷元功，一柱孤擎溟渤中”（其七）据守台湾的郑成功，愿做其内应，共报君父之仇。可见他此时仍存一线希望。这叠诗后有《吟罢自题长句拨闷二首》再次抒发其沉痛心情和复明衷肠。然而，不久郑成功又暴卒。《后秋兴之十三》题下注：“自壬寅七月至癸卯五月，伪言繁兴，鼠忧泣血，感恸而作，犹冀其言之诬也。”此叠乃是得到郑成功病逝台湾的消息后所作。“海角崖山一线斜，从今也不属中华”（其一），至此，钱谦益可谓万念俱灰。此叠诗后，又有《癸卯中夏六日重题长句二首》两首诗，是对《投笔集》的最后总结，也是其苦痛内心的最后表白和呐喊。

《投笔集》的108首诗记录了钱谦益对复明运动由希望到绝望的心路历程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从顺治十六年（1659）到康熙三年（1663）复明运动高涨与衰竭的整个过程。所以陈寅恪先生这样评价《投笔集》：“《投笔集》诸诗摹拟少陵，入其堂奥，自不待言。且此集牧斋诸诗中颇多军国之关键，为其所身预者，与少陵之诗仅为得诸远道传闻及追忆故国平居者有异。故就此点而论，《投笔》一集实为明清之诗史，较杜陵尤胜一筹，乃三百年来之绝大著作也。”[2]（P1169）

二

基于诗其实是一种广义的史的认识，以及“以诗记史”的创作实践，钱谦益注杜诗特别注重阐发杜诗与唐史之间的联系。只有正确理解诗中之史，才能真正理解诗；只有正确诠释出诗人对史实的态度，才能真正体现出诗的价值。对于有“诗史”之称的杜诗来说，此点的确尤为重要。基于这样卓越的见解，并凭借其深厚的史学素养，钱谦益的确在杜诗学史上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他的笺注澄清了旧注的许多错乱谬误之处，使人得以少窥杜陵之真面目。据许永璋统计，钱注“全集共收杜诗一千四百二十四首（逸诗在外，他人和作附内），有笺者仅约五十余处，无一字注释之白文，即有五百四十八首。”[4]而这五十余条“笺曰”，几乎全为考证史实之说，诗中注释之辨析史实处亦占全部语词注释的一大部分。钱谦益《草堂诗笺元本序》云：“取伪注之纰缪，旧注之蹖驳者，痛加绳削；文句字义，间有诠释。”可见，钱谦益的确是把主要精力放在考辨史实，批驳旧注上，文句字义的理顺，实在其次。如卷五《过郭代公故宅》[5]后笺曰：按代公定策在先天二年，而杜诗云‘定策神龙后’，盖太平、安乐二公主及韦后用事，俱在神龙二年，故云‘神龙后’也。吴若本注云：‘明皇与刘幽求平韦庶人之乱，正在神龙后，元振常有功其间，而史失之。微此诗，无以见。’不知元振为宗楚客等所嫉，出之安西，几为所陷。楚客等被诛，始得征还。何从与平韦后之乱，此泥诗而不考古之过也。 卷七《遣怀》“长戟破林胡”句“林胡” [5]下注曰：高适《信安王幕府诗序》：‘开元二十年，国家有事林胡，诏信安王总戎大举。’《旧书》：‘开元十九年，信安王祎出范阳之北，大破奚、契丹两蕃之众。’《唐会要》：‘开元二十六年，张守珪大破契丹林胡，遣使献捷。’胡三省曰：‘契丹即战国时林胡地。’故云然。 卷十《奉送郭中丞兼太仆卿充陇右节度使三十韵》“燀（一作烜）赫旧家声”句“家声” [5]下注： 《旧书》：‘英乂，知运之季子也。知运为鄯州都督、陇右诸军节度大使，自居西陲，甚为蛮夷所惮。开元九年，卒于军。至德初，肃宗兴师朔野，英乂以将门子特见任用。’英乂继其父节度陇右，故有部曲家声之句。

尤其是卷二《洗兵马》[5]之笺，更是精彩之笔：

《洗兵马》，刺肃宗也，刺其不能尽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贤臣，以致太平也。首叙中兴诸将之功，而即继之曰：‘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过崆峒。’崆峒者，朔方回銮之地，安不忘危，所谓愿君无忘其在莒也。两京收复，銮舆反正，紫禁依然，寝门无恙，整顿乾坤皆二三豪俊之力。于灵武诸人何与？诸人徼天之幸，攀龙附凤，化为侯王，又欲开猜阻之隙，建非常之功，岂非所谓贪天功以为己力者乎？斥之曰汝等，贱而恶之之辞也。当是时，内则张良娣、李辅国，外则崔圆、贺兰进明辈，皆逢君之恶，忌疾蜀郡元从之臣。而玄宗旧臣，遣赴行在，一时物望最重者，元如房琯、张镐。琯既以进明之谮罢去，镐虽继相而旋出，亦不能久于其位。故章末谆复言之。青袍白马以下，言能终用镐，则扶颠筹策，太平之效，可以坐致。如此望之也，亦忧之也，非寻常颂祷之词也。张公一生以下，独详于张者，琯已罢矣，犹望其专用镐也。是时李邺侯亦先去矣，泌亦琯、镐一流人也。泌之告肃宗也，一则曰，陛下家事，必待上皇；一则曰，上皇不来矣。泌虽在肃宗左右，实乃心上皇。琯之败，泌力为营救，肃宗必心疑之，泌之力辞还山，以避祸也。镐等终用，则泌亦当复出，故曰：‘隐士休歌紫曲’也。两京既复，诸将之能事毕矣，故曰：‘整顿乾坤济时了’。收京之后，洗兵马以致太平，此贤相之任也。而肃宗以谗猜之故，不能信用其父之贤臣，故曰：‘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常不用。’盖至是而太平之望益邈矣。呜呼伤哉！

此笺为笺注之中罕有之长篇，钱氏紧密联系历史，仔细玩味诗意，亦叙亦论，亦解诗亦抒情。非是精研唐史，深悉其前后曲折者，不能为之。此笺虽最受批驳，也有需要商榷之处，萧涤非先生就认为：“钱谦益以为‘刺肃宗不能尽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贤臣以致太平’，是有见地的，但句句都解作肃宗，却未免‘深文’，且不近人情，违反诗的基本情调。”[6]（P110）但依然可谓一己独见，大家手笔。

台湾学者彭毅曾从整个杜诗学史发展的角度这样评价钱注：“由宋至明的注杜各家，大体上多着重于辞语的解释，诗意的领会，其次是工拙的评论；而且多沿袭旧闻，不务考稽。”“虽间有引证史实的，但精确者殊不多见，往往牵强比附，极为可笑。”“这实在是以前注杜者一大弊病，而即或有较为精确的，往往又不标明史实的出处，漫无体例。钱氏笺注，则博采旁引，无论有关唐代正史或野闻，都广事搜罗，几乎悉无脱漏；且都援据覆实，斑斑可考。他拨开长久遮蔽杜诗的云雾，而显现出杜诗真义，使读者能更亲切地沐浴在这光芒万丈的杰作中，实在是杜诗的功臣。”[7]《钱注杜诗》正是以“以史证诗”的鲜明特色，奠定了在杜诗学史上的重要地位，之后的杜诗注本鲜有不受其影响者。即使在钱氏著作被禁毁的时期，《钱注杜诗》仍一直暗中流布，其成就之大可以想见。钱谦益这一番功绩的取得自然和他的“诗史”观念与实践有密切的关系。而他之所以有这样的观念和诗文创作成就，又是由于他卓越的文学思想和学术思想，不管是“灵心”、“世运”、“学问”并举[1]（卷四十九《题杜苍舒自评诗文》）的诗文创作主张，还是“经经纬史” [8]（卷四十三《颐志堂记》）学术观点，钱谦益都堪称是力挽明代颓风，开创有清风气之先。只有钱谦益这样的学养与视野，才能写出《钱注杜诗》这样开注杜新局面的巨著来。

参考文献

[1]钱谦益 . 牧斋有学集[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

[2]陈寅恪 . 柳如是别传[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

[3]孙之梅 . 钱谦益与明末清初文学[M] . 济南：齐鲁书社，1996 .

[4]许永璋 . 取雅去俗，推腐致新——略评《钱注杜诗》[J] . 草堂，1982，（2）.

[5]钱谦益 . 钱注杜诗[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

[6]萧涤非 . 杜甫诗选注[M] .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

[7]彭毅 . 钱牧斋笺注杜诗补[M] . 台湾：精华印书馆，1964 .

[8]钱谦益 . 牧斋初学集[M] .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

发表于《固原师专学报》200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