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李清照可以说是中国文学史上唯一一个堪称大家的女性文学家，本文旨在探求其不同寻常的女性意识。李清照毫无封建女性的卑顺之气，她把典雅的东方女性美提高到一个新境界。追求男女平等的李清照深受隐逸传统的影响，甘心“隐于闺阁”，同时又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实现着辅君报国的人生价值。李清照的两次婚姻，既有难得的幸福，更有不可避免的不幸，志同道合的爱情才是婚姻基础的观念在这幸与不幸中得到充分展示。

关键词：卑顺 东方女性美 隐于闺阁 爱情婚姻观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中国的封建社会是个男权社会，文化传统也是男子本位的文化传统。多少聪颖秀慧的女性被这种传统埋没了灵性和才情，平平庸庸地生活，悄无声息地逝去。而李清照，这位生于九百年前的中国最优秀的女作家，却在这千古黯然的背景上怒放成一朵灿烂的奇葩。她以典雅优美、独特而又多彩的诗、词、文，在几乎属于男人世界的封建文坛上卓然而立，成为唯一一个堪与众多男性大家媲美的女作家。正如谭正璧《中国文学进化史》所云：“中国文学史上很少有女性文学作家。汉之蔡琰，唐之薛涛、鱼玄机已属凤毛麟角，但不能占第一流的地位，只有女词人李清照却在有宋一代词人中占了个首要地位，独自博得个大作家的荣名。”〔1〕。作为唯一一个享此殊荣的女性，李清照必然有着不同凡响的女性意识。关于女性的地位，关于女性的价值，关于女性的生存方式……，在挣脱传统束缚的可贵展现背后，这位旷古才女自然有她自己对这一系列问题的独特思考和认识。但李清照的生平资料保存下来的很少，她的作品也大多散佚。尽管流传下来的佳作已足使她光彩照人，但这极少的资料和作品却毕竟不能使人对她有一个完整的了解，她的形象又不免模糊。这份光彩使她倍受关注，这种模糊又引起广泛争论，人们站在不同的立场上，竟对现有的资料做出大相径庭的解说，尤其在她的婚姻问题上更是如此。本文试图以一种今人应该具有的，较古人更加公正、科学的态度去揭示李清照的女性意识，以期更加接近真实的李清照。

一

男子本位的封建传统极力宣扬男尊女卑，受这种文化传统的浸染，女性也渐渐视此为天理。一些识文断字、颇具才华的女性甚至著书立说，亲自指定下条条戒规，大力阐发封建道义。东汉班昭《女诫》（《说郛》 七十，宛委山堂本）〔2〕列“卑弱”为第一章，谓“古者女生三日，卧之床下”以“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并解释说“谦让恭敬，先人后己，有善莫名，有恶莫辞，忍辱含垢，常若畏惧，是谓卑弱下人也。”唐宋若昭《女论语》（《说郛》 七十，宛委山堂本）〔2〕则列“立身”为第一章，要求女子“行莫回头，语莫露唇，坐莫动膝，立莫摇裙，喜莫大笑，怒莫高声。内外各处，男女异群，莫窥外壁，莫出外庭，窥必掩面，出必藏形”。可见，封建道德要求女性卑弱自处，要甘居人下，卑躬屈膝，藏头掩面。生长于相对自由开明的书香门第中的李清照却与这种封建传统格格不入，她丝毫不以自己身为女子而自卑气短，相反她刚强自信，开朗疏放，甚至颇有争强好胜之心。她的《如梦令》（常记溪亭日暮）〔3〕词，以三十三个字将其自在浪漫的闺中生活，活泼洒脱的少女形象表露无遗，全篇洋溢着青春的活力和生命的热情。她的《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3〕词，景象壮阔，气势磅礴，其浑成豪放，不让苏、辛。她的《词论》〔3〕历评诸大家之短，率直大胆又多中肯綮，裴畅芝谓之“自恃其才，藐视一切……，第以一妇人能开此大口，其妄不待言，其狂亦不可及”（《词苑萃编》卷9）〔4〕，“狂妄”之诬恰见出李清照难得的锐气。《金石录后序》〔3〕记录她与丈夫赵明诚于归来堂中烹茶猜书，“中即举杯大笑，至茶倾覆怀中，反不得饮而起”，可见角胜后李清照那兴奋不已的神情。《打马图序》〔3〕言“夫博者无他，争先术耳”，“予性喜博”，“使千万世后，知命辞打马，始自易安居士”，晚年的李清照犹争先喜博，不乏留名后世的壮怀。

李清照和传统的封建女性的确迥然不同，无怪乎前人对李清照多有此等评语：“李有诗，大略云……，如此等语，岂女子所能”（《朱子语类》卷140） 〔5〕；“易安倜傥有丈夫气，乃闺阁中之苏、辛，非秦、柳也”（沈曾植《菌阁琐谈》）〔4〕；“易安在宋诸媛中，自卓然一家……，盖不徒俯视巾帼，直欲压倒须眉”（李调元《雨村词话》卷3）〔4〕。论者都是男性文人，不免以男子本位的文化传统视角去看待李清照，而李清照无疑不符合他们男尊女卑，男强女弱的既定观念。而李清照女性意识中最可贵、最基本的一点正是与传统观念截然相反的男女平等意识。才华过人、博通经史的李清照不言卑、不示弱，处处崭露头角，直欲与男性一决高低，终于赢得了“压倒须眉”的赞叹！

同时，李清照又毕竟是个生活于中国封建社会的女性，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陶冶了她，塑造了她，当她抛弃了封建传统强加于女性身上的卑顺之气的时候，李清照便将典雅的东方女性美提高到一个新的境界：“蹴罢秋千，起来慵整纤纤手。露浓花瘦，薄汗轻衣透。 见有人来，袜剗金钗溜。和羞走，倚门回首，却把青梅嗅”（《点绛唇》）〔3〕，这是可爱少女俏丽活泼、羞涩含情的美；“绣面芙蓉一笑开，斜飞宝鸭衬香鳃，眼波才动被人猜。 一面风情深有韵，半笺娇恨寄幽怀，月移花影约重来”（《浣溪沙》）〔3〕，这是年轻姑娘娇丽妩媚，于矜持中寓万种风情的美；“东篱把酒黄昏后，有暗香盈袖。莫道不消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醉花阴》）〔3〕，这是美丽思妇清雅哀凄、风流蕴籍的美；“细看取，屈平陶令，风韵正相宜。微风起，清芬酝籍，不减荼蘼。渐秋阑、雪清玉瘦，向人无限依依”（《多丽》）〔3〕，这是高雅才女借咏菊以自喻，冰清玉洁、风韵拔俗的美；“如今憔悴，风鬟雾鬓，怕见夜间出去。不如向帘儿底下，听人笑语”（《永遇乐》）〔3〕，这是老年嫠妇思乡爱国，悲凄忧愤，让人闻之涕下的美。

词本有“男子而作闺音”的传统，素以柔婉蕴籍为当行本色。传统与女子天性的契合，使李清照创作起词来更加得心应手。同时，她更以真正女性化的词作，展示出女性特有的矜持、含蓄、纯真、深挚、细腻、清雅，使那些男性文人代拟的闺情词相形见绌。可以说，李清照借词将东方女性之美淋漓尽致地展现出来，她的这些词作不单和那些男性文人表达居高临下的怜爱同情，甚或猥亵地观赏玩弄之情的作品绝不相类，就是和那些男性文人客观描摹和刻意体验的作品也大相径庭。李清照这些词作透露出的是对女性那不可替代的体貌和心灵之美的真诚而严肃的赞美，是对女性情感世界和独特品格的充分尊重和肯定，是源于本真的对自身、对女性的真正认可。概而言之，李清照展示出既无附庸卑顺之气，又不失女性柔婉魅力的崭新境界的东方女性美。

二

唐鱼玄机《游崇真观南楼睹新及第题名处》（《全唐诗》卷804）〔6〕云：“云峰满目放春晴，历历银钩指下生。自恨罗衣掩诗句，举头空羡榜中名。”自负诗才，又颇有诗名的鱼玄机尚且以身为女子，不能登科出仕，建功立业为憾，那么，少女时代便诗名远扬，学识才华又高于鱼玄机，且争强好胜，“直欲压倒须眉”的李清照更应该对这残酷的性别歧视表达深重的遗憾和不满。然而，易安之作中却并未流露出多少这样的情绪，这就牵扯到李清照生存方式的问题。笔者认为，李清照既欲压倒须眉，又不以不能登第出仕为憾。客观上纵然是因为强大的社会现状难以改变，主观上却是因为李清照深受隐逸传统的影响，又深知官场尔虞我诈的丑恶，故安于闺阁清净雅致环境，以保持独立人格。

李清照生于官宦之家。其父李格非文名甚著，为人刚正耿介。李、赵两家联姻时，李格非任礼部员外郎，明诚父赵挺之任吏部侍郎。次年，即宋徽宗崇宁元年（1102），赵挺之除尚书右丞，后进尚书左丞。时李格非坐元祐党籍，李清照上诗赵挺之救父，有“何况人间父子情”，“炙手可热心可寒” 〔3〕之句。赵挺之本依附蔡京得势，后又与蔡京明争暗斗，互有升沉。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蔡京罢相一年后复相，赵挺之罢相，五日后病卒。蔡京随即诬陷之，明诚兄弟、赵家亲戚在京者皆被捕入狱。出狱后，赵明诚偕李清照归青州屏居。是年，李清照二十四岁。可以说，年轻的李清照对官场的残酷和险恶有着亲身的感受和深刻的认识。刚强率真的她对这一切十分厌恶，本就无出仕可能的李清照自然更不会再做出仕之想。

赵明诚、李清照青州屏居时曾建归来堂，堂名本陶渊明《归去来兮辞》。可见经历党争之祸的李、赵二人对隐逸思想的认同。之后，李清照的《渔家傲》（天接云涛连晓雾）〔3〕词和《晓梦》〔3〕诗都清楚地表现出游仙出世的思想。南渡后的《钓台》〔3〕一诗更是鲜明地表达了对汉隐士严光的崇敬之情。李清照对隐逸思想的汲取主要是基于不满丑恶现实，力图摆脱羁绊，追求个性自由和单纯生活的精神要求，并非真的要去求仙访道，笑傲山林。相对于“大隐隐朝市”（王康琚《反招隐诗》） 〔7〕的折中方式，李清照从女性的角度，把社会为其规定的狭隘的生活场所——闺阁，作为其疏离于社会的“隐”的场所。她的《感怀》〔3〕诗又云：“寒窗败几无书史，公路可怜合至此。青州从事孔方兄，终日纷纷喜生事。作诗谢绝聊闭门，燕寝凝香有佳思。静中吾乃得至交，乌有先生子虚子。”这首诗将作者厌倦俗世纷扰，愿闭于深闺，在诗思虚静中愉悦心神的心态生动地表现出来。而这种心态和传统的隐士心态实无区别。这样，李清照便以“隐于深闺”的方式在中国文人追求自由人格，赞赏隐逸的文化传统中获得一种平衡：既可以为不逊于男子的才华识见而骄傲，又不必为不能象男子一样登科出仕为憾。

然而，这深闺中的生存到底有何价值呢? 李清照并不甘心只为躲避官场的纷扰丑恶而与现实作彻底地疏离，就象对官场彻底绝望的陶渊明依然有“金刚怒目式” 〔8〕 的诗歌透露出他心底报国无门的愤懑与悲哀一样，中国的隐士实在极少有“整天整夜的飘飘然”（鲁迅《题未定草（六）》）〔8〕者。李清照《晓梦》〔3〕诗有“虽非助帝功，其乐莫可涯”之句，这说明在她心目中，游仙之乐实以“非助帝功”为大不足。那么，李清照应该是把人生价值和辅君报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既不能，也不愿以科举出仕的方式来实现此人生价值，那李清照又是以什么样的途径来实现的呢?从现存的资料来看，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是以诗作为武器，或总结历史，或针砭时弊，或以曲笔影射现实，或直抒自己的政治主张，以求有补于时政。李清照《浯溪中兴颂诗和张文潜（二首）》〔3〕深刻总结了唐安史之乱的历史教训，指出唐玄宗的荒淫昏庸，臣僚间的勾心斗角和奸佞的使权作弄乃是安史之乱的根本原因。两首诗大处着笔，识见超群，一反女人祸水论和歌功颂德的老调，将批判的的锋芒直指最高统治者。诗人以托古讽今的方式表达了她对北宋末年腐败朝政的深深忧虑和对当权者的劝戒。宋高宗绍兴三年（1133）五月，枢密院事韩肖胄、工部尚书胡松年使金，李清照此时已是贫病交加的“闾阎嫠妇”，却仍本着“不乞隋珠与和璧，只乞乡关新消息”，“欲将血泪寄山河，去洒东山一抔土”的思乡报国之心去“沥血投书干记室”，写下《上枢密韩肖胄诗（二首）》〔3〕，直接发表对这一朝政大事的看法。而她“夷虏从来性虎狼，不虞预备庸何伤”，“勿轻谈士弃儒生”，“长乱何须在屡盟”的分析和策略又实在是精辟之见。李清照确有几分政治家的眼力，这两首诗更不亚于热血忠臣的谏书。

其二，借“闺房雅戏”培养儿辈抗恶杀敌的雄心豪情。面对南宋强敌屡犯，社稷危急的形势，居于深闺的李清照特意提倡博弈游戏。她亲自撰写规则，令儿辈绘图，制成《打马图经》，通过打马博弈培养争先精神和战争智慧。《打马赋》〔3〕引用大量典故，热情赞扬了桓温、谢安等名臣良将的忠勇和将才，极力发挥打马博奕的深层寓意，所谓“说梅止渴，稍苏奔竞之心；画饼充饥，少谢腾骧之志。”赋末的乱辞曰：“佛狸定见卯年死，贵贱纷纷尚流徙。满眼骅骝杂騄駬，时危安得真致此?老矣谁能志千里，但愿相将过淮水。”将一片收复中原之壮怀和无限忧民爱国之大义借游戏小道表白出来，这在赋史上是罕见的，同时，也正见出李清照身为女性报国方式的特殊性。

其三，辅赵明诚成《金石录》，以补史之缺，正史之误。赵明诚穷一生精力而成《金石录》三十卷，李清照与其一道节衣缩食，搜罗校勘，并“笔削其间”（张端义《贵耳集》卷上）〔9〕；赵明诚死后，清照独自一人继续校勘、整理，又历十余年，方最终完成，并表上之于朝。清李慈铭评曰：“赵氏援碑刻以正史传，考据精慎”，“于唐代事尤多订新、旧唐两书之失。”（《越缦堂读书记》卷9·艺术）〔10〕谢启光云：“（《金石录》）考订精详，品骘严正，往往于残碑断简之中，指摘其生平隐慝，足以诛奸谀于既往，垂炯戒于将来，不特金石之董狐，实文苑之《春秋》也。”（谢刻《金石录》后序）〔11〕（P67）李清照《金石录后序》〔3〕亦自云：“是正讹谬，去取褒贬，上足以合圣人之道，下足以订史氏之失。”可见，《金石录》之撰成实为“助帝功”之举，而《金石录》之得以行世，李清照之功甚著。

由上所见，李清照以自己的方式实现着辅君报国的人生价值，她心胸阔大，眼界宽广，虽身隐闺阁，而心在社稷。她追求着于国于民有利的独立价值，决不把自己当作男人的附庸，也决不把心智局限于闺阁的相思眷恋、闲愁暗恨中。这正是她卓然特出于宋诸才媛，而能与男性大家比肩而立的原因所在。

三

李清照女性意识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她的爱情婚姻观。李清照的婚姻问题历来倍受关注，争论亦十分激烈。对李清照和赵明诚，先前多有二人志同道合、伉俪情笃之论，近年方有人指出赵明诚实有冶游纳妾举动，令李清照倍感孤独痛苦。关于李清照和张汝舟，则素有李再适张，后讼而离之，和后人诬李清白，并无再嫁一事，这样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我们有必要先对基本史实作一下辨析。洪 《隶释》〔12〕卷二六载“赵君无嗣”，所谓“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封建时代对子嗣一事甚为看重，而为避免无后之大不孝，且为封建伦理道德所认可的唯一途径便是男子的纳妾。《金石录后序》〔3〕中李清照言赵明诚临终时“殊无分香卖履之意”。“分香卖履”，语出《文选》〔7〕陆机《吊魏武帝文》，此文引曹操《遗令》“余香可分与诸夫人。诸舍中无所为，学作履组卖也”。这一典故的运用更可视为赵明诚纳妾的铁证。宋代又倡导享乐，官私蓄妓成风，冶游狎妓几成士子风尚，连欧阳修、苏轼这样为人正派、品格高尚的文坛领袖，也曾涉足于章台路上。赵明诚恐难免不落俗套。

李清照改嫁一事，宋人多有记载，已足为据。（参见陈祖美《李清照评传》91页）〔13〕 北宋前期承唐遗风，女子改嫁尚不为过。丞相王安石在儿子病逝后就力主儿媳改嫁，社会风尚可见一斑。北宋中期，程颐方提出“饿死事极小，失节事极大” （《遗书》卷22下）〔14〕的禁欲理论，至南宋初年，已颇有影响，李清照于此际改嫁，的确需要几分勇气。然其时另一理学大师朱熹尚只有两岁，理学的影响较明清之际薄弱得多，故对李清照改嫁一事的记载有语涉讥讽者，亦有毫无微词者。而明清时已将女子改嫁视为大节尽失，又有学者喜易安之词，爱清照之人，感赵、李之情，故力辨其“诬”，虽不遗余力，然实不足信。今人已不囿于封建伦理之束缚，自应以宋人之说为是。

澄清基本史实后，我们再来探讨李清照的爱情婚姻观。李清照和大多数人一样追求真挚的爱情，渴望幸福的婚姻，而她高于一般常人之处在于将志同道合的爱情作为婚姻存在的基础，她的幸运则在于她拥有过这样一段封建社会里极难得的婚姻。赵明诚虽是官宦子弟，却嗜书笃学，决非纨袴儿郎。陈师道说他自幼颇好文义，又好苏、黄文诗，不惜失好于父（《与鲁直书》，《后山居士集》卷10），〔15〕 可见颇有独立见解。他对李清照也确有一份真情与爱意，他的《易安居士画像》题云：“清丽其词，端庄其品，归去来兮，真堪偕隐。”（四印斋刻《漱玉词》）可谓敬爱有加。李清照《金石录后序》〔3〕、赵明诚《白居易书〈楞严经〉跋》〔11〕（P1）等文都记载了夫妻二人在搜罗天下古文奇字，撰写《金石录》过程中得到的极大的精神愉悦。而归来堂烹茶猜书更是封建时代少有的夫妻谐美的佳话。至于李清照那些优美的怀远悼亡之作，更是千古流传，为人称道。李清照和赵明诚之间的确存在着“乐在声色狗马之上” （《金石录后序》）的精神上的共鸣，这种高层次的志同道合的爱情使他们共同度过了许多美好的岁月，给了李清照终生不能忘怀的幸福和不能割舍的情意。这正是李清照始终维持着这段婚姻的原因所在。

爱情都具有排他性，赵明诚的冶游纳妾不能不使较常人更为敏感多情的李清照倍感孤独痛苦。但在封建社会里，男子的这类行为司空见惯，根本不受什么谴责，而妒忌却被列为女子“七出”之条。也就是说，如果妻子不能容忍丈夫纳妾一类的事，丈夫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将其休掉。在面对社会的时候，李清照可以更多地本着男女平等的意识，锋芒毕露，洒脱疏放，去做一个独立的人；而在面对家庭的时候，她却必须回归到一个女性，一个妻子的角色上来，去做一个女人。“无嗣”已在“七出”之列，她又岂能再妒忌?况且李清照毕竟是赵明诚的正妻，是赵明诚精神学术上的同志，是真正终生相伴的友人，是危难中堪托重负的老妻。冶游纳妾在赵明诚只是生理、伦理层次上的暂时行为，他的情感还是系在能和他产生精神共鸣的李清照身上。因此，应该说，即使在赵明诚冶游纳妾的行为发生之后，他们之间还是存在着爱情的。当然，这种爱情不能和今天一夫一妻制下绝对忠诚专一的爱情相提并论，但对李清照来说，这段婚姻却没有破裂的理由。所以，她只能婉言相劝：“买花载酒长安市，又争似家山见桃李。不枉东风吹客泪。相思难表，梦魂无据，惟有归来是”（《青玉案》）〔3〕。而更多的时候，她只是无奈地慨叹“酒意诗情谁与共”，而后，“独抱浓愁无好梦，夜阑犹剪灯花弄”（《蝶恋花》）〔3〕，含悲隐忍，以度时日。李清照身上也体现着封建社会里女性最普遍的悲剧性，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李清照不过是个信奉“夫为妻纲”的封建女性，她之符合妻德的客观表现，更多地还是源于珍惜爱情的主观追求，封建礼教的影响实在其次， 如果说，在和赵明诚的婚姻中李清照还有几分柔弱的话，那么，她和张汝舟的短暂婚姻则充分体现出她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刚强个性和追求爱情与婚姻统一的高洁心志。张汝舟本是一无耻小人，他觊觎李清照的书画古玩，便乘其病重境苦之际，以“如簧之说”、“似锦之言”（《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3〕骗得婚姻。婚后即露出凶恶面目，对李清照“遂肆欺凌，日加殴击”（同上）。这婚姻里实无半点志同道合的爱情可言，李清照便以决绝的态度，不惜受身陷牢狱之苦，甘心冒世人讥笑之耻，毅然讼告其夫，与之离异。只要我们不受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就会从这段给李清照的身心都带来重创的婚姻中更深入地体察她进步的女性意识。李清照不但有勇气再嫁，主动追求现实的情爱，更有勇气离异，自觉挣脱丈夫的虐待，哪怕代价惨重。从一而终的观念即为她所屏弃，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封建道德更与她格格不入。这段婚姻一直被看作是李清照的一个污点，不但在封建时代如此，在今天仍有不少人持这种态度。其实，这段婚姻正从多个方面展示出李清照进步的爱情婚姻观，应该说，这是李清照的不幸，却更是她人格、观念的一个亮点。

综上所述，李清照有着进步的女性意识：她追求男女平等，刚强洒脱，又不失女性之柔美；她厌恶俗世，心志高洁，却又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实现着辅君报国的独立的社会价值；她真诚地对待爱情婚姻，既隐忍大度，极尽为妻之道，又勇毅决绝，断不与无耻小人苟且为伍。这位旷古才女的女性意识至今仍不乏启迪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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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文史哲》2001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