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屈原和辛弃疾都是具有实际政治才干的伟大诗人，这种为现实证明了的才干使他们形成了强烈的自信心和精神优越感、社会责任感。在文学上，稼轩的一些婉约词“风情中时带苍凉凄厉之气”的特点正是继承了屈子诗融合“脂粉气”与“火气”的传统。深爱祖国的屈原离不开楚国，也抛不下国事，他饱尝生命的孤独痛苦，为坚持理想，保持人格，也为解脱苦闷，终于自沉而死。同样受尽压抑的辛弃疾却深得时人称赞，对老庄哲学思想和陶渊明隐士思想的吸取也缓解了他英雄不得施展的悲愤，对财色的追求更使他享受到世俗生活的快乐，他的生存状态和屈原有显著的不同。

关键词：屈原 辛弃疾 生存状态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屈原、辛弃疾都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学家，辛弃疾素来景仰屈原，他不但在创作上自觉学习屈子，在雄才不得施展的身世遭际上引之为同调，更在坚持理想，至死不改其爱国报国之心志的精神上直承屈子。然而，他们对待现实生活的态度、价值取向上也有显著不同。稼轩、屈子的相合相异，既可见出中国文人源远流长的优秀传统，又可见出他们处境和观念的变化。

一

辛弃疾的青少年时代生活于金人统治下的北方。他的祖父辛赞虽仕金，却常引儿辈“登高望远，指画山河，思投衅而起，以纾君父不共戴天之愤”，并令稼轩“两随计吏抵燕山谛观形势”（辛弃疾《美芹十论》）。在这样的影响下，辛弃疾把恢复河山，完成统一大业作为自己终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宋高宗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二十二岁的辛弃疾聚众二千，奋起抗金。后又率众参加耿京领导的农民起义军，为其掌书记。辛弃疾从统一大业出发，力劝耿京“决策南向”，配合官军作战。绍兴三十二年正月，耿京命辛弃疾等人奉表南归，宋高宗在建康（今南京）接见了他们，正式委任耿京为天平军节度使，辛弃疾为右承务郎、天平节度掌书记。其时，起义军内部却发生了重大变故，叛徒张安国等密谋杀害了耿京，并率领一部分人投降了金朝。辛弃疾传旨北归，走至海州（今江苏东海县东北），惊闻此变，即约海州统制王世隆及忠义人马全福等五十人驰赴金营，时张安国方与金将酣饮，辛弃疾等即于敌五万众中缚取张安国，置诸马上，如挟狡兔，急驰而归，献俘行在，斩首示众。辛弃疾的壮举使“懦士为之兴起，圣天子一见三叹息”（洪迈《稼轩记》）。这样的英雄行为、传奇经历在中国历代文人中是极其罕见的。

南归后，辛弃疾屡陈复国方略，先后上了《美芹十论》、《九议》等一系列奏疏，皆审时度势，切中要害，充分显示出辛弃疾作为政治家和军事家的杰出才能。在南宋为官期间，稼轩亦政绩卓著。任滁州知州时，他宽征薄赋，招流散，教民兵，议屯田，仅半年时间，便将当地的“荒陋之气，一洗而空”（崔敦礼《宫教集 • 代严子文滁洲奠枕楼记》）。湖南安抚使任上，辛弃疾创置飞虎军，此军一成，即雄镇一方，为江上诸军之冠，金人对之颇为惧怕，号为“虎儿军”。在江西安抚使任内，正遇上灾荒，辛弃疾一到任即贴出“闭籴者配，强籴者斩”的八字告示，以果断的措施严厉打击了富户、奸商的破坏活动，接着又借支官钱外出籴粮，不仅使境内粮价自减，民赖以安，而且还移用一宗解救了邻郡的粮荒。

由是观之，辛弃疾的确是位上马可杀敌，下马可安邦，兼具文韬武略的旷世奇才。尽管他最终未能实现自己的理想，但他的政治才干已经在现实社会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和证明。

同样，屈原也是一个具有杰出政治才能的人。出身贵族的屈原曾“为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史记 • 屈原贾生列传》）。战国后期是诸侯国斗争最激烈的时代，屈原清醒地认识到秦国吞并六国的野心，合纵抗秦是楚国唯一的出路。本着振兴楚国的目的，他对内主张选贤任能，修明法度，楚国因之一度富强起来。对外屈原坚决主张联齐抗秦。怀王十六（公元前313）年以前，秦不敢加兵于楚，显示出屈原内外主张的显著成效。然而，楚怀王却渐为群小所惑，先疏绌屈原，又因贪图近利，缺乏远见，在外交上失利，为秦国使臣张仪所骗。张仪诈称只要楚与齐绝交，秦愿献商於之地六百里。至楚齐绝交后，张仪又称只许地六里。怀王大怒，遂挥师伐秦，却因楚孤立无援，连打两次败仗。怀王悔悟，派屈原使齐。秦惧齐楚再次联合，表示愿退还汉中一半同楚国讲和。怀王恨极张仪，便声言不愿得地，只要张仪。张仪来到楚国，贿赂楚王近臣靳尚、宠姬郑袖。怀王听信谗言，竟放走张仪，又同秦国亲善起来。身负重任的屈原这时恰从齐国归来，他以有力的质问使怀王醒悟，虽未能追回张仪，却也一度放弃亲秦政策。怀王三十年，秦又伐楚，并骗怀王入秦会盟，屈原看透了秦的虎狼之心，竭力谏阻怀王，怀王却听信幼子子兰等人的怂恿，终于为秦扣留，三年后就死在了秦国。

可以说，在楚国几次关系重大的政见纷争中，屈原都站在了正确的一方。楚国的日益衰败，正是因为屈原在内政，尤其是外交上的正确主张未得到切实地贯彻执行。遥远的战国时代仅存下来的不多的史料已充分显示出屈原作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和治国理邦的实际才干。

春秋时代，儒家就为中国文人指出“学而优则仕”（《论语 • 子张》）的道路，但学和仕毕竟是两个领域，学优者未必能仕优。李白天才豪纵，期望“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李白《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成就一番恢弘功业，然而他那浓郁的诗人气质和狂傲率直的性格，不免让人疑虑他从事复杂的政治活动的能力。李贺充满奇思妙想，其诗离绝凡近，极受好评，但体弱多病，未老先衰的体格使他那“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李贺《南园十三首》其五）的理想近乎白日一梦。中国历史上有太多的文人悲叹落魄不遇，但他们真正的政治才干却需要打个问号。屈原和辛弃疾留给人们的却只有惊叹号。当辛弃疾穿越近一千五百年的遥远时空，将敬佩的目光投向屈原，这位可以说站在中国文人诗歌源头的伟大诗人时，他获得的该是一种惺惺相惜的感慨与满足。能在政坛长袖善舞的诗人毕竟不多，在这个意义上，作为英雄豪杰的辛弃疾对屈原这位能臣才士的赞美，就不单是借以明志，更是以此标榜。

实际的才干使他们有了更深层的相合：强烈的自信心和责任感。在屈子和稼轩的作品中，充满了被压抑的愤懑痛苦，却看不到对自我的丝毫怀疑。屈子极力赞美自己的高洁，稼轩无情讥刺人间的臭腐。露才扬己，指斥众生，强烈的自信心培养出精神上的优越感。放弃理想，屈从世俗，与人同醉，与人同浊，便成为比死亡更可怕的事。舍我其谁，以天下为己任是他们一生唯一的选择。于是屈子激昂高歌：“乘骐骥以驰骋兮，来吾导夫先路！”（《离骚》）；稼轩慨然宣称：“凭谁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所以，屈原虽信而见疑，忠而被谤，但一经召用，即竭力为楚国的前途奔走。遭放逐后，他虽然受尽磨难，精神极度苦闷，但终不能仙游世外，去楚他往。只有自沉汨罗，以死明志。稼轩壮岁闲居十八个春秋，却念念不忘抗金恢复大业。他在《美芹十论》开头即说：“虏人凭陵中夏，臣子思酬国耻，普天率土，此心未尝一日忘。”陈亮在《辛稼轩画像赞》中说他“呼而来，麾而去，无所逃天地之间”。在词里辛弃疾也每每高唱自己“整顿乾坤”的宏大抱负：“要挽银河仙浪，西北洗胡沙。”（《水调歌头》）“袖里珍奇光五色，他年要补天西北。”（《满江红》）据说辛弃疾临终大呼杀贼数声而止，真是至死不忘恢复大业。“死而不容自疏” （《史记 • 屈原贾生列传》）的屈原，“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范开《稼轩词序》）的辛弃疾尽管遭遇坎坷，但他们的爱国之心，报国之志却始终不渝。这种坚持理想的不屈精神自有其特定的基础，虽然屈原更多一些道德自律意识，辛弃疾更多一些功业意识，但基于实际才干基础上的精神优越感和社会责任感无疑也是形成二人气节操守的重要原因。

诸多相合之处使稼轩将屈子引为隔代知音，“纫兰结佩有同心，唤起诗人来饮”（《西江月》），“我亦卜居者，岁晚望三闾。昂昂千里，泛泛不作水中凫”（《水调歌头》）。在词的创作上，稼轩也自觉学习屈子，他不但大量以屈原诗句入词，更效屈原辞体为词，如《山鬼谣》效“九歌”体咏怪石，《水龙吟》效“招魂”体题瓢泉，《木兰花慢》效“天问”体写咏月词等。稼轩还承袭屈原开辟的香草美人的比兴传统，写出了《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蝶恋花》（九畹芳菲兰佩好）等名篇杰作。这些以广为人知，但稼轩词和屈子辞还有更深层意义上的相承关系。

屈原在他的作品中塑造出芰荷为衣，芙蓉为裳，披挂香草，服饰奇丽的自我形象，又常直接自比美人，因此，有人便说屈原具有“脂粉气”。然而，正如闻一多先生所说，只注意到屈原的“脂粉气”，而忽视屈原的“火气”，那是不公正的[1]（P245）。屈原更有忠爱故国、痛恨群小的高洁品格，宁死不改其志的坚强气节，这些又使他的作品时时迸发出震慑人心的“火气”。这种“脂粉气”与“火气”的有机交融正是屈子作品的重要特色。而辛词，尤其是其婉约词正具有这一特色。辛弃疾才华过人，其词风格多样，虽被目为豪放派的代表人物，婉约词也历来为人称道。刘克庄谓“其秾纤绵密者，亦不在小晏秦郎之下”（《辛稼轩集序》）。但辛弃疾的婉约词又有不同于一般婉约词作之处。如著名的《祝英台近·晚春》一词，抒写闺怨，婉转凄恻，真切动人。沈谦《填词杂说》称其“昵狎温柔，魂销意尽”，而陈匪石却指出“细味此词，终觉风情中时带苍凉凄厉之气”，与一般艳词相比，“犹之燕、赵佳人，风韵固与吴姬有别也”（《宋词举》卷上）。这种风情中透露出苍凉之气的特点，这种燕、赵佳人妩媚却不娇弱的别样风貌，正和屈原融合“脂粉气”与“火气”的作品一脉相承。不仅是文人，更是战士，是英雄豪杰的辛弃疾，骨子里本就有刚强气质，他的婉约词便常有一股英气贯穿其中，和一般婉约词的柔弱靡丽大不相同。仿效“花间体”作的《唐河传》、《粉蝶儿·和赵晋臣敷文赋落梅》等婉约词也都写得跳跃飞动，气势跌宕。这虽与自身气质紧密相关，但文学上的源头却的确可以追溯到屈原那里。

二

屈子、稼轩同禀过人才干，同是雄才不得施展，又同样忠爱故国，气节凛然，还同样赍志以殁，遗恨千载。然而，屈原是自沉汨罗，以死殉国；辛弃疾却是病死家中，可谓寿终正寝。一千五百年的时间，使中国文人的处境和价值观念毕竟有了显著的不同，这在屈子、稼轩身上有着鲜明的体现。

在屈原的作品中，尤其是在《离骚》中，充盈着坚持理想，誓死不改的决心。“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虽体解吾犹未变兮，岂余心之可惩”，“阽余身而危死兮，览余初其犹未悔”……。死亡对于屈原既是一个切近的危险，也是一个必然的选择。“伍子逢殃兮，比干菹醢。与前世而皆然，吾又何怨乎今之人。”（《涉江》）对贤者的惨烈下场屈原早有认识，在楚国也同样有此先例。在屈原前七十余年的楚悼王时期，吴起就因推行法治，摧抑贵族特权，使得楚之贵族尽欲害之。信用吴起的楚悼王一死，楚的宗室大臣就兴兵作乱，终将吴起车裂。对于本国近代史上的这一幕，屈原不会不知道。而选贤任能，修明法度的美政理想，必然同样会损害楚国旧贵族的利益，也就必然同样会受到他们的迫害。于是，屈原被放逐了，虽然还未遭遇杀身之祸，他却早已作好了心理准备，因为那实在是触手可及，又不能躲避的。在春秋战国时期，“楚材晋用”本是极平常普遍的事。但屈原却不能离开，因为他太热爱这片土地。楚国独有的山川草木、民俗风物，浸润了他，陶冶了他，他对此怀有太深的感情。郢都更是让他一刻不能忘怀，“惟郢之辽远兮，魂一夕而九逝”（《抽思》），“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哀郢》）。虽然这里充满了蔽美称恶的奸邪小人，世界已被他们搅得众芳芜秽、黑白颠倒、溷浊一片，但这里毕竟是故乡，是他生命存在的根本。与之相连的是屈原不能割舍的用世之心，他虽然深知“接舆髡首兮，桑扈裸行。忠不必用兮，贤不必以”（《涉江》）的历史和现实，但作为“帝高阳之苗裔”（《离骚》）的楚国望族，屈原怀有一种几乎是与生俱来的深刻的使命感。在被贬斥、放逐的漫长岁月里，他一直关注着国事，在怀王时期他更是急切盼望着被召回，被启用[2]。而一经召用，他便不遗余力的为楚国奔走。在他自身荣辱苦乐的背后始终是楚国的安危。因此，归隐和叛离一样是屈原所不能选择的。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屈原只能生活在深得明王信任，能推行美政的环境中，否则他的灵魂便不可能在生存中真正妥帖畅意。而他的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又是那样尖锐，根本没有调和的可能。痛苦地苟活于世，还不免污损他那高洁的人格，“千古艰难唯一死”，对屈原来说，死亡却是他唯一自由和快意的去处，只有死亡才能使伟大的诗人表明心志，解脱苦闷！“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离骚》）屈子终于自投汨罗，为他崇高的人格和悲壮的生命划上圆满的句号。

同因雄才不得施展，理想不能实现而无比愤懑的辛弃疾，处境却要好得多。在辛弃疾出生的第二年，即绍兴十一年（1141），著名抗金将领岳飞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在辛弃疾去世的当年，即开禧三年（1207），南宋抗战派代表人物韩侂胄被投降派暗杀。终辛弃疾一生，抗金恢复与屈原的推行美政一样面临着死亡的危险。但辛弃疾并未象屈原那样屡屡表白自己誓死的决心，他的心志不需要用死亡来证明。尽管坚持理想未免会召来杀身之祸，但抗金也是朝野大多数人的正义的呼声，或被闲置，或无奈沉于下僚的辛弃疾并不对投降派构成太大的威胁。更何况，真遇到农民起义，金兵入侵的危急时刻，他们还需要辛弃疾这只“青兕”来替他们抵挡。因此，死亡对于辛弃疾便不象对屈原那样是一个切近的危险。而他理想的实现却需要等待时机。所以，他便由屈原的情愿自蹈死地变为留恋光阴：“老病那堪岁月侵，霎时光景值千金”（《鹧鸪天》）。生命对于辛弃疾是万分珍贵的，同时，他的生存不象屈原那么苦闷，不需要死亡来解脱。虽然，在辛弃疾眼中，官场里奸诈机巧之徒遍布，人间也是个令人掩鼻的“臭腐场”，但他却没有屈原“世溷浊而莫余知兮”（《离骚》）的孤独感。辛弃疾在当时便极负盛名，陈亮谓其“眼光有棱，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胛有负，足以荷载四国之重”。（《辛稼轩画像赞》）他是时人眼中能担重任、深孚众望的英雄豪杰，连朱熹、陆游这样的名士也都称赏他。辛弃疾不但有当代知己，还有屈原这样的隔代知音。辛弃疾已不需要象屈原那样以孤独和生命为代价来揭示人生的意义和价值。前行的屈原已把苦难留给了自己，后来者辛弃疾只需要深情的呼唤一句“纫兰结佩有同心，唤起诗人来饮”（《西江月》），就可以把屈原用生命来证明的高洁光环戴在自己的头上。辛弃疾只要在既定的意义系统中标出自己的坐标就可以了。

虽然《渔父》尚难以确定为屈原的作品，但其中屈原的形象却和实际没有多少偏差。在屈原的眼中，渔父“和光同尘”，“与世推移”，甚至“淈其泥而扬其波”的道家哲学实在庸俗自私。而后世文人却因对自身艰难处境的体认而大力推阐了老庄愤世嫉俗、虚无洒脱的一面，因此学习老庄便有了标榜清高和追求自由的情味。辛弃疾也自觉去借老庄哲学寻求解脱之道。“钟鼎山林都是梦，人间宠辱休惊”（《临江仙》），“味无味处求吾乐，材不材间过此生”（《鹧鸪天》），“怎得身似庄周，梦中蝴蝶，花底人间世”（《念奴娇》）等词句都是辛弃疾这一思想的反映。辛弃疾除接受了屈原所不曾接受的道家思想外，还接受了屈原所不曾接受的归隐思想，而对于后者的接受和对前者一样，是源于其本身的变化。屈原所提到的隐士，不论是髡首的接舆、裸行的桑扈，还是披发佯狂的箕子，他们那过于激烈的举动和身上的蛮荒色彩，，很难让文质彬彬的读书人效仿。而辛弃疾所追慕的陶渊明，却是一个既有“不为五斗米而折腰”的独立人格，又有“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的优雅风度的伟大诗人。陶渊明那高昂的人格尊严，那丰富深沉的精神世界，那“豪华落尽见真淳”（元好问《论诗三十首》其四）的优美诗篇，无不体现了一个具有完全成熟智慧的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至高境界。而这种境界对后世文人产生的巨大召唤力也深深影响了辛弃疾。“我愧渊明久矣，犹借此翁湔洗，素壁写《归来》”（《水调歌头》）；“便此地结吾庐，待学渊明，更手种门前五柳”（《洞仙歌》）；“万事纷纷一笑中，渊明把酒对秋风”（《鹧鸪天》），甚至说：“记醉眼陶令，终全至乐，独醒屈子，未免沉葘。”（《沁园春》）一时间陶渊明竟胜过屈原。然而“以功业自许”的辛弃疾是不可能真正接受庄子、陶渊明的人生观的，但哲人的旷达和隐士的淡泊终究可以缓解稼轩心头英雄不得施展的悲愤，使他不必象屈原一样饱尝痛苦，走投无路，以至自沉于水。

在南宋享乐风气的熏染下，辛弃疾还大力追求物质享受。在第二次任职江西不久，辛弃疾就着手在上饶带湖营建住宅，“筑室百楹”（洪迈《稼轩记》）甚为宏丽，朱熹“曾入去看，以为耳目所未曾睹”（陈亮《与辛幼安殿撰》）他还有侍妾多人。淳熙八年（1181），监察御史王蔺劾其“奸贪凶暴”；绍熙五年（1194），左司谏黄艾劾其“奸赃狼籍”；开禧元年（1205），臣僚言其“好色贪财”(《宋会要·职官门·黜降官》第八、第十、第十二)。从这些弹劾来看，辛弃疾对财色是颇为喜好的。先前多有论者认为这些弹劾都是投降派为压制辛弃疾而制造的莫须有的罪名，实际上，王蔺、黄艾等都是颇受时人推重的正直之臣，他们所言绝非无根之谤[3](P387)。南宋朝廷数次因此疵病而舍稼轩大才，固然有他们不甚光彩的用意，但辛弃疾的贪财好色却毋庸讳言。

总之，一个不容他推行理想的现实，对屈原来说是毫无意义的。深味孤独与痛苦的屈原只有以自沉于水的方式来求得人格和生命的完满。而辛弃疾却可以一面悲叹理想不能实现，一面在与一代代先人的共鸣中得到精神的安慰和诗意的愉悦，甚至还可以在对财色的追求中享受世俗生活的快乐。从屈原到辛弃疾，纯粹的理想主义已渐渐消失，日渐成熟的中国文人在这个历程中得到了许多，也失去了许多。

参考文献：

[1] 闻一多.屈原问题——敬质孙次舟先生[A].闻一多全集[M].北京：三联书店，1982.

[2] 金开诚.屈原辞研究[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

[3] 陶然.论辛弃疾之被弹劾[A].李清照辛弃疾研究论文选[M].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7.

发表于《临沂师院学报》2004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