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词 隐衷 讽君 赇谢

内容提要 钱谦益在《钱注杜诗》中抒发隐衷的事实早为前人指出，本文认为钱氏隐衷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借挖掘杜诗对帝王的讽喻抒发对崇祯帝的不满，借房琯抒写自己在“阁讼”案中的不幸遭遇，及入清后思念故国，暗中参与复明活动企望人知的种种复杂心态。这些隐衷的抒发使《钱注杜诗》既有新警深刻，功不可没之处，又有牵强附会，受人诟病的地方。

《钱注杜诗》是杜诗学史上地位颇高，影响甚大的一部著作。“以史证诗”可以说是它最鲜明的特色，最重要的成就。凭借广博的学识和对唐史多年的深入研究，钱谦益纠正了以前注杜诸家对史实笺释的种种错谬，堪称杜陵功臣。同时，《钱注杜诗》也因某些牵强附会的地方而深受批评。究其原因，除刻意求深以外，便是钱谦益欲借注杜来抒发隐衷的用心。这一点早为历代批评家指出。陈寅恪先生就曾说《钱注杜诗》中的一些长笺“皆借李唐时事，以暗指明代时事，并极其用心抒写己身在明末政治蜕变中所处之环境。实为古典今典同用之妙文。”[1](P1000)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笺注本就有“借他人酒杯，浇己之块垒”的功用。《钱注杜诗》的确可作为这种借题发挥的代表。前贤对此虽可称达成共识,但尚未有具体论述,因此不免有许多模糊看法。本文试图结合钱氏生平，对钱谦益在《钱注杜诗》中所抒发隐衷之由来、内容及对注释具体杜诗的正负面影响等问题进行详细分析，以期推动对此问题的认识。

一

《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洗兵马》、《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诸将五首》诸笺是钱谦益自诩为“凿开鸿蒙，手洗日月，当大书特书，昭揭万世”[2]（《草堂诗笺元本序》）得意之作。这几首诗的笺注的确是发前人之所未发，而其主旨是指出杜甫对玄、肃、代三帝及朝廷的讽谕，兹略引几段以见其意。

卷九《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笺曰：“配极四句，言玄元庙用宗庙之礼，为不经也。碧瓦四句，讥其宫殿逾制也。世家遗旧史，谓《史记》不列于世家，开元中敕升为列传之首，然不能升之于世家，盖微词也。道德付今王，谓玄宗亲注《道德经》及置崇玄学，然未必知道德之意，亦微词也。画手以下，记吴生画图，冕旒旌旆，炫耀耳目，为近于儿戏也。老子五千言，其要在清静无为，理国立身，是故身退则周衰，经传则汉盛。即令不死、亦当藏名养拙，安肯凭人降形，为妖为神，以博世主之崇奉也。身退以下四句，一篇讽谕之意，总见于此。”

卷二《洗兵马》笺曰：“《洗兵马》，刺肃宗也，刺其不能尽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贤臣，以致太平也。首叙中兴诸将之功，而即继之曰：‘已喜皇威清海岱，常思仙仗过崆峒。’崆峒者，朔方回銮之地，安不忘危，所谓愿君无忘其在莒也。两京收复，銮舆反正，紫禁依然，寝门无恙，整顿乾坤皆二三豪俊之力。于灵武诸人何与？诸人徼天之幸，攀龙附凤，化为侯王，又欲开猜阻之隙，建非常之功，岂非所谓贪天功以为己力者乎？斥之曰汝等，贱而恶之之辞也。当是时，内则张良娣、李辅国，外则崔圆、贺兰进明辈，皆逢君之恶，忌疾蜀郡元从之臣。而玄宗旧臣，遣赴行在，一时物望最重者，无如房琯、张镐。琯既以进明之谮罢去，镐虽继相而旋出，亦不能久于其位。故章末谆复言之。青袍白马以下，言能终用镐，则扶颠筹策，太平之效，可以坐致。如此望之也，亦忧之也，非寻常颂祷之词也。张公一生以下，独详于张者，琯已罢矣，犹望其专用镐也。是时李邺侯亦先去矣，泌亦琯、镐一流人也。泌之告肃宗也，一则曰，陛下家事，必待上皇；一则曰，上皇不来矣。泌虽在肃宗左右，实乃心上皇。琯之败，泌力为营救，肃宗必心疑之，泌之力辞还山，以避祸也。镐等终用，则泌亦当复出，故曰：‘隐士休歌紫芝曲’也。两京既复，诸将之能事毕矣，故曰：‘整顿乾坤济时了’。收京之后，洗兵马以致太平，此贤相之任也。而肃宗以谗猜之故，不能信用其父之贤臣，故曰：‘安得壮士挽天河，净洗甲兵常不用。’盖至是而太平之望益邈矣。呜呼伤哉！”

卷十五《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第一首笺曰：“河北诸将，归顺之后，朝廷多故，招聚安史余党，各拥劲卒数万，治兵完城，自署文武将吏，不供贡赋，结为婚姻，互相表里。朝廷专事姑息，不能复制，虽名藩臣，羁縻而已，故闻其入朝，喜而作诗。首举禄山以示戒，耸动之以周宣、汉武，劝勉之以为孝子忠臣。而末二章，则举临淮、汾阳以为表仪，其立意深远如此，题曰欢喜，曰口号，实恫乎有余悲矣。”第六首笺曰：“天兴圣节，诸道节度使献金帛、器用、珍玩、骏马为寿，共直缗钱二十四万。常衮上言请却之，不听。此诗称颂圣哲，实则讽谕代宗，当却诸道之进奉也。” 卷十五《诸将五首》第四首笺曰：“此深戒朝廷不当使中官出将也。杨思勖讨安南五溪，残酷好杀，故越裳不贡。吕太一收珠南海，阻兵作乱，故南海不靖。李辅国以中官拜大司马，所谓殊锡也。鱼朝恩等以中官为观军容使，所谓总戎也。炎风朔雪，皆天王之地。只当精求忠良，以翊圣朝，安得偏信一二中人，据将帅之重任，自取溃偾乎？肃代间，国势衰弱，不复再振。其根本胥在于此。斯岂非忠规切谏救世之针药与？” 在这几则笺注里，钱谦益以切直犀利的笔触指出杜诗对玄宗崇道，肃宗不孝，代宗纳贡的讽谕之情，及对朝廷姑息藩臣、使中官出将的指责之意。钱氏紧密联系历史，仔细玩味诗意，亦叙亦论，亦解诗亦抒情。非是精研唐史，深悉其前后曲折者，不能为之。一己独见，大家手笔，于此毕见无遗。自北宋苏轼宣扬杜甫“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3](《王定国诗集叙》,卷十)以后，杜甫逐渐成为历代文人心目中忠君爱国的典范，诗人中的圣贤。故在钱氏以前，鲜有人谈及杜甫讽君刺君处，注杜者尤其如此，更无人象钱谦益这样细剖诗意，阐发微旨，直言不讳。钱谦益何以独能有此宏论？沈寿民在朱鹤龄《杜工部集辑注》后序中引方尔止语云：“虞山笺杜诗，盖阁讼之后，中有指斥，特借杜诗发之。”钱谦益注杜诗始于崇祯六年（1633），正是其阁讼后归乡闲居之时。崇祯七年（1634），已撰成《读杜小笺》三卷，《读杜二笺》二卷，钱注全本杜工部集的精华大都包蕴其中。前引钱谦益“凿开鸿蒙，手洗日月”诸笺，除《承闻河北诸道节度入朝欢喜口号绝句十二首》外，其余都见于《小笺》、《二笺》，文字亦无多少改动。钱谦益素怀大志，又科名高隽，本欲于仕途上大展宏图，却因身系东林，陷于党争漩涡，屡起屡踬。天启年间，魏忠贤阉党专政，钱谦益更被目为东林党魁，难有出头之日。直至天启七年（1627），崇祯帝即位，诛魏忠贤，整治阉党，方使朝政有了很大转机，也给了钱谦益极大的希望。他在《九月二十六日恭闻登极恩诏有述》其二中写道：“衰残不称挂金章，且作斑斓拜北堂。旋取朝衣来典库，还如舞袖去登场。”[4]（卷四）衣朝衣以拜母，正是为还朝预作演习，钱谦益心中的急切之情可以想见，他对崇祯帝的期望亦可想见。次年七月，钱谦益应召赴阙的时候，他更是抱着对新朝“圣代故应无弃物”的信任，“余生何以答殊恩” [4]（《戊辰七月应召赴阙车中言怀十首》其一，卷六）的赤诚和一腔“下鞲鹰隼快平芜” [4]（同上，其十）的喜悦兴奋。初入朝时尚一切顺利，钱擢詹事，转礼部右侍郎，兼翰林院侍读学士，协理詹事府事。不料，三个多月后，崇祯帝便因会推阁臣事将钱谦益革职。十月，会推阁臣，廷臣列成基命、钱谦益等十人名以进，却无礼部尚书温体仁、侍郎周延儒。温、周二人愤恨不已，便诬钱谦益结党受贿，操纵会推，又追论钱典试浙江事。崇祯帝久疑廷臣植党，见给事中章允儒，首辅李标等皆极力为钱谦益辨白，益信其结党，钱遂被革职。次年阁讼结案，钱谦益坐杖论赎，六月出都门南归。满腔热望落得如此悲惨下场，钱谦益不能不心怀怨愤。尽管此事的主谋是温体仁、周延儒，钱之怨愤也主要是集中在温、周二人身上，但崇祯帝的偏听偏信亦是一个重要原因，钱谦益对之亦怀不满。他在南归之际所作《团扇篇》云：“碧天一夜秋如水，炎凉尽在君怀里”。“君心如月不可掇，妾扇团团那忍割？可怜团扇无蔽亏，不比清光有盈缺。奉君清暑为君容，莫道恩情中路空。蛛丝虫网频垂泪，还感君恩在箧中。（自注：张子寿赋白羽扇云：纵秋气之移夺，终感恩于箧中。盖公惧李林甫之谗而作。）”[4]（卷九）此诗以秋扇见捐，美人恐弃的传统比兴手法，抒发了诗人无辜被罪的幽怨心情，诗末自注更是直接点出对崇祯帝听信谗言的不满。崇祯帝和明末其他几个腐朽懦弱的皇帝不同，他为政甚勤，不近女色，崇尚节俭，颇有励精图治的雄心，整治阉党的举动更是深得民心，故朝野上下皆满怀希望。但崇祯为人狭隘残忍，遇事恣意专断，不能广开言路，任用贤臣，他的大权独揽，刚愎自用只给善于逢迎的奸邪小人以可乘之机，因此，尽管他极力经营仍不能挽救明朝的颓败之势。崇祯十五年（1642），清兵分道入塞，形势吃紧。崇祯帝诏举督师大将，吏部尚书郑三俊、刑部尚书徐石麒都推举钱谦益，崇祯帝却犹豫不决，钱谦益于是作《向言》三十首，直陈对明末政局各个方面的看法，以证明自己确实有经邦治国、出将入相的才干。《向言》三十首[4]（卷二十三、二十四）首先论述了为君之道的问题。第一首先论述帝王之学，认为人主必须知学，且不能只学儒者六艺之学，对帝王之学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接下来论述人君之德操，“刘向序《说苑》二十篇”，“其篇首论君道者有三，师旷之对晋平公曰：人君之道，清净无为，务在博爱，趋在任贤，广开耳目，以察万方，廓然远见，踔然独立。此人君之操也。尹文之对齐宣王曰：人君之事，无为而能容下，事寡易从，法省易因，大道容众，大德容下。周公之语伯禽曰，文武俱行，威德乃成。既成威德，民亲以服。清白上通，巧佞下塞。谏者得进，忠信乃畜。故曰王道知人，臣道知事，舜左禹右皋陶，不下堂而天下治。”后又借太公对武王之言，告诫君主不要好用小善而不得真贤，好听誉而不恶谗。第三首借唐名臣陆贽之言指出上下不通的九弊当中，君上所占的六弊，好胜人，耻闻过，骋辩给，眩聪明，厉威严，恣强愎。第四首、五首论述帝王对待百姓和国家财物的态度，第六首论述人主行为规范及职责。《向言》三十首阐述的为君之道不可谓不全面周到，切直大胆，尤其是对人君德操的论述，更是渗透着对己身遭遇的感慨直刺崇祯要害之处。从钱谦益对崇祯帝的态度来看，他没有理学家、道学家那种惟君命是从的愚忠观念，他接受更多的是原始儒家君明臣贤、君臣相互制约的思想。这使他在对待君主的问题上体现出独立的人格和批判的精神，而这种人格和精神正和杜甫一脉相通。洪迈《容斋续笔》卷二“唐诗无讳避”条云：“唐人歌诗，其于先世及当时事，直辞咏寄，略无避隐。至宫禁嬖昵，非外间所应知者，皆反复极言，而上之人亦不以为罪。如白乐天《长恨歌》、《讽谏》诸章，元微之《连昌宫词》，始末皆为明皇而发。杜子美尤多，如《兵车行》，《前后出塞》……终篇皆是。其它涉及者，五言如‘忆昨狼狈初，事与古先别’；‘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七言如……‘岂谓竟烦回纥马，翻然来救朔方兵’。 如此之类，不能悉书。……今之诗人不敢尔也。”唐代自有一种鼎盛时期的恢宏开放的气度，宋以后封建王权逐渐加固，象唐人这样的讽谕之作就少得多了。故钱氏以前只有洪迈等极少数人对杜甫此类作品作一点点到即止的评论，而对这背后的精神却还没有深刻的体察。杜甫对君主朝政的讽谕是从儒家民本思想出发，以自己独立的见解，自觉地为君主统治，朝政得失，国家大事尽一份知识分子的职责。钱谦益亦具独立自觉评判君主之精神，故其能深悉杜陵心曲，阐发杜诗微旨，并于其中抒发对崇祯不满的隐衷。尽管钱谦益与杜甫有此一脉相通之精神，尽管钱谦益以其“凿开鸿蒙，手洗日月”的笺注堪称杜陵功臣，但他和杜甫的区别还是显而易见的。杜甫一生困顿，却一直心怀天下，关心民生疾苦，写下大量感人肺腑的诗篇。他真正拥有一个仁者的博爱胸怀和一个圣者的高尚精神。钱谦益却先在弘光朝谄事马士英、阮大铖，后又率先投降清朝，清望未终，大节尽失。二人人品之高下难以相提并论。那么落脚到讽君上，杜甫便是因忠君而讽君，他忠君的实质，正如张忠纲师所言是爱国爱民[5]，而钱谦益是因怨君而讽君，他怨君的原因是自己仕途受挫，一己功利受损害。因此他借注杜发挥此种心绪时，不免陷于穿凿。如其对《洗兵马》题旨的笺释，反对者最多，萧涤非先生之言则甚为公允：“钱谦益以为‘刺肃宗不能尽子道，且不能信任父之贤臣以致太平’，是有见地的，但句句都解作刺肃宗，却未免‘深文’，且不近人情，违反诗的基本情调。”[6]（P110）

二

《洗兵马》之“笺曰”所言除前引之串讲诗意的六百余字外，尚有千余字单考房琯罢相之故。钱谦益认为杜甫疏救房琯，是其“一生出处事君交友之大节，而后世罕有知之者，则以房琯之生平为唐史抹杀，而肃宗之逆状隐而未暴故也。史称琯登相位，夺将权，聚浮薄之徒，败军旅之事。又言其高谈虚论，招纳宾客，因董庭兰以招纳货贿，若以周行具悉之诏，为金科玉条者。琯以宰相，自请讨贼，可谓之夺将权乎？刘秩固不足当曳落河，王思礼、严武亦可谓浮薄之徒乎？门客受赃，不宜见累，肃宗犹不能非张镐之言，而史顾以此坐琯乎？请循本而论之。肃宗擅立之后，猜忌其父，因而猜忌其父所遣之臣，而琯其尤也。贺兰进明之谮琯曰：‘琯昨于南朝，为圣皇制置天下，于圣皇为忠，于陛下则非忠。’”“是故琯之将兵，知不安其位而以危事自效也。许之将，而又使中人监之，不欲其专兵也，又使其进退不得自便也。败兵之后，不即去，而以琴客之事罢，俾正衙门弹劾，以秽其名也。罢琯而相镐，不得已而从人望也。五月相，八月既出之河南，不欲其久于内也。六月贬琯，而五月先罢镐，汲汲乎惟恐锄之不尽也。琯败师而罢，镐有功而亦罢，意不在乎功罪也。自汉以来，钩党之事多矣，未有人主自钩党者，未有人主钩其父之臣以为党，而文致罪状，榜在朝堂，以明欺天下后世者。六月之诏，岂不大异哉！” 浦起龙《读杜心解》卷二此诗注解认为“钱氏直欲以此为杜一生气节，欲推高杜，则极赞房，因极赞房，遂痛贬帝。”其实钱之赞房与贬帝更有直接目的。那便是抒发对崇祯帝的不满，并借房琯寄托对自身遭遇的感慨。房琯有谋略，从玄宗幸蜀时，曾建诸王分镇之策，安禄山闻之甚畏，拊膺叹曰：“吾不得天下矣！非琯无能画此计者。”[7]（《蔡宽夫诗话》所记司空图《房太尉汉中诗》注，前集卷十四引）奉册灵武后，房琯一度深得肃宗重用，“军国事多谋于琯”，“诸相拱手避之” [8]（卷二百一十八），可见房琯当时也颇有声誉。即使其因中人促战，陈陶大败后，肃宗“虽恨琯丧师”，却依然“眷任未衰”。但由于房琯“颇以直忤旨” [9]（《房琯传》，卷一百三十九），他诸王分镇的建议对肃宗也不利，加之贺兰进明等人的进谗，房琯渐为肃宗所恶，至德二载（757）五月，终因琴工董庭兰赇谢事被罢相。钱谦益在杜甫《奉谢口敕放三司推问状》董庭兰条下注曰：“朱长文《琴史》云：董庭兰，陇西人，唐史谓其为房琯所昵，数通赇谢，为有司劾治，而房公由此罢去。杜子美亦云：庭兰游琯门下有日，贫病之老，依倚为非。琯之爱惜人情，一至于玷污。而薛易简称庭兰不事王侯，散发林壑者六十载，貌古心远，意闲体和，抚弦韵声，可以感鬼神矣。天宝中，给事中房琯，好古君子也，庭兰闻义而来，不远千里。余因此说，亦可以观房公之过而知其仁矣。当房公为给事中也，庭兰已出其门，后为相，岂能遽弃哉！又赇谢之事，吾疑谮琯者为之。而庭兰朽耄，岂能辨释，遂被恶名耳。房公贬广汉，庭兰诣之，公无愠色。唐人有诗云：‘七条弦上五音寒，此乐求知自古难。惟有开元房太尉，始终留得董庭兰。’按薛易简以琴待诏翰林，在天宝中，子美同时人也，其言必信。伯原《琴史》，千载而下，为庭兰雪此恶名，白其厚诬，不独正唐史之缪，兼可以补子美之阙矣。” 可见所谓董庭兰赇谢事，只不过是为罢免房琯而找的一个借口。房琯其实还是玄宗、肃宗权力斗争的牺牲品。房琯的才能、声名与遭遇和钱谦益着实有相似之处。钱才华早著，二十八岁就探花及第，且因系身于甚负清望的东林党，故亦颇负声名。天启年间，钱谦益曾被魏忠贤阉党目为东林党党魁。崇祯整治阉党，钱谦益本有望一展宏图，却因“阁讼”案而罢。其实，“阁讼”仍是阉党、东林斗争的余绪。阁讼案中温体仁、周延儒为扳倒钱谦益，便追论钱典试浙江事。此事金鹤冲《钱牧斋先生年谱》“辛酉”条载之甚详：“初先生奉浙江之命，韩敬与秀水沈德符等思有以中之，使奸人金保元、徐时敏冒先生门客授关节于士之有文誉者，约事成取偿。士多堕术中。榜发，敬力请抚按将全场朱卷刻板表章人文，迨京省广布。所取士钱千秋，首场文用俚俗诗‘一朝平步上青天’之句分置七篇结尾。敬等即使给事中顾其仁举发，先生大骇。会千秋入京，先生召而诘之，得其情，即自具疏检举。保元、时敏、千秋俱下刑部狱。”“壬戌”条又云：“二月，千秋事白，部议千秋等三人皆遣戍，先生与本房郑履祥失察夺俸三月。冬，以太子中允移疾归。”浙党一直与东林党相对立，钱又与韩敬有隙。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卷三云：钱谦益“万历三十八年进士第三人及第”，“时叶向高当国。拟谦益第一，韩敬第三。敬密辇四万金进奉内帑互易之。翌年，言官发同考汤宾尹隔房搜敬落卷事。敬冠带闲住，宾尹不谨罹察典。是为谦益与浙人构衅之始。”至钱奉命典试浙江至浙党老巢，敬即布局害之。天启中浙党又依附魏忠贤，阉党倒后，党争却难以遽结。温体仁时“为浙党魁” [10]（卷三），便又翻出陈年旧帐，并最终整倒了钱谦益。在“阁讼”案中，钱之典试浙江取钱千秋事就象房琯的董庭兰赇谢事一样作了政敌的借口。而崇祯帝听信温体仁、周延儒之言而罢钱谦益，正似唐肃宗听信贺兰进明与李辅国之言而罢房琯。因此钱与房琯虽隔近千年，却有同病相怜之情。故其于笺中，对房总是极力回护，且叙及房琯事便满含激情，其情正是为己而发。这样的异代同慨虽能助其揭示史书之隐，却也不免使其产生牵强附会之弊。《洗兵马》笺中斥肃宗“钩党”便不符史实。肃宗所为不过是封建社会里屡见不鲜的“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故伎重演而已，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党争。明末政局却是陷于党争而不能自拔，钱谦益更是深受党争之苦，此说可谓是钱氏发抒自身愤懑之语，却到底不是解诗、解史的客观之论。另如卷十一《建都十二韵》笺曰：“此诗因建南都而追思分镇之事也。初房琯建分镇讨贼之议，诏下，远近相庆。禄山抚膺曰：‘吾不得天下矣。’肃宗以此恶琯贬之。久之，东南多事，从吕湮之请，置南都于荆州，以扼吴蜀之冲。公闻建都之诏，终以琯议为是，而惜肃宗之不知大计，故作此诗。牵裾以下，乃追叙移官之事，盖公之移官以救琯，而琯之得罪以分镇，故牵连及之也。”潘耒《书杜诗钱笺后》于此诗笺云：“详味诗意，似以建都为非，惜己在外，不得谏诤耳，笺乃云以分镇为是，因建都而追思之，何其迂曲也。”仇兆鳌《杜诗详注》亦云：“当时房琯分建之策，与吕湮建都之请，前后事势迥不相同。初安史首乱时，陷中原，破两京，剪宗室，逼乘舆，唐室孤危极矣，故分建子弟之议，足使贼子胆寒，其后长安既复，兵势复张，惟河北未平。故须专意北向，以除祸本，若建都荆门，虚张国势，迂疏甚矣。且东南本无事，而分民动众，恐反生意外之虞，此作诗本意也。钱笺附会两事，致诗意反晦，今辩正之。”浦起龙《读杜心解》则直将钱氏用心点出：“钱笺于此诗，牵合房琯分镇之议，与《洗兵马》笺，同一肺肠。总欲借房琯做护身符。”

三

钱谦益入清后的思想在其笺注中亦有流露，这在卷十五《秋兴八首》之笺中最为集中。《秋兴八首》每首都有“笺曰”，“又曰”两部分，“笺曰”之文多为崇祯时所作《读杜小笺》之原文，“又曰”之文则是与朱鹤龄反目后所作，时钱谦益正暗中参加复明活动，且正在创作《投笔集》。《投笔集》收录了钱谦益以和《秋兴八首》形式创作的十三叠108首（另有4首不是和诗）诗歌。这些诗歌记录了复明活动由高涨到衰竭的整个过程和钱谦益自己对复明运动由满怀希望到彻底绝望的心路历程，亦堪称“诗史”之作。经历山河巨变后的钱谦益对杜甫安史之乱后的诗歌的理解自然较明时深入得多，故常与杜甫有隔代知音之感。注杜时便借阐发杜陵心曲抒写己之心声。如第二首“又曰”中云：“孤城砧断，日薄虞渊，万里孤臣，翘首京国，虽复八表昏黄，绝塞惨澹，唯此望阙寸心，与南斗共芒色耳。”“此翁老不忘君，千岁而下，可以相泣也。”此正是言自己对永历帝的忠诚。弘光、隆武两个南明政权相继灭亡后，广西僚臣拥立桂王朱由榔建立了最后一个南明政权——永历。永历王朝成为当时明遗民心目中反清复明的一面旗帜，钱谦益亦对之寄予无限期望。第六首“又曰”中云：“此则痛定而追思也，长安天府，三成帝畿”，“至有唐而胡虏长驱，天子下殿，不亦伤乎？落句之意，以为乐游歌舞之地，逸豫不戒，驯至于都邑风烟，九庙灰烬，而自古帝王都会，遂有百年为戎之叹也。”其语似是伤北京成为满清京都，恐更是伤南京沦入敌手。钱谦益在崇祯死后，依附阉党马士英、阮大铖，成为弘光小朝廷的礼部尚书。在南京的这段时间，钱谦益不但得到了他一生中最高的官职，也和柳如是双宿双飞，周旋于达官显宦、名士艳妓之中，度过了他一生中最快乐得意的一段时光。但弘光小朝廷荒淫腐败，只一年便灭亡了。繁华的六朝古都遂为清人所占，钱谦益的美好生活也随之结束。这段笺语正见出其一腔亡国之慨。而抒发隐衷之意最显露的还是第四首：“曰平居有所思，殆欲以沧江遗老，奋袖屈指，覆定百年举棋之局。”杜甫作《秋兴》时只是一漂泊无依，穷困潦倒的诗人，他对国家大事只能远远的评判，而不能参预其中。钱谦益此时却正暗中参加反清复明活动，且颇有作为。钱谦益与当时的主要抗清力量，西南的永历王朝和东南的郑成功都有密切联系。永历王朝的重臣瞿式耜是钱谦益的爱徒，两人曾共同入狱，又有儿女姻亲之好。顺治六年（1649）钱曾托瞿式耜上书永历帝，献上楸枰三局。瞿式耜《报中兴机会疏》[11]（卷一）引钱谦益手书云：“难得而易失者，时也；计定而集事者，局也。人之当局如弈棋然，楸枰小技，可以喻大。在今日有全着，有要着，有急着，善弈者视势之所急而善救之。今之急着，即要着也。今之要着，即全着也。”并指出，全着在于定江南，使财赋充盈，根本得固；要着在于定三川，以控扼关陇，掇拾荆襄；急着则为策反攻取两粤的清军先锋马蛟麟。瞿式耜死后，钱谦益仍和永历朝保持联系。顾苓《东涧遗老钱公别传》载顺治九年，永历定西将军李定国授钱谦益蜡书，命其同前兵部主事严栻联络东南。钱乃日夜结客，策划响应。钱谦益与郑成功亦有师徒之谊。弘光时，郑成功“入南京太学，闻钱谦益之名，执贽为弟子” [12]（卷二十一）。郑成功起兵海上后，钱一直与其保持联系。为通海便利，他还特意由常熟移居到长江口的白茆镇。为配合郑成功北征，钱谦益三次游说驻守江浙的清军主要将领马进宝[1]（P1019、P1042、P1104）。可见，钱在反清复明的运动中，颇著奇功，故 “覆定百年棋局”者并不是杜，而是钱。此处之语直不是解诗而是自况了。

总之，联系钱谦益生平，仔细研读《钱注杜诗》，钱氏于其中所抒发的隐衷还是比较清楚的。弄明白这个问题，《钱注杜诗》的价值、地位才能更公正地予以界定。而对隐衷，今典本身的剖析更能给我们诸多启示。

参考文献 [1] 陈寅恪．柳如是别传[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0．

[2] 钱谦益．钱注杜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3] 苏轼．苏轼文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6．

[4]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

[5] 张忠纲．忧国忧民无已时——杜甫爱国思想琐谈[J]．杜甫研究学刊，1995，（3）．

[6] 萧涤非．杜甫诗选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

[7]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8] 司马光．资治通鉴[M]．北京：中华书局，1956．

[9] 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10] 邓之诚．清诗纪事初编[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65．

[11] 瞿式耜．瞿式耜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12] 黄宗羲．《赐姓始末》[A]．《明季稗史初编》[M]．上海：上海书店，1988年．

发表于《杜甫研究学刊》2001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