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由于和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相关之出土资料大量问世，“出土文献将改写中国思想史”的说法一度频繁见诸报刊。这究竟是一个严肃的命题，还是一个供媒体使用的口号，应予以审视和评价。出土文献的确为改写中国思想史创造了条件，提供了可能性，但由于出土文献自身的局限性以及出土文献研究的复杂性，使其所能发挥的作用受到限制，不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文本整理和复原，不能轻易用出土文献来改写中国思想史。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的研究方法有相通之处，不应轻易否定传统的研究思路和方法。“二重证据法”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没有多少可以指导具体研究的方法论成分。对“二重证据法”的过度推崇，滋长了轻率、粗糙的学风，导致了研究方法的简单化。

近年来，与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相关的出土资料不断问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当属三大发现，即1973年末至1974年初出土的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帛书，1993年出土的湖北荆门郭店楚简，与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古董市场购回的湖北楚简。这些重大发现，使海内外从事中国古典学研究的学者为之振奋。尤其20世纪末郭店楚简和上博楚简问世之后，无论是媒体还是学界，都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之中，“出土文献将改写中国思想史”的说法频繁见诸报刊。然而，随着学者们对简帛研究的不断深入，学术态度的日趋冷静，“出土文献将改写中国思想史”的提法开始少见了。这究竟是一个严肃的命题，还是一个供媒体使用的口号，现在已经到了予以重新审视、评价的时候。应该如何去除情绪的色彩，如何赋予科学的意义，如何反思利用出土文献研究中国思想史的方法，都是值得我们去总结的问题，同时也是对今后的研究必然产生影响的问题。

就此，本文主要围绕以下三个问题展开讨论：出土文献为改写中国思想史提供了哪些可能性，利用出土文献改写中国思想史要注意材料的局限性，以及利用出土文献改写中国思想史要注意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一、利用出土文献改写中国思想史的可能性

在中国思想史上，从《左传》所记最后的年代（鲁哀公卒于有山氏，周贞定王二年，公元前467年）到《战国策》所记开始的年代（六国以次称王，苏秦为纵长。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年），由于文献的欠缺，历史记载出现了一段很大的空白，即从公元前467年到前334年，空白了约133年。从社会风俗看，这段时期变化很大，顾炎武曾经提出过好几个现象加以论证，例如，到《左传》为止的时代，士大夫以上阶层在交往时都要赋诗，到了《战国策》以后的记载中找不到了。春秋时代“尊礼重信”，而到战国时代则绝不言，等等[①]。从思想史现象看，我们可以发现，孔子从不“仁义”并举，而孟子从不只单独谈“仁”。由于历史的巨变和转折，在思想史上，这绝不是一个平平淡淡、可有可无的130年，历史变迁引发的社会所有阶层的观念变迁，也一定会在思想史上留下浓重的痕迹。由于材料的限制，顾炎武只能通过对比，论及他所注意到的一些现象，这130年间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如果不能提供那个时代的实物资料，那就永远只能停留于想象和推测，只有当出土文献放在我们面前，我们才能将想象和推测化为真实的讨论。

虽然对郭店楚简、上博馆藏楚简的下葬时代有争议，对马王堆汉墓帛书的成书时代有争议，[②]但是，哪怕是同时抄写、同时出土的文献，不同的文章在成书时代上也决不可能完全相同，而且，抄写时代并不等同于成书时代，就是说，既有早期形成的部分，也有晩期形成的部分。因此，其中一定存在上述空白时期形成的文献、或反映上述空白期思想变化的内容。所以，从纵的角度、从思想史变迁的角度看，在客观上，上述出土文献为这段空白期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材料，具有重大的学术价值，这是无可争议的。即便上述出土文献不属于这段空白期，而形成于空白期之前或空白期之后，也同样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

再从横的侧面来看，出土文献作为一种特殊的思想史资料，就像一个被横剖开的考古文化层，静止地凝结于某一历史时段，有如今天所使用的教科书或报刊杂志、文件书信突然被封存，过了几十年或几百年后再被打开一样，保持了原汁原味、未经后人整理、润色、增删、修改。而传世文献则不同，有时是天灾、战争等客观因素，决定了或存或毁的命运，有时则依据不同时代的要求，被反复筛选、诠释，注上加注，层层叠叠，作品面貌发生很大变化。

从这个角度来看，出土资料在思想史研究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较为真实的文本，在研究思想史流变时提供了某一时段的可信的参照物。众所周知，过去的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第一要做的就是文献整理和批判，这样，因为在文献的“可信”和“可疑”，是“真”还是“伪”上常常发生分歧，使用同样的材料，思想史的研究结果可以出现巨大的差异。

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早已残缺不全、或湮没无存的思想史资料，这里仍以前述三大发现为例，和《诗》相关的资料有上博楚简《孔子诗论》、《交交鸣乌》及一些出土文献中对佚诗的引用；[③]和《易》相关的的资料是马王堆汉墓帛书《周易》经传（《易之义》、《要》、《二三子问》、《缪和》、《昭力》等）；[④]和《礼》相关的的资料是上博楚简《昔者君老》、《内礼》等；[⑤]和儒家相关、特别是与孔门传承相关的资料包括：竹帛两种《五行》、马王堆帛书《德圣》、郭店楚简及上博楚简两种《性自命出》、郭店楚简《鲁穆公问子思》、《穷达以时》、《忠信之道》、《成之闻之》、《尊德义》、《六德》、《语丛一》、《语丛二》、《语丛三》，上博楚简《子羔》、《鲁邦大旱》、《从政》、《相邦之道》、《仲弓》、《弟子问》、《君子为礼》、《季康子问于孔子》等；[⑥]和道家及黄老思想相关的资料有：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九主》、郭店楚简《太一生水》、上博楚简《恒先》、《三德》、《彭祖》等；[⑦]与古史传说及历史人物相关的资料有：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春秋事语》；郭店楚简《唐虞之道》；上博楚简《容成氏》、《融师有成氏》、《竞建内之》、《鲍叔牙与隰朋之谏》、《姑成家父》、《柬大王泊旱》、《昭王毁室》、《昭王与龚之脽》；[⑧]与兵家相关的资料是上博楚简《曹沫之陈》[⑨]；与墨家相关的资料是上博楚简《鬼神之明》；与纵横家相关的资料是郭店楚简《语丛四》；与古乐相关的资料是上博楚简《采风曲目》；与阴阳家思想相关的是马王堆帛书《阴阳五行》两种、《刑德》三种[⑩]；与医学相关的有马王堆帛书《五十二病方》等多种；与天文学相关的有马王堆帛书《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等，与相术相关的有马王堆帛书《相马经》等多种。和阴阳家、医学、天文学、相术相关内容也可以归为术数、方技类。[11]可见出土文献中思想史资料数量极大，涉及面广，很多都是至少唐以后古人所看不到的全新材料。[12]

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对照，有助于对传世古籍的校读，有助于对古籍形成过程的认识。例如，马王堆帛书《老子》[13]、郭店楚简《老子》甲乙丙三篇[14]和今本《老子》；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15]和今本《战国策》；马王堆帛书《周易》[16]六十四卦经文、上博楚简《周易》[17]和今本《周易》的经文部分；马王堆帛书《周易》中《系辞》和今本《周易》的《系辞》；郭店楚简及上博楚简《缁衣》和今本《礼记·缁衣》，上博楚简《民之父母》和今本《礼记·孔子闲居》[18]。通过其中文字文句的异同对比，我们可以了解文本的变迁和诠释的变迁，校订古书的错误。同时，出土文献的出现，也使中国思想史上一些重要著作成书时代的推断有了可靠的依据。例如，通过马王堆帛书《老子》，可以断定，与今本相似的文本至少在战国晩期已经定型。[19]上博楚简《周易》的出土，证明了至少在战国中期，与今本相似的六十四卦经文已经定型。[20]通过郭店楚简《六德》和《语丛一》中的描述，可知“六经”观念至少在郭店楚墓下葬时期已经成型。

出土文献还有助于对古籍真伪的辨别和时代的判断，可以激活一些过去因判为伪书而长期冷落、评价不高的文献，并重新估量其价值。这项工作可以说是从唐兰先生开始的，他的论文《马王堆出土〈老子〉乙本卷前古佚书的研究——兼论其与儒法斗争的关系》及其“附录一”[21]将《黄帝四经》中一些文句抽出来，和《鹖冠子》、《尉缭子》、《尸子》、《文子》等相比较，证明了这些文献中的内容不可能全伪，所谓的“伪书”中有其真实的部分。近年来，通过深入研究，学者们又陆续有新的发现，例如，从河北定县八角廊汉墓所出《文子》残简看，今本《文子》虽经后人作过较大的改动，但也不能简单地视其为抄袭《淮南子》等书而成的伪书。曾被疑为非先秦之书的今本《六韬》、《尉缭子》、《晏子》有部分文字与山东银雀山汉简本大体相合。通过对郭店楚简、上博楚简的整理与发掘，一些过去不受重视的儒家典籍，如《孔丛子》、《孔子家语》等，其部分内容之价值也得到了重新认识。

对出土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促进了对中国先秦秦汉思想史脉络的疏理，为原来不甚明了的问题提供了得以展开的新资料。兹举数例。

1、早期儒学。有相当多的学者认为，郭店楚简、上博楚简正好就是前述思想史上那个空白的、已经失落的部分。具体而言，孔子比孟子大180岁，从孔子到孔子弟子再到孟子，正好在约130年间[22]。而且，郭店楚简、上博楚简中出现了很多《史记·孔子世家》和《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的人物，如颜回、仲弓、子路、子贡、子游、子夏、曾子、子羔、子思等人。因此，新出土资料对了解孔子死后“儒分为八”的情况，对推进“七十子”研究，对探讨“子思学派”的存在与否，提供了帮助。因此，郭店楚简、上博楚简一定是孟子、庄子以前的作品。

此外，也有人认为，较之早期儒学，郭店楚简、上博楚简与孟子、荀子关系更为密切，如日本及欧美的一些学者[23]。

2、儒道关系。通过简本《老子》，可知简本并不像今本那样反对“仁义”，对“孝”既否定又肯定，反映出道家对包括儒家在内吸收兼融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在郭店楚简《语丛一》、《语丛三》，上博楚简《恒先》、《三德》中，可以看出，虽然不同文献或倾向儒，或倾向道，但存在儒道兼融的迹象[24]。

3、黄老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黄老思想成为一问有实质内容的学问，实际上是在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出土之后。郭店楚简《太一生水》、上博楚简《恒先》、《三德》为黄老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材料。对出土文献的诠释，又带动了《管子》四篇、《韩非子》四篇、《吕氏春秋》、《淮南子》、《申子》、《慎子》、《鹖冠子》、《尹文子》、《文子》、《列子》、《尸子》等一大批相关文献的再研究。我们由此得知，汉初黄老道家的渊源在楚地，而齐地的道家可能非主流。《史记》、《汉书》所述学术传统，多侧重北方，对南方楚地的学术史涉及较少。楚地黄老简帛的发现，正好可以弥补缺环。

4、《周易》经传研究。由于新材料的扩充，《周易》在术数和义理两方面的研究都得以深入。上博楚简《周易》的特殊符号，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卦序，马王堆帛书《周易》大量的传文都是研究的热点。

5、宇宙生成论。宇宙生成论是思想史上重要话题，过去依据的资料只有《楚辞·天问》、《淮南子·天文》等。而长沙《楚帛书》、郭店楚简《太一生水》、上博楚简《恒先》的出现，则大大促进了这项研究的发展。

6、民间思想研究。阴阳五行、天文、历法、算术、星象、占卜、释梦、医学、养生、动物学、植物学、矿物学等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第一卷[25]中称之为“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内容。由于资料的匮乏，也由于过去只重视精英阶层思想的研究，民间思想研究还是一片空白，而现在这项研究越来越兴旺，和出土文献提供了条件有很大关系。

7、一些长期争议、难以解决的思想史现象、命题，如儒家对“心性”问题的探讨、对“情”的重视、对“禅让”的宣扬。道家“自生”观念的提出，黄老思想“道―名―法”思想架构的产生，等等。过去十分模糊，现在有了展开的可能。

8、对先秦学派划分的谨慎认识。在我们使用“六家”、“九流十家”的概念去排列梳理出土文献时，出土文献的真实面貌告诉我们，那时很可能并无后代命名的、具绝对意义的门派观念，我们只能说某一文献以某种倾向为主[26]。例如，上博楚简《鬼神之明》可能是儒墨之间的对话，郭店楚简《唐虞之道》存有墨家思想影响的痕迹。郭店楚简《穷达以时》的天人关系论可能有着道家天人论的思想背景。郭店楚简《语丛一》、《语丛三》中的许多论述将儒道术语自然地融合在一起。上博楚简《恒先》中显然夹杂着名辩的色彩。上博楚简《三德》既有和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相近似的地方，也有和《礼记》、《大戴礼记》相近似的地方。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虽然以道家为主干，但將儒、法、名、阴阳都包融在内。

总之，出土文献为我们提供了大量新鲜的材料，丰富了思想史的内容，开拓了新的研究领域，盘活了一批长期未受重视的传世文献，引发了史料的重新评估和排列，为一些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提供了新的机会，从各个侧面对中国思想史产生了影响，使所有研究古典学的人都不得不关心出土文献。从这些意义上讲，出土文献具备了改变思想史面貌的可能性。

二、利用出土文献改写中国思想史的局限性

然而，出土文献只是为我们提供了改写思想史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创造了条件，并不等于有了出土文献就有了一切。通过出土文献改写思想史，正如廖名春先生所言，必经两途。一是理论反思，一是史料出新[27]。理论反思的问题在下一节讨论，在此讨论出土文献作为一种史料本身的局限性问题。在新材料频繁出土，不断引起学者们期待和兴奋的过程中，人们对出土文献所具备的神奇作用谈得多，仿佛出土文献是灵丹妙药，可以解决所有的问题，而忽视出土文献自身所存在的局限。

第一，出土文献是否提供了足以改变思想史主线的材料。从现有的出土文献看，除了上述“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层面，以及黄老思想等，由于过去未曾深入研究，会有较大改观之外，其他的层面尤其是和“诸子百家”相关的精英思想的层面，我们很难通过出土文献从根本上动揺过去通过传世文献构建起来的思想史脉络。仅以在大陆形成的学科体系为例，在胡适、冯友兰、任继愈等学者构建的“中国哲学史”、在侯外庐等学者构建的“中国思想史”中讨论的主要话题、主要概念、主要人物在出土文献中依然扮演着主要角色。刘大钧先生在阐述易学史研究方法时指出：“我们仅凭目前的出土资料，绝不足以完成对汉人今文《易》的解读和研究，我们对汉人《易》学史研究，还须以传统资料为主。”[1]（P4）因此，至今为止的出土文献研究，只是在一个个局部弥补、激活、丰富、充实了依赖传世文献研究构筑起来的思想史框架，而不足以从深度和广度上推翻之、颠覆之。在哲学史和思想史研究中，传世文献依然是主，而出土文献依然为辅。因此，更为精确地说，就思想史整体而言，出土文献只是从局部上改写了思想史，或出土文献补写了思想史。

第二，如前所述，传世文献因种种自然的或人为的原因，有的被淘汰、毁灭，留存下来的也遇到被修改、被诠释的命运，使其面目发生变化。但许多传世文献得以流传也绝非偶然，首先，经过时间冲刷能够留存下来的必然是值得代代传承的精华部分。其次，传世文献大多经过整理、筛选，所以流传下来多为比较好、比较完整、比较定型的文本，中国古代历来重视文献整理，《国语·鲁语下》曰：“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汉书·礼乐志》曰：“王官失业，《雅》《颂》相错，孔子论而定之，故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 西汉末年刘向、刘歆父子主持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规模浩大的文献整理工作。赵生群先生指出：“刘向、刘歆校书时，条件相当优越。一是去古未远，可以见到大量古书，其中有不少是古文，甚至有一定数量的出土文献。二是用以校勘的资料亦相当丰富。”[2]（第10篇，P3）“刘向父子整理古籍，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对文字、篇章进行校勘。……二是汇编和辑佚。……三是辨伪与存疑。”[2]（第10篇，P3-4）对传世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作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项重大事业，几乎历代都在得到国家支持的前提下，由最优秀的学者反复进行。所以，尽管传世文献的文本面貌及意义诠释随时代变迁会发生变化，但依然具有相当的价值。

出土文献的价值在于它保留了特定时期的思想面貌，可以成为值得信赖的参照物，但思想史更关心的是思想的传承和迁变，关心的是哪些部分被留存了下来，以及为什么会留存下来。当然，出土文献自身也是传承和迁变的产物，但由于文物出土的偶然性，我们同样无法保障手中的出土文献就是最值得比较、最值得参照的东西。因此，出土文献即便具有参照物的价值，其价值也要打一定的折扣。

就文本而言，因为出土文献没有经过整理、筛选，所以并非十全十美。相反具有不确定、不完善的特征。不确定指的是我们所从事的出土文献研究，从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充满了许多有待讨论和解决的问题，一些前提是不确定的。不完善指的是同传世文献相比，几乎大部分的出土文献都支离破碎，不经过长期的、艰苦的文本整理和复原，是不能轻易使用的。

如前所述，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上博楚简都有成书年代的争论，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成书年代之不同观点，从战国中期以前一直到西汉初年为止，年代要跨越一百年以上。成书年代差异越大，思想史结论也就差异越大。郭店楚简、上博楚简的争论焦点在于最终成书年代究竟为秦兵占领郢都之前还是之后，年代跨度虽然不大，但在思想史上却是非常关键的问题。对于郭店楚简的下葬年代，考古学界作过详细的论证，如崔仁义先生[28]、刘彬徽先生[29]，认为至少在“白起拔郢”之前。但也有学者表示难以认同，例如王葆玹先生从“白起拔郢”之后楚墓残存及楚文化流传的可能性出发[30]，池田知久先生从思想内容出发[31]，李承律先生从考古类型学说自身存在的各种问题出发[32]，表述过不同的意见。

就“成书”的概念而言，各家认识也大不相同，有的学者看到与今本类似的部分内容出现于出土文献，就认为此书在出土文献所在时代已经“成书”，而有的学者则强调必须是大部分的内容、基本的框架、重要的概念定型之后才能算“成书”。如果对成书年代认识不同，那么对思想内容性质上的认定就判然有別，得出的结论也会大相径庭。

众所周知，马王堆汉墓未经窃掘，得到了科学的发掘，但由于帛书已有很大程度的损毁，帛书整理中人为造成的影响依然很大。郭店楚简受到过盗掘的干扰、上博楚简是盗掘出来的文物，竹简的保护、整理完全依赖人工，因此从一开始，竹书的整理就充满着人的主观。简帛文献作为一种特殊的史料，受文字及音韵释读、简序排列等种种因素的影响，出土文献的释读带有较大的模糊性，可以造成百人百义的局面，形成千差万别的结论。

出土文献研究的第一歩是文字释读，这是一切研究的前提。六国古文的研究，从上世纪5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古文字学领域的热点，虽然成果异常突出，但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例如文字的构型如何判断，字形如何隶定，各种符号的作用如何认识，写手的特征如何确定，声符如何确认，依据传世文献确立的假借原理在楚系文字中是否可以直接借用等，古文字学界还在探索之中。以隶定为例，李守奎先生就指出过其中存在的问题：

“隶定”在出土文献整理和古文字研究中是常用的一个词，但究竟什么是隶定，如何隶定，隶定的方法有哪些等具体问题一直不是很明白。当前，出土古文字文献剧增，古文字隶定文本日夥，但隶定得非常混乱，沒有标准可依，各种方法杂糅；同一古文字文本的隶定，常常是人人各异，同一人的隶定，也前后不一。理论的匮乏和实践的混乱是相辅相成的。[3]（P492）

所以战国文字研究还不是一门非常成熟的学科，公认暂时无法释出的字，观点对立、尚无定论的字屡见不鲜，这就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文义诠释的可靠性。

以上博楚简《鲁邦大旱》为例，这篇文献很短，只有6支简，208字，说的是鲁国发生大旱时，鲁哀公向孔子请求对策。其中，孔子有这样一句话“女（如）毋珪璧（幣）帛于山川，政（正）坓（刑）与〔（德）……”，对“”字的解释，目前学界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意见。整理者马承源先生认为，“”当读为“薆”，声符和字义同于“瘞”，意为“埋”，整句文意的基调为“不进行大旱之祭，但须保持刑德之治”[4]（P206）。即孔子完全否定祭祀之举，只强调政治上的作为，这个解释得到了大多数学者的认可。也有学者认为该字应读为“爱”，意为吝惜，因为在出土文献中，“”多释为“爱”，而且“不爱……”或与“不爱”相类的句式多见于传世文献，并常用于与祭祀相关场合。这表明孔子虽然不否定祭祀，但更强调政治上的作为。[33]对祭祀是肯定还是否定，有着重要的区別，仅此一字解释之差，对《鲁邦大旱》整体思想的判断，对《鲁邦大旱》在思想史上意义之认识，顿时判然有别。

除了文字的释別、音韵的考定以外，帛片的拼接，竹简的排列也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工作。由于简帛长期埋于地下，浸在水中。出土时帛书裂成碎片，出现残损，竹简散乱、扭曲、变形、破碎，需要整理者重新编联。而完全依赖最初整理者的释文去阐述文义，在某种程度上讲，是一件“危险”的事情，像《老子》、《缁衣》、《五行》、《周易》这些有传世本或其他出土文本可以对照者，编联时错误可能会少些，那些没有参照物的出土文献，几乎都会遇到重新排列的问题，有的问题还非常大。例如郭店楚简《成之闻之》篇，根据原整理者的排列，首句为“成之闻之曰：‘古之用民者，求之于己为恒’”，这样说来，“成之”或“成”必须当人名处理，可是按照这一编联，《成之闻之》整篇有许多地方难以读通。郭沂先生发现，传世古书中有“闻之曰”之体例，故“成之”应系上句之末。这样一来，《成之闻之》的首句就要调整，《成之闻之》的篇名也是错误的。按照郭沂先生的排列，《成之闻之》的首句当为原第八号简的“天降大常，以理人伦”。篇名也当改为《大常》。[34]姜广辉先生进一步认为，《成之闻之》可以分为《求己》、《天常》两篇。[35]上博楚简《从政》原来分为甲乙两篇，但经过陈剑先生的重新编联，发现这两篇其实就是一篇。[36]通过这些学者的重新调整，《成之闻之》《从政》排除了释读上最大的难题，新编联也得到了学界的认可。

也有在编联上各执一词，互不认同，意见难以统一的情况，而且更为普遍。例如《孔子诗论》最初整理者所作简序显然有不合理之处，学界先后提出过多种新的设想，但由于在留白简、满写简等问题上的意见分岐，使得局部编联虽然开始趋向一致，却至今无法形成一个为学界所共同认可的总体方案。[37]

郭店楚简、上博楚简几乎毎一篇都会或多或少遇到简序的问题，即便简序无须调整，也会出现断句、释读方面的问题。使得很多讨论难以展开，因为焦点无法集中起来。仍以《鲁邦大旱》为例，其中有一段很有趣的话：

夫山，石以为肤，木以为民。女（如）天不雨，石（將）（焦），木將死。亓（其）欲雨或甚于我，或必寺（待）（乎）名（乎）？夫川，水以为肤，鱼以为民。女（如）天不雨，水（將）沽（涸），鱼（將）死。亓（其）欲雨或甚于我，或必寺（待）（乎）名（乎）？[38]

这段话通过形象的比喻，指出如果遇到大旱，山川之神灵自身难保，哪还有心接受人的祭祀。从简文中出现的主语来看，这段话应当是子贡讲的话，但也有学者援引古文献的写作特征，详细地论证了子贡话中插入“孔子曰”的可能性[39]。也就是说，通过不同的断句和释读，《鲁邦大旱》中关鍵话语的发言者有人认为是子贡，有人认为是孔子，这就使得这篇文献的性质发生了极大变化，使讨论走向不同的方向。

再来看补字的问题，简帛由于缺损，有时需要根据文义加以弥补，但这也是常常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以《五行》为例，有许多学者依据上下文或传世文献曾对马王堆帛书《五行》作过弥补，在郭店楚简《五行》没有问世以前，这些弥补并未引起多少质疑，根据弥补后的文本可以作出更为完满的解释。然后，郭店楚简《五行》出现之后，一些补字的失败立刻昭显出来，那些曾经看似完美的解释也无法再使用。因此，补字是一件必须极为慎重处理的事，没有确凿证据的补字，將会把人导向错误的方向。

出土文献未经后人整理、改动，保持了它的新鲜和生动，这是最有价值的地方。可是，就文本而言，出土文献具有不完善的特征。金谷治先生通过对郭店楚简及上博楚简《性自命出》的分析，发现其中既有说理透彻，前后呼应的部分，也有与主题互不关联，可以视同杂乱堆积的部分，他将《性自命出》分为上中下三篇，认为其中的下篇命名为“杂篇”才合适。他提出《性自命出》是一部“抄集书”，就是说这是一部未完成的著作[40]。其实，“抄集书”在简帛中是相当普遍的现象，郭店楚简、上博楚简的墓主手中的文本有些可能是流传有年，相对定型的作品，有些可能只是文章的草稿、讲课或学习的材料，是墓主为了某一目的收集起来的。这使得我们在利用时出土文献时，难以把握文本的准确的、整体的思想，使其利用价值大打折扣。而传世文献虽然历经变迁，但如前所述，传世文献多为选择、整理、去粗取精之后的定本，文字之错讹、编联之混乱、主題之不集中、内容之不联贯、思想之不系统方面的问题，要相对少一些。

因此，我们未必敢说出土文献的可信性就一定超过传世文献。赵生群先生以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为例对此问题作过阐述。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有关苏秦的资料较为集中，且与《战国策》、《史记》的记载大相径庭，曾有唐兰、杨宽、马雍等先生据此对《战国策》、《史记》的可信性提出质疑，例如马雍先生断言：“《史记》中有关苏秦的记载错误百出，其材料来源多出伪造，可凭信者十无一二”[5]（P28）。这些观点一时几成定论。但赵生群先生经过严密的史料排比，指出司马迁所看到的后人假托附会的“苏秦资料”不在少数，所依据有明确纪年的“苏秦资料”也极为丰富，当不难审定苏秦、张仪的先后秩序，因此错不在《史记》，而在于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导致上述大家也会犯错的原因，除了“苏秦资料”本身的复杂性外，也在于那些学者过于相信出土文献，对传世文献未作认真审查所致[41]。

第三，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上博楚简这三大发现，全部集中出土于楚地，这种现象是由两湖地区特殊的地理条件决定的，是人力所无法改变的，因此这批思想史材料具有偶然性的特征。它们能否同其他传世思想史文献平等比较，是否反映了那个时代的思想主流，是否真能代表当时中国的普遍思想，都是我们不得不认真思考的问题。

我们当然也期待出现三晋地区[42]、秦地、齐地[43]、赵地、燕地乃至鲁地、吴越地区的思想史资料，但如果这种可能性永远不出现，或即便出现，却不成规模，残损严重，无法利用。我们是否允许经过楚人之手选择、记载、整理、保留的资料作为代表中国古代普遍思想的资料，和由传世文献描述的主流思想作直接的比较呢？从逻辑上讲，这是不应该的，但事实上，我们大部分人都在毫无顾虑地进行着这样的操作。

反之，将其作为具有楚地思想特征的资料是否合适呢？道家及黄老思想发源成长于楚地，而其中大部分具儒家思想倾向的文献，则显然来自于他邦，那么，向楚地输出思想文化的是哪一个国家，又是何时，通过那些学者、学派输出的？这些文献的收藏和墓主的身分有什么关系？当时在楚国居统治地位的思想是什么？一般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和思想倾向究竟如何？如果不能较为客观、完整地回答这些问题，那就最好不要匆忙利用问题成堆的原始资料去“改写”思想史，否则只会越改越模糊，被“改写”的思想史也很难长久立说。

第四，如前所述，出土文献研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由于种种客观条件的限制，使其结论常常出现差异甚至对立，研究成果不易得到广泛认同，而出土文献学界近年来出现的急功近利、随心所欲的学风更加剧了问题的严重。

以上博楚简《孔子诗论》为例，最初整理者所作的简序和释文，因为存在许多不合理之处，很快受到来自古文字学界和思想史学界的修正。由于内容复杂，诠释者众多，仅仅集中各家见解的书籍大陆地区就已经出现两部[44]，《孔子诗论》至今没有一个为绝大多数学者所公认的解释系统。然而，由于《孔子诗论》在《诗经》研究及古代文学研究地位上的重要性，近年来，有关《孔子诗论》的论文以极快的速度增长，据一位专门从事上博楚简《孔子诗论》研究的学者透露，从2002年年初材料正式公布，近五年的时间里，不包括港台和国内，仅仅国内已有五部专著，硕博论文十五、六篇。论文连同会议论文在内有600篇左右，而这只是统计到2005年6月。其实，港台和国外的论著也不在少数。这数字实在惊人。虽然这反映出《孔子诗论》的学术价值，但以这样的速度制造出来的学术产品里面有多少泡沫啊！要知道《孔子诗论》只有29支简，1006个字。这些论文中对早期的考证能够有完整把握的并不多见，往往只引少数论文为自己观点服务，有些甚至仅仅采用整理者的最初释文。当研究者拿着经不起推敲的释文去诠释文学史乃至“改写”文学史，这样的改写又有多少价值呢？

出土文献仿佛是一潭池水，最先向其中投入石子的是从事考古及古文字研究的人，这批人比较少，产生的波纹也比较小。其次向其中投入石子的是研究学术史、哲学史、思想史的人，这批人相对较多，产生的波纹也比较大。当更多的人，其多的学科向其中投入石子时，产生的波纹越大，离开中心的波纹也越远。并不是说中心的波纹绝对正确，而外圈的波纹不具备参考价值，但外圈的波纹一定要融合、消化中心的波纹，不能只索取对自己有用的见解。由于出土文献研究的特殊性，受信息、资源、精力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其间不同学科、甚至同一学科不同学者之间的相互交流、影响、协同、合作较之其他学科要更为复杂、困难，这就必然影响到“改写思想史”的科学性。

有的学者强调不受传世文献诠释系统的影响，对出土文献作独立、客观的研究，这虽然是一种科学的精神，但如果走向极端，抛开传世文献的印证和启发，主题先行，凭空解释，其结论可能更不可信。其实，在出土文献研究中，传世文献以及关于传世文献的历代研究，古代及近现代学者治学方面的成功与失败是出土文献研究最值得借鉴的经验，出土文献离不开出土文献，如果说出土文献可以激活传世文献，同样，传世文献也可以激活出土文献。出土文献只有放在传世文献的长河中，才能确定其位置、意义和价值。现在在出土文献研究领域，利用文本的破碎、解释的多样和歧义，断章取义、各取所需的现象非常普遍，很容易出现裘锡圭先生所说的“不恰当的‘趋同’和‘立异’”[45]。

如果说传世文献因代代作注，反复整理，容易丧失真意，其实，出土文献也有着同样的问题，甚至更为严重，试想，不同的人拿着不同的结论去“改写”思想史，那思想史就改不胜改了。

如陈伟先生指出，“任何一批时代较早的出土文献，都会在原始资料公布之后有一个历时较长、由较多相关学者参加的讨论过程，才能在文本复原和内涵阐释上，达到较高的水平，取得大致的共识”，“那种毕其功于一役的愿望或期待，是不切实际的”[6]（P7）。如黄钊先生所言，“对出土简帛文献的评价不能人为拔高”、“对传世今本文献的评价不能人为贬低”[7]（P94-97）。因此，目前出土文献研究还处于隶写、编联、训释、笺注的早期阶段，对文义的大部分阐述，都只能说是一种假说，是一家之言，不可偏信，而当兼听。与文本、释义相对定型之传世文献相比，目前阶段的出土文献研究，在对思想史的重构上，未必有多少确定的贡献可言，一切有待于出土文献整理达到一定高度之后。

总之，出土文献由于自身特性，所能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在文本整理、字句释读没有形成较为公认的见解以前，必须谨慎使用出土文献，出土文献目前依然是传世文献重新阅读、重新探讨、重新思考的一个引子、一种手段而已。

三、出土文献研究的方法论问题

如果说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既有相同之处，又有不同之处。那么，出土文献的研究方法和传世文献的研究方法，就既可借鉴，又相区别。既然有可资借鉴之处，轻易否定传统的研究思路、方法，就是不可取的。

随着出土文献的增加以及这项研究的繁盛，在出土文献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上，出现了两种值得注意的现象，第一种现象是将“疑古”学派的研究方法和出土文献的研究方法对立起来，似乎不“走出疑古”，就无法有效地展开出土文献研究，就不能真正改写思想史。应该看到，这种通过理论上推翻“疑古”来为改写思想史铺平道路的做法是不合理的。诚然，出土文献的出现在客观上改变了许多疑古学派的结论，尤其是古书辨伪和古书年代断定上的结论，但在否定有些结论的同时，并不应该否定疑古学派对文献的批判态度、怀疑精神，不应该否定“层累”学说的丰富内涵，不应该否定其对历史文本“不立一真，惟穷流变”的科学立场。“疑古”思潮在20世纪中国的出现有其合理性和必然性，“疑古”学派的理论、方法、实践依然值得当代学者发扬和继承[46]。

池田知久先生认为，“顾颉刚先生与其说是一位历史学家，不如说是一位思想史家”[8]（P28）。这是很有道理的见解，因为顾颉刚先生一生的研究对象，其实很大程度不是历史事实，而是思想史。当然，他和胡适等哲学史家，和侯外庐等思想史家不同，并不预先设立一套完整的理论框架，而主要是从传世文献出发，这使得我们容易把他归入史家。但他的“层累”说，他将文献形成和历史现象结合起来（包括对刘歆“伪造古史”的研究）之尝试，都是典型之思想史研究方法，所以才有可能提出“不立一真，惟穷流变”这种极其精辟的见解。由于中国思想史的复杂性，结论出现错误或偏差是在所难免的，我们不能因此抹杀他的探索。

在出土文献尚未大量出现的时代，尽最大可能占有传世文献材料，经过严格的史料审査，展开扎实的推理分析，从文献内部挖掘证据，是学者的基本功。没有人会说，不管怎么推理，将来出现的出土文献很可能推翻现在的结论，与其白忙活，还不如等待出土文献，这是不现实的。凭心而论，顾颉刚先生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位公认的大家，不仅仅是因为他创立了“层累”说，也是因为他具有极为深厚的古文献根柢、独到的眼光以及敏锐的分析能力。他的许多论文，论据照顾到方方面面，论证极其翔实，让人叹为观止。一篇好的学术论文，在其结论没有被新的、更有力的材料推翻以前，其他学者在从事相关研究时就无法漠视和回避，而必须予以重视、引述；并且，即便是其中具体的结论必须加以勘正，作者的研究方法、视野、态度等仍然具有长久的学术价值——顾颉刚先生的论文就符合这样的条件。结论被推翻是很正常的事，然而并不能因此认定其研究方法和态度也是不可取的，否则就不免有倒脏水把孩子一起倒掉的意味了。以现在的“有”要求过去的“无”，岂不强人所难？我们今天研究出土文献，不可能仅仅依赖证据，而不借鉴学界前辈的治学方法，更何况，如第二节所论证的那样，出土文献作为一种证据是有各种局限性的。

第二种现象是王国维“二重证据法”说的再度盛行。目前，几乎所有从事出土文献研究的人都会提到“二重证据法”，这似乎已成为出土文献研究中无往而不胜的法则，成为出土文献研究方法论的支柱。但在笔者看来，这其实是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其中并不存在内在的逻辑体系，也没有多少可以指导具体研究的方法论成分。因为，现在已经没有一个学者愿意抱残守缺，无视日益增加的出土资料，而仅仅依据传世文献作为研究对象了。出土文献研究，将出土文献和传世文献对照起来只是第一步，是不是可以简单对照，应当在怎样的前提下进行对照，才是研究的核心部分。

杨宽先生在《顾颉刚先生和〈古史辨〉》一文中指出“二重证据法”有其适用范围，“目前保存的商代文献很少，应该依靠甲骨卜辞结合文献来研究商史。目前已出土的西周铜器很多，长篇的西周金文不少，同时《尚书·周书》中也保存有多篇重要史料，因此必须以新旧史料结合方式来建设西周史。春秋战国的文献很多，就应该在整理文献的基础上，结合新史料来建设春秋战国史”[9]（P428）。杨宽先生和裘锡圭先生也都曾指出过“二重证据法”不成功的例子[47]，李若晖先生指出了“二重证据法”存在的缺陷，即“只能针对微观事实”、“在宏观把握上的无能为力”[10]（P61）。李幼蒸先生认为“从历史符号学角度看，所谓‘二重证据法’显然不是一个严格的科学概念，因为它将两个不同学科（考古学和古史学）运作程序之间的关系简单化了”[11]（P50）。

在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问世后，后来又有饶宗颐先生、李学勤先生的“三重证据法”，但这并不是理论上的创新，只是将王国维所说“纸上之材料”和“地下之新材料” 细分为“文献记载、田野考古、甲骨文”（饶宗颐）、“文献资料、考古资料、古文字资料”（李学勤）而已[48]。

“二重证据法”其实有一个隐含的前提，那就是，只要是出土资料就是“真实可信”的。当年王国维将甲骨卜辞和《史记》所记“殷之先公先王”相对照，推测出“《史记》所据之‘世本’，全是实录。而由殷商世系之确实，因之推想夏后氏世系之确实，此又当然之事也”[12]（P2-3）。这是因为甲骨文和神话、文学作品、私人论著不同，它基本上是据实而录的，而《史记》所据之“世本”，属于世系资料，除非传抄错误或故意删改，一般也是据实而录的。因此，这两者之间的对照，很容易形成清楚明白的结果。思想史资料就大不一样了，它是作者根据某一目的创作出来的，材料可以为作者所调遣，其中的史实或真或假，不做“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精密分析，对其内容是不可全信的。这一点王国维自己也看得很清楚。他说：“又虽谬悠缘饰之书如《山海经》、《墨子》、《吕氏春秋》，晩出之书如《竹书纪年》，其所言之事也有一部分之确实性。”[12]（P5）也就是说，王国维也意识到在与思想史相关的典籍中只有部分的真实。这部分在哪里，怎么找，那是比将卜辞和《史记》对照起来要难得多的事。

梁涛先生指出“二重证据法”的特征是“利用出土的考古材料，重证据，不重推理”[13]（P 135）。似乎有了证据就可以解决所有问题，甚至可以“不重推理”了。事实上出土文献的研究决非那么简单，使用甲骨卜辞的证据来证明《史记》所记“殷之先公先王”这种历史文献固然可行，可是当我们面对的是成书复杂的思想史文献时，就不得不考虑证据的数量、证据的有效程度、对证据的不同认识等许多因素。因此，即便有了证据，在使用证据的同时，也依然离不开推理。尤其涉及到证据的种类和“真伪”的判断时，更是一项极重推理的复杂工程，不是可以率性而为的事。

在出土文献研究中，常常会遇到和“真伪”相关的问题。在此，我们有必要对几种不同属性的“真实”作一区别。第一，历史资料的“真实”，其中又包括“直接的真实”，即第一手的、直接叙述的真实，以及“间接的真实”，即借助其他资料转述的真实。从严格意义上讲，所谓“间接的真实”在真实性上已经要打折扣了，因此，除了王号、天文现象、自然现象等一些不易为人改变的内容，寻求绝对的真实是非常困难的事。历史学者的工作就是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的真实。第二，思想史资料的“真实”。思想史资料在史实上往往真伪相混，例如用一个真的历史背景讲一个假的故事，或者完全编造一个历史故事。对于思想史研究者而言，他们对真伪的要求与历史学者不同，只要能够确定创作的时代，假的史实、伪的资料在他们看来也是具有真实意义的、富有价值的研究对象。思想史研究更为关注的是文本形态、人物形象、时代话题、创作意图，材料选择、诠释方法，注意探索意识、观念、概念、框架的流变，重在寻找这一思想现象与那一思想现象之间、特定思想现象与特定历史现象之间的逻辑关系。因此，在思想史材料中确认出一些真实的历史资料，说某个文本才是真正的定本，某部著作一定出自某人之手，有时并不是最重要的工作[49]。第三，考古学资料的“真实”。考古学有其特殊的理论、方法、话语系统和操作方式。考古学的真实既不等同于历史的真实，也不等同于思想史的真实。三者虽然有共同的关注点，会出现彼此的交叉，但只能相互借鉴，而不能相互取代，不能将三种不同的真实简单等同起来[50]。

简而言之，我们应该将历史的真实和思想史的真实区别开来，两者在界定和意义上有很大不同，前者也可以称其为事实，后者真和伪、事实和虚构往往混杂在一起，但却具有“真实”意义，很难简单地用“二重证据法”说明所有问题。

现在有一种倾向，证据就是一切。但如前所述，证据本身也要经过分析。因为思想史材料的特殊性，使得我们在面对证据时，要将各种不同层次的“真实”区分开来，这是一件极其复杂的工作，也是思想史研究魅力之所在。所以，基于传世文献研究形成的怀疑态度、训练方法、研究经验，都没有过时，需要继承和发扬。我们不可能因为没有新的证据出现，就停止推理。

对“二重证据法”的过度推崇，导致了许多不良后果，这些后果其实是不利于思想史之“改写”的。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滋长了轻率、粗糙的学风，促使了研究方法的简单化，当然这并非“二重证据法”自身的过失。有学者总结古史辩派辨伪古史（包括古籍）的特征是“对古代文献进行‘有罪推定’，一概存疑。”而现在要做的是“由‘有罪推定’转变为‘无罪推定’”的方法调整 [13]（P134）。这一思维，施用于某些具体文献时，也许并无错误。然而，将其放大成为一种方针、潮流，一种普遍原则时，就会出现难以预料的后果。当下的出土文献研究领域，我们可以看到许多人热衷于翻案，——将原来“古史辨”派怀疑为伪书的文献全部平反，将许多传世文献的成书时代一再向前推。如果证据充足、论证严密，这样的做法原本无可厚非。但一些学者不顾出土文献中也有历史资料和思想史资料的区别，不顾思想史文献往往真伪相杂的事实，根据出土文献就一定是“真”的原理，通过出土文献和某传世文献中个别真实之处、局部真实之处的对比，便宣告某传世文献整体不伪。这实际上大有以偏概全、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之嫌。以《尹文子》为例，通过和《黄帝四经》等文献的比较，可以确认其中有的组成部分来自先秦，基本上否定了汉末伪作之说，但从其内容、结构、文体、文气看，先秦以后整理改编的痕迹也非常浓重。那么，断定整部著作都是战国作品，而且毋庸置疑就是尹文自作，就不够谨慎了，因为文献中的尹文形象和《尹文子》的著作特征之间存在很大的距离，而现在将《尹文子》完全当作稷下学者尹文之作，并以此研究所谓尹文名家思想者大有人在[51]。其他文献如《文子》、《列子》、《孔子家语》、《孔丛子》也存在类似情况，将这些文献中出现的人物和和历史上存在的人物及其时代直接挂钩的现象比比皆是，过去谨慎的学风、绵密的文献批判传统被抛弃了[52]。

有的学者看到出土思想史资料中出现历史内容，便忙于将其同传世文献中的历史记载相对照，以此确认哪些历史记载是真实无误的，殊不知，在很多思想史资料中，历史内容只是一个背景，可以借用或编造，很难确认其真伪。前引上博楚简《鲁邦大旱》就是这样一则关于孔子或者说假托孔子的短篇故事，之所以可以称之为假托，是因为极其相似的故事格局和对应话语在《晏子春秋》和《说苑》中也出现了，只不过那里的主人公换成了晏子。真实的主人公究竟应该是孔子、是晏子，或者是其他的贤人？遇到大旱时山川神灵也会自顾不暇的那段经典话语，究竟是孔子、晏子的发明，还是套用民间谚语，通过名人说出而已？鲁国是否发生了大旱，哪一年发生的？这种确认性的工作，不但难以做到，而且并不重要。我们可以想象，这类关于大旱对策的套话曾经一度十分流行。它是一个时代或一个学派在阐述天灾与人事的关系时所采取的一种典范式的对应态度。那么，在这个或这类故事中，哪些是值得重视的思想现象呢？这才是思想史研究者所欲探求的重点。

在郭店楚简、上博楚简、马王堆帛书中出现了大量的“子曰”（包括相关的“孔子曰”“夫子曰”、“闻之曰” 等等），有的学者读到这些“子曰”，就视为真孔子之言。其实，我们更应借鉴传世文献对“子曰”的分析方法，通过对思想内容的分析，辨认出这是哪一个时代的孔子来。例如，《鲁邦大旱》中出现了孔子和鲁哀公的对话，结合马驌《绎史》卷八十六《孔子类记一》中的《哀公问》等材料可知，其材料分布于《论语》、《墨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礼记》、《大戴礼记》、《韩诗外传》、《史记》、《孔丛子》、《孔子家语》、《说苑》、《新序》等多种书籍中，这其中可能既有真实的成分，也不乏编造和假托。目前出土的《鲁邦大旱》可以说又多了一则新的鲁哀公与孔子之间的问对故事。我们并不能因为《鲁邦大旱》是出土文献，就过高估价其作为孔子资料的价值，不能匆忙地视《鲁邦大旱》中的“孔子”为真孔子。

与“子曰”、孔子、孔门弟子相关之记载、故事，是一个非常复杂、极其重要之思想史课题，目前的研究还远远没有得出满意的结果，出土文献中出现的大量“子曰”，只是为我们解决这个思想史课题提供了更多的材料。轻率地视出土文献中的孔子资料为可靠资料，并不是严格的思想史研究方法。

同样，轻易地利用考古学的证据去印证思想史也是不可取的。如前所述，由于两种学科性质不同，对“真实”的认识也不相同。

总之，现在有一种将出土文献研究简单化的趋向，有些学者在批判疑古者丧失史料审查客观性的同时，未必能保障自己在研究出土文献时的客观性。

上述种种现象，正反映出出土文献研究方法论上的困惑。邢文先生曾提出过所谓“四重证据法”，即将“国际汉学的研究成果”作为“第四重证据”[53]。不用说，这第四重证据和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考古学资料不在同一水平上，不能相提并论。但邢文先生显然也意识到了方法论问题对出土文献研究的重要意义。

本文在此并不是要为出土文献领域提供什么具体的研究法，只是想在方法论的探索上，提出一些前提和原则，供学界思考和讨论。

既然出土文献具有不确定、不完善的特征，既然出土文献的出土具有偶然性，既然目前出土文献研究还处于文本复原的早期阶段，既然出土文献研究需要多学科的协同作战，那么我们在研究这种特殊材料时，就应充分考虑其复杂性，保持中立的学术价值观和开放的学问姿态，尽最大可能排除主观意识，排除不同学科自身的局限性，不设定一种标准、一个尺度，不轻易地否定他人的方法和结论，不急着断代、不急着定性、不急着排出文献的先后秩序。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尝试各种方法，多方位地、反复地分析对象本身，才能为今后出现更丰富的成果创造条件。既然出土文献研究最终是为传世文献服务的，出土文献离不开传世文献的依托，那么，传世文献的研究方法就必须得到重视、保持和发扬。既然顾颉刚的古史研究归根到底是思想史研究，那么，他的成功和失败依然值得借鉴，怀疑精神和批判态度依然值得倡扬，对文本的精密解剖方法，利用历史现象分析思想现象的经验都不应该放弃。

因此，目前的时代还是一个提供更多可能性的时代，一个积累资料、分析资料的时代，不必急于拿出结论，在一些暂时无法解答的问题上，与其阙疑，不做硬解。因此，应该如裘锡圭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倡导实事求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学风，在新的更为有力的材料面前，勇于不断修正自己的结论[54]。努力为出土文献研究领域创造出既谨严、认真又自由、宽松的学术氛围来。

该文已发表于《文史哲》200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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