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3期

傅斯年、史语所与现代中国史学潮流的离合

摘 要：20世纪上半期是西方史学从兰克式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过渡的前夕。与此相似，中国史学也正面临着一场深刻变革，“新史学”与“新汉学”的消长起伏构成此时的一道重要景观。“新史学”以社会史、民众史为主体，以社会科学为辅助方法，梁启超的“新史学”思潮、唯物史观派史学以及后来的会通史学都是这一范式的代表；植根乾嘉、外接西学的“新汉学”则重客观实证，以史料为中心，以胡适倡导的整理国故运动为主体。“新史学”与年鉴派不谋而合，代表着一种富含生机的新潮流；“新汉学”与兰克史学同调，绝非现代新潮。傅斯年主持的史语所，揭橥科学的大旗，反对发扬国学、汉学，但在学术路向上，它侧重史料搜考，传导实证学风，实质上仍归属“新汉学”的谱系。由于知识背景、门户之见和派系利益诸方面的原因，以致史语所最终与现代史学的新潮流失之交臂。

关键词：“新史学”；“新汉学”；史语所；疏离；西方史学

作者简介：陈峰，山东大学文史哲研究院副教授（济南25010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09YJC770044）

成立于1928年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以下简称“史语所”）是民国史学的一座重镇，也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一个无法绕开的巨大存在。在认同史语所各方面的具体成就的共识之下，关于史语所与现代中国学术趋向的关系，目前学界的评判却存在不小的出入。多数学者奉史语所为现代中国学术的主流和正宗，其中尤以港台学界为突出。例如，杜维运称许史语所的成就说：“自晚清迄今百年间的新史学其创获辉煌成绩者，不是梁启超、何炳松所倡导的新史学，而是傅孟真先生所实际领导的新史学找出一个新方向，领导一个学术群体，共同从事史学研究，历久而不衰，在中国历史上，甚少前例有之则自孟真先生领导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始。这是中国史学史上的新猷，甚值珍视。”[①]杜正胜也对傅斯年及史语所的地位和贡献予以高度肯定。在他看来，史语所奠定了“新学术”的基石，自此走上一条“新学术”之路。[②]“史语所的史学是中国20世纪的新史学，绝非传统历史学。”[③]若就古史研究具体而言，傅斯年及史语所造成了一场“史学革命”。[④]劳干则断言：史语所“决定了一个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新方向，奠定了一个中国历史学研究的新基础，我们相信这条道路，是唯一的历史学研究的康庄大道。”[⑤]而在王汎森眼中，“中研院史语所是新文化运动以后，规模最大、延续最久、成绩也最显著的专业史学机构”。[⑥]直到最近，王汎森尽管已经意识到傅斯年及史语所的实证式史学已受到冲击，“反对疏通”、“证而不疏”、“反对普及”等主张已经被超越，但仍坚持认为史语所倡导的运用新工具、发掘新史料、发掘新问题和开展新领域诸项要素至今仍有价值。[⑦]与港台学者遥相呼应，近年大陆学术界也弥漫着相似的论调。在90年代以来“重续学统”的呼声中，观察评价史语所的立场争先恐后地由批判贬抑转向追慕揄扬，即使老辈学者也由原来的回避掩饰变为强化突出与史语所的关联。史语所显然已进入现代学术史版图的中心区域。有人甚至喊出“回到傅斯年”的鼓动性口号[⑧]。 与上述各家极力渲染史语所的前沿性、开拓性有别，还有一些学者以西方史学的发展为参照，针砭史语所的学术路向。60年代中期台湾学界反思史坛主流学风时，深切感受到史语所与现代史学潮流之间的落差。1964—1965年间，由许倬云等留美返台学者创办的《思与言》杂志上接连发表社论，矛头直指傅斯年开创的“只重史料考证而不著史”的史语所学风。他们称其为“新历史考据学”，指明“这一派以兰克的史学为标榜”。[⑨]1968年，沈刚伯在史语所成立40周年纪念会上做题为《史学与世变》的讲演，其中提到：“在史语所成立的时候，世界潮流已开始变动，彼时还不显著，可是后来就越变越大。”[⑩]他含蓄地指出史语所的滞后性。此后，余英时曾多次批评史语所与现代史学潮流的疏离。他断定“傅先生所提倡的‘科学的史学’是乾嘉考据和兰克的历史主义的汇流”。[11]他还说：中国近代史学方法仍有“‘剪贴派’史学之遗迹”，“傅孟真至有‘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之口号。他们虽然扩大了史料的范围，但在史料的运用上却未能达完全科学化之境。他们仅了解旧籍真伪之辨与夫新材料之搜罗为无上的重要而不甚能通过‘先验的想像’以变无用的死材料为有用的活材料。”[12]余英时指出史语所与已落伍的兰克史学的汇流、“剪贴派”史学的残留影响，实际上表明傅斯年及史语所仍为旧传统所左右，并未真正融入现代史学的潮流之中。也有大陆学者虽未敢遽断史语所与现代史学趋向根本背离，却也隐约察觉二者存在不合拍之处。[13]如今，史语所成立80多年了，20世纪历史学也已经走完了它的行程。20世纪中后期世界学术重新定向，实现了更新换代，延续多年的新旧两种路向的竞争大致告一段落。至此百年来史学流变的轨迹和方向也基本明晰。站在新世纪的起点上，以今日的后见之明，反思检视民国时期史语所的成败得失，当另有一番观感和体悟。而辨析史语所与现代中国史学潮流的离合是评估民国时期史语所学术的重要立足点。那么，傅斯年及其领导的史语所究竟在20世纪中国史学进程中处于一种怎样的位置，是否代表了现代学术的新潮流，占据了学术前沿呢？

一、 范式变迁：“新史学”与“新汉学”

中国传统史学本是一个自足的体系，但自近代以来根基动摇，其显著特征是随西学的风向而动。向西方学习、与国际接轨成为转型期中国史学的强大冲动。据时人伍启元观察，由于“近世科学的发达和资本主义的进展把整个地球打成一片，无论愿意与否，现在中国已是世界的一部。”不但“中国社会一切的转移”为“世界巨潮的动向所激荡”，就是“中国学术思想的转移，也不过是跟着世界学术思潮的蜕变而转捩”。[14]后世研究者许冠三也说：所有新史学流派“莫不因应于西潮的冲击而生，或以洋为师……或以洋为鉴或挟洋以自重”[15]。因之，西方史学构成中国史学嬗变的重要背景，从而也是观测衡估中国史学发展状况的基本参照系。依据目前学术界对西方近现代史学史的研究和认知，20世纪上半叶的西方史学正处在一个转折关头，经历着一场根本性、方向性的变动，即兰克史学的地位日益动摇，新史学派开始崛起。随着学派的升降浮沉，历史学研究的风气和模式也大大改观，研究范围由政治史拓展为社会史、民众史，方法也由史料考证向社会科学化过渡，这些变化标示了此时历史学领域的新趋势。兰克史学是西方传统史学的集大成者，19世纪的西方几乎是兰克史学的一统天下。然而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兰克史学已经危机四起，面临严峻的挑战。兰克式传统史学的弊端日益显露，批评和质疑之声也越来越大，越来越广，遍布欧美各国，汇成一股强大的潮流。德国兰普勒希特的“新型文化史”、法国亨利·贝尔的《历史综合杂志》、美国鲁滨逊的“新史学”，都充当了新史学的先锋。正如伊格尔斯所言，20世纪初，“在世界许多国家几乎同时出现对德国‘科学’史学派统治的有意识的挑战。”[16]1929年，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克创办《经济社会史年鉴》，法国乃至整个西方世界最有代表性的流派——年鉴学派由此诞生。这标志着西方史学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以年鉴派为代表的新史学开疆拓土，步步推进，最终从边缘进入中心，成为西方史学的主力军。 20世纪的前30年可以说是西方新史学的成长时期。新旧两种史学正处在激烈的较量之中。在1904年圣·路易世界博览会的一次有关“历史科学”的特别讨论会上，欧洲的历史学家兰普勒希特和伯里，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杰克逊·透纳、鲁滨逊和伍德罗·威尔逊一致同意需要以跨学科的方向来改革历史研究。[17]而当时传统史学实力犹存，崭露头角的新史学羽翼未丰，还不足以取而代之。“总的说来，无论从研究人数和出版刊物看，还是从实际影响看，当时在西方史坛，占统治地位的还是传统史学。传统的政治史和叙事史牢牢地占据着大学讲坛。战前西方的所有大学几乎还没有单独的社会史讲座。而像《美国历史学评论》、《英国历史学评论》和法国《历史杂志》这样一些国际性的权威历史学杂志还都在抵制新史学的影响。”[18]尽管如此，学术的新陈代谢终究难以抗拒。1898年，一位美国学者写道：“不管对兰克的评价是多么高，但他总归是上一个世纪的产儿。”[19]19世纪是兰克学派的世纪，20世纪则是新史学的世纪。新史学具有更强劲的生命力和更充足的合理性，其发展不可遏制，终于在二战后突围而出，跃升为西方史学的主流。

与20世纪前期西方史学的新旧角逐相似，中国史学也正面临着一场深刻变革。在西学的强力冲击下，“新史学”与“新汉学”的消长起伏构成这一时段中国史学的一道重要景观。[20]尽管双方都披着“新”的外衣，但“新史学”基本上是西方史学的移植，尤其在理念和方法层面是如此，而“新汉学”则主要以中国传统学术为依托。通过对比，我们还会发现，“新史学”与西方的年鉴派、“新汉学”与兰克派大致可以对应起来。就此而言，“新史学”比“新汉学”更接近世界学术主流，在与国际接轨的语境中，前者似乎具有更多的合理性。而民国年间的一般学人由于对西方史学脉络缺乏准确把握，加之欧洲汉学的示范和诱导，反而将“新汉学”奉为最新潮流纷纷追慕之。[21]法国年鉴派与兰克派明显是新旧之争，而“新史学”与“新汉学”则被误认为新新之争。因此，真正代表新潮的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历程，比西方年鉴派更多迂回和曲折，中国史学的演变也呈现出更为繁复的态势。 “新史学”运动肇端于清季的“史界革命”。梁启超、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猛烈批判中国传统史学，同时提出一套新史学的设想和方案。他们受日本文明史学的启发，不但从理论上重新规定了历史学的性质、目的、范围和对象，而且进行了编撰新史的初步尝试，推出了一批“中国通史”、“中国历史教科书”性质的作品。概言之，20世纪初的“新史学”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随着价值立场从帝王本位转换为民众本位，历史研究的范围和对象从政治、军事扩充为社会和文明；二是在引进西方史学和社会科学的基础上，援用多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关于前者，当时“民史”与“君史”是一组对立的概念，“新史学”鼓吹者极力主张扬此而抑彼。梁启超申明，中国各代的历史，“不过为一代之主作谱牒”[22]，旧有的“二十四史，则只能谓之廿四家谱”。[23]1902年，京师大学堂教习陈黻宸指出：“史者，民之史也，而非君与臣与学人词客所能专也。”他说：“史者，天下之公史，而非一人一家之私史。”[24]他还设计出一种重视民史的新通史方案，其中有“平民习业表、平民风俗表、义民列传”等内容。曾鲲化编的《中国历史》即非常重视民众在历史上的地位。1904年，以“民史氏”自居的邓实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就撰述民史进行了尝试，并著成《民史总叙》1篇和《民史分叙》12篇。他们撰写历史的立场和视角与传统正史已全然不同。 关于后者，梁启超主张开放历史研究，让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联袂。他说：地理学、地质学、人种学、人类学、言语学、群学、政治学、宗教学、法律学、平准学，“皆与史学有直接之关系”。[25]章太炎在1902年7月致梁启超的信中提到：“酷暑无事，日读各种社会学书，平日有修《中国通史》之志，至此新旧材料融合无间，兴会勃发。”[26]其时章氏方译毕岸本能武太的《社会学》，可见他已将社会学书籍的译读与《中国通史》的编写结合起来思考了。汪荣宝在中国第一部以《史学概论》命名的著作中指出：“世运渐进，学术之分科亦如工艺之分业，源一流百，互相会通，凡今日众多之科学，通观之，无不有昆弟伯叔之关系，断无一种之学术，不借他学之应援而独立自存者也。史学之范围，既极广博，从而其求援于他学之点亦与为多焉。”[27]陈黻宸的认识更为深刻：“史学者，合一切科学而自为一科者也；无史学，则一切科学不能成；无一切科学，则史学亦不能立。故无辨析科学之识解者，不足与言史学；无振厉科学之能力者，尤不足与兴史学”。“读史而兼及法律学、教育学、心理学、伦理学、物理学、舆地学、兵政学、财政学、术数学、农工商学者，史家之分法也；读史而首重政治学、社会学者，史家之总法。”[28]自章太炎、严复、梁启超、刘师培等人开始，史学与社会学等学科进行交叉融合的趋势已经发端，实开跨学科研究之先河。 轰动一时的“新史学”思潮大约在辛亥前后就逐渐衰退了。“新史学”虽欲摧枯拉朽、荡涤旧学，但传统学术的根基尚未动摇，惯性仍相当强固，尤其前清汉学并非风中残烛，在当时读书人心中仍保持着潜在势力。因此，克拉克所说的从“在传统中变”到“在传统外变”中间还应有一个缓冲地带，此时依凭传统进行的变革比推翻传统进行的变革更为有效。所以，宛如昙花一现的“新史学”很快被继之而起的“新汉学”所淹没。其实，“新汉学”和“新史学”不是对等的概念，前者涵盖了广阔的文史领域。胡适1919年发表的《新思潮的意义》和1923年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两文是“新汉学”的纲领和宣言。1919年胡适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则是“新汉学”的典范之作。其中表现出的“清儒方法”被梁启超视为“有正统派遗风”[29]，也为蔡元培所激赏：认为他“禀有‘汉学’的遗传性”，“其了解古书之眼光，不让于清代乾嘉学者”。[30]民国时期由学院派策动的“整理国故”运动、“古史辨”运动，北大国学门、清华研究院、史语所等专门学术机构从事的研究工作，基本都属于“新汉学”的范围。“新汉学”派有着鲜明的特点：身具深厚的实证功力，内储取之不尽的旧学资源，矜尚考史但不著史的为学基准，怀抱“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治史理念，奉行以小见大、小题大做的作业方式，擅用穷源毕流、竭泽而渔的“清儒家法”，推崇“以事实决事实，决不用后世理论决事实”的致知门径。[31]他们标榜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取乾嘉诸老之成法而益以科学之方法，更得科学之辅助，急图整理，则吾国固有之学术，必能由阐扬而更有所发明。”[32]1928年，美国学者恒慕义评价“整理国故运动”说：“这实在是一种旧的运动，他的开始一直要回溯到十七、十八两世纪间极为兴盛的‘汉学’家，这一个学派的目标就在于用学者的客观的态度来批评经籍的原文，推翻主观的宋学。可惜的是，……这种批评的运动随即完全停止。……不过在最近十年里面，胡适博士和曾经留学西方的其他学者，在研究史学的方法方面发表了许多著作，顿使这种运动骤添一种新的力量。”[33]林同奇则视之为“上乘清代三百年考证传统而推波助澜”[34]。所以，在本质上，“新汉学”是以科学化为旗帜，向乾嘉汉学的大踏步回归。 “新汉学”代“新史学”而兴并非偶然。它的学术精神和方法既上承乾嘉学术的余绪，具有深厚的基础；又有西方的科学精神作外援，顺应趋新的时流。这种双栖优势容易取得学术界的广泛支持和认同。“新汉学”比“新史学”更重传统根基。王国维说：西洋思想“即令一时输入，非与我国固有之思想相化，决不能保其势力”。[35]他们一再强调清代汉学家的功绩，就是“为了推动新汉学的复兴”。[36]而且，其倡导的学术方法对于具有一定旧学根柢的学者来说轻车熟路，无须另起炉灶就能化旧为新，享有“科学”的美名。钱基博指出：“于是言古学者，益得皮附科学，托外援以自张壁垒，号曰新汉学，异军突起！”[37]这是中西合璧的“新汉学”能够大行其道、横绝一时的重要原因。 “新汉学”派的工作对中国史学的发展建功甚伟。首先是培育了中国学者的科学精神和平等观念，鼓励一种批判怀疑的态度，不迷信传统和权威。其次，在这种科学精神的支配下，他们由经师转为学者，变经学立场为史学立场，化经学问题为史学问题。再次，新汉学家以材料为中心，其主要贡献则多与史料相关。他们大大扩充了史料的范围：从正统到异端、从中心向四裔、从域内向国外、从纸上到地下、从文字到实物。与此相适应，他们形成一种超越传统界限、眼光更为开阔的新的史料观。[38]复次，由于具有方法论的自觉，在考订整理史料的过程中，建立和完善了一套校勘学、目录学、年代学、避讳学、史源学等史料学方法，形成了缜密精审的规范和标准，从而推动了历史学的科学化。最后，在搜集、鉴别和整理史料的基础上，考订具体的年代、人物、制度和史实，使中国的历史学进入了“一个论文写作或专题研究的时代”[39]，解决了不计其数的局部性问题，精耕细作，积土成山，为进一步的综合贯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二三十年代，“新汉学”在学院研究中成为主流学术，但缺陷也不容回避。时代环境的变动使一味崇尚科学求真的“新汉学”面临困局。埋头钻故纸堆的“新汉学”派，与现实无预，严重脱离时代，因而招致来自各方面的非议和不满。从学术自身而言，他们在科学精神的笼罩下，为学问而学问，不幸造成了琐碎偏狭、识小遗大的不良学风。民国主流史学界30年内几乎没有出现几部大规模的通论性史著，而多是像《元西域人华化考》等专题性质的考证著作。在各类主流刊物上发表的论文大多数更是有关某个史实、某类金石器物或某个文字的考证。他们对考据方法的过度依赖还使历史学降格为史料学。杜畏之批评“新汉学”道：“第三种古史的整理者为新汉学家，他们的代表为胡适和顾颉刚。这些人除了校勘学之外又获得了西方庸俗进化论的历史观及社会史的肤浅常识，所以他们才能比前两种人迈进了一步。然而汉学帮助了他们，汉学也限制了他们，他们的优越点适成了他们的终结点，他们止于校勘家了。”[40]史料的搜求、鉴定和整理完全覆盖了解释和综合，历史学失去了应有之义，变得残缺不全了。人们呼唤和期待一种与时代共呼吸、气象博大的、完整的史学的出现。 1920年代，“新史学”受阻于“新汉学”而风光不再，尤其受到主流学术界的冷落。它所代表的史学新趋向受挫，社会史、社会科学化路线一度遭到抑制。但它并没有完全中断，而是化为一种潜流。“新史学”虽未能在历史研究中落地生根，其血脉却在大学历史教学中延续下来。尽管学校的教育与学术研究有所区别，但前者提供的学术训练对后者起着很强的型塑作用则无可置疑。在社会科学化的史学教育模式下成长起来的学者，自然较易在学术研究中援用社会科学方法。此外，与大学历史教学活动相关联，在“史学概论”、“历史研究法”等一些通论性作品中，“新史学”的社会科学化路向也有所体现。它们设立专门章节探讨史学与社会科学的关系。这些内容为青年学子提供了方法指南，其潜移默化之功不可小视。这就保存了“新史学”的火种。 20年代末30年代初应运而生的唯物史观派终于使梁氏开启的“新史学”东山再起。从学术理路上看，唯物史观派与早年的“新史学”一脉相承，甚至可以说是“新史学”的重续。在批判旧史方面，唯物史观派与梁启超等人策动的“新史学”思潮立场一致。这在1920年代李大钊等早期唯物史观派身上已有明显体现。[41]他们同样追求社会的、民众的历史。以中国社会历史过程为关注焦点的社会史论战使这种趋向更加明朗化。有论者指出：“以社会史论战为代表的对中国社会长时段变化的理论探讨，虽然更多地与现实政治相关联，对中国社会发展演进的探索更多地专注于其符合世界历史发展趋势的程度，但仍体现出中国史学的革命性转向，一方面突破了以往的王朝更替的话语体系，另一方面输入了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概念作为解释工具。”[42]40年代唯物史观派推出的一系列通史著作，也基本是以社会史内容为结构主体。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中，以社会民众为历史著述的中心，表现得十分突出。在此书的序言中，他表达了对以往正史的不满：“这类书连篇累牍，无非记载皇帝贵族豪强士大夫少数人的言语行动，关于人民大众一般的生活境遇，是不注意或偶然注意，记载非常简略”。而我们需要的是“一部真实的中国人民的历史”。[43]吕振羽的《简明中国通史》也特别申明：“我的基本精神，在把人民历史的面貌复现出来。”[44]如此看来，“新史学”所力主的社会史、民众史研究到唯物史观派手中才真正落实并枝繁叶茂开花结果。梁启超首倡的跨学科方法也在唯物史观派手中显示威力、形成气候。从学科分类的角度看，唯物史观是一种社会学理论。“唯物史观对历史研究的指导，严格地讲，就是一种跨学科研究。”[45]唯物史观派率先在上古史领域进行跨学科尝试。此派的开山之作郭沫若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将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整合在一起，解读殷周时代的社会历史。郭书以《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续篇自期，其直接源头是摩尔根的人类学著作《古代社会》。因而郭沫若实际上是在用进化学派的人类学理论探究中国古史。时人张荫麟评价说：“它例示研究古史的一条大道”，“那就是拿人类学上的结论作工具去爬梳古史的材料”。[46]此后，吕振羽又运用人类学、考古学的成果在史料派视为畏途的史前社会研究中大显身手。吕振羽以人类学的研究门径，对神话传说中的野蛮时代、母系氏族社会、父系氏族社会、由血缘氏族组织到地域组织的转变等分别予以论析，为“无人过问的史前期整理出一个粗略的系统”。这样，以往被视为荒诞无稽的神话传说，具有了真实可信的历史内核。[47]翦伯赞的《中国史纲》(先秦卷)也充分而广泛地利用人类学、社会学、民俗学、经济学、考古学所提供的成果，阐释、清理中国的史前社会，他借助社会科学方法化腐朽为神奇，把神的传说还原为人的历史。“通过这一学派，中国史学界实现了与西方最新社会科学门类如经济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初步整合，从‘义理’层面初步完成了中国传统史学的近代化转型。”[48]1934年前后，“新史学”进一步走向成熟。“食货派”和“史学研究会”的出现，标志着“新史学”开始向会通的方向发展，臻于融贯理论与材料的新境界。[49]1934年12月，陶希圣创办《食货》半月刊。在创刊号“编辑的话”中，他说：“中国社会史的理论争斗，总算热闹过了。但是如不经一番史料的搜求，特殊问题的提出和解决，局部历史的大翻修、大改造，那进一步的理论争斗，断断是不能出现的。”陶希圣退而结网，创办《食货》，开始了对中国社会经济史的考索。高耘晖说：“我以为现在国内对于中国社会史从事研究的人，虽然不少，可是真正有具体组织的，还只是食货学会。事实上，食货学会现在或不久的将来一定会成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一个重心。”[50]《食货》还将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与社会经济史研究相结合。《食货》杂志断言，“以社会科学的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的时代业已来临。[51]主编陶希圣率先示范。顾颉刚在《当代中国史学》中谈到陶希圣，说：“他应用各种社会科学和政治学经济学的知识，来研究中国社会，所以成就最大。”[52]其他如全汉升、连士升等人也以跨学科方法探研经济史。创立于1934年5月的“史学研究会”，主要成员有来自清华大学和北平社会调查所（后更名为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吴晗、汤象龙、罗尔纲、梁方仲、谷霁光、张荫麟等，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集刊》（后易名为《中国社会经济史集刊》）、天津《益世报·史学》双周刊和南京《中央日报·史学》周刊为学术基地。其主要特征是：将社会经济史设定为研究重心，尤其注意从社会、经济角度解析历史现象和历史问题；奉行民间本位的治史立场，关注基层社会和普通人物的历史境况；遵循实证与阐释并重的致知取向，兼顾史观与史料，以求创立完整形态的历史学；主张从社会学、经济学、统计学等西方社会科学借取理论和方法，以新的概念工具阐释中国历史。他们在天津《益世报·史学》双周刊发刊词中明确提出：“帝王英雄的传记时代已经过去了，理想中的新史当是属于社会的，民众的。”[53]他们力图融合吸收各派之长。如发刊词所表示：“既不轻视过去旧史家的努力，假如不经过他们的一番披沙拣金的工作，我们的研究便无所凭借”，“也尊重现代一般新史家的理论和方法，他们的著作，在我们看，同样有参考价值”。显然，“史学研究会”既重视细致的史料工作，致力于实证和专题研究，又能做到大处着眼，发挥理论的优长。这种融合会通趋向当然不以“食货派”和“史学研究会”两个团体为限，而是蔚为一种普遍的风尚。许冠三发现，在30年代，“材料、方法、理论相须相成”的“史建学派”业已萌芽，他们是“新史学”中的“新史学”。[54]“食货派”和“史学研究会”即是“史建学派”之一支。周予同也指出：“‘七七’事变以后，史学界已渐有综合各派或批评各派而另形成最后新史学派的趋势。”[55]同时，现有的学派也在积极吸取他派之长，以健全和完善自身。唯物史观派在学术路向上已主动向史料学派靠拢[56]，这一变动到40年代后期已十分明朗。“新汉学”派或史料学派中也有不少人一改过去惟考据求真是尚的做法，开始涉足通史致用和综合编史的工作。各学派由原来的水火不容进入和而不同的新境界。这一变化意味着“新汉学”派的独占性逐渐减弱，“新史学”则争取到更大的生存空间。此外，三四十年代大批留美学者的归国也为国内学术气候的转变推波助澜。与留欧学者受传统史学的熏陶不同，他们耳闻目接西方史学新潮，更多承受社会科学化路线的影响，冲决“史料即史学”的束缚，学术观念更加先进。他们主张微观的考证与宏观的综合相结合，重视历史事实的解释和融通；在重视考史的前提下，也主张著史，重视通史的编纂；注重博通与专精结合，以专题性的研究为基础，形成综合性的通论。[57]学风调整之后，“新汉学”的考据术在历史研究的史料学层面继续发挥效力，但其学术观念和主张已经被时代所刷新和超越。就史学界整体状况而言，大体在沿着“新史学”的方向运动。现代中国史学这种以社会史、民众史为主体，以社会科学为辅助方法的新趋向，具有“范式”变迁的意义，可以称之为“新史学”范式。与之对应，植根乾嘉、外接西学的“新汉学”也可称之为“新汉学”范式。20世纪初年梁启超的“新史学”、唯物史观派史学以及后来的会通史学，都是“新史学”范式的代表。梁氏的构想与唯物史观派颇多重合之处，而且在总方向上是一致的。诸如注重民众史、探求历史演化的法则或规律等方面是相同的。后来的唯物史观派学者还不同程度地从梁启超的“新史学”中汲取资源、寻求理据，不同程度地吸纳借鉴其理念和方法。梁氏策动的“新史学”思潮，客观上为唯物史观派史学的出场扫清了道路。30年代唯物史观派的推展和得势，很大程度上借重于先前梁启超的启蒙之功。三四十年代出现的史学会通取向仍是梁氏史学的延伸和扩展。譬如，“史学研究会”接续“新史学”的事业，会中骨干张荫麟早已被视为梁启超志业的继承人。梁启超的史学观念在吴晗身上也有投影。与30年前“新史学”以震人心魄、炫人耳目的思想力量风靡一时不同，这时的“新史学”以稳健扎实的学术风格在实际研究领域中全面推进、遍地开花了。总体看来，梁启超的“新史学”是最初的起点，此时重在观念更新，而薄于学术实践；随着社会经济史的勃兴，“新史学”也化虚为实，由“思潮”凝结为“学术”，成为一种完整的范式。如果将20世纪上半期的中西史学的发展做一对比，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具体过程千差万别，各有曲折，但其总体趋势是一致的，都是由传统史学向新史学转型过渡。其中，由梁启超肇端的“新史学”范式，与法国年鉴学派何其相似[58]！二者几乎同步产生，从治史理念、为学旨趣到作业方式都如出一辙。他们都力图使历史研究社会科学化，都是对以考证史料、编年纪事为学术宗旨的传统史学的颠覆。单以唯物史观派而言，其学术特质与法国年鉴学派大体吻合，这就使它在“民国时期的‘新汉学’之外，又开启了一个新的知识方向，铸造了一个‘年鉴派史学’那样的知识范式”。[59]因此，“新史学”范式虽尚未占据史坛要津，但却代表了一种富含生机的新潮流，前途不可限量。而“新汉学”范式恰与以兰克集大成的西方传统史学相契合，二者皆重客观实证，以史料为中心。但在20世纪上半叶，西方兰克史学已是强弩之末，受到来自各方面的质疑和挑战，是一种衰落中的旧潮流。因之，“新汉学”虽为民国时期的学术主流，但绝非现代新潮。

二、史语所的“新汉学”路向

世人皆公认史语所是具备现代形态的专业学术机构，尤其在组织建制和运作方式上完全脱去了传统色彩。不过一味趋新的它仍不免袭旧的一面。最关键的是，在学术路向上，史语所与传统学术仍有着割不断的联系。傅斯年创立史语所的初衷之一，就是与当时流行的“国学”立异[60]。他揭橥科学的大旗，极力与国学、国故和汉学划清界限、保持距离，反对发扬国学。但史语所侧重史料搜考，传导实证学风，实质上仍归属“新汉学”的谱系。为与以往的国学研究机构相区别，傅斯年筹建史语所之初就大力任用有欧美留学经历的“洋派”。不过，这些“洋派”也并非原装进口、原汁原味，他们还是以传统汉学为起点、为基干的。 傅斯年本人在学生时代是章太炎学派的信从者，受到正统汉学的训练。他十分推重清人的朴学方法。在傅斯年看来，“清代的学问，很有点科学的意味，用的都是科学的方法”。虽然，我们不能“误认朴学可和科学并等”，但是，我们要“整理中国历史上的一切学问”，要探明“中国语言的起源与演变”，要建设“中国古代的社会学”，那是“非借助朴学家方法和精神做不来”。[61]清代的学者敢于怀疑，本着“亲历实验的态度”，使用“归纳的方法”，这些都是科学的精神和方法，和西洋Renaissance时代的学问相似。当然，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出现了不同的结果：西洋人将科学精神和方法用在“窥探自然界上”，而清人用在“整理古事物上”。[62]后来，他又经常称道司马迁“若观念比十九世纪的大名家还近代些”，称赞欧阳修作《集古录》，下手研究直接材料，“是近代史学的真功夫”，对于顾炎武、阎若璩更是推崇备至，号召史语所的学者“保持亭林、百诗的遗训”。[63]尤其是治古代思想史，“百分之九十是言语学及文句批评，故但严追亭林百诗之遗训，加上些近代科学所付我们的工具而已如有成就看来决不使他像一部哲学史，而像一部文书考订的会集”。[64]他本人的许多学术论著，如《性命古训辨证》、《夷夏东西说》、《大东小东说》等，也时时透露出乾嘉汉学的流风余韵。 1926年傅斯年在评价顾颉刚的“古史辨”时提出：“三百年中所谓汉学之一路，实在含括两种学问：一是语文学，二是史学，文籍考订学。”[65]傅氏将汉学归纳为语文学和史学，这两方面也正是史语所的工作重点，可见傅斯年主持下的史语所发扬光大的实际上仍是汉学。自称“讲宋学，做汉学”的史语所历史组主任陈寅恪受德国语文考证学浸润，为传统汉学注入了新鲜血液。陈寅恪掌握多种语言工具，具备了阅读蒙、藏、满、梵、巴利、波斯、突厥、西夏、拉丁、希腊、英、法、日、德等10多种语文的能力。他主张，“治吾国语言之学，必研究与吾国语言同系之他种方言，以资比较解释，此不易之道。”[66]1923年他就发觉：“如以西洋语言科学之法为中藏文比较之学，则成效当较乾嘉诸老更上一层。”[67]在《与刘雅叔论国文试题书》中，他复指出：这种方法以同源异流的语言互相比较，“分析之，综合之。于纵贯之方面，剖别其源流；于横通之方面，比较其差异。”凡使用此法的学者，“必具一历史观念”，故也称“历史语言比较法”。1927—1932年间，他在考释佛教经典和蒙古史料两方面基本上以比较语言学方法为主。实际上，这与从语言学（小学）入手治史的清儒家法同路。汪荣祖就认为，陈寅恪“上承清代学风”，“袭用朴学之精华”，[68]“一贯承袭乾嘉朴学的家法”。[69]陈氏主张在史中求史识，其历史见识高出同侪，但方法门径并无异质。史语所特约研究员陈垣同样是以史料学为治学的重心，偏重考据学。他说：“考证为史学方法之一，欲实事求是，非考证不可。彼毕生从事考证，以为尽史学之能事者固非；薄视考证以为不足道者，亦未必是也。”[70]陈垣推崇清代汉学，尤其服膺考史大家钱大昕，并汲取乾嘉学派之长，总结和发扬了汉学方法。其校勘学发展了乾嘉学者的对校法，注重版本异同；史源学则承自钱大昕、崔述等的溯源考证法。不断充实到史语所中的新生力量也不同程度地秉承汉学精神。在1928—1937年史语所的鼎盛时期，傅斯年罗致选拔的众多人才，如陈磐、石璋如、丁声树、劳干、胡厚宣、夏鼐、周一良、高去寻、全汉升、邓广铭、何兹全、张政烺、傅乐焕、王崇武、董同和、马学良、张琨、周法高、严耕望，等等，“或多或少都受到过傅斯年的培养，都或多或少继承了他严谨的重材料、重考证的学风”[71]实际上，他们大都尊奉傅氏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为金科玉律。就各个研究方向而言，史语所也基本是沿着汉学的轨道运行。“史语所在傅先生主持的22年里，应以商周考古（含甲骨金文学，如李济、董作宾、容庚）和明清内档的整理（《明清史料》等）成就最著，也最能代表傅氏风格。而在此时及其后，诸如断代史（如陈寅恪、徐中舒、劳干、许倬云）、政治制度史（如严耕望）、社会经济史（如全汉升）、人文地理（如严耕望）等方面的成绩，虽然诸学者治学都有其各人的个性特点，考察视域和学术包容也越来越开阔，但无不可以看作傅斯年实证风气下的煌煌成果。”[72]作为史语所学术阵地的《集刊》，集中体现了所中学人的考证路数。傅斯年说：“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73]《集刊》奉行的正是傅氏的这种理念，尤其重视传统的史学考证功夫。《集刊》中的作品“皆以整理和直接研究材料为依归”[74]，基本不做宏观研究，罕有概论性或通论性的文字，直接研讨理论方法的文字也是少之又少。有学者从《集刊》论文的命题中窥见史语所学人的治学宗旨。如文章中以复原、发原、考、考证、考实、考辨、释例、校释、札记、订误、补正、释论及类似词眼来为文章匡定格律和奠定基调的占绝大部分。由此可见史语所学人走的是一条由考而校、补、订，继而辨、证、释，最终达至原、实、真的史料考证以至历史重建之路。例如《集刊》中包含文化史论文134篇，其中文献整理、史籍考订和历史掌故方面的研究论文就达近百篇。这是其“史学本是史料学”思想的落实。[75]以专研经济史的全汉升为例，他1935年毕业后进入史语所，撰社会经济史论文多篇，但“除《中古自然经济》这篇文章有《食货》风味外，其他文章多属史语所的《集刊》风格了。”[76]汉学式的精密考证乃是《集刊》的主调。傅斯年虽然推崇传统的治学方法，但更渴望能够超越传统而别开生面。傅氏有心突破汉学。傅斯年早在北大读书时，就告诫青年学生不要急于读故书，读故书就像“披沙捡金”，很不容易，“应当先研究西洋的有系统的学问，等到会使唤求学的方法了，然后不妨分点余力，去读故书”。[77]傅斯年指出，朴学家的方法很有价值，“但是若直用朴学家的方法，不问西洋人的研究学问法，仍然是一无是处，仍不能得结果”。因此他劝告“现在的学者，断不容有丝毫‘抱残守缺’的意味”。[78]傅氏并非一味推崇乾嘉之学，他曾在致王献唐的信中提到：实学“至乾嘉而大成，亦至乾嘉而硬化，专题能精研之，而忘却整个的立场。”[79]他呼吁认真学习西方的逻辑方法，学习西方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方法。有论者指出：《性命古训辨证》“所采取的语言学研究方法，确有其特殊之处，绝非只是乾嘉以降训诂据古义为准的原则为限，因为除此以外还有历史演变的观点。”而且其中还有“大胆运用想象力”的成分。[80]这就具有突过“新汉学”的意味了。傅斯年对作为“新汉学”代表作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评价并不高。他说：“在中国古代哲学上，已经有不少汉学家工作在先，不为空前”，“所用的方法，不少可以损益之处，难得绝后”。[81]这实际上含有责备胡适过分依循汉学旧法的意思。1926年8月致胡适的信中称赞顾颉刚的“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这一个中央思想实是亭林、百诗以来章句批评学的大结论，三百年中文史学之最上乘”，“由此可得无数具体的问题，一条一条解决后，可收汉学之局，可为后来求材料的考古学立下一个入门的御路，可以成中国Altertumwissenschaft之结晶轴。”[82]可见他并不满足于汉学，而是希图推陈出新。傅斯年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中申明：“中央研究院设置之意义，本为发达近代科学，非为提倡所谓固有学术。故如以历史之学承固有之遗训，不欲新其工具，益其观念，以成与各自然科学同列之事业，即不应于中央研究院中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使之与天文、地质、物理、化学等同伦。”[83]后来又在1930年9月13日致王献唐的信中说:“敝所设置之意，并非求继续汉学之正统，乃欲以‘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为方术，而致中国历史语言之学于自然科学之境界中。……拙著《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意在标举此意，以求勿为正统汉学者误为同调。”[84]他重视考古就是要在材料上超过汉学。他在史语所设置考古组，是因为“考古学是史学的一部分”，“在史学当中是一个独异的部分”，科学考古所得的资料，是直接的史料，是最可靠的史料。他说“古代历史，多靠考古去研究，因为除古物外，没有其他东西作为可靠的史料”，进行上古史的研究，“舍从考古学入手外，没有其他的方法”。[85]所以王晴佳断言：在安阳发掘以前，没有迹象表明傅斯年推动的考古发掘计划的目的是重建中国的古代史，他只是找材料而已。[86]张光直也指出：殷墟发掘的主要收获还是体现在“累集史料”上，它的方法体系仍然没有摆脱传统史学的窠臼。[87]所以，傅斯年及史语所还是未能越出汉学的雷池。 “新汉学”派的主要工作是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史语所实际上加入了整理国故的大合唱之中，从而与“新汉学”汇流。徐复观将史语所视为整理国故运动的基地。[88]钱穆也认为史语所是“承整理国故风气而起”，同属“新汉学”一脉。[89]这从史语所与北大国学门的关联中可窥见一斑。众所周知北大国学门是整理国故运动的策源地，而史语所与其存在密切的精神联系。傅斯年曾留下一份专论史语所发展方向的手迹，前面先推崇国学门在“汉学”领域中，“态度极向新方向走”，继谓史语所同人“颇思大规模的向新的方向走”。[90]由此可见他们在学术上的共鸣。有论者指出，国学门和史语所在研究取向方面同受欧洲东方学的影响，领导者又不乏接触交流的机会，因而研究态度大体接近。从组织结构看，史语所按同人的研究方向，在所内设若干小组，其性质和北大国学门相近。在人事关系上，史语所在初创时期，也吸纳了大批国学门旧人。[91]傅斯年主持之史语所虽千方百计以发展科学与国学、国故立异，却终不免与“新汉学”合辙。史语所之所以加入“新汉学”的阵营，“新汉学”主帅胡适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作为特约研究员的胡适，在史语所的创立和发展过程中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傅斯年在创建史语所之初就颇倚重胡适之力。史语所经费除来自政府拨款外，胡适担任中方董事的中基会也是重要来源。据《国立中央研究院十九年度总报告》载，1931年1月中基会拨付史语所第三期补助费6520元。史语所翻译瑞典学者高本汉的《汉语语音学》，也是由中基会资助翻译。[92]安阳发掘更有中基会大量资金的注入。胡适任北大文学院院长时，傅斯年兼任北大教授，他从北大选拔了一批年青大学毕业生去史语所助研，为史语所输送新血。总之，胡适倾力为史语所提供经费、人员等各方面的支持，他在史语所的事务上自然形成一种遥控作用。更重要的是在学术方面。胡适与傅斯年介于师友之间，在学术上互相启发、互相呼应。傅斯年的学术理念与胡适相契合，基调大体一致，即使有所变化也能保持同步，可谓知音。这样，胡适的影响就通过傅斯年而渗透到史语所的学术工作中，对其学术方向产生制导作用。同时，胡适与史语所其他同人也关系密切，颇能互相认同、彼此欣赏。难怪有人认为史语所是胡适派的阵地。[93]既然如此，史语所与“新汉学”的接轨也就顺理成章了。1933年，傅斯年因史语所经费问题向胡适求助时坦承：“这个研究所确有一个责任，即‘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之汉学（最广义的）。”[94]这里所谓最广义的汉学与旧汉学、正统汉学不同，也就是“新汉学”了。史语所成立时的学术环境也诱使其滑入“新汉学”的轨道。二三十年代，“新汉学”在主流学术界处于支配地位，其席卷之势，使“新史学”成为潜流。当初为“新史学”前驱的梁启超也倒戈为新汉学的羽翼。才大工疏、事繁务博、“最不宜于考据”的梁启超“循风气之累”，转事考据之业。[95]其1922年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以史料工作为重点，被认为与体现兰克方法的《史学原论》同调。1923年梁启超在东南大学演讲时，明确提出，当代人应该接续清人的考证研究，治“新考证学”。他说：“这种工作，前清‘乾嘉诸老’也曾努力作过一番，有名的清学正统派之考证学便是。但依我看来，还早得很哩。他们的工作算是经学方面做得最多，史学子学方面便差得远，佛学方面却完全没有动手呢。况且我们现在做这种工作，眼光又和先辈不同，所凭借的资料也比先辈们为多。我们应该开出一派‘新考证学’，这片大殖民地，很够我们受用咧。”[96]1926年梁启超始有所觉悟，他说：“最近几年来时髦的史学，一般所注重的是别择资料。”“还有一种史料钩沉的风气。……近来史学家反都喜欢往这条补残钩沉的路走，倒忘了还有更大的工作。”梁氏认为：“一般做小的考证和钩沉、辑佚、考古，就是避难趋易，想徼幸成名，我认为[是]病的形态。……我从前著《中国历史研究法》，不免看重了史料的搜辑和别择，以致有许多人跟着往捷径去，我很忏悔。”梁启超这时的主张是：“真想治中国史，应该大刀阔斧，跟着从前大史家的做法，用心做出大部的整个的历史来，才可使中国史学有光明、发展的希望。”[97]“欲以余生成一部宏博之《中国文化史》，规模且远大于韦尔思之《世界史纲》，而于此中寄其希望与理想焉。”[98]结果仅成《社会组织》一篇而未得完璧。梁氏“想挽救已弊的风气”，可惜当时已无力扭转大局。梁启超的经历说明，“新汉学”已牢牢盘踞学坛要津，垄断学术话语。它建立的一套以史料考证为本位的学术规范，成为学界共同遵循的金科玉律。史语所只有与其同流，建立基本共识，才能站稳脚跟，得到学术界的广泛认可。应当承认，史语所超越了“古史辨”而将“新汉学”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古史辨”阶段“新汉学”的突出之点是高扬怀疑精神，致力于旧史的批判和重估；史语所则以扩充材料、扩充工具为特色，为古史重建工作铺路。可以说，从顾颉刚到傅斯年，“新汉学”的重心已经发生了转移。再就与科学的关系而言，“古史辨”派主要借重笼统、抽象的科学精神和科学方法，史语所则直接取用自然科学的工具，辅助历史语言研究，呈现出由虚入实的过渡，从而使汉学的科学化达到一个新进境。“古史辨”时代的“新汉学”实际上还是一种汉学和宋学的结合，正像童书业所认识到那样[99]，大体不出传统学术的范围，而史语所真正将自然科学手段引入历史语言学领域，“用科学赋给的工具，整理史学的及语学的材料”[100]，的确使“新汉学”具有了与以往不同的面目，发展到一个高峰。 

三、史语所与“新史学”的疏离

然而，新潮流毕竟是“新史学”而非“新汉学”，是超越史料考证而参用多学科治史，突破政治史的局限关注广泛的社会史。面对这一史学趋向，史语所及其隶属的“新汉学”派未能主动顺应，积极扶持和参与，而是游离、徘徊甚至抵制。 首先是在方法上，他们仍然拘于考据一途。“民初不仅史学独大，而史家亦以能考据者为大。五四师生那一两代中国学者真能运用到得心应手程度的，仍只有考据一法。在30年代社会史争论之前，中国史学足以名家者基本不出考据史学范围。”[101]胡适在美国留学时，感兴趣的是“泰西之考据学”[102]。周予同早就指出：与其说胡适用西洋的思想来整理国学——广义的史学——不如说他“集合融会中国旧有的各学派学术思想的优点，而以西洋某一种的治学的方法来部勒它，来涂饰它”。许冠三也说：胡适的科学方法具体到历史研究上主要指的是“以校勘、训诂为本的文献材料整理术”和“以内外考证为主的史料审定术”。[103]唐德刚认为，胡适“始终没有跳出中国‘乾嘉学派’和西洋中古僧侣所搞的‘圣经学’的窠臼”。他的“科学方法”事实上也是“我国最传统的训诂学、校勘学和考据学的老方法”，用这套方法固然可以发前人所未发，但一碰到与制度史、社会史有关的材料，“他那套‘方法’便不够用了”，与现代社会科学方法相比，“适之先生的治学方法，事实上只能算是现代学术中的一种‘辅助纪律’”。[104]。1944年，周谷城评论古史辨运动说：“直至最近，又有疑古辨伪之风，此殆可视为乾嘉以来考证之风的继续。”[105]因此，“新汉学”派高唱入云的科学方法不过是师清代学者的故技，乾嘉汉学的新版。 其次，在学术取径上，矜尚考据的“新汉学”与梁氏的“新史学”根本不同。“20世纪初的‘新史学’从一开始即以追求历史规律为目标”，体现出一种“讲究义理的倾向”。[106]“新汉学”的风格是细针密缕而非大刀阔斧，崇尚窄而深的研究，局部问题的考索。“新汉学”之风大炽，追求解释和综合、探寻历史演化法则的工作受到贬抑和排斥，“新史学”那种重构中国历史的雄心壮志也消失无踪。但王国维认识到：“自近世历史为一科学，故事实之间不可无系统，抑无论何学，苟无系统之知识，不可谓之科学。中国之所谓历史，殆无有系统者，不过集合社会中散见之事实，单可称史料而已，不得云历史。”[107]“新汉学”派未能克服传统学术缺乏系统的弊端。 再次，新汉学派的研究范围亦为考据法所限。考据以归纳为主，题目愈小，材料愈齐备，则更可能获致正确的结论。因而，考据法适合处理材料容易穷尽的小题目，局促于人物、年代、作品等狭窄范围[108]，即使专史式的整理也无法胜任，面对大规模史事、重大历史问题则更是捉襟见肘，难以对付。以考据为工作轨则的“新汉学”派要做到从广大的、社会的角度研究历史几乎没有可能。尽管他们已经意识到乾嘉学派研究范围的狭窄，努力从事扩充，力图超越传统学术的问题界域，但仍限于史料层次，终究不能根本改观。总之，“新汉学”派将“新史学”范式的远大理想放逐了。具有浓厚传统背景的“新汉学”居于上风，导致中国史学的发展出现回流，刚刚崭露头角的新趋向只得蛰伏。 其实，“新汉学”派对新趋向并非毫无觉察，史语所也未尝没有参与新潮流的机缘。在研究领域上，胡适在其“中国文化史”撰述计划中列有经济史一项，但由于他的学术兴趣集中在思想、考据方面，经济史远非其意向所趋。1928年3月，顾颉刚创办《民俗》周刊，号召“打破以圣贤为中心的历史，建设全民众的历史！”以至杨堃认为：“若不加上‘民俗’两字和放在《民俗》周刊之内”，就会被学术界“认为是一篇新史学运动的宣言”，中大所开展的民俗学运动“原是一种新史学运动”。[109]不过，顾氏的关注点主要仍在获取材料。顾颉刚承认“社会的基础和历史的动力是经济”，并提议从地方志中寻求经济史料[110]。1937年顾颉刚还说：“今之讲论通史者，所言尽于政治大势，罕有从事社会状况者。”[111]既然是政治大势，则关乎基层社会者甚微，顾氏对通史中缺乏社会史、民间史的记录感到不满。然而，他未能沿着这一思路展开自己的研究，其论究中心和成就所在依然是“疑古辨伪”。在研究方法上，位居主流的史料派学人也并非一概排斥社会科学的渗入。如王国维拟定的文学科大学的“史学科科目”，不但包涵了“中国史”、“东洋史”、“西洋史”等史学分支，比较神话学、社会学、人类学等门类也纳入其中。[112]而胡适、顾颉刚也并非完全没有意识到此种趋向。早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胡适就已经开始借用西方新的学术方法。余英时认为此书“超越乾嘉个别的考证成就，把经史研究贯连成有组织的系统，运用的是西方哲学史研究方法。”[113]1924年，胡适在《古史讨论的读后感》一文中指出：“欲治古史的人若不先研究人类学、社会学，决不能了解先民创造的一枝一艺时的艰难。”[114]1925年，李璜在北大史学系演讲Durkhemien School的研究古史的社会学方法，胡适也有所留意。1929年在上海办《新月》杂志时，邀李璜参加并作文，以“将Durkhemien的社会学方法论用于古史这方面的成绩拿出来让大家知道”，对研究中国古史的学人给予他们一个社会学的新观点。[115]顾颉刚也曾计划大量阅读社科类书籍，以之辅助古史研究。[116]不过由于他们的工作基本限于史料辨伪与整理，长于史实解释和分析的社会科学自然没有多少用武之地。傅斯年则力倡以多种学科的知识来推动史学研究。“现代的历史学研究，已经成了一个各种科学的方法之汇集”，地质、地理、气象、天文等学科，无一不可作为治史的工具。[117]他所倚重的主要是自然科学。从自然科学到社会科学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其间不过一步之遥。其实傅斯年早年也曾从整理史料的角度重视过社会学，认为国故在世界的社会学等学科的材料上占有重要位置。但那主要是指领域而非方法，其一生对于社会科学方法一直有所疏离，尤其是对史观式地运用社会科学的概念相当反感。[118]

傅斯年的学术识见较胡适略胜一筹。傅氏较诸胡适，论学术上的有形成就和思想见解，“更有青出于蓝而甚于蓝之处”，“就所造的境界言，傅的见识、条理和精深，每非胡氏所能及”。[119]傅斯年透过西方史学作品也可能接触到新趋向。傅氏熟读的伯伦汉的《史学方法论》提出，历史研究的方法可约之为四类，在史料学、考证学之外尚有“综合的观察”和叙述二项，即认识事实之意义及其间之连系性和将所认识之事实，按其连系性表出之。尤其强调综观的不可或缺：“从事于史料学时，必须先有综观是也。”“批判的研究也，公平的综观也，客观的叙述也，凡此种种，均互相连系,其目的在求完全之真理而已。”[120]而且，综观与客观性密不可分。“如以为仅有客观的考证，即可解决一切，无须有客观的综观者，则其错误殊甚，盖此项机能之间，在在有其连系,为不可分开者也。”“史学内所可达的客观性至于何程度，此与综观最有关系。”[121]可惜这些论述没能引起傅斯年的足够重视。法国历史学家朗格罗瓦和塞诺博斯的《史学原论》中也有类似的内容。尽管该书所述以考证方法为主，但仍不忘“综合工作”，将分散的事实组织为系统的历史著作，主张以“构造之理想推度”补史料之不足。[122]与德国学派相比，“作者更为明了历史学家需要系统地提出问题并进行假设，更愿意承认概括和社会因素在历史解释中的作用”。[123]而傅氏对此思想未能吸收，坚持所谓“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轻视著史工作。对傅斯年影响甚深的巴克尔，主张扩大历史研究的范围，把人类整个文明史均纳入其中，用自然科学法则来解释人类社会的发展，追求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性。他的目的是把“历史从年鉴、编年史作者与考古学家手上拯救出来”。[124]乔治·古奇认为，巴克尔及其《英国文明史》“具有较大影响”，“标志着一个时代，并为历史的社会学调查方法提供了极大的推动力”。[125]傅氏对巴克尔的地理史观和统计方法发生兴趣，如果进一步再对上述大原则加以理会，就可能加入新史学的行列。史语所也不时地徘徊于新潮流的边缘。作为中国史上第一个具有现代规模的研究机构，史语所“以语言学历史学为中心，组织协合的集体科学研究，展开规模空前的考古发掘，为考古学、人类学与史前史学日后的起飞开了先路”[126]。史语所语言组积极借鉴西方“实验语音学”改造中国语言学，确属创意。它充分地利用了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用物理学知识解释语音的物理基础，用生物学知识解释语音的生理机制，用渐变音高管、浪纹计等仪器来分析语音的音高、音强、音长、音质，从而使语音研究几乎达到精确化的水平。这种方法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克服了传统的汉语测音方法因仅限于反切而难以确定音值的缺陷。刘复是中国实验语音学的先驱。留法期间，他便专攻此学，并且撰有《四声实验录》。史语所成立后，他领导语言组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大规模的语音实验，成绩卓著。李济后来回忆说：“史语所创设之始，即毅然地摆脱了章炳麟的权威，而得到赵元任先生的合作，以百分之百的现代科学工具，复兴中国的语言学。……南京北极阁语音实验室的建设工作，在那时是一件国际注意的科学事业，所呈献的急追猛进的阵容，曾使坐第一把交椅的欧洲中国语言学家、瑞典高本汉教授为之咋舌。”[127]在历史语言学研究上，史语所同人尽量扩充材料，尤其“跳在故纸堆外去研究”。他们重视方言材料，如高本汉一样，超越乾嘉学者的“纸上功夫”。[128]他们充分利用考古发现的实物材料。这就使学术研究超出书本之外，比传统汉学大大推进了一步。史语所的考古学研究也可能导向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的融合，进入跨学科研究的境界，但由于证史补史情结的纠缠，还是长期在积累材料的圈子里徘徊不得出。所以后来何炳棣经常对胡适说，傅斯年所办的史语所，虽然继承了清代朴学的传统，并且在史学研究中，综合运用了语言、哲学、实验心理学及比较宗教等工具，但却未曾注意到西洋史学观点、选题、综合、方法和社会科学工具的重要性。[129]王静如认为，史语所也曾受到法国汉学葛兰言社会学派的感染。“该所曾一度加社会组，重在现代社会调查及异族民俗之研究。及此组扩大独立成所，又加入民族组，侧重异族人种礼俗等项”。“此所之历史组后来颇倾向于古代社会及经济方面”。[130]史语所已经隐约闪烁出不同于汉学的新取向。事实上，已有部分学者开始试探跨学科研究。史语所人类学家芮逸夫积极引介了西方社会人类学与历史学交叉的方法，提出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语言学多学科联合研究的设想。[131]例如他在《释甥之称谓》中介绍社会人类学上亲属称谓制的研究，“英人黎佛斯氏……以为搜集社会史料的新方法，并据所搜此项材料的研究而创《民族学的分析法》( Ethnological analysis)以作历史的推测，他的名著《美拉尼细亚社会史》即是用他这种历史方法作成的。”并借此论究中国亲属制称谓的缘起及社会意义。[132]经济史专家全汉升在《宋末的通货膨胀及其对于物价的影响》中则引进了经济学的学理和概念：“在讨论宋末通货膨胀对于物价的影响以前，我们先要明了经济学上的货币数量学说。”[133]可以说，史语所蕴含了不少变革的因子，已经达到了临界点，即将破茧而出，突破“新汉学”的格局，成为“新史学”范式的温床。可惜近在咫尺，却最终未能跨出关键性的一步。

“新汉学”何以不能与时共进，根据学术气候的变化，及时吸纳新知，调整路向，却反而阻断“新史学”范式的发展呢？首先是知识背景方面的原因。胡适“中学止于乾嘉，西学止于赫胥黎”，“赫胥黎以后的‘社会科学”’，胡适“连皮毛也未碰过的”。胡适的落伍在于“他对‘经济学’这门重要的‘行为科学’的知识是一团漆黑；而现代史学近百年来一马当先的正是‘社会经济史”。[134]。胡适留学时也没有积极接近西方史学的新动向。他后来回忆说： “在历史系里面我只认识几个人，如授政治理论史的开山宗师顿宁（Willian A.Dunning）教授和倡导新史学，后来又创办‘社会研究新书院’（The New School for Social Research）的罗宾逊（James Harvey Robinson）教授；以及第一位以自己经济观点来诠释美国宪法史的毕尔（Charles A.Beard）教授。此外还有很多大牌教授，可惜我不能在历史系化太多的时间。我最大的遗憾之一便是没有在历史系选过一门全课。当时最驰誉遐迩的一门课，便是罗宾逊教授的‘西欧知识阶级史’。这门课事实上是一门研讨蕴育各时代西欧文明的思想史和文化运动史。这门课在学术圈内享有其应有的声誉。罗氏印有讲授大纲和参考书目。我读了这些大纲之后，觉得它极有用。但是我最大的遗憾便是没有选修这门启蒙的课程。”[135]何炳松翻译鲁滨逊的《新史学》时，曾屡邀胡适作序，胡适却一再拖延而终未作成。此事或许从一定侧面反映出胡适对提倡这种新史学并不热心。[136]何炳棣常在胡适面前批评傅斯年办史语所“未曾注意西洋史学观点、选题、综合、方法和社会科学工具的重要”，胡对此坦承道：“我根本就不懂多少西洋史和社会科学，我自己都做不到的事，怎能要求史语所做到？”[137]

1933年初，中央研究院一度有意将史语所与社会科学研究所合并，遭到傅斯年的坚决抵制。傅氏认为，两所工作性质不同，史语与经济社会并非一路，尤其与经济无法打成一气。[138]傅斯年的这种态度固不免组织人事方面的考虑，但更是其学术立场、学术观念的反映。傅斯年虽有近代学术观念，但仍植根于汉学传统。“顾炎武搜求直接的史料订史文，以因时因地的音变观念为语学，阎若璩以实在地理订古记载，以一切比核辨证伪孔，不注经而提出经的题目，并解决了它，不著史而成就了可以永远为法式的辨史料法。亭林、百诗这样对付历史学和语言学，是最近代的：这样立点便是不朽的遗训。”[139]汉学是他们的看家本领，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岂可轻言放弃。因此他们往往固执旧说，遮断后来之新学。加之风气既开，规模已立，船大调头难，“新汉学”的领导者与梁启超惯于“以今日之我与昨日之我战”不同，大概也失去了自我否定、自我超越的魄力和勇气。其次是门户之见。当1930年底朱希祖课程改革失败后辞职，校长蒋梦麟暂代史学系主任之时，幕后主持史学系工作的傅斯年将朱希祖的改革措施全盘推翻。1931年9月史学系公布的新课程指导书指出：史学中的典著，接近史料的工具，整理史料的方法是“三宝”。史学的工具，第一类是目录学。第二类是各种语言。这篇文献的落款为“暂代史学系主任蒋梦麟”，但从它对直接处理史料和扩张研究工具的强调来看，显然是傅斯年的捉刀之作。它所体现的正是傅斯年所撰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的精神。[140]与朱希祖时期的史学系课程相比较，新课程体系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取消政治学、经济学、法律哲学、社会心理学、社会学等科目。因为这些科目属于“泛滥漫汗的知识”、“不能充实的知识”、“不相干的知识”。学生到史学系来学习，“应是借教员的指导取得一种应付史料的严整方法，不应是借教员的贩卖聚集一些不相干的杂货”。[141]道不同不相为谋。“新汉学”竭力扼杀异己的倾向，以贯彻实行自己的学术主张。陈寅恪向傅斯年推荐张荫麟入史语所被婉拒一事也是明证。1933年11月，陈寅恪致函傅斯年推荐即将归国的斯坦福大学哲学博士张荫麟进入史语所或北京大学史学系，函谓：“张君为清华近年学生品学具佳者中之第一人，弟尝谓庚子赔款之成绩，或即在此一人之身也。张君颇年少，所著之学术论文多为考证中国史性质……其人记诵博洽而思想有条理，以之担任中国通史课，恐现今无更较渠适宜之人。若史语所能罗致之，则必为将来最有希望之人材，弟敢书具保证者，盖不同寻常介绍友人之类。”面对陈的大力推荐，傅斯年仅以“此事现以史语所之经费问题似谈不到”轻描淡写地敷衍推脱。[142]傅斯年的态度主要基于治学门径上的歧异，其用人以学缘亲近者为首选。正如胡逢祥所指明的：“其所钟情和肯定的乃是科学实证一派的治学路向，顺之者纳，异之者拒。”[143]傅斯年及“新汉学”派的门户之见在对待走综合路线的学者的认识和评价中也时有流露。在他们眼中，有价值的成果是关于具体问题的考订，而不是宏观体系的构建。傅斯年及顾颉刚赏识钱穆主要是因为《刘向歆父子年谱》和《先秦诸子系年》等考证性作品。而“著史”的《国史大纲》则造成傅斯年与钱穆的关系恶化。以致傅斯年后来对人说，钱穆的东西他从来不看，[144]尽失起初的推重之意。他们对郭沫若则重视其《两周金文辞大系》等古文字著作，1930年初，傅氏还有意由史语所为郭沫若印行《甲骨文字研究》一书。[145]1948年郭沫若当选中央研究院院士，胡适、傅斯年都出力不小，但将他列入 “考古学及艺术史”。[146]傅斯年在评语中写道:“郭君研究两周金文以年代与国别为条贯，一扫过去‘以六国之文窜入商周，一人之器分载数卷之病’，诚有‘创通知例开拓阃奥之功’；其于殷商卜辞，分别排比，尤能自成体系，其所创获，更不限于一字一词之考订，殆现代治考古学之最能以新资料征史者。”以《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金文丛考》、《卜辞通纂》为郭氏参评的代表作。[147]而其以宏观综合见长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受到主流派的冷落。1931年，丁文江撰文批评法国汉学社会学派葛兰言的研究，傅斯年则声援丁氏道：“凡外国人抹杀了中国的事实而加菲薄，他总奋起抵抗，……论学如他评葛兰内的文，都是很有精彩的。”[148]可见傅斯年与当时学术新趋向的异路。傅斯年对主攻社会经济史、与朱谦之共同发起“现代史学运动”的陈啸江也很不以为然。1942年傅斯年为中英庚款董事会和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审查历史类补助金申请时，他说：“此君之所计划，弟早已见到，并亲听其解释。觉其空洞无当，且不知何者为史学研究问题，故拟此怪题。”[149]门户之见导致话不投机、党同伐异，学术资源的分配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这反过来又造成学术上的固步自封。最后，门户之见后面还隐藏着派系利益和集团利益。民国时期的“新汉学”派控制着主要学术命脉，占据了一流大学的讲坛，把持着高级学术机构的领导权，形成一派最有影响的势力。顾颉刚说：“抗战前，北平流行着一句话：‘北平城里有三个老板，一个是胡老板胡适，一个是傅老板傅斯年，一个是顾老板顾颉刚。’从形式上看，各拥有一班人马，好像是势均力敌的三派。其实，胡适是北大文学院长，他握有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美庚款)，当然有力量网罗许多人；傅斯年是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他一手抓住美庚款，一手抓住英庚款，可以为所欲为。”其实顾颉刚周围也有大量追随者。他当时的人马至少有三套：燕京大学历史系(1936年他出任主任)一套，北平研究院(1935年他出任历史组主任，任用了大批门生)一套，禹贡学会一套。[150]其在学术界也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人物。以门派聚集力量的确可以保证某种学术的扩张推广，但副作用也相当明显。结党的初衷虽可为公，但在实际操作上却也难免营私。时人就有如下感受：“排斥异己，入主出奴，门户党派之见，牢不可破，实有不容他人讲学，而欲养成新式学术专制之势。”“以运动群众之法，提倡学术，垄断舆论，号召徒党，无所不用其极，而尤借重于团体机关，以推广其势力。”[151]“提倡新文化的学者，垄断学籍，排斥异己，俨然有一派顺我者存逆我者亡的气象。”[152]而这种学术垄断、学术专制是与利益分配直接挂钩的。他们往往刻意区分新旧，以新派自居，将异己者列为守旧，以此确立自身的主流地位。有论者指出：“晚近以来，学人多以打倒前人立异，然后借助根在外面的西学树起标杆，以代际兴替之名，行派系分立之实，独树一帜，唯我独尊的大言之下，不过想争取一定的生存空间。”“民国时期的新派”尤是如此。[153]1922年8月28日，胡适在日记中感叹“现今中国学术界真凋敝零落极了”，“旧式学者只剩王国维、罗振玉、叶德辉、章炳麟四人；其次则半新半旧的过渡学者，也只有梁启超和我们几个人。内中章炳麟是在学术上已半僵了，罗与叶没有条理系统，只有王国维最有希望。”[154]傅斯年也说“章炳麟一流人尸学问上的大权威”，在学问上是一再“倒退”的。[155]这实际上是逼迫老辈隐退下野，由自己来接掌学术界的领导权。既然如此，为维护既得利益，“新汉学”派也会对下一代保持警惕和封闭，以防止后来者故技重施，后浪推前浪。由于他们自身对最新的学术方法和观念比较隔膜，调整学术路线，就意味着要更新换代，引进新人，难免造成学术权力的流失和转移。“新汉学”派当然不甘心将刚刚夺得的学术地位拱手让与他人。这种利害考量使他们尽可能地维持现状，继续以新派自居。不过，他们即使能够抵挡一时，却不可能永远拦阻学术发展的脚步。而且，“新汉学”派也为此付出了更大的代价，以致与现代史学的新潮流失之交臂。

结 语

1930年，陈寅恪在《陈垣< 敦煌劫余录>序》中指出：“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此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不入流。此古今学术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156]不消说，史语所心向往之的正是这种“预流”之学。不得不承认，史语所发现并利用了大量新材料，并由此生发出一些新问题，开辟出一些新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辉煌业绩，其影响既深且巨，成为20世纪学术史上的重要一环。不过，以“先进”自期的傅斯年及史语所阴差阳错地卷入了“新汉学”潮流，而与“新史学”范式南辕北辙，呈现出一种倒退迹象。同时，“在史语所成立的时候，世界潮流已开始变动，彼时还不显著，可是后来就越变越大。”[157]由于对当时国际学术走向的判断失当，一心“预流”的史语所不幸融入了日暮途穷的兰克史学的末流之中，为传统史学的流风余韵所裹挟和笼罩。他们欲建立的“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也不过是追步已成明日黄花的欧洲传统汉学而已，与汇接国际主流、赶超西方学者的初衷适得其反。余英时不禁感叹道：“近代中国的史学，从清代训诂考证的基础上出发，一度凑泊而汇入兰克历史主义的末流，真是一个值得惋惜的发展。”结果是把近代中国史学推到了“‘事实主义’的狭路上去，以章学诚所谓的‘史纂’、‘史考’代替了史学本身”。[158]这一局面的造成，史语所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尽管傅斯年及史语所孜孜以求中国史学的科学化、现代化，成绩已斐然可观，但在大方向上却与现代史学新潮背道而驰。这的确是无法挽回的遗憾。当然我们也不必过分苛责前人。今人不过是在时过境迁之后才对20世纪的学术归趋有了确凿的体认。而在傅斯年所处的时代，客观实证史学虽已走下坡路，但余威尤在，仍居于主宰地位；新趋向则刚刚崭露头角，学术能量尚未充分释放，还不被学术界普遍认同。新旧角逐到底鹿死谁手，在当时还是一个未知数。傅斯年为二战前学术界的流行观念所支配，难免身在庐山之惑，无法做出正确的抉择，实不足为怪。不过，在20世纪学术大势已经基本明朗的今天，我们理应超越作为局中人的傅斯年的朦胧认识。基于此，今日学术界在发掘承续傅斯年及史语所开启的学术传统时，切不可只眩迷于前贤的辉煌成就，一叶障目，不见泰山，而应当对其局限缺失保持清醒的意识，慎思明辨而斟酌去取，这样才可能使学术更上层楼、渐入佳境。

Splitand tally of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in charge of Fu Ssu-nien between modern historical trend

CHEN Feng

In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he world historiography trend is from Rankean historiography to the new historiography. At the same time Chinese historiography was undergoing a deep tranform. The rise and fall of new historiography and new hanxue is critical line. New historyiography laid particular emphasis on social history and civilian history. It depended on the method of social science. New historiography concludes Liang qichao’new history, materialist historical school and comprehensive historiography in the 1930s. New Hanxue underlined objective and positivism. Its center is Historical Textual Research. New Hanxue attach its to the Rearranging the National Heritage movement that hushi advocated. In fact New Hanxue is an old trend though it is in orthodox before 1949. The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IHP）in charge of Fu Ssu-nien belong to New Hanxue even if it holding high the banner of science. Limit to knowledge background, school prejudice and group interest, IHP run counter to modern historical mainstream